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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开埠通商思想简论
作者:刘天路 责编: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4-03-19  点击量: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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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陆续开放了许多可以与外国进行通商的城市,其中有的是根据不平等条约设立的约开口岸,有的是中国政府自行开放的自开商埠。一般来说,通商口岸和商埠的设立,是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们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和外贸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中国进入近代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使得晚清对开埠通商问题的认识,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中国之有进行对外贸易的商埠,并不始自鸦片战争。清初曾有过多口通商的局面,康熙实行海禁政策后,也还保留广州一口进行对外贸易。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开埠通商不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乾隆皇帝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名言代表了当时的普遍认识。清政府之所以开关通商,并不是要通过对外贸易来发展民族经济和增加国家财富,而主要是把它作为一种安抚外夷、应付西方对华扩张的手段。如嘉庆皇帝所说:“外洋来内地贸易,原因其格守藩服,用示怀柔,并非利其财货。”[1]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和相对独立的国际环境下,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对外贸易既没有十分的必要性,也没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开埠通商只能成为统治者的一种对外策略。

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闭关自守的时代。在英国侵略者的武力面前,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中国的对外贸易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具有近代意义的通商口岸在中国的产生,与民族的耻辱和国家主权的丧失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使得深受闭关时代传统思维束缚的中国人,在认识通商口岸这一事物时,又必须破除西方侵略引起的民族感情的制约。他们还不可能认识到开埠通商、发展对外贸易是在近代各民族生存竞争的历史条件下,增强自身政治经济实力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他们更不可能把西方列强利用通商口岸进行侵略扩张和通商口岸本身区别开来。很多人包括一些进步思想家在内,仍然幻想回到闭关时代。他们在激愤地揭露西方列强侵入对中国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同时,主张“封关禁海”以抵制西方。以“善经济之学”而著称的思想家包世臣就坚持“天朝无所不有”和“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须”的观点,主张“撤关绝市以激诸夷”,关闭通商口岸,停止一切对外贸易。[2]对开埠通商的这种态度,反映了鸦片战后一个时期内的社会思潮。

尽管通商口岸是在遭受侵略的情况下被追开放的,正确地认识它对于被侵略民族来说需要一个痛苦的过程,但作为发展国际贸易的近代事物,通商口岸的开设为刚刚睁开睡眼的中国人打开了一个认识世界和认识通商口岸本身的窗口。它以一个全新的参照启发了中国思想中注重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经世致用传统,造就了近代第一批能够顺应世界潮流、重新认识开埠通商的思想家。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命题而开近代思潮之先的魏源,批判了把西方商品视作“奇技淫巧”的传统成见,纠正了“天朝无所不有”、不必与外国通商贸易的自给自足思想,指出可以进口“棉布呢羽……铅铁硝布等有益中国之物”,“可以出口丝茶等外洋必需之货以交换外洋船舶火器而自修自强”。[3]鼓吹进行中外通商。尽管在鸦片战前国门密闭的情况下,就已经有个别有识之士主张发展正当的对外贸易,但魏源的这一主张,是在近代中西民族冲突的情况下,在了解西方研究西方后提出来的,它将民族意识引入中外通商,把发展对外贸易和争取民族自强联系了起来。这一点,启发了此后开埠通商思想的发展方向。

