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论文通过发掘传世文献以及新发现的史料，尝试考察并复原了长期湮没无闻的清末浙江平湖乍浦出身的文人沈筠（沈浪仙1802—1862）的事迹。指出：无论从沈筠所编著的有关日本著作的数量以及涉猎的范围来看，还是从他研究日本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沈筠都当之无愧堪称清末中国研究日本的先驱者之一。

 

关键词：浙江乍浦 沈筠（沈浪仙） 日本汉诗 山田梅村 河野铁兜

 

一、引言

 

十九世纪中叶曾经在日本知识界广为人知的清末浙江平湖乍浦出身的文人沈筠（沈浪仙，1802—1862），在当代日本和中国，甚至在其家乡浙江的知名度却都并不太高。究其原因，恐怕主要与沈筠的著述大部分失传，因而被人们遗忘有关。而实际上，正如拙稿后文所述，沈筠乃是清末最早系统研究日本尤其是日本汉诗的一位中国文人。沈筠有关日本的研究以及对日本汉诗的调查、收集、整理与编纂工作主要都集中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前，较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著名文人俞樾编选《东瀛诗选》（光绪九年，1883）要早二十多年，堪称清末中国研究日本的先驱者之一，是中日交流史上一位不应该忘却的人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关西大学大庭脩教授在研究江户时代中国典籍东传日本问题时，首次注意到了沈筠的存在，并以道光二十六年（1846）四月刊行的沈筠编《乍浦集咏》当年之内便被唐船运至长崎为例，探讨了中国典籍输入日本的方式方法以及对日本社会的影响①。其后九十年代初大庭先生访问浙江时，又将日本收藏的《乍浦集咏》十六卷共计四册的复印本捐赠给了浙江省平湖市②，沈筠也因此引起了人们一定的注意。但长期以来，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的学术界，由于史料欠缺，有关沈筠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其有关日本研究的情况并不为人们所知，也没有出现相关研究。直到近年，随着明治大学德田武教授、九州国际大学附属高等学校的龟田一邦氏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沈筠与高松以及长崎的日本汉诗人的交流研究的展开③，有关沈筠的研究才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起色，但关于其全貌仍然有一些方面不清楚，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2012年秋天，笔者在考察幕末日本播磨地区汉学者与中国文人的交游关系时，在江户时代林田藩校敬业馆讲堂偶然发现了一件有关沈筠的新史料④。以此为契机，笔者综合现存其他史料以及相关先行研究，尝试着对沈筠其人其事，尤其是沈氏的日本研究进行考察梳理，拙稿即为其初步的成果之一，敬请各位贤达批评指正。

 

二、沈筠其人其事

 

有关沈筠生平最完整的记载见于光绪十二年（1886）刊行的《平湖县志》（清彭润章修，叶廉锷篡。以下简称《光绪平湖县志》⑤，该书卷十七〈人物·列传〉三〈文苑〉〈沈筠〉条云：

 

沈筠，字实甫，号浪仙。食贫励节，少嗜学，以母教。遂研索古籍，自六经三传、庄屈马班而下，莫不渔猎菁英，以发抒其文藻。晚岁敦重名教，凡忠义节烈之事及耆旧诗文殚心采辑，今赖以存者皆筠表扬之力也。著有《乳水流芳录》一卷、《瑶池冰雪编》一卷、《壬寅乍浦殉难录》一卷、《龙湫嗣音集》十二卷、《守经堂诗集》十六卷，俱刊行于世。《蜻蛉州外史》十二卷、《日本纪略》一卷、《海上文徵》八卷、《沧海珠编》二十四卷、《守经堂困学录》八卷未梓。[1]59（引文的断句标点以及重点线均系引用者所加，以下同此，不再另作说明。——石注）

 

同书（《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十三〈经籍〉条里列举了沈筠的著述之后[1]69，还提到了沈筠母亲的著述，其中也谈到了沈筠父母的情况，曰：

 

《先得月楼遗诗》，朱兰。木鸡老人序。刊本。沈晋儒室，筠母。乍浦通志作《绣余漫咏》。[1]72

 

由此可知沈筠的父亲叫沈晋儒，母亲叫朱兰。母亲朱兰同时也是一位诗人，有诗集《先得月楼遗诗》（又名《绣余漫咏》）行世。

 

此外，沈筠《守经堂诗集》⑥卷首收录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时任乍浦海防同知的龙光甸（1792—1849）的序文云：

 

实甫生六月而孤，十四岁复失恃，赖大母抚育成人，食贫居贱，笔耕以自给，卒能发愤读书，争雄一代，所著守经堂诗几百万言[2]龙光甸序。

 

同书收录的晚清著名书法家杨岘（1819—1896）的序里还谈到了沈筠的形貌特点等情况，曰：

 

浪仙骨立瘦削，与人言呐呐然不能出于口，而独工诗，日必数篇[2]杨岘序。

 

根据上述几条史料，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沈筠的肖像：沈筠字叫实甫，号曰浪仙，出身于浙江省平湖县乍浦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庭。其父亲沈晋儒早逝，沈筠在同为诗人的母亲朱兰的培养教育下，刻苦钻研，博览群书。瘦削文弱的沈筠虽然拙于口头表达，却十分擅长作诗著文，拥有数百万字的著述。

