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一个疫病灾害频发的朝代，在传统医学逐渐发展的基础上，清代人们对疫病的发生、传播、流行及其危害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丰富了预防疫病的切实有效的措施，诸如宣传普及卫生常识，倡导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避免疫病发生；在中央和地方开办医学，教育和推广医学知识；开展检疫与免疫等【l】。与此同时，一旦疫病发生，地方政府和个人针对疫病救疗的措施也是多种多样的。就其大端而言，清代的疫病救疗举措主要有：

一、 采取隔离措施，控制疫情传播

根据正史记载，我国隔离疫病患者的政府行为，至少在两汉时期已经出现。如据《汉书·平帝纪》记载：平帝元始二年（2）四月“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2】353。“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就是在疫情区腾出一些住宅，作为患者的隔离病房，对其集中治疗，切断传染源，以防扩散。

延至清代，在疫病流行时通过隔离的办法以防止疫病传播，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是比以前更为普遍实行的防疫举措。这一方面归因于人们对传统隔离手法的继承和借鉴，而当时一些医家的宣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隔离”的意义，清代著名瘟病学家熊立品先生在其所著《治疫全书》中这样说：“瘟疫盛行，递相传染之际······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凭死者尸棺，触其臭恶；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服。”【3】晴代专门防疫医院的设置是在光绪末年，在此之前，所谓疫病隔离措施的实施和前朝基本相同，即就近疫情区临时构建简易房屋，或者腾出部分宅舍作为安置病人的场所，以达到阻止疫病传染的目的。比如，据乾隆《吴江县志》载：康熙四十八年（1709），江苏吴江因饥荒引发瘟疫，“（王）譧亟出储米五百余石，复籴数百石就家设局······其患病者，于宅南隙地构草厂数十间处之，延医诊治，全活颇多”【4】225。

寺观庙堂向来是灾荒时期流民的临时栖身场所，疫病暴发后，地方政府在办理赈务的同时，有时候也会将患者安置在一些宽敞的寺院内，以便集中救治并与外界隔离开来。比如据光绪《丹徒县志》卷三十六《人物·尚义》载：乾隆五十年（1785），江苏镇江大旱，继而“疫疬大作，郡守鹿公延知赈事，设粥厂四，立条约，男女异路。其病者安置妙高僧舍，给药饵，躬自检视，不以传染为嫌”。疫病流行时，一些慈善机构如养济院、普济堂、栖流所，也常用作收治病人的场所。另外，在清代，也有地方政府强行将病疫之家封闭起来，与外界隔绝，以达到不使疫病传播于外人的做法。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隔而不治的政府行为，虽然是极不人道的做法，甚至现在看来让人难以置信，但不可否认的是，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疫病蔓延传播的作用。

二、 采取避疫之法，减少传播人群

避疫和隔离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疫病传播，避疫的主体是健康人群，而隔离的主体主要是指患者，隔离的目的就是为了避疫，二者的理论意义和实际行为有时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如上述熊立品警告人们，在瘟疫流行时“毋近病人床榻”、“毋凭死者尸棺”、“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服”等，这些内容，既揭示了“隔离”的意义，同时也是“避疫”的具体要求。这里所谓避疫，是指疫病发生后，患者的亲朋、乡邻有意避开患者以免自己被传染的一种做法；同时也指疫病患者死亡后，亲眷乡邻惧被腐尸染上疫气不依丧礼置办丧事，甚至弃死者于不顾的行为。避疫虽然也是一种隔离病人的手段，但和隔离不同的是，这种避疫行为因有碍封建礼制，故不为官府所倡导而仅限于民间个人行为，它是亲朋邻里对患者消极对待而自己则主动躲避的行为。在传统中国，向以人伦为大道、以亲情为至上，以邻里互相帮扶为美德，而避疫的做法显然是与此格格不入的。所以，避疫的行为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中国道德观频繁而顽强的阻击，乾嘉名士梁章钜曾对此强烈谴责：“相传人家父母有偶染时疫死者，全家禁不举哀，人棺后，安置平地，亲属悉避往他处，三日始归。一为不慈，一为不孝，在僻陋乡愚，无知妄作，其罪已不胜诛，乃竟有诗礼之家，亦复相率效尤，真不可解，此所宜极力劝谕，大声疾呼者也。”【5】284在疫病流行时，尽管史书很少记载家族、家庭内部有弃置患者于不顾的事例，但可以肯定，这种被认为不近人隋的避疫行为确实存在。不过，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人们对家中疫病患者不闻不问，邻里们更是唯恐躲之不及，听任瘟疫无隋地吞噬患者的生命。时疫流行，亲人之间生死与共、乡邻们不惧染病亲施药饵的例子，不论是在官书还是地方史志中均有记载。比如，据《清史稿》记载，江苏宜兴人贾锡成，其父映乾“遘疫卒”，“锡成痛甚，伏柩侧喃喃若共父语，梦中或欢笑，寤则大恸”，后终因染上疫病，在其父死亡五日后而卒【6】3760。

