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和前代众多的野史笔记小说一样,其小说观带有浓郁的历史意识。但它的出现和其中的内容、分类等又引起了中国古代小说观的巨大变化。本文将集中分析它的分类问题。它的分类,不是按朝代先后,也不是按资料所源出的书籍分,而是按小说内容所体现的主题重点分类。这标志着它突破了传统的史书纪年体对文学的粘连影响,跨越如此长远的历史年代搜集成书,它选择的不是历史学的方法,由古而今,由远而近,而是将这一千多年的故事重新编排,打破发生时代顺序的限制,混揉在文学视角、政治视角下观看、欣赏、分类,表达那个时代的需要和寄托。
按主题分类在前代也有,如刘向的《说苑》,就是杂糅百家而成,按故事内在的义理分类。但是《说苑》组织利用这些故事的方式表明他的着眼点不在故事的本身,而在于他要论证的政治主题,他用文章家和政治家的眼光编排故事,让它们作为论据,由序言统领。故事们没有题目,只分小段,串联一起,形成有机的、一贯的文章。通过故事,他淋漓尽致地证明序言中的政治观点的正确性,以期谏诤人主。例如刘向也采用了老子等神仙派的人物故事,和《太平广记》的“神仙”类故事差不多,但刘向的目的落定在提倡清心寡欲、无为而治的政见上,而《太平广记》的“神仙”类作为第一类,且篇数极多,却是与当时的政治趋向相一致,即清净柔韧,明义见性,无为而治一类,这是经历了五代十国之乱后人们普遍的渴望。《太平广记》的“神仙”类还体现了故事作为故事的独立性和个性,它以这类故事的主人公来给这一类命名,定为“神仙”类,而不是象《说苑》利用这些类似的“神仙”故事来为“明君”的主题服务;同时在“神仙”类下我们看到的不是象《说苑》中一个个没有题目、出处的故事段落,而是以故事主人公为题目、有出处的完整的故事,这就鲜明地看出两者的本质差别。而且从《太平广记》数量极多的“神仙”类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编纂者及其时代的心理,还可以感受到前代所有人对神仙生活的渴望,这是现实生活的反向折射,因为人间生活的艰难和苦境,因为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想象,因为统治者鼓励这种虚幻的麻醉和沉迷,才有了如此多的“神仙”故事。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
《太平广记》采摭宏富,用书至三百四十四种,自汉晋至五代之小说家言,本书今已散亡者,往往赖以考见,且分类纂辑,得五十五部。视每部卷佚之多寡,亦可知晋唐小说所叙,何者为多,盖不特为稗说之渊海,且为文心之统计矣。今举较多之部于下,其末有杂传记九卷,则唐人传奇文也。
神仙五十五卷 女仙十五卷 异僧十二卷 报应三十三卷 征应(休咎也)十一卷 定数十五卷 梦七卷 神二十五卷 鬼四十卷 妖怪九卷 精怪六卷 再生十二卷 龙八卷 虎八卷 狐九卷[①]
我们不仅可以从其分类看出前代小说之文心,还可以将其分类方式与前代各种小说或非小说的分类方式对比,发现其分类方式产生的基础和显示的变化及特点。
一 汉代稗史的分类情况
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公元前一七九——公元前一二二年)招致宾客集体编写的《淮南鸿烈》,于汉武帝(公元前一三九年)时献上。刘向、刘歆父子校订图书,定名《淮南内》,后世称《淮南子》或《淮南鸿烈》。刘安与“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②]编著《鸿烈》之时,正是“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文帝、景帝及许多大臣“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③]之日,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就是当时的统治思想。《淮南子》一书是对西汉前期道家思想的系统详尽的总结,也是保存诸多神话、传说故事的宝贵文集。它的分类排目如下:
卷一 原道训
卷二 俶真训
卷三 天文训
卷四 地形训
卷五 时则训
卷六 览冥训
卷七 精神训
卷八 本经训
卷九 主术训
卷十 谬称训
卷十一 齐俗训
卷十二 道应训
卷十三 汜论训
卷十四 诠言训(诠,就也。就万物之指以言其徵,事之所谓,道之所依也,故曰“诠言”)
卷十五 兵略训(兵,防也。防乱之萌,皆在略谋,解论至论用师之意也,故曰“兵略”)
卷十六 说山训(山为道本,仁者所处。说道之旨,委积若山,故曰“说山”)
卷十七 说林训(木丛生谓林。说万物承阜,若林之聚矣,故曰“说林”)
卷十八 人间训(人间之事,吉凶之中,徵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几也,故曰“人间”)
有孙叔敖戒子求薄田、西门豹治邺(富民不富库)、孔子仁且忍、鹊去高木巢扶枝等故事。
卷十九修务训(修,勉。务,趋。圣人趋时,冠危弗顾,履遗不取,必用仁义之道以济万民,故曰“修务”)
有神农、尧、共工、鲧、舜征三苗、尧眉八彩、舜重瞳、禹生于石、羿左臂修而善射等故事。
卷二十 泰族训(泰言古今之道,万物之指,族于一理,明其所谓也,故曰“泰族”)
有王乔、赤松、周公诛管叔蔡叔、汤放桀、乐羊攻中山等故事。
卷二十一 要略(凡《鸿烈》之书二十篇,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故曰“要略”)
从上面列述,可以知道《淮南子》一书搜揽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在荟萃百家“小说”这点上和《太平广记》有一致之处,然而它的卷目题名分类却与《太平广记》有所不同,它的分类看似博杂,但都围绕一个中心主题,即宣扬用自然无为的道家思想治国。它仍然以和国家大政有密切关系的方面为分类原则,如天文、地形、时则、本经、主术、道应等,而俶真、精神、览冥等似乎稍接近对人自身的注意的方面其实仍紧紧围绕道家精神。《淮南子》一书的作者在《要略》卷谈到著书宗旨时指出“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因为道论至深,万物至众,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务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务以与化游息。故著书二十篇”[④]所以尽管我们在其中看到许多故事,但其意义却是在天地之理、人间之事、帝王之道中归宗于道家思想的,这也形成作者在记录、收载、阐释故事时的独有的风格、特点。
《汉书·艺文志》载“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其中《说苑》多采《战国策》《史记》等百家传记中战国秦汉间事,多是遗闻逸事足为法戒者,以独特的方式按类组织材料,分为[⑤]:
卷一君道,卷二臣术,卷三建本,卷四立节,卷五贵德,卷六复恩,卷七政理,卷八尊贤,卷九正谏,卷十敬慎,卷十一善说,卷十二奉使,卷十三权谋,卷十四至公,卷十五指武,卷十六谈丛,卷十七杂言,卷十八辨物,卷十九修文,卷二十反质。
刘向根据皇家所藏和民间流行的书册资料,选择那些故事性较强的内容,以类相从,着重取历代兴衰、君臣得失的事例,目的为以古喻今,以古戒今,陈法戒,助观览,以正纲纪,黜异端,强汉宗,卑私门。每类卷目下都有小序,皆用儒家经典语言,概其旨归,明其题目。它被历代史志及其他目录归入子部儒家类也正因为它不仅摘录诸家尤其是儒家经典,而且其作者也是当时有名的儒学大家,更重要的是它最终归于儒家的治国理想。因此虽大多记载草木鱼虫,灾异梦兆,也都是用来为政治服务。所以《说苑》的分类和《淮南子》都是以治国根本为原则,宣扬某种政治理念;区别在于《说苑》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淮南子》是以道家思想而已。而且《说苑》的分类意识比《淮南子》更加明确和精当,这也许是《淮南子》采取了道家的一些术语和理念作为类名的缘故。而且历代类书,多从事物的物质性方面归类,这两者却是多从事物的精神属性方面归类;应该说《说苑》给后来的类书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分类意识和分类基础。后来的《太平广记》是在这个基础上,将物质性的分类和思想精神性的分类总和起来,又增加了许多从小说创作角度生发的内容和主题,如人的某种性格等。
《说苑》分类精细,摘录原书,这给后来的《太平广记》很大的启发。但在每条后标以“向以为(节略号)”的应验,不尽录原文且夹杂己说的缺点给后来的查考引证造成困难,这和它最初的目的不过是为资人君乙夜之览有关,于古制旧事颇为详悉,而后来人们的阅读,却增加了寻章摘句,以备遗忘的要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说苑》又有令人遗憾的地方。后世的类书《皇览》、《册府元龟》等都是贪便模仿,没有标引书名、篇名,给读者造成很多麻烦。
二 魏晋南北朝小说分类情况
(一)《博物志》的分类情况
《博物志》[⑥]内容博杂,包括山川地理、历史人物的传说、奇异的草木虫鱼、飞禽走兽的描述,还有神仙方技故事的记录。保存了大量的古代神话故事材料,同时还有前人不曾记载的资料,如八月浮槎至天河、高山猕猴盗妇等。它的分类相对于前面的《山海经》《淮南子》《说苑》来说,从博物的角度来分,突破了方位的简单性,也跨越了根据某种思想分类的局限性,从而奠定了真正广博意义上的分类形式基础,而这基础同时又是《太平广记》的分类的原始模本。《博物志》卷目分类如下:
卷一 地理略自魏氏日已前夏禹治四方而制之 地 山 水 山水总论 五方人民 物产
卷二 外国 异人 异俗 异产
卷三 异兽 异鸟 异虫 异鱼 异草木
卷四 物性 物理 物类 药物 药论 食忌 药术 戏术
卷五 方士 服食 辨方士
卷六 人名考 文籍考 地理考 典礼考 乐考 服饰考 器名考 物名考
卷七 异闻
卷八 史补
卷九 杂说上
卷十 杂说下
《博物志》分类继承《山海经》以山、水为本的特点,又在《山海经》所记奇异邦域、物产的基础上明确了它们的类别,如五方人民、物产、外国、异人等,《山海经》中多有类似记述,但都混同在某一种方位的统领中,而《博物志》将它们区分开来,并给予类名。有些内容由于作者对于征应、感应及方术的浓厚兴趣,分类相当琐细,如物性、物理、物类、药物、药术、食忌等。而卷六中的几类尤其突出了学问家的考证色彩,将学问和博物结合了起来,这对于后来的小说、尤其是笔记小说,起了很大的影响,或者以博杂的小说为学问来作的,或者以学问来推崇自己的小说。“异人”“山”“水”些类名被《太平广记》原名借用。而“物名考”“乐考”“文籍考” “药论”“药术”“器名考”“食忌”“异草木”“异兽” “异鸟”“异鱼”“异虫”“外国”“杂说”被《太平广记》借鉴发展为“博物”“乐”“书”“医”“器玩”“食”“草木”“畜兽”“禽鸟”“水族”“昆虫”“蛮夷”“杂录”。但《博物志》的分类毕竟处于分类之始,有分类标准不清,重复、混杂的缺点,如“物产”和“异产”有重复之处,“异闻”和“史补”类都有和前面类目冲突或不谐的情况。
(二)《搜神记》的分类情况
《搜神记》是晋代志怪的代表作,作者是东晋初期著名史学家干宝。《隋志》杂传类著录三十卷,与本传合。北宋初可能其书尚完,明世传本,都残缺不全。现在的流行本,是明人胡应麟的辑录本,有二十卷。[⑦]《晋书》记载干宝少时勤学,博览书籍。西晋末以才器召为佐著作郎。东晋元帝时,中书监王导表为史官,领国史。著《晋纪》二十卷奏之,时称良史。所以干宝作《搜神记》的目的和《晋纪》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作好“良史”的工作,只是《搜神记》更博杂丰富、包容正史所无法包容的各种神祗灵异、逸闻佚事。现在见到的流行本是没有明确的分类明目的,但李剑国先生的研究将《搜神记》分类的问题总结的十分恰当、透彻。其内容大致分为九类。我们这里根据现存《搜神记》[⑧]的卷次,把它的类目再分的细一些:
第一,神仙术士及其法术变化之事。其《神化篇》当为此类序言。这类事集中在卷一至卷三。卷一多记赤松子、宁封子、刘根、王乔等仙人事迹,这一类内容被《太平广记》作为开篇第一类“神仙”类,应该说是受到《搜神记》这些前代小说集的启发、影响。不过《太平广记》把《搜神记》中这一类分的更加细致,增添了女仙、道术、方士、异人、异僧,还有卜筮、巫厌(厭呪附)、幻术、妖妄这几类,这样原来混同在《搜神记》中“神化篇”类下的卷二和卷三的非神仙的术士、巫医、道人之流的法术和幻术内容,就又有了细致明确的归类。如《搜神记》中第一类里的“董永和织女”条以“董永妻”名归入《太平广记》女仙类,“郭璞筮病”条以“郭璞”名归入《太平广记》卜筮类。
第二,神灵感应之事。其《感应篇》是此类序言。这类集中在卷四、卷五,卷一有少数。所记神灵,大都是民间祭祠的,如海神东海君、水神河伯、庐山使、湖神青洪君、冥神泰山神、赵公明,还有织女、杜兰香、蒋山神、黄石公、丁姑、灶神、蚕神等。内容多是神人感通、仙凡相通,甚至人神结合,人神相恋,开启后世尤其是唐代小说中那种浓郁人情、爱情描写的大门。《太平广记》中则把这一类归结为“神(淫祠附)”类。另外还增添了独立的“感应”类,多以人为主体记叙人的感应灵异之事。
第三,妖祥卜梦之事。其《妖怪篇》当为此类序言。这类事集中在卷六至卷十。以阴阳五行为基本思想。卷六、七皆记天灾地妖,干宝论“妖怪”云:“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域而论矣。”所以,天鱼草、龟生毛、马化虎、牛言狗语等,都是警示人们的“休咎之征”。卷八、九大多是瑞应符命,卷十记占梦事。这些内容在《太平广记》中被分为“妖怪(人妖附)”“精怪”“征应”“定数”“谶应”“梦”这几类。
第四,物怪变化及灵奇之物。卷十二有篇论变化的文字,应是《变化篇》的序言,以阴阳五行观点解释万物变化,认为五气的变化,生成具有不同特性的事物和引起事物的变形易性,如千岁之雉,入海为蜃,千岁之狐,化为美女等。卷十二所记贲羊、落头民、短狐、鬼弹等,就是各种各样的物怪及形貌性别变化的内容。卷十三主要记一些有灵性的泉、井、山、穴、及焦尾琴、火浣布等奇物。类似这些内容,《太平广记》中分为妖怪(人妖附)、精怪、灵异、乐(乐、琴、瑟、歌、笛、觱篥、羯鼓、铜鼓、琵琶、五弦、箜篌附)、山(溪附)、石(坡沙附)、水(井附)、宝(金、水银、玉、珠、杂宝、钱、奇物附)、草木、龙、虎、畜兽、狐、蛇、禽鸟、水族、昆虫等类,如《搜神记》卷十二“犬尤旁加叚国马化”条就以“犬尤旁加叚国”条归入《太平广记》卷444 “畜兽”类。
第五,大多是还魂再生事。集中在卷十五。此卷十七条传说有十三条与死而复生有关。其中“史姁埋七日复活”“婢葬十余年尚生”“女死复活”等条被《太平广记》以“史姁”“杜锡家婢”“河间女子”条目收入“再生”类卷375、卷383、卷386中。但是《太平广记》中“再生”类又分为几个细目,是“妇人再生”“缢死复再生”“易形再生”“过仙官再生” 。另外此卷的“马势妇”条被《太平广记》以“马势妇”条目收入“神魂”类卷358中。与此类内容有关的在《太平广记》中还有一类即“悟前生”(卷387—388)。
第六,鬼事。集中在卷十六、卷十七中。大多是人鬼相恋、鬼魂显灵或作祟事。“卢充”“张汉直”“费季”“秦巨伯”等条皆被《太平广记》收入“鬼”类。与此相关的还有“夜叉”类、“冢墓”类。
第七,精怪事。集中在卷十八、卷十九,卷十七有一部分。大多记录一些成精作怪的故事传说,往往根据精怪本体的特性,又加上成精后的人性,模刻描写出各种各样的精怪,有一些故事幽默风趣,精怪形象不同于以往的纯粹妖怪,也不同于一般的人的形象,颇有新鲜的意趣在其中,可以说为后来的蒲松龄创造《聊斋志异》中那些颇近人情的花妖狐魅的形象奠定了基础。《太平广记》中这一部分分了“精怪”类,另外根据精怪的本体属性各自归入类别,如前面第四中已经提到的灵异、乐、山、石、水、宝、草木、狐、蛇等。
第八,报应故事。这类故事主要集中在卷二十。反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旨,大多是写了一些动物受人救助后,知恩图报的故事。但它的故事主要来源于民间,所以它反映的更多是百姓的淳朴的善恶观,而不是佛家的因果报应理念。在《太平广记》中与此同类的思想主旨是在“报应”这一大类中,但《太平广记》中这类却是以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为主。其它的或者根据动物的属性归入“精怪”和各种畜兽类,或者根据故事的主要人物和事物归类,如《搜神记》卷二十中的“隋侯珠”条是讲大蛇以明珠报隋侯救伤之恩的,在《太平广记》中则以“隋侯”题目归入“宝”类,这样就主要是体现“隋侯珠”的意义和特点了。
第九,神话和其它怪异传说。包括推原神话、感生神话及人化动植物的传说等,主要在卷十四中,如盘瓠神话、蚕马神话、嫦娥奔月、夫妇化为兰岩双鹤等。与此类似的内容在《太平广记》中则分在“神仙”“草木”“龙”“虎”“畜兽”“禽鸟”“蛮夷”等类中。
第十,历史传说。在卷十一中。有孝子节妇、忠臣义士的事迹,如王祥事后母卧冰得鱼,郭巨养亲埋儿得金,周青孝姑被诬冤死,韩凭夫妇不屈而死化鸳鸯;有勇士侠客事,如熊渠子射虎,干将莫邪,赤比复仇;有明察秋毫、公断杀人案的,有以诚消灾的大臣官吏等。虽然有一些说教性和封建道德及迷信的宣传性,但有些故事则颇具欣赏价值,后世许多小说、戏剧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繁衍的。同类内容在《太平广记》中分在“义气”“精察”“骁勇”“豪侠”“妇人”“杂传记”“杂录”这些类中。
《搜神记》现存本中虽没有明确的分类名目,但是它的卷次内容安排和原文中一些可以作为类别序言的篇目说明其作者在当时是有一些分类的意识的。而且它对于《太平广记》的影响在于它涉及到的内容面比较广博,《太平广记》在内容上选取了《搜神记》99条,在类别上借鉴它的同样占有很大比例,应该说《太平广记》的神仙志怪等方面的内容主体在《搜神记》里都已经有所涉及。而且《搜神记》的作者是把它作为与正史互补的“野史”来记录,在体例和题材的宽松态度上又涵容着史家的严谨和严肃,在这一点上《太平广记》与它是相同的,追求广博的同时也追求历史的价值。
(三)《世说新语》的分类在小说史上的突破意义
魏晋时志人小说代表作《世说新语》,是在后汉至晋宋时品评人物、崇尚玄虚疏放、标榜超名教任自然的背景中出现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世说新语》前后的志人小说时说“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从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并且从其创作目的的角度揭示了它们更加接近小说本质的特点,“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鲁迅先生简练却睿智的总结对于后世研究者不啻是一盏引航灯,奠定了将《世说新语》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的萌芽的重要理论基础。
笔者以为中国古代小说是在文史由融合走向分离的过程中孕育、萌芽、发生、发展并最终成熟独立的。而《世说新语》恰恰细腻地显示了文史分离的正在进行过程,因此它在小说史上就不仅仅是“从残小语”“片言只语”的价值和意义。它显示了小说作为文学寄附于史学中的不自由状态向脱离史学束缚的文学自由状态努力的过程和成功的结果,并对后来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
如果我们将《世说》记人间事与史书之所记人间事进行对比,会发现《世说》对记人间事的选择标准发生变化,它不再追求对历史的还原,而是不惜造假去捕捉时代的神韵;它不再仅注目于君主、重臣、英雄一类对历史影响重大的人物,而是对一些有着特别个性、具备审美价值的人物倾心着意;它不再拘泥于历史兴亡大事的记录,而是给予读者一面放大镜,将人的各种性格、情绪、优劣置于其下,其中生动不亚于一场大戏。
《世说新语》[⑨],原名《世说新书》或《世说》,所记分36门,上起前汉,下至东晋,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
上卷上:德行 言语
上卷下:政事 文学
中卷上:方正 雅量 识鉴
中卷下:赏誉 品藻 规箴 捷悟 夙惠 豪爽
下卷上:容止 自新 企羡 伤逝 栖逸 贤媛 术解 巧艺 宠礼 任诞 简傲
下卷下:排调 轻诋 假谲 黜免 俭啬 汰侈 忿狷 谗险 尤悔 纰漏 惑溺 仇隙
从以前的分类名目或者说描写对象上看,史学选择君政大事一类人事,它们在历史发展中起过影响作用,在历史上有所作为。孔夫子所重视的“德行、政事、言语、文学”诸门,皆是从它们的“事功”上探讨,也就是对历史的贡献、作为上衡量。所以到汉代刘向的《新序》、《说苑》的着眼点,仍是“君道”“臣属”“建本”“立节”“复恩”“政见”一类,尽管他中间讲述了许多颇有意味的故事,但仍脱不开史书描写的范围。
在《世说新语》中则有了重要的变化。有一些是依照旧的原则而列,如孔门四科“德行”、“政事”、“言语”“文学”的名目仍然存在,不过正如杨义先生言“德行、政事这两个为正统儒家所重视的项目,却写得比较乏味;而言语、文学这两个较少实用功利价值的项目,反而写得很精彩”[⑩]显示《世说新语》挣脱史学的衡量标准、取材着重的束缚,向小说所重视的语言和文学意味发展,表现了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审美倾向。其内容的实质也发生细微变化,即重视其中闪现的细节、特别之处,而且并非只以其对历史的贡献为用笔线索;还有一些是肯定的、正面的人物性格、才能,如“方正”“雅量”“识鉴”“规箴”等方面,这部分也还符合史学描写对象的要求,它们对社会的发展有推动作用;但大部分却是一些非历史家的描写对象,如各种各样的性情,“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俭啬”“汰侈”“忿狷”“惑溺”之类,它们只是人物的某种性情,甚至是在世俗眼中带有反面意义的人物、性情,作为历史书是极力要反对排斥,也无有多余纸墨允许此类形象记录在册的,而《世说新语》则给予它们大片的篇幅,让它们来充当展示世情百态的生力军,让它们激活已经发生过去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胞,让生命再次活灵活现。
例如“王安丰夫妇卿卿”条,写“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这则故事正是“卿卿我我”一词的来源,直至今日许多热恋中的亲密形状仍被称之“卿卿我我”。它写了王安丰开始欲劝妇人改变对自己的称呼,以符合一般世俗男尊女卑的称呼习惯,而妇人坚持自己对丈夫的爱称没错,于是排山倒海式的用了连续“卿”的字词,证明自己无过。幽默而有力,本来就同样爱着妻子、并同样喜欢这个爱称的王安丰哪能抵得住妻子这一阵温柔的爱之攻势,于是“遂恒听之”。夫妻间关于爱称的讨论,并且最终以妇人得胜,这样一段情事不是史学的描写对象,却正是文学的引人入胜之处。
还有“王浑夫妇戏笑”条,写“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王浑妻子所说“如果我和你弟弟(参军)结婚,生出来的儿子还要好。”听起来实在有些放肆无忌,而《世说》不仅把这作为一个夫妻间戏笑的故事记述,并且没有丝毫谴责之意,反而颇有赞赏之潜心。这放在正统的史学家笔下,则是绝不可能的。
又如“王蓝田食鸡子”条,王蓝田乃一员大将,不写他的赫赫战功,不记他指挥的大小战役,而是写他吃鸡蛋时的形象。“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以以几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王右军闻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犹当无一豪可论,况蓝田邪?”