 

然而除此之外，上述《光绪平湖县志》等史籍里并没有谈到更多有关沈筠的其他情况，甚至关于其生卒年也都没有涉及。根据现存《守经堂诗集》十卷本里收录的沈筠诗作，我们可以推断其当生于嘉庆七年（1802）⑦，但沈筠究竟何时去世，史籍里却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守经堂诗集》卷末收录的沈筠之子沈炜的跋文里只是说：

 

岁辛酉乍浦遭赭寇之祸，避地漾村，以未刻藁寄张君梦龙，懼不存也。后相值于沔溪，因持还。是年冬，寇至南汇，掠沔溪，而全稿沦为燹劫。是以抱憾而殁。痛哉[2]沈炜跋文!

 

这条资料里提到的“岁辛酉乍浦遭赭寇之祸”即指“辛酉”即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军进攻乍浦之事，“赭寇”乃当时清廷以及文人之间对于太平军的蔑称。是年三月太平天国陈炳文部进攻并占领了乍浦。沈筠先是避难于地漾村，后来又到南汇县的“沔溪”即横沔镇避难，而当年冬天太平军又打到了南汇，沈筠的书稿全部毁于战火。沈筠也因而“抱憾而殁”。但这条记载并没有明确交代沈筠去世的具体时间。

 

所幸在日本方面的文献中，有一条资料提到了沈筠去世的具体情况。后文还将提到，日本江户时代末期高松的汉诗人山田梅村曾将自己的诗集《吾爱吾庐诗》送呈沈筠题辞点评，沈筠于“戊申夏午”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对山田梅村的《吾爱吾庐诗》第一稿（卷一、卷二）进行了全面的点评，并且为其题辞题诗⑧。其后，山田梅村的《吾爱吾庐诗》第二稿（卷三、卷四）、第三稿（卷五、卷六）刊行时，山田梅村也都请中国文人题辞或点评。在其第二稿的题辞中收有平湖出身的文人王峻明（字克三）的题辞。王克三在题辞的最后写道：

 

友人沈浪仙因避乱至申江，去年秋间病故。一生著作尽付兵燹，深为叹惜。特此附闻。癸亥七月[3]第二稿

 

落款处的“癸亥”即同治二年（1863年）。文中所说的“去年”即癸亥（同治二年，1863年）的前一年1862年。由此可以明确地知道，沈筠于1862年秋天病故于“申江”即上海。结合前引史料，更具体一点来说，1862年秋天沈筠病故于今天上海浦东新区的横沔镇。而且沈筠毕生的著述在去世之前也都“尽付兵燹”即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之中。

 

关于沈筠（沈浪仙）的著述大部分毁于太平天国战乱这一点，还有不少史料也可以应证。譬如《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十三〈经籍〉的〈集部·别集类〉里提到沈筠的《守经堂诗集》时说：

 

《守经堂诗集》，沈筠。乍川沈氏藏。初、二集各十六卷。初集已刻。黄金台云：感事伤时之作，层见叠出，可称诗史。余则或似山谷或似铁崖。闻手自编定而未经授梓者尚有八十卷。诗之菁华毕萃于此。避乱横沔时，贼至被毁。今已刊稿亦仅存四卷，惜哉[1]69。

 

此外，同书卷二十三〈经籍〉的〈史部·地志类〉亦云：

 

《蜻蜓洲外史》十六卷，沈筠，黄金台序，未刊。据日本音博士源朝苗所辑国史而删润之。起周惠王十七年，至明神宗十六年止。咸丰辛酉乍城陷，稿失其半[1]33。

 

史料中提到的“咸丰辛酉”即咸丰十一年（1861）。沈筠的著述，主要是尚未刊行的著述大部分毁于这次战火，包括《蜻蜓洲外史》亦“稿失其半”。

 

那么，沈筠的著述究竟有多少呢?上引沈筠传里提及的有十种，此外《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十三〈经籍〉条以及1926年出版《民国平湖县续志》卷十一〈经籍〉条里还可以见到八种，两者加起来共计十八种。有人认为这就是沈筠的全部著书⑨，然而其实这些并不能反映其著述的全貌。现存光绪九年刊十卷本《守经堂诗集》卷末收录的沈筠晚年在经历辛酉（1861年）兵燹之后编写的《守经堂自著书目》云：

 

筠学不加脩，妄儗论撰，每岁数种，积久益繁。友人蒋楚亭赠楹贴句云：著书四十余种，编诗千二百家。誉虽虚誉，事原实事也。辛壬之际，兵燹叠遭，煎乾心血，天之扼我，痛何可言。检点烬余，尚思补缀，自忘其老，任笑为驹[2]书目。

 

沈筠在这里提到自己“著书四十余种，编诗千二百家”，具体而言，其中包括“辛酉三月遭毁者二十四种”⑩、“刻本化劫灰者十四种”（11）、“行筴所存者十七种”（12）、“刻本存者二种”（13）（以上均见上引《守经堂自著书目》）。由此可以知道，沈筠的著述高达四十多种，倘若再加上各种未刊稿本，共计有五十七种之多。

 

