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皇帝功德碑”是朝鲜王朝仁祖国王时期，该国应清太宗皇太极之命，于1639年（清崇德四年、朝鲜仁祖十七年）树立在汉城（今首尔）汉江南岸的京畿道广州郡松坡里三田渡的石碑，碑文以朝鲜方面的谦卑口吻，叙述了1619年以来清鲜双边关系的历史，着重记载了1637年初清兵在皇太极率领之下征伐朝鲜最后迫使国王李倧投降而两国建立宗藩关系之过程，以彰显清帝“再造”朝鲜的“仁声武谊”。该碑通常称作“三田渡碑”，由龟趺、碑身和螭首三部分组成，通高5.23米，碑身正面为满、蒙文（满文在左，蒙文在右），自左而右、自上而下勒文，正文各20行；碑身背面为汉文，自右而左、从上而下勒文，正文共24行；满、蒙碑文是在汉碑文的基础上翻译而成的。自1895年中朝宗藩关系终结以来，三田渡碑几经风雨，可谓命运多舛。根据韩国政府的官方介绍，该碑在1895年被推入汉江之中，1913年被日本殖民政府重新树立起来，1956年被韩国政府认为是国耻而再度被埋入地下，1963年因一场洪水复见天日后被政府指定为“史迹第101号”，存放至今。该碑在2007年即仁祖国王向皇太极投降370周年之际遭人喷涂，随后于2010年被移置首尔松坡区蚕室洞47番地石村湖的一个角落里存放。在民族独立观念异常强烈的韩国，很多知道此碑尚存的人，仍旧视之为韩民族之历史耻辱，故而此碑日后将何去何从，颇难断定。[1]
自19世纪晚期开始，三田渡碑开始进入东西学者的研究视线，其宗旨在于厘清中朝关系的性质以及观察中华帝国的边疆。到今日为止，相关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然而其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即满、汉碑文的问题，却因为碑身上后来有个别文字难以辨认而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迄今并无定论。近来更有一些研究者，无视金石资料的存在，而仅凭书面资料做论，这对碑文绝大部分仍可辨读的三田渡碑而言，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流行较广的满碑文，亦因为个别文字无从辨别，以致在学者中引起了根据拓本来判读相关满字的争论，有的学者更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档馆”）中翻检出清入关前的旧满文档案加以论说，但仍解决不了这段断字的公案。就满、汉碑文而言，时至今日依旧在以讹传讹的所在多有。
本文从清鲜关系的剧变及三田渡碑的树立始末入手，探讨隐藏在碑文背后的一段历史真实。笔者参照1889年以来出现的一些主要的满、汉碑文摹本、拓本和排印本等等资料，主要以日本东京东洋文库馆藏的三田渡碑拓本照片为基础，以笔者2010年夏和2015年夏在首尔拍摄的上百张三田渡碑碑文数码照片为辅助，同时参酌1889年以来特别是1924年以后的英、美、俄、日、韩、中等国诸位研究先贤的研究成果，对该碑的满、汉碑文做一辨录，以及对相关学术公案做一较为彻底的厘清，兼唤起中国学界对此一域外金石史料之学术价值的进一步的重视。因笔者学力所限，蒙碑文不予探讨，但迄今为止蒙碑文并未在学界引发像满、汉碑文那样的争论。
一、清鲜关系的剧变：三田渡碑碑文的写就与碑的树立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两年后以“七大恨”誓天反明，明朝纠集藩国朝鲜等共同出兵伐之。1619年（己未年），明鲜联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溃败，朝鲜将军姜弘立率领麾下鲜兵降金。努尔哈赤以此为契机，开始同朝鲜王廷书函沟通，以期化解腹背军事压力，并取得朝鲜国王对后金政权的承认。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珲（即朝鲜史上之光海君），夹在明金之间，采取实用主义的外交立场，通过边臣与努尔哈赤沟通。李珲很快于1623年的宫廷政变中被其侄子李倧（即后来的仁祖国王）废黜，此即朝鲜史上著名的“仁祖反正”。李倧指责李珲在征讨努尔哈赤的问题上，未能真心协助“天朝”（即明朝），遂开始逐步断绝与后金的联络，且一度表示欲北上亲征。新国王李倧的对明朝的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使金鲜关系迅速恶化。1627年（丁卯年），金国新汗皇太极命贝勒阿敏率兵征伐朝鲜，金兵势如摧枯，逃至江华岛避难的李倧不久即遣使金营请和。双方很快在江华岛和平壤两地告天盟誓，约为“兄弟之国”，金为兄，朝鲜为弟。从此一关系的订立，可以看出金国当时尚无问鼎中原取明朝而代之的倾向。
在接下去的十年中，金鲜两国使节往还不断，关系相对稳定。这一期间，金国在对明朝和漠南蒙古的军事斗争中节节胜利，在政治制度上依靠达海、宁完我、范文程、高鸿中、鲍承先等一批满、汉知识分子，以明朝政体为蓝本，逐步建设，文物典章日备，窥伺中原之心渐起。1636年5月15日（丙子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盛京（沈阳）称“宽温仁圣皇帝”，改元“崇德”，改国号为“大清国”。在称帝大典上，朝鲜春信使罗德宪与回答使李廓，拒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头礼，而国王李倧面对此种名分剧变，也拒绝承认“大清国”及其“皇帝”。是年冬，皇太极举兵征鲜，其师挟雷霆之势席卷而东，屠义州、下平壤，蜂拥而入汉城。李倧匆匆去邠分朝，自己带领王世子以及一部分大臣前往汉城南面的南汉山城固守，另一部分大臣及嫔妃等前往江华岛避险。清军在围困南汉山城之时，击溃朝鲜诸道勤王援兵，并分遣九王多尔衮率所部造船，动用红衣大炮首陷江华岛，俘虏大臣宫嫔百余人。李倧随即请降，接受清方的十大投降条件（后人谓之“丁丑约条”，也就是日后三田渡碑碑文中所谓的“十行昭回”），表示愿奉表称臣，去明朝年号，奉大清正朔，永世为大清藩邦。1637年2月24日（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岁在丁丑），在清使英俄尔岱（inggūldai，[2]朝鲜按与满音类似的朝鲜发音称其为“龙骨大”，常蔑称以“龙胡”）和马福塔（mafuta，朝鲜称之为“马夫达”，常蔑称以“马胡”）的伴随之下，李倧蓝衣白马，在举城臣民哭号之中，率随从五十余人下山，前往山下汉江南岸三田渡新建的大受降坛，向清帝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头大礼，并缴呈明朝所颁封印。[3]此系有清一代朝鲜国王与清帝之唯一一次会面，双方宗藩关系正式建立。自此之后，朝鲜岁岁朝贡，比诸内臣，垂诸258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后方与清国断绝此种宗藩关系。
1637年三田渡受降典礼之后，皇太极拔营北归，朝鲜王世子及大臣之子一同北上以为质子。不久，清廷即要求朝鲜在三田渡受降坛树碑，颂扬清帝功德。1637年8月16日（崇德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朝鲜国王“命改筑三田渡坛所，铺转造阁，以将立碑石撰述清人功德故也。”[4]但朝鲜并不乐意做这项树碑之事，所以工事迁延不前。1638年1月4日（崇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清使英俄尔岱和马福塔等前往汉城册封李倧为朝鲜国王，并催促朝鲜上送碑文，并为碑文事“咆哮益甚”。[5]国王遂于9日“命张维、李庆全、赵希逸、李景奭撰三田渡碑文”，但遭到了这些大臣们的强烈抵制，“维等皆上疏辞之，上不从，三臣不得已皆制进。而希逸故涩其辞，冀不中用，李庆全病不制，卒用景奭之文。”[6]李景奭最初所写的碑文底稿，恐系朝鲜时人录于《丙子录》中的文本，[7]其与日后所见之碑文的最大区别，在于底稿只写了1637年的战事，没有追溯1627年的战事以及兄弟之盟之事，即没有后来碑文中“小邦之获罪上国久矣”之后到“小邦君臣及其被获眷属复归于旧”之间的大约214字，而这两百余字的重点是阐述1627到1636这十年之间朝鲜败盟之故事，对清国而言，是阐明战事责任的主要部分。后来，李景奭明显又进行了增加，将这一部分内容写了进去。
1638年3月3日（崇德三年正月十八日），朝鲜国王派遣右议政申景禛和大司成李行远，作为答谢清廷册封之恩的谢恩使前往盛京。[8]申景禛在呈递谢恩表和贡单的同时，亦将张维和李景奭二人所拟的碑文呈递给清国礼部。朝鲜国王在致礼部的咨文中谓：“此系颂上国之功德，治金伐石，垂诸无极者，固非小邦所敢擅定。兹依敕使分付，赍擎前往，仰禀取舍，烦乞贵部将前项碑文二道，详细看过，于内择取合用者定夺以还，使小邦速完竖立之役，毋致迟滞，不胜幸甚。”[9]清方留存下来的入关前的《朝鲜国来书簿》中，只记载了李景奭的碑文，[10]其在总体上已经极其接近最后碑上刻的文字，特别是将其中的“不啻若提耳面命”的“不啻”写为“不翅”这一点，和最后碑身所刻文字一模一样。此时的碑文内容中也已经包含了对1627到1636年之间的清鲜双边关系演变的叙述。朝鲜所送碑文经过范文程等人的查看之后，清国礼部于3月11日（崇德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回咨朝鲜国王：“前行碑文合用者，已经面谕来使。今准前因拟合回复，为此合咨贵国，烦为查照施行。”[11]碑文的定稿问题随之基本结束。
对与清方交涉三田渡碑文一事的经过，朝鲜史官于同年3月23日（二月初八日）记录道：“以张维、李景奭所撰三田渡碑文，入送清国，使之自择。范文程等见其文，以张维所撰，引喻失当，景奭之文可用，而但中有添入之语，令我国改撰而用之。上命景奭改之。”[12]可见范文程等并没有动笔斧削李氏碑文，而是令朝鲜方面再行修改，也就是礼部咨文中所谓的“面谕来使”所指的内容。李景奭本初并不愿修改碑文，国王遂单独召见之，谓曰：“彼以此文，欲验向背，此正国家存亡所判。勾践臣妾会稽，而终致治吴之绩。他日自强，惟在于今日之事。但当于文字，务中其意，毋致事机转激。”[13]李景奭才承命修改。然而，《朝鲜仁祖实录》中所记载的李景奭的汉碑文，同最后碑身上所刻的碑文基本一致，仅有三处很小的差异，即“承皇帝命”一语多一“帝”字、将“由予惛惑”的“惛”写为“昏”，以及保留“不翅”的原词“不啻”。[14]这一版本和之前清方的《朝鲜国来书簿》中的碑文记载亦几乎一致，可见在范文程等择取了李景奭的碑文并提出了“但中有添入之语”的意见之后，李景奭实际上并没有对底稿做什么明显改动。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的汉碑文是范文程等修改之后的文本的意见，有偏颇不察之虞。至于与李景奭所拟碑文一起被送往盛京的张维所拟的碑文，清鲜双方的官方记载中从未留下任何记录。但是，根据朝鲜时人所著的《丙子录》中的相关记载，可知张维所拟碑文中曾用过出自《左传》的“郑伯牵羊”等语，范文程等人认为此等用典“本出诸侯相侵事”，[15]与清鲜之间的君臣关系不能类比，这便是朝鲜记载的“范文程等见其文，以张维所撰，引喻失当”一语中“引喻失当”的所指。
