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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昌假光绪案”看己亥建储前后的舆论和政局
作者:王刚 责编:

来源:中华文史网  发布时间:2019-10-10  点击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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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成禺笔下的“武昌假光绪案”流传甚广,情节却未必近真。本文首先是考订该案史实,进而管窥己亥、庚子之交的政局演变。认为该案属于撞骗之案,“假光绪”并无任何政治企图。之所以由 “常案”升级为“奇案”“巨案”,主要由“建储”前后的政局大气候所致。最重要者是“建储”后, 《汉报》等新党报刊为维持“反废立”的舆论热潮,有心煽惑;旧党为压制舆论而野蛮报复。政局在“新党肆于言”“旧党肆于权”的交替上升中一步步恶化。

[关键词]  己亥建储 庚子勤王 假光绪案 张之洞  《汉报》


[中图分类号] K25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19– 03 – 0126 – 014

光绪己亥年(1899)是一个多事之秋,列强瓜分和皇帝“废立”的疑云一直笼罩全国,各种传闻此起彼伏。十月,一个自称是皇帝的人出现在张之洞治下的武汉。此事虽带有明显的荒唐成分,但还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党、会党、督抚乃至军机重臣不断卷入其中,匿名揭帖、勤王举事陆续出现。本已十分动荡的政局更形险恶,有“清流”之名的张之洞也不得不以“葫芦僧判葫芦案”的做法匆忙了结。

多年之后,曾亲历这一事件的刘成禺撰成《武昌假光绪案》一文,让这一奇案名扬海内。a 由于系过来人说过来事,刘的说法被文史界广泛采信,相关研究或文学创作在提及此案时,都是直接加以引用,迄今尚未见有考辨和分析的文章。b但揆诸张之洞当年结案时的奏报和报章第一时间的报道,刘说与实情尚有距离。更重要者,因属笔记体裁,刘的笔下详于案情中戏剧性的情节,有关当时大局者则轻轻带过。事实上,该案之所以一步步升级,未必是案犯之骗术高明,政局之大气候或许更为重要。鉴于此,笔者拟在考订史事的基础上,分析案情背后的政局演变。着重揭示与该时期帝后矛盾、新旧矛盾相交织的另一冲突:即“权”与“言”的尖锐对

a      收入氏著《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97 年,第 66 页。大致情节谓光绪帝被囚瀛台期间,内外消息不通。旗人崇福见有机可乘,乃冒充皇帝至外省行骗,意在图财。以其面貌近似,又系伶人出身,许多人信以为真,传闻愈来愈奇。事为张之洞发觉、讯办,崇福被斩决。此外,陈灨一《睇向斋秘录》(1922 年刻本,第 41 页)对此案也有记载,情节近似。

b     董丛林《晚清社会传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年)一书对该案有一定分析,惜十分简短,仅百余字。

立。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从案发蕲州到提审武汉

位于武汉下游、长江之滨的蕲州至今仍是个小县城,但晚清时期,它是由湖北入两江的交通咽喉,沿岸分布着大量的烟馆、娼寮,寻衅滋事者在在常有。己亥年(1899)十月底的一天晚上,一桩这样的案件又发生了,情节一开始就有些离奇:某少年带一行人等上岸冶游,在一家封禁的妓院外撕毁封条、试图闯入。官兵赶到弹压,此人毫无惧色、大声呵斥,又出示“杨国霖”名片,传当地守备迅速来见。守备闻讯赶来,少年痛加呵詈,自称“系江西接察司,携有官衔灯笼,忽又称系宗人府官。语言狂妄”。a官兵无所措置,当将少年一行带至蕲州衙署,交知州凌兆熊审理。凌升堂提讯,少年“意气轩昻,植立不跪,询其姓名,坚不肯吐”。b经长时间僵持,乃称“名杨国麟,即杨海楼,系广东大埔县人,郎中杨姓之子,由四川游峨眉山、重庆、涪州一带回来,将往江西龙虎山张天师处”。其荒唐不经,不难分辨。并且,少年自始至终表露出强烈的脱身之意,甚至称“若蒙释放,当以二十万金为馈”。c这更说明之前的身份显系行骗,意在逃脱。知州正拟比照撞骗情节递解,少年忽然改口,“自称系康有为之弟,又称系五王爷”。此语一出,案情大变。凌知州迅速电禀张之洞,并决定亲解此人至武汉。

康有为是戊戌政变中的头号要犯。迨亡命海外,又高倡“勤王”,试图实现光绪帝复辟,更被太后视为乱臣贼子。在拿康的行动中,慈禧太后注意到其常与外人和会党“勾结”,意识中不断将康党的危害性放大。己亥六、七月间,慈禧太后派刘学询赴日行刺,以未能得手为恨。九月间,康突然以母病为辞从美洲返香港,朝廷如临大敌。十月,军机大臣刚毅由粤返京,历数康党组织保皇会、煽动华侨电请“归政”等行径,慈禧太后更为咬牙切齿,一时有“宁亡大清,必诛康梁”之说。d是月底,慈禧太后专授李鸿章为商务大臣,主要目的即为拿康。以此,当蕲州案发之际,正值“捕康”活动升级。凡事涉“康有为”三字,官场内不能不有十二分小心。对一个五品的知州来说,他显然不愿去触碰这种大案。因此,无论“康有为之弟”身份是假是真,最稳妥的做法是交给上司。

当时的武汉,处于“废立”传闻的风口,在政治版图上的地位十分特殊。这种情形的由来,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在此主政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戊戌变法大潮中,张是维新领袖,但宗旨所在又区别于康梁的激进做派,这让他在趋新士人中赢得了广泛民心。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幽禁光绪帝、公布“脉案”、接见“溥字辈”幼童,废立之心日益表露;变法措施也几乎全部废除。其间,张每每做迎合之态,不见有相争之举,新党虽不免失望,但宁愿将此理解为一时的“权变”,不相信张会和后党同流合污。以此,在己亥年沸沸扬扬的“废立”政潮中,新党对张始终抱有很大幻想。年初,梁启超曾函嘱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对张“责以大义”,以抵制后党“废立” 之谋。称张为“大吏中最可语之人,向与改革派相提携”;其又有“好名”之心,“尚可迎导而转移之”。e与张之洞幕府关系密切的汪康年、叶翰等江浙士人(即后来“中国议会”的核心层)亦作如是观。因此,新党报刊上经常出现“刘(坤一)、张谏阻废立”“张之洞骑墙”等类似报

a      张之洞:《拿获悖逆惑众匪犯审明惩办折》(以下简称《审明惩办折》),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2 册,第 1364 页。本段中所述情节除特殊说明外,均来自此折。《申报》《汉报》第一时间的报道与之近似,可为旁证。

b     《行迹叵测》,《申报》,1899 12 11 日(十一月初九日),第 2 版。

c      《行迹叵测》,《申报》,1899 12 11 日,第 2 版。

d     《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吴仰湘等编:《皮锡瑞全集》,中华书局,2015 年,第 10 册,第 1161 页。

e      李成晴:《梁启超致大隈重信佚札考释》,《清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

道。a其用心显是利用张“好名”之癖而激成事实,其事则子虚乌有。但时日一久,仍有许多人视张为“保皇”一派、与后党相抵制。这种情形在新党报刊重点发行之所的武汉很有气候。