而且，就各种著述的卷数而言，上引沈筠传里提到“《守经堂诗集》十六卷”，而前引《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十三〈经籍〉的〈集部·别集类〉里则又说：“《守经堂诗集》，沈筠。乍川沈氏藏。初、二集各十六卷。初集已刻……闻手自编定而未经授梓者尚有八十卷……”[1]69。可见沈筠传里提到的《守经堂诗集》十六卷只是指初集而言。倘若再加上二集十六卷以及已经编定而尚未刊行的八十卷，仅仅《守经堂诗集》一种著作就高达一百一十二卷之巨，沈筠著述之多、份量之大可见一斑。

 

三、沈筠的日本史地研究与日本汉诗的收集整理编纂事业

 

上节简略地考察了沈筠的生平概况，由此可知，沈筠乃是道光咸丰时期活跃于浙江平湖乍浦的一位著作等身的文人。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咸丰辛酉乍城陷，稿失其半”[1]33、“寇至南汇，掠沔溪，而全稿沦为燹劫”[2]沈炜跋文，加之其后的各种社会动乱等，沈筠的著述留传至今的仅有一两种诗集，其他著作都已经失传（14）。但是通过传存下来的著述书名，我们仍然可以略窥沈筠治学的方向以及大致范围。从上述著述来看，沈筠的著述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诗集（包括沈氏个人诗集、沈氏主编的诗文集）；其二是乍浦地方史志；其三是有关日本的著述。关于前两个方面，在此不拟讨论。笔者特别要提出来的是第三点，即沈筠有关日本的著述。综合现存记载提到的书名来看，沈氏有关日本的著述至少有以下几种：

 

1.《蜻蛉州外史》十二卷（《守经堂自著书目》、《光绪平湖县志》沈筠传）、《蜻蜓洲外史》十六卷（《光绪平湖县志》〈经籍〉史部·地志类）

 

2.《日本纪略》一卷（《守经堂自著书目》《光绪平湖县志》沈筠传）

 

3.《海上文徵》八卷（《守经堂自著书目》《光绪平湖县志》沈筠传）

 

4.《海上丛潭》八卷（《守经堂自著书目》）、《海上丛谈》（山田梅村《吾爱吾庐诗》第二稿卷四《沈浪仙辑诗图赋应其嘱》）

 

5.《沧海珠编》二十四卷（《守经堂自著书目》《光绪平湖县志》沈筠传）、《沧海珠编》二十卷（《光绪平湖县志》〈经籍〉集部·总集类）

 

6.《沧海珠编续编》八卷（《守经堂自著书目》）

 

7.《东国诗录》四卷（《守经堂自著书目》）

 

8.《大东诗录》（山田梅村《吾爱吾庐诗》第二稿卷三《酬沈浪仙见寄》、卷四《沈浪仙辑诗图赋应其嘱》）

 

在上述几种有关日本的著述中，《蜻蛉州外史》十二卷（《光绪平湖县志》〈经籍〉史部·地志类作《蜻蜓洲外史》十六卷）、《日本纪略》一卷当是沈筠有关日本历史、地理、风土的著作，众所周知“蜻蛉州”亦称“蜻蜓洲”“秋津洲”，日语读作“あきつしま”，乃大和国以及日本的异称之一，《蜻蛉州外史》（《蜻蜓洲外史》）亦即《日本外史》之意。而《海上文徵》八卷、《海上丛潭》八卷、《沧海珠编》二十四卷和《续编》八卷、以及《东国诗录》四卷、《大东诗录》则显然是沈筠收集编篡日本汉诗的成果。

 

遗憾的是，沈筠这些有关日本的著述今天都已不复存在，我们只能通过书名以及其他史料来推测其大概内容。

 

（一）有关日本历史地理的介绍与研究

 

从书名来看，《日本纪略》无疑应当属于介绍日本概况的书籍；而关于《蜻蜓洲外史》十六卷（《守经堂自著书目》以及《光绪平湖县志·沈筠传》作十二卷）的内容，《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十三〈经籍〉之〈史部·地志类〉中明确指出：

 

据日本音博士源朝苗所辑国史而删润之。起周惠王十七年，至明神宗十六年止[1]33。

 

也就是说沈筠的《蜻蜓洲外史》乃是在日本刊行的国史著作的基础上加以删节、润色而成。这条记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沈筠《蜻蜓洲外史》内容的线索，只要确定沈筠究竟参照了哪部日本史籍，反过来也就可以知道《蜻蜓洲外史》的大致内容。关于这本由“日本音博士源朝苗”编篡的国史究竟何指?龟田一邦氏推测该书可能是指江户后期著名学者赖山阳（1781—1832）的《日本政记》（15）。笔者对此不敢苟同，窃以为此书当指岩垣松苗（1774—1849）的《国史略》。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刊行于日本文政九年（清道光六年，1826）的岩垣松苗的《国史略》不仅与沈筠关注并研究日本的时期重合，而且该书从初版到其后的重刊本大都传到了中国（16），沈筠完全有可能看到此书。

 

