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游牧人口的南移与西迁，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即扩展型为主，归附型为辅。扩展型即游牧民族强盛并建立政权后，以军事侵略为先导，向中原地区大规模南移，所谓“逐鹿中原”、“南面而王天下”者是也。归附型南移即游牧帝国衰弱时向中原王朝投附，或被中原王朝分化招纳而引发人口南移。扩展型南移是历代游牧人口南移的主要形式，归附型南移往往只是扩展型南移的补充形式。 

　　历代游牧人口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南移，并成为一种规模性的现象，既有经济上的动因，也有环境上的根源，更有各民族自身的性格特点和价值取向方面的因素。在古代世界中，人们只能用双脚去丈量大地，用肩挑背驮完成运输任务，唯独游牧民族有着骑马驾车长驱千里的条件，加以驯养动物的经历和逐水草而生的传统，决定了他们好动好胜的性格，所以一遇环境的变化，或是有了新的物资需求，就必然有迁徙的现象。但是直接的背景还是各游牧民族组成政权、形成强大的武装、并以此为后盾去推动每次人口的大迁移。从历代北方游牧政权递嬗与外侵的表格中，就不难看出问题的真相。  

政治名称|核心|主体|南侵对象|西侵对象|时间（年） 

北狄潞国|赤狄国|北狄各部|周诸侯国| ——|？－588BC 

匈奴|挛氏|匈奴族人|秦汉王朝|西域诸国|209BC－216 

鲜卑|檀石槐部|东部鲜卑人|魏晋王朝|乌孙国|135－181 

柔然|郁久闾氏|柔然人|同上|西域诸国|402－555 

前突厥|阿史那氏|突厥人|隋唐王朝|同上|552－630 

薛延陀|壹利吐氏|薛延突厥人|同上|—— |628－464 

后突厥|阿史那氏|突厥人|同上|西域诸国|679－745 

回鹘|药罗葛氏|回鹘族人|同上|同上|744－840 

大契丹（辽）|迭刺部、大横帐|契丹族人|五代北宋|喀喇汗国|907－1125 

西夏|拓拔党项|党项人|宋王朝| ——|1038－1228 

金|完颜部|女真人|宋王朝| ——|1115－1234 

蒙古|尼伦部|蒙古族人|南宋王朝|西辽、中亚等|1206－1279 

后金|建州女真|女真人|明王朝| ——|1616－1644 

　　表中所列十多个北方游牧民族政权都不同程度地向西域和向中原王朝发动过武装侵略，虽然他们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口数量都赶不上南边的农业朝廷，但在军事技术方面却拥有诸多优势，所以每次南侵都给中原王朝以巨大的冲击，或臣服中原王朝，或迫使中原王朝向南撤退。伴随每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来的，便是这些游牧民族向西开拓疆土与形成新的民族；或是向南扩展地盘，把一批批游牧人口带入长城以南，定居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甚至迁入更南边的江淮地区。有的政权，如北魏、辽朝、金朝等游牧人建立的政权，不仅打败了中原农业朝廷，而且也变成了统治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随其迁入的游牧人口都迅速融合为农业人口，这是游牧人口扩展型和归附型迁移的共同结果。其基本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十次高潮： 

　　一、夏商周时期 

　　第一次高潮：商周时鬼方人民南移。唐虞夏商之时，在北方和西北方，古史记载有荤粥、险狁、鬼方等族称，他们都是游牧民族。其中土方和鬼方居地在今山西、陕西及其以北地区，势力强大。至商代后期，鬼方人口开始迁入中原地区。《史记·殷本纪》云：“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即鬼侯，西伯昌即周文王，鄂侯之地在今河南沁阳。周灭商后，鬼方人口大规模迁入中原。周成王给晋国的怀姓九宗即鬼方之隗姓人口，周室东迁后，鬼方隗国与晋、霍、虢等诸方国一样，成了周王朝的诸侯。 

