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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西洋贡品考略
作者:伍媛媛 责编:

来源:《历史档案》2021年02期  发布时间:2021-09-15  点击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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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西洋贡品是清代中西交往的重要见证,是17—19世纪中西政治文化交流过程中具有特殊价值的历史珍存。西洋贡品不仅反映了清宫生活的一个侧面,也折射出清朝皇帝对西方的认知与态度。厘清清宫西洋贡品的历史脉络和基本状况,对全面了解清代近三百年间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对充分认识明清时期丝绸之路的延续与铺展,都是有一定助益的。需要说明的是,在清代档案文献中习惯性所称的西洋贡品,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中西正常交往中的礼品和定制采办的西洋物品,为转引论述方便,本文仍沿袭统称贡品。

一 清宫西洋贡品的来源

在明清时期,常用西洋一词泛指西方国家。本文所言西洋贡品,主要是指欧洲国家转送到清朝皇宫的各色器物。大致说来,西洋贡品进入清宫的主要渠道,有西洋各国使臣的进贡,还有西洋传教士的进献,也有广州地方大员的采办。

(一)西洋各国使臣的进贡

清朝初年,曾一度实行海禁政策,而此时的欧洲则已进入海权时代。为了开拓中国市场,追逐商业利润,荷兰、葡萄牙、瑞典、英国等欧洲国家相继东来,不断派遣使臣来到清朝。大批西洋方物由此带进清宫,成为清朝皇帝观赏和享用的特殊物件。

荷兰是最早积极与清廷建立联系的西方国家,顺治十年(1653),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就派遣使臣斯克德“至广东请贡,兼请贸易”,但因使臣没有携带表文和贡物,与朝贡制度不符,“巡抚具奏,经部议驳”。初次请贡遭拒,使荷兰人对清朝的朝贡制度有了具体的了解。两年后,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再度遣派使臣来华,这次按着清朝的定制,专门备有表文和诸多贡物。经广东巡抚奏请,清廷准其赴京朝觐。据记载,顺治十二年荷兰使团携带的贡物种类繁多,包括以荷兰国王名义进献的方物和使臣自己进献的方物两部分。其中,进呈皇帝的方物有:镶金铁甲、镀金马鞍、镶银剑、

① (清)梁廷楠:《海国四说》,《粤海贡国说》卷3“荷兰国”,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4页。

鸟铳、铳药袋、镶银千里镜、玻璃镜、八角大镜、珊瑚、珊瑚珠、琥珀、琥珀珠、哆啰绒、哔叽缎、西洋布花被面、大毡、毛缨、丁香、番木蔻、五色番花、桂皮、檀香,共22种。进呈皇后的方物有:玻璃镜、玳瑁匣、玻璃匣、乌木饰人物匣、珊瑚珠、琥珀珠、琥珀、哆啰绒、哔叽缎、西洋布、百倭缎、花毡花被面、玻璃杯、花石盒、白石画、蔷薇露,共16种。清朝统一台湾,开放海禁之后,荷兰使臣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再度入贡。康熙帝对荷兰的贡物也做了明确规定,“令贡珊瑚、琥珀、哆啰绒、织金毯、哔叽缎、自鸣钟、镜、马、丁香、冰片、鸟枪、火石,余均免贡”。

葡萄牙也是较早和清朝建立联系的国家,康熙朝便送贡物进京。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康熙九年七月,葡萄牙使臣抵京,向清廷进献的物品有:国王画像、金刚石饰金剑、金珀书箱、珊瑚树、珊瑚珠、琥珀珠、迦南香、哆啰绒、象牙、犀角、乳香、苏合油、丁香、金银乳香、花露、花幔、花毡,共17种。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西洋博尔都噶尔国王若望,遣使麦德乐等,具表庆贺,恭请圣安”。这次葡萄牙进献的方物有:大珊瑚珠、宝石素珠、金珐琅盒、金镶咖什伦瓶、蜜蜡盒、玛瑙盒、银镶咖什伦盒、蓝石盒、银镀金镶玳瑁盒、银镀金镶云母盒、各品药露五十瓶、金丝缎、金银丝缎、金花缎、洋缎、大红羽缎、大红哆哆呢、洋制银柄武器、洋刀、长剑、短剑、镀银花火器、自来火长枪、鼻烟、葛巴依瓦油、僧多默巴而撒木油、璧露巴尔撒木油、伯肋西巴尔撒木油、各品衣香、巴斯第里葡萄红露酒、葡萄黄露酒、白葡萄酒、红葡萄酒、喀什伦各色珐琅、乌木镶青石桌面、镶黄石桌面、乌木镶各色石花条桌、织成远视画,共41种。