其次，岩垣松苗著述的自署与上述《光绪平湖县志》的记载一致。众所周知，岩垣松苗字东园，日本安永三年（1774）生于京都，嘉永二年（1849）去世。其代表作除了《国史略》五卷以外，还标注过元代曾先之编、明代陈殷注《十八史略》，并著有汉诗集《闻虫杂咏百首》等，乃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十分活跃的一位儒者、历史学者。岩垣松苗不仅承袭了其祖上曾担任过的京都朝廷中务省大舍人寮（负责宫廷杂务）的次官“大舍人助”、式部省大学寮负责教授儒学经典发音的“音博士”的职务，而且也继承了表示其家族地位的“源朝臣”称号（17），因而其著述的署名，譬如岩垣松苗在其《国史略》的卷首署：“从五位下行大舍人助音博士源朝臣松苗编次”[4]1；天保九年（1838）他在为《十八史略》所作的序文落款也署作：“从五位上行大舍人助摄音博士源朝臣松苗撰于平安东洞遵古堂”。换言之，“音博士源朝臣松苗”即岩垣松苗。

 

此外，从岩垣松苗《国史略》的内容来看，该书仿《十八史略》的体例，以汉文编年体撰述。全书分为五卷，卷一内容记载自日本神代至第41代持统天皇；卷二自42代文武天皇至第65代花山天皇；卷三自66代一条天皇至85代仲恭天皇；卷四自86代后堀河天皇至105代后奈良天皇；卷五记载自106代正亲町天皇至107代后阳成天皇朝之事。其起止时间则是开始于日本纪元神武纪元元年（公元660年），下限到后阳成天皇的天正十六年（公元1588年）后阳成天皇行幸聚乐第为止[4]。而前面提到沈筠的《蜻蜓洲外史》内容的时代为“起周惠王十七年，至明神宗十六年止”。众所周知，中国的“周惠王十七年”即相当于公元前660年，而“明神宗十六年”又恰好是公元1588年。换言之，岩垣松苗《国史略》和沈筠《蜻蜓洲外史》两书的起止时间完全吻合（18）。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沈筠的《蜻蜓洲外史》当是参考了岩垣松苗以汉文撰述的编年体史书《国史略》，将其加以润色、改写而成。换言之，沈筠《蜻蜓洲外史》乃是岩垣松苗《国史略》的删节本或者改写本。《光绪平湖县志》卷二十三〈经籍〉之〈史部·地志类〉之所谓《蜻蜓洲外史》是“据日本音博士源朝苗所辑国史而删润之”云云，显然是“日本音博士源朝臣松苗所辑国史而删润之”之误，属于笔误或刊刻排版时的技术性错误。

 

要言之，尽管沈筠的《蜻蜓洲外史》已经不存于世，我们则可以通过岩垣松苗《国史略》一书来尝试复原沈筠是书的基本内容。关于这一方面，笔者将作为今后的课题，另行讨论。

 

（二）有关日本汉诗的收集整理

 

沈筠除了对日本历史、地理、风土进行介绍研究之外，他耗费精力最大的方面应该说是对于日本汉诗的收集、整理以及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在前述《海上文徵》八卷、《海上丛潭》（《海上丛谈》）八卷、《沧海珠编》二十四卷和《续编》八卷、《东国诗录》四卷、《大东诗录》之中。笔者之所以认为上述书籍是沈筠编纂的日本汉诗集，其主要根据如下：

 

其一，日本汉诗人的作品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前文提到，日本高松的汉诗人山田梅村曾请沈筠点评自己的诗集《吾爱吾庐诗》，因而与沈筠有很多交往（19）。山田梅村在与沈筠的酬唱过程中，曾多次提到沈筠编纂日本汉诗集之事。例如山田梅村《沈浪仙辑诗图赋应其嘱》[3]第二稿卷四一诗云：

 

君是博雅士，奇书富缥缃。文墨交四海，风骚叠千章。一编乍浦集，新著传东方。洛纸顿添价，万里姓名芳。品评权量适，笔削心手忙。剖蚌珠落掌，凿石玉盈囊。采择妆葑菲，搜索及扶桑[3]第二稿卷四。

 

山田梅村在这里赞叹沈筠“文墨交四海”“新著传东方”，在日本也有很大的名声，感慨沈筠对于日本汉诗人的作品“品评权量适，笔削心手忙”，而且还谈到了沈筠积极搜集日本汉诗的情况，说其“剖蚌珠落掌，凿石玉盈囊。采择妆葑菲，搜索及扶桑”，并在诗文的夹注里明确提到其书名曰：

 

《乍浦集咏》载我邦人诗，又有《沧海珠编》《大东诗录》《海上丛谈》之著[3]第二稿卷四。

 

此外，山田梅村在另一首诗《酬沈浪仙见寄》[3]第二稿卷三中转引沈筠之诗“锦轴遥传自大东，七千里外姓名通。照情两地悬天镜，飞梦双桥驾彩虹。仙螙化来书脱障，渴龙跃处笔摩空。怜君锺得扶桑秀，秋实春华冠国风。”后，下面接着写道：

 

自注云：时辑《大东诗录》，君诗为冠[3]第二稿卷三。

 

