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监狱大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ｓｏｎ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起源于英国约翰·霍华德（Ｊｏｈｎ Ｈｏｗａｒｄ，
１７２６—１７９０）在１８世纪中后期发起并迅速向欧陆和美国拓展的监狱改良运动。１８７２年，第一届万国监狱大会在英国伦敦顺利举行。随着大会自身不断规范化和制度化，万国监狱大会发展成为近代颇具盛名的国际大会之一。在晚清时人记述和档案中，万国监狱大会也被称作万国监牢会①、万国监狱会②、万国刑罚监牢会③、万国刑律监狱改良会④等。近代中国与万国监狱大会的首次接触，是在１８７６年清政府向西方派遣第一批常驻使节之后。
目前，学界关于万国监狱大会与近代中国的研究很不充分。⑤ 本文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⑥ 以及相关档案，同时利用郭嵩焘⑦和金绍城⑧等人的日记，对晚清中国参与万
① 例如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比使照请派员赴都城监牢之类公会由，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一日，档号：０１—２７—００２—０１—００１。
② 例如《世界纪事：万国监狱会开会》，《国风报》第１卷第２５期，１９１０年，第１１２页。
③ 例如《请派员赴万国刑罚监牢会片》（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清）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四），《湖湘文库》编辑委员会编：《湖湘文库》，岳麓书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２８页。
④ 例如《附件二：万国刑律监狱改良会通告》（宣统二年正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０册，广陵书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３９７页。
⑤ 据笔者所及，仅有两篇文章涉及相关内容。一是肖世杰在《清末监狱改良》一文第四章第一节第四部分专门论述清政府“遣员参加万国监狱会议”。不过，著者只参考了当时《政治官报》上公开发表的一些奏折和报告书，并未使用相关档案和参会者的日记。详见肖世杰：《清末监狱改良》，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７年。二是周颖《万国监狱会议之少年决议———以近代中国少年司法启蒙为视角》探讨了万国监狱会议中的少年司法决议对近代中国少年司法启蒙以及实践的影响。不过，周文对万国监狱大会的论述并不严谨。且周文所用史料几乎都是报刊，未用档案。详见周颖：《万国监狱会议之少年决议———以近代中国少年司法启蒙为视角》，《青少年犯罪问题》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晚清国际会议档案》，广陵书社２００８年版。
⑦ （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１９８４年版。
⑧ 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中国近代稀见史料丛刊》第２辑，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国监狱大会的历史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首次接触：郭嵩焘与第二届万国监狱大会
近代中国与万国监狱大会的第一次接触，是在首任驻英大臣郭嵩焘任内。抵达伦敦不久后，郭嵩焘于１８７７年７月２８日收到瑞典－挪威驻英公使爱达华达柏的邀请，“愿中国亦遣官赴”“明年八月”①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万国刑罚监牢会，即第二届万国监狱大会。这是万国监狱大会对近代中国的第一次邀请。收到邀请的当天，郭嵩焘便对万国监狱大会做了一番调查，并记载道：“闻英国数十年前有名侯尔得，献议创修监狱以处罪人，无专困苦之。英国监牢立法之善，自侯尔得始。于是次第赴法、意、德、俄诸国，皆依其言行之，卒于俄国之南克尔生。诸国守其法至今。瑞典公使所云整理刑狱会者，当即侯尔得之遗也。”② 郭嵩焘的这番调查成为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监狱改良之父约翰·霍华德最早的介绍。
