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乾隆帝的驭臣策略，学界早有论述。周远廉认为乾隆帝登基后走的是一条守成兼创业之路。他在位期间，颇有作为，锐意创新，在文治武功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他也存在自满和专制，导致了晚年错误。王法周认为：“自乾隆三十一年（1766）始，至高宗以太上皇控制朝政的嘉庆前四年，在这三十多年时间中，高宗营建了一种‘盛世鼎盛时期’的政治文化生态：一方面使清王朝呈现出以《四库全书》为标志的学术、文化的大繁荣，另一方面是实现了思想的空前专制或意识形态的集权统治”。王作华认为：“《四库全书》的整个纂修过程，自始至终都是在乾隆皇帝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乾隆皇帝的谕令作为最高指示监控着《四库全书》纂修的任何一个步骤，甚至其主题思想，从而使得《四库全书》的编纂，自始至终都按照他的意志进行着。”苏继红认为：“‘用人以罚’是乾隆吏治的组成部分，由于乾隆帝乾纲独断的驭臣方式，使得‘用人以罚’的驭臣术不利于涵养大臣气节，不利于国家行政机器正常运转，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本文拟于现有研究基础之上，从四库馆臣的升降革罚入手，分析乾隆帝驾驭四库馆臣的领导艺术。
一 对四库馆总裁的驾驭
清朝以藩属入主中原，顺治、康熙皆通过修经史、纂图书、诏举鸿儒的方式来润色鸿业。乾隆帝即位后有意于“继试鸿词，博采遗籍”，在文化功业方面超过康熙帝，在一系列用兵征战取得战绩后，他开始寻求文化功业的突破口。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奏请开局校阅《永乐大典》，“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访书、校书是弘扬文治的最好手段，因此迎合了乾隆帝好大喜功的心态。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四库全书馆，以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侍郎纪昀、大理寺卿陆锡熊等为总纂，其纂修等官则有戴震、邵晋涵、庄存与、任大椿、王念孙、姚鼐、翁方纲、朱筠等，与事者三百余人，皆博选一时之俊”。正式任命编纂《四库全书》的正副总裁官，并开始由办理四库全书处名义向上奏事，标志着四库全书馆的正式诞生。
根据文献记载，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开馆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续缮三份《四库全书》的完成，四库全书馆共存十四年，其间参与馆中各项事务人员姓名记录于《四库全书总目》之中者三百六十余人（本文将其统称为“四库馆臣”）。他们孜孜不倦的付出，保障了《四库全书》顺利完成。四库馆臣们在修书的过程中，有因修书认真多次受到赏赐者，有因过失遭受处罚而迁黜者，更有因修书而倾家荡产、郁郁而终者。庞大的四库全书馆高效运作，及四库馆臣的功与过、赏与罚，均为乾隆皇帝驭臣之术在修书过程中的显著体现。
首先，在四库全书馆中，总裁由乾隆帝亲自任命，直接向皇帝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乾隆帝对总裁的选择特别重视，《四库全书总目》中可查的十六名正总裁和十名副总裁，除永瑢、永璇、永瑆三位皇子外，其余均由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兼任，如刘统勋、舒赫德、于敏中、福隆安、王际华、阿桂等，他们都是当时备受乾隆帝信任的高级官员。虽然总裁都属兼职，但他们对于纂修《四库全书》的工作都尽心尽力，从征集图书到禁毁典籍，从后勤保障到考核议叙，处处留下了他们的印记。究其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和校勘实行总裁负责制，职衔越高，责任越重，处罚越严厉。乾隆帝通过实行总裁负责制，借助总裁之力推动了四库馆各项奖惩制度的贯彻落实，从而保障修书工作顺利进行。
