英国依恃所谓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而美国鉴于英国从中国得到种种特权，便以威协手段从清政府获得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取得了英国通过战争所攫取的许多权利。这是中美两国政府发生外交关系的开始。本文试图探讨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委，请同志们正误。

一　美国东印度舰队来华巡航

美国从中国得到最惠国待遇，经历过一个曲折过程。最初由东印度舰队司令劳伦斯·加尼（1789—1868年）于1842年提出，经清廷同意，最后由赴华特命全权公使凯莱布·顾盛（1800—1879年）于1844年订于《望厦条约》。由于最惠国待遇的内涵基本上属于贸易范畴，其背景则伏根于美商对于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的不满，美中贸易的发展，林则徐的禁烟正义举措和鸦片战争后英国在对华贸易中的绝对优势。

19世纪前半期，自然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中还占居主导地位。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不起重要作用，所以长期以来，中国就采取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此外，清政府又从巩固其统治出发，为了防范外国与国内民众联合掀起反抗斗争。对在华外国人的活动采取了严格限制政策。这样封闭性的对外政策，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财富的森严壁垒，引起各国的普遍不满。

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当时美国已进入资本主义长足发展阶段。资本原始积累的需求，推动着它实行向外发展的政策。所以自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第一次来华以后，对华贸易便克服重重困难，迅速发展起来，到19世纪中期，美中贸易已经发展成为美商向中国走私鸦片和从中国输出丝、茶为主体的繁茂交易关系，美国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法和古巴，居于第四位。〔1〕资本家的欲壑是难填的， 对华贸易愈发达，他们愈益要求突破中国的关卡，长驱直入，从中国攫取更多的财富。

兴盛的对华贸易给美商提供了惊人的利润。但他们所经营的鸦片贸易却给中国的国计民生带来严重的恶果。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不能听之任之，坐视不顾。于是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到广州查禁鸦片。1839年，他采用果断措施，迫使外商向中国政府缴出所有的鸦片，并出具甘结誓言不再作鸦片生意。林则徐的正义行动镇慑了在华美商。他们感到此后不仅贸易难以发展，而且生命财产也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从而清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保障他们的所谓在华利益。

1839年5月25日，广州美商联名上书国会，要求政府制定措施， 改进和中国的关系，提高他们的在华地位，进一步发展美中贸易。他们的中心思想是请求联邦政府派遣舰队来中国保护美侨的生命财产，建议美国联合英、法、荷兰等国或其中任何一国，迫使中国和美国建立“安全”和“公正”的商贸关系，并派遣代表来华谈判商约，要求清政府：准许外国使节驻扎北京、公布固定税则、许可外商到广州以外的港口通商、赔偿外商因禁烟所遭受的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他们还强调美、英、荷组织联合舰队，使用示威、恫吓手段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2〕除了以上的请愿书外， 还有个别对华商人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就请愿书所要求的内容和建议使用的手段而论，美国对华商人是主张用武力强迫清政府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所谓的改革，实质上是横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是典型的侵略行经。 他们的以上要求形成美国19世纪上半期对华政策的框架，虽然中美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向前发展，但基本上没有远离以上的侵略政策。

由于当时通讯缓慢，大大后推了美国国会收到广州美商申请书的时日。1840年1月9日，麻萨诸塞州的众议员艾博特·劳伦斯才把它转交国会，促使联邦政府采取对华决策。美国自建国以来，在对外方面既瞩目于西部领土的扩张，又亟亟于解决与英国的若干纠纷。对华问题始终未曾唤起联邦政府的注意，这个申请书终于把美中关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众议院根据申请书的内容，向总统范布伦、财政部长利瓦伊·伍德伯里等要求提供对华贸易，贩卖鸦片等资料，对中美关系进行了讨论。〔3〕。