武汉之特殊还由于另外一支政治势力即东亚同文会的存在。该会名义上系日本民间团体,标榜同文同种、保全中国,实则得到日本外务省、海军省资助,旨在瓦解中俄密约。政治相对开明的江、鄂二督以及周围的趋新士人是他们的重点争取对象。为达目的,他们十分注重舆论力量。光绪二十二年(1896),同文会汉口负责人宗方小太郎买下《字林汉报》(随后改名《汉报》)作为机关报,宣传手法十分高明,成效也颇为显著。b戊戌变法期间,康梁及汪康年师友圈都成了“以日为师”的信奉者,与同文会人士往来密切。政变后,同文会同情和支持新党的 “勤王”运动,帮助康党和汪康年等人组织正气会、自立会等。c同时利用掌握的舆论力量,共同鼓吹“保皇”论调。梁启超所办的《清议报》在汉口即由《汉报》代销。《清议报》极力渲染的“废立”密谋和光绪帝苦况在《汉报》上也是报道重点,夸大其词者事属常有。早在上半年,张之洞即饱受其扰,曾对《汉报》有所警告。d该报有恃无恐。十月之后,因康有为返港、刚毅回京以及沈鹏奏请诛杀“三凶”(事涉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等接连发生,帝后关系更形紧张,光绪帝命运极为险恶。《汉报》高度警觉,报道尺度十分大胆。十一月初四日,该报刊登一则《紧要国闻》,斩钉截铁宣称“皇太后将欲废立,此说并非子虚乌有”,e类似文字,不胜枚举。f作为武汉第一大报,《汉报》长期做如此鼓吹,帝后关系乃成为街谈巷议之热点。而以事涉机密,寻常人难以核实真相,相应就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各种传闻随之滋生。因此,己亥年“废立” 传闻大盛,武汉正处于漩涡中心。故蕲州之案刚移交武汉就迅速发酵,与已有的“废立”传闻相互激荡,由“常案”升级为“奇案”和“大案”。

十一月初五日前后,蕲州案犯解到武昌。因事涉康党,张之洞札行湖北按察使主持审理。但稍加审讯,嫌犯“康党”身份即被排除。经湖北电询各处粤人,康有为并未有此胞弟,族弟身份也靠不住。该案乃作为“常案”交由武昌府所辖江夏县县令陈树屏(即刘成禺笔下的“陈老师”)主审。随后的审理成为蕲州时期的翻版:每当升堂提讯,少年拒不下跪,问及真实姓名,辄随口变换。其中重复最多的身份一为宗人府旗人,一为某亲王。但当主审官员出示京中大员肖像,此犯又不能辨认,显然不实。气急之际,官吏曾施以“笞责八十”“重责手心”等酷刑,但案犯依然如故。g再讯问同行仆从,众人皆系从重庆、宜昌一带雇来不久,只知道“一路忽称甲午科翰林,忽称吏部尚书杨晖廷之子,忽称和硕亲王,忽称五王爷,忽称宗人府查事人员,并称有九头狮子印、六花玉牌等物被窃失去”。h少年底细究竟为何,他们也说不清楚。由于讯无确供,该案被拖延了下来。随后,张之洞一面电询各处,一面到处搜查所谓“狮子印”“玉牌”等物,案情也就随之传扬开来。

报刊闻风而动。十一月初七日,《汉报》即开始做连续报道。老牌的《申报》也不甘落后,

10 余天内即炮制出 5 篇报道。i少年如何在蕲州被逮、又如何植立不跪、如何自称康党、自称

a      可参见苑书义编:《张之洞全集》,第 10 册,第 7847 页。

b     参见阳美燕:《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研究》,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c      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 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134-161 页。

d     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己亥三月初六日记:“饭后翻日本所出《清议报》数册,即梁启超所为……南皮师已嘱《汉报》馆不必代售。”《近代史资料》总第 81 号,第 126 页。

e      《汉报》,1899 12 6 日,原报纸无版次信息,下同。

f      参见阳美燕:《日本在华首家政论报纸〈汉报〉研究》,第 107-110 页。

g     参见《汉报》十一月初七日《紧要续闻》、十一日《真伪莫辩》及初九日《申报》第 2 版《行踪叵测》。

h     张之洞:《审明惩办折》,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 2 册,第 1364 页。

i       分别是十一月初九日《行踪叵测》、十一月十四日《再志行踪叵测案》、十一月十九日《三志行踪叵测案》、十一月二十日《四志行踪叵测案》(均见当日第 2 版),十一月二十七日《沔水冰纹》(第 3 版)。

亲王等情,均一一见诸报端。但字里行间,各报对少年所述均不轻信,不合实情之处均有指出,所记情节与张之洞日后所奏基本一致。所以,到此时为止,报纸至多是将其视为情节反常之 “奇案”,并未将它和“废立”联系起来。但民间的口耳相传,却突破了二者的界线,种种猜测已在往“废立”情节上联想。《申报》十一月十九日报道:

蕲州知州凌仲醒刺史押解行踪叵测之某甲至省迭经研讯,迄无确实口供……连日街谈巷议妄谓甲系都中某显宦,微行至此,侦察重情;并有指为某亲藩者。楚人多谣,殊不值识者一 笑也。

细味“街谈巷议”一句,似有蹊跷。既然推断为“都中某显宦”到此地是为微服私访,那么推断为“某亲藩”,到此地又为何事?故《申报》此语,句式上不对仗,文意上亦不完整。显然有欲言又止者,而身在湖南的皮锡瑞之日记中提示出了隐情:

湖北来人云系贝勒,即今上之胞弟,使出请援者,此说颇近之。a

两相对照,《申报》省去的正是皇上“请援”之说。此时,“另立新君”“来年改元”字样正屡见诸新党报刊。b皇帝派人求援,显得顺理成章。张之洞的维新经历和传闻中的“保皇”立场,让事发武汉又显得合情合理。所以,即便博闻如皮锡瑞者,亦推定此说近真,匹夫匹妇之反应更可相见。因此,尽管报章此时讳而不发,但民间传闻已将“蕲州之案”和“废立”传闻与“勤王”运动捆绑在一起,演化出“亲藩求救”的故事版本。而这些仅仅是开始。

二、“建储”后的案情升级

蕲州之案排除康党情节后,主犯被关入江夏县外监。同监关押者,还有另外数人,其一名张鸿泽,曾以候选知县在沙市充商董,因事涉沙市教案等情被革职监禁,熟悉官场故事。另一人名朱华山,系潜江会匪之案待审嫌犯,行走江湖有年。据张之洞事后发现,这两人有办法与外界互通音讯。以此,或许是外面风声日紧的“废立”传闻提供了新的启发,或许是受熟悉江湖骗术的张、朱两人教唆,之前自称旗人、亲藩的少年在狱中忽又改口,竟自称“天下一人”,“又自称为寡人,又自称为本朕”。张、朱二人以君臣之礼前后伺候,又照少年吩咐起草书信,大意谓皇帝蒙尘,需款救急,或令人“借银使用”,或令人“救伊出监”。外间接信者颇有人信以为真。其中有汉口行医之杨端臣者,亲往监狱探望,“一见即行跪拜”。这一幕让少年的