　　第二次高潮：春秋战国时戎狄人口南移。东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统称戎狄，其中狄族势力最大，分三个主要支系、即赤狄、白狄、长狄。北狄在春秋时期曾建立国家，赤狄就在晋北建立潞国，与华夏诸国对抗。及西周末东周初年，中原内乱，周室失统，戎狄乘机进入内地。周幽王时，申侯招引西戎，杀幽王于骊山下，使西戎占据周之焦获，居于泾、渭之间。周襄王时，辊招引戎狄共伐郑，襄王母惠后又引戎狄迫逐周襄王而立王子带为天子，致使戎狄入居于陆浑，东至于卫。至春秋末年，燕北的山戎已直据泰山之侧。与此同时，东北边的东胡、楼烦之戎亦相继南迁。赵武灵王破林胡、楼烦于云中、原阳置“骑邑”练兵，招引林胡、楼烦人进入内地。另外，春秋时期，由于晋国的进攻，北狄越过太行山向华北平原迁徙，于公元前662年进攻河北邢台地区的邢国，齐桓公纠集齐、宋、曹三国军队救邢，狄人又于公元前660年突然分兵南下伐卫，灭卫国，占领了卫国都城，然后又于公元前659年再举攻破邢国，占领了太行山以东、燕国以南的广大地区。邢国君臣迁都于夷仪（今山东聊城），以躲避狄人。齐桓公沿黄河、楚丘以线筑城设防，以阻止敌人渡河南下，实则是承认了狄人对华北平原南部的占领。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第三次高潮：秦汉匈奴人和乌桓人南移。匈奴，是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活动于燕、赵、秦以北地区。自战国末年以来，匈奴不断地由蒙古高原南下侵扰，表现了向南扩展的趋势。秦末中原大乱，匈奴乘机南下，冒顿单于南越长城，占据河套、阴山及冀北、山、陕一带。西汉初年，刘邦与冒顿单于约为兄弟之国，并以“和亲”换取边境安宁。汉武帝时，遣大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北击匈奴，却敌千里。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人归汉，汉朝将他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沿边五郡，称“五属国”。此后，匈奴内讧，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公元48年，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降汉成为汉朝统治下的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北匈奴独立于汉朝之外，多次遭到汉兵攻击，部众也不断归附汉朝。永元元年（公元89年），东汉车骑将军窦宪与南匈奴三路攻打北匈奴，北匈奴大败，部众八十一部20余万人归附汉朝。东汉末年，曹操分匈奴为五部，每部立一贵族为帅，并派司马监管，使内迁匈奴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与匈奴内徙的同时，乌桓人在汉代也大量南移。乌桓为东胡的一部分，东胡被匈奴击破后，部分散居乌桓山，称五桓，属匈奴左地。汉初，乌桓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及其以北地带，为摆脱匈奴人的奴役，纷纷南迁，汉政府设置护乌桓校尉，加强管理。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辽西乌桓皆居塞内，布于东汉缘边诸郡。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镇乌桓，得降众二十余万。曹操观师易水，代郡、上郡乌桓前来归附。从此，绝大部分乌桓皆臣属曹操。 

　　第四次高潮：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内迁”。“五胡”指原在北方和西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游牧民族，至魏晋时期，他们大都由塞外迁徙到中原，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南移潮流。这一南移潮流，从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由三国到西晋末年，“五胡”人民大量自发内迁，使中原地区“华夷参半”；十六国阶段，北部中国先后出现了“五胡”各族建立的民族政权，各政权为掠取兵源劳力，大都推行强制性的移民政策；北魏前后为第三阶段，北方游牧人口进一步南移并全面汉化。这一时期，除了“五胡”南迁外，塞外柔然、丁零（即高车、敕勒）等游牧民族也都大批归附塞内。 