此后，有关树碑之事又延宕了一年多，直到1639年7月25日（崇德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清使又到汉城之时，才有了实质进展。当日，朝鲜国王下令：“三田渡碑文，速印以送，然后可免贻弊。书写官不可互相推诿，其令吴竣书写，而给发发送。篆文令申翊圣书写。”[16]次日，东阳尉申翊圣上疏拒绝：“以臣为三田渡碑文书写之官，臣既不能死于主辱之日，常怀痛恨，决不敢以病败之身当此事也。”[17]申翊圣曾在1637年3月2日伴随国王拜访九王多尔衮的时候，虽饥肠辘辘，仍拒食多尔衮分赠的食物，[18]其傲骨若此，决不会书写碑文。而朝鲜官员对树碑一事的强烈抵制，由此亦可窥一斑。
1639年7月31日（崇德四年七月二日），朝鲜在沈阳王世子馆所中的官员朴鲁（上下鲁）奏报朝鲜国王说，根据英俄尔岱的传话，清廷本次前往朝鲜的钦使主要是看三田渡碑石的，“碑文书写、解蒙书人等，未及出送”，“书写人则当从后出送。”[19]由此处的“人等”二字，可知派遣的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而所谓“碑文书写”，当指满碑文的书写，“解蒙书”的人，指通晓和书写蒙文的人。可见，三田渡碑的满、蒙碑文的书写人员，是由清廷派往朝鲜的。自1619年以来，朝鲜与努尔哈赤政权在双方文函交流上一直使用汉文，从未使用过满文，亦未用过蒙文，[20]该国当时尚无通晓当日所用的满文的人才。朝鲜本国负责“事大交邻”翻译事务的司译院，虽然早在开国之初就设有女真学，[21]但在这一时期已经式微，且并不研习努尔哈赤政权在蒙文基础上创制的无圈点的满文（旧满文），对三田渡碑满碑文最后所使用的达海于1632年改进的有圈点的满文（新满文）也未研习，实际上司译院恰恰是在1637年这一年开始通过译官申继黯将原本的女真学教材翻译成满文的。[22]正因为满、蒙碑文是清廷之人翻译和书写的，才能够完美地解释为何满碑文中的很多字，是按照中国的汉字发音而非按照朝鲜汉字的发音拼写的，例如其中的“jiyangjiyūn”（将军）、“duyuwan?uwai jiyang hūng li”（都元帅姜弘立）、“taidzu”（太祖）、“nan han”（南汉）、“giyang du”（江都）、“taigiya”（太监）、“han sui”（汉水）、“santiyan du”（三田渡）以及“san han”（三韩）等等。
同年8月26日（七月二十八日），朝鲜“印出三田渡碑文，送于清国”。[23]这一入送的版本应该就是定本了。清廷应该就是在此时，派人前往朝鲜负责满、蒙碑文的翻译书写。朝鲜方面曾记载说：“马夫达等来督役，令清、蒙人翻书碑前。转往南汉，毁山城炮楼。”[24]所谓“马夫达等”之“等”，实则包括刑部参政宗室吴达海，以及礼部参政超哈尔，即朝鲜《燃藜室记述》中所谓的“清使马夫达及吴超等来监督碑役”中的“吴”与“超”。[25]所谓“令清、蒙人翻书碑前”，即让满族和蒙族的相关人员照着汉碑文翻译碑身正面的满、蒙碑文。此一记载虽并未注明时间，笔者推测应当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且可以看出翻译者身份不高，或者只是一般的清语和蒙语笔帖式，所以最后满、蒙碑文上并未像汉碑文那样留下书刻人的名字。学者后来在一档馆中发现了入关前内国史院的三田渡碑满碑文的记录，使满碑文确系清人所书这一史实更为明确。这份满文旧档在内容方面存在一些词句错漏，和最后的碑文有所不同，参酌朝鲜方面的记载，其当系前往朝鲜翻译满碑文的清人所留下的一个翻译底本。满碑文虽然直接采用了如上所列的很多汉字音译，暴露了当日满文自身词汇的大不足，但看得出撰书之人笔法极其娴熟，碑文行云流水，足可与康雍乾时期的满文相媲美。
1639年11月30日（崇德四年十一月六日），清廷收到朝鲜国王有关树立三田渡碑之事的奏报，皇太极遂“遣内院官查布海、李栖凤、毕礼克图，偕户部承政马福塔、礼部参政超哈尔、刑部参政宗室吴达海等，往观之。”[26]派出的这六名官员中，马、吴、超三人曾前往监工。12月9日（十一月十五日），伴随清廷敕使前往汉城的译官郑命寿，告诉朝鲜远接使郑太和说：“三田渡碑前面当书蒙书，后面当刻我国碑文，须趁敕使入京之前，先刻后面以待之，俾无久滞之弊。”[27]郑命寿本系朝鲜人，1619年萨尔浒大战之后随姜弘立降金，此后屡以金/清使者的翻译身份前往朝鲜，所以他所谓的“我国碑文”的“我国”，即指朝鲜而言。这说明，朝鲜方面首先在三田渡碑的碑身后面刻上了汉字碑文，以期在清廷敕使面前展示立碑的进展，消除对方的怀疑。这一则记录也表明，朝鲜方面无法翻译满、蒙碑文，而且朝鲜国王上奏清廷之时，三田渡碑其实尚未刻好，工事正在进行当中。12月28日（十二月初五日），国王“以三田渡碑役完毕，赏赐监役官以下有差”，树碑一事至此方才告竣。记录此事的朝鲜史官对此大为不快，评论曰：“受赏之人，苟有士夫之心，岂不以为耻乎？”[28]可见，朝鲜满朝上下，对此碑是恨之入骨。次日，即12月29日，清使查布海等人“往观三田渡碑”，并顺便前往南汉山城察看，后来认为朝鲜违背清廷意愿而重修了城墙，回到馆所后对朝鲜官员大发雷霆，但三田渡碑方面却并没有引起查布海等人的任何不满，可见该处的进展一切顺利。[29]如此一来，值得指出的就是，三田渡碑的碑文上最后说是“崇德四年十二月初八日立”，即1639年12月31日立，后来很多研究者均以此日为立碑之日，然而这和上述朝鲜实录中的记载截然不符，因为12月28日已经“碑役完毕”，29日查布海等也已经前往查看，倘若29日碑尚未树立，则查布海等人回到汉城馆所后一定要大发脾气的，所以这说明碑身上的记载日期较实际树立日期为迟。1640年1月20日（崇德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查布海等人回到盛京复命，一并“录其碑文进呈”。[30]查布海抄录上奏的这个汉碑文，应该就是1639年12月29日前往三田渡考察之时抄录的，但其与三田渡碑上实际所刻的汉碑文相较，有大小21处差异，尚且不如两年前《朝鲜国来书簿》中记载的准确，所以《清太宗实录》中录载的查布海所呈的汉碑文是不确实的，不能轻信或轻易援引之。
从1637年夏到1639年冬，三田渡碑在朝鲜满朝上下的痛恨之中，拖了两年半之久才算最终树了起来。朝鲜时人所著的《丙子录》描述这段树碑历史说：“作彩阁，设层阶，立崇碑其中，围以垣墙，工役浩大且巧。”[31]可见其规模浩大，不止是树碑而已，尚有垣墙等从属工程。从19世纪末西方外交官的实地考察报告中还可以知道，朝鲜当年在树碑之时，除了将按照中国形制制作的“大清皇帝功德碑”立于碑阁中，同时还在碑阁之外，按照朝鲜形制另树有一个较小的石碑，一大一小、一内一外，可谓君臣上下、等级立判。[32]三田渡碑树立之后，更被朝鲜士人视为国家耻辱所系，必欲毁之而后快。1640年4月1日（崇德五年二月十一日），朝鲜京畿道监司许启奏请国王，请求“定军守直三田渡碑阁”，兵曹建议“以犯罪者三四人定配守直”，国王允准并下教曰：“令本道检饬守护，俾无虚踈之患。”[33]可知当日已经有人开始谋图破坏三田渡碑，京畿道的官员为了避免引发清鲜两国之间的事端，不得不建议派兵守护，但因其系耻辱之碑，所以该国政府也不屑于派驻正式兵丁，只派几名犯罪之人前往守直以为敷衍。
另一方面，清廷对三田渡碑有可能遭到毁坏一层，亦颇为警惕。1640年，清廷要求朝鲜发舟师攻打明军，朝鲜的岭南士子前往汉城赴阙谏止，有传言说这批士子在谏言未见用之后，“发愤而去，搥碎三田渡碑石”。[34]在此传言之下，清廷前往朝鲜的钦使，曾先后于1640年12月12日（崇德五年十月三十日）、1641年12月10日（崇德六年十一月八日）和1643年2月4日（崇德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三次前往三田渡碑阁查看。[35]最后一次勘察的次年，即1644年，清军入关，从此清廷赴朝鲜的钦使再也没有前往三田渡碑查看，日后的钦使甚至基本上不出汉城的馆所，俨然忘记了三田渡碑及其所在了。值得指出的一点是，朝鲜方面所谓的岭南士子“搥碎三田渡碑石”的传言，也未必尽非虚妄，可能其搥碎的是碑阁外较小的石碑。自此以至19世纪末期，除了诸如魏源在其《圣武记》中提到过三田渡碑来为清太宗歌功颂德等等少数记述之外，[36]并没有多少学者对此碑及其碑文发生兴趣。乃至到了1885年中朝两国联合会勘图们江边界时，在中方代表询问朝方为何康熙年间所立的穆克登碑只有汉字而非满汉合璧时，朝方代表解释说：“皇清开国以后，与敝邦往来文字，本不以满文登诸公蹟。敝邦广州三田渡地方有太祖皇帝丙子东征碑刻，有数千言，无一满州文字。”[37]对此故意扭曲的错误描述，中方代表并没有予以驳斥，可见其对三田渡碑已经不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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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三田渡碑于2007年遭到喷涂之事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立场等问题的最新讨论，参见[韩]丘凡真：《清国：作为嵌合体的帝国》（首尔：民音社，2012年），第44-47页。
[2]本文满文部分均采用穆麟德（P. G. von M?llendorff）满文罗马字转写体系。
[3]（朝鲜）《朝鲜仁祖实录》（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4年影印缩印本），第34册，第673页，“仁祖十五年正月庚午”条。
[4]（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4册，第696页，“仁祖十五年六月癸亥”条。
[5]（朝鲜）罗万甲原著、朝鲜仁祖时人扩著：《丙子录》（京城：朝鲜博文社，1928年），第115页。
[6]（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4册，第710页，“仁祖十五年十一月己丑”条。
[7]（朝鲜）罗万甲原著、朝鲜仁祖时人扩著：《丙子录》，第116-117页。
[8]（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5册，第4页，“仁祖十六年正月壬午”条。
[9]丁丑年（崇德二年，1637年）朝鲜国王致清国礼部“请择定三田渡碑文咨”，（朝鲜）《同文汇考》别编，卷四，页六-页七，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辑：《同文汇考》，第2册（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第1535-1536页。
[10]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图书馆藏：《朝鲜国来书簿》，第2册，“崇德三年正月分十八日”条，1932年朝鲜史编修会所藏写本之誊写本，奎章阁馆藏编号“古5710-5-2”，原档无页码；该碑文录件的排印本见张存武、叶泉宏编：《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台北：国史馆印行，2000年），第269-271页。
[11]（朝鲜）《同文汇考》，第2册，第1536页。
[12]（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5册，第7页，“仁祖十六年二月壬寅”条。
