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初步显示了其科学性。但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主要仍是以一种政治学说（即“主义”）的面貌出现的，人们普遍尚未将之作为一种探讨“问题”的学理来看待，所以它对思想学术领域的影响还比较有限。而时至20年代末30年代初，情况则大不相同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不仅获得了进一步传播，而且还深入渗透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尤以唯物辩证法的风行一时为最。艾思奇1937年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就曾描述说：“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他还写道：“中国哲学的新时代，中国的有着无限的将来的哲学思潮，是在1927年后掩蔽了全思想界的唯物辩证法思潮出现时又才显露头角”[1]。关于这一现象，近年来已有研究者开始关注，相关成果也陆续涌现。[2]惟因该问题涉及面十分广泛，似乎仍有进一步总结和深化的必要。因此，本文拟在充分掌握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20世纪30年代“唯物辩证法热”的兴起原因、表现及其影响做一番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 

一 

唯物辩证法为什么能在30年代前后风靡了全国？究其缘由，大致有二点原因。首先是理论自身整体性和逻辑发展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最先被介绍和研究的是与社会革命论联系最为密切的唯物史观，这是人们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决定的。当时除了瞿秋白等少数几位理论家曾作过一些介绍外，唯物辩证法较少被人提及。但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唯物史观是不够的，必须更完整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体会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3]，因此决定在唯物史观之后再开展唯物辩证法的传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了解和完整把握。 

其次是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不久就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理论准备难免有些不足，同时出于对实际的强调，有些人“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甚至还出现过“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的倾向。[4]这种理论准备的不足，必然会给革命实践带来挫折，大革命的失败就是一个沉痛教训。在经历这一挫折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因此决心在思想战线上开辟一个新局面。关于这一点，当时即有不少人特别予以点明。谭辅之便说：“自1927年后，政治运动的路碰了壁，于是有许多人转到学术思想路上来。的确，行动在先，而思想在后。及到加以思想、反思，则感觉到做政治运动是离不了理论工作。……于是群起介绍新兴的哲学和社会科学。”[5]王独清也指出：“简言之：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给予一般民众许多教训，前进的智识分子便露了一个对过去革命检讨的企图。不过要达到这层目的，却非先有一个基本理论的建立不可。这样一来，便产生了一个文化运动”[6]。冯乃超后来更是总结说：“1927年蒋介石叛变了革命，我们认为，这暴露了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的弱点，主要是缺乏理论指导。因此觉得，很有赶紧向中国的读者——知识阶级，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和展开宣传工作的必要。”[7] 

正是出于以上这种认识，党进一步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领导。1928年7月，六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领袖的主要著作。”[8]1929年6月，六届中执委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再度强调：“党必须有计划的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翻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著”，并具体提出：“为适应目前群众对于政治与社会科学的兴趣，党必须有计划的充分利用群众的宣传组织与刊物，以求公开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党应当参加或帮助建立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信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物等工作”。[9]1928年，党曾在上海成立秘密出版机构——无产阶级书店，该书店被封后成立华兴书局，华兴书局被破坏后又相继改名启阳书店、春阳书店，继续出版发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革命书籍，从而在出版界掀起了一个社会科学读物出版高潮，“社会科学的书籍，遂如雨后春笋，普遍于全国”[10]。据统计，1928－1930年新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近40种，翻译出版的列宁著作14种。时人曾观察到：“1929年这一年的出版界，可以说是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的出版物风行一时的年头。”[11]鲁迅1930年也评论说：“从去年以来，……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12]甚至连国民党中宣部也不得不承认社会科学读物的勃兴，“极一时之盛”，“有风靡一时，汗牛充栋之况”。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抽调一批党员专门从事理论工作。1930年6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以“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主义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宗旨[13]。“社联”与前不久成立的“左联”共同构成了左翼文化运动的两大核心，标志着左翼文化大军的形成。从此以后，党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开始领导文化运动。在党的领导、组织和影响下，一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中来。如朱镜我、彭康、李初梨、冯乃超等“新锐的斗士”便陆续从日本回国，以创造社为基地，先后创办《文化批判》、《流沙》、《思想》等刊物，展开马克思主义宣传，“以清醒的唯物辩证论的意识，划出了一个‘文化批判’的时期”，使唯物辨证法“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14]其中，彭康就十分明确地表示：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应用唯物的辩证法”，“来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以达到真理以建立指导行动的理论”，“解决一些紧迫的问题”。[15]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唯物辩证法在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狂飙突起、风靡一时。时人的描述最足以说明这一盛况。郭湛波便写道：“杜威的实验论理学，和罗素的数学逻辑虽曾盛行一时；现在却失掉了权威。继之而起的新思想方法，就算辩证法了”，“中国自一九二七年社会科学风起云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大有一日千里之势”。[16]张聿飞也承认：辩证唯物论“这一派的势力，在现阶段的中国哲学界，可以说是充斥了市场”[17]。吴西岑同样说：“‘辩证唯物论’这个名词，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治社会科学的人，无论懂与不懂，总喜欢生吞活剥的把这个时髦商标贴在自己的货色上，以求兜揽顾客。”[18]而孙道升更是十分形象地描绘道：新唯物论虽然“移植于中国”才二十多年，但“这派哲学，一入中国，马上就风靡全国，深入人心。他的感染力实在不小，就连二十四分的老顽固受了他的感染，马上就会变成老时髦。平心而论，西洋各派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为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它比臂的”。[19]其中虽不乏敌意，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风靡状况。 

