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于清王朝而言，东北地位特殊，既为陪都所在，又系“龙兴之地”与战略后方，正所谓“朝廷根本，畿辅屏藩”。然而，因长期封禁造成地广人稀、积贫积弱，咸同以后，转为强邻觊觎，日益成为日俄两国争夺的目标。至光宣之际，“东三省无内政不与外交有密切之关系”①，局势益危。为加强对“龙兴之地”的管理，抵制强邻侵蚀，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改三个将军辖区为行省，分设巡抚，其上置总督一员。东三省总督加钦差大臣衔，系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位高权重。
尽管如此，由于内外局势日益恶化、地方政务推进艰难，大吏多不愿主政于此。首任东督徐世昌莅任未及两载，因谤议太多，奏请开缺。② 宣统元年( 1909) 正月十九日，清廷调云贵总督锡良接任。③ 选择这位屡任封疆、实心任事的大吏继任东督，意在以其稳慎纠偏救弊，收拾乱局。④ 此外，
① 徐世昌: 《经营东三省说帖》，《退耕堂政书》第 33 卷，中国书店 1984 年版，第 3 页。
② 宣统元年正月初六日，徐世昌借口身体原因奏请开缺调理，被拒( 徐世昌: 《徐世昌日记》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895—2897 页) 。徐氏此请，显然与不久前袁世凯之被罢黜不无关系。时人日记曰: 初九日，“入直，徐菊人制军奏请开缺，奉旨不允，摄政王笑谓其过虑”。( 许宝蘅著，许恪儒整理: 《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232 页。)
③ 《清实录》第 60 册，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本，第 122 页。
④ 关晓红: 《从幕府到职官: 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192 页。
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清理袁世凯影响、强化旗人权力的考虑。① 然而，东北政情极为复杂，内外事务繁重棘手。种种施政主张又因无法获得朝廷支持加之日俄掣肘，难以付诸实施。面对“尸位素餐”的窘境，锡良不免自责于事无补，考虑让贤，加之清廷在东事上的态度，使其大为不满，乃屡次称病请辞或荐贤自代，急于开缺。面对锡良日益坚决的请辞，清廷也在寻找更加适合的留守人选，以便有效维护主权，守护其战略后方。然属意之接替人选，纷纷敬谢不敏，力荐他人自保。可以说，宣统庚戌、辛亥之际东督更替，颇多周折。宣统三年(1911) 三月二十二日，此事终于尘埃落定。清廷允准东督锡良开缺，以四川总督赵尔巽继任。
笔者以为，此次东督更替，内情复杂，反映了辛亥革命前朝廷与地方大吏之间的微妙关系、东北地方敏感而复杂的内外局势暨清廷之对策。然而，学界并无太多关注。② 考察此一过程，有利于厘清上述问题，更好地理解辛亥鼎革之际的政局变迁。
锡良之请辞
锡良留守陪都，本非其所愿。受命之初，即曾因东事棘手借口无法胜任请求收回成命，未获允准，无奈北上陛见。③ 在京商议东三省事宜期间，复因财政困难和外交棘手再作推辞，但终未如愿，只得领命东行。④
锡良督东，尽管并非情愿，但以其性情，既已领命东来，便不愿敷衍了事，而颇想有一番作为。在出京前奏陈施政主张的密折中，锡良将充实内政与谋求外交抵制相结合，请求朝廷主持于上，各部统筹于下，共济东事:
东省介于两强，一切设施均非内地行省可比。……至于外交之危迫，全在我无实力以为抵御，故相逼而来，几无余地。然我急欲筹抵御之方，则必先扩充实力。而所谓实力者，如开银行、修铁路、开放商埠、兴办实业、广开屯垦、筹边驭蒙诸大政，均属急不可缓之事。然非有大宗巨款，断难集事。此非东省之力量所能办而必须国家之全力以图，亦非奴才之权力所能为而尤仗枢部之协谋以应。⑤
其各项主张，既出于改革弊政，推动地方发展，又是应对日俄侵蚀、保卫边疆的当务之急与终极解决之道。揆诸其日后举措，可见所言不虚。
正如前文所言，以锡良继任东督，清廷自然期望甚殷。然而，锡良很快发现，自己的施政主张往往难以落地。除客观条件限制或外交阻挠之外，还有内部的掣肘。很多主张———即便是借款、筑路
① 除总督之外，三省各大要职，亦多为北洋集团势力所把持。参见马平安《北洋集团与清末东三省新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 年第 4 期。
② 有学者对此间锡良坚决奏请开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而对接替人选的确定以及其间的博弈，并无太多涉及。详见连振斌《锡良与清末新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18—224 页。
③ 锡良: 《奏报起程赴京陛见日期事》( 宣统元年正月二十六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04 /01 /12 /0671 /062。