为了保证《四库全书》的纂修质量，总裁们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通过明确修书各个环节馆臣的职责，以达到职司分明，奖惩有据。《功过处分条例》的制定是四库馆总裁对责任的分解与馆臣赏罚的体现，同时也体现了乾隆帝对于四库编撰工作的重视，其中条目主要分三部分。一是严核功过，以示劝惩，主要从缮写、校对方面对誊录、分校、复校、总校的工作进行功过考核；二是添设功过簿，以专责成，主要通过设立考勤簿对于馆臣在馆中工作表现进行考核、议叙；三是校出原本错讹更正之处，应附载卷末。此条例严格划分了责任范围，每月记录于功过簿中，三个月考核一次，以五年为期对馆臣进行功过、等次评议。四库馆中分工清晰，统属明确，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利于四库馆的良性运作，保证《四库全书》编修的顺利完成。
其次，在制定管理规章的基础上，乾隆帝充分发挥总裁们的特长，使他们各尽其能。舒赫德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任四库馆正总裁，他以老成端重、练达有为而受到乾隆帝的赏识，在进入四库全书馆之前历任内阁中书、监察御史、刑部主事等职务。他入四库馆是乾隆帝四库馆总裁负责制的体现，在监督四库馆臣、禁毁书籍方面成为乾隆帝得力爪牙。舒赫德担任四库全书馆总裁是乾隆帝驭臣之术在严、威方面的体现。乾隆四十二年，舒赫德卒，乾隆帝失去了在四库馆中的得力代言，于是当年新增数位总裁入馆。陈晓华认为，乾隆四十二年是《四库全书》修纂的关键一年，是禁毁书籍最严厉的一年，为了保障禁毁工作顺利完成，乾隆在这一年先后安排和珅、阿桂入馆，文武并进，全面保障书籍的禁毁。同年“皇八子永璇，英廉升任正总裁，梁国治、王杰入馆做副总裁”。因此，总裁们秉承乾隆帝的旨意，并在四库馆中加以实践。以禁毁书籍为例，总裁于敏中在给总纂陆锡熊的信中言“查检明末诸书，宁严勿宽，最得要领。如查有应毁之书，不可因其文笔稍好，略为姑容”。可见总裁在执行乾隆帝禁毁书籍谕旨时的坚定态度。
再次，四库馆总裁们作为乾隆帝的代言人，还担负荐举修书人才的重任，“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延置儒臣，以翰林官纂辑不敷，大学士刘统勋荐进士邵晋涵、周永年，尚书裘曰修荐进士余集、举人戴震，尚书王际华荐举人杨昌霖，同典秘籍。后皆改入翰林，时称五征君”。总裁于敏中也极力向乾隆举荐纂修人才，“臣等节次募选效力供事十数名，自备资斧，协同帮办，逐日供役，与额内无异。但无实缺可补，即行走多年，亦例不议叙，无以为黾勉办公者劝。请旨添设额缺十名，即将现在效力年久者充补，咨明吏部，于奉旨之日着役注册”。
当然，总裁们的工作涉及馆中事务的方方面面。副总裁金简初入四库馆，主要负责纸绢、装潢、饭食、监刻等事宜，乾隆三十七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监武英殿刻书，充四库全书副总裁，专司考核督催”。金简在四库馆中与八阿哥永璇主要负责督催、查核功课，按照三个月汇奏一次规定，对四库馆臣纂修全书中的错误进行记录，并按季度奏报，成为乾隆监督四库馆臣的得力干将。乾隆帝对纂修《四库全书》的重视，使得整个修书过程自始至终都在其直接控制之下进行，“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禀天裁，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因此，乾隆帝的谕令作为最高指示，由总裁们付诸实践于《四库全书》纂修的每一个步骤，大到天下书籍的征集和四库馆臣的赏罚，小到征集书籍退还的具体措施，可以说事无巨细，一一过问，由此四库馆的总裁们便成为乾隆帝在馆中的代言人。四库馆由此也成为乾隆帝选拔、培养、锻炼、惩戒官员的场所。四库馆总裁中的舒赫德、阿桂、英廉、福隆安、和珅等人是乾隆帝欲重用的得意之臣，乾隆帝安排他们进入四库馆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修书工作顺利开展。
二 对违纪馆臣的问责
乾隆帝虽然不直接管理四库馆的具体事务，但是对于四库馆臣的管理甚为严格。依其违纪之轻重，通过宽严相济措施，既起到了以儆效尤的目的，又使犯案者知错认罪，在四库馆中将功抵过。
（一）记过