　　三、隋唐两宋时期 

　　第五次高潮：隋唐时突厥人南移。突厥原是铁勒的一部分，公元6－8世纪中叶活跃于中国北方草原上。隋唐初年，突厥汗国进入极盛时期。其首领沙钵略可汗于开皇二年（582年）率40万铁骑南下，被隋军八路大军击败。第二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开皇四年（584年），沙钵略可汗率部众南入漠南，寄居白道川（今呼和浩特），接受隋朝统辖。启民可汗统治时期，突厥人口开始归附隋朝。隋末丧乱，东突厥又雄距漠北，控弦百万，势倾中原。武德九年（626年）八月，颉利可汗率10万铁骑南下，唐太宗一面与之和盟，一面积极备战。贞观三年（629年），唐10万精兵分道出击，颉利可汗全军覆没，东突厥部众约10万人降唐来附，唐太宗设置突厥羁縻都督府加以安置。天宝四年（745年），后突厥汗国灭亡，部众一部分归附回纥，一部分西迁中原，还有一部分则归附唐朝，南迁灵武（今宁夏灵武县）、平州（今内蒙古临河县）一带。在此之前，后突厥西部诸叶护设及可汗眷属率其众千余帐附唐，亦曾迁居中原。 

　　第六次高潮：唐代回鹘人口迁移。回鹘，又称回纥，属铁勒部落中的分支，五世纪游牧于浑河西北，七世纪迁至色楞格河一带。唐朝初年，在反抗突厥和薛延陀人统治的过程中逐渐强大，唐太宗臣服了突厥和薛延陀后，于贞观二十年（646年）在漠北设置了六府七州，以安置回纥部众，并设置渤海都督府于塞北，封吐迷度为怀化大将军、渤海都督。回纥人口南迁分三个阶段：一是武则天统治时期（7世纪后期），芝突厥一度重建政权，称雄漠北，迫使大批回纥人迁徙到唐朝管辖的河西甘州、凉州地区；二是安史之乱之后，回纥首领多次出兵助唐，这些军队不断出现在中原战场上，为恢复唐朝统一和抵抗吐蕃立功，同时，由于经商及其它原因，也有一些回纥人流动到了江、淮地区3；三是回纥政权瓦解以后，回纥十三姓部落南归唐朝。 

　　第七次高潮：五代北宋时契丹人口南移。契丹是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10个世纪之久，其人口迁徙也主要呈南移趋势。契丹祖先属东胡分支，早先游牧于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带。公元10世纪时，迭阿部耶律家族的阿保机担任联盟首领，916年称帝，国号契丹，开始向南用兵。其子耶律德光继位后，从后晋石敬唐手中取得燕云十六州，国力大增。947年改国号为辽，其后不断侵入中原，与北宋对峙百余年。契丹人口的南移与辽朝疆域的向南扩展同步进行。与契丹人口南移的同时，被阿保机灭亡的渤海人也大批地南移。渤海国建于公元698年，以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为中心，926年国亡，其人民除一部分逃入女真地区和王氏高丽外，还有一部分向南迁徙，或投奔后周，或奔于北宋。 

　　第八次高潮：宋金女真人口南移。五代以后的女真族是唐代的黑水□□发展而来的。辽灭渤海国，黑水□□向南迁移，臣属于辽，遂称“女真”，其人口的南移从此揭开了序幕。辽统一北方后，曾将女真中的一部分迁移到辽阳以南，编入辽政府户籍之内，号“熟女真”。从11世纪开始，生女真完颜部日益强盛，至完颜阿骨打担任联盟长时，开始领导抗金战争，公元1115年建国称帝，国号“金”，公元1125年灭辽，接着又对南边的北宋发动了侵略战争，于公元1127年攻进了宋都汴京，俘虏宋徽宗。至此，金朝疆域南扩至江淮地带，女真人口也相应南移至中原地区，在华北建立起大金帝国，与江南的南宋相对峙。 