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是以自己政治经济的需求为依据，而又受到自己的军事力量所制约的。19世纪4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着它去开辟海外市场，但它还处于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在军事上尚还缺乏向远东出兵的力量，从而难以实现在华商人所提出的“炮舰政策”。再者，独立战争和英国造成的宿怨深仇以及“1812年战争”与加拿大边境纠纷所引发出来的仇英激愤，也不允许联邦政府与英国建立反华的统一战线。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国只能在中国被别的国家挫败之际，派一个象征性的舰队前往中国，施展借风使船的伎俩，亦步亦趋地得到他国已经取得的权益。众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皮肯斯曾对中国问题明确地表示：“我们的唯一目的是把我们的贸易置于与其他国家平等的基础之上。”〔4〕

以上政策的具体落实，就是联邦政府派遣海军准将加尼率领东印度舰队前来中国。加尼是新泽西洲人，毕业于海军学校。1813年被委为海军上尉，曾相继任舰长和舰队司令。“1812年战争”激发了他的反英情绪，成为一个激烈的仇英份子。后来在加勒比海缉捕海盗船。1825年擢升为指挥官前往地中海镇压海盗，因护送美国商船有功，1840年由上校升为准将，任由旗舰“星座号”和炮舰“波士顿号”组成的东印度舰队司令。〔5〕

海军部长詹姆斯·波尔丁在加尼启碇来华前曾给他训令，特别指出：这次巡航的任务是到中国海保护美国公民的安全和利益；对于中英战争严守中立；遵守中国的制度；禁止美国人作鸦片贸易。〔6 〕这个训令体现了在华美商的主要要求，反映了美国当时的反英思潮，也顺应了一般美国人对鸦片贸易的嫌憎。1842年3月22日，东印度舰队抵达澳门。

总之，这个舰队的来华是联邦政府根据美商的要求，结合当时美国的实际情况，经过讨论所进行的一次巡航，其目的是所谓的发展美国的对华贸易，具有明显的侵略目的。

二　加尼要求最惠国待遇与清廷的拒绝

不言而喻，由两艘兵船所组成的舰队停泊在澳门海面，对清政府并不具备寻衅的力量，但当时对于中国某些封疆大吏，也能起一定的威协作用。原因是：他们在对英战争的直接打击下，慑服于西洋的船坚炮利，对西方国家产生了严重的畏惧心理，由过去的对外自高自大，一变而为卑躬屈节，对西方国家的要求唯命是从，不敢稍加违抗。加尼就在这个时机，利用这个区区的舰队，迫使两广总督祁＠①同意了他所提出的最惠国待遇要求。祁＠①是一个对外投降派，曾先后任广西、广东巡抚，1841年祁＠①被授两广总督，与英军战于广州，曾因败北主和。《清史稿》称他对英“依违和战之间，苟全而己。”〔7〕

加尼来到中国时，鸦片战争尚未结束，不过主要战场已经转移到浙江。广州的情况基本安定。这里美商照常贸易，不受干扰。所以他所承担的保护美商生命财产的任务，实际上已经成为过去。于是加尼首先宣布不许美国人或他国公民利用美国旗帜进行鸦片贸易。但他根本没有认真禁止这一罪恶贸易的意愿，所以也没有订出具体措施。结果，是美商的鸦片船穿梭于珠江之上，鸦片贸易照常进行。这个声明实际上是一纸空文。但是，祁＠①为了取悦于加尼，竟颠倒是非，歪曲真象，公开宣扬美商“只作高尚生意，与鸦片无关。”〔8 〕加尼又因中国军队在1841年与英军作战时误伤美侨和船只，要求赔偿。

加尼为了深入试探祁＠①对东印度舰队来华的态度，曾经不顾海军部长的训令，故意破坏清政府海关制度，1842年4月13 日指挥东印度舰队长驱直入，到达黄博。出人意料，祁＠①不但不进行抗议，反而向行商为加尼辩解，称他不怀疑加尼“怀有任何恶意”。〔9 〕加尼又拒绝按照中国规定将要求赔偿的照会由行商转交总督衙门，而由一个上校直接交给一位同级官吏。此外，祁＠①还破例命令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访问了东印度舰队。〔10〕关于以上情况，祁＠①最初对清廷隐瞒不奏。10月，他才在一个奏折中称：“咪＠②＠③兵船二只，护送夷货驶至黄埔，“吴建勋等应邀上船参观，从而掩盖了事实的真象。〔11〕