[13]（朝鲜）罗万甲原著、朝鲜仁祖时人扩著：《丙子录》，第115页。
[14]（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5册，第7页，“仁祖十六年二月壬寅”条。
[15]（朝鲜）罗万甲原著、朝鲜仁祖时人扩著：《丙子录》，第115页。
[16]（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5册，第63页，“仁祖十七年六月辛亥”条。
[17]（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5册，第63页，“仁祖十七年六月壬子”条。
[18]（朝鲜）罗万甲：《丙子录》，“丁丑二月初六日”条，韩国延世大学国学资料室藏书，馆藏番号“古书(I)951.63”，笔写本，原件无页码。
[19]（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5册，第63页，“仁祖十七年七月丁巳”条。
[20]双方的书翰往来，可参见张存武、叶泉宏编：《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清方以满文所载的相关朝鲜来函，可参见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7卷（东京：东洋文库，1955-1963年），以及日本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译注：《内国史院档（天聪七年、天聪八年）》3卷（东京：东洋文库，2003年）。
[21]朝鲜司译院原设汉、蒙、倭、女真四学，“女真学”在康熙丁未年（1667年）改称“清学”，到了乾隆乙酉年（1765年）“清学序于蒙学之上”。参见《通文馆志》卷一《沿革·官制》，《通文馆志》上册（首尔：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2006年影印），第25页。
[22][韩]宋基中著、李贤淑译：《朝鲜时代的女真学与清学》，载《满语研究》2004年第2期，第87-92页。
[23]（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5册，第67页，“仁祖十七年七月癸未”条。
[24]（朝鲜）《同文汇考》，第2册，第1536页。
[25]朝鲜古书刊行会编印：《燃藜室记述》（京城：朝鲜古书刊行会，1913年），第5册，第194页。
[26]（清）《清太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第653页，“崇德四年十一月己未”条。
[27]（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5册，第73页，“仁祖十七年十一月戊辰”条。
[28]（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5册，第74页，“仁祖十七年十二月丁亥”条。
[29]（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5册，第74页，“仁祖十七年十二月戊子”条。
[30]（清）《清太宗实录》，第2册，第656-658页，“崇德四年十二月庚戌”条。
[31]（朝鲜）罗万甲原著、朝鲜仁祖时人扩著：《丙子录》，第114页。
[32]现存首尔的三田渡碑碑阁中除了三田渡碑之外，尚保留有另外一只较小的龟趺，但其上石碑久已无存。在小的龟趺旁边，韩国政府放置了一个说明，介绍说小的龟趺是因为建碑过程中清国方面要建更大的石碑，小龟趺遂弃而不用。然而这一说明，不仅不能解释为何小龟趺能够在清朝钦使当年严格的探察之下以无石碑的情形存在下来，更不能解释为何小龟趺和大龟趺在形制、石料、风格等方面截然不同。结合本文下文所述，较大的龟趺是否是从清朝直接运送到朝鲜的，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33]（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5册，第81页，“仁祖十八年二月壬戌”条。
[34]（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5册，第90页，“仁祖十八年五月丁酉”条。
[35]（朝鲜）《朝鲜仁祖实录》，第35册，第101页，“仁祖十八年十月丁丑”条；第124页，“仁祖十九年十一月庚辰”条；第145页，“仁祖二十年十二月辛巳”条。
[36]（清）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上册，第259页。魏源在记载了1637年清鲜战事后说：“朝鲜臣民树碑颂德于三田渡坛下。”魏氏说法自是失实。
[37]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图书馆藏，《（图们江勘界）问答记》，胶片目录75-103-27-N，第34页。
二、断字疑云：三田渡碑满汉碑文学术公案始末
本来，三田渡碑既置于朝鲜官方修建的碑阁之中，保存应当相当完善，碑文也应当很清楚。然而，中外学界自1880年代开始首度研究该碑以来，便开始在对满、汉碑文的记录上接连发生错误。自1920年代以来，由于碑身上的满、汉碑文均有部分文字无从辨认，于是学者们认定此系自然风化所致，更围绕此“消失”部分的文字展开了辨读与争论，其影响到今日而未消。自1990年代以来，学界又出现了一种不顾三田渡碑金石资料的存在，而仅凭《清太宗实录》和《朝鲜王朝实录》中收录的均有错误的汉碑文记载作论的现象，以讹传讹，不免是对之前一百多年学界成果的一种逆动。那么，这段学术公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三田渡碑的相关部分，真的是风化掉了吗？其满、汉碑文真的永远不可能知道其本初的样子了吗？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对该碑满、汉碑文的学术公案的来龙去脉做一探研。
1882年，朝鲜在清朝的全面主持之下和美国签约，国门与1876年朝日《江华岛条约》签订之后的几年比起来，一时真正大开，美、英、俄等西方各国公使陆续进驻汉城。当时势力拓展进东亚的西方列强，一直无法理解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因为这不是一种欧洲近代国际法可以解释的国际关系。因此，探研中朝关系便成为一些驻东亚的西方外交官的时代任务之一，而矗立在汉江南岸的高大的三田渡碑，便成了这些外交官们乐于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最早对之进行学术研究的，是美国驻华外交官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而柔克义做研究的前提，则是美国驻朝鲜的外交官在汉城周围进行的实地考察。
1884年9月22日到10月8日，美国驻朝鲜公使馆的海军武官乔治·福久（George C. Foulk）中尉，以临时代理公使的身份对朝鲜首都地区（“the capital district”）做了一次考察，并于10月10日向国务卿弗里林海森（Frederick T. Frelinghuysen）提交了一个长篇报道。[1]福久在报道中提到，他在离朝鲜广州7英里、汉城11英里的松坡地区发现了一座位于巨大龟趺之上的高12英尺的石碑，此即三田渡碑。根据福久的描述可知，当时三田渡碑置于一个高大的碑阁中，而另外一块石碑残留下的较小的龟趺位于阁外，简单地被栏杆围着。今日我们在韩国首尔所见到的是两龟趺并立，但至少在1884年之前两者颇有内外高下的等级之别，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一如宗藩君臣父子之制。福久同时报告说，一位陪同他参观三田渡碑等历史遗迹的驻守松坡的朝鲜官员告诉他说，1637年清兵侵略朝鲜之后，有两块刻着碑文的大石碑通过海路从中国运了过来，但树碑之时遭到朝鲜人的强烈抵制，其中一块被毁了，另一块立在了松坡这个地方并置于朝鲜政府的保护之下。[2]这种石碑浮海而来说虽然有些无稽，但这一口口相传了二百多年的故事，可能印证了小龟趺所驮石碑的确是在树立不久之后就被捣毁了，极有可能是被上文提及的赴阙进谏的岭南士子所搥碎的。假如是这样的话，这一较小的石碑可能不过是记载有类似说明文字的普通石碑而已。
福久当时特别指出，仔细研究一下他所看到的这块石碑的话，会对当时的中朝关系有更深的了解，并发生更为直接的实际用途。1887年，柔克义在汉城根据福特的拓本做了一个副本，开始了对三田渡碑的汉碑文的研究，后来将汉碑文的英译文作为他写的题为《中朝关系》的论文中的一部分，于1887年12月提交给了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后刊于该会于1889年出版的第13期会刊上，并附有一个总计4页的汉碑文抄本（以下简称“柔氏抄本”）。[3]柔氏曾说，他在汉城根据福久拓本所做的副本“并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的”（“not wholly satisfactory”），因为有两处地方的汉字辨认不出来，便根据推测补入。但是，从最后的实际情形来看，包括他补入的两处地方在内，柔氏抄本存在漏字、错字或错简等大小总计48处错误，且其中更有一处遗漏了整整14字。因此，虽然柔氏本人可以说是近代最早开始研究三田渡碑的学者之一，且他对中朝宗藩关系的研究在当时颇显睿智，但他所提供的三田渡汉碑文的抄本错误百出，是各种版本中最不信实的一个，而其英文翻译也就因之不足为训。
与柔克义同时展开对三田渡碑的研究并于1889年同年刊发了有关三田渡碑汉碑文专题研究论文的，是时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的贾礼士（William Richard Carles）。贾氏曾在1884年担任过英国驻朝鲜副领事，差不多和美国的福久同期对朝鲜内陆做过较为详细的探访，期间见到过松坡的三田渡碑。1888年10月22日，贾礼士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宣读了他研究三田渡碑的《一座纪念满族仁恩的朝鲜石碑》（“A Corean Monument to Manchu Clemency”）一文，并刊发于该会1889年出版的第23期会刊上。[4]贾氏所本的汉碑文底稿是一名朝鲜人提供的，最后他附了一页长39.5厘米、宽26.5厘米的汉碑文拓片摹本，字划相当清晰（以下简称“贾氏摹本”）。贾氏摹本中本来总计有8处或脱漏或错简的错误，例如将第5行中的“我寡君集文武诸臣”的“文武”抄写成“武臣”，将第11行中的“谕以师期”抄成“谕师期刑”等，但贾氏在刊发英译文的一个星期之前，恰好收到了当时英国驻朝鲜代理总领事科林·福特（Colin M. Ford）邮寄给他的碑文拓本，所以他得以在英译文后对相关错误做了校订声明。最后，贾氏摹本中看上去只剩下了在第7行遗漏了“振旅而西”的“西”字、在第14行将“大霈”的“大”写为“天”、在第17行“日月”之后遗漏了“之明”以及最后落款时在“汉城”之后遗漏了一个“府”字共4处错误。因此，贾氏摹本可信度是极高的，而且其所使用的拓本和美国方面的福久以及柔克义等所做的拓本和抄本也均无关系。