二 

具体说来，唯物辩证法在当时的风靡程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唯物辩证法的经典原著被大量翻译出版，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了从前，如下表所示： 

由上可知，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著作，不仅有《马、恩、列三氏关于辩证法的名言》之类的摘译本，而且还涌现了大量全译本。唯物辩证法的主要经典著作，在此期间几乎都出现了中文全译本，有的甚至有几个译本，如《费尔巴哈论》、《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以及《资本论》。这就填补了此前的空白，超越了以往摘译的局限，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质的飞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学习研究阶段。 

第二，有关唯物辩证法介绍与研究的著作和教科书被大批翻译出版，如下表所列： 

从上表可以看出，包括苏联、德国、法国、日本在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在这一时期被大量翻译过来，其中还包含了不少教科书，这对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无疑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用。正是在这些著作的影响下，许多中国人逐渐“入门”，最终领悟到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如李达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便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阅读了此书，并作有1万2千多字的批注，“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20]。 

第三，随着水平的不断提升，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论著也日益增多，兹简要列举如下： 

其中，李达撰写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21]。在这部著作中，李达第一次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全面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法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22]这就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整体性。今天看来，该著体系之完整、规模之宏大、结构之严谨、内容之深刻，明显超出了此前中国人写的其它著作，甚至超过了当时苏联、日本学者写的同类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总结性著作。侯外庐即曾称赞：“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23]。郭湛波也评价说：“中国研究马克思及辨证唯物的要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最早，最有贡献；至于今日，一死，一囚；所以只有李达氏了。在近日介绍成绩最佳，影响最大，当然是李氏”，“李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第三阶段之贡献，就在辩证唯物论思想之介绍；今日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之所趋，非人力之所能左右，然李先生一番介绍翻译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24]不惟如此，李达在这部著作中，还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重视主体实践、主张“知行合一”的思想，突出强调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他以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为主线，构筑了认识论的体系，提出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基础，这就大大突破了马克思仅将实践视为认识过程一个环节的结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时也使自己的观点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社会学大纲》一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毛泽东便曾向延安新哲学会与抗日军政大学推荐此书，同时指出：在十年反动时期有这样一本书是很难得的。他自己也读了十遍，并作了详细批注。《社会学大纲》全书约44万字，经毛泽东批划过的就有33万字，还写了3千多字的眉批，其中许多观点都被吸收到后来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巨著中。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长期以来，哲学在中国被称为玄学，给人以高深玄妙、神秘莫测的印象。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一种外来学说，虽经翻译仍难免存在语言表达上的隔膜，多数中等以下文化水平的人不容易读懂它们，尤其是广大工农群众更是难以窥其堂奥，这就严重妨碍了其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因此，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下神圣殿堂、通俗地传播到大众中去，就成为日益凸现的问题。在这方面，艾思奇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他在上海《读书生活》上连续发表《哲学讲话》24篇，后以单行本出版，并改名为《大众哲学》。在此书中，艾思奇以新颖别致的形式，生动活泼的语言，形象贴切的比喻，通俗易懂的事例，来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抽象的概念和深奥的哲理，使哲学与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掀去了笼罩在哲学上的层层迷雾，把哲学迅速地普及到大众之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之先河。《大众哲学》一问世，就吸引了无数读者，据不完全统计，该书在1948年前就印行了32版，创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读物之最。数以万计的读者正是因为这本书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所以“当时有《大众哲学》动员了10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25]。著名民主斗士、《读书生活》杂志主编的李公朴曾对艾思奇所作的哲学通俗化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普通哲学著作的艰深玄妙的色彩，至少已经在这本书里扫除干净了”，“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是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指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26]这本书在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毛泽东曾电告在国统区的叶剑英、刘鼎，要求他们选购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以供延安的学校和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27] 