　　四、元明清时期 

　　第九次高潮：蒙古人口南移。蒙古人在蒙古草原东部兴起，征服了整个蒙古草原，建立起强大的蒙古汗国，形成了人口迁移的高潮，在大蒙古国西征南侵的基础上，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大元帝国（1271—1368年）。蒙古人南下，随着大元帝国统治的南下而占据了整个中国的版图，蒙古人作为一等公民散居于全国各地，直到朱元璋建立王朝，才将他们赶回蒙古草原。但早已汉化的蒙古人大都留在内地，成了明王朝的属民。 

　　第十次高潮：满族人南下。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38年）五月起兵，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经过30年的征战与招抚，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起后金政权。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努尔哈赤继承者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第二年改国号为“大清”。从此，“满洲”这一称呼正式代替了“女真”，大清国代替了后金政权。满清政权与蒙古联军南下，乘明帝国内乱之机征服并统治了全国，满洲人口也因之迁移散布于全国各地，经过两百多年而基本汉化。4 

　　与游牧人口南移的同时，中原地区的农耕人口也在以各式各样的方式，不断地向塞北迁徙，如后金八旗满洲1726姓中，汉人便占了247姓。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农耕地区的人口空前增多，出现了“走西口”、“跑口外”和“闯关东”的运动，大量的农耕人口迁移到塞上和塞外。 

　　长城两边农、牧社会经济、文化的二元一体化，首先发生在两个世界的交接地带，在这里，农、牧民族发生极为频繁的交往。游牧人口的南移，农耕人口的北迁，农、牧社会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得以逐步实现。而在农牧人口的汇聚地带，农、牧人口的叠移形成了叠合的半农半牧带，这便是中国历代版图上长期存在的特殊区域，因其以长城为枢纽标志，所以称为“长城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具有中国古代“内边疆”的形态，既是中原王朝的边防带，又是农、牧经济的自然过渡带；既是农、牧民族交接对峙的自然地理带，又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汇聚融合带。每个朝代长城的修筑，都标志着一条特殊的文化带的兴起，也都是长城文化带整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每个阶段中长城文化带的演变都体现了长城地带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并揭示了其同内地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5 

　　明代构筑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道长城，它位于历代长城的最南边。沿着这道长城，以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又称三关镇或太原镇）、延绥（又称榆林镇）、宁夏、固原、甘肃等九大军事重镇为中心的九边地区是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大致范围。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是周秦以降长城地带特殊的政治、经济发展的总结，也是中国长城文化带发展的最后定形。其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洪武开国至土木之变（1368—1449年），以发展战争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生产型文化带形成和发展阶段。第二，土木之变到隆庆和议（1449—1571年），以经济战争消耗为主的消费型文化带兴起和发展阶段。第三，隆庆和议到崇祯失国（1571—1644年），以民族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交换型文化带形成和发展阶段。交换型长城文化带的兴起，带来了长城文化带的新发展。明代长城沿线九边地区，先后设置各种类型的“马市”市场，其中见于记载者达70余处，可考者有50余处。6这些市场主要设于明代后期，特别是“隆庆和议”以后，不仅“马市”市场的类型和数量激增，而且市场性质发生变化，民间自相往来的“民市”取代“官市”而占主要地位。7从此以后，长城地带“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至明末“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8长城文化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作为特定类型的文化区域，已出现与中原文化区域融为一体的趋势了。 

　　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交织而成的明代长城文化带，随着蒙、汉关系的曲折发展而演变，由明初以战争经济为内核的生产型文化带，到明中期畸形的军事消费型文化带，再到明后期以民族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交换型文化带，最后发展为农、牧、商各类并举的新型文化带而融入中国文化的整体。在明、蒙关系中，经济关系的发展制约着政治关系的变化，政治关系的变化则决定了长城文化带演变的历程及特点。经济的发展要求政治与之相适应，明蒙之间，“华夷兼利”的民市贸易冲破官方专利的不平等的朝贡贸易是当时经济关系的主流。当这一主流受到明、蒙双方政治、政策阻碍时，便爆发战争；当这一主流为通贡互市所适应，经济的兴盛便代替了战祸。然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农业朝廷常常站在小农业自然经济的立场上，对游牧经济采取排斥和隔绝的政策。明初统治者继承了秦汉以来历代屯田戍边的传统政策，划墙设险，列兵捍御，形成了有明一代系统的边政设施，从而演出了蒙、汉关系曲折发展的局面，表现为“封锁——反封锁——互市”的发展过程。 