“天子”身份似乎有了旁证,掌狱典史赵庆颐也深信不疑。少年因势利导,当即令杨端臣书写 “圣旨”一道,饬张之洞交进库银 200 两,并送其往“龙虎山”。c旨由赵庆颐封固,赍往督抚衙门。

老于官场的张之洞、于荫霖一读赵某所交“谕旨”,很快发现漏洞百出、“有类戏剧”。所以,不待审讯,即下令将杨端臣拿下收监,又下令将少年钉戴脚镣移送按察使司狱。送信之赵典史亦被撤任、查办。d

和前一阶段相似,上述见之于张之洞日后奏折的情节,绝大部分都经《汉报》《申报》第一

a      《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吴仰湘等编:《皮锡瑞全集》,第 10 册,第 1193 页。按,皮锡瑞时在长沙,此说是闻自湖南友人。考虑到传闻通过口头相传需要一个过程,并结合《申报》引文中的报道口吻,本文认为“亲藩求救”说己亥十一月底已经出现。

b     参见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己亥十一月初部分,上海书店,1998 年,第 1422 页。

c      张之洞:《审明惩办折》,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 2 册,第 1364 页。

d     参见《典史改委》、《紧要奇闻》,均刊《汉报》,1899 12 27 日(十一月十五日)。按,嫌犯关押进江夏县监狱之初,这个赵典史就做疑神疑鬼之谈,称他多年前在京冲撞某宗室车辆,争执之际有一“巨公”出面解围。被关进来的嫌犯与巨公”面貌相似。

时间刊载,内容大体一致。a经此,“谕旨”如何荒唐不经,张之洞如何一眼看破等都可大白于天下。但是,对民间舆论来说,这些情节并不被广泛接受。相反,被张之洞斥为“有类戏剧” 的“本朕”“圣旨”“跪拜”情节,则更引人瞩目,也更符合民间的心理认知—他们对帝王活动的了解恰恰多由戏剧而来。故经过口耳相传的加工,新的传闻很快出现。诸如“皇帝到湖北”“至尊蒙尘”之说不胫而走。b相信者不在少数。据《申报》十一月二十九日报道,嫌犯另监关押之前,往狱中观看、跪拜者络绎不绝,以致狱卒担心酿成事变。

承平年代,皇帝到武汉也为绝大之事,消息一出必争相风传,何况此时“废立”风声日紧。故除非迅速查明嫌犯身份,使真相大白天下。则传闻必定加速蔓延。但张之洞却选择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做法。查《申报》可知,“谕旨”情节事发十一月二十日前后,张之洞处置各方约在二十四日前后。在此关头,帝后关系并无缓和,反而继续恶化。刚入十二月,宫中发下两道明诏,大意均谓皇帝大病未愈,明年正月应行升殿及一切筵宴均著停止。c很多人都据此预言:“废立”即在不远。d新党报刊救时心切,对后党更作口诛笔伐之状,一再渲染列强干预或民变将起。而此时,大局恰恰极不安靖,意大利垂涎三门湾和法国强租胶州湾的交涉都险象环生。北方又有大旱和“拳乱”,来年又值“闰八月”之期e,这些都被民间认为是天下大乱的前兆。所以,

“建储”前夕,紧张和动荡的气氛已提前笼罩全国。在这种山雨欲来而未来的时刻,老于世故者都深谙应变之道,处处小心谨慎。因维新经历而被后党特别关注的张之洞,更是如此。十二月间,《中外日报》转载西报报道,谓张支持“废立”(允“禅让”),张大为震怒,怒斥主笔汪康年“诬我害我”。f显然,在时局未明朗之前,张对废立传闻尽量避而远之。蕲州之案事涉“废立”,张本人又有“保驾”传闻,此时最好的办法不是查明真相,而是搁置不论、降低热度。总之,十二月间,该案继续拖延下来。嫌犯被另监关押后,再不见进一步的审讯。与张关系密切的《申报》报道该案不遗余力,十一月间已“五志”该案,但整个十二月,其第“六志”一直没有到来。张一生饱经世变,丁戊奇荒、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等动荡时期的社会传闻皆所亲历,深知这种漏洞百出的传闻无论如何离奇,假以时日,必自生自灭。这一次,他很可能在等待着一切重演,但随后的情节,却严重偏离了预期。

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 年 1 月 24 日),“立嗣”朱谕公布,这给已十分动荡的政局重重一击,新党报刊集中的长江一带和两广地区,最为人心惶惶。g人们都在猜测着光绪帝的处境和随后的命运。但由于“建储”酝酿极为秘密,来年正月十九日之前光绪帝又一直未在公开之官方场合出现,h故即便如情报灵通的外交官也难以确知光绪帝下落,各种版本的猜测都在大肆流传。立储之诏次日,驻沪日本领事小田切报告本国,当地传闻光绪帝“已被逼自杀或驾崩”。i同一

a      参见《汉报》十一月十八日报道《要闻续志》、十一月二十日报道《疑以传疑》、十一月二十五日报道《典史改委》及

《紧要奇闻》、《申报》十一月二十九日报道《行踪叵测五志》(第 2 版)。

b     《论蕲州疑案》,《新闻报》,1900 3 18 日,第 1 页。文中对案发后传闻有详细回顾。

c      参见《清德宗实录》卷 456,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甲戌(初一)、乙亥(初二)。

d     两道谕旨刚一宣布,有报纸就评论称:“且以近日废立之谣度之,则两道上谕颇有征意。”(《汉报》,1899 12 22 日)。

e      按照民间说法,“闰八月不利国家”,“遇此皆有忧戄”。参见《申报》十一月初九日第 2 版报道《名言解惑》。

f      事见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297 页。

g     参见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致本国外务大臣电,1900 1 26 日(十二月二十六日)。文中特别指出“南方的广东及两湖二省”最显动荡。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1門 - 政治6類 - 諸外国内政1項 亜細亜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光緒二十四年政変、光緒帝及西太后ノ崩御、袁世凱ノ免官 第二巻,档号:B03050091600

h     仅正月初一日光绪帝御乾清宫接受朝贺是个例外,但也限于王公近臣,亲见者少。之后第一次出现在官方场合是二十日会见各国使臣。参见《清德宗实录》卷 458,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一至二十日。

i       小田切致外务大臣电,1900 1 25 日(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1門 - 政治6類 - 諸外国内政1項 亜細亜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光緒二十四年政変、光緒帝及西太后ノ崩御、袁世凱ノ免官 第二巻,档号:B03050091600。本段中关于小田切的其他叙述,出处相同。

天赫德则听说:“皇帝(光绪)将被送往沈阳老家。他到那里之后,还不知如何发落,幽禁和处死?”a由于无从核实种种传闻的真伪,小田切甚至请求本国外务部,凡北京等地发回的情报,同时能电示上海,以便了解实情。在这种大气候下,蕲州之案引申出的“亲藩求救”和“皇帝蒙尘”之说犹如风助火势,在各地蔓延开来。时在上海的宋恕在家信中谓:

十二月湖北、上海盛传一古今未有之奇惨 [ 案 ],则尤为稍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且不忍闻,然自湖北来上海者,无人不如此说。b