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迫切需要打开海外市场,这促使英国加紧谋求向东方大国中国倾销商品,于是英国贡品便随之而来。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特派马戛尔尼率使团访华,以为乾隆帝的83岁生日贺寿为名,在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帝,并向清廷提出了一系列扩大通商的请求。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携带了一大批贡品,包括:天文地理音乐大表、地理运转全架、天球、地球、探气架子、运动气法西瓜炮、铜炮、椅子、火镜、玻璃灯、印图、丝毛金线毯、大毡毯、马鞍、凉暖车、成对相连枪、自来火金镶枪、自来火银镶枪、自来火小枪、小火枪、大火枪、钢刀、巧益架子、西洋船样、千里眼、各色哆罗呢、羽纱,共29种。

此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俄罗斯彼得大帝等诸多西方君主也曾先后遣派使臣来华,分别带有各色礼品。这些各式各样的西洋贡品,成为历史上中西国家间交往的重要凭证。

(二)西洋传教士的进献

清前期,大批西方耶稣会士相继来华。据档案文献记载,从康熙朝至乾隆朝,葡萄牙国王、西班牙国王、法国国王、罗马教皇等,都曾选派耶稣会士分赴中国。这些来华的西洋传教士有两个特点:一是大多学识渊博,各有高超技艺,藉此走进皇宫,且能留在皇帝身边服务,其中有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内外科医生、音乐家、画家、钟表机械专家、珐琅专家、建筑专家等。二是传教士们来华,不仅带来了异国的宗教与文化,还随身带有大批西洋的珍玩器物,他们进京后,将所携带的西洋贡品作为见面礼进献给清朝皇帝,以博取好感,争取清廷放宽教禁,由此方便他们在中国更广泛地传教。纷至沓来的西洋奇器进呈后,也确实引起了清朝君臣的极大兴趣。现存的清宫档案中,保存着这些西洋传教士向清朝皇帝进呈各种珍稀器物的进单,其中不仅标注了传教士的中国名字,还具体开列了所进器物的名称和数量,记述颇详,弥足珍贵。兹举几例:

雍正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西洋人戴进贤、巴多明、徐懋德、德里格等,向雍正帝恭进“洋木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3《礼部·朝贡·贡物一》。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03《礼部·朝贡·贡物一》。

百套盃一尊、比例尺一个、取方向仪一个、半圆仪一个、垂线平仪一个、罗经一个、日晷一个、千里眼大小四个、眼镜六副、规矩二套、景物图画十幅、容镜一个、珐琅戒指一个、珐琅片二个、银星玳瑁筒一对、花磁盒一个、花银盒一个、西香一匣、火漆十六条、小剪一套、罗斯玛立诺露二瓶、避风巴尔撒木香六盒、巴西弟辣四瓶、鼻烟六瓶”。

乾隆三十四年十月初三日,“两广总督李侍尧奏称,西洋人严守志、梁栋材二人情愿赴京效力”,并进献“借光镜一件、大花布二匹、小花布二匹、手巾二匹、白布二匹、银丝鹦哥二架、绒狗二个、槟榔膏小狗四个、槟榔膏鸭子四个、珐琅珠盒子一个、珐琅珠囊一个、草绣花囊一个、草绣花鞋面二双、金丝绣囊一个、绣花囊一个、鼻烟四瓶、意大利石鼻烟盒二个、意大利石小挂屏一挂、文具套二个、小刀子四把、小剪子四把、小铜版画八张”,其中清廷将小花布、槟榔膏小狗、珐琅珠囊、金丝绣囊一个、小剪子收讫。从这些进单的记载中我们看到,西洋传教士们为博得清朝皇帝的赏识,确实用心良苦。他们搜罗各种珍玩,携带各类奇器,万里迢迢来到北京。从某种角度上讲,这些西洋贡品也确实成了传教士们走进紫禁城的见面礼,拉近了传教士与清朝皇帝的感情距离。