意即在沈筠编篡的《大东诗录》中，以山田梅村之诗为冠。上述记载都表明，《沧海珠编》《大东诗录》《海上丛谈》显然都是沈筠有关日本汉诗的著述。沈筠似乎很喜欢将日本汉诗比作珍珠，笔者新近发现的沈筠写给幕末播磨地区的汉诗人河野铁兜等人的长诗中就多次提到这一点（20）。由此推测《沧海珠编》的正续编当是日本汉诗总集一类的作品。至于《大东诗录》或是日本汉诗的选本，《海上丛谈》也许是有关日本掌故的笔记。笔者推测，上述两书分别与《守经堂自著书目》提到的《东国诗录》四卷、《海上丛潭》八卷很可能是同一书。

 

其二，现存史料表明，沈筠对于日本汉学、日本汉诗曾进行过相当深入的考察及研究。

 

关于这一方面，从沈筠的著述中便可以略窥一斑。

 

首先，现存沈筠《守经堂诗集》十卷本中就保留了一些有关日本的作品。笔者在《守经堂诗集》之中，至少发现下列作品是直接谈论日本或与日本有关联：

 

1.《海上四愁诗》（《守经堂诗集》卷一收录）

 

2.《海中神山歌》（《守经堂诗集》卷二收录）

 

3.《倭刀歌为林稼轩表弟熙作》（《守经堂诗集》卷三收录）

 

4.《论日本诗》（《守经堂诗集》卷六收录）

 

5.《刘心葭丈砚北吟巢诗题辞》（《守经堂诗集》卷十收录）

 

在上述作品中，第4条的《论日本诗》（《守经堂诗集》卷六收录）特别值得注目。在《论日本诗》中，沈筠赋诗十四首谈论日本汉诗，并参考江户时代著名汉学者服部元乔（服部南郭，1683—1759）的《大东世语》（21）的记述，对每首诗加以解说文字，分别就嵯峨隐君子源清、小野篁、都良香、宗冈秋津、菅原文时、大江匡房、小野道风、藤原道长、藤原通宪、藤原为时、以及村上天皇、一条天皇、白河天皇等多名奈良·平安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日本汉诗人的作品以及生平、轶事、掌故等进行了介绍（22）。在此试举二例，譬如《论日本诗》中谈到日本平安时代前期政治家、当时最著名的汉诗人小野篁（802-853）时，沈筠写道：

 

海外才人说野篁，香山驰慕见词章。尹邢比美天心妒，未趁长风一聘唐。

 

白傅望楼诗为野篁作也。野篁幼随父岑守客游，归京。性好弓马，不事学业。后渐悔，志学。十三试文章及第，官至参议。宏仁君时遣使聘唐，诏野篁为副，而与大使有违言，遂罢不发，中外以为憾[2]卷六第二首。

 

上文中的“野篁”即小野篁的中国风的名字。小野篁精通汉诗文，其名声甚至远播中国，据说连白居易也知晓其名[5]1-2。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五年（838），已经被任名为遣唐副使的小野篁因为不满大使藤原常嗣的独断专行而拒绝赴唐之事，更作为遣唐使最有名的轶事之一，广为人知。沈筠在这里以七言诗以及诗注的形式，简洁地介绍了小野篁的生平以及掌故。上述记述中除了对小野篁的遣使聘唐的时期有误记以外，其他都与史实基本吻合（23）。又如《论日本诗》谈到平安时代中期政治家、文人菅原文时（899-981）的文采时说：

 

莺啭宫墙散晓阴，荣光湛露许赓吟。园花御柳徒夸艳，不若灯残竹里音。

 

天历君常召文臣菅文时等论文，君以诗自负，胜于文时。曾题宫莺啭晓光，君臣同赋。君作先成，云：“露浓缓语园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阴”，以为压卷。及文时作云：“西楼月落花间曲，中殿灯残竹里音”。君怅然谓不可及[2]卷六第六首。

 

上文中的“天历君”指村上天皇（946-967在位），“天历”是村上天皇的第一个年号；“菅文时”即菅原文时。菅原文时系被后世誉为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之孙，精通汉诗文，因其官至三品，通常亦被称为菅三品。上述注释部分的主要内容仍来自于服部南郭的《大东世语》，由上述两个例子，充分反映了沈筠对于日本史事尤其是日本汉文学的关注。

 

其次，除了现存沈筠的著作以外，有关沈筠的新史料也可以证明，沈筠对于日本汉诗汉文学的密切关注以及深刻的造诣。

 

笔者2012年秋天在江户时代的林田藩的藩校讲堂“敬业馆”旧址讲演时，顺便调查了该馆收藏的的一扇六曲屏风，发现该屏风虽然是敬业馆教授河野铁兜（1825—1867）所书，其内容却是沈筠写给河野铁兜等人的一首长诗。可能由于屏风的书体是行草，比较难以辨识，加之林田藩藩校“敬业馆”的位置相对偏僻，迄今为止多年来既无介绍，也没有人对该屏风的内容进行过研究。鉴此，笔者遂将屏风的六扇内容逐一拍摄下来，命名为《姬路市林田敬业馆河野铁兜笔行草六曲屏风》，并对其内容、性质、年代等进行了解读和研究（24）。

 