　　秦、汉以来长城两边经济、文化分合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这两个区域及两个社会之间，必然有某种贸易的存在，以体现其根本的经济共生关系。特别是明代，“经济上的需要将游牧的蒙古人和农业的汉人结合在一个帝国禁令不能完全割断的贸易体系中。”9但是，真正平等互利的民族贸易在历史上的出现，却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当中原朝廷无力制服众多的游牧部族时，便出现“和亲赠赍贸易”，即农业朝廷将公主嫁与游牧君主，同时赠送钱物以换取暂时的边境安宁；当中原朝廷势力发展到足以征服周边游牧民族时，游牧君主便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并向其贡纳方物，以换取中原朝廷大量的物资及金银赏赐，因而形成厚往薄来的“朝贡优赏贸易”；但在战、守、和的选择中，中原朝廷更多的时候以天朝帝国自居，对游牧民族采取战、守的策略，断绝一切贸易往来，足使游牧民族采取战争掠夺的手段，在企业图达到入主中原的大目标下，首先夺取农业物资，或以武力为后盾强迫农业物资输入草原，从而形成以无对有的“战争掠夺贸易”；当战争两败俱伤、边境人民违禁走私不可遏止的时候，或在战争之后双方敌对局势缓和下来的时候，“和平互市贸易”便应运而生。10 

　　长城沿线农、牧民族的和平互市贸易在明代以前便已萌生，如“后汉通交易于乌桓、北单于、鲜卑”，隋、唐与突厥、回鹘“缘边置市”、“以金帛市马”，宋与契丹“置通市以通有无”等等，11但能够于和平环境中实现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则是明后期明、蒙通贡互市以后的事。1571年“隆庆和议”以后，长城沿线“华夷兼利”的民族贸易市场普遍建立并历五六十年盛而不衰，才使农、牧民族贸易乃至全部的民族关系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明代后期长城沿线和平互市的民族贸易市场普遍兴起，首先对长城地带本身的发展起了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正是由于长城带自身的发展，才结束了长城两边长期的内外对峙和分合无常的局面，从而为北部中国在清代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拙作《明代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综观明后期长城沿线民族贸易市场史，可见民间自相往来、平等互利的民族互市贸易兴起，结束了明代中前期长城内外的抗争，带来了长城地带经济的飞跃发展，为农、牧民族大融合和农、牧文化二元一体化的实现提供了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长城文化带发展并发挥过渡功能，将中原文化过渡到塞北。正是由于这样深入的民族融合，才有了清代“内边疆”的消失。由此可知，民族间的经济共生关系是农、牧民族关系的主流，而民族贸易，尤其是民间平等互利的民族贸易又是这个主流中的主流。如果说经济共同繁荣是消除民族对立和差异的基础，那么，民族市场的繁荣又是基础中的基础，这正是交换职能的具体体现。若片面强调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而忽略经济力量特别是市场功能在民族关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便无法阐明我国历史上农、牧文化在长城两边由分到合的发展过程，且不利于我们以史为鉴，完善现行的民族政策。12清代中国的农、牧民族的融合和二元一体化，集中体现在满清政府“满汉一家”政策的颁行之上。清入关之初，奉行“首崇满洲”的原则，对广大的汉族人民进行压迫和歧视，除了极力维护满族的各种特权外，还极力保留满族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旧的风俗习惯，并将其强加给汉族人民。但是，民族融合势不可挡，落后的东西终究缺少生命力，先进的文化总是要战胜落后的文化。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的大融合，总是以“汉化”为主要的形式，即游牧社会的封建化、游牧政权的中央集权化、游牧人口的农业化和定居化、思想上的儒家化和文化上的用汉字、说汉话、通汉婚、改汉姓、穿汉服，等等。每一个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地区，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走上了这条汉化的道路，否则就得退回塞北。中国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同化与融合中一次次重复着它的历程，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因此获得了时代上的长期延续。满清入主中原，也自定了种种的特权，但大清帝国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都是汉族人，清初几千万汉人与几十万满族人（男丁仅六万余人）相比，不仅是数量上的悬殊，在文化素质、知识含量上也不可同日而语。汉族有悠久的文化，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才，丰富的治国安邦之道，清王朝的统治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推行“满汉一家”政策。所以，顺治四年（1647年），清帝福临下令：“朕出百姓水火之中，统一天下，满汉一家，同享升平，岂有歧视之理？”顺治六年（1648年）又重申：“满洲汉人俱属吾民，原无二视之理。”13综观顺、康、雍（1644—1735年）时期，中央自大学士、六部、九卿，人员基本上满汉各半；一切制度承袭明朝；一切文书皆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汉语成了满、蒙、汉通用语言；尤其是孔孟之道成为共同的思想信仰，佛教、道教成了共同的宗教信仰，如此等等，标志着“满汉一家”已基本实现。与此同时，古老的“夷夏之辩”、“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等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华”的概念变成了包含满、蒙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或“中国”概念，而且认为中国是天下中心，把“夷狄”的概念用到外国人头上，将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看成夷狄之邦，将自己视为天朝上国，因而闭关自守，全盘排外。清史专家金启宗先生《试论清代的满蒙汉关系》及有关论著对此论之甚详，此不赘述。14 