在《大众哲学》取得成功之后，艾思奇沿着大众化的思路，又相继撰写了《思想方法论》、《哲学与生活》、《新哲学论集》、《如何研究哲学》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读物。其中《哲学与生活》一书是艾思奇继《大众哲学》后，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又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1937年4月出版。1937年9月，毛泽东读了这部著作，并作了4千多字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他还写信给艾思奇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28]此后，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即从艾思奇的论述中得到了不少启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艾思奇不仅在形式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而且还进一步从内容方面使之中国化。正如李公朴在评介《大众哲学》一书时指出，“作者对于新哲学的理论体系，也不是完全照抄外国著作的。在许多地方，他显然很用了些心力”，比如他“把人类的目的活动列在最后一节”，“使全部哲学的理论直接转入‘变革世界’的实践问题上去”[29]，这就突出强调了实践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号召人们起来改造这个世界，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 

总之，无论是从经典原著的翻译出版还是研究论著的层出不穷来看，唯物辩证法在30年代前后的出版界都可谓出尽风头，几乎成了社会科学的代名词。谭辅之即曾观察到：“1928至1932年一短短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化的口号而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这是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了”。他还说：到了1935年，“旧哲学虽然仍在某些讲坛上有其势力，但一般的学者，都自动地转变了。而新哲学在有个时期，有些地方，已由民间爬进了大学，甚至在课程上都列有辩证法那样的科目。如果口里不讲几句辩证法或唯物论，一定不受学生欢迎”。[30]邓拓也发现：“在今日谈唯物辩证法的人也的确是太多了。任何人，不管他是否真正懂得了唯物辩证法的应用，总喜欢充一下时髦，也弄一弄辩证法，对于一切问题，也喜欢用辩证法来‘辨证’一下。好像这样一来，立刻就成了时代的理论家似的。”[31]而正如陈伯达所言，“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先进分子从事在理论上重新武装自己。经过革命的再生、九一八的事变和华北几次的事变，每次都给了理论以新的充实，新的武装。新哲学同样地也在这艰苦的历程中，确立了自己坚固的阵地。新哲学（新唯物论）在中国到处都已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这点就是新哲学的敌对者也是公开承认的”[32]。这一时期，就连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张东荪也不得不承认，“赞成唯物辩证法的书籍，现在大有满坑满谷之势”[33]，“这几年来坊间出版了不少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书。无论赞成与反对，而唯物辩证法闯入哲学界总可以说是一个事实”[34]。至于其同道傅统先，则更是忿忿表示：“近四五年来唯物论的学者在中国已渐渐增加了。1930年前后关于这一类的书籍也层出不穷，可见唯物论者在近年的中国已猖獗到了极点了。”[35] 

注释： 

[1]艾思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64页。 

[2]如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应用、形态、前景》（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耿彦君《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二书。 

[3]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692页。 

[4]刘少奇：《答宋亮同志》，《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5][30]谭辅之：《最近的中国哲学界》，《文化建设》第3卷第6期，1936年。 

[6]王独清：《创造社与中国文化过程》，《文艺新闻》第11期，1931年5月。 

[7]冯乃超：《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8]《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9]《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页。 

[10]吴亮平：《中国社会科学运动的意义》，《世界文化》创刊号，1930年9月。 

[11]君素：《1929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新思潮》第2、3期合刊，1930年1月。 

[12]鲁迅：《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13]《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世界文化》创刊号，1930年9月。 

[14]郭沫若：《文学革命之回顾》，《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1页。 

[15]彭康：《前奏曲》，上海江南书店1929年版，叙言页、第152页。 

[16][24]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281、281、179页。 

[17]张聿飞：《现阶段中国哲学的派别》，《现代评论》第2卷第1、2期合刊，1936年10月。 

[18]吴西岑：《机械的唯物论与布哈林》，《动力》创刊号，1930年。 

[19]孙道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第45期，1935年11月。 

[20]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见闻的片断》，《毛泽东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21]《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李达文集》第1卷，第17页。 

[22]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页。 

[23]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6页。 

[25]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页。 

[26][29]李公朴：《编者序》，艾思奇：《大众哲学》，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3页。 

[27][2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112页。 

[31]邓云特：《形式逻辑还是唯物辩证法》，《新中华》第1卷第23期，1933年12月。 

[32]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1936年9月。 

[33]张东荪：《弁言》，《唯物辩证法论战》，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版，第4页。 

[34]张东荪：《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唯物辩证法论战》，第135页。 

[35]傅统先：《唯物辩证法批判》，《唯物辩证法论战》，第101页。 

（文章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