(三)广州地方大员的采办

清朝每逢元旦、万寿、冬至等节令,封疆大吏都要向皇帝进献当地名贵物产,这在当时已成惯例。广州作为清朝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是洋货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据档案文献记载,历任广州将军、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粤海关监督等大员,均竞相争购西洋舶来品,为宫廷输送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毛织品及宠物等大批洋货,广州由此成为“天子南库”。从广东大吏进呈西洋贡品的档案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封疆大吏为搜罗西洋贡品煞费苦心,每次进呈的物品都不在少数。如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粤海关监督毛克明恭递进单,上面开列了进呈皇帝的西洋器物:金标五尊(内问标二尊)、千里镜九架、自鸣报时一架、益达联规矩二尊、双面哆罗呢二联、洋绣手巾二百方、洋绣门帘九副、花绒毡二幅、花羽宁十联、鼻烟盒一箱(内益达联一对、玛瑙五个、青咖实伦一对)、鼻烟四箱(内二十四瓶)、洋油三盒(内檀香油四瓶、白花油九瓶、丁香油九瓶)、香三盒(内迦南四块、沉香三块)。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署理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报说“向省中各洋行铺店及澳门驻澳夷人处所遍加购觅”,共得西洋器物一批,特呈送皇上。其中有:镀金洋景亭一座,自鸣钟五架,乐钟六架,挂钟二架,推钟七元,表七元,鼻烟壶盒八件,规矩六件,玻璃棋盘一个,重一钱上珍珠一颗,七分上珍珠一颗,六分上珍珠一颗,五分上珍珠一颗,四分上珍珠一颗,三分上珍珠九颗,二分上珍珠二十颗,小珍珠手串二串。在广东大吏办理西洋贡品过程中,半官半商性质的对外商贸垄断组织广州十三行充当了特殊的角色。清宫内务府采办西洋贡品的清单,大多是交广东封疆大吏,最终通过广州十三行去置办。广州十三行商人按照内廷出具的清单,从洋船上逐件采买或订制,再交广东地方官员转送清宫。档案记载,圆明园内西洋楼里的洋玻璃灯、洋地毡、自动玩具、机械钟表、西洋镜、铜版画等陈设,都是由粤海关通过洋行商人采买运送北京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2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四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46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粤海关监督毛克明进呈西洋器物清单,雍正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档号:04—01—30—0423—1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署理两广总督李侍尧等为遵办钟表等洋物事,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档号:04—01—14—0028—049。

二 清宫西洋贡品的类别

通过各种渠道进呈清宫的西洋贡品,林林总总,种类繁多。其中,有代表当时西方科技水平的各种仪器,也有毡毯之类的生活用品,还有钟表和玻璃画等陈设摆件,甚至还有一些异兽珍禽,等等。在诸多西洋器物当中,西洋钟表和各式机械玩具最能博得清朝皇帝及后妃们的喜欢。

(一) 科技仪器类

清朝前期,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的前夜,科技制造达到了一定水平。在这段时间里,不少具有近代科技含量的西洋器物送入清宫,成为特色贡品。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是最早走入清宫的西洋人。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汤若望的教友耶稣会士利类思、安文思向顺治帝进献了一批贡品,其中就有西洋大自鸣钟一架,西洋万象镜一架,西洋按刻沙漏壶一具,西洋鸟枪一枝,西洋画谱一套。这里的自鸣钟、万象镜、按刻沙漏壶,都是技艺先进、制作精美。法国传教士白晋,在康熙二十六年带来了一些天文仪器,他向康熙帝详细介绍天文现象及这些仪器的用法,引起了康熙帝的极大兴趣。

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洋奇器中,望远镜格外受到清朝皇帝的青睐。在清宫档案中,常常形象地把望远镜称为“千里眼”。乾隆三十七年,意大利传教士潘廷璋来到北京,向乾隆帝进献“新法望远镜一架”,这部望远镜“远视便捷,其长一二尺,可抵旧法一二丈有余”。乾隆帝对这架望远镜爱不释手,甚为喜欢。对意大利传教士潘廷璋,乾隆帝除给予赏赐外,还封其为启祥宫“行走”。对推荐潘廷璋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乾隆帝夸赞其“办理西洋人所进之物甚好”,并赏赐大缎一匹。