贾氏摹本对今日学界最具意义的地方，在于对汉碑文第11行末尾的“小邦申饬边臣，言涉不逊，而其文为從臣所得”中的“從”字的记载。自1910年代以来，因为“为”字和“臣”字之间的字在石碑上已经模糊不能辨认，即使像日本东洋文库所藏的整面汉字碑文非常清晰的拓片照片上，也只有这一字无法辨认，所以研究者大多凭借《朝鲜仁祖实录》和《清太宗实录》中收录的“其文为使臣所得”一语，认为此字系“使臣”的“使”字。这一判断，可以与满碑文第11行中的“terebithe be elcin jihe ambasa bahafi gamaha”（彼书翰被作为使者来的大臣们取走了）一语中的“elcin jihe ambasa”（作为使者来的大臣们）一词相对应。因此，除了一部分学者对此缺字持谨慎态度而直接省略不书之外，该字系“使”字似已成绝大部分学者赞成的定论。目前所见的诸汉碑文版本中，大部分也将此字定为“使”字。但是，蹊跷之处在于，贾氏摹本清楚地写道此字系“從”，而非“使”。那么，究竟谁对谁错呢？
贾氏曾在他的文章前言中特别强调说碑文上的“字完美地一清二楚”（“the characters themselves being wonderfully clear”），[5]而且他的翻译也得到了精通满汉语的英国驻华外交官富美基（M. Forbes A. Fraser）的合作帮助。除此之外，汉碑文的第10行有“遣使请成”的“使”字，第14行复有“令從官及内侍看护”的“從”字，可见贾氏对“使”和“從”这两个字分得还是很清楚的。他的英文译文中也将“其文为從臣所得”这一句译成“the despatches came into the possession ofthe servants of the Emperor”（直译便是：书翰落入了皇帝仆从之手中了），并将第10行的“遣使请成”的“使”明白翻译为“envoys”一词，亦似他没有认错字的佐证。[6]这样看来，该处汉字系“從”字，颇有不刊之论的味道。然而，上文已经谈到，功德碑是先刻的汉碑文，然后对照翻译的满碑文和蒙碑文，所以满碑文中的对应翻译便是最好的判断该字究竟是“使”还是“從”的证据。如上所述，满碑文中第11行中明确刻有“elcinjihe ambasa”即“使臣”一语，同时满碑文第7行又有“dahara ambasa”一语作为“從臣”一语的对译，可见如果第11行写的是“其文为從臣所得”，那么这里的“從臣”必然会被翻译成满文“dahara ambasa”而不会是“elcin jihe ambasa”。由此可知，汉碑文第11行中现在看不清楚的字，的确应是《朝鲜国来书簿》、《清太宗实录》和《朝鲜仁祖实录》中所记载的“使”字，而不是贾礼士记的“從”字，尽管他所用的碑文拓本“一清二楚”，他仍旧认错了这个字。这同时也说明，“为”和“臣”之间的“使”字，至迟是在1888年之后才模糊不见的，应当和该碑在1895年被推入江中前后的磕磕碰碰甚有关系。
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在1888年第23期会刊上刊登贾礼士上文的同时，一并将福特从朝鲜寄给贾礼士的满、蒙碑文的拓本做了摹本以贾文附录的形式予以刊发，系一份长109.5厘米、宽42.5厘米的满、蒙碑文摹本（以下简称“亚文会摹本”），圈点字画相当清楚，这应当是学术界第一次公开刊发三田渡碑的满、蒙碑文摹本。[7]现在的学界对满碑文最不肯定的地方，是第3行最后的3个满字，特别是倒数第2个和第3个字，在包括东洋文库的拓本照片在内，均无法辨认。亚文会满蒙摹本明白记录此三字是“goroki amasi emgeri”，且并无任何声明指出这三个字是因为原碑满字无法辨认而做的推测判读。由此可知，当时的满蒙碑文也和贾礼士介绍的汉文碑文一样，字迹是“一清二楚”的。亚文会在刊发满、蒙碑文摹本时，曾经特别就满碑文声明说：“希望能有某位精通满语的学者来为学会提供一个翻译，并可做出与任何特别有意义的部分相关的解释。”[8]这一学术邀请很快就在一些俄罗斯学者中间引起了积极反响。1891年，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在该年印刷的1890年第5期会刊上，发表了俄国学者波日涅耶娃（А.Позднеева）整理的三田渡碑满、蒙碑文的印刷本及相关俄文说明和翻译（以下简称“俄罗斯印本”）。[9]波日涅耶娃的印本参考的正是亚文会摹本，其满文在第3行末尾也同样记录的是“gorokiamasi emgeri”，[10]作者亦未曾声明碑身该处有看不清字迹的地方。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驻朝鲜的西方外交官中，并不乏精通汉、满、蒙文字的学者，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该国东方研究学术机构的成员。例如，柔克义1887年在汉城制作拓本副本的时候，因为不认识满、蒙文字，就曾请教过驻朝俄国领事馆的秘书舒伊斯基（Shuisky）先生，舒伊斯基告诉他说蒙碑文的内容和汉碑文的内容一模一样，于是柔克义认为满碑文的内容和汉碑文的也应该一模一样。[11]这说明，美国的福久、柔克义，英国的福特、贾礼士，还有俄国的舒伊斯基等驻扎东亚的外交官，在当日均亲眼目睹过功德碑或者见过字划清晰的汉、满、蒙三体碑文拓本。倘若碑文中有字迹不清的地方，作为学术机构成员的他们，一定不会不做出任何说明的。由此可以推知，满碑文第3行末尾现在已经看不清楚文字的地方，应当是在1895年该碑被推到汉江之中到1913年日本殖民政府重新将之树立起来这一时期内被人为地磕碰掉了，而不是一般认为的自然风化掉了。
笔者做出上述判断的证据，尚有1919年日本朝鲜总督府编辑刊刻的《朝鲜金石总览》一书中收录的“广州清太宗功德碑”碑文。[12]该书附了一份长61厘米、宽28厘米的满蒙碑文拓本的摹本，包括满文第3行末尾的三个字在内的很多字均无从辨认，和该书最后附带的满、汉碑文照片相比，清晰度差很多。该书没有附汉碑文摹本，但有汉碑文排印版，对碑文第11行末句记载为：“小邦申饬边臣言涉不逊而其文为□臣所得”，[13]可见位于“为”和“臣”之间的这个“使”字，在朝鲜总督府制作拓本的时候，已经从碑身上无法辨认了，其排印本中遂付诸阙如。此排印的汉碑文中除此缺字之外，尚有将碑文第14行中的“宗祀已绝”的“祀”写成“社”、将第15行中的“汉水上游”的“游”写为“流”等2处错误。根据《朝鲜金石总览》一书收录的三田渡碑文的目录和安排来看，笔者判断现藏于日本东京东洋文库的有关三田渡碑的两张各长53厘米、宽32厘米的拓本照片中的拓本底本，[14]便应当是朝鲜总督府当年刊印《朝鲜金石总览》之前所做的拓本。东洋文库馆藏的拓本照片，恐怕是迄今最清晰的碑文版本，可惜并无任何文字说明，但是该馆文书目录上显示的则是“广州清太宗功德碑里面大清皇帝功德碑”的字样，此系原样照抄朝鲜总督府刊印的《朝鲜金石总览》一书中的相关目录的结果。由此，似可判定，东洋文库照片中的这一拓本乃是朝鲜总督府所制，制作时间在1913年重新树碑到1919年刊行《朝鲜金石总览》一书之间。很多目前流传的功德碑拓本，均出自此一朝鲜总督府版本的不同程度和不同尺寸的复印件。据韩国学者崔鹤根先生在1970年的介绍，此一拓本是日本京都大学中所藏的拓本的扩大照片。此后几位日韩学者，也大多是以这一拓本为主要参照文本来进行研究的。而这一点也正是学界众多错误产生的源流之一，因为很多人仅相信了朝鲜总督府的这一拓本，却很少认真参考1895年之前就已经出现的亚文会摹本和贾氏摹本，其结局便是至多只能回溯到1913—1919年之间，而无法回溯到1884—1895年之间。
1924年，当年曾经帮助贾礼士将汉碑文译成英文的英国驻华外交官富美基，出版了《满语百章及其他满语阅读教材》（Tanggu Meyen and other Manchu ReadingLessons）一书，其中发表了三田渡碑满碑文的罗马字转写及新的英译文（以下简称“富氏本”）。[15]富氏曾评价说，他参与过的1888年的贾礼士对汉碑文做的英译文是“迄今遣词造句最为优雅的”（“by far the most elegantly worded”），可惜此一评论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富氏在满碑文版本方面采用的正是亚文会摹本，同样清楚地记载到满文第3行末尾的3个字的音转是“goroki amasi, emgeri”，且将之翻译为“retreatingfar back, once (one step)”，[16]并没有指出该处有字迹模糊或者无从辨认等问题。这已是《朝鲜金石总览》一书发行5年之后，但富美基显然并未受日本方面的影响，依旧对他当年所见到的“字完美地一清二楚”的亚文会摹本情有独钟。
1928年，日本学者鸳渊一在《史林》杂志第13卷第1到4号上发表了《清初清鲜关系与三田渡碑文》一文，对该碑的满、蒙、汉碑文的内容以及其所涉及的清鲜关系史，进行了十分丰富的介绍（以下简称“鸳渊氏本”）。[17]但鸳渊氏本的汉碑文中，存在错字、漏字或错简等凡10处错误，其中对上文提到的碑身上的汉碑文第11行末的已经看不出来的汉字未做判断，和《朝鲜金石总览》一样做了“其文为臣所得”的处理。日后凡是参考鸳渊氏本的研究者，基本上都延续此一做法，并未回过头去进行相关考证。鸳渊氏本对满碑文第3行末尾已经看不出来的3个满字做了“——emu(?)”的处理。由此亦可见，到1920年代中后期，以英、美、俄学界为一系，以日本学界为另一系，在对碑文相关文字的辨析方面，已经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开来：前者从未指出汉、满碑文存在部分文字无从辨认的问题，而后者从一开始研究时便存在此一障碍。这一差异，即是上文提到的1895年后的人为因素所造成的。
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韩国学界出现了一阵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三田渡碑满蒙碑文的热潮，以精通满蒙文的金芳汉、成百仁以及崔鹤根等三先生的研究为代表。时至今日，该三先生的相关研究仍代表韩国学界在三田渡碑研究上的最高水准。1965年，金芳汉发表《有关三田渡碑之蒙文》一文，介绍了蒙碑文的罗马字转写，同时提供了蒙碑文索引、蒙碑文韩文译注、蒙碑文韩文翻译、汉碑文、汉碑文日译、满碑文韩译大意等等几项内容，十分翔实。[18]但该文提供的汉碑文（即文中的“汉原文”部分），存在错字、别字、漏字或错简等凡13处错误，其中对汉碑文第3行末的文字做了“其文为臣所得”的处理，与鸳渊氏的直接省略不书一脉相承。1970年，成百仁发表《三田渡碑满洲文》一文，对被他称为“国耻之碑”的三田渡碑的满碑文进行了研究，做了满碑文的穆麟德系统转写，同时提供了满碑文韩文译注、满碑文韩文意译、满碑文词汇索引等几项内容，其主要参考的前人研究是1924年富美基的文章以及1928年鸳渊一的文章。[19]1970年同年，崔鹤根根据自己和另外两名韩国教授亲自做成的三田渡碑的拓本，并参考东洋文库的拓本照片，对满碑文进行了研究，发表了《所谓“三田渡碑”的满文碑文注译》一文，主要提供了满碑文的穆麟德转写，以及对应的韩文翻译和汉碑文原文。[20]崔文对汉碑文第11行末尾看不出来的“使”字亦付诸阙如，但该文所录的汉碑文中存在错字、别字、漏字或衍字凡25处错误。同时，崔文将满碑文第3行末尾的三字判读为“golome julesi emgeri”。上述三先生的研究，主要是语言学方面，兴趣和重点都在当时满、蒙文字上面，结果在对汉碑文的辨读和记载上发生了不少错误。