祁＠①除对加尼作出以上的忍让和逢迎外，还在给加尼的照会中处处表示与加尼友好。〔12〕加尼就利用祁＠①的软弱、怯懦和他出于＠④谀所称颂的友情，以东印度舰队为后盾，在适当时机，向他要求一定的权益。

1842年8月29日，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 使其对华贸易处于比任何国家更有利的地位。相形之下，美国与英国竞争，便难操胜券。加尼作为美国的代表，对于美商将遇到的困难，不能袖手旁观，况且他又是个坚决反英分子，决不能对英国的优势地位，无动于中。当他听到钦差大臣伊里布将到广州，和英使朴鼎查商议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及税则的消息后，就认为向祁＠①要求享受最惠国待遇，改善美商境的时机已经来到。〔13〕1842年10月8日， 他照会祁＠①道：“我饶有兴趣地得悉：与英国人商谈通商事宜的钦差大臣将于近期内来到广州，并且将签订一个只对英商有利的商约。我渴望帝国政府关注美国的商业利益，切盼考虑美国贸易的重要性，使美国人在贸易方面与享受优惠待遇的他国商人处于平等地位。”〔14〕这个照会显然是要求最惠国待遇，为美商争取与英商平等的经商权利。

祁＠①对加尼所要求的最惠国待遇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10月15日，他照会加尼说：“皇帝和他都深知美国一贯遵纪守法，现在应该理应受到特殊的照顾。等到钦差大臣来到，订出新商约，经皇帝恩准执行时，“坚决不能让美商受到冷遇。”〔15〕加尼根据以前祁＠①与他交涉的表现，认为以上的答复就意味着祁＠①允许了最惠国待遇，自己已经胜利地超额完成了任务。于是准备回国，但他又接受美国领事士那的建议，继续留在澳门，以便根据形势的发展，随机应便。不过，他趁钦差大臣未到的时机，前往马尼拉巡视美侨情况。

加尼的最惠国待遇要求涉及到清政府与英国的关系，如果处理失当，可能酿成祸端，祁＠①不敢隐瞒朝廷。1842年11月21日上奏说：“据咪＠②＠③国夷目咖呢投递文信，其意欲恳求代为奏请施恩，许该国夷商得与＠⑤咭＠②国夷商一体贸易。臣当与靖逆将军奕山、抚臣梁宝常公司商酌，复令听侯钦差大臣到奥，会同查复，再行办理。”〔16〕十分清楚，这个奏折回避了他对加尼的承诺，只是以汇报的口气上奏朝廷。

这时，鸦片战争已经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圮败，事实证明它业已丧失了抗击西方侵略者的能力。但是，清廷在长期与西方隔绝的情况下，妄自尊大的思想根深蒂固，一时还难以转变。清政府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坚持实行闭关自守政策，拒绝对外开放。根据它的考虑，中国既然败于英国，不得己对英按新章实行五口通商。至于其它西方国家商人则必须遵旧制，只能在广州贸易，不得效尤。所以祁＠①的奏折于12月12日到京后，遭到严厉的驳斥，当天发下“廷寄”称：“咖呢所陈贸易事宜，著伊里布于到粤后，会同祁＠①悉心筹议，不可有所增改。或洋商苛累该夷之处，著伊里布等查明示禁，以昭体恤。倘敢凯觎设立马头等事，务即剀切谕止，断不准稍有迁就。”〔17〕

清廷以上的方针，还体现在对于美国商船，前往宁波一事。1842年11月27日，一艘美国船到宁波要求靠岸贸易。两江总督耆英上报的奏摺于12月15日到京后，清廷立即谕令：“即告该国向在广东贸易，由来已久，仍应回至粤省，照旧通商，天朝制度自有一定，不能少有改变。以示限制为要！”〔18〕