在蓝田吃鸡子的情节中放大诸细节,先是用筷“刺”之,而不是“夹”,然而愈猛而不达,便“大怒”,“举以掷地”,似乎对付的不是一只“鸡子”,而是一位武士。鸡子在地上打转又不得,鸡子仿佛有意在讥弄他、嘲笑他,此刻的蓝田将军犹如长坂坡上的张飞,嗔目怒喝,发尽上指。以手抓起鸡子塞入口中,嚼碎了再吐出来。终于结束了,似乎经历了一场恶战。而其实不过是一枚小小的鸡子,但却把蓝田之性急描写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历史学家要写与历史有关、与社会发展有关的人物的作为,这些事情在历史上有着一定影响;而文学家则渐渐转移了视角,他们要写人性,写出人类各种表现,忠奸、好坏,粗俗高雅,他们的笔触伸及到史家笔触无法触及的区域,突破了史学家的要求和限制。对于历史来说,它企图告诉人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尤其是一些重要的事;而对文学,则希望展示给读者各种各样的人和人的各种各样的性情。《世说新语》正显示了这种差异,显示着文学从史学分离、有了自己的独立发展的情形。在这个时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文学在慢慢摆脱历史的束缚,在目的、选材、叙事上都有了自己的想法视角和实践创作,尽管它还没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形式,还寄居在史书、子书的外衣之下,与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的确已经发生了文史分离中关键的质变。
上面只是从分类的角度审视《世说新语》在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它不仅表现在前人所讲的“片言只语”的感动,而是从分类上显示了它的注视从史书的视角渐渐转移到文学的视角;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其它方面审视,如虚构与写实的处理、描写方式的文学化趋向等。
《世说新语》的分类把小说从依附于史书、子书的黏着状态剥离开来,从史书志怪的牢笼中挣脱出来,给小说的发展引启了新的天地。这种视角的转移、描写对象的转移,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是有很大的意义。后世文学由重事转向重人,由重情节增添了重细节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世说新语》的影响。而《太平广记》在分类和取编中也受到它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是这种分类的直接复制。这点在下面的第四节里还要谈到,在此不多赘言。
三 唐代小说集的分类情况
(一)《酉阳杂俎》的分类情况
《酉阳杂俎》[11]二十卷、续集十卷,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临淄人,宰相文昌之子,官至太常卿,事迹具《唐书》本传。胡应麟说:“《酉阳杂俎》二十卷,续十卷。今世行本,余尝得二刻,皆二十卷,无所谓续者。近于《太平广记》中录出,然不能十卷。而前集漏轶殊多,因并录续集中,以完十卷之旧,俟好事博雅者刻之。”[12]中华书局标点《四库提要辨证》本之《酉阳杂俎辨证》中,余嘉锡录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八文,以明万历李云鹄刻本中的邓复序及赵琦美序证明现存续集出自宋本,非胡氏从《太平广记》中钞出。余氏认为胡氏是偶未见原本,漫自抄缀,欲以补亡。而实际上续集尚存,所以其后胡氏所辑续集不行。
《酉阳杂俎》目录:
卷之一 忠志 礼异 天咫
卷之二 玉格 壶史
卷之三 贝编
卷之四 境异 喜兆 祸兆 物革
卷之五 诡习 怪术
卷之六 艺绝 器奇 乐
卷之七 酒食 医
卷之八 黥 雷 梦
卷之九 事感 盗侠
卷之十 物异
卷之十一 广知
卷之十二 语资
卷之十三 冥迹 尸穸
卷之十四 诺皋记上
卷之十五 诺皋记下
卷之十六 广动植之一 羽篇 毛篇
卷之十七 广动植之二 鳞介篇 蟲篇
卷之十八 广动植之三 木篇
卷之十九 广动植之四 草篇
卷之二十 肉攫部
《酉阳杂俎续集》目录:
第一卷 支诺皋上 第二卷 支诺皋中 第三卷 支诺皋下 第四卷 贬误 第五卷 寺塔记上 第六卷 寺塔记下 第七卷 金刚经鸠异 第八卷 支动 第九卷 支植上 第十卷 支植下
此书大卷目分为三十卷,类目不算重复的有38种,无论是书名,还是类目,都体现了奇和杂的特点。宋人周登在《酉阳杂俎后序》[13]中说:
余闻方舆记云:昔秦人隐学于小酉山石穴中,有所藏书千卷。梁湘东王尤好聚书,故其赋曰:“访酉阳之遗典。”或者成式以所著书有异乎世俗,故取诸逸典之义以名之也。
类目之名也大多稀奇古怪,别具一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酉阳杂俎》言“至其《贝编》、《玉格》、《天咫》、《壶史》诸名,则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盖莫得而深考矣”其实这些名称虽然在以前的书里大多未见过,但根据每类中的实际内容,类目的意思还是很好解释的。胡应麟已经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又如目中《忠志》、《礼异》等词,皆文人口语,曷尝拘拘出处耶!今考《天咫》所谈七曜事,则天阙之义也;《玉格》所谈二典事,则玉检之文也;《壶史》悉纪道术,非壶中之史耶;《贝编》咸录释门,非贝叶之编耶?[14]
“七曜”指日、月、金、木、水、火、土五星,《天咫》类录五事,多是有关月亮、北斗星、天帝之乐神、月中金背蛤蟆、凿月人之异事,所以大致就是有关天上宫殿的意思;《玉格》所记多是道家神仙之事,如道家三界、鬼官、罪簿、三尸、仙药、老君母及一些奇异之神人和仙境,多与“玉”字有关,如玉女、玉食、玉隆(三界外之四人境之一)、玉清等,“玉格”类目大约来源于此;《壶史》所记皆为隐形、长生、预言、剪纸为月、起死回生等道术,与一篇志怪小说《壶史》(需要查一下确切篇名和出处)属于同类性质;“贝叶”,贝多树的叶子,来自梵语(查一下具体的释家意义),可以作扇子,也可以代替纸来写字。《贝编》多记佛门释家事,所以以“贝叶之编”理解类目名还是很有道理的。至于《诺皋记》一类,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引《抱朴子》内篇,载遁甲中经咒诺皋太阴将军为证,谓诺皋乃太阴之名;而近人谭嗣同《石菊影庐笔识》卷一认为诺皋乃禁咒发端之语辞,此说得到余嘉锡认同。其文多记鬼神,命名取自《抱朴子》当无疑,但不是太阴之名,《诺皋记序》[15]言“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状;葆登掌祀,将以著于感通。有生尽幻,游魂为变,乃圣人定璇玑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辉之祥,正乎九黎之乱。当有道之日,鬼不伤人;在观德之时,神无乏主”,说明这一类多跟鬼神巫祝有关,所以取禁咒发语辞“诺皋”名篇,是可以解释通的。
《酉阳杂俎》这种分类对于《太平广记》最大的影响是它的杂家性特点和重奇性特点。以前的《山海经》、《说苑》《淮南子》,记载的故事虽然也是奇异广博,但仍然大致专一于某一类,如地理博物、儒家政事或者道家思想等;而《博物志》从博物的角度开启了分类的新思维,但类目却偏重于方术家和学问家的色彩,儒道之思不见记述。《酉阳杂俎》却是囊括所有,它的分类就显示了“杂家”小说的特点,天上地下,方内方外,仙佛诡怪,动物植物,而且所有这些不是为了某种思想服务,只是追求其中的奇崛诡异之感,例如其类名多带“奇”“绝”“异”等字,证明作者也有意识表达此种感觉。每类内容并不太多,但足以让世人为之惊讶、诧异、感叹,大多是前贤所未及知者,宋人以下无弗骇其异。除了继承《博物志》的博物基础,它的杂家特点可能还受到唐前及唐代类书的影响,或者是唐代文化发展对于庞杂知识的需要的影响。相对于《博物志》来说,它不仅将儒道佛三家的东西融入,而且有开辟了新的类目,如雷、梦、盗侠、喜兆、祸兆等。而它的特点又给了《太平广记》很深的影响,尽管它只有38种类目,内容也不算太多,但它提供并开拓了《太平广记》这样的小说全集的分类思维,进行了突破某种单纯分类并融合前面几种分类方式的尝试。可以说尽管它距离《太平广记》分类的91大类很远,但类似于它这种的分类对于《太平广记》却是有重要的框架意义的。
(二) 《艺文类聚》的分类
《艺文类聚》[16]是唐初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唐书》七十三《令狐德棻传》记载下诏时间为武德五年,即公元六二二),由欧阳询领修。李渊为了显示新王朝的昌盛,就开始大规模的官修群书。在诏修《艺文类聚》的同时,又诏修唐前代列史。编修《艺文类聚》的人大多参与了史馆工作,掌握着一些有利于编修类书的资料,在武德七年(见《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便完成并上奏。南宋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言:
《太平御览》一千卷,以前代《修文太平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家参译条次修纂。或言国初古书未亡,以《太平御览》所引用书名故也。其实不然,特因前诸家类书之旧而。以《三朝国史》考之,馆阁及禁中书总三万六千余卷,而《太平御览》所引书多不著录,盖可见矣。[17]
《三朝国史》的《艺文志》是记载了宋初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皇家藏书的实际,所以宋初所编的《太平御览》中所引古籍大约多是从前代类书中征引,而前代类书中《修文太平御览》、《文思博要》都已失传,只有《艺文类聚》还在。而《太平广记》的编修者和《太平御览》的基本是同班人马,所以受《艺文类聚》的影响也是很多的。在此仅对《艺文类聚》的分类上作一些探讨,看它和《太平广记》的分类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艺文类聚》同前代类书相比,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即“事”与“文”并为一线,原来的情况大多是文有文集,事有类书,两线分开。欧阳询序文言“《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徧略》,直书其事”,文和事分开,不利于检索利用。而欧阳创制的体例,则事文相兼,“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其有事出于文者,便不破之为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为了“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18]无意中又给后世保存下来大量的词章名篇。《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的集结目的很大程度上与欧阳的初衷也是相同的。并且这种“事”与“文”的兼容意识,在后者也都有所体现。如《太平广记》中诸篇目,主要是取其“事”的,但大多是从文人的集子里搜取得来,所以与《艺文类聚》一样,既有事类的集中,又有文集的保存,于当时人有便览易检之功,于后世有保存古籍之宝山玉海之价值。
《艺文类聚》分四十六部。现列录如下:
天部(天 日 月 星 云 风 雪 雨 霁 雷 电 雾 虹)
岁时部(春 夏 秋 冬 元正 人日 正月十五日 月晦 寒食 三月三 五月五 七月七 七月十五 九月九 社(祖) 伏 热 寒 腊 律 历)
地部(地 野 關 岡 巗 峡 石 塵)
州部(冀州 扬州 荆州 青州 徐州 兖州 豫州 雍州 益州 幽州 并州 交州 )
郡部(河南郡 京兆郡 宣城郡 会稽郡)
山部(总载山 昆仑山 嵩高山等)
水部(总载水 海水 河水 江水 淮水 汉水 洛水 壑 四渎 涛 泉 湖 陂 池 谿 谷 涧 浦 渠 井 冰 津 桥)
符命部
帝王部(总载帝王 天皇氏 地皇氏 人皇氏 有巢氏等)
后妃部
储宫部(储宫 太子妃附 公主)
人部(头 目 耳 口 舌 发 骷髅 胆 美妇人 贤妇人 老 言语 讴谣 吟 啸 笑 圣 贤 忠 孝 德 让 智 性命 友悌 交友 绝交 公平 品藻 质文 鉴诫 讽谏 说 嘲戏 言志 行旅 遊览 别 怨 赠答 闺情 宠幸 游侠 报恩 报仇 盟 怀旧 哀伤 妒 淫 愁 泣 贫 奴 婢 佣保 隐逸)
礼部(礼 祭祀 郊丘 宗庙 明堂 辟廱 学校 释奠 巡狩 籍田 社稷 朝会 燕会 封禅 亲蠶 冠 婚 谥 吊 冢墓)
乐部(论乐 乐府 舞 歌 琴 筝 箜篌 琵琶 筍簴 箫 笙 笛 笳)
职官部(诸王 相国 丞相 冢宰 太傅 太保 祭酒 博士 大司马 司徒 司空 仪同 特进 录尚书 尚书令 仆射 吏部尚书 尚书 吏部郎 侍中 黄门侍郎 散骑常侍 给事中 中书令 中书侍郎 骠骑将军 太常 卫尉 太仆 廷尉 鸿胪 司农 将作 光禄大夫 太子詹事 太子中庶子 太子舍人 刺史 尹 太守 令长)
封爵部(总载封爵 亲戚封 功臣封 逊让封 外戚封 妇人封 尊贤继绝封)
治政部(论政 善政 赦宥 锡命 荐举 奉使)
刑法部
杂文部(经典 谈讲 读书 史传 集序 诗 赋 连珠 书 檄 移 纸 笔 砚 )
武部(将帅 战伐)
军器部(牙 剑 刀 匕首 铗 弓 箭 弩 弹 矟)
居处部(总载居处 宫 阙 台 殿 坊 门 楼 橹 观 堂 城 馆 宅舍 庭 坛室 斋 庐 道路)
产业部(农 田 园 圃 蚕 织 鍼 市 田猎 钓 钱)
衣冠部(衣冠 貂蝉 玦佩 巾帽 衣裳 袍 裙襦 裘 带)
仪饰部(节 黄钺 鼓吹 相风 漏刻)
服饰部(帐 屏风 幔 簟 荐席 案 几 杖 扇 尘尾 枕 被 缛 如意 胡床 火笼 香炉 步摇 钗 梳篦 囊 镜 袜)
舟车部(舟 车)
食物部(食 饼 肉 脯 酱 鮓 酪酥 米 酒)
杂器物部(鼎 鎗 钵 左土右区 盤 樽 巵 杯 盌)
巧艺部(射 书 画 围棋 弹棋 博 樗蒲 投壶 塞 藏钩 四维 象戏)
方术部(养生 卜筮 相 疾 医)
内典部(内典 寺碑)
灵异部(仙道 神 梦 魂魄)
火部(火 烽燧 灯 烛 庭燎 竈 薪炭火 烟)
药香草部(药 空青 芍药 百合 兔丝 女萝 款冬 天门冬 芣苢 薯蓣 菖蒲 术 草(香附) 兰 菊 杜若 蕙 蘼芜 鬱金 迷迭 芸香 藿香 鹿葱 蜀葵 蔷薇 蓝 慎火 卷施 芙蕖 菱 蒲 萍 苔 菰 荻 蓍 茗 茅 蓬 艾 藤 菜蔬 葵 荠 葱 蓼)
宝玉部(宝 金 银 玉 圭 璧 珠 贝 玛瑙 琉璃 车渠 玳瑁 铜)
百谷部((谷 禾 稻 秔 黍 粟 豆 麻 麦)
布帛部(素 锦 绢 绫 罗 布)
果部(李 桃 梅 梨 甘 橘 樱桃 石榴 柿 等)
木部(木(花叶附) 松 柏 槐 桑。。。荆 棘 黄连 栀子 竹)
鸟部(鸟 凤 鸞 鸿 鹤 白鹤 黄鹄(玄鹄附)等)
兽部(马 騊騟 牛 驴 骆驼 羊 鹿 狐等(没有“虎”)
鳞介部(龙 蛟 蛇 龟 鳖 鱼等)
虫豺部(蝉 蝇 蚊 蜉蝣 蛱蝶 萤火 蝙蝠等)
祥瑞部(祥瑞 庆云 甘露 木连理 木芝 龙 麟 凤凰 鸟 马 狐 龟 鱼 鼎)
灾异部(旱 祈雨 蝗 螟 蟊 贼 蜮)
从上面所列类目,我们可以看出《艺文类聚》分类中的几个特点和问题:
1、具有自然百科全书的特点。从天地岁时,到山水人物,再到社会伦理政治,再到日常起居,动植矿产等,体现了显示自然百科的广博丰富的特点。这点在《太平广记》中有所体现,例如花草动植等许多类目都借鉴了《艺文类聚》的类目名称,扩充了以前的分类中没有涉及到的一些内容,使这部分更加细腻、完整、丰富了。但《太平广记》记载这部分的意义和《艺文类聚》的记载意义、性质不尽相同,体现了一种不同于百科全书的性质特点,它并不追求对自然百物的涵纳概览,尽管它也拥有颇为丰富的内容,涉及了颇为广泛的领域,但它不是按照上述这样一个体现自然百科特点的顺序来排列、组织材料的。如《太平广记》是从“神仙”类开始的,而“神仙”类在《艺文类聚》中则放在第33部“灵异部”中的“仙道”和“神”类中,是作为日常起居中涉及到的来记载。而对于《太平广记》而言,经过唐宗宋祖的辉煌历史,人们对于生命彼岸的探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想象越来越丰富。对于佛道两家中的神仙法术也是留恋往返,越是英明卓越的皇朝统治者,也越渴望长生不老、翩翩成仙,所以在《太平广记》这样一个专门集结野史、传说的集子中把“神仙”列为第一就有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另外因为在前代的各种野史、笔记、传说中涉及到的神仙故事最多,但往往不能录入正史,而这部分内容不仅数量大,且反映着各朝代的政治、文化、经济、风俗等重要的现实生活情态,同时记叙者随心所欲,笔法灵活生动,颇具可读性。所以编纂者首先录入这部分也反映了《太平广记》这种历史性、文学性的编纂目的。它对于文学性的偏爱还可以从两书“食”部的不同更鲜明形象地看出来。《艺文类聚》的第28部“食物部”分了“食”“饼”“肉”“酱”“米”“酒”等很多种,一看就有一种全面细致的百科全书的感觉,是重全重细重知识,而《太平广记》中类似的内容则是分为“酒”类和“食”类,酒类又分“酒”、“酒量”、“嗜酒”,食类又分“食”、“能食”、“菲食”,看起来它远没有《艺文类聚》的全面而细致,但正反映了它有所侧重的不同于百科全书的特点,它更喜欢那些具备个性特色,具备超越常人凡事特点的人物、事物,尚奇好异,这样首先在题材上就偏向了那些具备文学性的内容。所以它搜集的篇目大多具有小说的可读性、趣味性也就顺理成章、毫不奇怪了。这是我们单从它的目录分类上可以看出它和百科全书、其他类书的不同处,那就是它的小说性。
2、《艺文类聚》的类目还体现了封建正统思想及伦理、道德、迷信等观念。“符命”“帝王”“后妃”“储宫”这些部类不仅单列专题,而且位置很靠前,仅次于天地山水等部类。而“人”部中“忠”“孝”“圣”“贤”单列专题,“礼”部中“郊丘”“宗庙”“社稷”“封禅”等也是单列专题,透出浓厚的封建陈腐气息。这种情况在《太平广记》中也有一些反映,如“征应”类中分为“帝王休徵”“人臣休徵”“邦国咎徵”“人臣咎徵”几个细目,主要突出了有关帝王人臣的内容,而且他们的排列的顺序也反映出封建等级的思想。但与《艺文类聚》相比,它的封建陈腐气要少得多,它的分类受到《艺文类聚》的很多影响,但上述在《艺文类聚》中单列的部类在《太平广记》里是没有的。但这倒不说明《太平广记》的编纂者有多大的先进意识,其实是因为与《太平广记》同期编纂的《太平御览》已经反映了与《艺文类聚》同样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完成了这个统治者需要的重要任务。而《太平广记》的优点在于没有再次重复这些内容,并且根据文学性、故事性的特点突出了一些涉及平民百姓的事情,而不是过多注目于帝王宫室,礼乐宗庙。所以单从《太平广记》个书讲,它是给后世留下了许多一般的类书不能相比的宝贵资料。
