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就在于它必然是要服务于现实的。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史学价值功能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不仅是史学价值论探讨的根本问题之一，又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不同史学家都在思考和回答着这一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中国史学界曾就史学与现实关系展开过一场大讨论。[1]但是，讨论存在的一个不足是，没有自觉和系统地从历史本体观与史学价值观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史学的价值功能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因为，对历史本体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史学主体对历史上的社会现实及其所处的当下社会现实的认识。历史和深入地考察一下便可以发现，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史家会所以对史学的价值功能持不同的、乃至对立的看法，根源之一就在于不同史学主体对历史的本质、结构、内容和发展规律等历史本体问题存在不同的、乃至对立的认识。我们只有充分意识并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史学的价值功能。
史学价值观所说的价值属哲学范畴的价值，它是指客体以自身的某种属性满足主体一定需要的效应关系，也就是客体对主体有意义或有用。具体到史学价值论中的客体，就是指史学主体所具有的历史本体观（知识）。史学主体所持的历史本体观是历史客体的变化发展所呈现出的不同历史形态与史学主体的认识方式、能力及其知识背景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历史本体自身的发展变化和史学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方式不同，因此，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本体观，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史学价值观。本文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分析在中西古代和近现代史学上历史本体论的变化发展对史学价值观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以求为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提供历史的基础。
一
古代中西方史家对历史的本质、结构、内容和规律等历史本体问题的认识虽然有差异，但总体上说是一致的。古代史家视野中的历史主要是帝王将相等英雄人物的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服务于这种政治结构体系的伦理道德规范与实践，一部历史也就是帝王将相等英雄人物政治活动史。因此，古代史家所写的大多是一种"政治叙事史"。这种历史观便导致了"资鉴史学"的史学价值观。它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利用史学作为"资治"的工具，即通过史学使帝王将相认识历史上政治的得失成功，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防重蹈历史的覆辙；二是重视史学的道德训诫功能，即，通过对历史上的统治者和英雄人物及其事迹的记述评价，树立君臣和民众言行的道德行为规范，扬善惩恶，以达到维持社会道德伦理风习，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目的。
中国古代史家提出的"以史为鉴"和"古为今用"，目的均不外是将史学作为帝王的统治提供资鉴和德化的工具。孔子的《春秋》是中国古典史学形成的标志之一。孔子写《春秋》的意旨，孟子和司马迁都说的十分清楚。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2]司马迁则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3]由此，形成了"《春秋》笔法"，即通过史事和人物的记载，以为后代统治者提供政治经验教训和褒善惩恶的道德训诫。这种史学价值观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史学两千多年。《史记》继承和发扬了《春秋》重政治和道德训诫的史学价值观。司马迁说其作《史记》，是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衰观衰"，又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4]这种史学价值观在中国传统史学形态上的体现就是，"二十四史"的主干体例是以记述帝王将相生平活动和德行操守为主要内容的纪传体。而北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更强化了"资鉴史学"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的主导地位。
在西方，被称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在其《希波战争史》（简称《历史》）的开篇就提出了写史的意旨，"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记载下来。"[5]也就是说，通过载记当时历史风云人物的伟业及探究他们成败的原因，给后世一个垂训鉴诫。西方史学的另一奠基人、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亦旨在通过叙述雅典和斯巴达等国在战争中的成败兴衰来垂训后世。故此，古希腊教育家伊索克拉底称其史学是"范例史学"。古罗马史家塔西佗则十分重视史学的道德垂鉴功能。他说，历史撰述的首要任务是赏善罚恶，即，"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且使邪恶的言行对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6]这一史学价值观也体现在古希腊--罗马的史家重视写历史人物的传记。由古希腊罗马史家开创的这种史学价值模式对西方史学影响深远，故西方现代史学家斯托扬若维奇将古希腊到意大利马基雅维利时代的史学称为"资鉴范式"。
