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在嘉庆、道光年以前，士大夫间的风气还算简静，但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腐败，达官权贵们的吃喝之风，也渐趋盛行起来。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曾以当年“长沙人之宴会”为例，说明这种奢靡情况的发展过程。书中载：嘉庆时期请客，“用四冰盘两碗，已称极腆（丰厚），惟婿嫁则用十碗蛏干（一种海贝制成的干菜）席”；道光时其，改为“海参席”，跟着又加上了“四小碗、果菜十二盘”，虽平常聚餐，也是如此；后又“改用鱼翅席，小碗八，盘十六”；咸丰时期，则已“有用燕窝席者”，花费较前更大；而从光绪初年起，设馔酬酢，益加频繁，特别是朝廷所在的京师，更为严重，这种朝朝酒酌，日日珍馐的生活，就边置身其间的个别显要人物，也感到难以应付。 

感到难以应付，据徐珂此书<京师宴会之八不堪>载，光绪末年，有翰林某，写了一篇婉辞宴会的启亊。略云：“供职以来，浮沉人海，历十余年，积八不堪”，接着历数讲究排场、大摆酒席、恣意饮啖的时弊。现举几条，以飨读者：这位翰林说，“现处忧患时代，祸在眉捷，宴会近于乐祸，宜谢者一”；“今日財政窘困，民穷无告。近岁百物昂贵，……小臣一年之俸，何足供寻常数餐之客，久必伤廉，宜谢者二”；京中衙署，有增无减，官员益多，“宴会之事，弥积弥繁，若欲处处周到”，实难实现。“且京中恶习”，午间请客，至暮不齐，“主人竟且衣冠，远客奔驰十里，炎夏严冬，尤以为苦，宜谢者三”。 

淸末的政局，内忧外患迭起；清末的官场，花天酒地成灾。所谓的“八不堪”，既然使这位翰林大人都惑到了“不湛”，对当时的老百姓说来，岂不更为“不堪”。大吃大喝之祸，其烈可知。 

（资料来源：《中国食品报》1987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