相对于英、美、俄、日、韩等国家研究三田渡碑的情形，中国相关的学术研究甚为不足，且该碑较好的拓本亦颇不易得，这一域外金石史料遂长期未能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1992年，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陈捷先教授在《满学研究》杂志上刊载《三田渡满文清太宗功德碑研究》一文，主要介绍了他在一档馆中发现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旧档中的有关三田渡碑的满文档案。[21]陈文提供了几乎全部的满碑文拓本的穆麟德转写，尽管并未指明所使用的究系何种拓本。在满碑文判读方面，陈文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利用一档馆中的满文旧档，指出满碑文第3行最下方已经看不出来的3个字当系“gojime julesi emgeri”。陈先生认为内国史院的这份满文旧档中的记载才是正本，其“史料价值也不言可知了”，并指出成百仁所做的“goroki amasi emgeri”的判读是错误的。然而，事实是否果如陈先生所言呢？
一般而言，既然有满文旧档为证，陈先生之论似可成定论。但是，根据陈先生自己的介绍，一档馆的这份满文旧档除了残缺严重之外，文字上亦存在脱漏现象。从陈先生所做的碑文和旧档的5则文字对比例子来看，旧档所载的满文，并非是最后刻到碑上去的成稿，所以如上文所述，笔者判断这一满文旧档可能系一底稿而已。[22]如此一来，这一满档便不能当作标尺，而成氏本以及亚文会摹本和俄罗斯印本中的记录，都应该是正确的。陈先生之所以相信该满文旧档所载，除了对满档的毫不质疑的相信之外，主要是因为他相信满碑文第3行的最后3个满字早就风化掉了，进而认为解决了这一悬案。但问题是，陈先生首先忽略了这一悬案的造成是在1895年之后，而1889年和1891年的一清二楚的满碑文摹本和印本均历历可见。另外，陈先生认为对于这第3行末尾的看不清的满字，“佛勒塞与鸳渊一都不作肯定的音译，成百仁译为go(roki)(ama)si emgeri”[23]（“佛勒塞”即本文提及的“富美基”即M. Forbes A. Fraser）。事实上，鸳渊一的确未做明确判断，但是富美基在其1924年本中对此做了十分清楚和肯定的满文转写和英译；成百仁虽然的确在1970年的文章中将之转写为“go[roki] [ama]si emgeri”，但他专门做有一个第20号的脚注声明说“此处在go––si间的补充部分是根据Fraser的”，所以这并非像陈先生认为的那样是成氏自己的判读，而是富美基的，而富氏又最早是本着1889年亚文会摹本而来的。可见，在此问题上，若不追溯到1889年的起步研究，便难窥堂奥。陈文同时比较了《朝鲜仁祖实录》以及《清太宗实录》中收录的汉碑文，举出了22处差异，并依照满文做了分析。然而，陈文的对比中亦存在错误之处，例如将“卿士”误排为简体字“乡土”、将“被获”误写为“被俘”等。且陈先生所使用的清实录的版本，和通行的中华书局影印版的亦有不同，兹不赘述。
1992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学界先后主要出现了两篇介绍三田渡碑的文字。第一篇是韩国大真大学历史学部金在善教授发表于《清史研究》杂志2001年第3期上的《韩国三田渡所立大清皇帝功德碑考述》一文。[24]究其实际，金文并无多少“考述”可言，其所本的汉碑文，实则是杂糅了《清太宗实录》和《朝鲜仁祖实录》中的两个原本就有谬误的版本，而作者所谓的“解释异见”中，亦不乏基于民族主义立场之上的偏激之辞。2011年，中国的程龙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三田渡碑的一段学术史》的小文，对三田渡碑的部分学术史做了简要介绍。[25]程文并非主要为学界研究而做，其中相关内容亦有不准确之处，但该文指出了金在善文章的问题，颇有以正视听之效。为了解决学者之间的这段就碑文引发的将近百年的公案，我们只有重新回过头去，将三田渡碑的满汉碑文厘清，以正本清源。
三、正名定分：三田渡碑汉碑文辨录以及站在碑文后面的人
三田渡碑的汉碑文虽然是刻在碑的背面，但它却是满蒙二体碑文的底本，所以本文先分析汉碑文，次及满碑文。
汉碑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碑题“大清皇帝功德碑”，凡7字，自右而左篆书；第二部分是正文，自右而左、自上而下勒文，共24行，凡914字，楷书；第三部分是落款，自右而左、自上而下勒文，共4行，凡81字，楷书。整个汉文碑面共计汉字1002字。其中正文部分，每逢“皇帝”字眼，一概重起一行，以恪遵抬格体例，如此先后凡18处，其中17处特指“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1处指“太祖武皇帝”努尔哈赤。除此之外，正文中每逢“降”、“谕”、“锡”、“上”、“大”、“德”、“威”等字，其前均空两格以示尊敬，逢“皇”、“天”、“帝”三字时空三格以示尊崇，此种抬格之处凡26处。落款之中，逢“教”字（朝鲜国王之旨意按照宗藩礼制不能称“旨”，而称“教”）之前空两格。另外，正文中“大清”二字前空两格；而正文因为碑身大小的原因另起一行续书之时便空三格，这一空三格的抬格体例和朝鲜国王1637年自南汉山城给皇太极的降书中的抬格体例，完全一致。下面照录汉碑文的正文和落款，共计995字，为存其真，以碑文为标尺录以繁体字，亦不予标点。每个“○”处代表碑文抬格处的一个汉字大小的空间，正文文字之前的阿拉伯数字代表碑身上自右而左的行序。
碑题[篆书]：
大清皇帝功德碑
正文[楷书]：
01 大清皇帝功德碑
02 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
03寬溫仁聖皇帝以壞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臨之直擣而東莫敢有抗者時我寡君棲于南漢凛凛若履春氷而待白日者殆五旬東南諸道兵相繼崩潰西北帥逗撓峡内不能進一歩城中食且盡當此之時以大兵薄城如霜風之卷秋籜
04 爐火之燎鴻毛而
05皇帝以不殺为武惟○○布德是先乃○○降勅諭之曰來朕全爾否屠之有若英馬諸大将承○○○皇命相屬於道於是我寡君集文武諸臣謂曰予托和好于○○大邦十年于兹矣由予惛惑自速○○○天討萬姓魚肉罪在予一人
06皇帝猶不忍屠戮之○○諭之如此予曷敢不欽承以上全我宗社下保我生靈乎大臣協贊之遂從數十騎詣軍前請罪
07皇帝乃○○優之以禮○○拊之以恩一見而○○推心腹○○錫賚之恩遍及從臣禮罷即還我寡君于都城立召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撫民勸農遠近之雉鳥散者咸復厥居詎非大幸歟小邦之獲罪○○上國久矣己未之役都元
08帥姜弘立助兵明朝兵敗被擒
09太祖武皇帝只留弘立等數人餘悉放回○○恩莫大焉而小邦迷不知悟丁卯歲今
10皇帝命将東征本國君臣避入海島遣使請成
11皇帝允之視为兄弟國彊土復完弘立亦還矣自兹以往○○禮遇不替冠盖交跡不幸浮議扇動構成亂梯小邦申飭邊臣言渉不遜而其文為使臣所得
12皇帝猶寬貸之不即加兵乃先○○降明旨諭以師期丁寧反覆不翅若提耳面命而終未免焉則小邦羣臣之罪益無所逃矣
13皇帝既以大兵圍南漢而又○○命偏師先陷江都宫嬪王子暨卿士家小俱被俘獲
14 皇帝戒諸将不得擾害○○令從官及内侍看護既而○○大霈恩典小邦君臣及其被獲眷屬復歸於舊霜雪變為陽春枯旱轉為時雨區宇既亡而復存宗祀已絕而還續環東土數千里咸囿於○○生成之澤此實古昔簡策所稀覯也
15 於戲盛哉漢水上游三田渡之南即
16皇帝駐蹕之所也壇場在焉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壇所增而髙大之又伐石以碑之垂諸永久以彰夫
17皇帝之功之德直與造化而同流也豈特我小邦世世而永賴抑亦○○大朝之仁聲武誼无遠不服者未始不基于兹也顧摹天地之大畫日月之明不足以彷彿其萬一謹載其大略銘曰
18天降霜露載肅載育惟○○○帝則之並布○○威德
19皇帝東征十萬其师殷殷轟轟如虎如豼西蕃窮髪暨夫北落執殳前驅厥靈赫赫
20皇帝孔仁誕降恩言十行昭回既嚴且温始迷不知自貽伊慼○○○帝有明命如寐之覺我后祗服相率而歸匪惟怛○○威惟○○德之依
21皇帝嘉之澤洽禮優載色載笑爰束戈矛何以○○錫之駿馬輕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謳我后言旋
22皇帝之賜
23皇帝班师活我赤子哀我蕩析勸我穑事金甌依舊翠壇維新枯骨再肉寒荄復春有石巍然大江之頭萬載三韓
24皇帝之休
落款[楷书]：
嘉善大夫禮曺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臣○吕爾徵奉○○教篆
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臣○吳竣奉○○教書
資憲大夫吏曺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臣○李景奭奉○○
教撰
崇德四年十二月初八日立
从此碑树立以来，学者根据碑身落款和文献记载，都认为这个碑文是吏曹判书李景奭所撰写的，所以历来学者所采用的基本的研究路数，是将此碑文作为一个文本来逐句来分析解释，以期观察李景奭是如何在屈辱之下描述清鲜关系的剧变的。日本学者鸳渊一1928年的长文，便是这一研究路数的典型之作。笔者并不否认碑文是李景奭撰写的，然而，李景奭在1636—1637年的清鲜之战时，并未像完城君崔鸣吉那样主张向清国投诚求全，所以写这种为士林所不齿的碑文对他来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那么他的碑文为何最后能被清方的范文程等人择中呢？
进一步研究之后可以发现，李景奭恰恰是利用了经过崔鸣吉执笔或者点窜过的朝鲜国王在投降前后致清方的若干文书，主要是自1637年1月底清军围困南汉山城到1638年3月初上送李景奭碑文之间这一期间，朝鲜国王上清帝和清国皇太子的若干国书、表文和笺文，兼有部分清方来书，对之进行引用、归纳或概括，最后形成了他自己十分不愿意写的碑文。而范文程等人对朝方的大部分经过崔鸣吉之手斧削的谦卑文辞，实在是太熟悉和满意了，择中李氏碑文也就势所必然。因此，这篇功德碑表面上看上去系李景奭所撰，而其暗处站着的崔鸣吉的影子实在是历历可寻。下文以汉碑文为线索，以上述期间清鲜之间相关往来文书为参照，从三个方面予以初步的对比分析，以呈现李景奭所撰碑文与崔鸣吉之间的这种台前幕后的关系，发掘出隐藏在此碑文背后的一段历史真实。
第一，有关朝鲜坏和与国王困守南汉孤城的叙述。
碑文：“宽温仁圣皇帝，以坏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临之，直捣而东，莫敢有抗者。时我寡君栖于南汉，凛凛若履春冰而待白日者殆五旬。东南诸道兵，相继崩溃，西北帅逗挠峡内，不能进一步。”