3、《艺文类聚》中的分类相对全面而丰富,但也有一些安排不当的地方。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已有论述:“其中门目,颇有繁简失宜,分合未当。如山水部五岳存三,四渎阙一;帝王部三国不录蜀汉,北朝惟载高齐;储宫部公主附太子,而诸王别入职官;杂文部附纸、笔、砚,而武部外又别出刀、匕首等为军器一门;道路宜入地部,坛宜入礼部,而列之居处;鍼宜入器物,钱宜入宝玉,而列之产业;案、几、杖、扇、尘尾、如意之类宜入器物,而列之服饰;疾病宜入人部,而列之方术;梦、魂魄亦宜入人部,而列之灵异;以及茱萸、黄连入木部,芙蓉、菱、藤入草部;鸿之外又别出雁,蚌之外又别出蛤,鹤之外别出黄鹤,马之外别出騊騟,如斯之类,皆不免丛脞少绪。”这些指摘有些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有些是有道理的。而《太平广记》在有些地方则看到这些问题,进行了改进,如“钱”细目类在《太平广记》中就放在“宝”这一类中,在动植物类中也避免了与前者类似的错误。
四 《太平广记》分类的总合性意义
(一)《太平广记》[19]各篇不按时代先后而依类编次。共分九十一大类,二百三十九细目,即:神仙(卷1—55)、女仙(卷56—70)、道术(卷71—75)、方士(卷76—80)、异人(卷81—86)、异僧(卷87—98)、释证(卷99—101)、报应(卷102—134 金刚经 卷102—108(类目,书中未引)法华经 109/1—21条(类目,书中未引 观音经 卷110--111(类目,书中未引) 崇经像 卷112--116(类目,书中未引) 阴德 117/1—10条 异类 118/1—16条 冤报 卷119—125 杀生 卷131—133 宿业畜生 134/1—17条)、征应(卷135—145 帝王休徵 卷135—136 人臣休徵 卷137—138 邦国咎徵 卷139—140 人臣咎徵 卷141—145)、定数(卷146—160 婚姻 卷159—160)、感应(卷161—162)、谶应(卷163/1—39条)、名贤(164/1—24条 讽谏附 164/25—35条)、廉俭(165/1—20条 吝啬附 165/21—34条)、义气(卷166—168)、知人(卷169—170)、精察(卷171—172)、俊辩(卷173—174 幼敏附 卷174/27条—175卷)、器量(卷176—177)、贡举(卷178—184/1—10条 氏族附 184/11—24条)、铨选(卷185—186)、职官(187/1—30条)、权倖(188/1—13条)、将帅(卷189—190/1—9条 杂谲智附 190/10—11条)、骁勇(卷191—192)、豪侠(卷193—196)、博物(197/1—24条)、文章(卷198—200/1—6条 武臣有文 200/7—15条)、才名(201/1—6条 好尚附 201/7—18条)、儒行(202/1—4条 怜才202/5—16条、高逸附202/17—27条 )、乐(卷203—205 乐 203/1—20条;204/1—12条 琴 203/21—34条 瑟 203/35—37条 乐 204/1—12条 歌 204/13—19条 笛 204/20—26条 觱篥 204/27条 羯鼓 205/1—10条 铜鼓 205/11—13条 琵琶 205/14—24条 五弦 205/25条 箜篌 205/26条)、书(卷205—209 杂编209/1—16条)、画(卷210—214)、算术(215/1—11条)、卜筮(卷216—217)、医(卷218—220/13条 异疾 220/14—27条)、相(卷221—224)、伎巧(卷25—227/1—3条 绝艺 227/4—12条)、博戏(228/1—17条 奕棊 228/1—5条 弹棊 228/6—8条 藏钩 228/9—12条 杂戏 228/13--17)、器玩(卷229—232)、酒(233/1—22条 酒 233/1—15条 酒量 233/16—19条 嗜酒 233/20—22条)、食(234/1—20条 食 234/1—14条 能食 234/15—17条 菲食 234/18—20条)、交友(235/1—22条)、奢侈(卷236—237)、诡诈(238/1—21)、谄佞(卷239—241)、谬误(242/1—13条 遗忘附 242/14—19条)、治生(243/1—4条 贪附 243/5—23条)、褊急(244/1—16条)、诙谐(卷245—252)、嘲诮(卷253—257)、嗤鄙(卷258—262)、无赖(卷263—264)、轻薄(卷265—266)、酷暴(卷267—269)、妇人(卷270—273 贤妇 271/1—13条 才妇 271/14---25条 美妇人 272/1—8条 妒妇 272/9—21条 妓女 273/1—13条)、情感(274/1—8条)、童仆奴婢(275/1—13条)、梦(276—277/12条 梦休徵 卷277/13—278 梦咎徵 279/1—30条 鬼神 卷280---282/9条 梦遊 卷281--/10—282)、巫厌(283/1—19条 巫 283/1—16条 厭呪附 283/17—19条)、幻术(卷284—287)、妖妄(卷288—290)、神(291—315/2条 淫祠附 315/3—13条)、鬼(卷316—355)、夜叉(卷356—357)、神魂(358/1—13条)、妖怪(卷359—367/14条 人妖附367/15—31条)、精怪(卷368—373 杂器用 卷368—371/4 偶像附杂器用 368/15 凶器 371/5—372 火 373/1—7条 土 373/8)、灵异(374/1—29条)、再生(375—386 妇人再生 “杜锡家婢”以下375/8--13条 缢死复再生 “范令卿”条以下376/6--7条 易形再生 “士人甲”条以下376/8--11条 过仙官再生 “干庆”条以下378/6--386)、悟前生(卷387—388)、冢墓(卷389—390)、铭记(卷391—392)、雷(卷393—395)、雨(396/1—25条 雨 396/1—7条 风 396/8—19条 ,虹 396/20—25条)、山(397/1—25条 溪附 397/25)、石(398/1—39条 坡沙附 398/38—39条)、水(399/1—39条 井附 399/23—39条)、宝(卷400—401/9条 金 卷400—401/9条 水银 401/10 玉 401/11—18条 珠 402/1—22条 杂宝 卷403—404 钱 405/1—9条 奇物 405/10—24条)、草木(卷406—417 木 406/1—37条 文理木 406/38—46条 异木 407/1—34条 藟蔓 407/35—40条 草 408/1—47条 草花 409/1—8条 木花 409/9—48条 果 410—411/21条 菜 411/22—32条 竹 412/1—15条 五榖 412/16—30条 茶荈 412/31—34条 芝 413/1—16条 箘 413/18—21条 苔 413/22—28条 香药 414/1—19条 服饵 414/20—35条 木恠 415—416/1—5条 花卉恠 416/6—417/7条 葉恠 417/8—10条 箘恠 417/11—13条)、龙(卷418—425 蛟 425/9—21条)、虎(卷426—433)、畜兽(卷434—446 牛 434/1—13条 牛拜 434/14—16条 牛偿债 434/17—21条 牛伤人 434/22 牛异 434/23—25 马 卷435—436/1—8条 骆驼 436/9—13条 骡 436/14—15条 驴 436/16—24条 犬 卷437—438 羊 439/1—11条 豕 439/12—25条 猫 440/1—4条 鼠 440/5—38条 鼠狼 440/39 狮子 441/1—3条 犀 441/4—5条 象 441/6—15条 杂兽 441/16 狼 442/1—7条 熊 442/8—11条 狸 442/12—22条 蝟 442/23—26条 麈 443/1—2条 獐 443/3 鹿 443/4—18条 兔 443/19—20条 猿 卷444—446/12条 狝猴 446/3—8条 猩猩 446/9—11条 猓然 446/12 狨 446/13)、狐(卷447—455)、蛇(卷456—459)、禽鸟(卷460—463 孔雀 461/1—3条 鷰 461/4—9条 鹧鸪 461/10—12条 鹊 鸽附461/13—21条 鸡 461/22—36条 鹅 鸭附462/1—8条 鹭 462/9—11条 雁 462/12—13条 鸜鹆 462/14—17条 雀 462/18—20条 烏 462/20—28条 梟 鸱附462/29—38条 禽鸟 463/1—45条)、水族(卷464—472 水恠 467/1—23条 水族为人 卷468—471 龜 472/1—22条)、昆虫 (卷473—479)、蛮夷(卷480—483)、杂传记(卷484—492)、杂录(卷493—500)。《太平广记引得》[20]中序言说分为“九十二大类”,是把“幼敏”类独立一类,其据清乾隆十八年(西1753年)的天都黄晓峰刻本为主,参以许、谈等刻,不知黄刻之分类实际如何?还是引得在编撰中的失误?