魏源的这一思想,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并未得到多少响应。这一时期的思想界还没有从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所造成的大震荡中恢复过来,对发展对外贸易的问题尚无暇顾及。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通商贸易在发展民族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魏源所阐发的发展对外贸易以与西方进行民族竞争的思想逐步演化成为社会思潮。羁旅香港并且游历过英伦的著名思想家王韬,较早地摆脱了“重农桑而抑末作”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商富即国富”,应该“恃商为国本”的主张[4]。继王韬之后,出现了一批重视发展商务的思想家,如郑观应、马建忠、薛福成等。他们或宣传“商握四民之纲”,或主张“以商立国”,或鼓吹“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重商的思想`这样一批思想家的出现,表明了时代对于“古者四民,商居其末”的传统观念和把从事商业视作“舍本逐末”的旧思想的抛弃,重视发展商务已经成为当时许多探索国家富强之路的中国人共同的认识。应该指出,这一时期思想家所强调的“商”,在许多情况下是包括手工业、工业在内的,不仅仅是商业,当然更不是指单纯的对外通商了。但是,重视工商业思想的提出,必然为主张发展对外贸易的思想创造环境。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强调商务的社会思潮中,晚清开埠通商的思想才开始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晚清先进社会思潮的发展,一般都发端于对西方近代社会的认识.开埠通商思想亦是如此。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许多注意考察西方富强之路以为中国借镜的中国人,很快便发觉到通商在西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郑观应认为“西人尚富强最重通商”[5],而那位被称为洋务高材生的钟天纬则说,“尝观泰西以商务立国,故以通商为国家之命脉,视彼此人民来往为天壤应有之义。设有一国闭关不许互市,即为犯天下之不题,不啻制他国于死命,不难群起而攻”[6],论证了对外通商对于西方国家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对西方 “通商富强”的认识出发,他们更进一步地阐述了国家间的通商贸易是互利互益、天经地义的事情:“利济天下,惠及群生者,商也。天下之才不能独锤于一国,天下之物不能尽产于一邦,故天地以无私覆无私载无私照之心,布人才物产于地球之东西南朔。而商者即以损有余补不足,公同好之意,收弥缝补救于环宇之海灌山佩。时至今日,律以圣人参赞之功,当以能通商为首。”[7]钟天纬更形象地说,“通商者犹比邻之互相借贷也,来往者犹里党之彼此周旋也”。[8]把通商比作邻里间的相互周济。他们还指出,“乃今有一国不禁本国之人来,偏禁他国之人往,此其所凭者不知何理也”。 [9]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对“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自给自足思想和闭关绝市主张的批判。

19世纪70年代后产生的重视通商的思想,也是对这一时期中国对外通商局面的反思。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强迫中国开埠通商,中国的对外贸易一方面丧失了关税主权,一方面还缺乏国内工商业的支持,因此在对外通商方面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时人普遍注意到中外通商的严峻形势,认为“与外人通商,无形之侵伐也,吃亏之处比割地岁币为尤甚”[10],指出造成中国财政危机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外通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先进思想家由于正确地认识到“今之天下,一通商之天下也[11]。因而反对那种不识时势、盲目要求关闭通商口岸停止中外贸易的保守思想,主张振兴商务、发展通商以扭转中国在对外贸易上的不利局面。他们指出,对于不利的外贸形势,“苟不力为整顿,将国日益困,民日益穷,江河日下,恐有不堪设想者。然风气既开,而欲闭关谢客,使泰西诸国返族改辕,其势不能。故今日而欲塞漏危,自挽利权立富强之基,不可不以振兴为要图也”。[12]从重商到重通商,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已经为更进一步地认识通商口岸的地位和作用开通了道路。

正是在要求振兴商务、重视中外通商思想己轻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社会思潮的情况下,思想界开始对通商口岸的作用进行了新的海.在这之前,中国的通商口岸都是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的。“自立约开通商之局,税课则自主失权,交涉则抵制失权,口岸租界则辖地治民均失权。黄白之种杂处,要挟之事日出呛[13],“自海禁开创千古未有之奇局,商埠盛贻中国无穷之漏危[14],通商口岸被看作对中国有百弊而无一利的事物。到七八十年代,一方面是重商思潮的兴起,一方面是商埠城市和中外贸易的发展,从而使人们能够对通商口岸产生更为全面的认识.郑观应在其著名的《盛世危言》中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观察通商口岸,他说,“观海道之飞轮,知中道河南、东道山东之必有衰落;观火车之渐通,知旱道必增巨埠.有识者故思捷足先得,亦惟多财者乃能力着先鞭也”,已经感受到开辟商埠促进通商的时代脉搏[15],而当时主持洋务活动的李鸿章在与英国谈判订立《烟台条约》时,更对通商口岸问题说出了在当时极为大胆的想法;“人第见添开口岸,……谓通商之患将无底止,不知中土门户早经洞开,即添数口,利害各半”,“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无论口岸非自我准添也,添十口与添一二口利害轻重适均。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16]应当指出,李鸿章这里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其外交的软弱辩护,但就其对通商口岸的认识来说,李鸿章已经突破了把中外贸易的不利局面归之于通商口岸的传统看法,初步看到了通商口岸对于经济发展的有利方面。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郑观应、李鸿章不可能正确认识到通商口岸在中国近代经济畸形发展中的双重作用,而且他们也还没有明确提出开辟商埠发展通商的思想。但是,他们的思想表明,鸦片战争以来把通商口岸视如猛虎的观念已经被打破,晚清开埠通商思想即将走向新的阶段。