上述碑文主要源自1637年1月28日朝鲜国王困守南汉山城之时，由崔鸣吉所撰写的战时朝鲜国王致皇太极的第一封书信，由洪瑞风、金荩国、李景稷等人送到清军大营。该信第一次使用“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的称号，称复信为“上书”，自称“小邦”，呼清国为“大国”，内中有言曰：“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威迫朝夕。……兵戈阻绝，无路自通。”[26]李景奭所撰汉碑文中的记录，实际上是对上述记载的扩充，尤其是“自速兵祸，栖身孤城”一语。类此描述国王背负战争责任以及最后困守南汉孤城以致社稷飘摇的用辞，在1637年朝鲜国王致清帝的其余文书中亦可看到，而崔鸣吉是此等谦卑言辞之始作俑者。
第二，有关对丁卯兄弟之盟以来双边关系变化的叙述。
碑文：“予托和好于大邦，十年于兹矣。由予惛惑，自速天讨，万姓鱼肉，罪在予一人。……。丁卯岁，今皇帝命将东征，本国君臣比如海岛，遣使请成，皇帝允之，视为兄弟国，疆土复完，弘立亦还矣。自兹以往，礼遇不替，冠盖交迹。不幸浮议扇动，构成乱梯。小邦申饬边臣，言渉不逊，而其文为使臣所得。皇帝犹宽贷之，不即加兵，乃先降明旨，谕以师期，丁宁反复，不翅若提耳面命，而终未免焉。则小邦群臣之罪，益无所逃矣。”
1637年1月28日朝鲜国王致清帝第一封书信中有言曰：“小邦自从丁卯结好以来，十余年间情好之笃，礼节之恭，不但大国所知，实是皇天所鉴。而唯是昏谬之甚，事多不察。……小邦君臣不免过虑，申饬边臣，而词臣撰文，语多乖剌，不觉触犯大国之怒。其敢曰事出群臣而非我所知乎！”[27]不久之后的2月7日，朝鲜国王自南汉山城致清帝第二书，亦经崔鸣吉亲自点窜修改，其中有言曰：“小邦前蒙大国之惠，猥托兄弟，昭告天地，虽疆域有分，而情意无间，自以为子孙万世无疆之福。……群臣昏迷不察，致有今日，自责而已，更有何说。……上年小邦处事昏谬，蒙大国勒教屡矣，而犹不自悟，以致大国之兵。君臣父子久处孤城，其窘亦甚矣。诚于此时，蒙大国翻然舍过，许其自新，俾得保守宗社，长奉大国，则小邦君臣将铭镂感戴，至于子孙永世不忘，而天下闻之，亦无不服大国之威信。是大国一举而结大恩于东土，施广誉于四国也。……秋杀而春生，天地之道也。”[28]在这几封国书中，朝鲜方面都将败盟的责任归罪于自身，历数往日之错，颂扬清方功德。
2月11日，皇太极在致朝鲜国王一份招降谕文中谓：“与尔边臣之书，为朕使臣英俄儿代等所得，始实知尔国有构兵之意。”[29]此句便是汉碑文第11行末尾的“小邦申饬边臣，言涉不逊，而其文为使臣所得”一句的本初由来，也是碑文中该处现在看不清楚的“为”和“臣”之间看不清楚的字系“使”字、而非贾礼士所说的“從”字的最原始的证据。2月23日朝鲜国王致皇太极国书一封，目的是开列送给清方的三名朝鲜斥和大臣，该国书开头便谓：“小邦曾有一种浮议，颇能坏误国事。”[30]此处的“浮议”，便是指斥和而言，亦是李景奭碑文中“不幸浮议扇动”一语的出处。
第三，有关对丙子之役的描述与对清帝功德的颂扬。
碑文：“皇帝既以大兵围南汉，而又命偏师先陷江都，宫嫔王子暨卿士家小，俱被俘获。皇帝戒诸将不得扰害，令从官及内侍看护。既而大霈恩典，小邦君臣，及其被获眷属，复归于旧。霜雪变为阳春，枯旱转为时雨。区宇既亡而复存，宗祀已绝而还续。环东土数千里，咸囿于生成之泽，此实古昔简策所稀觏也。于戏盛哉。”
1637年2月15日，朝鲜国王上书皇太极请求免出城以及免送斥和大臣，中谓：“兹奉恩旨，尽释前愆，弛秋霜之严威，布阳春之惠泽，将使东方数千里生灵，得脱于水火之中，岂但延得一城性命而已。”[31]这封国书的初稿并非是崔鸣吉所起草，但在国王召崔鸣吉阅看之后，“鸣吉遂以国书，退坐备局，更加点窜。”[32]可见最后成稿仍是出自崔鸣吉之手。2月18日，朝鲜国王再次致书皇太极请求免出城，其中有言曰：“恩言一布，万物皆春，真所谓生死而骨肉者也。东方之人，子子孙孙皆将诵陛下之功德，况于臣之躬被再造之赐者乎。”[33]这封国书完全是崔鸣吉本人亲撰的，内中表示要“称臣奉表，愿为藩邦，世事大朝”，并表示“自兹以往，事大之礼，悉照常式，永世不绝，臣方以诚信事陛下，陛下亦以礼义待小邦，君臣之间，各尽其道。”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国王不应该出城的意思。该国书于2月19日早上被退回朝鲜方面，清方保留了誊录的副本。2月21日，朝鲜又追加一封表示归附大清国的国书，其中道：“第惟臣方将以三百年宗社，数千里生灵，仰托于陛下，情理诚为可矜。”[34]这几封国书之内的“万物皆春”、“生死而骨肉”、“躬被再造”、“三百年宗社”、“数千里生灵”等辞，均经崔鸣吉之手而成，日后亦均成为李景奭整理碑文底稿之时的材料来源。
同年5月19日，朝鲜国王在致清国礼部要求赎回被俘朝鲜人等的咨文中曾有“再造疆场，俾保三百年之宗社”一语。[35]7月9日，朝鲜国王派遣议政府左议政李圣求、怀恩君李德仁，携带贡物，前往盛京谢清帝班师回朝之恩，其上清帝表文中有“六师言旋，再造疆场”、“天地深获再造之泽”、“枯木回春，寒灰嘘暖”、“土全东社”等语，而呈皇太子笺文中有“秋杀春生，咸怀字小之惠”等语。[36]12月22日，朝鲜国王在上清帝的表文中，历数国内情形堪忧，以防清方征兵，其中颂扬清帝的言辞颇多，例如：“幸赖圣度包荒，曲加矜宥，快释前愆，许以自新，存其垂死之性命，续其既绝之宗祀，此诚前史之所未闻”、“自以哀微之国，获际兴隆之运，转一时危亡之祸，为永世休宁之福。岂非皇天启佑，大朝抚临东土，使小邦君臣并囿于生成之中者耶”、“日月之明，何能尽烛于千里之远哉”、“及王师旋返，使各道令长晓告百姓，自今以后永无兵革之忧，尔等但务耕作，共享太平之福。……余存之民，靡不劝趋农事”以及“臣之所以托命于陛下者，固将为世世子孙无穷之休庆”，等等。[37]上述咨文与表文中的用语，系歌功颂德之辞，与崔鸣吉之前或亲撰或修改的文书中的用辞一脉相承，其经崔鸣吉之手而成可知，更与李景奭汉碑文中所采用的很多词汇几乎一模一样，有的不过是被稍加润色以符合碑文的格式而已。
综上所述，自1637年1月底清军围困南汉山城时到1637年12月底朝鲜国王以藩臣身份呈递清帝表文这一年之内，朝鲜国王致清帝和清国皇太子的若干国书、表文和笺文，其中对有关朝鲜坏和与国王困守南汉孤城、丁卯兄弟之盟以来双边关系的变化以及丙子之役与颂清帝功德等事的描述，均成为李景奭撰写汉碑文的资料参考，而这些文书大部分都经过主和派崔鸣吉的精心修改，有的根本就是直接出自崔鸣吉本人之手。如此便可发现，李景奭撰写碑文时所做的主要工作，不过是借用了这些文书中的语气谦卑的言辞并对之进行了润色，进而为早已熟悉这些谦卑字眼的清方的范文程等人择中。世人大多只知李景奭“撰”碑文，却很少窥见李景奭的碑文后面其实站着一个为很多朝鲜儒生和文臣所不齿的崔鸣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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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portof Observations Made during A Journey in the Capital District of Korea,”inclosure ofMr. Foulk to Mr. Frelinghuysen, No. 229, October 10, 1884,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885–'86(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6), pp. 315-333.
[2] FRUS 1885–'86, p. 326.
[3]WilliamW. Rockhill, “Korea in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Oriental Society 13 (1889), pp. 1-33.
[4]W.R. Carles, “A Corea Monument to Manchu Clemency,”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3. 1 (1888), pp. 1-8.
[5]W.R. Carles, “A Corea Monument to Manchu Clemency,” p. 2.
[6]W.R. Carles, “A Corea Monument to Manchu Clemency,” p. 4.
[7] “Addendum,”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Society 23. 1 (1888), p. 285.
[8]Ibid., p. 285.
[9][俄] 波日涅耶娃（А.Позднеева）：《朝鲜臣服满族之石碑》（“Каменописный памятник подчинения Маньчжурами Корей”），载《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论丛》（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P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1890年第5卷，第37-55页；满文印本在第39-44页。笔者非常感谢韩国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的李勳先生最初提供该刊满文部分的复印件，特别感谢中国社科院唐仕春博士帮助翻译相关俄文信息。笔者同时非常感谢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室为笔者提供的查阅资料的种种便利。
[10] [俄] 《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论丛》，1890年第5卷，第39页。
[11]William W. Rockhill, “Korea in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Journal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3 (1889), p. 27.
[12][日]朝鲜总督府编印：《朝鲜金石总览》（京城：朝鲜总督府，1919年），下卷，第874-875页。
[13][日]《朝鲜金石总览》，第875页。
[14]日本东洋文库馆藏：“大清皇帝功德碑（三田渡碑）（满汉文）写真”，馆藏番号VI-1-269，共计两页，包括满蒙文一页，系碑文正面拓片照片，以及汉文一页，系碑文反面拓片照片。
[15] “TheManchu Part of a Monumental Inscription in Corea in Chinese, Manchu, andMongol,” in M. Forbes A. Fraser, Tanggu Meyen and other Manchu ReadingLessons (London: Luzac & Co., 1924), pp. 174-183.
[16] “The Manchu Part of a Monumental Inscription in Corea in Chinese,Manchu, and Mongol,” p. 174.