“无人不如此说”,不难推想此时湖北本地的传闻之盛。而验之以报章文字,此说不算夸张。尽管嫌犯被严密关押,但“建储”之后前往探望、馈赠者纷至沓来。其中不少还是有头有脸的官场中人,如记名提督张某、牙厘局道员王某,他们馈以钱财、请托官职,显然将狱中之人当作真皇帝。c甚至,某些关心时局的“西人”也亲往监狱看望(详后)。情形如此惶惑,张之洞坐镇武汉不可能不知。但事已至此,正月初仍不见其有何申说,案情继续悬搁。许多原本对传闻有所戒心者因看不懂张的做法而疑其为真。皮锡瑞在日记中曾谓:

湖北来非常人,所闻愈出愈奇,若不久定,恐致王之明之举。诸君何不早定议?欲求一雋不疑不可得,岂不可叹?或亦疑其为真龙与?又谓:

如系狂人伪为,诸公何难究办。既不敢办,必有隐情。虽非真而近真矣。d

所谓“王之明之举”,事出南明时期。高阳人王之明冒充崇祯帝太子,朝廷久审不决,闹出许多枝节。皮氏引此典,说明其本不信湖北来人为“真龙”,但张之洞的种种反常又不能不让他半信半疑。总之,半由于张之洞的拖延,半由于“建储”后大局动荡(特别是光绪帝真实处境成疑),正月之后“求救”“蒙尘”之说在沿江一带已成燎原之势,他们和此时盛传的“禅让”“自杀”“驾崩”等传言一道,强烈摇荡着人心。正急于发动的“勤王”势力,很快看到有机可乘。

三、会党假托勤王与报界之煽惑

咸同以来,长江一带即为会党势力渊薮。戊戌政变后,康梁、汪康年等新党势力密谋“勤王”,均以会党为主要依靠力量。长江中下游成为他们战略中的重点区域。武汉则是重点中的重点。己亥(1899)十月后,唐才常等人专门在此设立机关,密谋举事。e经过新党的发动,此地的会党势力在“建储”前已蓄势待发。“建储”后人心大乱,他们率先举起武力“勤王”旗帜。蕲州疑案成为他们大做文章的假托。《申报》记此事谓:

湖北蕲州匪人某甲行踪叵测……迄无确实口供,既而湖广总督张香帅以甲伪缮朱谕,语多悖妄,不禁勃然饬镣下狱,以待严惩。此固事极平常,无足异者,不料近日谣言蠭起,一唱百和,殊骇听闻。更有党逆匪徒黏贴匿名揭帖,造为谰语,谬托勤王,甚至士大夫亦误听谣言,信口传述,人心浮动一至于斯。f

张之洞日后奏报对此亦不讳言:

其时正值海外逆报纷腾之际,武汉地方讹言繁兴,广播匿名揭帖,自称兵马大元帅,纠众

a      《赫德致金登干》,1900 1 26 日,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中华书局,2005 年,第 7 册,第 12 页。

b     《致孙仲恺书》,庚子正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下),中华书局,1993 年,698 页。

c      参见《申报》事后报道《比匪有伤》,1900 3 25 日(庚子二月二十五日),第 1 版。

d     《师伏堂日记》,庚子二月十一、十八日,吴仰湘主编:《皮锡瑞全集》,第 10 册,第 11911193 页。

e      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 2 版),第 136 页。

f      《谣言可骇》,《申报》,庚子二月初五日,第 1 版。

为乱,语多影射此案,以至众情惶惑,显系会匪互相勾串,造谣生事。a

不难推想,道路传闻中的“亲藩求救”和“皇帝蒙尘”被会党揭帖渲染为真情,进而引申出“奉诏勤王”情节。在《申报》看来,一切极形荒谬,但无奈人心浮动之际,相信神秘来人为“亲藩”或皇帝者为数极多。故武汉“勤王”揭帖一经出现,就有四方响应之势。约二月间,两江地区会党亦闻风而动,约秋间举事。当地头目徐老虎公然投书署理两江总督鹿传霖,自称 “具有天良,不忍坐视皇上罹戾太子之戚,已定于秋间整我六师,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随信附上的揭帖则宣称“近奉光绪皇帝密诏……尔军民人等世受国恩,各有天良,亟宜戮力同心,翦除奸党,以救朕躬”。b信中“戾太子”一语,典出汉武帝时“巫蛊之案”。太子刘据(谥号为“戾”)因事涉谋反被追捕,一度流落民间,此处显是影射风传“蒙尘”的光绪帝。而所谓密诏“求救”云云,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亲藩求救”说。经由此函,会党如何比附蕲州之案发难,有了更清楚的提示。同期,湖南衡州哥老会举事,亦假托此案,自称“起义兵救皇帝”,“甚至伪立一会曰救皇”。c

会党公然倡乱,张之洞岂能坐视?正月中旬之后,他一改之前的暧昧态度,对蕲州之案加紧审讯(详后),对相关舆情也高调干预。“勤王”揭帖出现的第一时间,张即针锋相对出示“晓谕”:

本部堂、本部院叠接都中来信,知京城极为安谧,外间谣诼均属无稽。至蕲州解省之犯实系闯骗一流,叠经严切讯供,业已水落石出。乃有不法之徒,妄造揭帖,托称勤王,察其语气实与哥老会匪无异,上海《沪报》不察虚实,率行登录,并将词句代为润色,实属荒谬已极。

凡尔士民人等务宜各安本业,切勿听信浮言,自取罪戾。d

但此时“晓谕”已嫌太晚。传闻背后的政治气候,已大大超出张之洞的权力所及,诸多干预力不从心。其中,最让张大为光火者即《沪报》(同文会上海支部主办)等报刊的肆无忌惮。

“建储”后,时人很快发现报刊分化为两大阵营。《汉报》《国闻报》《中外时报》《苏报》《沪报》等对“建储”做口诛笔伐,揭露“立嗣”即为“废立”,渲染时局将有大变。而《申报》《新闻报》则忙于辟谣,辩称“立嗣”并非“建储”、更非“废立”,有意淡化“建储”的性质。e巨大差别也体现在蕲州之案的处理手法,正月后双方的报道和论说大相迳庭。《申报》一再强调此案 “事极平常”,“实属撞骗”。而《汉报》则一再渲染此案种种神秘,必有隐情。前者的立场本节中已有引用,读者不难体会。这里不妨抄录《汉报》报道两则,以反映后者之口吻。其正月初十所登《刑责忠厚》谓:

江夏县监禁之杨国霖,一切情形,客冬已登报,究竟伊为何许人,众议沸腾,虽不足信,而详查情事,并非作奸犯科者……近闻昨初五日有某国西人诣监探看,杨初拒之,西人坚请,始得一见,略询数语而去。大令闻知此情大怒,饬狱卒各种杖责。

“究竟伊为何许人”暗示少年身份依然成迷;断言“并非作奸犯科”则暗示“求救”之说可能为真。西人探看并询问数语则暗示少年并非寻常人物。字里行间,用心不可谓不深。

正月二十二日,该报又刊登《疑案供词》,出语更为大胆:

鄂城江夏县监禁之杨国麟,客岁一切讯供情形,叠登前报,兹悉十八日经发审局委员等在

a      张之洞:《审明惩办折》,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 2 册,第 1365 页。

b     转引自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 2 版),第 98 页。

c      《论蕲州疑案》,《新闻报》,1900 3 18 日(二月十八日)。

d     载《申报》,1900 3 18 日(二月十八日),第 2 版。

e      宋恕在家书中对此有揭示,称“建储”后欲了解时事,“当买本年正二月间《同文沪报》及《中外时报》《苏报》《国闻报》”等。至于《申报》,其“主笔受贿,不齿于人类”。“《新闻报》客冬以前亦大著公论,近被某大臣以三万金买其主笔,渐讳京中隐情”(《宋恕集》下册,第 701 页)。这种观点在当时士人中很有代表性,他们认为新党报纸的立场和报道才属“公论”,痛斥《申报》因受贿而“守旧”。

武昌府署提讯,据杨供词,即系光绪大皇帝,前年政变,私逃出外,藉作游历,查看各省风土民情。庄委叱为非是、胡说等情。又委讯问:你从前云京内必有信至,何以无之?杨探怀搜出京信三函。涂委问毕,经庄委夺弃于地,叱毋庸看。杨又供云,可请翁师傅来鄂,一认自明,如系冒充,致死无怨。庄委叱云:“翁是废员,早交地方官看守,岂能请来看你?”两下抵牾,经庄委饬令批颊二十。

当时《申报》《新闻报》处理“自称皇帝”情节极尽小心,措辞十分隐晦而简略。但《汉报》此处直引供词,毫不避讳。其强调“前年”逃出,正合乎戊戌政变时盛传的“光绪外逃” 说,示人以时间吻合。其强调怀中有“京信”、又认识“翁师傅”,正暗示光绪帝身份有所凭据。其强调审问者审理粗暴,不看物证、不理人证,暗示官方辟谣中所谓“撞骗之流”大有冤情。刘成禺笔下谓《汉报》“故作疑似之谈”,以此时情形验之,措辞可谓恰如其分。

案发之初,《汉报》与《申报》所刊情节相近,字里行间均不以神秘之人为真亲藩、真天子。况且正月中旬后,后党开始有意针对“废立”“驾崩”等说辟谣,光绪帝的处境开始明朗,二十日更是公开接见外国使臣。《汉报》不可能不知!此时真皇帝在京无疑,武汉者必为冒充。既如此,《汉报》为何还要“故作疑似”?其“故意”之背后究竟是何居心?该问题并非枝节,不可不专门讨论。

“建储”前夕,《汉报》日常文字即亟亟以“阻废立”为旨归。其惯常手段是渲染种种动荡之兆以恐吓后党。潜台词所在,一谓废立不得人心,一谓废立必有大乱。此种用意,以十二月十三日一篇论说为典型。文中假托“辟谣”之名对北京后党隔空喊话:若执意废立,必有五大危险。一曰外国必出而干涉;二曰康党必起而勤王;三曰革命党必和之于后;四曰会党必遍地而起;五曰内外诸臣必不“默然而不力诤”。“建储”之初,一度人心动荡,五大危险大有应验之势,《汉报》开足马力宣传。报端文字涉外国干涉、康党勤王等五类者,十居七八。但稍假时日,《汉报》即大失所望。一时喧嚣之后,所谓五种危险大多归于破灭。以“外人”论之,建储后,除日本稍显积极,英、法、德、美等国均反应冷淡。自始至终,无任何一国出而“干预”。a以康党论之,建储后梁启超一再催促康有为发动,但因款力不济等因,至二三月间尚无一例“勤王”。b革命党对“勤王”本不热衷,情形更等而下之。至于大臣“力诤”,更属事出意外,建储后官场内风平浪静,被《汉报》寄予厚望的刘坤一也默不作声。总之,相对于《汉报》版面上的“天下大乱”场景,现实世界的动荡为时甚短,程度也有限。特别是正月下旬过后,由于后党“立嗣”之后并无进一步动作,新党所宣扬的“废立”失去了实际论据,局势总体上趋于平静。日本驻华公使正月十六日报告本国:“人心已渐次平稳。”c对此,新党自身也有察觉。

《清议报》二月初一评论:

事既逾月,而海内之臣子,未闻有一人念君父之危,叩阙以死争之者;更不闻一人急君父之仇,发愤而勤王讨贼者,岂忠义之热心不逾月而顿冷哉? d

失望、沮丧之余,更多的是心有不甘。一旦人心重归于一潭死水,后党很可能得陇望蜀,新政更属遥遥无期。e因此,新党报刊想竭力维持之前的“忠义奋发”局面,救人心于未冷。此时但凡可以借题发挥之处,均不惜有所夸大和杜撰。故正月底之后,诸如某读者投书、某西报

a      参见郭卫东:《光绪帝位危机与外国干预》,《故宫博物院刊》1993 年第 4 期。

b     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43 页。

c      西德二郎:《近日情况报告》,1900 2 15 日,机密,戦前期外務省記録1門 - 政治6類 - 諸外国内政1項 - 亜細亜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光緒二十四年政変、光緒帝及西太后ノ崩御、袁世凱ノ免官  第二巻,明治33年2月3日から明治33年3月6日,档号:B03050091700

d     《论建嗣即为废立》,顾廷龙等编:《中国近代期刊汇刊·清议报》第 3 册,中华书局,1991 年,第 2377 页。

e      当时新党中有一种观点:“建储”只是试探,后面还会有“废立”。

所言等出处不明的文字大量出现于新党报端。a如南洋将士酝酿兵变、刘坤一北上死谏等显然不实的文字被大肆转载。b不独《汉报》《清议报》一两家如此,日资的《国闻报》《沪报》和江浙绅士主笔的《中外日报》《苏报》等皆然。即便如此,以正月底之后外人安之若素、康党之无所作为,并无太多事实可供“发挥”。两个例外,一是经元善引发的“电请归政”风潮,一是各地偶有发生的会党举事。查该时期上述报刊可知,这两种报道占据着大量版面。对当初宣扬五种危险的《汉报》来说,此时唯一的指望就剩“会党举事”。所以,会党假托蕲州之案举事的揭帖一经出现,《汉报》即迅速报道并转载大意c,《同文沪报》更进一步,在刊登之时还将揭帖词句代为润色。这时,“亲藩求救”或“天子蒙尘”被描绘得越近真,会党举事越有依据。舍此,“勤王”几无希望。简言之,正月底之后,《汉报》之所以“故作疑似之谈”,并非他们不知道湖北来人为冒充,而是当时快速降温的时局倒逼他们故意煽惑。

这种“疑似之谈”有悖事实,但其刊载频率高、报道尺度大、披露之细节又极助谈资,仍大有市场。原先因事关重大而有所忌惮者纷纷跟进,《觉民报》等市井小纸正月底之后均对案情做追踪报道。故正、二月之交,当光绪帝驾崩、自杀等大多数传闻已归于沉寂之际,蕲州之案的相关传闻却呈上升之势。同期张之洞的种种辟谣活动,几乎归于徒劳。恼羞成怒之际,张一系列的干预和报复不断升级。