当然，古代有些史家的历史观突破了纯粹的政治史与军事史的视野，如司马迁《史记》所记述的历史内容宏大，不仅有"纪"和"传"，还用"书"（后来演化为"志"）、"表"来包罗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但其记述的主体仍是政治史和军事史。再如，唐代史家杜佑所著的《通典》，其包涵的社会历史内容是极为丰富宏阔，然而，其中有关于"礼"的内容却占了很大比例，而"礼"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种表现形态。希罗多德的历史视野广阔，这不仅表现在《希波战争史》所记述的地理空间包括了古希腊时代所能穷尽的地中海地区、西亚乃至中亚等当时所谓的东方国家，而且，其记载内容除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外，还包括各国地理形势、经济生活、风俗民情和宗教信仰等，堪称是史学史上第一部文化史著作。但他以战争史来命名该著作仍然说明政治及战争在他的历史观中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古代"资鉴史学"模式的形成也与古代历史发展的规律特征及史家的认识有关。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历史发展的节奏相当缓慢，它使史家觉得历史演化仿佛自然现象般的循环往复。故中国古代有"三统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和"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类的历史循环论。西方古代史学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同样是衰退论和循环论。修昔底德说，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在未来会以十分相似的方式重复出现。塔西佗则明确提出了循环史观。他说："万事万物，不管是道德的变迁还是季节的变迁，都存在着一种循环往复。"[7]西方史学的历史循环论一直持续到近代以前。总之，在古代史家看来，历史发展只不过是一个个王朝（帝国）循环替代的历史。不同王朝（帝国）或政体历史的"同质性"使史家们以为历史是可以绝对重演的，因此，历史事件及其经验教训也就可以完全作为当代和后代的龟鉴。
二
进入近现代社会后，由于人类历史的重大变化和史学认识论的深入发展，使得史家的历史本体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导致史家对史学价值功能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与西方在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导地位相一致，近现代史学的重大变化首先是发生在西方的。
总体上说，西方近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有一共同点，即仍然是一种政治叙事的史学范式，也就是说，仍然把政治（事件）和英雄人物作为历史的主题和基本内容，忽视或轻视经济社会生活的地位和普通民众的历史作用。英国史家弗里曼提出了"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的著名论断。西方近代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兰克史学--也认为历史只是政治史，他们历史著作中的主角便是皇帝、国王、将军和大臣和外交官等。他们无视经济和社会生活在历史中的地位，也看不到普通民众的历史作用。法国现代史家朗格卢瓦和瑟诺博斯在《史学原论》中对政治叙事史的原则和方法有一总结，其中第一点便说，历史学就是以过去的杰出人物为中心的。这种政治史观决定了西方近现代史家基本上仍把为政治提供资鉴作为史学的根本目的。意大利史家和思想家马基雅维里说，为了训练思想，"为君的人应该阅读历史与研究有名人物的行事……以便仿效前者而避免后者"[8]。英国十九世纪的史家西利则认为，从历史中可以获取有益的政治教训，所以，历史是培养和教育政治家的学校。
另一方面，西方近现代史的重大变化又使近现代史家对政治史观的理解和认识与古代史家绝然不同。西方近现代史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教会控制世俗政治的结束，民族国家逐步在以西欧为中心的欧美建立起来。西方近现代史某种程度上便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因此，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史学虽然经历了人文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批判史学的不同发展形态，但它们有一共同点，就是都把叙述民族国家的起源、发展和民族国家间的关系作为史学的基本内容。尤其是到了十九世纪，随着欧洲、特别是西欧民族复兴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许多史家认为，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生存的记录；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是研究历史的唯一线索，收集民族史料、追述本民族的历史与文明成便是史学的基本工作。
近代史家历史本体观的这一变化，使得他们对史学服务于政治的认识与古代史学绝然不同，即，史学不再是为君王的统治服务了，而是为民族国家的利益服务了，史学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的利器。民族主义史学在当时落后和未统一的德意等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德国史家认为，必须从历史教育入手，用具体的史实来唤起德意志的民族意识，激发人们的爱国心，以推进民族国家的统一。兰克史学便主张，历史研究应当集中于那些在历史上发挥过特别重要和积极作用的国家，分析它们对其它国家的影响、它们之间的较量以及它们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发展。它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于它们的民族特征，没有精神的支柱和力量，任何国家都难以坚持和存在下去。意大利史家提出，必须通过普及意大利史来培养民族意识，以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他们写作了大量的歌颂意大利民族英雄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历史著作。英法史家同样强调史学在培养民族意识中的教育功能，法国著名史家梯也里说得十分清楚，"当历史在我们当中普及的时候，特别是人人都了解了法国的历史之后，我坚信爱国主义的思想将会变得极为纯洁和坚定。"[9]