[17][日] 鸳渊一：《清初清鲜关系与三田渡碑文》，载《史林》第13卷，第1号，第14-29页；第2号，第14-22页；第3号，第29-52页；第4号，第46-63页。
[18][韩]金芳汉：《三田渡碑蒙文》，载《东亚文化》，1965年10月第4辑，第59-96页。
[19][韩] 成百仁：《三田渡碑满洲文》，载《东亚文化》，1970年5月第9辑，第115-148页。
[20][韩] 崔鹤根：《所谓“三田渡碑”的满文碑文注译》，载《国语国文学》，1970年9月第49、50合辑，第325-354页。
[21]陈捷先：《三田渡满文清太宗功德碑研究》，载《满学研究》，1992年第1辑，第139-151页。
[22]因一档馆已经停止为读者调取原档，所以陈捷先先生当年在馆内读到并复印的内国史院部分的满文原档无法调阅出来核查，但陈先生已将档案情形介绍地十分清楚了。
[23]陈捷先：《三田渡满文清太宗功德碑研究》，载《满学研究》，1992年第1辑，第145页。
[24][韩] 金在善：《韩国三田渡所立大清皇帝功德碑考述》，载《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85-90页。
[25]程龙：《三田渡碑的一段学术史》，载《读书》，2011年第4期，第116-122页。
[26]《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第199页；《朝鲜仁祖实录》，第34册，第662页，“仁祖十五年正月癸卯”条。
[27]《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第199页；《朝鲜仁祖实录》，第34册，第662页，“仁祖十五年正月癸卯”条。
[28]《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第200-202页；《朝鲜仁祖实录》，第34册，第664页，“仁祖十五年正月辛亥”条。
[29]《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第202页。
[30]《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第215-216页。
[31]《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第207页。
[32]《朝鲜仁祖实录》，第34册，第666页，“仁祖十五年正月十八日戊午”条。
[33]《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第211页；《朝鲜仁祖实录》，第34册，第669页，“仁祖十五年正月癸亥”条。
[34]《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第213页。
[35]《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第219页。
[36]《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第221-222页。
[37]《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第242-244页。
四、大清自此而“上国”：三田渡碑满碑文辨录
满碑文碑题自左而右横书，凡9字，其下的碑文正文和落款自左而右、自上而下勒文，共计20行，941字，故满碑文共计950字，其格式安排与蒙碑文一模一样。和汉、蒙碑文一样，满碑文在涉及皇太极的称谓“enduringge han”（圣皇帝）之处，大部分都重起一行以示尊崇。在正文中，没有重新起一行的“enduringge han”、“abka”（天）、“abkai”（天的）、“dergigurun”（上国）等之前均空汉字三格左右的空间，逢“hese”（敕谕）、“kesi”（恩）等字其前也基本均空汉字两格左右的空间，以示尊崇。清政权当日发生的强烈的汉化过程，由此满碑文的抬格体例不难窥见。
另外，当时的满文仍旧不能够十分精确地转译汉文文言（例如满碑文没有翻译汉碑文最后的“于戏盛哉”、“何以锡之”等语），也不能十分精确地传达出相关的汉文文言词语本身所带有的强烈的政治含义。然而，三田渡满碑文的转译，却为处于政治上升阶段的清政权的政治精英们来磨合满汉政治术语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从这个角度上看，满碑文在做转译过程中的相关用词，为奠定清鲜双边君臣上下的宗藩政治名分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用词，包括“enduringge han”（圣皇帝）、“amba gurun”（大国）、“dergi gurun”（上国）、“ajigegurun”（小国）、“mafari doro”（宗社）以及“minggurun”（明国），等等。从长远来看，这些术语的使用，为清鲜宗藩框架内所使用的政治话语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进而为主习满文的清国统治者逐步达成中原政权所浸淫“上国”的政治身份的认同，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
以下为满碑文的穆麟德罗马字母转写。为了厘清相关问题，本文借鉴韩国崔鹤根先生当年韩文文章中的体例，按照满碑文从左至右、从上而下的顺序转写，中括号内的阿拉伯数字表示正文及落款行序。碑身上的每一行满文在本文中均具体分A、B、C三行分别解析，A行系满文穆麟德转写；B行系与A行满文对应的汉文直译，采用宋体简体字，为了呈现当日的语言面貌，本文对这一部分的译文不予连贯润色；C行是汉碑文原文，采用楷体简体字。每个“○”处代表满碑文抬格处的一个汉字大小的空间。本文的满碑文转写和解释，是基于各种拓本、摹本、排印本和数码照片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基于贾氏摹本和东洋文库拓本照片，同时参照了1924年富美基以来的诸位东西研究先贤的研究成果。
碑题：
A. daicing gurun ienduringge hani güng erdemuibei?[1]
B. 大清国之圣汗之功德碑
C. 大清皇帝功德碑
正文：
[01]
A. daicing gurun ienduringge hani gung erdemui bei?[2]
B. 大清国之圣汗之功德碑
C. 大清皇帝功德碑
[02]
A. daicing gurun iwesihun erdemunggei sucungga aniya tuweri jorhon biya de?
B. 大清国之崇德之元年冬十二月于
C. 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
[03]
A. gosin onco hūwaliyasun enduringge han?acahabe efulehengge menci deribuheseme?
B. 仁宽温圣汗和之坏之事自我始之为言，
C. 宽温仁圣皇帝以坏和自我始
A. ambula jilibanjifi coohai horon enggelenjifi dergi baru cing seme jici yaya geleme alihakū?
B. 大地怒以生兵之威以临东向着起有如来诸惧莫能承
C. 赫然怒 以武临之直捣而东莫敢有抗者
A. tere fonde menisitahūn ejen nan han de tomofi geleme olhomeniyengniyeri juhe de
B. 彼时我们之寡君南汉于以栖惧畏春冰于
C. 时我寡君栖于南汉凛凛若履春冰
A. fehufigerendere be aliyara gesesusai ci inenggi? dergi julergigeren jugūn i cooha
B. 以履天明之待有如第五十日东南诸道之兵
C. 而待白日者殆五旬东南诸道兵
A. siran siran igidabuha?wargiamargi jiyangjiyūn se
B. 续续之击破了西北将军等
C. 相继崩溃西北帅
A. alin holo dejailafi bedereceregoroki amasi emgeri
B. 山谷在避退远后一回
C. 逗挠峡内
[04]
A. oksome mutehekū? heceni dorgijeku geli wajiha?terefonde
B. 迈步莫能城之内谷又完了彼时
C. 不能进一步 城中食且尽当此之时
A. amba coohahecen begaijarangge ?ahūrunedun bolori erini mooi abdahabe sihabure?
B. 大兵城之取之事寒风秋季之木叶之凋落
C. 以大兵薄城 如霜风之卷秋箨
A. tuwai gūrginde gashai funggala bedejiregese bihe?○○○enduringge han? warakū be
B. 火之火焰以鸟之羽毛之焚有如矣圣汗不杀之
C. 炉火之燎鸿毛皇帝以不杀为武
A. dele erdemu selgiyere be oyonggo obufi?○○hese wasimbufi ulhibume?
B. 上德传谕之事之紧要以为敕旨以降晓之
C. 惟布德是先乃降敕谕之曰
A. jihede simbeyooni obure? jiderakū ohode suntebumbi sehe?
B. 来降时将汝全使不来降设若杀绝为言
C. 来 朕全尔不来屠之
A. tereci inggūldai mafuta geren jiyangjiyūnse
B.彼时起英俄尔岱马福塔诸将军等
C. 有若英马诸大将
[05]
A. enduringge hanihese be alifi amasi julesigisureme yabure jakade? meni sitahūn ejen
B. 圣汗之敕命之以取后前以言之以行以故我之寡君
C. 承皇命相属于道于是我寡君
A. bithe coohaigeren ambasa be isabufihendume? bi amba gurun i baru acafi
B. 文武之诸臣之召集谓曰予大国之向和好
C. 集文武诸臣 谓曰 予托和好于大邦
A. juwan aniya oho? mini farhūnliyeliyehun de ○○○abkai dailara behūdulabufi
B. 十年成矣予之惛惑因天之征讨之以速
C. 十年于兹矣由予惛惑自速天讨
A. tumenhalai irgen jobolontu?aha? ereweilemini emhun beye de bi?
B. 万姓黎民灾祸遭逢此罪予之只身所在
C. 万姓鱼肉此罪在予一人
[06]
A. enduringge hannememe wame jenderakūuttuulhibure bade? bi ai gelhun akū mini
B. 圣汗愈加以杀不忍如此晓之处予何敢不予之
C. 皇帝犹不忍屠戮之谕之如此 予曷敢不钦承
A. dergi mafaridoro be yooni obume? minifejergi irgen be karmame ○○
B. 上列祖道之全以为予之下黎民之以保护
C. 以上全我宗社下保我生灵乎
A. hese be alimegaijarakū sehe manggi?
B. 敕旨之承取不能为言之后
C. [见上]
A. geren ambasasai?ame dahafi uthai emu udu juwan moringga begaifi?
B. 众臣们以称赞跟随当即数十骑之以率
C. 大臣协赞之随从数十骑
A. coohai julerijifi weile be alire jakade?
B. 军之前以来罪之承取之时
C. 诣军前请罪
[07]
A. enduringge handorolome gosime? kesii bilume? acame jakademujilen niyaman be
B. 圣汗以礼遇以仁爱天恩之爱抚会见就心心脏之
C. 皇帝乃优之以礼拊之以恩 一见而推心腹
A. tucibumegisurehe??angnamebuhe ○○kesi? daharaambasa de bireme isinaha?
B. 推为说赏给之恩随行之大臣等于一概到了
C. 锡赍之恩遍及从臣
A. dorolomewajiha manggi? uthaimeni sitahūn wang be amasi du hecen de bederebufi?
B. 行礼完毕之后立即我之寡王之向后都城于使归还
C. 礼罢即还我寡君于都城
A. ilihai andande julesi genehe cooha bebargiyafi wasihūn bedereme? irgen be bilure?
B. 立时顷刻于向南所行兵之以收向西以归百姓之以爱抚
C. 立召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抚民
A. usin i weilebehuwekiyebure jakade? gorokihanciki samsiha irgen
B. 田地之事之以劝奖以故远方近处所流散百姓
C. 劝农远近之雉鸟散者
A.gemu dasame jifitehenggeamba kesi wakao?
B. 俱复以来所居大恩岂非
C.咸复厥居讵非大幸欤
[08]
A. ajige gurun?○○○dergi gurun de weile bahafi goidaha?sohon honin aniya?
B. 小国上国于罪以得日久己未年
C. 小邦之获罪上国久矣 己未之役
A. du yuwan?uwai jiyang hūng li be takūrafi ming gurunde cooha aisilame genehengge
B. 都元帅姜弘立之以派遣明国于兵以援助去之事
C. 都元帅姜弘立助兵明朝
A. gidabufijafabuha manggi?
B. 以败被拿之后
C. 兵败被擒
[09]
A. taidzu horonggohan? damujiyang hūng li jergi udu niyalma be bibufi gūwabe
B. 太祖武汗只姜弘立等数人之以留别人之
C. 太祖武皇帝只留弘立等数人
A. gemu amasibederebuhe?○○○kesi ereci amban ningge akū?
B. 俱向后使归恩较此大者无
C. 余悉放回恩莫大焉
A.tuttu ocibeajige gurun geli liyeliyefiulhirakū ojoro jakade?