(二)《太平广记》所分类目中,有一些类目初次看去,感觉区别不大,会困惑为何单独分开?或者疑惑它们的内容性质有何不同?如“神仙”与“神”,“廉俭”“吝啬”与“治生”,“权佞”与“谗佞”,“妖妄”与“妖怪”,“征应”“感应”与“谶应”等。在此略作一点分析工作,以利于顺利解读太平广记。
1、“神仙”类与“神”类。
“神仙”类的篇目有老子、彭祖、徐福、王母使者、刘根等,而“神”类的篇目则是四海神、梅姑、观亭江神、阿紫、圣姑、胡母班等。我们有“神祗”一词,神指天神,祗指地神。而《太平广记》的神仙类就包括那些与超脱尘世、长生不老的神仙有关的故事,象已经成仙的神仙的一些仙迹道踪,法术变化等;而神类则主要记载了那些为民间所祠的神灵,如河伯、山神、冥神、灶神等,宣扬神人相通、崇拜神灵的观念,虽然弥漫着浓郁的迷信氛围,但因为神和人的合作而常常有佳作。如“张璞”“胡母班”“伍子胥”等篇,既有神灵的虚无缥缈、来去神秘,又有人间现实的善善恶恶、七情六欲,结合在一起,比单纯的神仙篇要耐人寻味、生动感人。
2、“廉俭”“吝啬”和“治生”类。
“廉俭”“吝啬”和“治生”类,前者容易解释,就是廉洁俭朴,此类写的正是这样一些人,而且主要是官员,甚至是皇帝的俭朴事迹。如记齐明帝用竹筷吃饭,以示皇室的简朴;还有作太子时的肃宗侍奉父王用膳时,割完熟肉后以饼抹掉手上的肉末和油,然后再把饼吃掉,令其父王唐玄宗看了甚是高兴。有些故事则颇有幽默感,如廉俭类中“赵余庆”条,写他清俭有重德。一日,忽召亲朋官会食,众皆惊。朝僚皆凌晨诣之。至日高,方出,正闲话时,嘱家人“烂蒸去毛,莫拗折项”,众人以为必蒸鹅鸭之类,巡,酱醋亦香,良久,每人前下粟米饭一碗,蒸葫芦一枚。相国餐美,诸人强进而罢。让人想起今天官员们的一顿“便餐”经常相当于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盼望我们的“吃风”不必吃粟米饭、蒸葫芦,只要回归一般的“酒席”也好啊,国家的钱能节约多少!能为百姓作多少事!还有的故事更发人深省,“杜黄裳”条写:
李师古跋扈,惮杜为相,欲贿之。使者未敢,伺门数日,见绿舆出,从婢二人皆青衣褴褛,乃相国夫人。使者遽归。师古乃折其谋,终身不敢失节。
文章虽短,意义却深。杜相国身为朝廷重臣,能管好自己,让人害怕他的清廉正直。故事却不写他自己如何拒贿守廉,写他的夫人出门,一顶最低档的轿子,两个不长门面的布衣从婢,相国的威力无声而现,管好自己不容易,教育好家人更难,现如今的很多官员自己还是有点自控力的,可就是控制不了家人,很多官员的家人比官员本人还象官员,出则高级轿车,住则五星酒店,行更是投机倒把、胡作非为。故事结尾李师古因为慑于杜相国而放弃阴谋,终身不敢乱来,更让人感受到一个官员廉洁的威力,象钟馗一样,可以驱邪压魔。但有些故事则宣扬命里有定数的观念,如“卢怀慎”条写:
唐人卢怀慎无疾暴卒,夫人号哭曰:命未尽,卢清俭洁廉,张说同为宰相,纳货山积,其人尚在,奢俭之报其虚也哉。果复生。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炉,日夕为说鼓铸横财。我无一焉。恶可并哉。言讫复绝。
在此类故事中,廉俭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廉俭”类的故事主要针对官员,虽有劝惩说教之意,但注意故事的独特、新颖、幽默,所以颇有可读篇章。“廉俭”与“吝啬”类的区分在于度和目的,节俭过度,达至畸形可笑的极端,就成了悭吝。并且吝啬之人常有积财欲,强烈的、天生的积财欲,廉俭者与此大异,他们往往不治家业、不善积财,清心寡欲。吝啬者的俭不与廉相接,而是执着于搜积钱财。如吝啬类中“郑仁凯”条记:
郑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凯曰,阿翁为汝经营鞋。有顷,门夫着新鞋者至。凯厅前树上有鴷窠。遣门夫上树取其子。门夫脱鞋而缘之。凯令奴著鞋去。门夫竟至徒跣。凯有德色。
而“王叟”条记王叟与妻子吝啬至极,积财巨万,而衣食陈败,又无子息。后经人开导,豁然顿悟,欲享受一番,却俱在梦中受罚。原来他们积财都是为日后军粮,命中有定,人奈何!
这则就与前面“卢怀慎”条有相同之处,都宣扬了命中注定的理念,这时廉俭与吝啬就没有分明的区别了。
而“治生”类多记一些善于理生创财的人事,他不同于吝啬者守财奴式的聚财方式,而是以奇思妙想、聪明和智慧创造财富。他们对财富有创造和使用的灵感,比起廉俭者和吝啬者来,他们显得潇洒优容,仿佛今天商业奇才的形象。如“宝乂”条整篇就是一个创业者白手起家的经历,中间商业妙招迭出,让人应接不暇。故事的主人公买布作袋,付童子钱饼,令拾槐子,又以三双破麻鞋换一新鞋,以鞋、槐子、碎瓦作法烛卖;又买潜淤之地,悬幡标引童子掷瓦,中者赏饼团。不久即平,选店二十间,日收利数千。以远见救济一胡人,后胡人要他买某小宅,中有捣衣砧乃于阗玉,治腰带扣二十副,挣了三千贯;又买一大尉家前宅,因传闻凶甚而很便宜,买来后拆瓦木,就耕之术,尉欲买,他确然不纳,逢其沐浴日具宅契书,送之作戏马处,尉大喜,问欲要某微力乎。曰无敢望,后有缓急再来投告令公。选大商产巨万者五六人,问岂有子弟应诸道及京职事否,贾客大喜,给两万贯文,告尉,各置诸道膏腴之地重职。
治生类中也有宣扬定数观念的,如“罗会”条写主人公已经不愿治生经营,但在中间停业的一两年,奴婢死亡,牛马散失,复业后家途稍遂。看来不发这个财就要家破人亡,这样的定数倒也令人惊讶。
3、“权倖”与“谄佞”类。
“权倖”与“谄佞”类,是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佞悻传”而来的。在《太平广记》中则分为两类。前者多是一些官高权重者或其子弟之事,恃权宠而恣肆妄为、横暴无度。特别的是他们的恶劣多以一些同样位高宠贵的人物衬托出来,如“王准”篇写其横暴以李林甫之子和驸马瑶衬之。他以斗鸡侍帝左右,李林甫方持权恃势,其子岫亦入侍帷幄,常为准所侮,不敢发一言;他入驸马私邸,驸马望尘趋拜,准挟弹,命中于瑶巾冠之上,致酒张乐,让永穆公主亲御七。公主即帝之长女,仁孝端淑,颇推于戚里,帝特所钟爱。或有谓瑶:“鼠辈虽恃其父势,然长公主,帝爱女,君待之或阙,帝岂不介意邪!”瑶曰:“天子怒,无所畏。但性命系七郎,安敢不尔。”其盛世横暴以几位同样位高受宠的人物衬托出来,如林甫之子受辱而不敢发一言,而驸马为了讨好他不惜冒得罪皇帝的危险。而“李林甫”篇写林甫之恶,以宰相张九龄、裴耀卿衬之,林甫诽谤,时方秋,帝赐九龄白羽扇,九龄惶恐,写归燕诗送林甫“无心与物兢,鹰隼莫相猜”,林甫稍解怒。帝诏张、裴为左右仆射,林甫视诏大怒,犹为左右丞相邪!二人趋就本班,李目送之,公卿以下视之,不觉股慄。“李辅国”篇更是以五十年太平天子唐玄宗衬辅国之跋扈,刀光剑影,令已是太上皇的玄宗“惊,欲坠马数四,赖左右扶特乃上”。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权佞人物的恣肆妄为、盛势凌人,更能感受朝廷宫室内部争斗激烈、暗流险恶的情形。看那些善良的受欺官员的“高处不胜寒”的苦境,更难想象平民百姓在这样的人物统治下过着怎样的生活。官官相护,裙带相连,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的弱点、欲望被权佞者抓住利用并作为护身符,或胁之或媚之或干脆矫诏以代之。这些人物的骄奢横暴正来自统治阶级自身的腐朽堕落。
后者“谄佞”类与“权倖”类有相同之处,都是受人主、上司宠爱之人。而谗佞类多靠奉承献媚、花言巧语得宠。权倖者最初的发家起势也多是靠此类手段,只是编者在权倖类主要收集了那些拥有重权后的佞悻人物的恶劣行为,得势后的飞扬跋扈,他们不仅排挤迫害同列官员,对君主也渐渐露出奸臣本色。谗佞者善于察言观色、对症下药,投人主、上司之所好,手段高明,爱听好话是人类的天性,一般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心情舒畅、洋洋得意,随之便失去了原则和把握,任由他们牵着走了,万人之上的君主更容易有这样的弱点;如“安禄山”篇就写了精明睿智的玄宗被装“拙朴”的安禄山蒙骗迷惑的一幕,安见了太子故意不拜,说不知太子为何官,玄宗给他解释太子是自己去世后的接班人,安仍然说“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乃拜。玄宗嘉其志诚,尤怜之。看似是安狡猾诡诈蒙蔽了玄宗,其实主要是玄宗自己内心对皇权地位的专制、欲望导致安的把戏成功。也有一些人显示出清醒的头脑、无欲的坚实,如“成敬奇”篇写成某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就。与姚崇有姻亲。崇寝疾,成省之。对之涕泣,置怀中生雀数枚,持出请崇手执放之,祝云速愈。崇勉强从之。既去,恶其谀媚,谓子弟“此泪从何而来?”从此不复接遇。姚崇的这种清醒真是难能可贵,因为抵抗反对的刀剑容易,拒绝亲媚的奉承却难,很多人正是输在溜须拍马之徒的手上。“赵元楷”篇记“元楷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时侯君集为元帅。君集马病颡疮。元楷以指沾其脓而嗅之。以谀君集。为御史所劾。左迁刺史。” 此篇令人惊讶的不是元楷之谀媚,而是御史之细责苛刻。元楷虽有拍马奉承之嫌,可似乎事太细碎不足御史挂心费力,而御史却当一件公事来弹劾,并真的引来对元楷的惩处。“左迁”即降职的意思。我们讶异于御史的“多管闲事”,更诧异元楷小小的谄媚引来的降职之惩。谗佞者的谗佞是令人作呕、为人嘲笑的,但人主、上司等被谗佞的人的陶醉和纵容才是谗佞的真正源头,还有众人对谗佞者的不以为然、置之一笑或者恐惧退避,才使谗佞者一路顺风、青云直上,恃权妄为、无所忌惮。如果都能象御史一样不避细小,严惩谗佞者,那才真的能遏制其生长壮大。谗佞者往往在得势后就成了权倖者,如王毛仲、李林甫等,在这两类中都有他们的故事,但侧重点不太相同罢了。
4、“妖妄”与“妖怪”类。
“妖妄”与“妖怪”类,前者多记录一些江湖骗子,以学道有成、神仙法术蒙骗家人、百姓甚至君主。轻者欺蒙家人、骗人财物,重者杀人掠货、奸淫作恶。他们往往打着神仙、道士、佛祖甚至巫祝的招牌上欺天子,下惑世人。如“马太守”写:马太守有一亲故投之,诈称神人道士,治病无不愈。来者四方如云,赴之如市,此人劝来者但告人已愈,若云未愈,后终不愈。于是后人问前来者,无敢言未愈。旬月之间,致巨富焉。这类故事最重要的是反映出妖妄兴存的重要原因是因为人们的愚昧和不现实的欲望。如希望长生不老、成仙成佛,尤其是那些君主们,金玉富贵、万人之上,可改变不了生命的消逝,只有自欺欺人,幻想有成仙长寿一路,就不惜挥霍百姓的血汗钱去求仙、求药。“妖由人兴”的断语虽简单却意味深长,假使人们多一些科学知识,如陈增知白礬特性而识破骗子把戏,荆岩熟南北史而破自谓数百岁之人的谎话;假使人主清醒、现实一些,珍惜百姓血汗,就不会轻易被骗子溺惑,引来无穷后患。这类故事大多在结尾处或者记录妖妄者事败,或者展示迷信妖妄者的可悲下场,如武则天以胡超僧进长生药为神妙,赏赐甚厚,却在两年后死去;冯七姨作若干辟邪枕辟邪,不料夫死,姐姐被诛,牵连至己,后夫砟其头送朝堂。
“妖怪”类大多是将妖异之事作为事实记载的,有时其妖异之事与“妖妄”中事是相同的,但记录目的却大相径庭,“妖怪”为证其实,“妖妄”为证其虚。如关于“预言”的,“恶兆”的等。“妖妄”中极力揭其妄骗,如“吕用之”篇写:高骈有爱马死,吕令厩吏骗之,说神人借马。而“妖怪”中却尽书其灵验,如武帝“双头鸡”“翟宣”之灭族之兆。“妖妄”中的妖物自云为狐精,终为人揭穿,被人痛打于街市,耻笑不止。在“妖怪”中却被描写的恐怖可怕,隐现自如,如“顿丘人”写妖物令人毛骨悚然,心惊肉跳,难怪夜行者被“怖死”。自称有道术的人在“妖妄”中不是被虎吃,便是被火烧,要不就在深山中辛苦度日,愧见家人。而在“妖怪”中则是法术无边,令人瞠目,不由不信。这两类立场相反的故事同时被收入,反映了编纂者们不仅仅是以自己的世界观、喜好来确定收入的内容,而是带有博览群集的意识,将前代所有的不同性质的内容都纳入《太平广记》的编纂中。
5、“征应”、“感应”与“谶应”类。