明确的开辟商埠发展通商主张是作为早期维新思想的内容之一,在80年代开始形成的。著有《庸书》鼓吹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的陈炽在其《大兴商埠说》中论说了商埠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认为“今中国果确知受病所在,决计开物成务,通商而惠工,则此商埠者固中国五行百产之著英所出焉藏焉,交易流通,以与夭下万国之商民相见者也”。他还具体提出开埠的建议;“凡轮舟铁路电报所通之地及中国土产矿金工艺所萃之区,一律由官提款,购买民田,自辟市埠[17]。陈炽是晚清较早提出自开商埠发展对外通商的思想家。另一位身居香港,对通商贸易有更为深刻认识的思想家何启,也把“建立码头、创设舟车、多开口岸”看作是发展通商贸易的重要内容[18]。在陈炽看来,自开商埠可以抵制西方列强扩展租界的企图,“使皆由中国自辟商埠,则此疆彼界虽欲尺寸侵越而不能。今通商之地日益多,占地之谋日益甚,非自辟华市以清其限制,则官司隔膜无可稽查”。同时,他也认为,“大兴商埠,则商贾通而民不为病,厘捐撤而国不患民贫[19],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大有裨益。陈炽不仅较早提出了自开商埠的思想,而且他的开埠思想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晚清开埠通商思想的两个主要重心;一个是挽回利权,抵制侵略,一个是振兴商务,发展贸易。尽管陈炽的开埠通商思想在这两方面还只是简单的轮廓,没有展开进行论述,但它作为中日甲午战争后日益高涨的自开商埠思想的先声,确实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甲午战后自开商埠思想进一步发展,是严重的民族危机直接刺激的结果。列强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和租借地,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在抵制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思考中,自开商埠逐渐形成为一种阻止列强增开哪掉强占租借地的方法.“夫时至今日既不能闭关绝市,而各国藉端要挟又复日出不穷,然耐千万不得已之中而思一两全之计,惟有于江海要区自行辟作商埠”,以使“利权不至外溢,而于富强之道亦得焉矣”[20]。这种开埠通商以外争利权内促富强的思想自下而上逐渐为日益广泛的人们所接受.在这一过程中,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的思想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康有为先是在18983月上奏,“请尽开沿海口岸,以利益各国”,“布告万国,遍地通商[21],以抵制沙俄强租旅顺、大连的企图。紧接着,他又接连在代他人拟的奏折中继续发挥了这一思想,要求清政府“明降谕旨,准和约诸国一律通商,化边激为埠头,作贸易之公地”[22] 。康有为这一时期的开埠通商思想,带有明显的 “以夷制夷”色彩,与洋务派“投羊众虎”的外交思想一脉相承。其目的主要是利用列强“涎我商务,日求口岸”,相互竟争的局面,主动将沿海城市开为通商口岸,以起到使列强“互相牵制,则觊觎之潜消”的作用。这一主张当然不可能真正抵制列强的侵略扩张,但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仍然不失为较为现实可行的策略。