正月初,张就发现同文会控制的日资报刊对“建储”反对最力。“蕲州之案”传闻大多由其蛊惑。正月十一日,他致电心腹幕僚钱恂,向日本外务省转达对《汉报》《国闻报》《沪报》等刊物的不满,直言其“有碍邦交”。d正月中旬之后,以《汉报》转载会党揭帖,又大肆渲染蕲州案情,张将该报作为整肃重点,授意江夏县将该报蕲州之案访事人范秀才监禁,又将该报送报人若干刑拘审讯。e任凭宗方小太郎施以外交压力,张“必欲治其应得之罪”。f同时,根据张之洞的指示,湖南藩司锡良在长沙也大肆查禁《汉报》《沪报》等,逮捕大批售卖之人。日本领事甚至听说,湖南公文中有“华人代售外人报章,即以叛逆论”之语。g此时,张的种种报复已显粗暴蛮横,非但于往日开明形象在所不计,外交后果也敢于挑战。

若放眼全国,各地官员的做法都可谓张之洞的翻版。“立嗣”后,清政府对任何的异见都十分敏感,必欲“防民之口”。新党报刊首当其冲,大面积遭受查禁,有外方庇护者亦不能幸免。h 如《国闻报》为北方第一大报,又有日本驻津领事馆背景,但“立嗣”之后同样遭到查禁。先是正月初五日北洋当局以该报“毁谤时政”,照会日本领事予以“封禁”。日方严厉回绝。稍后,北洋又多次照会,提出“购买”该报。后党还将报刊的异见迁怒于康梁,开十万赏格严拿,生死不论。正月十二日,更有旨将康有为祖坟“即行刨毁”。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顾忌各方反响,奏请缓办。慈禧太后毫不让步,传旨申饬。与康党有涉者亦大遭株连,沈鹏、陈鼎等五翰林因参与过康的“保国会”,被押解回籍,严行监禁。电请归政的经元善,被革职抄家,通缉严拿;一同署名者亦被大肆追查,人人自危。这些做法迅速引起列强的不安,相比于“立嗣”本

a 张之洞曾指责当时的新党报刊“托名京城西友来电,而京城各国使馆并无所闻;托名某处访事人来信,而本省并无其事。”(《札江汉关道查禁悖逆报章》,二月初七日,载《申报》1900 3 20 日,第 1-2 版。) b 参见《京外官民公愤》,(正月二十一日),顾廷龙编:《中国近代期刊汇刊·清议报》第 3 册,第 2347 页。

c      参见《匿名揭帖》,《汉报》,1900 2 15 日(正月十六日)。

d     《致东京钱念劬》,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一日发,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 10 册,第 7901 页。

e      参见甘慧杰译:《宗方小太郎日记》(中),1900 3 5 日(二月初五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485 页。

f      《行迹叵测七志》,《申报》,1900 3 14 日(二月十四日),第 1 版。

g     《漢報ニ関スル件》,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戦前期外務省記録1門 - 政治3類 - 宣伝1項 - 帝国清国新聞関係雑件,原档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来源于亚州历史资料中心(JACAR)网站,档号:B03040669200

h     参见日本外务省《帝国新聞雑誌操縦関係雑纂/国聞報(在天津漢字新聞)》,原档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来源于亚州历史资料中心(JACAR)网站,档号:B03040605900

身,他们更关注清政府镇压异见者的守旧做派和排外情绪。为阻止抓捕新党、查禁报刊,英日等国提出多次交涉,但此时外国的力量也很难让这些停止下来。a

二月底,时在张之洞幕府的邹代钧在回顾“建储”以来的政局时,用一言以蔽之,谓“旧党肆其权、新党肆其言”。b真可谓切中要害!当新党报刊可以为反对“立嗣”而罔顾事实之际,后党为压制异见也罔顾舆论、罔顾邦交。双方都在自以为正当的居心下恣意妄为,走向各自的极端。二月后蕲州疑案的反常性发酵和张之洞的种种报复,即是“言”与“权”相较量的生动写照。

四、“权”与“言”较量之下的结案过程

正月中旬武汉出现勤王“揭帖”之际,蕲州之案重新进入提审程序。《申报》披露称:湖北蕲州知州凌仲桓刺史拘获行踪叵测之某甲解省讯供,种种狂悖情形迭详前报。……近日谣言蠭起,竟有蠢焉思动,托称勤王者。制军深恐草野愚民被其煽惑,因饬署臬司孟志青廉访将甲供词研讯明确,开列手折,以便会同于次棠中丞亲提覆讯,以成信谳而正典刑。c

此时张之洞已急于查明定案,让会党无可“假托”。但随后的审讯大不顺利,与年前如出一辙:每提案升堂,嫌犯即做狂诞之状,无甚口供。任凭施以何种酷刑,仍不吐实情。d以此,案情在正月间陷入僵局,毫无头绪。进入二月,“建储”震荡在全国趋于式微,武汉却因此案仍人心动荡。不能不促使张之洞加快审理,初八和初十两日连续亲审两次。

面对老练的张之洞,嫌犯较之前慌乱。他自称宗人府背景,但说不出宗人府位于何地;自称亲王,又不懂清文、清语;自称旗人,又不像京城口音。总之,之前宣称的各种身份被张之洞一一戳穿。至此,嫌犯阵脚已乱。词穷之际,嫌犯忽提出屏退左右方能说出真情。张之洞未做拒绝,但也不敢爽快答应,他提出巡抚于荫霖必须在场,嫌犯无异议。e初十日二更时分,张、于密审在一间小厅进行。由于事涉机密,确切情形无从得知。据张之洞事后奏报,嫌犯“最后供系山西平遥县人”,“真名系李成能,山西、天津、山海关……吉林铺店甚多,因游荡破家出游各省”。时隔数日,密审情节见之于《新闻报》。文中述及嫌犯如何供述籍隶山西、又如何急于脱身,内容与张之洞日后奏折有相合之处。f再考虑到“密审”现场人数极少,这则来自于 “鄂友来函”的报道,很可能系张之洞授意传出,意在洗刷这次“密审”的神秘色彩,示张与 “保皇”无涉。披露情节相应经过精心裁减。事实上,嫌犯密审所供远较这些复杂,颇多“骇人”之处。其中,最可注意者是嫌犯供称“李成能”时,自称认识军机大臣荣禄,谓荣“深知其来历”;又谓曾两次派人往荣处求救,“均被扣留”。g

此语一出,张之洞不敢大意。查“政变”以来,荣禄角色十分特殊,他是慈禧太后宠信之重臣,但又不附和后党的“废立”之谋,立场相对开明。故荣禄一言一行已成为“废立”的一个风向标,相关传闻时常登诸报端。若“李成能”此行真与荣禄有关,则其内情还真可能事涉

a      均参见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二月初九日致本国外务大臣报告。1門 - 政治6類 - 諸外国内政1項 亜細亜各国内政関係雑纂/支那ノ部/光緒二十四年政変、光緒帝及西太后ノ崩御、袁世凱ノ免官 第二巻,原档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来源于亚州历史资料中心(JACAR)网站,档号:B03050091800

b     《邹代钧札》(91),《汪康年师友书札》,第 3 册,第 2558 页。

c      《行迹叵测七志》,《申报》,1900 3 14 日(二月十四日),第 1 版。

d     参见《刑讯奇案》,《新闻报》,1900 3 7 日(二月初七日),第 1 页。

e      关于张之洞的亲审、密审情节,除他本人的奏报外,《新闻报》二月十五日、二十三日以及《觉民报》二月二十三日均有报道,本段中所述是比对这三方的记载得出。

f      参见《蕲州疑案补述》,《新闻报》,1900 3 23 日(二月二十三日),第 1 页。

g     《致京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发,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 10 册,第 7913 页。