从以上两个诏令，可以看出，清廷仍然站在鸦片战争前的立场上，竭力维护旧的对外制度，坚持推行闭关自守政策，不许少有改变。

三　清廷政策的改变与伊里布、耆英的作用

伊里布和耆英针对清廷只许英国在五口贸易的决定，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和祁＠①一样都属于投降派。不过，他俩参加过与朴鼎查的和约谈判，根据从中所了解的蛛丝马迹，自以为对于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有了深层的认识，从而提出了所谓适应新形势的策略，促使清廷接收了他们的意见，改变了以前的方针。

伊里布曾于1840年由两江总督授钦差大臣，赴浙江办理抗英军务。他镇慑于英人的“船坚炮利”，主张对英妥协，反对林则徐禁烟的爱国措施。1841年，他擅自与英军订立停战协定，引起国人的不满。清廷迫于舆论，将他鞫讯。第二年又被起用，随杭州将军耆英向英军乞降。 8月，奉命同耆英与英国代表朴鼎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0月，被授广州将军、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与英方商订税则，办理善后事宜。〔19〕

伊里布在赴广州途中接到1842年12月12日的“廷寄”。他认为禁止英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到四口贸易，是对外的失策，曾上奏朝廷，陈述自己的意见。他审时度势，首先把英国的态度作为考虑是否对各国开放四口的前提。他说：“前在江宁，夷酋＠⑥＠⑦喳曾有各国前来福建、江、浙各处通商，中国但肯允准，该酋断不阻止以求专利。是其意已暗有邀约各国同来商贩之见。”他根据朴鼎查以上的表示，进一步推测：既然英国已经邀他国同来贸易，如果中国阻拦，将会发生技节。他又担心它们和“＠⑥咭＠②串通，一同前来商贩，我亦难于阻遏。反使惠出夷酋，而各国德在英国，怨在中国，亦为失算。此事惟俟到粤后，与督抚臣熟筹妥议，并须与夷酋＠⑥＠⑦喳商定，方可议有定局，会奏请旨准办。”〔20〕

以上的奏折于1842年1月17日到京。清廷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廷寄”称“伊里布所奏不为无见。“因而放弃了以前闭关自守的政策，允许各国到开放各口贸易。但又怕“难保英夷不以各国分得其利，又酿争端。”因而又谕令伊里布到广州与朴鼎查“从长商办，妥为定议。”〔21〕以上的奏折和廷寄说明清政府认为既然英国许可其他国家在四口通商，如中国拒绝就引起各国的怨恨，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采取顺水推舟的策略，答应别国的要求，也同样开放各口。所以，清政府以上的决定是根据朴鼎查对各国的态度作出的。实质上，清政府根据英国的态度，决定了对美国的政策。

1843年1月19日，也就是伊里布奏折到京的第三天， 清廷又接到耆英的奏折。耆英也是对西方国家的投降派。他自1829年起任尚书等要职。1838年为盛京将军。1842年8月，英军犯南京下关江面， 道光命耆英与伊里布赶往南京与英军谈判。他认为“该夷船坚炮猛”，“非兵力所能制服”，8月29日， 和伊里布完全接受了英国代表朴鼎查提出的屈辱条款，签订了《南京条约》。9月，被任命为两江总督， 受命筹办通商和浙江、福建的外交。〔22〕

耆英和伊里布的论点基本相同。不过，他根据自己的主观揣度，开放五口问题比较复杂。他认为美法等国的要求在广州以外口岸通商，是由于英国和它们在鸦片战争中的勾结，他在奏折中首先上报：“惟臣于七月间与＠⑤夷议抚之时，已经虑及各夷效尤，曾向英夷诘询。嗣据覆称：海外诸国，只准在粤东通商，英国不代求恩，倘大皇帝恩准他国亦赴闽、浙、江苏贸易，英国绝无靳惜。”