郭嵩焘因西行时就已经对沿途监狱做了大量考察，例如香港监牢、茾敦威拉监牢、纽该脱监牢、何罗威监牢等，并对其规模、规制和刑罚理念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收到邀请后，他对参加第二届万国监狱大会满怀期待。不过，当时清政府并没有派代表参加此类国际大会的成例，所以郭嵩焘不敢擅自决定。于是，在１８７７年８月９日，郭嵩焘上《请派员赴万国刑罚监牢会片》，询问清政府意见：“（该大会）意在整洁监牢，课各犯以工艺，使可出而谋生，于系囚中寓教养之经，其会议必有可纪”，因其“奉使英国，距瑞典为近”，可否由其“奏派一人前往”？③
收到郭嵩焘奏片后，１０月３日，总理衙门奉旨议奏。④ 然而，总理衙门大臣奕䜣等人并不支持派员参加大会，并获准“依议”。总理衙门以“与历办成案未符”⑤ 为拒绝参会的理由，包括两点。一是“瑞典国无驻京使臣，今由该国驻英之员照请出使英国大臣派员与会”。⑥ 从总理衙门奏折中可以了解到，清政府曾参加过法国和美国举办的赛奇会，即１８６７年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和１８７６年美国费城博览会。当时清政府参加这些博览会都是由海关承办，并代表中国参加。在总理衙门看来，这种国际大会（或称为万国公会）的正式邀请必须是“经其国驻京使臣及其本国大臣照会”⑦ 方可，而当时瑞典－挪威国并没有常驻北京的外交使节。⑧ 二是因其“会议政务”，⑨ 即万国监狱大会讨论的内容涉及到中国内政。这是更为重要的一点。一方面，中国狱政古已有之，并形成一套独立于西方之外的体系。１８世纪以前，中西方监狱普遍存在人满为患、环境恶劣、疫疾横生、贪污腐败等问题；同时，在以报复和威吓为中心的刑罚主义影响下，监狱成为羁押待行刑罪犯的场所，罪犯在狱中往往遭受残酷待遇，以致“论者至谓当世之监狱，实甚于磔刑”。10 但西方经过１８世纪中期以来监狱改良之后，从身体刑向自由刑、从对囚犯的报复和惩罚向宽容和改造等转变，中西方监狱的差
① （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２６４页。
② （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２６４页。
③ 《总署奏议复郭嵩焘奏请派员赴万国刑罚监牢会片》（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季外交史料》第２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１８页。
④ 《请派员赴万国刑罚监牢会片》（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郭嵩焘全集》（四），第８２８页。
⑤ 《总署奏议复郭嵩焘奏请派员赴万国刑罚监牢会片》（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季外交史料》第２册，第２１８页。
⑥ 《总署奏议复郭嵩焘奏请派员赴万国刑罚监牢会片》（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季外交史料》第２册，第２１８页。
⑦ 《总署奏议复郭嵩焘奏请派员赴万国刑罚监牢会片》（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季外交史料》第２册，第２１８页。
⑧ 瑞典－挪威国于１８９７年才向清政府正式派遣第一位常驻公使柏固（Ｃａｒｌ Ｂｏｃｋ）。
⑨ 《总署奏议复郭嵩焘奏请派员赴万国刑罚监牢会片》（光绪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清季外交史料》第２册，第２１８页。
10 王元增：《监狱学》，洪冬英等点校：《朝阳法科讲义》第７卷，李秀清等主编：《清末民初法律史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８７０页。
异才不断拉大。另一方面，中国行政、司法、立法三者不分，皇帝成为集三种大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所以，出于对万国监狱大会讨论内容极可能涉及中国内政特别是监狱和刑制，甚至对至上皇权构成威胁的顾虑，清政府对此保持极高的警惕性。此外，郭嵩焘将参加万国监狱大会的提议也告诉了当时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以寻求支持。１２月８日，李鸿章回信郭嵩焘，让他打消念头：“瑞典刑罚监牢会即使往观，势难尽废数千年老例咸与维新。”①
