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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中腰牌考略
作者:郭琪 责编:

来源:《清史研究》2021年02期  发布时间:2021-04-13  点击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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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牌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身份凭证而屡见之于史料,如明代的锦衣卫便是以腰牌作为官阶、职位等的凭证,清代关于腰牌的记载则最早见于清太宗皇太极时。当时,朝堂之上的汉人官员与满人官员以及满族贵族多有矛盾,“汉官只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至伤心堕泪者有之”,而“皇上(皇太极)遇汉官每温慰恳至,而国人(满人)反陵轹作践”,这种冲突与矛盾成为了皇太极当时面临的重大隐患。为此,参将宁完我于天聪五年(1631)上疏皇太极,提出定官制,分服色:“宜急分辨服制,造设腰牌,此最简最易关系最大者,皇上勿再忽之也。…… 但名目一立,各有职司,不敢推诿矣。”a皇太极采纳此建议,颁发腰牌规范官员级别,整肃朝纲,以缓和满汉官员之间的矛盾。

清朝肇建之初,沿袭明制,不断完善职官制度,腰牌也不再具有品级象征的作用,但其身份凭证的特点却使得应用范围越发广泛,官方及民间均大量使用。b在紫禁城内,宫中腰牌作为苏拉、书吏等人进出的重要凭证,逐渐形成了专门的管理制度,规制不断完善,数量也十分惊人。

一、宫中腰牌源起定国之初

宫中腰牌属于清代紫禁城门禁制度下一项,《清代典章制度辞典》中注释:“腰牌是清代官员人等出入宫禁的凭证,木质,长方形,由内务府给发,正面烫有‘腰牌’字样,背面开写持牌人姓名、年岁、面貌特征,并由行取腰牌衙门将领牌人花名年貌造具清册两份咨送内务府,另一份汇总清册咨送景运门,以便查对,腰牌每届三年缴旧换新一次,清宫使用腰牌起于嘉庆年间。”c《清代文书档案图鉴》中也记载:“腰牌的使用者为内阁、内务府及内廷行走各处之书吏、苏拉、皂隶等人中,需要经常出入宫廷者,才由内务府发放腰牌,上有持牌者所属衙门、姓名、年龄、相貌特征等,也是每三年更换一次。”d其他相关论述基本与此二处无异,抑或引用

《清实录》等文献资料,也多局限于具体的事件陈述,缺乏对宫中腰牌的规制、源流、数量等的

 a 《清太宗实录》卷 10,天聪五年十二月壬辰。

b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的相关记载,具有官方性质的腰牌有关隘腰牌、船户腰牌、仓户腰牌、领盐腰牌等,约有十数种之多。

c      朱金甫、张书才主编:《清代典章制度辞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742 页。

d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文书档案图鉴》,岳麓书社,2004 年,第 118 页。

系统梳理。同时,这两种说法中均尚有语焉不详之处,如宫中腰牌的使用是否起于嘉庆年间,每届三年更换的规定始于何时,规制如何变迁,使用数量多少等等。因此,不妨根据清代档案的原始记录,一一梳理。

认为宫中腰牌的使用起于嘉庆年间的观点,大抵是因为在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二十五日,掌四川道监察御史费锡章奏称:“紫禁城内环卫森严,理应格外整肃,臣见舆夫匠役以及跟随人等任意往来,毫无顾忌……从不稽察,殊非严密之道。臣愚以为嗣后官员随从及无顶戴而有差使之人,应添设腰牌,于进出东西长安、东西阙、东华、西华、神武七门时持牌报验,然后放行,庶足以资查考。”a其中“应添设腰牌”一句,似乎可以印证此种观点。

但在费锡章上奏后,嘉庆帝下发谕旨:“该御史所奏系专指禁城而言……一切应如何酌定章程,及该御史所奏是否可行之处,着派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会同悉心妥议具奏。”b各大臣经商议后回奏嘉庆帝,提出:“查从前旧定章程,载在会典及现行各事例,立法本为尽善,特因遵行日久,未免致有懈弛,应请敕交各该衙门,一一查照,申明旧例。”c可以看出,关于进出禁城人员佩戴腰牌一节在嘉庆朝之前便早有“旧定章程”。

