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8年11月清德宗载湉和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相继病亡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宣统朝，是清朝统治的最后三年。在这一时期，监国摄政王载沣利用自己身为“皇本生父”的有利条件，吸纳载洵、载涛、载泽等青年亲贵成员，形成高度年轻化的少壮亲贵集团。该集团不仅排挤袁世凯、张之洞等汉族重臣，以组建“皇族内阁”回应立宪派的政治诉求，同时变相架空隆裕太后，避免再次出现太后专权的局面。
当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等人顿失方寸，急忙请袁世凯复出，指挥军队“弭乱”。但是在袁世凯北洋系和南方独立省份的多重压力下，载沣等人黯然退出前台，而由隆裕出面，大打“孤儿寡母”的苦情牌，与南北双方讨价还价。最终，这个能力与手段均无法与其姑母慈禧相比的隆裕宣布皇帝退位。从当时的几次御前会议来看，转入暗场的载沣和走向前台的隆裕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部分少壮亲贵如良弼、载泽等人的盲动，避免了整个皇室被政治清算的厄运，客观上也减少了民国取代清朝的阻力。因此，载沣和隆裕在权力上的交替与反清起义、立宪运动和各地民变构成了清末三年的复杂政治动态图景。
受一些文艺作品的影响，人们习惯将婉容视为“末代皇后”，以与“末代皇帝”溥仪相配合。实际上，因为溥仪大婚举行于1922年12月，而此时清朝已经覆灭11年，故从法理角度而言，隆裕才是真正的“末代皇后”。几无政治能力和经验可言的隆裕在载沣等人委顿避事之时，出面与袁世凯多次磋商，最终实现向民国政府和平交权，保全了皇室和依附于皇室的大批王公贵族的人身安全，从而避免了类似其他废黜皇室被驱逐或遭诛戮的结局。但隆裕太后却不得不承受逊清皇室内部的各种指摘，身心备受折磨，只过了两年，就于1913年2月22日怀忧而逝，而载沣等人却继续享受和平交权的红利，安然度日。
本文所关注的载沣与隆裕这对叔嫂的政治活动，特别是溥仪退位前的数次御前会议，与辛亥各地起义、阳夏保卫战和南北和谈等诸多事件交织叠合，对辛亥革命的政权交接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若立足于世界史的视点来看，隆裕太后所决定的和平退位实际上开启了20世纪君主专制大国相继瓦解的序幕。本文即以宣统朝三年为研究时段，从历史背景、人物心态、典章制度等角度探讨载沣和隆裕太后在政治剧变中的进退，敬请学界方家指正。
一、慈禧临终前的布局
载沣系光绪帝载湉之同父异母弟，其生母为醇亲王奕譞侧福晋刘佳氏。载沣与光绪帝皇后隆裕叶赫那拉氏是叔嫂关系。依照礼制，两人本应避免过多接触，却因为慈禧生前布置的光绪帝婚姻与时局逼迫，在慈禧病危之际勉强组成一种极为脆弱的政治组合关系，贯穿于清末最后三年。
光绪朝，清廷有依附于慈禧的“后党”与支持光绪帝的“帝党”相抗衡。尽管慈禧本人仰赖后党的支持操控朝政，但是慈禧鉴于历朝专权外戚多以覆灭为结局的殷鉴，始终没有着力培植外戚即叶赫那拉氏家族的势力。其弟桂祥仅官至满洲正蓝旗都统，封爵三等承恩公，在晚清政坛上寂然无闻。故桂祥虽属慈禧家族，在政治上却不属于后党。
尽管如此，慈禧本人还是有意识地利用联姻为自己的家族编织保护网。慈禧之妹系奕譞正福晋，所生之子载湉在四岁时入宫继承皇位。慈禧强行干预光绪帝婚姻，将桂祥之女许配光绪帝为后，即本文中心人物之一的隆裕；又将桂祥另一女指配载泽为福晋。由此，载沣和载泽成为连襟，对下面将要提及的载泽与庆亲王奕劻的矛盾有着重要影响。慈禧本人也深知隆裕与光绪帝毫无感情可言，空有皇后虚名，不可能配合自己压制后宫，加之这个侄女见识浅薄，所以慈禧生前并未着力培植隆裕。
慈禧不仅促成叶赫那拉氏与宗室的联姻，同时还促成自己心腹子女与宗室的联姻，如载沣福晋瓜尔佳氏即系荣禄之女。慈禧所布置的这些联姻在其身后的确收到了效果，即避免被自己压制的宗室亲贵、王公大臣搞翻案，特别是载沣与荣禄之女的结合，更是有助于防范未来载沣追究岳父荣禄在戊戌政变中的责任。尤为关键的是，慈禧临终前对嗣皇帝和监国摄政王的指定，将载沣和隆裕绑定在相关利益体系中。