虽然郭嵩焘的参会建议被否定，但他对万国监狱大会依然潜心关注。１２月１６日，郭嵩焘与比利时公使索拉宛晤谈时，便向其询问去年会议的有关情形。同时，正是在这次晤谈过程中，郭嵩焘首次注意到“西洋各国互相效仿，会友考求之力居多”② 的现象。这是当时国际社会出现的一种新现象，即国际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兴起，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清末《外交报》曾译介日本《外交时报》的相关内容：“至十九世纪时代，即有几许国际会议，起于世界平和暨世界公共利益之间，畀与几许之便利。如邮政、电报会议，著作权会议，特许专利会议，红十字会议，监狱会议，其他宗教学术等种种会议，各国各遣代表。以社会、学术、宗教、伦理，更或以财政、政治等旨趣而为国际会议者，不可胜数焉。”③ 其中的“监狱会议”，便是万国监狱大会。当美国的瓦恩斯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初致力于召集由世界主要国家参加讨论监狱改革事宜的国际大会时，郭嵩焘已经注意到其时国际大会兴起的潮流，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例如，１８７８年５月３１日，郭嵩焘在日记中曾这样记载：“西洋考求政务，辄通各国言之，不分畛域。而其规模气象之阔大，又务胥天下而示之平。近年创立各会，孜孜考论。如所知者会议刑罚监牢，本年聚会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会议信局章程，本年聚议于葡国立斯本。其会并创自近数年。岁一集议，数千里争往赴之。其议论并准刊刻，呈之各国政府与议绅会议。此西洋风气所以蒸蒸日上也。”④ 通过万国监狱大会，郭嵩焘成为近代最早注意、并呼吁积极参加万国公会（国际大会）活动的中国人。
令人遗憾的是，郭嵩焘对西方的观察，不仅没有让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更加关注，反而给他招致巨大灾难，使他最终不得不在１８７９年卸任回国。他的西行日记曾被刻板印行，但立刻在朝堂内外引起轩然大波，最终不得不毁版。时人李慈铭曾如此评议是书：“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⑤ 直到１３年后出使英国的薛福成，才率先对郭嵩焘的监狱见闻做了积极回应。１８９０年５月１日，薛福成在日记中记载：“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牴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征之。”⑥ 中国与万国监狱大会的第一次接触就这样擦肩而过。郭嵩焘对中国参加万国监狱大会的呼吁，成为那个时代的独唱。
二 走马观花：由驻外使馆就近参会
虽然在庚子事变之前，中国朝野不乏改良监狱的呼声，但并未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清政
① （清）李鸿章：《复郭筠仙星使》（光绪三年十一月初四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３２册，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６３页。
② （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３９８页。
③ 《论第二次平和会始末情形》，张元济主编：《外交报汇编》第８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５０页。
④ （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５９０页。
⑤ （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２９页。
⑥ （清）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７１页。
府看来，“中西律例不符”，① 所以参加万国监狱大会并无益处。然而，出于联络邦交的考虑，自１９世纪８０年初起，清政府开始有限度地参加一些国际大会。出乎清政府意料的是，参加某些国际大会不仅于中国内治外交无碍，而且能够与各国利益均沾，颇有所裨。例如，１８８１年美国华盛顿举行万国医病会，出于“美国设立此会，请各国遣派大臣公同商议，无非为讲求医理，利济群生起见，系属善举，若中国派员赴会，未始非善与人同之意”，② 清政府派遣首任驻美大臣陈兰彬参加。③
１８８５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万国养生公会，因大会目的在于“议出良法，如遇霍乱或别样传染等症，均能防制，使无蔓延变更之虞，又为设法减其株连生灵之害”，④ 所以，由驻意大臣许景澄派使馆参赞陈季同参加。⑤１８８９年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万国保护行海船只会议，出于“近年中国洋面时有中外船只互相碰撞之事，果能会议妥章防范，我国兵商各船似亦未为无益”⑥ 的衡量，由驻美大臣张荫桓派洋员毕士璧以及留学生贾凝禧和陈恩焘参加。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清政府也开始尝试派员参加万国监狱大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在这一时期派员的方式是由驻主办国使馆人员就近参加，而非派遣有司法知识背景的专员前往；其目的也并非出于改良国内司法或监狱体系，而是在于与各国接洽联络，从而巩固邦宜。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走马观花式的参与，缺乏积极进取的主动精神。