查《清会典》中“稽察出入”一条,记载官员人等进出宫中规制:“国初定……工匠服役人等由本管衙门各给以烙火印腰牌,书姓名,差役持为出入符验,以护军之识字者专司检阅门籍,(稽)其出入,籍内无名及不带腰牌者,不准放入。”d此即为“旧定章程”之始。至康熙朝,专设“悬带关防牌面”一节,规定:“凡朝参文武官及内官,悬带牙牌、铁牌,厨子、校尉入内,各带铜木牌面。”e其中所称牙牌、铁牌、铜牌、木牌各项,即为当时的腰牌。康熙十二年(1673)又议准:“太庙、社稷坛内承直人役……并令各带腰牌,责成看守旗员验明出入,如无腰牌出入者,立即拿究。”f可见当时的腰牌使用范围已不再拘限于官员。乾隆元年(1736),覆准:“内工重地,理宜肃清,管工官分饬各属择朴实有身家者点为夫头,各将召募之夫取具甘结存案,其夫役每人各给火烙腰牌一面,稽察出入。”g这说明除了在内廷行走的杂役等人外,凡进宫从事修葺、搬运等事务的夫役也需领取腰牌作为身份凭证。

因此,宫中腰牌的使用应源起定国之初。之后,宫中腰牌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规制不断改进、增加,只是“遵行日久,未免致有懈弛”,以致出现了费锡章奏折中的现象。

二、宫中腰牌的管理与规制

费锡章在奏折中提出:“所有腰牌式样,请敕工部行文各该处先行核定需用数目,勿滥勿苛,据实册报,一体制给,其牌务用坚硬木植分别酌定大小方圆,镌刻某衙门字面,无使彼此雷同,以期经久而防弊混,大臣官员遇有升调事故,即将跟役原领腰牌留交后任,仍于新升新调之处照例领用。此外,文武月选,虽系官员,究非京僚常川行走者可比,亦请另制文月选、武月选腰牌,存于吏兵二部,遇有引见,先日给发,事毕点收。又,内务府匠役杂项人等,为数较多,应拣派头目给予腰牌,俾之统率于早晚出入时带领散役散匠一总验放,毋许零星行走,

a      《为进出东西长安门等处添设腰牌以肃门禁事等》,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五日,《内务府来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13-002-000520-0107

b     《军机处上谕档》,嘉庆八年闰二月二十五日第 1 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c      《清仁宗实录》卷 109,嘉庆八年闰二月庚寅。

d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178,第 25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      康熙朝《大清会典》卷 117,第 9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f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78,第 7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g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 137,第 60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其有遗失不行报官,私自制造者,照例治罪。” a嘉庆帝将此奏折发下军机大臣等商议,各大臣会商相关章程二十九条,其中内容大体如是。b

费锡章之所以提出改进宫中腰牌的式样,主要因为宫中腰牌作为门禁制度中的重要环节,过于简单的式样造成了极大的管理漏洞。嘉庆朝时的宫中腰牌,上面仅注明了所属衙门而无持牌人的具体信息,这使得宫中各门的值班军士无法将人与腰牌一一对应,即便持牌人将腰牌借与他人亦无从查证。更有甚者,如某人持腰牌进出宫门数月,之后更换衙门或不再持有腰牌,只需口头说明,亦可轻松进出。副护军统领廷安当时负责午门值守,便向嘉庆帝表示:“向来各部院衙门进来的人俱无腰牌,走到门上我们必先拦住,问明在何处当差,他说明地方才肯放进。”c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道光朝。道光八年(1828)的《门禁章程档册》中记载:“向来各衙门官员出入景运、隆宗、后左、后右各门,年底造具花名木牌移送景运门稽查,臣等伏思一年之内官员等升迁改调,时有更换,兼有新到衙门之员,仅于年底造具花名木牌,不能符合,仍属有名无实。”d同时,该档册也指出:“乾隆六十年会议,令每门行走官员开写职名查验,迨后亦未实力奉行。”可以说,宫中腰牌的改进已经势在必行了。

即便如此,直至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此事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总管内务府大臣敬征奏称:“各部院衙门听差人役及臣衙门所属各司处并各太监、他坦、听差、苏拉人等出入禁门,向由臣衙门颁发火印腰牌,令其佩带,以便稽查……惟查腰牌内仅注内务府颁发字样,并不注明某处人役,似无区别,且恐该听差人等私相换带,擅入门禁……按原设腰牌式样,添注各部院衙门名目,另行铸造火印戳记,颁发各等处人役佩带,以示区别。”e道光帝要求各衙门照此办理,强调:“自本年二月初一日为始,一律更换,仍着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严切晓谕各衙门章京护军等,除王大臣随带护卫及跟随人等仍遵定例额数,准其带进外,其余各项听差人役出入禁门,务当严密稽查验明新换腰牌。”f比对前文,可以推断,嘉庆朝时虽然对腰牌进行了改进,但更多是在门禁管理上下功夫,腰牌本身的式样并无多少变化,费锡章所言“镌刻某衙门字样”一节,也未能推行,“向由内务府颁发腰牌,令其佩戴,牌上并不填写某处人役,漫无区别”,g故而敬征此时再次提出于腰牌之上“添设各部院衙门等名目”。 这样,目前可查的宫中腰牌第一次大规模更换便是从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开始,而腰牌的制作与管理权则已由工部转移到了内务府。

