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财政史是清代经济史研究中起步最早，最为基础的领域，史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可谓是成果丰硕。然而，清华大学的倪玉平教授知难而进，穷二十年之功，专注于清代财政体系的转型研究，最终由科学出版社于2017年相继出版了《清代财政史四种》丛书（下文简称《财政四种》），分别是《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清朝咸同年间的财政与社会》《清朝嘉道关税研究》《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和《清代关税：1644-1911年》。整套丛书可以说是近年来清代财政史领域中颇具新意的基础性成果之一，其亮点有以下数端。
第一，整理与重建了清代财政收支的系列基础数据。各种反映财政收支变化的数据是清代财政史研究的重要支撑。在学术史上，清代财政史研究所取得的每一次新进展，几乎都归功于海内外学者对新史料新数据的发掘或者是对既有数据的修正与补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前辈学者对各种官书的数据资料已经“开发殆尽”。倪玉平则另辟蹊径，将重点放在系统收集前人关注不多的清宫档案上。《财政四种》几乎涉及了目前海峡两岸储藏的所有类型的清宫档案，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朱批奏折、题本、录副奏折、上谕档和台北“中研院”所藏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宫中档奏折》，一共使用两万多件各类档案。此外，还辅助参考了诸如官书、方志、文集和笔记等其他文献资料，多达上千种。正是基于如此广博的文献史料，《财政四种》开拓性地重建了一系列清代财政收支及其相关主题的基础数据。一方面，这些数据修正和完善了部分长期以来一直为学界所使用的既有数据。另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反映清朝财政收支长期变动趋势的系列数据链。这些数据链对于充实清代财政史研究领域的基础数据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二，从中国社会内部变动的角度细致地展示了清朝国家财政体系近代转型的轨迹。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 “清代前中期经济停滞论”和“晚清经济衰退论”仍在海内外的清代经济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无论是“停滞论”，还是“衰退论”不断受到海内外学者的质疑，各种挑战的成果不断涌现。然而，在清代财政史领域，类似的学术反思与质疑并不多见。海内外的主流观点还是认为清代国家财政体系的近代转型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力压迫下于清末十年新政中实现的，其结果是建立了一整套包括预决算制度和中央一地方分税制等在内的西式国家财政体系；而在此之前，清代国家财政收支一直是在前近代的传统制度框架内运作有关海内外有关清代国家财政体系运作与转型的主流观点详见Loren Brandt, Debin Ma and Thomas G.Rawski, ‘'From Divergence to Convergence: Re-evaluating the Historv Behind Chinas Economic Boom”，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Mre,Vol. 52,No.1, March，2014)。而倪玉平对这种主流观点则提出了质疑。基于对系列数据链和各项财政制度变革的深入分析，他认为清朝国家财政体系的转型应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前的嘉道年间，真正实现近代转型则是成同时期，体现在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国家财政收支结构和国家财政政策的指导理念等多个层面；推动近代转型的原因首先是内生的，既受时局的重大影响，也是嘉道以来清朝财政实践的自然结果，而西方列强的影响反在其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国家财政体系的演进轨迹并不是“西方中心论”者所认为的偏离世界各国近代化转型的主流道路，尽管前近代的清朝国家财政体系与欧洲各国的财政体系差异甚大。
第三，从财政与经济关系的角度揭示了清朝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趋势与基本规律。最近10年，随着计量史学、新经济史学的崛起，量化清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经济体进行比较的“历史GDP”研究成为海内外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尽管先行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但是在数据资料与分析方法上还存在着较多缺陷 南关这一新趋势的进展及其存在问题详见倪玉平、徐毅和范鲁文·巴斯《中国历史时期经济总量估值研究——以GDP的测算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倪玉平则利用关税的系列数据，对清朝国民经济中的贸易总量进行了估计，并进一步推算出清朝不同时期的真实贸易总量和真实人均贸易量，从而揭示了清朝经济经历18世纪的高速增长，19世纪上半叶逐渐停滞和19世纪下半叶又恢复增长的周期性发展趋势。更可贵的是，倪玉平还尝试从国家财政制度变革的分析中厘清清朝经济长期发展背后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轨迹，以揭示中国传统经济走向现代化的独特模式。
可能受人力所限，《财政四种》主要关注清朝国家层面的财政收支与财政体系的近代转型，而对于近代转型的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形成却涉及不多，特别是没有系统重建清朝中叶以来地方财政收支的变化情况，但这绝非作者一人之力能够完成。
总之，这套丛书的面世将进一步推进清代财政史，乃至清代经济史的研究。
（本文转载自《中国史研究动态》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