一般认为，清政府是在１８９０年俄国圣彼得堡举行第四届万国监狱大会时第一次由驻外使馆派代表参加，之后一直到１９１０年第八届大会之前，都是由驻外使馆就近派员赴会，而非派遣专门的监狱专家。这一说法始见于小河滋次郎的《监狱学》。小河滋次郎（１８６１—１９２５）是日本研究监狱学的先驱。⑧１９０８年，小河滋次郎受聘于清政府，担任修订《监狱律》顾问，帮助中国改善狱制，同时，他也在京师法律学堂讲授监狱学。后来，他的授课笔记被汇编为“京师法律学堂笔记”之一种《监狱学》。在《监狱学》里，小河氏认为：“中国自第四回会议，加入此会，嗣后每回皆有中国代表与会，然皆以驻使为代表，非专门监狱家，华盛顿会议，甚望中国派专门家往会也。”⑨ 为此，小河氏还列举一证据，即“第四回会议于圣彼得堡，会议录有中国驻俄公使之名，知中国亦加入矣”。10 后来，这种说法被广泛采纳，如王元增、刘克俊、孙维等的著作或报告中都有类似记载。11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未能找到相应的档案记载。
此外，关于清政府在这一时期参加国际大会的方式也值得注意。光绪朝《大清会典》记载：
“各国有公会，则由出使大臣分别遣员往赴其会。”12 由驻外使领馆就近派员，是清末新政之前清政
①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比国所开监牢等会希届期就近派员赴会由，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档号：０１—２７—００２—０１—００３。
②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奏请简派大臣就近与美国酌商医会由，光绪六年十月十四日，档号：０１—２７—０１５—０１—００３。
③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医会已奏派陈大臣就近前往会议由，光绪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档号：０１—２７—０１５—０１—００４。
④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义使照请派员赴罗马养生防病公会由，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档号：０１—２７—０１５—０２—０４３。
⑤ （清）许景澄著，朱家英整理：《许景澄集》第１册，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７８页。
⑥ 《为一八八九年四月美京拟开万国保护行海船只会议应由北洋大臣派员事》（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册，第７页。
⑦ （清）崔国因：《出使美日秘国日记》上，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０６页。
⑧ （日）小河滋次郎：《监狱学》，何勤华主编：《清末民国法律史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９４页。
⑨ （日）小河滋次郎：《监狱学》，第９５页。
10 （日）小河滋次郎：《监狱学》，第９４页。
11 王元增：《监狱学》，第８９０页；刘克俊：《第十次国际刑罚会议报告》，《中华法学杂志》第８期，１９３１年，第１１５页；孙雄：《监狱学》，第２４５页。
12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第９９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影印版，第９０３页。
府参加国际大会的主要方式。虽然这种状况一直到清末新政时期才有所改变，但由驻外使领馆选派参会人员仍占多数。可供驻外大臣差遣参加国际大会的人员，绝大部分是驻外使领馆人员，包括参赞、洋文参议官、翻译官、书记官、随员、使馆学生以及领事馆领事、翻译官等。然而，这种具有专门性质、特别是涉及到监狱和刑罚改良的国际大会，对与会人员有着相应专业素养的限制和要求，能胜任参会的驻外使领馆人员毕竟是少数。同一时期，西方各国参加万国监狱大会的代表除驻使之外，更多而且起更大作用的是各国监狱改良协会的代表、监狱学专家、大学教授、慈善家以及由政府司法部门派遣的专员等。以日本参加万国监狱大会为例。日本自第三届万国监狱大会开始便由驻外公使赴会，到１８９５年，日本首次派出监狱改良专家小河滋次郎等人参加法国巴黎举行的第五届万国监狱大会，“使报告本国改良狱制之现状及沿革，并使调查考究列国对于改良狱制之大势，及其设施之实情”。① 小河氏等人一方面在大会上报告日本改良监狱之沿革及其现状，另一方面调查考究西方各国对于监狱制度改良之大势和最新成果以及相关监狱设施。在修订新刑法、切实推动监狱改良、完善国内刑罚体制之后，日本终于在１８９９年与英国谈判中收回领事裁判权。之后，日本政府相继派代表参加了第六届和第七届万国监狱大会。在小河氏看来，“日本狱制改良，由此进步”。② 相较之下，中国不免相形见绌。