当然，在疫病猖獗之时，为了避免被传染，亲友不敢问吊、邻里举家外逃乃至尸体无人收殓的例子也很多。比如，据同治《霍邱县志》卷十六载：乾隆五十一年（1786）夏，霍邱大疫，“民死十之六，甚至有阖家尽毙，无人收殓者”。光绪三十三年（1907），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特尼河地方，蒙族牧民莎音额等数人，因剥食旱獭被传染，死亡5—6人，邻居逃迁一空【7】263。趋吉避凶是人的天性，在传统中国，逃避作为民间对付瘟疫最本能的手段，虽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却是避免死亡的最好方法。对于古人的避疫行为，医史学家范行准曾这样说：“要想避免传染病的蔓延，在预防接种未发明以前，与病人的隔离，虽然觉得有点消极，但不能不说是最彻底的预防法······在今天说来，仍属重要。”【8】29

三、 针对疫区施医送药，积极救治患者

当疫病来临之际，地方官府、慈善机构以及一些医家对患者积极施医送药的行为，在清代可谓是最普遍的救疗举措。在“家国一体化”的传统中国，皇帝是所有子民的“大家长”，关心子民的疾苦，是对皇帝本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清代，在国家医疗机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央官府缺乏相应的救疗措施，疫病流行时，皇帝——也就是国家对子民的关心，不像发生水旱灾害那样，有明确的救助政策予以昭显，这时，作为民之“父母”的地方官，就成为传达皇帝爱民之意的直接践行者。而对于这些怜惜民命的地方官，官书也常将其作为循吏或孝义之人予以表彰。比如，雍正年间，湖南道州发生瘟疫，知州翁运标亲持方药巡视，曰：“我民父母，子弟病，奈何不一顾耶？”【6】3777乾隆三十六年（1769），泗州水，继而大疫，太平知府沈善富奉命前往助赈，“设局施药施瘗，绝荤祈禳”【6】1041。

在疫病的社会救疗中，地方慈善机构也发挥了一定功能。清代，以恤贫救孤为宗旨的各类慈善机构遍布各地，这些慈善机构有院、堂、局、坊、所等名称，诸如养济院、居养院、普济堂、积功堂、育婴堂，医药局、慈幼局、安济坊、栖流所等。它们虽然名称各异，但其基本社会功能大致相同，即都是以扶弱济贫、留养幼孤老疾为主要目标，而且得到了朝廷的支持与勉励。如乾隆四年（1739）谕曰：“各府州县设立养济院，原以收养鳏寡孤独疲癃残疾之穷民······著各省督抚各饬所属州县官，体国家设立养济院之至意，与朕哀此茕独之心，实力奉行，毋得视为具文故事，该督抚亦当时时留心访察。”【9】5296

施医送药作为救疗疫病最主要的手段，地方社会力量特别是医家个人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要超过官府。这不但表现在地方官的救疗行为往往通过延请医家来完成，更为重要的是医家主动施救的个人行为极其通常普遍。所以，归根到底，具有救死扶伤精神的医家，才是疫病患者的真正救星。这样的例子无论是在官书还是地方史志中都多不胜举。如嘉庆年间，直隶威县水灾，继而大疫，知县兼医家陈念祖“亲施方药，活人无算”【6】3872

四、 祈神驱疫，以安定人心

瘟疫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传染性疾病。由于古代科技不发达，医疗知识匮乏，人们无法科学地认知疫病发生的真正原因，我国先民很早就有瘟疫乃鬼神作祟以及鬼神司疫的错误认识。在这种思想观念支配下，疫病流行之际，祈神驱疫或者通过巫术驱逐疫鬼便成为民间应对疫病的经常性行为。而且在清代由于政府医疗资源的匮乏，祭拜祈禳之法也常常为地方官所采用。清代民间普遍奉行的祈禳和巫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灾异文化的历史传承，即民众对千百年来先民祈禳行为的敬重和认可，虽然神灵并不能保佑他们真正驱除疫病和阻止瘟疫的传播，他们仍不愿放弃这一世世相承的祖宗法术。至于地方官府督率民众祈禳的行为，虽然和普通民众一样具有文化上的传承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有一种社会政治功能，那就是通过祈禳的政府行为，来整合和安定民心，避免民众因为疫病的暴发而四处流徙，进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参考文献：

【1】朱风祥．简论清代的疫病预防举措[J]．兰台世界，2012（12下）．

【2】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77．

【3】转引自翁晓红．明清时期疫病的预防思想与方法[J]．福建中医学院学报，2006（4）．

【4】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梁章钜．浪迹丛谈·续谈-三谈[M]．中华书局，1981．

【6】赵尔巽．清史稿[M]．中华书局，1977．

【7】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M]（内部印行本）．1981．

【8】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M]．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

【9】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