道光三十年,内务府堂建《牌样簿》,h记录所发腰牌式样及所属各衙门等信息,每年一册,直至宣统三年。同时,内务府堂为发给各部院衙门、各馆以及内务府下属的七司三院等的所有腰牌建立《颁发各衙门腰牌档》和《各司处腰牌档》,以便随时稽查核对,所有腰牌的发放、领取、制作等程序均登记在《腰牌底册(档)》中,甚至具体到了某一旗某一职位,如《正白旗回手(子)佐领腰牌花名底册》。不仅如此,内务府还针对不同事件、不同的发放对象等进行了记

a      前引《为进出东西长安门等处添设腰牌以肃门禁事等》。

b     该二十九条章程目前尚未见于档案中,但就其之后的推行情况看,主要内容应大体与费锡章所奏相同。

c      《军机处上谕档》,嘉庆十五年二月二十日第 2 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d     《门禁章程档册》,道光八年九月初四日,《内务府来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13-002-000619-0110

e      《奏为改制出入禁门腰牌事》,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十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

03-2812-044

f      《军机处上谕档》,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第 5 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g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四年六月初一日第 1 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h     《牌样簿》具体设立时间暂不可考,目前最早可见为道光三十年,其与后文提及《颁发各衙门腰牌档》等档册均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录,形成诸如《交存腰牌数目档》《跟随进内赏戏王大臣苏拉腰牌档》等档册。a与工部原本粗糙的记录相比,内务府的管理无疑严格了许多。

咸丰帝继位后,于咸丰元年(1851)五月十九日下发谕旨:“惟稽查门禁,固以察验腰牌为凭,其是否当差正身,抑系招募雇替,仍难辨别,且恐当差人等,伪称匠役工作,私带闲人,混迹出入。”b这说明:第一,咸丰朝初年的腰牌仍然存在人与腰牌无法对应的情况,根据前文,此时的腰牌上应该只有具体的所属各衙门及姓名;第二,腰牌持有者存在私自领人进出宫内的情况,并且未受到严格查验。因此,咸丰帝要求:“总管内务府大臣将所管各处所应如何酌定章程严密稽核,不至疏漏之处等悉心详议具奏。”c六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大臣柏葰上奏称:“隆宗门外,造办处门内暨西面河沿一带地方他坦并内务府所属各处办公值房,其听差之披甲人、苏拉、匠役等均有发给腰牌,以凭查验。……惟查前项人等所佩腰牌及宗人府、内阁、各部院衙门行取腰牌均系道光二十三年制造颁给,迄今已阅八年之久,恐有字迹模糊之处,碍难详核。”据此可知,自道光二十三年第一次大规模的更换腰牌以来,所用腰牌便一直使用至咸丰元年,并未汰旧换新。接着,柏葰建议:“臣衙门办理更换咸丰年号腰牌之际,拟将本人年岁、面貌详细开写于腰牌后面,并饬令各该衙门及各他坦等处,将各项当差人役花名、年貌详细填写造具清册,二分咨送臣衙门以备考核,另将一分由臣衙门汇总咨送景运门,以便出入禁门时易于查对。嗣后每届三年更换新腰牌一次,仍将旧腰牌缴销。……倘三年内如有革役等项事故,接充之人年貌不符,应由各该衙门将接充之人花名、年貌于腰牌内随时更改咨报。”同时指出:“营造司每遇工作,向来于匠夫过门之日,由该司造具该匠役、苏拉等花名清册,发给腰牌,由臣等派员按名点验。……嗣后非遇大项工程不得传用民夫。”如此一来,各禁门值班官兵便可对于“如无腰牌或有腰牌而年貌不符者,一概不准放入”。d咸丰帝对此殊为满意,命负责值守禁宫的前锋统领、护军统领等照柏葰等所拟章程,“严饬值班之官员兵丁等于各项人役出入,随时详细查验,与内务府衙门互相查核,毋得视为具文,日久生懈”。e