根据笔者的初步考察，沈筠这首长诗当作于咸丰五年（1855），乃是沈筠写给日本汉学者落合双石（1785—1868）、广赖淡窗（1782—1856）、刘石秋（1796—1869）、河野铁兜（1825—1867）诸人的一封公开诗文。这首长诗不仅不见于包括沈筠《守经堂诗集》在内的任何书籍收录，也未见到任何著录。在这首由五十六句构成的长诗之中，沈筠除了抒发自己与日本汉学者的交谊之外，还重点谈论了日本汉学的发展变迁。譬如他在谈到自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中期的各个阶段日本汉学之特点时指出：

 

海东诸国论吟事，朝鲜以外唯瑞穗。翰墨能通异域情，遭逢欣值同文世界。忆昔室町当国时，风雅未振崇禅缁。江都继霸开文运，气含蔬笋调侏离。正德群公龙骥踊，亨保诸家起接踵。古轨尊敬从汉魏趋，瓣香敬向三唐奉。[6]3-4

 

众所周知，上文中的“瑞穗”是日本的美称。沈筠在强调了中日诗文翰墨相同之后，谈到了日本室町时代，因为“风雅未振”而举世尊崇禅宗僧侣的诗作；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幕府以后，文运大开，然而却依然处在“气含蔬笋调侏离”的状态。这里的“气含蔬笋”原本是中国士大夫讽刺僧侣所作诗文含有酸气之语，宋代苏轼在诗文中就曾使用过（25）；而“侏离”则最初是指中国以西民族的音乐（26），后来转而代指难解之语之意。在这里显然都被沈筠用于评价江户时代初期日本汉学界的状况。接着下文的“正德”（1711—1715）、“亨保”（1716—1735）则都是江户时代的年号，这一时期正是以荻生徂徕（1666—1728）、太宰春台（1680—1747）、服部南郭（1683—1759）等力主回归汉魏、隋唐的古文辞学派在日本汉学界最活跃的时期。即沈筠在这里所说的“正德群公”“亨保诸家”。

 

由上述事例可见，沈筠显然对于日本汉诗以及汉学界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笔者在其他论文中曾考察过沈筠这首长诗的写作年代，推断沈筠此诗当作于咸丰五年（1855）[6]13-14；此外，尽管我们目前尚不能完全断定前述沈筠《守经堂诗集》的《论日本诗》等作品的具体写作年代，但若从沈筠的生卒年（1802—1862）、以及其最后病逝于避难之地上海等因素来综合加以考量，应该说沈筠的上述《论日本诗》等作品恐怕也主要完成于十九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即道光中期前后至咸丰时期。沈筠就对于日本具有如此强烈的关注及研究，这在十九世纪中期前后的中国文人当中无疑属于凤毛麟角的现象，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四、结语

 

以上粗略地爬梳了沈筠的主要事迹，尽管沈筠长期湮没无闻，其著述也多已失传。但无论从沈筠所编著的有关日本著作的数量以及涉猎的范围来看，还是从他研究日本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沈筠都当之无愧堪称清末中国研究日本的先驱者之一。

 

通过本论文涉及的服部南郭《大东世语》和岩垣松苗《国史略》两种日本书籍，加之迄今有关沈筠与山田梅村、沈筠与大友远霞、福地苟庵、山本淡斋的相关研究（27），以及新发现史料中反映出来的沈筠与落合双石、广赖淡窗、刘石秋、河野铁兜等汉学者的交往事实（28），我们不难推测，沈筠在其研究日本、编辑日本汉诗集的过程中，很可能广泛地参阅了同时代日本文人的著作，并与众多的幕末日本汉学者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关系。沈筠的日本研究之所以能够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这方面的因素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可忽视。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这一方面笔者拟另为文论之。

 

（附记：笔者在撰写本论文过程中，承畏友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院长王宝平教授赐寄《守经堂诗集》复印件，特致以衷心的谢意。）

 

作者简介：石晓军，男，日本姬路独协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日交流史研究。

 

注释：

 

①参见大庭脩：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研究叢刊1《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関西大学出版部1967年版，第197-199页。其后，大庭先生在其他研究著作里也谈到了这一问题，参见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同朋舎1984年版，第391-394页；《漂着船物語―江戸時代の日中交流》，岩波書店2001年版，第218-226页。

 

②参见大庭脩：《『乍浦集詠』乍浦に還る》，原载《東方》第130号，東方書店，1992年1月。后收入大庭脩：《昭和元年生まれ達》，同朋舎1997年版，第203-207页。

 

③参见德田武：《山田梅村と沈筠賀鏡湖王克三》，载《近世日中文人交流史の研究》，研文出版2004年版，第374-403页；龟田一邦：《沈浪仙の和詩収集と長崎文人―福地苟庵『蕉稿』とその周辺》，载《幕末防長儒医の研究》，知泉書館2006年版，第301-333页。

 

④关于这件新史料的具体情况，可参见石暁軍：《河野鉄兜と沈浪仙（沈筠）の交遊に関する新史料―『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風』考》，载《姫路獨協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26号，2013年3月。

 

⑤光绪十二年（1886）刊行的《平湖县志》目前比较容易见到的有两个影印本。一是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之《华中地方》第189号收录的影印本；二是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3年联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之《浙江府县志辑》20收录的影印本。

 