(二) 洋毡织品类

清宫的西洋纺织品,主要是西方国家传入中国的西洋布、西洋绸缎和毛织品等,最初来自于外国使团和传教士的进献。如顺治十二年,荷兰使团就向顺治帝进献“哆啰绒、倭缎各二匹,哔叽缎六匹,西洋布二十四匹”。这里提到的哆罗绒,又名哆罗呢,是西方一种宽幅的毛呢类织物。这类织物以羊毛为原料,织物组织分为平纹、斜纹,以平纹居多。哆罗呢常常用来作为皇室生活铺垫之用,比如用于皇帝、皇后的轿舆之内,或充作寝宫的炕毯、桌毯等。据内务府奏案记载,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銮仪卫制作皇太后乘用暖轿帏二份,奏请领用“黄哆罗呢五丈五尺九寸六分四厘”,“成做皇太后、皇后乘用车帏二份,用黄哆罗呢十丈八尺七寸一分四厘”。可以看出,西洋哆罗呢在清宫生活中已是广为使用,且存量不少。

除了外国进献,清帝也不时谕令地方官员采办。譬如,雍正三年四月初七日,广东巡抚年希尧接到雍正帝朱笔批示奏折,在专门传递奏折的折匣内,年希尧发现还有花番巴二块、花小绒二块,另有太监传谕“照式购寻恭进”。年希尧立即于广州洋行和澳门货店里寻找,最终“寻得旧存番巴二匹,一系元青色,一系大红色”。这里看得出,雍正帝对西洋各色花布是很青睐的。

(三) 钟表陈设类

在西洋贡品中,钟表占有很大比重。档案文献记载,康熙帝对欧洲传教士进呈的机械钟表很是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第四册,第357页。

 (清)梁廷楠:《粤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1、449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总管内务府为皇太后暖轿用哆罗呢成做事,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档号:05—0192—037。

 《广东巡抚年希尧为遵旨于省城洋行及澳门货店购寻花番巴恭进内廷事》,雍正三年四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明清宫藏中西商贸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第277、278页。

欣赏。康熙帝不仅传谕粤海关监督,在广州口岸每年向外商购买大盘的欧洲钟表,还特地延请瑞士著名钟表师法斯·斯塔林入宫指导,在内务府造办处内设立“自鸣钟处”,就近制造机械钟。

乾隆帝对西洋钟表的兴趣尤其浓厚。在军机处《上谕档》中,载有乾隆帝的明确谕令:“惟办钟表及西洋金珠奇异陈设,并金线缎、银线缎或新样器物,皆可不必惜费,亦不令养心殿照例核减,可放心办理。”时任署理两广总督李侍尧接到廷寄之日,随即“向省中各洋行铺店及澳门驻澳夷人处所遍加购觅,得有镀金洋景亭一座,自鸣钟五架,乐钟六架,挂钟二架,推钟七元,表七元,鼻烟壶盒八件,规矩六件,玻璃棋盘一个,重一钱上珍珠一颗,七分上珍珠一颗,六分上珍珠一颗,五分上珍珠一颗,四分上珍珠一颗,三分上珍珠九颗,二分上珍珠二十颗,小珍珠手串二串”,先行呈进养心殿御览。对办贡后剩余银两,乾隆帝也令其不必解交养心殿,而是“留粤以备本年洋船进口补行采办金珠奇异陈设之用”。在这之后,待乾隆二十三年洋船进口后,李侍尧遵旨陆续购觅,“得洋镶金玛瑙规矩乐钟一对,镶金玛瑙规矩一座,镶金珠玛瑙规矩箱一座,镶金玛瑙牙签筒一件,镶金玛瑙小圆罐一对,小方罐一对”。

(四) 玻璃画作类

玻璃画,又称为镜子画,在欧洲也称为背画,是用水粉或油彩直接在玻璃的背面作画,在着彩的另一面可观赏到精美的图画。玻璃画多为大块的平板玻璃,用于挂屏、插屏、桌屏、屏风、围屏之上。

宫中进单中有诸多进呈玻璃画的记载:乾隆十年十月初二日,两广总督策楞进呈画玻璃挂屏二对;乾隆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策楞进呈画玻璃挂屏一对,画玻璃插屏一对,玻璃画屏一对;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两广总督李侍尧进呈紫檀镶画玻璃横披、挂屏各一对;乾隆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粤海关监督李侍尧进呈紫檀洋花镶画玻璃横披二对;乾隆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两广总督苏昌、粤海关监督方体浴进呈紫檀镶画玻璃炕屏一座;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两广总督李侍尧进呈紫檀镶画玻璃三屏风一座,紫檀镶画玻璃桌屏一对;乾隆四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粤海关监督尚安进呈紫檀木雕洋花镶画玻璃彩胜挂屏五幅。透过这些宫中进单我们可以看到,清宫对玻璃画的需求数量着实不小,各式各样的玻璃画进呈清宫一直没有间断,而这一特殊皇差主要是由广东大吏经办。