④ 连振斌: 《锡良与清末改革》，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1 年，第 220 页。
⑤ 锡良: 《奏为遵旨筹商东三省事宜事》( 宣统元年三月二十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 /7472 /007。
等挽救危局的关键举措，亦屡遭中枢否定。① 尽管锡良曾以开缺要挟、晋京面陈监国等办法力图实现自己的主张，但终究无济于事。② 无奈之下，乃坚请让贤。因此，锡良历次请辞的真正用意，不可一概以真心离任视之。前期更多的是以退为进的要挟，意在引起朝廷重视，争取支持或抗议朝命，表达不满。后期则是决意乞退。
为获取朝廷支持，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二日锡良以旧病复发奏请开缺。③ 宣统二年( 1910) 十一月初八日，又以旧病增剧奏请休假半月调养。④ 尽管此前锡良曾不止一次请假调理身体，但是以其后来的坚决请辞反观此次调养之请，不能不令人怀疑是为其奏请开缺预埋伏笔。⑤ 未及半月，锡良便以“假期届满，病仍未痊，恳恩开缺”;同时，自责莅任以来一事无成，“辜恩溺职，罪无可逭”。⑥ 对于国际关系波谲云诡的东北边疆而言，大吏尤其不能轻易更动。因此，清廷再次给假半月调养，强调毋庸开缺。二十五日的朱批颇具深意:
东三省地方重要，正当提前筹备宪政之时，该督自应力任其难，毋得诿卸。⑦
显然，清廷进一步看清了锡良托病开缺的心思，所以，除给假挽留之外，又有“自应力任其难，毋得诿卸”之语，但言辞尚属平和。
半月假期届满，十二月初八日，锡良再请开缺，被拒。给假半月的同时，朱批重申“东三省关系重要，仍责成该督认真经理。毋得诿卸，不准开缺。凛遵旨行!”⑧“凛遵旨行”四个字，已然颇具申斥味道。
然而，此时的锡良去意已决。在锡良请求开缺的同时，北京的家宅已然在着手准备其回家事宜。⑨ 只是碍于当时东北日益严重的疫情，锡良不便继续请辞，遂于十二月十九日致电军机处，“力
① 在时人看来，“锡良性清刚，自官牧令，即挺立无所倚。嫉恶严，所莅止，遇不职官吏，劾治不少恤; 非义之财，一介不取; 于权贵尤一无馈遗，故遇事动相牵制云”。( 赵尔巽等撰: 《清史稿》第 449 卷，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2535 页。)另有学者认为，锡良莅任后改革官制，自请削权，终因失去特权而致使阻力过大。( 关晓红: 《从幕府到职官: 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第 198 页。)
② 参见潘崇《锡良督东时期东北铁路规划始末》，《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借款筑路是锡良挽救危局的重要主张，该文探讨了锡氏筑路计划从提出到最终无奈放弃的来龙去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锡良在东北的困境。
③ 锡良: 《旧病复发吁请开缺折》( 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二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 《锡良遗稿·奏稿》，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950—951 页。
④ 锡良: 《奏为因病请假调理事》( 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八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 /7484 /035。
⑤ 锡良督东之后多次因病请假: 宣统元年五月初九日至六月初五日，锡良北巡，考察吉江两省。〔《恭报巡阅吉江回奉日期折》( 宣统元年六月十二日) ，《锡良遗稿·奏稿》，第 922 页。〕返奉翌日，电奏请假，获半月假期调理，二十一日销假。［锡良: 《奏为病痊销假事》( 宣统元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04 /01 /12 /0670 /135。］同年七月的请辞虽为获取朝廷支持，但旧病复发既是借口，也是事实。十月初十日，因天寒触发旧疾，锡良又请假半月调理。［锡良: 《奏为旧病加剧请假调理事》( 宣统元年十月初十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朱批奏折，04 /01 /12 /130 /1272。］
⑥ 《假期届满病仍未痊恳请开缺》( 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锡良遗稿·奏稿》，第 1258 页。
⑦ 锡良: 《奏为假满病仍未痊恳请开缺事》(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7447/169。