耆英根据朴鼎查以上的表态，便作了进一步的推论。他肯定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就与各国勾结在一起，暗地得到它们的帮助，如战争开始时英国船只本来不多，但以后逐日增加，总计达到一百几十艘。如果不是各国相助，英国不会有这样多的战舰与中国交战。现在英国已经胜利，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各夷仍在广东向隅受累，易地而观，窃恐心有不平。各夷既可资助＠⑤夷，＠⑤夷何独不可资助各夷，此理势之必然者也。”

按照耆英的逻辑，假如中国不对各国开放四口，各国就不可在英国的帮助下，秘密地到各口贸易，中国也无从觉察。这样，“是＠⑤夷竟可市德于各夷，而阴操我国之利柄，各＠⑤不克邀惠于天朝，而维絷＠⑤夷之手足。从此夷与夷则相结日深，而夷与我则乖违日甚，一英夷已足为害边疆，况合众夷而使之为一耶？”针对以上的情况，他提出了自己的策略：朴鼎查“既肯通融，各夷亦皆乐从。法穷则变，与其谨守旧章，致多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可见耆英认为问题的关键，也同样在于＠⑥＠⑦喳对开放四口的态度。他和伊里布一样，在这个决策上也是以朴鼎查马首是瞻。

再者，据他分析，推行“一视同仁”政策，对于海关税收并无损失，因为广州少收而其他四口则增多。”挹彼注兹，仍于国课无关。”另一方面，他还从国防考虑，认为这个政策也不失为上策，因为“可将一处之夷船，散之五处，其势自涣，其情自离，藉以驾驭外夷，未始非计。”〔23〕他这样地看问题，当然不符合客观实际。西方诸国之间的团结与分裂，不决定于聚集在一口或分散在五口，而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利害关系。诸国聚在一个港口而矛盾重重，也将互相倾轧，争夺不休；疏散在五口而利害一致，也能狼狈为奸，共同与中国为敌。历史证明：西方国家在多于五口的商口经商，在对我国侵略时，仍然往往沆瀣一气，采取一致行动。各国的侵略势力从来没有因为分散于各口而受到削弱，清政府更未曾由于同样的原因，而能将各国驾驭，所以耆英的观点纯属主观臆断。

耆英以上的奏折，更坚定了清廷对伊里布对外方针的信心。于是谕令耆英函商伊里布，“熟计万全，具奏请旨。”〔24〕这样，清政府不仅答应了加尼所要求的英国用武力所得到的一切权利，而且对其他西方国家也一视同仁，同样赋与了最惠国待遇。其后果只能是开门揖盗，给国家造成更严重的困难。

1843年1月1日，加尼自马尼拉返回澳门。同月10日，钦差大臣伊里布到达广州。但还未同朴鼎查谈判商约，于3月4日病故。所以加尼必须等候新任钦差大臣耆英前来解决税则等问题。他趁机又照会祁＠①重申最惠国的要求。祁＠①劝他等待钦差大臣的到来，称将来的商约将适用于美国及其他国家。〔25〕通过与祁＠①的交涉，加尼深信清政府已经允许美国享受最惠国待遇，完成了巡航的各项任务，而且耆英的来粤尚无定期，于是1843年5月启碇回国。

耆英于1843年6月4日到达广州。他在对外屈服的思想支配下，急速与朴鼎查在香港议定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并商定英商自7月27日起按照新税则在广州通商。 美国的代理广州领事爱德华·咯京为了证实新税则是否适用于美商，7月28日致函耆英， 要求美国商船“玛丽·奇尔顿号”也照新税则纳税，耆英除允准外，还通知海关监督对美船按新章纳税。〔26〕这封信是耆英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代表清政府允许美国商人可以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正式通知。从此美商便合法地得到了英国使用武力所获得的除割让香港和赔款外的其他权利。9月5日，耆英将以上情况奏报朝廷备案。〔27〕