“征应”、“感应”与“谶应”类,“征应”类又分帝王休徵、人臣休徵、邦国咎徵、人臣咎徵四个细类。“休”在古代作吉庆、欢乐意,与“咎”正相反,“休咎”一词也就是“吉凶”意。“休徵”类多记有关帝王、人臣兴起、发迹的祥兆、瑞应;而帝王休徵从“帝尧”“周武王”“越王”篇,到“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最后到有关唐玄宗的“金蜗牛”篇,故事编排顺序是按历史时代先后顺序排的,大多直接以帝王的名号为题目,个别以其他为题目。“咎徵”与“休徵”相反,记录一些有关邦国、人臣废灭、灾祸的征兆。在“征应”中,有些是纯粹的迷信和附会之说,特别关于帝王的兴起,大多是人为的;但也有一些应了干宝的那句话“神道之不诬”,荒诞奇异的现象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主人公的心理,观众们的心态。“国风兴废,潜见于乐音”,就象《诗经》中的“国风”一样。如“幽州人”条写武则天好改新字,又多忌讳:
有幽州人寻如意。上封云。国字中或。或乱天象。请口中安武以镇之。则天大喜。下制即依。月余。有上封者云。武退在口中。与囚字无异。不祥之甚。则天愕然。遽追制。改令中为八方字。后孝和即位。果幽则天于上阳宫。
这则不仅反映了则天的某些个性、喜好,而且反映了当时人千方百计迎合君主的情形,更反映了后代人对则天和迎合者的态度。
“感应”类多为人心之感觉、灵动,并因此知悉他人不知不感之事。在“感应”类中有多种可以引起感动响应的因素,或者懂天文地理,或者知阴阳变化,或者是孝敬父母、任劳任怨的孝心,或者是行善积德、惠化一方的善意,还有悦目相思、依恋不舍的爱情,临危呼天、无故受冤的冤气等等。如“张宽”中帝见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问之,曰“帝后第七车,知我所来。”而第七车中张宽果然知晓。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严,即女人星见。”还有“汉武帝”条写帝微服行造主人家,夜幸其婢女。有书生善天文,见客星欲掩帝座,大惊,呼咄,正巧一男子操刀将入户,谓书生呼喊为己故,缩走。此为主人奴仆的男子正是与皇帝同卧的婢女之夫,帝闻听后悟,擒主人奴,款服,诛之。这部分内容大多以天象、物象、梦象附会一些现实,真假虚实,交错一起,让人觉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也有很感人的篇目,如因为爱情引起的感应“南徐士人”(卷一六一)篇:
宋少帝时。南徐有一士子。从华山往云阳。见客舍中有一女子。年可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成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往至华山云阳。寻见女子。具说之。女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藏于席下。卧之当愈。数日果瘥。忽举席。见蔽膝。持而泣之。泣欲绝。谓母曰。葬时从华山过。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打不行。且待须臾。女妆点沐浴竟而出。歌曰。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活为谁施。君急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言讫。棺木开。女遂透棺中。因合葬。呼曰神士冢。
“谶应”类是在一些童谣、俗谣、服饰、酒令、娱戏和天象中隐含与国家政治有关的谶语、预示的这样一些内容。它们大多与政变兵乱有关,君主生亡、国朝更替,似乎皆预先隐示在民间,只是人们事前没有识破。其中有些是有道理的。例如童谣、俗谣,是民间百姓根据自己的闻见感受,对于国势政情的预测,虽然简俗却又精辟。而在服饰、酒令、娱戏则渗透着当时的文化背景、大众心理和风俗时尚,它们本身和国家、社会、政治息息相关,彼此影响。如“魏王”“突厥盐”条。有些是一种附会,但也附会的十分巧妙,让人感到其中的应验。如“孙佺”条,附会者用东西南北之金木水火土的属性来推算,之后确应其预言,实际上预言者不过是了解当时局势,从实际阵势观察预测,为增其神秘,附以时空属性之说,其准灵的奥妙不在天象或歌谣,而在于预言者的善观察和联系。如“骆宾王”“阎知微”“唐国闺”条,与《文心雕龙·谐隐》中讲“隐”无异,谶谜表现为图、歌、文等形式。
“征应”与“谶应”都是对未来之事的预示、显应。“征应”多用星历、异象之类形象性先兆,而“谶应”多用歌谣、隐谜类语言性的预示。征应中有瑞应也有恶兆,谶应的大部分都是政变兵乱、国亡君灭之类。但这两类中有些完全可以通用,如“征应”中的“幽州人”条尽可以归入“谶应”,而“僧一行”也是以乐音谶示兴废,同样“谶应”中的许多篇目放入“征应”中也可以。所以它们既有区别也有共通处。
我们从上述几类名称相似的类目分析中,可以看出编纂者在分类上是用了一些心思的。并且在编纂过程中,将情节大致相同而侧重点不同的篇目归入相应的类目中,也体现了编纂者在归类之前有一个阅读的过程,对于他所收入的篇目内容、性质都有一个明确的掌握和定位。当然因为有些类目名称的近似、甚至内容上的近似,《太平广记》的有些分类引起后人的争议,如后面我们要提到的冯梦龙在评纂《太平广记钞》时就表达了这一观点,认为《太平广记》的有些类目重复,可以合并,并在《太平广记钞》中实践了这种观念。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还是有它独自的理由和根据的,包括那些看起来很相似的类目名称甚至内容,正如我们上文所述,它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有时看似近似是类目下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如上面提到的“神仙”和“神”、“廉俭”类和“吝啬”“治生”类等等。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从《太平广记》编纂者们的角度审视一下他们这样分类的原因和特点。
(三)尽管《太平广记》的分类情况比较复杂,而且有些地方有交叉混同,似乎没有一定之规。但是在前面看过并分析各种子书、野史、笔记、类书等书分类情况的基础上,再来看上述所列《太平广记》分类,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规律:
1 、以古代哲学思想为分类指导思想和总脉络。
《太平御览》分五十五部,与其所根据的《修文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皆不相同。《易·系辞》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节略号)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太平御览》分类取自《易》的“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的概念,以显示包容天地万象的广博和意义价值。《太平广记》因为是和《太平御览》分开的相对独立的书籍,在同时编纂、同一班编纂者的背景下,突出了有所侧重的不同于一般类书的特点,这个在前面“《艺文类聚》的分类”一节里有所论述,不复赘言。所以它的分类没有完全按照《太平御览》的模式来分。《玉海》所说:“兴国二年三月诏昉等取野史小说集为五百卷(五十五部,天部至百卉)三年八月书成,号曰太平广记”,是把《太平御览》的分类误为《太平广记》的了。实际上《太平广记》没有分为五十五部,只有九十一大类,后来诸版本以讹传讹,混淆了它们的分类之法。谈恺本和四库提要中都是如此,使得开辟我们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先师鲁迅先生也信以为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言“《太平广记》采摭丰富,用书至三百四十四种,自汉晋至五代之小说家言,本书今已散亡者,往往赖以考见,且分类纂辑,得五十五部,视每部卷帙之多寡,且为文心之统计矣。”这段话还是相当精彩的,寥寥数语,对于《太平广记》的价值便直指关键之处,但出现了与《玉海》《四库》中同样的错误。我们在这里指出前人对于《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分类方法的混淆错误,最主要的目的却是为了说明《太平广记》的分类的确和《太平御览》有很深的联系,尽管我们前面已经表明《太平广记》分类有不同于《太平御览》的地方,但它们的同一班编纂者在分类时,都表现了他们的天人观念和文化意识。《太平御览》中“天部”放在全书之首,在天部中元气、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在前,它们是天之所以成;然后是天部,又称小天部,即天本身;之后是浑仪、刻漏,是测天、记时的工具和方法;最后是日、月、星、云、风、雨、霜、雪等目,它们是天象,是天最外在的表象。这就是古代人对主客观世界认识的核心。天、地、人,是古人所谓三才,而“天地者,元气之所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21]所以天部在前,地部在后,中间时序部是天地间有规律的变化,所以夹在天地之间,也可以看成是天部的附属。从“皇王”“偏霸”“皇亲”一直到衣食住行,都是跟人有关的,属于人部,是内容最庞杂的部分。这种观念由来已久,所以类似的排列法在前代已经出现了,并非自《太平御览》始。《太平广记》把“神仙”“释证”“报应”“感应”等与“天”有关的部类放在前面,后面紧跟的则是有关人的各种性格、特点、才名、情感等及与人有关的琴棋书画、娱乐百戏等,再就开始了跟“地”有关的鬼神巫祝、自然现象及动植物等部类。这样它的分类大致是“天上”“人间”“地下”这样的排序,是前面那种严肃的宇宙认识的一种轻松诠释。而且也是以“天”开始,以“百卉”结束,所以使得许多人都误以“五十五部,天部至百卉”为它的分类方法。
2、《太平广记》分类显示出小说性。
虽然《太平广记》分类也受到古代天人观念的影响,但是它又有变化,反映出它的小说性来。首先是天部虽在前,却不是着眼于宇宙客体的探索,而是探究天上神仙的生活和成仙的经验,与其说是对天的兴趣,不如说是对人的关心,关心人的生命怎样才能得到延展和自由的幸福快乐;其次是地部在人部之后,作为自然界的一员它在《太平广记》中不比其他的部类更重要,所列出的山、水、泉、井,包括原来在天部中的风、雨、雷、电,都是从人间奇异的角度来记录,而淡化了前面那种在古人的天地观中的重头角色;最后是人部本身,所列内容,所注意的兴趣点不再首先是人的外围事物,如礼仪宗亲、典章制度,而是人的内在特性,如贤能廉俭、知人善察、多才多艺等,并继承了《世说新语》的分类法,将人的一些非正面的特点、个性也列了出来,如奢侈、诡诈、谄佞、谬误、遗忘、贪附、褊急、嘲诮、嗤鄙、无赖、轻薄、酷暴等,显示了对人性多侧面的认识和关注,表明人的自我意识的增加。而这些促进了它的文学性和可读性,是吸引读者的关键因素。
3、佛、儒、道三家思想融会贯通于其分类思想。
首先是道家神仙观念、无为之治思想的体现。人类对于神仙的渴望由来已久,尤其是历代君王,无不希望延长自己的生命来继续统治国家,享受生活,秦皇汉武,如许聪明强悍的帝王都避免不了这种梦想,其他的就更不能超脱了。而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争乱的局面后,最看重国家的休养生息、稳定安和。道家无为而治的观念不仅对统治者颇有启发,而悠闲长生的神仙境界也令臣子百姓沉醉向往,无暇产生对国家政治的不满和野心。所以有关道家神仙的故事在《太平广记》中被列在首位,而且数量极多,“神仙”、“女仙”“道术”“方士”“异人”这几类,占用了八十六卷的篇幅,几乎是全书的五分之一。这里可看出前代人对于神仙世界的众多向往,更看出宋代对于道家思想的重视。
其次是对佛家的包容吸收。宋朝渴望维持统一安定的局面,还体现在它对于各种思想的包容和吸收。从两汉魏晋时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诸多文人学士、甚至君主后妃成为佛家虔诚弟子,佛教在中国经历了起伏跌宕的被捧被毁的过程,到了宋代,人们对于佛教的心理已趋于成熟,不是盲目地投入,也非一味排斥,而是拿来为我利用,统治者借佛教的轮回说宣扬忠诚节义,民间则以因果报应强化善恶有报的观念。《太平广记》的“异僧”“释证”“报应”“征应”“定数”“感应”“谶应”几类,从第八十七到一百六十二卷共七十六卷,大部分是从佛家的经典里摘录出来的,但是如上所说,它摘录的主题都是有针对性的。