康有为不仅是当时领袖群伦的思想家,也是清朝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因此,他有关自开商埠以抵制侵略的思想,影响了一大批包括清朝高级官员在内的各阶层人士,直接推动了自开商埠由思想向实践的发展。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十年间,许多从事外交、通商等洋务活动的清政府官员都提出了开埠的建议和主张,并且得到清政府的支持。1898年春,大约与康有为向清政府提出自开商埠主张差不多同时,总理衙门上奏,首先援引西方情形,“泰西各国首重商务,不惜广开通国口岸,任令各国通商。设关榷税,以收足国足民之效”,接着指出商埠对国家财政的重要作用,最后要求“添设通商口岸,藉裨饷源[23]。紧接着,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认为“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凯靓,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命令“沿江沿边各将军督抚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在“形势扼要,商贾辐揍之区’,“推广口岸,展拓商埠[24]。至此,应该说,自开商埠的主张已经由一种经济思想发展成为清政府的政策了。

尽管戊戌政变后,自开商埠稍有沉寂,但进入20世纪后不久,在中外商约谈判中,商约大臣吕海寰条奏外务部,要求“广辟商场”,再次得到清政府支持,指示“应由各省督抚详细查勘,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荟萃、可以自开口岸之处,随时奏明办理[25]。自此以后,自开商埠的思想得到较大规模的实践。

自开商埠的思想之所以在清末为清政府接受,成为一项国家政策,除通商日久,风气大开,开埠通商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以外,也是当时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情况下,抵制侵略、挽回利权的爱国思想高涨的结果。当时自开商埠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开埠来阻止西方国家通过约开口岸扩大侵略利益。清朝官员和清政府主张开埠的原因,也在于此。光绪皇帝1898年有关开埠的上谕中,就曾经明确指出,各省自开口岸“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26]。20世纪初年在中外商约谈判中自开的商埠,都具有保守主权,抵制外侵的意义。清外务部和商部1905年所称“开埠通商,固属中外交获其利,尤贵由我自握其权。……以期振兴商务而保主权” [27],代表了当时自开商埠的指导思想。山东济南、潍县、周村和云南昆明等“各省开埠,大意在自保利权[28]。曾有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评论说:“自开商埠实我国外交史上一件重要事件,我国自中日战后,外国人对我之侵略,愈形露骨,……遂有利权拥护爱国运动之发生,此种自开商埠即为此时代之一种产物。”[29]这段话正确地分析了自开商埠思想发展成为实践的时代背景。

从鸦片战争时期人们对于通商口岸谈虎色变的恐惧和仇视,到20世纪初年广开商埠,晚清开埠通商思想的发展反映了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也体出了近代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所面临的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独特性。由于近代中国是在西方武力逼迫下开放的,伴随对外开放而来的是国家主权的夹失和利益的外流,因此,近代的对外开放不仅要摆脱传统的自给自足农业经济所造就的闭关锁国观念的束缚,还要努力化除由民族义愤而产生的排外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在近代条件下,在力争充分利用外部环境,实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来促进中国经济进步的同时,如何做到维护主权挽回利源并进而力争民族的独立发展,确实是近代中国的时代课题。这也就是晚清开埠思想的发展所留给我们思考的历史借镜。

注释

[1]《粤海关志》,卷26

[2]包世臣;《齐民四术》,卷10.L《李文忠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页2727

[3]魏源:《海国图志》卷2;《圣武记》,卷10

[4]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10;《弢园尺牍》,卷9

[5][10][15]《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页607592623

[6][8][9]钟夭纬;《据公法以立国论》,载《皇朝经世文三编》,台北文海出版社,页629.

[7]何启;《中国宜改革新政论议》,载《皇朝经世文新编》,台北文海出版社,页133

[11]《救商十论》,载《皇朝经世文三编》,467

[12]许廷铨:《通商八策》,载《皇朝经世文三编》,页477

[13]张寿波:《欧亚气运转机论》,载《皇朝经世文三编》,页472

[14]《整倾铁政纺织利不外滋策》,载《皇朝经世文三编》,页484

[16]《李文忠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27272729

[17][19]陈炽:《大兴商埠说》,载《皇朝经世文三编》,686

[18]《皇朝经世文新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48

[20]《皇朝新政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2568

[21]《戊戌变法》第4,神州国光社,141

[22]《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321323

[23] [24] [26] [27]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中华书局,4062415841585378

[25]《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三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42

[28]北洋洋务局纂:《乙巳年交涉要览》,台北文海出版社,464

[29]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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