⑧ 锡良: 《奏为假期又满病仍未痊再恳开缺事》(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宣统朝，03 /7448 /080。按: 锡良此次请辞以及清廷之拒绝，或与庚辛鼠疫有极大关系。其时，发源于俄境的肺鼠疫，沿铁路传入中国境内后迅速扩散，很快贯通辽东半岛，席卷东三省。十二月初二日，“发现于奉天省城七区之南满车站( 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 《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 1 编，第 1 页) ”，十二月初五日，大连报告第一例鼠疫感染。详见 The South Manchuria Ｒailway，Ｒeport on Progress in Manchuria1907—1928，Darien，March 1929，p. 171。鉴于事态严重，就在拒绝其开缺两日后的十二月十三日，清廷要求在山海关设局严防，“毋任传染内地”。( 《清实录》第 60 册，第 828 页。)
⑨ 连振斌: 《锡良与清末改革》，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1 年，第 227 页。
疾销假”，全力投入到鼠疫的防控事务之中。① 据报道，待翌年春疫疠基本消除之后，锡良在继续请辞的同时，还极力推荐袁世凯、赵尔巽、程德全等人接任。② 其中，推荐赵尔巽自代之电文极为恳切:
窃谓外省官制，现正协商厘订。论者佥谓边省总督责大任重，必须加重事权。而东三省总督一缺，所处地位关系尤为重要，非有声猷卓越、洞悉内政外交之大员不足以资镇抚。查现任四川总督赵尔巽魄力雄厚，素著公忠。前任奉天将军，日俄战后收回主权、创办要政，勋绩昭著。其才望实胜锡良十倍，久荷朝廷洞鉴。锡良为东省地方重要起见，谨本以人事君之义，冒昧奏陈。伏乞朝廷特降恩命，俾令督东，该督必能胜任愉快。③
锡良与赵尔巽颇为交好。④ 荐其自代，是否曾有沟通，尚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赵尔巽无疑是继任东督的不二之选，朝廷属意(详见后文)。此外，不排除尚有为其旧属、赵尔巽之弟赵尔丰谋求进身之阶的用意。赵尔丰追随锡良辗转山西、河南、四川等地，锡良对其青眼有加，几度专折力保其堪当重任。⑤ 二人合作既久，于公于私均颇为默契，相交密切。赵尔丰对这位有知遇之恩的老上司极为尊重，亲笔致书多正楷书写。所谈内容又多推心置腹，极为私密，颇见真情。⑥ 锡良也自视为赵尔丰之知己。尝言与赵交谊最厚，知之最深。⑦
由此说来，锡良推荐赵尔巽自代，可谓一举两得，不仅有助于自己迅速脱身，而且也为赵尔丰开辟了一条上升通道。更何况赵尔丰曾一度护理川督，以其继任川督似乎也更加顺理成章。⑧ 事实也是如此。赵尔巽奉命陛见之际，川督一缺本由布政使王人文护理。⑨ 赵尔巽调补东督公布翌日，即改由赵尔丰署理，以布政使王人文改充川滇边务大臣。10 对于赵尔巽而言，继任东督既可以成全锡良，又有助于乃弟升迁，自当乐见其成。正因为如此，在锡良荐其自代
① 《致军机处电》(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锡良任东三省总督时京师来电》第 15 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 以下简称“近代史所档案馆”) 藏，锡良档案，甲 374—46。
② 《锡清帅仍请乞退之近闻》，《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二月初四日( 1911 年3 月4 日) ，“东三省新闻，奉天”，第5 版; 《锡督告退之决心》，《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三月十三日( 1911 年 4 月 11 日) ，“东三省新闻，奉天”，第 5 版; 《锡制军又荐贤自代》，《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三月十七日( 1911 年 4 月 15 日) ，“东三省新闻，奉天”，第 5 版。
③ 《东督荐举赵尔巽自代原电———其如他人不愿何》，《申报》，宣统三年三月初五日( 1911 年 4 月 3 日) ，“紧要新闻二”，第1 张后幅第 2 版。
④ 详见《盛京将军赵尔巽与外务部袁世凯等往来电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全宗档案，第 198 号; 《致奉天赵次帅》( 宣统三年五月) ，《锡良任云贵东三省总督及热河都统时文件》，近代史所档案馆藏，锡良档案，甲 374—196。