四　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载入条约

虽然清政府允许了加尼所要求的最惠国待遇，而且已经付诸实施，但联邦政府始终茫然不知。原因是：加尼在中国的交涉实际上是他个人临时见机行事的行动，并不是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委派的任务，所以国务院自始就毫无所闻。虽然后来他把与祁＠①的交涉经过及时报告海军部，但因为通讯的缓慢，也没有得到海军部长的指示，更没有与国务院取得联系。因而国务院始终不知道加尼在中国获得最惠国待遇的信息。结果，联邦政府在加尼于中国巡航的时候，又筹划遣派凯莱布·顾盛来华，与清政府商订条约，要求得到英国通过战争所获得的权益。既然加尼已经事前得到最惠国待遇，顾盛便轻而易举地把按最惠国待遇所攫取的权益，订在条约以内，落实了联邦政府所交给他的使命。

《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引起身在中国的加尼向清政府提出最惠国的要求，而且也导致美国联邦政府要求清政府允许享受与英国同样的权利。1842年12月31日，泰勒总统向国会提出咨文，建议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完成这个使命。经过众参两院的热烈讨论，总统于1843年5月8日任命凯莱布·顾盛为“特命全权公使”， 前往中国和清政府交涉，落实这个特殊任务。

顾盛是麻萨诸塞州新柏里港人，联邦众议院议员。父亲是航运资本家，在他的家族中有不少贸易界知名人士。有的还从对华贸易中赚了大量财富。顾盛自哈佛学院毕业后，曾任律师。1835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他的出身家庭、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把他塑造成一个富有侵略性的资产阶级政客。他赞成美国向外侵略的所谓理论——“天命决定论”，极力宣传在北美扩张领土，是个猖狂的扩张主义者。因为英国是美国在北美扩张的主要障碍，他也成为坚定的反英份子。他出于对英国的仇恨，痛斥英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指责英国在中国的贩卖鸦片和鸦片战争是违犯上帝意旨的罪行。顾盛故乡的对华商人由于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偏见，以及对清政府闭关自守政策的不满，对中国有所诋毁。顾盛在他们的影响下，多年来就把中国看作是愚昧落后的古老大国。他在对中国轻蔑的思想指导下，到中国后，便对清政府官员傲岸无礼，时时进行威协。〔28〕

在准备遣使来华的过程中，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为了出使的胜利，曾经作了周密的筹划。他向对华商人发出咨询信二十多封，征求意见，最后参考各方面的建议，给顾盛发出了训令，指出：英国对华战争胜利的后果之一，是中国又对英国开厦门、宁波、上海和福州为商口。这些港口位于物产丰富和人口密集的省份，将来必定发展为重要的商品市场。所以使节团的主要目的是使美国商船按照英国人所享受的权利进入这些港口。

韦伯斯特要求顾盛在中国人面前显示出美国人的高尚气质，以及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富饶强大。指示顾盛宣扬美国有广袤的领土，与世界各地都有兴旺的商业关系。提出顾盛应该说明美国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经过七年的反英战争，终于获得了独立。它现在和英国完全是平等的关系：美国在其近邻不占有任何殖民地，因而与重洋瞪隔的中国更不会互相猜忌。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与中英之间的关系不同的。

训令强调说：“你应该以坚定的措词和果断的态度表示：如果帝国政府允许它国人民比美国人民享受更多的权益和有利的贸易条件，美国将不可能与中国皇帝保持友好的关系。希望你也相信自己将成功地签订一个象中英条约那样的条约。”〔29〕此外，韦伯斯特还要求顾盛在可能的情况下到北京去觐见皇帝。这个训令不仅是顾盛使华的行动指南，也成为19世纪对华政策的蓝图。

联邦政府为了向中国政府炫耀威力，也为了表示对使节团的重视，组成了所谓的随行舰队。旗舰是火轮护航舰“密苏里号”，还有护航舰“布兰迪瓦恩号”、炮舰“圣路易斯号”和方帆双桅舰“佩里号”。顾盛于1843年7月24日自华盛顿驶华。由于“密苏里号”在直布罗陀被焚，第二年2月24日，使节团乘“布兰迪瓦恩号”抵达澳门。

