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0万字的《李鸿章全集》、800册影印《清代诗文集汇编》、清朝全国的职官名录和上万科举人物的资料、清代粮价表，还有清代高官、商人、学者的文集日记，各种稿本抄本、谱牒、人物志、家族著述、乡镇旧志、商团档案……在北京中关村一栋普通写字楼11层的资料室里，这些常人难得一见、由当代学者精心搜集整理的清史《文献丛刊》整齐排放在高高的书架上。从2004年4月两部清代的著名日记出版到现在，它们在这里越聚越多，至今已达1000多册。
秉承我国“易代修史”的优良文化传统，2002年底，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动议重修的《清史》编纂正式启动，计划用10年时间编纂总字数3000余万字的92卷本《清史》。作为清史工程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清史档案、文献的整理工作同时分别展开。
经过7年多的紧张工作，清史纂修已进入初稿审改阶段，文献整理也出版了8亿字的丰硕成果。一本本大16开精装绿色封皮的清史《文献丛刊》，不仅为修史的学者们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还抢救、保护、开发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华文化传承和弘扬的历史长河中，增添了丰富的清代典籍。
从皇帝诏令进京编纂到实行项目制
清王朝存在了268年之久，疆域空前辽阔，文化发达，传下来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清史工程编纂委员会文献组组长陈桦教授说，清代文献收藏分散，遍及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和学术单位中；而散落在民间的原始公私档案、契约文书、稿本抄本等，更是“数目不详”。即便那些已妥善收藏和保管的文献，也有相当部分因各种原因被长期尘封，或者残破散佚，面临损毁和失藏的危险。因此，清史文献整理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回顾我国历史上的浩大文化工程，无一不是皇帝挑选诏令各地的饱学之士进京城，集中到皇家图书馆一起编写。那时没有电话、传真、互联网和影印设备，也没有汽车、火车、飞机，学者们只能坐到一起，用毛笔一字字抄录誊写。为编纂《永乐大典》，600多年前从各地集中到南京文渊阁的学者达3000余名，他们不分昼夜辛勤工作了4年。《明史》编修，前后历时94年，其间清朝4位皇帝先后调集到京的学者也有数千人。还有《四库全书》的编纂，3800多名文人学士在北京一起工作了10年。
在我国修史的历史上，清史工程首次采取了全新的编纂组织形式和技术手段。陈桦介绍，通过科研立项的方式，各地参与的学者不必再脱产集中。为确保学术质量，清史工程的每个项目都有权威专家全程联系和指导；同时要分阶段进行检查评审，通过了才能继续划拨经费；最后的终审和结项程序也很严格。编纂整理的成果不仅通过现代排印和影印技术出版，还同时进入数字化库。
目前，清史文献整理共立项65项，已完成26项。其中规模较大、标点耗时，而工程又急需的文献，一般影印出版；更多的文献则是通过版本选择、校勘、标点、注释、补遗等，进行全面整理。
700多万字的文集变成了2800万字
清朝有一批声名显赫的“人物”，他们对当时的内政外交和经济、文化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们的《文集》在清史工程文献整理中被相继立项。其中篇幅最大、最受学界关注的当属2008年出版、2800万字的《李鸿章全集》，堪称当今收录最全、错误最少的李鸿章个人全集。
陈桦说，在清史工程之前，100多年来人们整理出版的李氏文集总共有700多万字。眼前的《全集》却达39卷本之多，令记者颇感惊奇：多出来的2100万字来自何方？
清史工程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对此做了详细的介绍。他说，从清末到新中国，李氏文稿不断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1905年印行的《李文忠公全书》，由李鸿章的幕僚吴汝纶整理。当时吴汝纶共编了1700多万字，但因要为李鸿章“辩诬止谤”，刊印时只出了600多万字的简本。详本保存在李鸿章合肥老家，1949年被李氏后裔带到上海，想运送到海外保存，被当时正在参与筹建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发现，这部珍贵的详本从此成为上海图书馆的珍藏。经当代学者近1年的整理和对勘后，这部详本为新编《李鸿章文集》增加了近1100万字的内容。
另外新增加的1000万字李鸿章文献更令学者们振奋，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4位专家搜集整理的。他们用了近3年时间，遍查清王朝的档案海洋，一共辑录各种奏折和附片9600余件、4万多页、宫中电报9包。尤为珍贵的是，奏折上有皇帝皇太后的朱批，可以了解清廷对具体事件的态度和处理措施。
此外，《李鸿章全集》中新添的内容还有：一史馆意外发现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一套3000万字题本中的部分内容，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十八册李鸿章信稿，上海博物馆藏李鸿章致亲友函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函稿》等。