记过处分是四库馆中考核馆臣最常用的办法，即将四库馆臣在修书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记录下来，以备后期考核、议叙使用。为激励馆臣修书，其记过处分在后期做出突出贡献后可以相应地抵消。
乾隆四十三年（1778）规定，对于馆臣因工作疏忽出现的错误“指出错误记过之处，每三月查核一次。其总裁错至三次，分校、复校错至两次者，均交部察议；其余未及次数者，著加恩宽免，毋庸于下次积算”。由此可见，总裁虽然制定《功过处分条例》，但也必须严格按照此条例考核，且总裁就其分管领域负有领导责任。据《军机大臣奏查明上年十至十二月所进书籍错误次数请将总裁等交部察议片》记载，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二月二十日，军机大臣上奏乾隆帝的折子中“总校王燕绪记过二百八十六次，朱钤记过一百三十一次，何思钧记过一百二十四次，仓圣脉记过八十九次，杨懋珩记过四十四次，缪琪记过三十四次；分校陆湘记过九十八次”。通过这一记录不难发现，在四库馆修书并非易事，相较于修书的脑力劳动而言，考核的精神压力更加沉重。违纪馆臣只有通过加倍努力工作来将功补过，否则记过次数达到一定程度则处以罚俸，而情节严重者将被移交部议。
（二）罚俸
清初统治者认为，以加级、记录抵消、罚俸等行政处分，可以体现赏罚分明，同时使官员“以功补过，开人自新”，“亦鼓舞吏治之一道也”。早在雍正年间，文官罚俸制度已经十分严密了，具体依据事例、情节、责任的不同，有相对应的处分条例。这些条例主要有《大清会典》《六部处分则例》《吏部处分则例》等。
乾隆帝在驭臣之道上更是将文官罚俸之制发挥到了极致。为了给官员改过自新的机会，清廷规定：对于因公获罪者可以用所获得的加级记录抵消罚俸。乾隆四十四年（1779）八月初八，“奏校阅四库全书错误之总阅官倪承宽等均各照例分别议处一疏，奉谕旨：倪承宽、董诰俱著罚俸六个月，王燕绪着罚俸三个月。吉梦熊着销去纪录一次，从前罚俸三个月之后，仍注于纪录抵销。陆费墀着销去纪录一次，免其罚俸”。乾隆四十九年（1784）九月初一，“查汪永锡有纪录一次，尹壮图有纪录二次，今议罚俸六个月，应各销去纪录一次，抵罚俸六个月，均免其罚俸等因”。
由此可见，四库馆中罚俸主要针对总裁、总阅、复校、分校和总校等级别较高的馆臣。从免罚俸与销去记录等免罚措施来看，罚俸不是乾隆帝惩戒馆臣的目的，而是通过此种方式使馆臣端正态度，从而提高修书质量。
（三）交部议处
对于四库馆中严重违纪行为，则要移交部议。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库馆纂修黄寿龄遗失《永乐大典》六册，大学士舒赫德对此事进行调查，“黄寿龄携带《永乐大典》归家，满目觉察，以致遗失，实难辞咎，应请旨将提调官洗马梦吉、检讨王仲愚等及是日该值之收掌等，俱交部察议”。此外副总裁金简也对此事极为重视，他在上奏惩处黄寿龄携书外出事件相关责任人时，提议“除奴才失察之咎，公折奏请交部议处外，请将该提调、收掌等交部议处，以示惩戒”。到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初七，该案了结，黄寿龄从宽罚俸。乾隆帝谕内阁“黄寿龄着从宽准其同壬辰科庶吉士一体散馆，其议处之案，着改为罚俸三年”。由于四库全书馆章程制定以前，纂修等将书携归校办的情况普遍存在，所以乾隆帝在处理此问题上恩威并施的手段起到了以儆效尤的作用。
三 乾隆帝驭臣策略之特点
在四库馆中修书，只要勤恳、认真，更容易获得升迁，但抱着侥幸心态想蒙混过关或者违背乾隆帝意志，则会受到严厉惩处，甚至革职抄家。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二十二，军机大臣奏，“查乾隆四十三年四库馆五年期满议叙，所有提调、纂修各员，请旨酌量加恩……今查勘总目之编修汪如藻、程晋芳、李潢，部议照例请旨引见，酌量加恩，亦以应升之赞善、司业列名在前，伏候钦定。”对于四库馆臣而言，为期五年的考核是对其在馆中工作的一次评定，只要严格执行乾隆帝谕旨，在修书过程中没有出现原则性的错误，都能够在议叙中得到奖励。
（一）赏轻罚重