此后，顾盛便和代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程ｙù＠⑧采开始了交涉。这时，他确切得悉由于加尼的要求，中国政府已经赋于了美国英国所获得的贸易权利，也就是他所肩负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已由加尼完成。正因为如此，程ｙù＠⑧采认为美国与中国既无战争，而且又得到了与英国的同等待遇，所以没有再订条约的必要。但顾盛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对程ｙù＠⑧采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对他妥协。

另一方面，顾盛又从与程ｙù＠⑧采的交涉中， 了解到清政府坚决反对外国使节进京。这时，清政府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威信大大降低，全国各地怨声载道。如果外使进京后，根据西方的礼数，拒绝向皇帝行叩首的觐见礼仪，将使“天朝”的尊严更受损害，更加降低皇帝在国人心目中的威信。顾盛察觉中国政府怵惕外国使节进京以后，便以要求进京作为要挟的手段。结果，清政府为了阻止顾盛进京，再次派耆英为两广总督、钦差大臣，急速前往广州与顾盛商订条约。

耆英于1844年5月31日来到广州。6月18日便与顾盛在澳门的望厦村进行谈判。耆英的方针是：只要顾盛放弃进京的要求，就可以用中英条约为蓝本，与他签订中美条约。顾盛的策略是：如果中国给予美国英国所获得的权利，完成联邦政府所交给的使命，便放弃进京的要求。所以二人的分歧要害是进京问题。至于条约的内容，双方的意见基本一致。经过反复磋商，在顾盛放弃进京的要求前提下，双方在条款方面很快达成协议。7月3日签订了《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由于谈判是在望厦村进行，通称为《望厦条约》。

这个条约共有三十四条，除割地赔款外，把中英条约的基本内容都收纳在内。另外，还增加了一些有助于美国人在华经商、传教和生活等方面的内容。第二条又特别规定：“合众国来中国贸易之人所纳出、入口货物之税饷，俱照规定例册，不得多于各国。……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30〕

《望厦条约》既然把英国所得到的权利包括在内，实际上也就是享受了最惠国待遇的权利。第二条又订出以后如他国获得新的权益，美国也应一体均沾，就意味着把美国在华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永远固定下来。这一条是循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八条的先例。其内容为：“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31〕

顾盛称朴鼎查订出这一条是“正确的”、“恰当的”，表现了朴鼎查的“智慧”和“远大眼光”。顾盛认为，欧美其它国家之所以能在中国享受种种特权，完全有赖于英国用武力战胜了中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国客观上为各国立了功勋。所以，以后英国享受各国在中获得的利益，是无可非议的。顾盛的以上认识充分证明：顾盛虽然是个反英主义者，但在侵略中国方面却是与英国一致的。

关于最惠国待遇对于美国商人的必要性，顾盛认为这是美国商人和其他国家商人在中国进行竞争的必要条件。他说：只有把最惠国条款订在条约之内，“我国商人的经营和航海家的技巧与勇气，才能在中国的平等环境中，进行安全的、公正的商业竞争。”〔32〕

继美国之后，其他欧洲国家和清政府签订条约时，都把享受最惠国待遇列为条款之一，使之成为列强加深和扩大对中国侵略的一个依据。事实证明，与伊里布、耆英的主观臆测相反，清政府赋予各国最惠国待遇，实行“一视同仁”的对外政策，不但不能起离间各国侵略势力的作用，不能收到涣散它们贪欲的效果，反而形成它们共同向中国侵略的纽带。它们通过最惠国待遇条款，互相勾结，把侵略的触角，伸到我国的各个领域，给国家造成更严重的灾难。

注释：

〔1〕参考：伊萨克·史密斯·霍曼斯（Issac Smith Homans ）：《美国对外贸易历史统计表》《Historical and Statiatisal Account　of the Foroign Commerce of the Unitod States），纽约，1857年

〔2〕《美国众议院档案》（House Document），第40号， 第26届国会，第1次会议。

〔3〕《美国众议院议事录》（Journal of the House of　Reptesentatives）第26届国会，第1次会议，第76、189页； 《美国众议院档案》第71号，第26届国会，第2次会议。