(五) 异兽珍禽类

在种类众多的西洋贡品中,还有一种很是特殊别致,那就是异兽珍禽。这里试举一例,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二日,“西洋国主阿丰素遣其臣本多白勒拉贡狮子、进表”。西洋国即葡萄牙,葡萄牙进献的狮子送到北京后,迅即成为清廷上下关注的对象。康熙帝认为“异兽珍禽,虽古人所不尚,但西洋远贡来京,跋涉艰阻,多历岁月,诚心慕化,良为可嘉,故留畜上林”。随后,清廷安排了多场观赏狮子的活动。八月初六日巳时,康熙帝亲自前往太皇太后、皇太后等后宫处所,恭进西洋送来的狮子,进行欣赏。随后,康熙帝又前往神武门,召集“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读学士张英、内阁中书舍人高士奇、支六品俸杜讷,同观狮子”,陈

 《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第2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署理两广总督李侍尧等为遵办钟表等洋物事,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十八日,档号:04—01—14—0028—04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署理两广总督李侍尧等奏为乾隆二十三年遵旨购办西洋乐钟等物事,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档号:04—01—14—0029—001。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七年八月初二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十七年〈南书房记注〉》,《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七年八月初六日。

廷敬等人还进七言古诗一首,以昭皇帝慎德格远之化。

清宫的西洋贡品,除了仪器、毡毯、钟表、玻璃画、异兽珍禽外,还有不少其它方面的珍品物件。比如雍正帝点名要的伽楠香,雍正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内务府总管奉旨,传谕粤海关监督祖秉圭:“配药需用平常伽楠香四十斤,着该监督寻觅送来。”内务府总管格外叮嘱祖秉圭“加意寻觅四十斤,得时即差人送至本府。”粤海关监督祖秉圭接到旨意后,立即置办,“一俟买足,即差人赍赴内务府交纳”。此外,还有通过各种形式进献清宫的漆器、玻璃、鼻烟、香水、珐琅、家具、绘画、宝石、酒类、药品,等等。所谓的西洋贡品,确实可以说是包罗万象。

三 清宫西洋贡品的审视

清宫西洋贡品是中西交往的特殊印证。可以说,每一件贡品,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其来龙去脉都具有特殊的历史涵义。同时,这些贡品也反映出清朝统治者的心境,并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清朝君王的生活。从这个角度上讲,静静的西洋贡品又是鲜活的,它提供了更多一层视角去解读那个时代。

(一)西洋贡品在一定程度上助推清朝统治者了解世界

西洋贡品是时代的产物,从清初德国传教士汤若望进京后,西方传教士的身影一直没有离开过紫禁城。客观地说,陆陆续续送进清宫的西洋贡品,已经成为清朝帝后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朝皇帝和文武大臣们在观赏享用之余,也增加了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与认知。西洋人与西洋贡品,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的美学观念,由此带来了西学,有了西学东渐,西洋的天文、历法、数学、音乐、绘画等艺术都曾引起清帝的兴趣。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清代经济、文化、贸易迅速发展的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尤为频繁,西洋贡品进入清宫的数量和种类激增,使得康雍乾三帝更多地接触和了解西方世界。可以说,西洋贡品成为康雍乾盛世的一种异样点缀。

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还设有专门机构,对一些西洋贡品进行仿制,从而使清宫某些制造工艺得到大大提升。在档案文献中,自康熙二十八年起,便有了“自鸣钟处”的记载,主要负责仿做西洋钟表。雍正元年,自鸣钟处划归养心殿造办处,成为专门的钟表作坊。到了雍正十年,又改称为做钟处。清朝皇帝对西洋钟表的特别赏识和仿制举措,直接推动了钟表制造业的发展。其它西洋贡品的仿制也时有安排,如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皇帝收到西洋玻璃玳瑁圈眼镜一副,传旨“照样或用水晶,或用墨晶做二三副”,最终于十月二十八日做成仿西洋茶晶眼镜三副,水晶眼镜一副。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西洋人蒋友仁进呈了新建水法仪器样一件,奉旨“照样准做”,并将“造办处从前造过仪器之匠役,着进内随蒋友仁依样成做”。如此等等,清宫内仿制西洋贡品的活动一直没有间断。