至此,宫中腰牌的式样基本固定,沿用至清末,以光绪朝的中正殿腰牌为例:该腰牌正面上方横排“腰牌”字样,居中竖排“内务府颁发”,其下为满文钤印“总管内务府”(dorgi baita be uheri kadalara yamun),腰牌背面居中竖排左右两列为“中正殿”与“光绪二十五年制造”,为腰牌所属衙门及制造年份,右侧竖排记载“效力苏拉恒连年十九岁”,即腰牌持有者身份、姓名与年龄,左侧竖排记载“面黄无须”,即腰牌持有者的体貌特征。f同时,宫中腰牌的各项规制如材质、形状等基本固定,制作、发放、更换、缴销、查验等环节均按规执行,嗣后亦有补充,如同治十二年(1873),皇帝曾指示内务府“各处应用腰牌,着内务府随时迅速发给,以便稽查”g,将腰牌发放作为一种常态,不再限于三年一换。

a      道光帝驾崩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咸丰帝继位后按照旧例并未于当年更改年号,因此内务府堂设立腰牌相关档册究竟是沿袭道光帝之前旨意,抑或是咸丰帝继位后所提要求,暂未见于档案记载,不可确定。

b     《清文宗实录》卷 34,咸丰元年五月乙巳。

c      《军机处上谕档》,咸丰元年五月十九日第 7 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d     《奏为酌拟各项人役出入禁门章程事》,咸丰元年六月初四日,《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169-021

e      《军机处上谕档》,咸丰元年六月初四日第 5 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f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文书档案图鉴》,第 118 页。

g《清穆宗实录》卷 348,同治十二年正月癸未。

三、宫中腰牌的使用数量

如前文所言,宫中腰牌是在宫内服务和办理差务的杂役、匠作、苏拉、书吏等人的身份凭证,仅以所属衙门划分,限在宫内使用,持有者的具体职责和活动场所等与其所属的衙门相关,不因腰牌式样的不同而承担不同的责任,或有不同的活动范围。这些腰牌持有者基本属于两大系统,一是内务府,二是各部院衙门。内务府作为清朝掌管宫廷事务的重要机构,负责绝大部分的宫内服务,而各部院衙门也因其职责所在,经常派人出入宫禁办理各项差务。那么,这些人使用腰牌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呢?

以乾嘉朝为例。乾隆三十八年,内务府为起居注馆等处添设腰牌,上奏乾隆帝称:“查各部院衙门、各馆并臣衙门所属七司三院各等处应行出入禁门人役佩带火印腰牌,前经臣等分别该处事务繁简酌定数目,计部院衙门各馆书吏、皂隶、校尉、厨役等项人役共给过腰牌三千六百六十八面,臣衙门所属七司三院各库各作茶膳房及各他坦、苏拉、匠役、厨役、书吏等项人役共给过腰牌三千七百六十五面,具与奏准数目相符。兹据方略馆咨称从前支领腰牌时因该处供事内有十八名将届期满,并未请领……新补供事十八名,应请添给腰牌十八面。”a 则乾隆三十七年给过腰牌七千四百三十三面,加上未给的十八人,当年应领腰牌人数当在七千四百五十一人。然而,这仅是乾隆三十七年的应领人数,在这份奏折中,内务府又提出新增匠役、调回宫当差等人役,计有:“起居注……新添供事一名,请领腰牌一面,又侍卫处茶役四名,如意馆书画三名,厨役二名,懋勤殿占用造办处匠役三名,又占用御书处匠役四名。”共十七人,则乾隆三十八年实际使用腰牌人数为七千四百六十八人,不可不谓惊人。

至乾、嘉执政交替之际,数量甚至偶有增加。嘉庆元年十二月,内务府广储司、都虞司等查报数年来腰牌发放数量:“查各部院衙门、各馆并本府所属七司三院及各等处应行出入禁门当差人役佩带火印腰牌,前经本府陆续造具七千七百八十面,俱经各该处领去,又于五十六年造具三千七百七十七面,经各该处陆续缴回旧腰牌三千四十四面,共领去新腰牌三千六百三十八面。”b据此计算,乾隆五十六年,在领走七千七百八十面的基础上,缴回三千四十四面,新领三千六百三十八面,则该年共使用腰牌八千三百七十四面,较乾隆三十八年增加了九百零六人。

嘉庆朝的腰牌领取人数依旧未减。嘉庆七年十二月,内务府制造腰牌七千五百面交都虞司以备次年发放,然而都虞司“今查各该处出具文领造册,已领腰牌七千四百六十六面,尚有銮仪卫应领三十四面,广储司灯作三十面,共需用腰牌七千五百三十面”,c请求补造三十面。嘉庆八年九月,内务府将七司三院及各部院衙门等处当年所需腰牌人数造册送往都虞司,由其将各处送到清册与嘉庆七年送到的应领腰牌清册逐一核对,发现“腰牌数目相符者共七十处共三千一百九十七面,毋庸更张外,内有原领腰牌不敷应用,除原数之外,另请添造者及并无领过补行添造者共十七处共五千一百五十八面”,d即便不考虑“原数”多少,“相符者”与“添造者”两项之和也已达八千三百五十五面,比前一年预计人数多出八百二十五人。