⑥沈筠《守经堂诗集》十卷，光绪九年（1883）重刊本。《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有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该光绪九年刊本。参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79种（第6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⑦关于沈筠的生年，沈筠《守经堂诗集》卷六收录的《戊戌岁除杂诗》中有“蹉跎复蹉跎，明年三十八”的诗句。诗题里提到的“戊戌”即道光十八年（1838），如果说“明年”（次年）沈筠三十八岁，则据此可以推断出沈筠当生于嘉庆七年（1802）。

 

⑧参照小田园主人（山田梅村）：《吾爱吾庐诗》第一稿（卷一、卷二）收录沈筠的点评文字，沈筠的题诗题辞见同书1-4页。庆应丙寅（1866）小田园刻本，江都文苑阁发兑。

 

⑨参见龟田一邦：《沈浪仙の和詩収集と長崎文人―福地苟庵『蕉稿』とその周辺》，《幕末防長儒医の研究》，知泉書館2006年版，第301-333页。

 

⑩“辛酉三月遭毁者二十四种：《海上文征》八卷、《海上丛潭》八卷、《建文君臣易名录》一卷、《唾痕》二卷、《雪泥集》四卷、《心言》（共五集十二卷，录同人赠和之作）、《守经堂困学录》八卷、《集腋》二卷、《海粟编》四卷、《冈浦采珍》（八本不分卷）、《戛玉集》（二本不分卷）、《纸情集》（皆人事酬应之作，四本不分卷）、《戎幕捉刀》（代官场四六尺牍一本）、《失巢禽语》二卷（纪庚戌售老屋事）、《织烟林屋诗余》一本、《作嫁偶存》（代庆挽联额一本）、《说梦》二卷、《贤博集》（十卷皆庾词）、《千金寿词源》一卷、《书缘》一卷（四十年中借读之书概存其目）、《蝇附录》一卷、《药言》二卷、《游戏三昧》一卷、《觞政》一卷（以上三种原本与续补者各异）”。

 

（11）“刻本化劫灰者十四种：《乍浦集咏》十六卷，计版百、《壬寅乍浦殉难录》一卷，计版、《乍浦人物备采》一卷，计版、《千金寿》二卷、《先得月楼遗诗》一卷，计版、《春林诗选》一卷，计版、《谢瘦先庚寅草》一卷，计版、《铁厓诗选》一卷，计版、《龙湫嗣音集》十二卷，计版（寄在大庙绿杉池馆中被火）、《蒋楚亭求纯集》四卷，计版、《潇湘馆词》二卷，计版、《翠羽山樵杂著》二卷，计版（以上三种刻本寄在神圣宫西楼被火）、《陈愚泉镜池楼吟藁》六卷，计版（寄在范云岳澄清堂被毁）、《守经堂诗集》（自丙申起至癸卯止，定为十六卷。友人各助刊一卷，去冬始竣事。版未详检，先刊成八卷。时徐古春借去刷印赠嗜痂者，版故在五龙港者久矣。辛酉八月寇警，古春从洙沼旋复避居周浦，载版来横沔见迁。因草屋窄小，不能容物，寄在张舒庭家。冬春叠劫，成瓦砾场，其版可知。有情者当为我一哭……）”

 

（12）“行筴所存者十七种：《沧海珠编》二十四卷（已写宋体）、又《沧海珠编续编》八卷、《蜻蛉州外史》十二卷、《日本纪略》一卷、《东国诗录》四卷、《守经堂诗全藁》（道光乙酉起至咸丰辛酉止计九十本）、《守经堂杂著文》二卷、《溪堂清呓》二卷（已写样本）、《续千字文》二卷、《溪堂杂扎》二本未分卷、《鸎蟀春秋》一本、《奚嚢蠧屑》八卷、《童蒙香草》一卷、《九峰诗余》二卷、《苦海见闻》、《伤心快事》（以上三种合成卷，上元友人蒋楚亭题为续言鯖）、《萧兀琐言》（已写样本）。”

 

（13）“刻本存者二种：《乳水流芳录》一卷，计版、《瑶池冰雪编》一卷”。

 

（14）管见所及只有以下两种存世：一是光绪九年刻本《守经堂诗集》十卷；二是《乍浦集咏》十六卷。前者已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巨制《清代诗文集汇编》之中（全800册，收入第611册之中），所以现在能比较方便地见到；而后者则在中国国内馆藏很少，包括平湖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都没有此书。因而才有前述大庭脩教授赠送日藏刊本复印本之举。

 

（15）参见龟田一邦：《沈浪仙の和詩収集と長崎文人―福地苟庵『蕉稿』とその周辺》，《幕末防長儒医の研究》，知泉書館2006年版，第326页。龟田氏除了举出赖山阳《日本政记》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刊行，时间吻合之外，其推断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是两书都是十六卷；二是两书的起止年代接近。即《光绪平湖县志》云《蜻蜓洲外史》“起周惠王十七年，至明神宗十六年止”。周惠王十七年即公元前660年，相当于日本纪元的神武纪元元年；明神宗十六年即公元1588年，相当于日本的天正十六年。而赖山阳《日本政记》起自神武纪元，终于日本庆长三年（公元1598年，明神宗二十六年）。由此龟田氏认为，《光绪平湖县志》的记载很可能是将“明神宗二十六年”误为“明神宗十六年”。龟田氏的这一解释有牵强之嫌，不足取。