B. 所以虽小国又惛迷不悟以此之故
C.而小邦迷不知悟
A. fulahūn gūlmahūn aniya?
B. 丁卯年
C. 丁卯年 今[3]
[10]
A. enduringge hanjiyangjiyūn be takūrafi dergi babe dailanjiha manggi?
B. 圣汗将军之以差遣东地方征伐而至之时
C. 皇帝命将东征
A. meni gurun iejen amban gemu mederi tun de jailame dosifi elcin takūrafi acaki semebaiha?
B. 我之国之君臣俱海岛于以避进入使者以差遣和亲为言求之
C. 本国君臣避入海岛 遣使请成
A. ○○○enduringge hangisun be gaifi ahūn deo i gurun obufi?ba na be yooniobuha?
B. 圣汗言之以取兄弟之国以作土地之俱以为
C. 皇帝允之 视为兄弟国疆土复完
A. jiyang hūng li benememe amasi bederebuhe? ereci amasidorolohongge ebereke akū?
B. 姜弘立之益加向后使归自此以后行礼之事衰落没有
C.弘立亦还矣自兹以往 礼遇不替
A. elcin takūrahangge lakcaha akū bihe?kesiakū oilori hebe
B. 使者派遣之事完绝无矣幸没有偶然众议
C. 冠盖交迹不幸
[11]
A. dekdefi facuhūn i tangkan baninafi?ajigegurun jecen i ambasa de gocishūn akūgisun i bithe
B. 以浮紊乱之阶梯以生小国边疆之臣等于谦逊无言之书
C. 浮议扇动 搆成乱梯小邦申饬边臣言涉不逊
A. arafi unggihe? terebithe be elcin jihe ambasabahafi gamaha?○○○enduringge han
B. 以书差送彼书之使者以来大臣等入手拿走矣圣汗
C. 而其文为使臣所得皇帝
A. hono oncoigamame uthai cooha jihekū?neneme○○genggiyenhese be wasimbume
B. 尚且宽以取当即兵不来先明旨之以降
C. 犹宽贷之不即加兵乃先降明旨
A. coohalara erinbe boljome dahūn dahūn i ulhebuhengge
B. 将行军日期之以约定反复反复之使晓得之事
C. 谕以师期丁宁反复
A.?an be jafafi tacihiyara ci hono dabali kai?tuttu ocibe geli urgunjeme
B. 耳之以提教训比尚且越过矣然而虽则又以喜
C. 不翅若提耳面命而终
[12]
A. dahahakūngge ajige gurun i gemu ambasai weile ele guweci ojorakūoho?○○○
B. 不能服从之事小国之众臣们之罪益发宽免不能矣
C. 未免焉则小邦群臣之罪益无所逃矣
A. enduringge haniamba cooha nan han be kafi geli○○hese wasimbufi neneme
B. 圣汗之大兵南汉之以围又谕旨以降先
C. 皇帝既以大兵围南汉而又命
A. emu gargan icooha unggifi? giyang dube gaifi? wang ni juse sargan? ambasai hehejuse
B. 一支之兵以遣江都之以取王之子嫔大臣等之妻子
C.偏师先陷江都宫嫔王子暨卿士家小
A. gemu jafabuhamanggi?
B. 俱被俘之后
C. 俱被俘获
[13]
A. enduringge hangeren jiyangjiyūn be ume necire nungnere seme fafulafi?
B. 圣汗诸将军之勿干犯侵害为言以传令
C. 皇帝戒诸将不得扰害
A. meni hafasataigiyasa be tuwakiyabuha? tuttu ambakesi be isibure jakade?
B. 我之大臣等太监等之令看护之如斯大恩之以降以故
C. 令从官及内侍看护既而大霈恩典
A. ajige gurun iejen amban jafabuha jusesargan gemu fe an i ofi?
B. 小国之君臣被俘子女俱旧常之成
C.小邦君臣及其被获眷属 复归于旧
A. gecen nimanggikūbulifi niyengniyeri oho? olhonhiya forgo?ofi erin i aga ohogese?
B. 霜雪以变春成矣干枯旱转为时之雨成矣如同
C. 霜雪变为阳春枯旱转为时雨
A. ajige gurun igukuhe ba dasamebibuhe? mafari doro lakcaha be dahūme
B. 小国之已灭地复改存留矣列祖之道已绝之复
C. 区宇既亡而复存宗祀已绝而还续
[14]
A. siraha? dergi bai?urdeme ududu mingganbai niyalma?
B. 承续矣东土之环绕数千地之人
C. 环东土数千里
A. gemu banjibuhahūwa?abuha ○○kesi de horibuha?
B. 俱使之生使之育恩于囿矣
C. 咸囿于生成之泽
A. ere yargiyan ijulgei kooli de sabuhakūnggekai?
B. 此实之古之例典于未见之事也
C. 此实古昔简策所稀觏也于戏盛哉[4]
A. han sui mukeiwesihun san tiyan du bai julergi uthai ○○○ enduringge han iisinjiha ba?
B. 汉水水之上流三田渡地之南即圣汗之到来之所
C. 汉水上游 三田渡之南 即皇帝驻跸之所也
A. tan soorin bi? menisitahūnejenjurgan i niyalma de hendufi tansoorin be
B. 坛宝位在我之寡君部院之人就以言坛宝位之
C. 坛场在焉我寡君爰命水部 就坛所
A. nonggime denamban badarabufi geli wehe be gaifi
B. 以增添高大使扩充又石之以取
C. 增而高大之又伐石
[15]
A. bei ilibufienteheme bibume ○○○enduringgehani gung erdemu be ○○○
B. 碑以立以永久留住圣汗之功德之
C. 以碑之垂诸永久以彰夫皇帝之功之德
A. abka na i sasaokini seme temgetulehe?ere meni ajige gurun i teile jalan halame
B. 天地之齐欲为言旌表之此我之小国之独世代交换
C. 直与造化而同流也岂特我小邦世世
A. enteheme akdafibanjire anggala? ambagurun i gosin algin? horon i yabun de
B. 永久信赖以生非但大国之仁声武之行于
C. 而永赖 抑亦大朝之仁声武谊
A. goroki cianame gemu daharangge inu ereci deribumbi kai? udu abka na i amban bearaha?
B. 远方自推俱服从之事亦于此始也虽天地之大之营作
C. 无远不服者 未始不基于兹也顾摹天地之大
A. ?un biya i genggiyen be niruhaseme?tereitumen de emken inu duibuleci
B. 日月之明之画为言彼之万之一亦比较
C. 画日月之明不足以仿佛其万一
[16]
A. ojorakū? heni muwa?ame folome temgetulerengge ○○○
B. 不可仅粗略以铭旌表之事
C. 谨载其大略曰
A. abka gecensilenggi be wasimbufi? fundehun obumbi banjibumbi?○○○
B. 天霜露之以降萧索而使生
C. 天降霜露载肃载育
A.enduringge hanede acabume horon erdemu besasaselgiyembi?
B. 圣汗因此以迎合威德之齐传谕
C. 惟帝则之并布威德
[17]
A. enduringge handergi babe dailaha juwan tumen cooha kunggur seme geren?
B. 圣汗东地之征伐十万兵轰轰以众
C. 皇帝东征十万其师 殷殷轰轰
A. tasha pi gurgu i gese? wargiamargi gurun gemu agūra be jafafi juleri ojorobe
B. 虎豼兽之如西北国俱戈矛之以取前为之
C. 如虎如豼 西蕃穷发 暨夫北落执殳前驱
A. tem?erengge horon ambula gelecuke kai?○○○ enduringge han umesi gosin ofi
B. 争先恐后之威甚可怕也圣汗甚仁因之
C. 厥灵赫赫皇帝孔仁
A. gosimewasimbuha hese gisun? juwanjurgan i wasimbuha bithe horonggo bime
B. 以仁降恩言十行之降下书威严以有
C. 诞降恩言十行昭回威严且温
A. hūwaliyasun? dade liyeliyefi sarkūofi beye jobolon be baiha?
B. 温本初以惛迷不晓因之亲自灾祸之求矣
C. 始迷不知自贻伊慼
[18]
A. enduringge han igenggiyen hese isinjire jakade? amhafi teni getehe gese?
B. 圣汗之明旨以至之时眠才醒来有如
C. 帝有明命如寐之觉
A.meniwang gaifi dahahangge horon de gelere teilewaka? erdemu de dahahangge kai?
B. 我之王以率降服之事威武于惧独非德于降从之事也
C. 我后祗服相率而归匪惟怛威 惟德之依
A. ○○○enduringgehan gosifi kesi isibumedorolome sain cira injere arbun i
B. 圣汗以仁恩以予以礼优颜色以笑容貌之
C. 皇帝嘉之泽恰礼优 载色载笑
A. agūra be bargiyafi sain morin weihuken dahū?angnara jakadehecen i haha hehe
B. 戈矛之以收起好马轻皮端罩以赏之时城中男女
C. 爰束戈矛 何以锡之[5]骏马轻裘都人士女
A. uculememaktarangge? meni wangnibahafi bederehengge? ○○○
B. 以歌称赞之事我之王之以得归还之事
C. 乃歌乃讴我后言旋
A. enduringge hani buhengge kai?
B. 圣汗之给予之事也
C. 皇帝之赐
[19]
A. enduringge hanmeni irgen be banjikini seme cooha be bederebuhe?
B. 圣汗我之百姓之活为言兵之使撤归
C. 皇帝班师活我赤子
A.meni facuhūnoho samsiha be gosime? meniusin i weile be huwekiyebuhe?
B.我之紊乱已成流散之以怜我之田之事之劝奖
C.哀我荡析劝我穑事
A.efujehegurun da an i ohongge ere ice tan i turgunkai?
B.破坏之国旧常之所以然者此新坛之情由也
C.金瓯依旧 翠坛维新
A.olhohogiranggi de dasame yalibanjibuha?
B.干枯骨于再肉使生
C.枯骨再肉
A.tuweri orho ifulehe geliniyengniyeri erinbe ucaraha gese oho?
B.冬草之根又春季之得遇如矣
C.寒荄复春
A.amba giyang nida jakade den amba weheilibufi
B.大江之头处高大石建立
C.有石巍然 大江之头
A. san hani batumen aniya ojorongge○○○ enduringge han i sain dekai?
B.三韩之地万年成为之事圣汗之美于也
C.万载三韩皇帝之休
落款：
A. wesihunerdemunggei duici aniya jorgonbiyaiice jakūn deilibuha ?
B.崇德之第四年十二月初八于立
C.崇德四年十二月初八日 立
五 结语
自17世纪初以来的将近400年中，中韩关系如同东亚世界以及整个世界的历史一样，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三田渡碑更是记下了这段历史的沧桑。自1895年以降的半个多世纪内，该碑在近代民族主义的洪流中被屡弃屡立，导致了碑身上的满、汉碑文的个别部分遭到损坏，由此引发了后来学者们判读这些消失部分的碑文的一段学术公案。但是，汉碑文最初的撰写及其与满、蒙碑文对译过程的来龙去脉，以及1895年之前西方外交官和学者们所做的若干的拓本、摹本和排印本等丰富的文献资料，则可以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协助我们去厘清这段扑朔迷离的学术公案，辨清原始的文字。同时，朝鲜大臣李景奭所撰的汉碑文同朝鲜主和派大臣崔鸣吉之间暗藏着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应当予以探明，以察碑文中谦卑用辞之本初源起，还历史一个真实。除此之外，满碑文对清政权整合其政治话语并使之日臻成熟所具有的重要的政治意义，也应当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中来。以此论之，我们必须跳出既往的研究路数，方能对此段历史做更深的探研，获取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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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碑题中的“güng”字，系蒙文而非满文，和正文中的“gung”不一致，这是满碑文中唯一的例外。正如成百仁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此时满文有些文字尚且处于蒙满转换期之间。碑题末尾的“?”符号，系从蒙文中借鉴来的终句符号，在满碑文中一共出现了3次，分别是碑题末尾、第19行末尾和第20行末尾。
[2]满碑文的“?”符号，系一般意义上的句号，但就三田渡碑而言，有时候亦发挥逗号的功能。文中的“?”符号，比较单一，就是发挥逗号的功能。
[3]此处的“今”字满碑文没有翻译。
[4]满碑文没有翻译“于戏盛哉”四字。
[5]满碑文没有翻译“何以锡之”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