⑤ 详见《委赵尔丰办理固关防军营务片》(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 、《赵尔丰俟服阙后送部引见片》(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委赵尔丰总办河工事宜片》(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调赵尔丰等来热差遣片》(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 、《敬举贤才折》(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七日) 、《密陈四川文武切实考语折》(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密保建昌道赵尔丰折》( 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二日) ，《锡良遗稿·奏稿》，第 56、133、184、273、302—304、457、595 页。
⑥ 详见《锡良任四川总督时存赵尔丰函》，《锡良存札》第 4 册，近代史所档案馆藏，锡良档案，甲 374—171、甲 374—201。
⑦ 《赵尔巽的私人来往信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全宗档案，第 615 号。
⑧ 锡良调任云贵总督之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清廷以督办川滇边务大臣( 后兼驻藏办事大臣) 赵尔丰护理川督，直至乃兄赵尔巽接印视事之后，为时一年有余。《清实录》第 59 册，第 533 页。
⑨ 《奉旨赵尔巽著速来京陛见事》(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档，谕旨类—电寄谕旨
档—宣统—002，1 /01 /13 /002 /0296。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37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1 页。
之时，赵尔巽已然受命继任东督。① 锡良此电，大概意在催促朝廷尽快公布决定，以便自己早日开缺。
赵尔巽之推辞与接受
面对锡良日益频繁的请辞，清廷在极力挽留的同时，也开始考虑寻找适合的接替人选。鉴于东北地方内外局势的特殊性以及危迫局面，是否熟悉地方政情以便迅速入手政务，成为甄选继任者的一项重要指标。加之与日本的交涉愈益繁重、棘手，曾经主政东北地方尤其是奉天的大吏遂成热门人选。② 庚子以来，曾主政奉天者主要有四人:盛京将军增祺、盛京将军赵尔巽、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③ 此时，徐世昌已入中枢，协理内阁。唐绍仪继徐世昌署邮传部尚书。但任职期间，唐绍仪因反对载洵抵押铁路筹借海军部经费而与亲贵不协。任职不久，又因被指奢侈无度而遭弹劾。加之作为“项城旧人”，亦不免遭忌于摄政王载沣。④ 如此，则只剩下曾经担任盛京将军的两位人选。考虑到强化“龙兴之地”旗人权力的需要，此二人遂成热门人选。⑤
然而，具体继任者的确定，却颇费一番功夫。鉴于增祺此前留守陪都的糟糕表现，朝廷令其再度主政东北的可能性不大。此外，增祺舆情亦不洽，奉天民众极力反对，甚至“拟联合团体拒绝增祺到东”。⑥ 地方民众的态度自然不可能左右清廷的决策。但是通过他们的反应，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朝廷的选择。而增祺本人亦向枢臣申明“以东三省大局不可收拾，且己之资望亦不足以震慑之，不欲前往”。⑦ 于是，尽管枢臣各执己见，但赵尔巽无疑成为接替锡良的不二人选。
在清廷的催促之下，赵尔巽趱程北上。⑧ 抵京后，摄政王多次召见。⑨ 当被问及整顿东北政策时，赵尔巽答以东三省今非昔比，“盖中日战争以后，俄人之势力范围未广。日俄战争以后，俄人又以元气未复且与日本互相猜忌，故尚易着手。今则日俄协约既定，无事不称棘手”，要求假以事权，深信不疑;遇事不加掣肘，尤应在财政上全力支持，或可补救于万一。“监国闻之，颇韪其议。”10赵之应对，颇具深意。若摄政王载沣采纳其主张，则可能以此留住锡良。更主要的是，即便锡良开缺，也能够为继任者———很可能是他自己，谋求更大的自主权力与转圜空间。
对于清廷以其继任东督的意向，赵尔巽或力言锡良心细才长、公忠体国，所办外交内政均能力
① 三月初五日，赵尔巽拜访伦敦《泰晤士报》派驻北京记者莫理循( George Ernest Morrison) ，曾向其透露自己将出任东三省总督一职。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严四光等校: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 1895—1912) ，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12 页。
② 事实上，三月二十一日，锡良出京之前已奉旨兼署奉天巡抚一缺。( 《锡良任云贵东三省总督及热河都统时文件》，近史所档案馆藏，锡良档案，甲 374—196。)宣统二年，奉抚裁撤，以东督兼任。奉天与北部两省不同，外交事务多与日本相关。而且，在时论看来，陈昭常与周树模皆非外交之才，故简其一为东督亦非明智之举。( 《辇毂下之人物表———形形色色，好好丑丑》，《申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日( 1911 年 4 月 18 日) ，“紧要新闻一”，第 1 张第 4 版。)于是，是否熟悉奉天地方事务，便成为决定接替人选的一项重要条件。