乾隆帝驭臣策略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赏轻罚重。对于馆臣的违纪处罚，尤其是经济处罚非常重，罚俸三个月、六个月的记录比比皆是，而对于勤勤恳恳的馆臣们的奖励，则赏赐如丝、砚、笔、墨刻、如意、墨等物品，以示皇恩浩荡。如乾隆四十七年（1782）二月初二，军机大臣遵旨拟赏四库全书议叙一等二十八员，二等四十二员，按等级均给予赏赐。“少卿孙士毅，侍读学士富炎泰，侍读德昌、瑞保，赞善韦谦恒，编修百龄、陈崇本、吴裕德、吴省兰、李尧栋、李镕、吴典、汪学金、许兆椿、于鼎、俞大猷、周兴岱、彭元珫，检讨王坦修，郎中董椿，以上二十员，每员八丝大缎二匹、砚一方、笔一匣、墨刻一本、如意一柄、墨一匣、绢笺十张。主事门应兆，中书王庆长、李荃、李斯咏、田起莘、吴应霞，助教胡予襄，笔帖式楚维宁，以上八员，每员五丝大缎二匹、砚一方、笔一匣、墨一匣、绢笺十张。”对于馆臣而言，能在严格的考核中不被处罚已经十分不易，而这看似平常的纸墨笔砚，因为御赐的缘故而弥足珍贵。
（二）宽严相济
乾隆在藩邸时曾作《宽则得众论》，其中讲到“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孔子举宽、信、敏、公，以明历圣之道，而以宽为首”。还未执政的弘历，按照儒家治天下的理论，品评历代帝王驭臣的得失，倡导要以宽为先，这是他早期对宽严二者之间如何治吏的深入思考。
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乾隆帝对于四库馆臣的贡献也给予了特别的恩惠，而对于跨越红线的违纪行为，同样毫不留情地予以治罪，下面以纪昀、杨昌霖与陆费墀三人在四库馆中的际遇进行分析。
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十二日内阁奉上谕：“昨阅吏部开列翰林院侍读学士、詹事府右庶子员缺两本，侍读纪昀俱未预应升之列。盖吏部因其有降级留任处分，是以扣除，固属照例办理。但念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纂事务，实属尽心出力，嗣后遇有该员应升缺出，着加恩准其一体开列。”从此条圣谕可知，吏部严格按官员升迁程序办理，乾隆帝为奖励纪昀在办理《四库全书》过程中的贡献，特许破例升迁。杨昌霖在四库馆修书尽心尽力也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照顾，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因在四库全书馆纂校书籍，是以钦赐进士，准其一体殿试。昨新进士引见，该员甲第在后，而江苏省馆选者已多，是以未经录用。兹阅馆中所进由散篇裒辑书内《春秋经解》一种，编校颇见实心，即系杨昌霖所办，是其学问尚优。杨昌霖着加恩授为翰林院庶吉士。”
陆费墀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由翰林院编纂升充武英殿提调。“四库馆开，兼任总校馆。一切综核稽查，颇能实心勤勉。先后十有七年，辰入酉出，寒暑未尝稍懈。职员中与《四库全书》相终始而实际任事最力，经理出自一手者，殆陆费氏一人也。”据乾隆五十二年（1788）七月十二日《浙江巡抚琅玕奏复传令陆费墀赔办文澜阁书籍缘由折》云：“四库全书总校诸臣内，费墀受恩最深，超迁最速。”乾隆五十二年，他在任总校时因《四库全书》讹谬甚多，乾隆帝“谓昀、锡熊、墀专司其事，而墀咎尤重。文澜、文汇、文宗三阁书面叶木匣，责墀出资装治。仍下吏议，夺职。旋卒。上命籍墀家，留千金赡其孥，余充三阁装治之用”。陆费墀因参与纂修《四库全书》而加官晋爵，官场平步青云，也因此事而被下狱治罪。他供职于四库馆的升迁、革罚经历是乾隆帝恩威并施驭臣策略的一个真实的写照，他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开馆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抑郁而死，勤于馆务达十七年之久，从酌定条款章程到掌管底本收发，从总理校订到编纂文献，为馆中事务付出大量心血，早出晚归，寒暑不辍，但因不能参悟圣意，以致“有违碍诸说未经删削”犯下的原则性错误，最终身败名裂。
（三）使功不如使过
乾隆帝善于运用恩威并施的权术，给予获罪官员戴罪立功的机会，恩赐其“入馆行走”。这是其恩威并施的驭臣之道，在任用获罪官员中也得到体现。如朱筠、王太岳、曹锡宝等人因在任期间受到处分，乾隆帝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令他们在四库全书馆效力。朱筠“因生员欠考捐贡一案，部议降三级调用，自属应得处分。念其学问尚优，着加恩授为编修，在办理四库全书处行走”。朱筠入馆后，办理《四库全书》事宜尤为卖力，不仅主办各省采进遗书，还将自家藏书悉数献出。其献书有《国风尊经》一卷、《唐大召令集》一百三十卷、《周元公集》十卷、《周氏遗芳集》五卷、《文昌杂录》七卷、《孔北海集》一卷。太常寺典簿郭祚炽，“因地坛神座擦污，未经预先看出，部议革职”。质郡王永瑢等奏请“该员在馆行走三年，校对颇称熟手……今既据呈请自备资斧，在馆效力，情词恳切，可否仰恳皇上天恩，准其在额外校对上效力行走”。