还有儒家的政事为重的思想。这一类看似被放在前两者之后,但是其实它融会贯通于整部《太平广记》。前面的道家、佛家的故事中都渗透着儒家治国修身的精神,而后面大量的类目则都是鲜明地表现儒家的理想。如“名贤”“廉俭”“义气”“知人”等是正面宣扬,而“奢侈”“诡诈”“谗佞”等是用反面故事劝戒人们。
4、《太平广记》分类显示的历史性。
《太平广记》的纂修官们多在史馆工作,他们都是学识相对渊博的文士,有很坚实的阅读、理解经史子集的的基础。史馆的工作不仅使他们有了更方便的阅读、编纂的条件,促使他们学问日进,更加深了他们对历史的崇拜和重视的观念,对于整理过去的历史包括书籍有了更多的兴趣和责任,但同时也形成了其编纂的书籍大多带有极重的史书色彩和目的的特点。他们在搜集可以入选《太平广记》的内容时,基本上还是有一个“近实”的标准在那里,这从《太平广记》的分类中就能看出来。象唐传奇那样优秀的小说则被他们列在第四百八十三卷“蛮夷”类之后的卷目中,基本上是到了最后,不仅排在神仙黄老之后,排在鬼怪妖魔之后,还排在草木禽兽、四荒蛮夷之后。这不是按时间先后排的,而是按他们正统的史学观念来安排的。唐传奇把志怪夸诞的手法用在了记述人物的身上,而不是用在一般的动植物身上,更能混淆视听、错乱真幻的是它所记述的人物都被安排在一个真假参半的背景里,让人分不出真实与虚幻。好看是好看,却令史学家大为头疼,因为它严重违背了史学观念,记人就要言之有据,家世经历,来不得半点差错,可是唐传奇却打破了这种规则而且赢得了众多人的欣赏,以至于这些多在史馆工作的编纂者们也无法将它们舍弃在《太平广记》之外,但毕竟心有不甘,所以就给它们安排了一个较差的座次。
《太平广记》多以人名为故事题目,记录那种相对严谨、多有真实历史背景的内容,这显示出史家的特点,尤其是继承了司马迁写史时对人的那种重视和对个人个性的剖析张扬,这和文学的要求有共通之处,但在类目、题目和取材上,编纂者确实注意显示一种历史性,比如“神仙”类的故事是最虚无缥缈的,可《太平广记》往往取那些看起来确有此人此事的篇目,读者对于“神仙”的观念再理智、清醒,一再地看到篇目中仿佛十分确凿的地点、时间、人物,不由得会产生一点犹豫:“也许这事真的发生过?”这种历史性一方面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文学的观念和态度,另一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加深了小说的真实性、吸引力,好象当代比较盛行的报告文学和记实文学一样。
5、《太平广记》分类显示的继承和总结意识。
综合方式是宋代整理集结的时代意识的具体表现,不仅表现在内容上庞大,摘录上完整,出处较清晰,还表现在它的分类上,也是总结借鉴了以前各种性质的书籍的各种分类思想和方式,加以创新增添,形成现在我们见到的九十一大类,一百五十多细目。《太平广记》的类目应该是在编纂之初就大致分好的,这在前面的编纂过程中讲到了,编纂者的编修工作是以这些类目为统一的。能够事先分类是因为继承借鉴前代子书、类书、小说集的分类标准和经验,同时综合它们的优点,增添自己的新创,形成了《太平广记》丰富全面又细致清晰的类目。可以说《太平广记》的特殊价值更显示在它的分类中,对前代的小说不仅有保存之功,更有整理杂乱零散的小说、突出小说的成果和表现力的贡献,很多人可能正是从《太平广记》一书看到小说包罗万象的巨大潜力,从而开启了宋明清笔记小说的风靡一时和白话小说旺盛发展的局面。
《太平广记》分类受到了前代书籍分类的影响,而它对于后世小说的分类及小说的归属也有很多影响。《太平广记》对于小说观念的影响,杨义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史论》[22]中有精彩的总结:“这部总集封存近六百年于明嘉靖年间重刻问世之后,引起了我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极大变化。最明显者,是小说分类学的出现。”
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吴均《续齐谐志》等六朝志怪小说在《隋书》和《旧唐书》中的“经籍志”里列为“史部杂传类”,而在《太平广记》后七、八十年成书的《新唐书》的“艺文志”把它们列为子部小说家类,与唐代的传奇如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袁郊《甘泽谣》,及《补江总白猿传》等并列。唐传奇显示了小说的巨大魅力,提高了小说的地位,而《太平广记》则让人们进一步清晰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把原来含混在史家的小说区别出来,正视它的虚构性、文学性,小说的文体特征、实质开始浮出水面,趋于独立,并被人们接受、认可。
在《太平广记》之后,因为各种原因,有些大部的小说集没有象《太平广记》那样较严格的分类编排,有的是因为个人力量欠缺,无法完成细致分类的工作量,如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就是如此,他搜集的大量小说就是随先来后到的顺序,用甲乙丙丁的名目分开,且没有出处,直当作南渡后一段时间里出现的故事,难怪胡应麟嘲讽“何古今怪事尽出于南渡之世也!”[23]
而当《太平广记》在明嘉靖重刻问世之后,其对小说观念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万历年间的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24]中言:
子之为类,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说弗与焉。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谈虎者矜夸以示剧,而雕龙者间掇之以为奇;辩鼠者证据以成名,而扪虱者类资之以送日。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
他把当时人们对于小说接受时的各种心态和观念描画的淋漓尽致、穷形极态,意味着在《太平广记》之后,对于小说的认识进入到一种直面相对的阶段。而且他还给小说家一类分了更细的“种”,包括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辩订、箴规六种,尽管不尽符合小说本体实质,但对于小说分类学是一种突破,对于小说创作和研究及独立有推动促进的作用。他自己本人就很想编纂一部《续太平广记》,可见他受《太平广记》的影响是很大的。
后世有些类书则固守了《太平广记》体现出来的正统文化对小说的保守观念的部分,如把小说完全等同于社会历史资料、不接受小说的想象虚构等。如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25]论:“《汉书·艺文志》载《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注称武帝时方士,则小说兴于武帝时矣。故《伊尹说》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托’也。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节略号)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相对于《太平广记》整体的小说观念讲,是退步和落后的。因为在《太平广记》的编纂过程中,虽仍能看出重视历史性、重视雅驯严肃内容的编纂思想,但是毕竟是一部专门搜集野史、传记、小说的书,所以还表现出一些趋向小说性的特点,特别是针对这些小说作了一个分类,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和影响力,更便于人们阅读和了解小说,进一步深入对小说的认识,对于小说观念的成熟发展是有巨大贡献的。
本章开始我们以《太平广记》和《说苑》的分类对比引启了《太平广记》对古代小说的巨大影响和贡献的论述。在此,仍以另一个对比说明古代小说的艰难历程作为结尾。《说苑》因为含有大量的古代小说故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渊海,可实际上《说苑》的作者却真没有把它当小说来写;《太平广记》与《说苑》一样收录了大量的古代小说,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杂取百书,但因为观览视角的不同、组织方式的不同,其命运也就各异。刘向尽管说《说苑》是由一些“不中义理、浅薄”的内容组成,但经他妙手插花,条分缕析,贯以明君、正道、尊贤、贵德一类的政见,瓦块成了黄金,街谈巷议成了鸿轳经义。《说苑》作为政治文章很轻松地流传并被人们重视,而其中的故事小说幸运地沾光,被保存下来。数百年后的《太平广记》,以故事的类别为纲记录下一个个完整的故事,如此浩大的编纂工程完成后,却被一句“非后学所急”的断语打入太清楼,难见天日。封存近六百年在明嘉靖年间重刻问世后,才真正广泛传入读者手中。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发展、小说观念的认识成熟是一个多么漫长艰难的过程。
注释: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②] (汉)班固:《汉书·本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③] (汉)司马迁:《史记·外戚世家》,中华书局点校本。
[④] (西汉)刘向著、向宗鲁校《说苑校正》,中华书局版。
[⑥] (晋)张华著、范宁校证《博物志》,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⑦]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页。
[⑧] (晋)干宝:《搜神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⑨]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⑩]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 (唐)段成式:《丛书集成初编》之《酉阳杂俎附续集》三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12]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中华书局1955年版。
[16] (宋)欧阳询领修、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7]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四十六卷。
[18] 李昉等:《太平广记》全十册,汪绍楹等校,中华书局1961年版。
[20] 邓嗣禹等:《太平广记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版。
[21] 《太平御览》卷一,《礼统》、《三五历纪》,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24]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中华书局1955年版。
[25] (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资料来源:《中国小说论丛》第20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