三 特派专员：参加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
庚子事变后，改良“一国文野所关”之“狱政”③ 成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重要内容。清政府采取了制定监狱法规、筹建模范监狱、培训监狱人才等一系列措施。与此同时，人们也愈发认识到改良监狱对于收回领事裁判权的重要性。诚如１９０２年《新民丛报》一篇文章所评议：“我国若欲收回领事裁判，非改良监狱，则外人鄙我为野蛮，将不服我法权，其说是矣。”④ 因此，欲退野蛮而进文明，非以收复领事裁判权为先；欲收回领事裁判权，非改良国内司法、刑罚、监狱不可。对于万国监狱大会，朝野逐渐重视。１９０７年赴日本考察监狱办法的直隶州州判蔡振洛，在回国后便极力强调改良直隶监狱的重要性：“近者不足为各处模范，远者不能附于泰西万国监狱协会也。”⑤ 同样曾前往日本调查监狱的范炳勋，针对日本监狱改良情形，直接呼吁中国应派监狱专家参加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下届开会之期，我国宜派监狱专家赴会考究，取彼之长，补我之短。而改良监狱之前途，正未可量也。日本狱制所以大有进步者，以其每逢国际监狱会议必遣专员与议，并派监狱专家叠赴欧美各国考察监狱实际，博采周谘，分别实行改良。”⑥ 清末负责修订新刑律的沈家本也以日本为例，强调参加万国监狱大会的重要性：“欧洲各国监狱为专门之学，设立万国协会，穷年研究，精益求精，方进未已。即日本之监狱，虽极意经营，尚不完美，彼都人士方以为憾。中国从未有人讲求此学，则际此更张之始，自应周资博考，择其善者而从之。”⑦
早在１９０９年，即美国向清政府发出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的正式邀请之前，清政府就已经开始筹备参加大会的相关事宜。据《大公报》记载：“改良监狱问题，法部极为注意。兹因美国政府拟于西历一千九百十年举办万国监狱大会，部拟通饬各省，将有关于改良监狱问题详细研究，统核成
① （日）小河滋次郎：《监狱学》，第８１—８２页。
② （日）小河滋次郎：《监狱学》，第８３页。
③ 《监狱改良两大纲》，《新民丛报》第１４期，１９０２年。
④ 《监狱改良两大纲》，《新民丛报》第１４期，１９０２年。
⑤ 《上袁宫保改良直隶监狱条陈（续前稿）》，《大公报（天津版）》１９０７年８月３１日，第２版。
⑥ 范炳勋：《代论上列宪改良直隶监狱禀附条陈（五续）》，《大公报（天津版）》１９０８年６月２１日，第１版。
⑦ （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附寄移文存）》第４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１９６页。
绩，报告本部，以便通盘筹划，预备派员与会。”①
１９１０年１月２５日，外务部收到美国公使的大会正式邀请函。因事关刑罚和监狱改良，所以，外务部在次月１７日咨行法部、大理院等部门，就应否派员参加大会询问处理意见。３月７日，法部专门上《为遴员赴美京刑律及改良监狱会事奏折》，称“（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本年在美京举行，系初次知照我国。敦睦邦交，良堪欣幸……举凡研究本国之规制，参考列邦之情形，比较与国之成绩，会通各员之学说，皆于此会大有关系”，② 极力主张中国应派员参加。１０天后，大理院也专门上《为派员赴美京刑律及监狱改良会并调查一切事奏折》，认为“中国现正更定刑律，改良监狱，为环球各国所瞩目，派员入会，足以发抒己见，考证列邦。既为司法独立之取资，亦验法律完全之进步，关系至重，未敢视为缓图”，③ 也强调了积极参会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法部和大理院都认为中国选派的参会代表不仅品秩要高，更要具备司法、监狱改良的知识和经验。关于代表人选，法部认为“（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在我国尤匪独内治攸关，且为外交所系，自非遴派品秩稍崇、通晓新旧法律而夙有经验之员不足以资任使”。所以，选派“留心律例，兼贯中西”的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徐谦和“明敏有为，实心任事”的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许世英参加。④ 同时，大理院也认为：