王太岳因在云南布政使任内办理裁营军械，审拟逃兵宽纵一案受到降调处分，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十二日入四库馆在总纂效力行走。由于其在四库馆内一年间出色的表现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四十三年（1778）五月十七日，乾隆帝“谕内阁检讨王太岳在四库馆行走勤勉着加恩改为革职留任”。《四库全书》修纂工作结束后，王太岳又数次升迁，直至国子监司业。
曹锡宝在山东粮道任内，因“卫千总宁廷言子惠以索逋杀千总张继渠，锡宝下部议。上巡山东，召见，命来京以部属用。以大学士阿桂奏，令入四库全书馆自效”。《四库全书》修纂工作结束后，升迁至国子监司业。之后，王太岳、曹锡宝等合撰《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据《谕内阁四库全书告成翰苑各员着按考试等第分别升降革罚》的乾隆谕旨，在《四库全书》告成后，乾隆帝于乾隆五十年（1790）二月，对四库馆臣按考试等第分别进行了升降革罚。此次考试参加人数121人，分四等赏罚，一等2人，二等35人，三等50人，四等32人，另有4人不入等。一等、二等予以升官奖赏，三等、四等给予相应的处罚，不入等者4人则予以革职。一等陆伯焜、吴璥，分别升授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二等蔡廷衡、陈万青俱升授侍讲学士，二等中未经升用者，俱记名，遇有应升缺机会予以升任。考列三等的侍读、侍讲学士彭冠、褚廷璋，俱降为庶子、侍读、侍讲等官，其余三等官员均受到相应的降级处理。不入等4人饶庆捷、索尔敏、永德、沐特恩予以革职。此次参加考试的121人中，只有37人获得升迁，其余84人受到了降级或革职处罚。乾隆帝谕馆臣“其留馆者，各宜自愧，读正书励实行”。此次降级处罚的人数占总数的2/3，这些受处罚的官员固然有过失，但按照乾隆帝用功不如用过的驭臣策略，这应该是其领导艺术的又一次展现。
四 结 论
综上所述，乾隆帝在位六十年中，一方面继承其祖、父固本恤民的方针，勇于进取，平准格尔、定回部、扫金川、靖台湾、降缅甸、服安南，确保了边疆安全，并成就了其盛世君主之盛名；另一方面，他十分重视吏治，对官员宽严相济、恩威并施，其驭臣策略具有鲜明的专制特色。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诏令四库开馆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清廷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最终存书3457部，存目6766部。《四库全书》在版本、校勘、编辑、抄写及《提要》论断等方面十分严谨，其对文献典籍以及当时学风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被视为乾隆帝文治功业达到顶峰的一个重要标志。阮元曾经就《四库全书》的修纂赞叹道：“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隧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响风。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美矣。”
与此同时，乾隆皇帝通过总结康熙、雍正时期“宽”与“严”的吏治经验，得出了宽严相济、恩威并施的治吏方针，并将此方针于四库馆内进行实践，以此作为他驾驭四库馆臣的策略。从四库开馆到七阁《四库全书》完工，这一策略相伴始终，总裁们按照乾隆帝旨意对四库馆臣严格督查，而乾隆帝则通过政治手段对于那些才学尚优的馆臣施以恩惠，以达到他恩威并施、权归于一的治吏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