清史《文献丛刊》还先后出版了陈宝箴、汪中、黄遵宪、翁同龢、张之洞等人的文集或全集。其中《康有为全集》850万字，即将完成的《梁启超全集》将达1400万字。袁世凯、祁隽藻、章炳麟、张謇等人的文集也在紧张的整理之中。
广受关注的《盛宣怀档案》，也将于今年内影印出版。陈桦说，盛宣怀是晚清著名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洋务运动的主将，又当过清政府邮传部尚书等高官。他十分重视文稿和档册的收藏，一个字纸片、一张请柬都要保留，留存下来86年的家族文献记录。其中大部分（17.5万件、1亿余字）收藏在上海图书馆。清史工程启动后，上海图书馆于1997年开始的“盛档”整理工作，也参与了清史文献整理立项，目前整理工作已基本完成。
几经岁月沧桑的日记生动记录宫廷事件
在清史文献的整理项目中，清人日记占有相当的比重。
《清史丛刊》中的《恽毓鼎澄斋日记》已出版了6年，当史学家们从中了解清末史事的时候，很多普通人却把它作为饶有趣味的闲书来阅读。恽毓鼎有着翰林院侍讲、国史馆总纂等一大串史官头衔，他能够近距离接触慈禧、光绪及达官显贵。他在35年的日记里，翔实地记录了很多宫廷事件、内幕和掌故，有种种细节和场景，还有时事、读书笔记、诗词评论、民俗风情等等。
记者翻阅恽毓鼎日记，立即被里面的生动记载所吸引。如末代皇帝溥仪登基情景：“初九日晴。本日皇上升太和殿，即皇帝位，……上啼哭索母，声甚厉。……监国抱上步行，自殿后门入，升宝座，上啼不肯就座。监国一足立脚踏上，一腿跪宝座上，扶上立于座上。四服事太监在旁慰劝，上哭不止，言欲回家，不愿在此。”又如对清廷腐败的描述：“时事日非，而京朝官车马衣服，酒食征逐，日繁日侈。吾辈光阴精力，皆消磨于奔驰醉饱中。”“十年来，……贿赂公行，非一事非因贿赂而成，非一官非因贿赂而进，人心安得不去，大乱安得不兴乎?”
1960年，恽毓鼎之子恽宝惠将保存的36册日记全部“归之北大图书馆”。由于日记中的行草字体辨认较难，恽毓鼎去世90多年来日记从未刊行面世，现在经辨认、点校、考据后，以120万字的篇幅、简体字横排出版了。
还有一部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曾由蔡元培先生精心整理后，分两次影印出版了64册。另有9册一直下落不明，直到1980年代末才出现。李慈铭是晚清著名文史学家，他的日记不仅记载了咸丰到光绪40年间的朝野见闻、人物评述、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历及各地风俗等等，还记录了他的大量读书札记。清史《文献丛刊》完整影印了他的日记，还按日期重新编排日记顺序，对不易辨认的眉批、夹注小字做了技术处理。2004年出版后，对它的学术价值和书法艺术，互联网上常有赞叹声。
弹指兴亡三百载 都在诗文吟唱中
清朝的皇帝都很爱写诗作文，从康熙到光绪，他们每人都编刻过成系列的御制诗文集，据说他们的诗文集共有千卷以上。尤其是乾隆，号称中国古代写诗最多的人，一生写了39340首诗。因此，当清史文献整理的最大项目《清代诗文集汇编》启动的时候，是否把皇帝们的诗都收进去，曾经让专家们颇费思量。
在我国历史上，元明以前各朝诗文集，都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整理研究。唯有对清代诗文集的大规模系统整理，直到清史工程展开，才变为现实。
今年1月，首批300册《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出版。这部《汇编》计划今年内全部出齐，将收录包括皇帝在内的清代3400多人的诗文集4000余种，共800册、4亿字。《汇编》所收书目，都是在清代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有相当影响或极具史料文献价值的个人诗文，且体裁多样，诗词文赋、传记碑铭、书启奏议和题跋赠序等，应有尽有。所收书籍大部分是首次公开出版，有些抄本、稿本世间仅存，弥足珍贵。
每一部文献背后都有传奇故事
走近清史《文献丛刊》，百年历史烟云中浮现出一个个传奇故事：
《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该书作者是100多年前常住天津的日本记者。当时他用流利的汉语写成袁世凯传记，印好后遭到袁氏家人的阻拦，最后由袁世凯儿子把书全部买走焚烧。人们以为再也看不到这本书了，2002年却有学者在日本意外发现，是当年交日本外务省检阅，偶尔留存于世的唯一一本。
《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1693年，有官员向康熙报告天旱后的雨情、粮价，康熙很高兴，要求从此各地都要向他密报粮价。到乾隆初年，形成了粮价按月奏报制度，不再专人密折密报，从此留下了175年的完整粮价资料，在20世纪以前的中外历史上可谓独一无二。1930年起，两名学者用了7年时间从故宫所藏档案中抄录了10万余件道光至宣统年间粮价报告，还整理出粮价表，他们的珍贵成果现藏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此次出版时，专家们从中抽取了各省4个月的全部数字，与故宫现存的宫中粮价单原档进行校验，结果其准确率极高。
《清代缙绅录集成》。缙绅录是清朝全国范围的职官名录，包括官制概况和官员姓名字号、出身、籍贯、俸银等资料，在清代很流行，吏部和民间都有刻印，据说是为了满足人们办事、找关系、谋官职等需求。目前数清华大学图书馆藏的缙绅录最为齐全，涵盖雍正到宣统八朝，230余种。清史工程从中精选了209种、900余册原貌影印。
（资料来源：《新民晚报》2010.06.01 版次:A-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