　　总之，到了康熙、乾隆时期，中国的社会又恢复到汉、唐、宋、明等王朝盛世的气象。但是，正在中国进行明清换代、王朝鼎革和治乱轮回的时候，英国已告别中世纪而步入资本主义的新纪元。“中西差距的拉开，正是以此为界碑的。尽管此后还有‘康乾盛世’的插曲，那不过是晚霞一抹，历史的惯性施展淫威，黄昏之后是长夜。近代中国人正是负荷着历史的沉重走向对世界的开放。”15 

　　注 释： 

　　1.　划分的方法略有不同。台湾三民书局1982年版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以亚洲东北部的堪察加半岛尖端与阿拉伯半岛西端相连接划一直线。台湾中央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札奇钦《蒙古文化概说》云：“自东北亚洲大陆的嫩江、松花江流域，沿长城线，经西藏高原，伸向阿拉伯半岛划一条线。”本书采用《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一文中的划法。 

　　2.　参见拙作《明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3.　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 

　　4.　见拙作《中国历史上游牧人口的南移与西迁》，原载于《教学与研究文集》，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10.　见拙作《明代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烟台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6.　见拙作《明代马市市场考》，《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8.　《明史》卷二二二，陈仁锡《无梦园集》卷二。 

　　9.　［澳］费克光《论嘉靖时期（1522－1567）的明蒙关系》，《民族译丛》1990年第6期。原文参见拙作“TradeBetweenEthingCommunitisinMarketTownsAlongtheGreatWallDuringtheLateMingPeriod”一文所引，《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1997年第4期。 

　　11.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新唐书》卷五O《兵志》。 

　　12.　以上各段引文均转自拙作《明代后期长城沿线民族贸易市场》，《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 

　　13.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顺治元年四月丁酉；卷四十四，顺治六年五月壬申。 

　　14.　金启宗《试论清代的满蒙汉关系》，载于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清史国际学术讲座会论文集》；参见向玉成《清代华夷观念的变化与闭关政策的形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15.　王家范《百年世事不胜悲》，《读书》1997年第12期。 

（资料来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