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祠》一书所提示的晚清民初思想史的趋势，就是“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或者说，是士大夫要求自身从清前期的压抑、局促的格局中走出来，重新标举通经致用的古代理想，并在政治上有更多作为的一种潮流。

长期以来，我对于清代的名贤生日祭便感到很大的兴趣，在二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历史记忆与历史：以中国近世史事为例》（《当代》91期）中，便引用了不少名贤生日祭的事例，讨论历史记忆与近代历史的变迁。

在我看来，召唤古人的生日祭，本身即是一种self-fashioning，它有点像是近来流行的“角色扮演”（cosplay），人们扮演的对象往往是自己所心仪，或希望成为的角色。故扮演本身即一方面是表露自己的心迹，一方面表示自我的认同，一方面又是一种自我的塑造。它有如Kenneth Burke在讨论象征时所说的，使用某一个象征，既是反映内心的信念，同时又是一种对外沟通、说服的行动。

在清代，因为政治压力的关系，我认为林林总总的生日祭还有一个作用，即召唤一个对话对象。这与清代政治文化的压力有关。清代政治对文化上的压力虽不应过度夸大，但也不应忽略。由于人们通常不能非常大胆、鲜明地表达对现实事务的议论，故随着祭拜的人物不同，往往也传达了一种特殊的意趣或怀抱，借着召唤古人、祭拜古人，在私人聚会场合或诗歌吟唱中，隐微表达心中的感受。这些被召唤人物与其时代沉郁的空气之间所构成的关系，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环。从这一点看来，那么清代的许许多多生日祭，或祭拜古今名人的活动，就有丰富的意义了。

在各式各样的名贤生日祭中，顾炎武祭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它与翁方纲等人的苏斋拜苏，或其他林林总总的名贤生日祭不同。拜顾的同志不但为顾炎武正式建祠，每年春秋及顾炎武生日三次祭祀，而且每次祭拜都要在卷上签名，而这一祭祀传统维持了八十年左右。

段志强《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一书便是研究顾祠祭的纪念活动。与祭者借着对顾炎武的纪念，不仅把“人”与“事”在历史记忆中镌刻下来并且放大，更通过“纪念”的仪式与圣域，聚集起一群又一群志同道合之人，推动志同道合之事。如本书副标题所示，这本书所提示的晚清民初思想史的趋势，就是“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或者说，是士大夫要求自身从清代前期的压抑、局促的格局中走出来，重新标举通经致用的古代理想，并且在政治上有更多作为的一种潮流。过去，这个趋势可能会被描述为“经世”思潮的兴起，这当然不错，不过，这股思潮与之前之后的思想史、学术史之间的关联，以及它实际发生的动力、环境与线索，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从表面看来，顾炎武的祠堂虽只是历史的一个小小角落，但由于它牵涉人物甚广、存在时间甚长，很能反映晚清思想史的许多面相，不少问题可以通过这个现象求得新的理解。

作者读书广泛细致，善于发掘史料、善于由小见大。在我看来，《顾祠》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依据几份并不起眼的题名录，从晚清士人的行事，包括议政、论学、刻书、搜集遗文、交游、祭祀先贤等方面，来讨论思想界的新动向。全书围绕着“顾祠”，从道咸以后的学人交往中，重新描述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以及西力东渐大背景中的政治变动、思想学术之嬗变。

这本书内容很丰富，我没能一一介绍其内容。这里仅举本书第五章第二节“顾祠与孔庙”为例。在这一节中，作者展示了：时代的发展如何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先儒与孔庙祀典的认知，顾、黄、王三人的形象愈来愈脱离了他们原来的轨道，被塑造成新兴政治观念的代表人物。反过来，对他们的崇祀也发挥了现实政治功能，清廷试着藉表彰他们来宣示立宪的诚意。此外，他运用了一份从未有人使用的史料，搭配晚清各家文集，把三儒从祀过程中的时代趋势、个人心态，与崇祀活动三者的复杂互动，处理得栩栩如生，对于前人误说也有恰当的反驳。而顾炎武入祀孔庙时，也正是顾祠祭祀没落的时候，对于这个奇特的现象，他也有很好的解释。

最后，我想谈一谈我与“顾祠会”研究的关系，2000年，当我从中研院借调到“国家科学委员会”时，上任那一天带的卷宗夹中，即有一份《顾先生祠会祭题名第一卷子》及相关笔记。但这个研究与我所有研究一样，凡是想“大做”的，都一搁一二十年，其他的反而容易成篇。由于顾祠会是想“大做”的，所以数据愈收愈广，笔记愈作愈多，除了在《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8）一文中发表过初步的看法外，这十五年间并未再发表相关文字。

2011年，就读于复旦大学博士班的段志强先生来中研院史语所访问，谈话之间我知道他将以“顾祠会”为题作博士论文。当时我就对他说这个题目有意思，应该赶紧下手。现在四年过去了，段志强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相较之下，我真是显得过度懒散了。看来我也亟须鼓起精神，好好清理这个拖延了十六七年的旧业了。■

(《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