近现代史学价值观的这一重大变化，在深受西方民族侵略的半殖民地中国表现得更为强烈。因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进，相当程度上便是摆脱西方民族压迫和建立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反帝救亡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之一。因此，以史学来进行民族救亡，便成为中国近现代新史学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1902年梁启超在揭橥中国近代史学新纪元的《新史学》一文中起首便向国人宣告：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新史学不应再成为帝王的"资治通鉴"，而应成为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心的工具，史学要担负民族救亡的重任。革命家章太炎则说："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矣。"[11]梁章的思想反映了那个时代进步史学的共同呼声。当时的革命者和进步知识分子还译介和编写了大批宣扬欧美等国的建国史和民族英雄，昭示亚非拉等地区许多国家的民族衰亡的书刊，以此激励国民的爱国情感，鼓舞国民投身反帝民族斗争。中国近现代新史学也的确为中国的民族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有学者将中国近代史学界定为爱国主义史学。[12]
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另一重大变化便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世界近代史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思想和制度在全世界逐步确立的历史。因此，世界近现代史本体的这一变化，还使史学成为反封建政治革命斗争的武器。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理性主义史学扮演了重要角色。17-18世纪欧洲的理性主义启蒙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大革命的前奏。理性主义将其所揭橥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原则作为反封建专制斗争的重要武器。恩格斯说，在理性主义者面前，"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3]。 史学是当时资产阶级思想家最关注的领域之一，他们以理发主义为思想指导，撰写了许多史学作品，形成了理性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主张，应当用理性的眼光衡量前人的功过得失和历史经验以作为今天的指南，从而更好地为政治思想领域的反封建专制和反宗教愚昧斗争服务。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史学也被赋予了重要的作用。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封建专制性进行了猛烈批判，指出旧史学"四病"之首要两病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14] 因此，新史学要写民史和国史。到辛亥革命时期，倡导撰写"民史"成为一股强大的思潮。国粹派的代表人物邓实还以"民史氏"自命，作《民史总叙》一篇和《民史分叙》十二篇。当时鼓吹写民史，根本目的就在于希望以这种新的史学来唤醒国民的政治革命意识，鼓舞国民起来参加中国社会的变革。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把史学直接运用于反清革命斗争。他们撰写了大量史学著述赞扬明末清初的反清斗争及其历史人物。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和领袖人物尤加讴歌。刘成禺在孙中山的授意下，写成《太平天国战史》16卷出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更是成为革命军中马前卒。
近现代人类历史活动范围的扩大，特别是近代地理大发现，西方在世界各地的殖民，人类历史实践内容的愈益丰富，使得西方近代的一些进步史家不再把历史局限于政治、战争、外交和宗教等方面，他们开始重视经济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历史认识的对象应当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领域。他们开始写一种包含人类一切历史实践的文明史或文化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和《论世界各国的风俗和精神》（中译本称《风俗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实证主义史学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英国史家巴克尔说，史学家应当把视线从政治、军事、宗教和外交等狭小的范围中扩大到物质生产、经济关系、各种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意识和文学艺术等领域，史学应当把人类、社会、民族及其文化当作记述的主要内容。因此，他们不再把史学仅仅当成政治资鉴的工具，史学应当为整个社会各方面的进步服务。
三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技革命的重大发展和世界历史一体化的加强，使得人类历史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社会历史的结构变得复杂同时又更紧密了，而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愈益显露；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开始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历史发展的节奏加快，并呈现多元发展的趋势等一系列新特征。许多史学家开始看到历史不单纯是政治史，并对传统的政治叙事史学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们开始从更广阔的角度和更多的层面来观察和研究历史，进而形成了新的史学价值功能观。