 

（16）据王宝平教授主编的《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58-159页）统计，岩垣松苗《国史略》初刻本到后来的各个刊本在中国各个图书馆多有收藏，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文政九年（1826）皇都五车楼初刻本；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有安政四年（1857）刻本，大连图书馆藏有庆应元年刻本（1865）等。浙江大学等校图书馆还藏有明治以后的刻本，由此可窥是书在中国的流布情况。

 

（17）“音博士”是日本古代律令体制之下所设置的“博士”之一，隶属于大学寮，负责给明经道的学生教授儒家典籍（即汉文）的读音，因而后世亦多成为儒者的代称。“朝臣”本来是日本古代律令体制之下表示地位等级的“八色之姓”的第二大姓，进入中世纪以后，逐渐变成了表示地位等级的象征，藤原氏、源氏、平氏等均被称为藤原朝臣、源朝臣、平朝臣等。其中“源朝臣”更成为最常见的的大姓之一。江户幕府的开创者德川家康自称“源朝臣家康”即为显例。岩垣松苗以此表示自己的家世身份。

 

（18）两书唯一不同的地方，岩垣松苗《国史略》是五卷，而沈筠的《蜻蜓洲外史》是十六卷（《守经堂自著书目》以及《光绪平湖县志·沈筠传》作十二卷）。关于这一点，笔者以为，既然《蜻蜓洲外史》是根据岩垣松苗《国史略》“删润之”，而《国史略》又是一部以各个天皇治世为中心的编年体史书，那么沈筠完全有可能将其重新分卷，把五卷细分为十六卷或者十二卷。

 

（19）有关沈筠与山田梅村的交往的具体情况可参见德田武：《山田梅村と沈筠·賀鏡湖·王克三》，载于《近世日中文人交流史の研究》，研文出版2004年版，第374-403页。

 

（20）该诗是沈筠写给幕末河野铁兜等数名日本汉诗人的由56句构成的七言诗，主要内容是关于日本汉学的发展变迁。其后河野铁兜以行草将该诗写在了一扇六曲屏风上。该诗多以“明珠”来赞赏日本汉诗，如“鲛人滴泪朱明珠”“冰心一片珠千颗”等。参见石暁軍：《河野鉄兜と沈浪仙（沈筠）の交遊に関する新史料―『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風』考》，载于《姫路獨協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26号，2013年3月。

 

（21）沈筠是诗题曰：“论日本诗注引南郭服元乔所著大东世语”。

 

（22）参见沈筠：《守经堂诗集》卷六第1-4页收录的《论日本诗》十四首，光绪九年（1883）刊十卷本。

 

（23）在此沈筠参阅了服部南郭的《大东世语》卷二“文学”部分。服部南郭在《大东世语》卷二“文学”中谈到“野篁”（小野篁）时，先是列举了很多他在“弘仁帝”即嵯峨天皇（809-823在位）时期的轶事，其后便谈到了“野篁”（小野篁）遣使聘唐之事。沈筠可能将此也误为“弘仁帝”时期，并将“弘仁”错记为“宏仁”。实际上小野篁拒绝赴唐乃是仁明天皇（833-849在位）承和五年（838）之事。

 

（24）参见石暁軍：《河野鉄兜と沈浪仙（沈筠）の交遊に関する新史料―『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風』考》，载于《姫路獨協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26号，2013年3月。

 

（25）苏轼《赠诗僧道通》云：“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自注：谓无酸馅气也。”

 

（26）《周礼·春官》：“四夷之乐，西方曰侏离”。

 

（27）参见德田武：《山田梅村と沈筠·賀鏡湖·王克三》，《近世日中文人交流史の研究》，研文出版2004年版，第374-403页；龟田一邦：《沈浪仙の和詩収集と長崎文人―福地苟庵『蕉稿』とその周辺》，载于《幕末防長儒医の研究》，知泉書館2006年版，第301-333页。

 

（28）参见石暁軍：《河野鉄兜と沈浪仙（沈筠）の交遊に関する新史料―『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風』考》，载于《姫路獨協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26号，2013年3月。

 

【参考文献】        

 

[1]彭润章，叶廉锷.平湖县志[M].光绪十二年（1886）刊行.

 

[2]沈筠.守经堂诗集[M].光绪九年（1883）刊十卷本.

 

[3]小田园主人（山田梅村）.吾爱吾庐诗[M].第一稿（卷一、卷二）、第二稿（卷三、卷四）、第三稿（卷五、卷六），庆应丙寅（1866）小田园刻本，江都文苑阁发兑：1-6.

 

[4]岩垣松苗.增补点注国史略[M].岩垣杉苗，点注.东京书林甘泉堂，明治十年（1877）刊本：1-5.

 

[5]服部南郭.大东世语·卷二“文学”[M].江都书肆嵩山房，宽延三年（1750）刊本.

 

[6]石暁軍.河野鉄兜と沈浪仙（沈筠）の交遊に関する新史料―『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風』考[J].姫路獨協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26号），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