〔4〕《美国国会议事录》（Congressional Globe），VⅡ。

〔5〕关于加尼的生平，参考：卡罗尔·斯图尔·奥尔登（Carrol Stoore Alden）：《劳伦斯·加尼，海军外交家》（Lawrence　Kearny,Sailor Diplomat），普林斯顿，1936年。

〔6〕查尔斯·奥斯卡·波林（Charles Oscar Paullin）：《美国海军军官的外交交涉》（Diplomatic Negotiations of American　Naval Officers,1778—1883），巴的摩尔，1912年，第191页。

〔7〕《清史稿》，中华书局，（以下同此）第38册，第11522页。

〔8〕《祁＠①致行商》1842年4月15日，《美国参议院档案》（Senate Document），第139号，第29届国会，第1次会议，第8—9页。

〔9〕同上。

〔10〕《加尼致海军部长》1842年5月11日，《美国参议院档案》，第139号，第29届国会，第1次会议第14—16页。

〔11〕《靖逆将军奕山、两广总督祁＠①、广东巡抚梁宝常、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奏》，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9年（以下所引此书均同此）第5册，第2395页。

〔12〕加尼在给海军部长的报告中，多次提到祁＠①对他的友好。这些信见《美国参议院档案》，第139号，第29届国会，第1次会议。

〔13〕参考《加尼致海军部长》1842年10月7日，朱尔斯·戴维斯（Jules Davide）编：《中美外交档案》（hmerican Dipomatic　Pap-ers: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威明顿，第1辑，第1册，第61—62页。

〔14〕《加尼致祁＠①》1842年10月8日，《美国参议院档案》第139号，第29届国会，第1次会议，第21页。

〔15〕《祁＠①致加尼》1842年10月15日，上书，第22页。

〔16〕《祁＠①又奏美利坚人咖呢投遽文禀折》，《筹办夷务始末》，第5册，第2471页。

〔17〕《廷寄》（答祁＠①折，并将耆英片给阅看），上书第2-472—2473页。

〔18〕《廷寄》（答耆英折片），上书，第2481—2482页。

〔19〕关于伊里布的传略参考《清史稿》，第38册，第11503—11-505页。

〔20〕《伊里布又奏美法要求通商俟与＠⑥＠⑦喳妥商并酌加洋货内货税则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第2530—25-31页。

〔21〕《廷寄》（答伊里布折片），上书，第2532页。

〔22〕《清史稿》，第38册，第11505—11506。

〔23〕《耆英又奏美利坚等国必欲在闽浙通商似可准其一并议定税则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第2536—2538页。

〔24〕《廷寄》（答耆英摺片），上书，第2539页。

〔25〕《加尼致祁＠①》1843年4月13日；《祁＠① 致加尼》1843年4月16日，《美国参议院档案》，第139号，第29届国会第1 次会议，第33—36页。

〔26〕《咯京致耆英》1843年7月28日；《耆英致咯京》1843年7月29日，《美国领事文件，广州，Ⅲ》（Consul Despatches,Canton, Ⅲ），美国档案馆。

〔27〕《耆英等奏查办美利坚等国通商大略情形摺》，《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第2715页。

〔28〕关于顾盛的生平，参考克劳德·穆尔·菲斯（Claude　Moore Fuess）：《凯莱布·顾盛的生平》（The Life of Caleb Cushing），纽约，1928年。

〔29〕这个训令存于美国档案馆：《外交训令，中国，Ⅰ》

〔30〕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第51页。

〔31〕上书，第36页。

〔32〕《顾盛致卡尔霍恩》1844年8月26日，《美国参议院档案》第62号，第28届国会，第3次会议，第103—104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土’加‘贡’，左右结构

＠②原字为‘口’加‘利’，左右结构

＠③原字为‘口’加‘坚’，左右结构

＠④原字为‘讠’加‘舀’，左右结构

＠⑤原字为‘口’加‘英’，左右结构

＠⑥原字为‘口’加‘朴’，左右结构

＠⑦原字为‘口’加‘鼎’，左右结构

＠⑧原字为‘橘’去掉‘木’，左右结构

（资料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