“其选非熟谙中外法律兼精西国语文者未能胜任”，所以，选派“于新旧法律贯通有素，且皆系留学西洋毕业，熟精外国语文，均可直接与议”的候选知府大理院刑科第三庭推事金绍城和法政科进士大理院候补从五品推事李方赴会。⑤ 除四名专员代表外，法部还奏派外务部员外郎沈其昌⑥和法部主事罗文庄⑦，大理院也奏派王树荣⑧等人以随员身份前往。
除慎重人选外，清政府也着手其他准备工作。其一，对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须商议各项问题进行先期研究和作答。法部认为：“起程以前，一切本国调查事宜最为紧要，应令该厅长（徐谦）、厅丞（许世英）查照择送原册，悉心考察，先期编寄报告，以便参考。”⑨ 金绍城和李方也因此对奉天高等审判厅和地方审判厅、习艺所、模范监狱以及天津审判厅、监狱、习艺所（罪犯习艺所、游民习艺所）等处进行了详细调查。同时，法部还将全国改良监狱图表及成绩等发交徐谦等参酌，以备开会时之研究。10 大理院也认为，应“按照（美署使费勒器所送）册内问题，参酌中外情形，精研博考，以为专对之资”。11根据金绍城参会游记可知，他和李方、王树荣在前往美国途中多次就大会将讨论的问题进行商议，并草拟答案。12 其二，外务部、法部、大理院和度支部等部门联合对参加
① 《法部统核监狱事项》，《大公报（天津版）》１９０９年７月２６日，第２版。
② 《附件：为遴员赴美京刑律及改良监狱会事奏折》 （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０册，第５４１９—５４２０页。
③ 《附件：为派员赴美京刑律及监狱改良会并调查一切事奏折》（宣统二年二月十一日），《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０册，第５４２６页。
④ 《附件：为遴员赴美京刑律及改良监狱会事奏折》 （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０册，第５４１９—５４２０页。
⑤ 《附件：为派员赴美京刑律及监狱改良会并调查一切事奏折》（宣统二年二月十一日），《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０册，第５４２６页。
⑥ 《为沈其昌随赴刑律会其掣分外务部应俟文至作为到部日期并准免扣资俸事》（宣统二年六月初四日），《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０册，第５４６２页。
⑦ 《为派员赴美第八次万国监狱改良会现已蒇事恭呈报告书事》（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０册，第５４７５页。
⑧ 王树荣：《考察各国监狱纪要五种》，国家图书馆全国缩微中心缩微胶卷２００３年。
⑨ 《附件：为遴员赴美京刑律及改良监狱会事奏折》（宣统二年正月二十七日），《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０册，第５４２１页。
10 《万国改良监狱会开办在即》，《大公报（天津版）》１９１０年６月２０日，第５版。
11《附件：为派员赴美京刑律及监狱改良会并调查一切事奏折》（宣统二年二月十一日），《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０册，第５４２７页。
12 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第１５、１７页。
第８届万国监狱大会所需经费进行了筹划。如大理院对派金绍城和李方等员所需经费开具详细清单，分薪俸、川资、旅费、交际、预备（包括聘请法文翻译、购书费、照相费、入会会金等）等项，各项下又有具体事务所需费用，预计共银３５３８２两。①
１０月２日至１０月８日，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如期举行。１０月３日，大会正式分作刑罚、监狱、阻止犯罪、保护童稚四股进行讨论。经过商议，决定由法部代表徐谦和许世英参加第一、二股的讨论，李方和王树荣参加第三股，金绍城负责第四股。在当天第三股的讨论中，李方还就中国监狱改良的实际情形提出一些可供大会参考的建议：“敝国天津等处所办习艺所于犯人入狱之初，除不解工艺者外，必先问其曾习某业，即分入某科。如是，则前功不致废弃，教者不劳，而成功亦较易。此法似亦足备一得之采也。”② 这是中国代表在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上为数不多的对大会议程的参与。李方的意见获得了与会者的掌声。