那么,这些腰牌数量是否有夸大或虚报呢?事实上,内务府每一年提前统计腰牌数量时都

a    《奏为起居注等处添印腰牌事》,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内务府奏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

05-0311-012

b   《为咨送新补出入禁门当差人役补给腰牌花名册档事》,嘉庆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内务府呈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08-003-000004-0078

c    《为呈明补造銮仪卫等处需用火印腰牌数目事》,嘉庆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内务府呈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08-003-000020-0063

d   《为呈明补造腰牌给发各处情形事》,嘉庆八年九月初一日,《内务府呈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5-08-003-000023-0018

会额外多报一定数量以备不时之需,如嘉庆七年十二月呈报数目时便“仍余存三百面,以备各处随时领用”,a但实际上很难有富余。紫禁城内来往役匠、当差人等为数众多,仍以嘉庆朝为例,仅统计在宫内值宿夜班(清代称为“上夜”)人员,便可窥见一二。嘉庆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奉旨奏报紫禁城内各处值宿夜班清单中便记载道:

各衙门十五处,内阁上夜供事皂役茶役三十七名,上谕处上夜茶役三名,国史馆上夜供事茶役十名,景运门上夜厨役三名,銮仪卫上夜校尉三十名,起居注上夜人役一名,翻书房上夜茶役三名,文颖馆上夜供事皂役厨役等二十名,方略馆上夜供事茶厨隶役等二十八名,会典馆上夜供事厨役等三十一名,侍卫处上夜茶役人等十五名,太医院上夜厨役四名,圣训校勘处上夜茶役四名,奏事处上夜苏拉一名,六班值房上夜茶役一名。

内务府管辖三十五处,文渊阁上夜苏拉五名,药房上夜苏拉厨役五名,上驷院上夜草夫二十一名,御茶膳房上夜苏拉厨役十二名,养狗处上夜苏拉二名,养鹰处上夜苏拉一名,宁寿宫上夜厨役听事人八名,御书处上夜匠役二名,咸安宫上夜苏拉厨役六名,广储司上夜听事人一名,银库上夜匠役七名,缎库上夜匠役二名,茶库上夜匠役二名,衣库上夜匠役四名,磁库上夜匠役三名,皮库上夜匠役二名,三大殿值房上夜苏拉二名,圆明园值房上夜人役一名,北鞍库值房上夜匠役二名,回子缅子馆上夜苏拉一名,内务府堂上夜书吏听事人厨役茶役十七名,造办处上夜匠役六名,火班校尉三十名苏拉十四名步甲一百名,内管领值房上夜苏拉一名,宁宫花园上夜苏拉四名,清字经馆上夜苏拉二名,掌仪司上夜苏拉厨役茶役十五名,酒醋房上夜苏拉二名,家伙库上夜苏拉一名,冰窖上夜苏拉三名,中正殿上夜苏拉厨役四名,传心殿上夜乐舞生二名,文华门上夜茶役二名,武英殿上夜匠役四名,寿安宫上夜苏拉一名。b 从档案中可以算出,各衙门和内务府共有五十处值宿夜班,需四百八十八人,按每三天轮值一次,值守夜班者需近一千五百人,若加上白日各部院衙门及内务府办理公务,则远不止这五十处,书吏、画匠、工匠、厨役、茶役等人数更是数倍于此。如此看来,内务府每年所发腰牌在七八千面左右亦属正常。

四、结语

宫中腰牌自清朝国定至溥仪出宫,都是紫禁城门禁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宫中腰牌上仅镌刻了所属衙门,这就造成了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管理混乱,而这种混乱不断推动着腰牌规制的完善和改进,譬如,增加了腰牌持有者的样貌特征、年龄等,在经过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的多次修订、补充后,最终建立了相当完备的宫中腰牌管理制度。因此,内务府即便面对着每一年数千面宫中腰牌的发放、领取、更换等任务,依然能够较为有序的进行统计和管理。尽管如此,到了光绪、宣统两朝,与宫中腰牌相关的各类案件在清宫档案中仍屡见不鲜,由是可见,无论宫中腰牌的规制如何完善,管理章程如何健全,在具体的执行中还是依赖于人的使用与管理,一旦在实际执行中废弛如斯,宫中腰牌在很多时候也就形同虚设了。

a 前引《为呈明补造銮仪卫等处需用火印腰牌数目事》。

b《军机处上谕档》,嘉庆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第 4 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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