西洋贡品还促使清宫持续设立有关人才培养机构。雍正七年十月,清宫设立西洋学馆,培养翻译人才,以加强与外国的交流,具体运作由内务府负责。乾隆帝即位后,又设立了画院处和如意馆,作为宫廷绘画的两个部门,统称画院。画院位于紫禁城内,中外画家们在此可与造办处的工匠们合作,在玻璃、铜、陶瓷制造的珐琅器上绘画。如意馆在夏宫圆明园内,也是既有画家也有手工匠。这些中外交流活动,无不有着西洋贡品的影子。应该说,西洋贡品在助推清朝统治者加强对世界的了解方面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粤海关监督祖秉圭为遵旨购觅伽楠香交内务府事,雍正七年十一月初四日,档号:04—01—35—0307—018。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2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50页。

(二) 西洋贡品促进了广州地方特色工艺的发展

西方世界一批又一批的舶来工艺品吸引着清朝皇帝,清宫的特殊需求刺激了仿制的盛行。聪明的广东匠师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迅速掌握了欧洲的工艺技术和艺术风格,并且由模仿到制造,与本地的传统工艺美术相结合,创造了大量中西融合、风格鲜明的工艺品。精美绝伦的广作走向宫廷,也走向世界,清代广州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

这里以广州钟表为例。机械钟表最早产生于14世纪的欧洲,自传入中国后,机械钟表逐渐以其计时准确、造型精美博得了中国皇帝和后妃的欢心,于是大量欧洲钟表从广州口岸进入中国,经广东官员购买后进贡给朝廷。随着欧洲钟表进入广州,中国的机械钟表业也于18世纪初在广州诞生了。广州钟表业由最初的仿制逐步走上独立制造,并巧妙地将西洋钟表的造型艺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使用珐琅、紫檀木等材质,并采用楼观式、亭式、葫芦型等中国传统的造型,形成了“广钟”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乾隆中后期,广州自鸣钟制造业大为发展,“广钟”的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出现大批结构复杂、造型独特、装饰华美的广州钟表,不仅有报时的功能,又有敲打乐器、转动景物、开合门窗等多种多样的工艺特色,且价格较之西洋钟表便宜很多,因此紫禁城内的钟表很多产自广州。客观地说,西洋贡品带动了广州地方特色工艺的发展。

(三) 对西洋贡品的处置折射出清朝统治者的封闭心态

西方国家原本的使臣交往和礼尚往来,在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朝皇帝的眼里,却被看成是带有俯首称臣意味的万邦来朝。这些使臣来华,一般由礼部接待,将表文、贡物转呈皇帝。如蒙召见,觐见时须按清朝的礼制行跪拜礼。于是在清朝的官方档案文献记载中,外国的使臣被称为贡使,正常交往的礼品被视为贡品,留下这些异域方物还要说成是赏收。清前期,经济发展,乾隆帝认为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马戛尔尼来华携带的贡品,虽然是“英王陛下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只精选一些能够代表欧洲现代科学技术进展情况,及确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作为向中国皇帝呈现的礼物”,但乾隆帝也仅仅是感兴趣而已,并最终拒绝了英国使臣的通商请求。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派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访华,嘉庆帝因为英国使臣阿美士德拒行叩拜之礼,不仅没有接见,且立即降旨将英国使团“即日遣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俱着发还”。对于送进清廷的西洋贡品,清朝统治者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应用。形形色色的贡品原本是西洋各国甄选的精品,反映了当时西方的科技水平和制作工艺,这对清朝君臣来说无疑是一个学习借鉴的机会。然而,清朝皇帝对西方先进技术却是置若罔闻,错失良机。譬如乾隆时期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带来的一批贡品,长期堆放在圆明园的仓库内,对舰船模型、望远镜、枪炮等科技含量较高且应用价值较大的物品,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更谈不上应用,直到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烧掉。总体来说,清朝皇帝对西洋贡品大多只是停留在观赏享用的层面上,并没有挖掘深层次的价值,更没有对其科技性给予应有的重视。


 《军机处上谕档》,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三十日,第3条。

 (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军机处上谕档》,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初七日,第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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