１０月６日晚，美国总统塔夫脱宴请各国代表。在宴会上，金绍城作为中国代表起身发言，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明确表达了中国对改良监狱和废除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决心和信心，希望各国能够为中外利益计，尽早废除领事裁判权：“今我国于改良监狱已办有端绪，此次幸得躬逢盛会，与闻各国大方家之伟论，归国后自当力图扩充。顾监狱之事与司法相关联，司法不能独立，即监狱之改良不能无影响。前者英国商约曾声明‘中国如改良刑法监狱，英国首先承认撤去领事裁判’。此次监狱协会开于美洲，而第九次即在英国。英与中国通商极广，贵国与中国感情至深，其他有条约各国无不重邦交敦睦谊，所望协力赞成。一俟我国新律实行、监狱改良之后，概将领事裁判撤去。不惟我中国之利，其于各国之商务外交亦未尝不两利也。”③ 这是中国代表在参加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期间，明确宣示希望列强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
大会结束后，法部和大理院代表仿照英、美、日等参会各国惯例，分别撰写了一份详细的大会报告书。第一份是法部代表徐谦和许世英提交的《第八次万国监狱会报告书》，这也是两份大会报告书中影响最大、价值最高的一份。其内容包括万国监狱改良之缘起、万国监狱会之沿革、第八次万国监狱会之概况、会场演说、会议议案、闭会后之预备等六个部分。它不仅是当时中国人对西方监狱改良历史和现状、万国监狱大会发展历程以及第八届大会议程最为详细的介绍，更为重要的是，徐谦和许世英在报告书结尾添附按语，根据第八届大会讨论情形，为中国监狱和刑罚的进一步改良提出八条建议。这些建议包括：第一，采用本届大会议决之案。“此次议案应请由资政院、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法部分别采择，以便施行。”第二，培养监狱官吏。“应请由法部创设监狱学堂于京师，并转商学部通饬各省法律学堂，添设监狱学一科，以期宏造人才。”第三，提倡监狱协会。“应请法部拟定协会简章，通行各省督抚、提法使劝令设立，以期补助进行。”第四，酌定监狱制度。“应请法部通行各省，于建造监狱时，内分分房、杂居两部，以免分歧。一俟新刑律宣布后，即可用假出狱之法，而行阶级之制。”第五，规定监狱形式。“监禁二百人以下者，宜用十字形；二百人以上五百人以下者，宜用变十字形，即世所称星光形也。应请由法部通行各省照办，以示整齐。”第六，重视典狱司官。“中国虽于监狱学尚少专科，而在外学成归国与已经设立模范监狱之典狱官似不无练达之才，应由法部速调到部优加廉俸，责令见功，以期提挈纲领。”第七，速立感化院。“应请由法部或民政部现行创设感化院于京师，以为之倡；一面通行各省，令地方官切实讲演，多方劝导，俾士绅均得从事斯业，以期培养人格。”第八，劝设保护事业。“应请由法部或民
① 《附件：预算经费清单》（宣统二年四月初六日），《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０册，第５４３８—５４４１页。
② 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第２５页。
③ 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第２８页。
政部创设一免囚保护通告，通行各省，令地方官家喻户晓，并令各报馆大加鼓吹，俾得输灌知识于一般人民，以期慈善普及。”① 在法部看来，《第八次万国监狱会报告书》不仅内容详慎周密，而且所提建议动中款要，切实可行。所以，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２２日，法部上奏，恳请将《第八次万国监狱会报告书》提交资政院、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民政部分别添酌采用，并分行各省督抚、提法使，俾得辅助进行，以收监狱改良之效。②
第二份是大理院代表撰写的《第八次万国监狱协会报告书原本》，由金绍城和李方翻译，再由王树荣笔录和整理。《第八次万国监狱协会报告书原本》共八编，前四编分别介绍了万国监狱大会的缘起、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各演说、美国改良监狱之成绩以及荷兰、法国、日本三国改良监狱之成绩。后四编为第八届大会议程，主要介绍各国代表围绕各相关问题展开之讨论与通过之决议。主要包括四部分：（１）改良刑法之议案；（２）改良监狱之议案；（３）预防犯罪之议案；（４）保护童稚之议案。总体而言，《第八次万国监狱协会报告书原本》的内容要翔实于第一份报告书。不过，《第八次万国监狱协会报告书原本》很可能并未像第一份报告书那样提交给清政府最高层。这是因为回国不久后，“审检两厅失慎，行囊书簏□□焚”，③ 这份报告书也因此被毁。所以，在档案中仅见第一份大会报告书，而不见第二份。所幸的是，随员王树荣保留有报告书原文，并将其收录于１９１４年由京师第一监狱出版的《考察各国监狱制度纪要五种》中。这份报告书仅仅是译介万国监狱大会及各国监狱改良的一般情形，而并没有像第一份报告书那样为改良监狱和刑制建言献策。所以，这份报告书的重要性和价值也就难以与第一份相媲美。