③ 此外，奉天巡抚程德全从署理到实授，终未及一载。以故未列。
④ 详见张晓辉、苏苑《唐绍仪传》，珠海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16—125 页。
⑤ 增祺，字瑞堂，满洲镶白旗; 赵尔巽，字公让，汉军正蓝旗。
⑥ 详见《申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1911 年 2 月 20 日) ，“东三省通信”，第 1 张第 5 版。
⑦ 《伤哉竟无人敢任东督者》，《申报》，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1911 年 2 月 26 日) ，“紧要新闻一，北京”，第 1 张第 5 版。
⑧ 宣统三年正月初六日，清廷电寄谕旨催促其迅速来京，勿过耽延。《奉旨赵尔巽著迅速来京毋过耽延事》( 宣统三年正月初六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电报档，谕旨类—电寄谕旨档—宣统—003，1 /01 /13 /003 /0009。
⑨ 详见《申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1911 年 3 月 23 日) ，“专电，电五，北京”，第 1 张第 4 版;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1911 年 3 月 24 日) ，“宫门抄”，第 1 张第 3 版; 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1911 年 3 月 28 日) ，“专电，电三，北京”，第 1 张第 4 版。
10 《赵次帅: 欲知过来事，还问过来人》，《申报》，宣统三年三月初六日( 1911 年 4 月 4 日) ，“紧要新闻”，第 1 张第 5 版。
持大体，不可轻易更动，“否则，多一番更动，必多一番棘手。不但启外人轻视之心，且恐为边陲之患”①;或自称才力不足，请以岑春煊、袁世凯、端方②或程德全③自代。
鉴于其离川督东，川督一缺可能由其弟赵尔丰继任，愈见赵尔巽大概并非绝然拒绝东行。赵尔巽之所以推让，应与锡良之坚辞大体相当，既有畏难情绪和对朝廷的不满，又意在以退为进，博取更多的特权与支持，尤以后者为主。正是这种“矜持”，迫使“摄政王面许种种特权，遇事随时电商，不任独自为难”。④ 赵尔巽得到清廷在东北地方人事、行政、外交等方面的特权承诺之后，亦即欣然领命东行。
结论
宣统年间，清廷内外交困。内部，革命与改良风起云涌，南方革命形势持续发展。北方，尤其是迫于内外压力的东北，在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中表现异常激进。外部，边疆危机益亟，东北尤为严重。在东北，除中韩界务交涉之外，日俄两国的侵略态势咄咄逼人。面对东北日益严峻的外部局势，两任东督的应对又多以失败告终，清廷需要一位既能控制地方，又极具外交经验的大吏留守
“龙兴之地”。宣统庚戌、辛亥之际，东三省总督锡良与赵尔巽的更替，即反映了这一情形。
以后见之明来看，赵尔巽接替锡良颇合时地之宜。有学者认为:“赵尔巽在当时所有汉满封疆大吏之中，最适合东三省的特殊情况;清廷在当时，也只能作这一人事安排。”⑤清廷选择赵尔巽接任东督，亦与其履历不无关系。从知府到总督，赵氏曾主政多地，对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以及推动地方发展转型贡献良多，在清季督抚中颇负盛名。尤其是日俄战争后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主持战争善后，颇孚人望。在清廷致力于旗人集权以及面对日俄咄咄进逼，尤其是在日本侵略之下东北日益危迫的大背景下，旗人身份、执政能力以及当时迅速改变内政外交危局的现实需要，使赵尔巽成为继任东督的不二人选。
① 《赵督力保锡督志闻》，《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三月初一日( 1911 年 3 月 30 日) ，“东三省新闻，奉天”，第 5 版。
② 《赵尔巽与东三省》，《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三月十四日( 1911 年 4 月 12 日) ，“东三省新闻，奉天”，第 5 版。
③ 《申报》，宣统三年三月十六日( 1911 年 4 月 14 日) ，“京师近事”，第 1 张第 6 版。
④ 《申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三日( 1911 年 4 月 21 日) ，“专电，电二，北京”，第 1 张第 3 版。
⑤ 赵中孚: 《辛亥革命前后的东三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1 期，1982 年 7 月，第 1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