史学领域的革命性的变化是形成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新史学运动。它始于19世纪末的德国和20世纪初的法国，到20世纪40、50年代开始主宰世界史坛，其中，以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新史学"派和新经济史学派（亦称克莱奥学派）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最具影响力。当代新史学的诸多流派尽管在史学理论上存在差异，但是，他们都反对把历史看成是"过去的政治"，认为单从政治方面无法真正认识人类历史发展；主张把历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重视经济、文化、宗教和心理等在历史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年鉴学派提出的"总体史"口号影响广远。它认为，史学应当研究人类经历的全体部分，以区别于传统的"事件史"。新史学派的总体史观与20世纪以前的文化史和综合史观，如伏尔泰的文化史观和实证主义综合史观有继承关系，它们都主张扩大历史的视野，但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新史学派更强调物质经济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与决定作用。如，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认为，人类历史的基础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环境，这种历史是一种变化缓慢的结构的历史。其次，对人类社会历史起长期决定作用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一种态势的历史。上述第一和第二层次的历史是一种长时段历史。而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事件及活动于其中的历史人物，只不过是起短暂作用的历史"尘埃"，属于传统的政治（事件）史学。新史学不仅要研究漂浮于历史海洋表层的政治（事件）史，更应当研究对人类历史起决定作用并制约政治事件史的长时段结构史和态势史。[15]
历史本体观这一变化，加上新史学家大都主张厚今薄古和历史进步论，反对传统史学的厚古薄今和历史退化论或循环论，这使得新史学家对史学的价值功能形成了新的认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把史学作为人们认识现实和认识自我的工具，即，通过史学来认识社会历史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其发展规律或趋势，增强人们把握现实的智慧和能力，以变革和造福社会。史学不再像传统的资鉴史学所说的那样，是从以古类今或以古讽今的简单类比角度来服务于现实。美国新史学的领袖鲁宾逊对此有深刻的阐说。他指出，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每个人在促进改良社会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取决于我们对于现状和舆论的理解，而我们要理解现状和舆论就多少得明白产生这种情况和思想的过程。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应该大大地发展我们的’历史头脑’，因为历史头脑可以补充我们知识中的缺点，而且它还可以促进合理的进步。"[16]他认为，传统史学主张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资鉴，"纯粹是一种幻想。……其所依据的假设是：认为自古至今人类的情况是始终一致不变的，因而它就能提供永久先例的价值。事实上，人类的情况，至少在我们现代，是变化得如此迅速，以致人们如果要想利用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现代的问题，那是极其危险的。再说我们对于我们所假定的相同的过去情况很难得到十分可靠的材料，以供我们满足当前的需要。由此看来，所谓’历史教导我们’这句廉价的夸张语句就是这种假定的类比，实际上它是经不起我们仔细研究的。"[17]
其次，近现代史的另一重大变化是民主进程的重大推进，其结果结果之一便是使普通民众在社会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愈益凸现出来。同时，重视经济生活在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也促使史学家从理论上认识到了下层社会的社会历史地位和作用。现代历史本体的这种变化和史家认识的进步，使新史学家比较清楚地看到了民众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们往往将民众视为历史的主体。在十九世纪，也有一些史家意识到民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十九世纪的法国史家米什莱便主张写人民群众的历史。他的《法国通史》旨在"发扬法国人民的精神"，旨在描绘"千百万普通农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在几千年的经历中发生变化"，体现他们的痛苦和希望，把"中世纪法国社会全貌完全逼真地再现出来。"[18]因此，他被称为"法国第一位伟大的人民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更把民众的历史创造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为民众史观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说明。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唯物史观在史学领域真正产生广泛影响还是在20世纪以后。