这两份报告书是近代中国参加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取得的最直接、最重要、最具价值的成果。这些报告书是当时中国对各国监狱改良历史和万国监狱大会发展史最全面的介绍，标志着近代中国对西方监狱和刑制的认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四 结语
虽然清政府在参加１９１０年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一年后便覆灭，但这次参会无疑具有深远意义。其一，就对外关系而言，参加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不仅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次举动，同时也使得中国愈发认识到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社会事务的重要性。从１８７７年郭嵩焘奏请参会开始，到１９１０年特派徐谦等人作为专员参加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清政府逐渐意识到国际大会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徐谦和许世英在考察报告中，不仅强烈建议参加万国监狱大会，认为“倘不急起直追，匪但内政不修，抑恐第九次赴会时无以见重于各国”，④ 而且对参加各类国际大会表现出比较激进的态度：“方今世界立国之道，皆本于大同主义，举凡风俗习惯、政教法制已渐趋同一之势。故创一公会也，一国和之，各国群起而趋附之；行一新法也，此国因之，他国必从而推广之。盖交通便利，国际频繁，风气所之，几如水之汇海，山之归岳，而不可遏抑。主动者强，被动者弱，不动者亡。纵观欧美各国，得斯道者无不胜，失斯道者无不败，当可恍然悟也。”⑤ 从由驻外使馆就近
① 《附件：徐谦等具呈赴美万国监狱改良会报告书》（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０册，第５４８０—５５２６页。
② 《为派员赴美第八次万国监狱改良会现已蒇事恭呈报告书事》（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０册，第５４７５—５４７９页。
③ 王元增：“序言”，王树荣编定：《考察各国监狱制度纪要五种》。
④ 《附件：徐谦等具呈赴美万国监狱改良会报告书》（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０册，第５５２３页。
⑤ 《附件：徐谦等具呈赴美万国监狱改良会报告书》（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晚清国际会议档案》第１０册，第５５２５—５５２６页。
派员参会到从国内遴选专员参加，这种高度重视并强烈要求积极主动参加国际大会的观念，其影响远及民国。其二，参加旨在监狱改良的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对近代中国的内治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监狱和刑制的改良。许世英回国后，即呈请提法司特设幼年审判厅。① 同时，这种推动作用并未因清政府覆灭而中断，而是为民国政府所继承和发展。中华民国成立后，成为北京政府首任司法总长的许世英发布的《司法计划书》，就几乎采纳了一年前由其撰写的《第八次万国监狱会报告书》中八条建议的全部内容。② 除许世英外，参加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的中国代表，后来大多继续在民国时期从事司法工作。如徐谦、王树荣、罗文庄都曾在民国司法界担任要职。在万国监狱大会的影响下，在第八届大会召开前夕，京师法律学堂全体学生在北京发起组织监狱协会，以协助政府改良监狱事宜。协会推举沈家本为会长，并拟设立《监狱杂志》以资研究之参考。同时规定，凡有志于改良监狱者均可为会员。③ 民国成立后，这种监狱改良协会组织更加普遍。总之，参加第八届万国监狱大会，对近代中国的外交和内治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① 《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许世英呈请提法司特设幼年审判庭文》，《大公报（天津版）》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９日，第９版。
② 《司法部通咨各省都督民政长录送司法计划书分饬司法衙门一体遵照文》，《政府公报分类汇编》第１５期，１９１５年；许世英：《司法计划书》，《政府公报分类汇编》第１５期，１９１５年。
③ 《监狱协会举定会长》，《申报》１９１０年８月１０日，第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