“废立”,关乎政局匪轻,不能不做求证。且嫌犯自证“李成能”时所供亲戚萧仰溪(曾任山海关副将),经初步核实,确有其人。这又加重了张的疑心。十七日,张会同于荫霖致荣一电。电内仅称“鄂省现有要案”,于具体案情只字不提,重点是请荣禄核实是否真有去函求救情节。如真有求救之人,是否自称“李成能”还是其他名号?时隔一日,荣禄即有回电:

密。接谏电,不胜诧异。不知李成能为何人。亦无两次求救扣留专足之事。究竟此人是何来历?犯何案情?希详悉电复。禄。a

这可能是张之洞最为担心的一种结果。首先,来电系密电,又追问案情为何,可知荣对此事十分警惕,急于知道原委。其次,荣对“李成能”毫不知情,更否认有“求救”情节,这提示“李成能”身份可能仍然为假,嫌犯真实身份需另行查明。紧接着,山海关等方面的回电雪上加霜,无人认识“李成能”,李宣称有亲的萧某等也下落不明。b至此,线索完全中断,案情再次陷入僵局。

但此时局势已经让张之洞没有回旋余地,此案万万不能再拖。其一,时间已是二月下旬,朝廷的辟谣已证明光绪帝处境安全,帝位也将保留。一系列传闻随之归于沉寂,此时再说“天子蒙尘”已与实情格格不入。张之洞再不果断处理,就属明显异常,势必引起后党疑心。其二,也是更直接的原因,荣对案情一再催促。十九日密电之后,紧接着又是一电,切嘱张将案情始末“速为电覆”。c所以,张必须在短期内拿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版本。

由此,张随后的做法一反常态,极显雷厉风行。二月二十五日午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嫌犯被押赴刑场正法。加给他最后的身份是“姓李名成能”,罪名是“素不安分,曾入会匪之党,久蓄阴谋”、“伪缮朱旨,罪不容诛”。d次日张之洞即据此复电荣禄,告案情已结。e就这样,三月来一直疑团重重的案件,三五天内即迅速定案。节奏之不谐,让结论显得十分可疑。而验之以张之洞关于定案阶段的奏报,又随处可见闪烁其词,显然难以服人。

首先,此人身份究竟为何,系该案一大关键。但张之洞判定此人为“李成能”的依据仅仅是此人的“最后供述”。既无人证,也无物证。至于坐实死罪、就地正法的“会党”身份,关键依据竟是“该犯自川至楚,沿路所带银两金叶甚多,用度甚为挥霍,如此举动,其为会匪无疑”。全然是推测口气。再者,此人为何冒充皇帝、亲藩等?张解释为“会匪”同党教唆:“该犯有在上海素识之广东连州人洪春圃即洪金能,系发逆洪秀全之后,武汉揭帖内所称兵马大元帅即是此人……该犯一切举动,悖逆言词,皆洪春圃教唆。”f这些情节也来自嫌犯口供,无任何旁证。更异常者,洪金能既系教唆之犯,又自称“兵马大元帅”,显系罪不容诛。但之后既不见通缉此人之新闻,亦不见此人落网之报道,张日后开列的“会匪”名单中,也无洪氏其人。g

疑点重重提示出张最后定案并非基于真相大白,而是局势所迫、不得不有所“权变”。指嫌犯为“李成能”“山西籍”才能排除旗人、亲藩的传闻,示此人与“废立”无涉。指“嫌犯”为会党,才能“就地正法”,最快了断。h指嫌犯受洪某教唆,才能解释“自称皇帝”等种种荒唐,

a 《荣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到,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 10 册,第 7913 页。 b 参见原山海关都统斌能复电,二月二十日到,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 10 册,第 7915 页。

c      《荣中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到,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 10 册,第 7918 页。

d     《明正典刑》,《申报》,1900 4 3 日(三月初四日),第 2 版。

e      《致京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发,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 10 册,第 7918 页。

f      张之洞:《审明惩办折》,《张之洞全集》,第 10 册,第 1366 页。

g     张之洞:《分咨各省及饬本省查拿富有票会匪及各种会匪》,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晚清文献七种·督楚公牍》,齐鲁书社,2011 年,第 170 页。

h     清代生杀大权系于皇帝之手,且死刑有严格的复审程序,原则上不允许“就地正法”。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会匪”“抢劫杀人”等极少数情形才能“就地正法”。详见刘彦波:《晚清两湖地区州县“就地正法”述论》,《暨南学报》2012 年第 3 期。

示民众以“蓄谋已久”,示朝廷以事关重大。这些处理技巧对老于官场者来说,一读之后自然心照不宣。所以张致荣电中,特意在文末说明:“近日武汉匿名揭帖迭出,有自称兵马大元帅纠众为乱……鄂省人心浮动,该犯悖逆狡诈,若不速为惩办,不足安靖人心,已照会匪定章将该犯正法。”a这相当于婉陈该案尚有疑点,但大局若此,不能不杀。故此电用意,既是回复荣禄案情原委,又是为日后朝廷复审时铺垫。

张之洞这些做法虽能蒙混过朝廷,但却蒙混不过舆论。案犯正法消息一出,报纸态度截然相反,《申报》《新闻报》迫不及待宣布“蕲州之案已结”。b而新党报刊则纷纷质疑,不以张说为是。《国闻报》三月初十报道称“外间人言啧啧,咸谓此案竟始终未得确供”。嫌犯真实身份尤其成为质疑的焦点。这一关键情节未办成铁案,此后又引出一系列震荡。

先是自“建储”以来,张之洞形象一落千丈。诸如查禁报刊、严拿康党之举,与北京旧党毫无区别,甚至出乎其上。外间大惑不解之际,不免猜测附会。有甚者竟以结党李莲英解释之。既有此成见,嫌犯正法之际,民间不免往献媚旧党方向联想。宋恕在家书中谓:

外间皆传鄂督拜内监李莲英为义父,故查拿帝党最为严厉,两湖士民不敢一语及光绪圣德,有言及者辄诬为会匪而杀之云。现拿到今上胞弟,严行勒令改招汉奸,定拟斩决,两湖忠义之士莫不痛哭切齿,故禁报尤严! c

据此,张之洞正法之人被认为是皇帝胞弟,张之洞所加罪名被认为是屈打成招。而一切的根源,是因张之洞拜李莲英为义父,与旧党狼狈为奸。舆论之失真,竟荒唐如此。但在嫌犯身份疑点重重的情况下,此说仍深得人心。宋恕于新旧之见系温和一派,尚言之凿凿,立场激进者不待多言。海外的康党遂进一步借题发挥,四月初一,该报刊登梁启超《上鄂督张制军书》,称此案本系张之洞自导自演:

阁下奴颜婢膝以向诸逆,诸逆岂能推心置腹以待阁下?而况戾太子之嫌疑,近方在阁下之肘腋。闻诸道路,颇有谓阁下实授意假托,将藉之以行大事者,而日本鄂生之言,述阁下隐寓深意,尤有不可听闻之语。启超固信阁下之必无是事、无是心也。非以阁下之忠而信之也。白衣秀士王伦,岂能占梁山泊一席地?是以知阁下之必非其人也。d

所谓“戾太子之嫌疑”,即蕲州奇案传闻。“授意假托”,即神秘来人为张之洞故意安排。

“藉之以行大事”“不可听闻之语”“白衣秀士王伦”(梁山泊首领)均影射张之洞有不臣之心,真实目的近于“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说在宋恕的甘心从逆之外,又加给张有心称王的恶名。查蕲州案发以来传闻纷繁,张“授意假托”、自导自演之说或许有之;但梁既坦陈“必无是事”,却又如此大肆宣扬,其动机不在于追问真相,而在于离间张与旧党之关系。既然张不能于“建储”关头支持新党,如何能让他就此归于旧党?以《清议报》在新党中大行其道,道路传闻一旦加诸报端,更难辨其诬。是以庚子时期,张之洞割据称王之说广有流传。其源头所在,日后有学者认为是“东南互保”时期日本人日记揭出,其实乃康梁假蕲州之案诬张之辞。e

对张之洞来说,嫌犯正法之后,会党“勤王”已失去气候渐渐退潮,基本目的已经达到。但道路传闻的离谱还是提示出“李成能”之说不能服众,他本人当有觉察。是以二月二十六日即将基本案情电告荣禄,但迟至三月二十八日,他才具折奏报,留出的时间必用于弥缝。待朝廷接报,已是四月二十六日。此时荣禄当早有定调,北方的局势让慈禧太后也无心深究,所以

a      张之洞:《审明惩办折》,《张之洞全集》,第 10 册,第 1366 页。

b     参见《新闻报》三月初三日报道(第 1 页)、《申报》三月初四日报道(第 2 版)。

c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 701 页。

d     顾廷龙等编:《中国近代期刊汇刊·清议报》第 3 册,第 2705 页。

e      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 年第 8 期。

朱批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知道了,赵庆颐著即革职,余依议。”a

五、小结和余论

“假光绪案”结案前夕,《新闻报》曾刊发社论反思其事,起首即做痛心疾首状:案发之初,情节本不算离奇,案犯也未自称天子,“认真明讯一二次”即可“破其隐饰”,真不解何以延搁数月之久、生出如许枝节?!b查此案自始至终,其动机与“废立”无涉、与“勤王”无涉。其次,嫌犯身份虽信口变换,但种种自称不难证伪,蕲州知州、江夏知县及张之洞、于荫霖均有识破,态度鲜明,并非因疑其为真皇帝而畏首畏尾。所以,此案属撞骗之案,动机为脱身而去,当无甚异议。进而言之,该案之所以一步步发酵,并非因案情本身有多么复杂,而主要系政局大气候使然。其中最可注意者,即邹代钧所谓“旧党肆其权、新党肆其言”。在笔者看来,这是

“己亥建储”前后政局演变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该案不断升级的根本原因。

以清代君主专制之登峰造极,言路在权力面前向来小心。故近代报刊诞生以来,十分注意言论尺度。“甲午以前,报纸罕见言政事,对于官场中人尤不敢妄加只字。”c二者无所谓对立。甲午以降,以“救亡”心切,政论报纸大量出现,报端对政府常有微词,但远不到对立地步。戊戌政变后,情况大变。慈禧太后最初因帝后关系问题(特别是“围园捕后”)发作,继而将仇恨转移给新政,变法措施几乎废弃殆尽。甲午以来的改革局面,至此出现一个大倒退。趋新人士在极度的压抑与失望中,对立情绪日益上升。其反抗手段,主要就是利用社会舆论,即今天所谓“宣传战”。是以康梁刚逃往海外,就很快创办《清议报》;汪康年等在《昌言报》封禁之后,很快新办《中外日报》。同情新党的《国闻报》《汉报》《沪报》等外资报刊,则大量转载《清议报》《中外日报》之文字,无异于新党声音的“放大器”。这些报刊在政变之初即对后党做口诛笔伐,质疑慈禧太后训政、同情光绪帝和康党。后党盛怒之下,曾于八月二十四日下达严旨,斥“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著各督抚“饬属认真查禁”。又谓“其馆中主笔之人皆斯文败类……即由地方官严行访拏,从重惩治”。d此时,清政府之穷凶极恶,已不加区别,对一切报馆均持敌意。至此,政府(“权”)与舆论(“言”)之对立局面已告形成。这是晚清政局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惜以往研究注意较少。

该局面一经形成,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进入己亥年,帝后矛盾进一步恶化,慈禧太后废黜光绪帝之心更明。整肃新党、取缔新政相应变本加厉。新党之对抗情绪也更显激进。海外的康党和国内汪康年一派都有密谋“勤王”举动,但武装运动进展迟缓,最主要的手段还是“宣传战”。旗下报刊揭露“废立”、宣扬列强干涉或重臣反对者无日无之,常有所夸大和杜撰,实为一系列传闻的源头。也正是在这一局面下,蕲州案发之前,新党报刊支配的武汉,“废立”已成舆论热点。案犯刚解到武汉,就卷入这一风潮,成为“废立”传闻的一部分。案情出现第一次升级。

“建储”事发,帝后矛盾、新旧矛盾都到了最尖锐的地步,政府和舆论的对立也随之上升。以舆论言之,该时期报纸的言论尺度之大为以往所未有。其不仅表现在新党敢于公然与朝廷唱反调,反对“建储”,高倡“勤王”;而且表现在大面积的新闻造假,置事实于不顾。即《汉报》等新党报刊明知“假光绪”之皇帝身份不实,仍“故作疑似之谈”。还故意代为润色。案情遂出


a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 154 册,第 98 页。

b     《论蕲州疑案》,《新闻报》,1900 3 18 日(二月十八),第 1 页。

c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岳麓书社,2011 年,92 页。

d     《清德宗实录》卷 428,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乙巳(二十四日)。

现第二次升级,成为会党“勤王”的重要假借。面对舆论的肆无忌惮,权力迅速挥起大棒。该时期清政府压制舆论之粗暴蛮横亦为晚清以来所未有。诸如封禁报刊、严拿访事人、外交抗议等手段均体现出罔顾政府形象、罔顾邦交之恼羞成怒。然而,“权”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无法完全扼制“言”。这对大局来说,未必就是幸运。因“权”在无法达到目的之际,怒火的不断累积会让他们借其它问题发难。该时期慈禧太后对义和团问题模棱两可,拒绝执行列强有关照会,其中就有仇恨转移的因素。庚子五月“宣战”,固然由义和团问题直接导致,但在此之前中外矛盾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权”与“言”的对立也是其中之一。当清政府孤注一掷,都无法征服“言”所恃为护符的列强,就只好对“言”让步,重新处理“权”与“言”分歧中的帝后关系、新旧关系等。是以庚子(1900)十二月“新政诏书”大书特书“母子一心”、旧法当变。至此,起于戊戌政变的“权”与“言”之对立,才以清政府在“废立”和“新政”问题上的主动妥协而告缓和。

(本文选题与写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忠文研究员的指点与帮助, 特致谢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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