20世纪兴起的新史学运动才真正把民众的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基本的内容。受马克思唯物史观直接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和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更是鲜明地反对传统史学只把统治者和英雄作为研究对象的"帝王史观"或"英雄史观"；他们把普通民众视为历史的主体力量，把他们的活动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重视研究民众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由此产生了劳工史、妇女史和黑人史等。年鉴学派提出的心态史研究，即是以研究社会集体、特别是对下层民众的精神世界为内容。196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爱德华·汤普逊发表了"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一文，由此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历史学"（亦称"草根史学"）的史学研究范式。他们主张把统治者赶出历史著述，要让长期以来被剥削、被压迫的普通劳动群众成为历史著述的主角，并从他们的眼光来评判历史。他们认为，这种历史研究才能更准确地重现整个社会的面貌；只有从工人和农民最底层的日常生活中去认识他们的文化，才能理解社会变化的意义。这种民众史观造就的民众史学，必然要求史学为民众服务，要求史学把培养和陶铸民众的科学和民主知识与精神作为中心内容。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就提出，其研究目的就是要在工人群众中"普及历史研究和观点，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19]他们还提出，现代史学应当尽可能地从历史上的普通民众的经历及其思想观念中去认识历史上的普通民众。
纵观历史本体观的变化与史学价值功能之间的辩证关系，不难看出，史学要实现其社会价值功能，就必须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本质及其特征。今天，人类社会已进入到一个新时代〔或称后工业时代（社会），或称信息时代（社会），或称全球化时代〕。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计算机网络的广泛运用，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推进、民族主义的复兴和民族冲突的加剧，文化多元主义的兴盛，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后现代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的泛起、等等，这一切使得当代社会的结构、内容和发展规律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呈现出与工业化社会不同的历史图景。[20]中国也正在加快融入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宏大进程中去。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当代社会结构、形式、内容和发展规律的新特点，尤其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新质及特征，形成一种符合现实的新历史本体观，这样才能使史学有效应对时代挑战，进而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如果无视或忽视历史变化造成的历史本体观和史学性质的变化，抽象讨论如何使史学服务于现实，既不能真正从理论上回答当代史学的价值功能，也不能在使史学摆脱目前受社会冷遇的困境而推动史学的变革和发展。
注释：
[1]拙文《关于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回顾与总结》，从史学是否要面向现实和史学服务于现实的特点、史学的价值和功能的构成及"古为今用"、如何认识史学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及其关系、基础史学与说应用史学四个方面对这场讨论作了全面的回顾总结。（见《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2]《孟子·滕文公下》。
[3]司马迁著：《孔子世家第十七》，《史记》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4]司马迁著：《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史记》卷一百三十。
[5]希罗多德著：《历史》（上卷），王以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6]塔西佗著：《编年史》，第185页，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7]塔西佗著：《编年史》，第178页。
[8]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惠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9]梯也里著：《法国史论》第12页，转见杨豫著：《西方史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页。
[10]梁启超著：《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上海，中华书局1942年版，第1页。
[11]章太炎著：《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
[12]参见俞旦初著：《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14]梁启超著：《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页。
[15] 具体论点参见布罗代尔著：《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承中译，《史学理论研究》1987年第3期）和布罗代尔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第一版序言"和"结论"（唐家龙、曾家模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16]鲁宾逊著：《新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9页。
[17]鲁宾逊著：《新史学》，第15页。
[18]吉尔伯特、格劳巴德编：《今日历史研究》，纽约1972年版，第145页。转见杨豫著：《西方史学史》，第257页。
[19]凯耶著：《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伦敦1984年版，第10页。转见杨豫著：《西方史学史》，第370页。
[20]具体内容可参见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曼纽尔·卡斯特：《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与文化》（三卷本），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