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光绪帝和慈禧病重。当时王公大臣最为关心的并不是光绪帝的安危，而是未来嗣皇帝究系何人。这种普遍心态可以从恽毓鼎日记得到印证。十月十四日（11月7日），朝廷王公大臣获悉光绪帝圣体“不豫辍朝”，庆亲王奕劻面见病榻之上的慈禧后，即兼程赴菩陀峪地宫的消息，便意识到朝廷将有“非常之变”。数日后，恽毓鼎又记云：“上疾加剧辍朝，闻礼臣讨论典礼。”由此可见，朝廷王公大臣已经对光绪帝康复不抱任何希望，而是已经着手准备身后的典礼之事。恽毓鼎还听说军机处讨论“讨论道光庚戌、咸丰辛酉故事”。显然，朝臣对于光绪帝身后的权力格局，不外两种猜测，即皇帝亲政或太后垂帘。
十月二十日（11月15日），嗣皇帝最后人选终于揭晓。慈禧发布懿旨，宣布由载沣之子溥仪为嗣皇帝，并命令由载沣出任监国摄政王，“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嗣皇帝待成长并学业有成时，再亲政。细察该懿旨，慈禧没有将隆裕指定为权力接班人，甚至没有说明是否让隆裕垂帘听政。显然，慈禧此时认为自己病情未至凶险，完全可以操控载沣、溥仪父子，故在懿旨中直接要求载沣完全秉承训示。
对于慈禧这一布置，载沣本人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只是意识到自己正在步父亲奕譞的后尘。载沣领懿旨后，即匆忙把溥仪抱入宫中。11月14日，载沣住西苑军机处。当晚，光绪帝病死，慈禧病情迅速恶化，她不得不接受自己垂死的事实，迅速改变初衷，为隆裕安排权力位置，颁布懿旨云：“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经此布置，隆裕终于被匆忙纳入慈禧身后的权力架构之中。
11月15日，慈禧病死，而给刚刚成为皇太后的光绪皇后上徽号之事也迅速提上议程。12月16日，皇太后朱笔圈定徽号为“隆裕”。12月19日，清廷正式宣布皇太后徽号为隆裕皇太后。
告别慈禧时代的王公大臣自然多少在心理上有些缓解，但清廷并未按照慈禧临终前的懿旨重组权力架构，而是经过载沣等人的布控，将隆裕隔离于决策核心之外。
二、载沣对隆裕的压制
如何树立权威，是摆在载沣面前的现实问题，而朝廷王公大臣特别是载洵、载涛、载泽等少壮亲贵，更是企图在权力重组过程中攫取渴望已久的利益。载沣虽然知晓寡嫂隆裕秉性懦弱，能力完全无法与慈禧相比，但仍然不能不对隆裕加以戒备，因为其伯父恭亲王奕訢受挫于慈禧，其生父奕譞也被慈禧压制的往事尽人皆知。政情变幻莫测，不容任何大意。由此，如何防止隆裕干政成为载沣首先考虑的问题。
载沣以慈禧十月二十二日懿旨为依据，强调监国摄政王的权力不可侵犯，并取得嗣皇帝的代言权。他还通过讨论监国摄政王的典章制度，来察看王公大臣的向背。11月24日，当皇太后的徽号尚未拟定时，大学堂总监刘廷琛上奏，请求制定监国摄政王的典仪：“监国摄政王宜崇体制，礼节当依据礼经，钦遵明旨，首重表明代皇上主持国政，自足以别嫌疑，定犹豫，且合东西各国摄政代表君权之义。”御史蔡金台上奏，拟定摄政体制纲要，建议监国摄政王召见臣工时，在偏殿设御座于中，摄政王位于东，皆面南而坐。给事中忠廉等人，以皇帝年幼，眷念本生父母，唯有，奏请摄政王在宫内处理日常政务，“封奏宜直达摄政王所居便殿，自行开拆也”。
御史赵炳麟奏请更是深合载沣的心意。赵炳麟奏请，由载沣“总统禁卫军，以固根本。”赵炳麟还就谕旨署名之事上奏，以“大行太皇太后遗诰”为依据，提请今后在皇太后懿旨上必须有“摄政王面奉皇太后懿旨”字样，而各道谕旨，必有“摄政王传谕旨”字样，摄政王披阅并交付拟旨，必须有“摄政王传旨某衙门奏议”或“知道”字样。赵炳麟进一步强调，无论是懿旨还是谕旨，若无摄政王署衔，均属无效，“如是则政权统一，京外臣民皆晓然于是旨也，确系遵大行太皇太后遗诰。”
这些上奏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强化监国摄政王之权，暗示防止隆裕成为“慈禧第二”。有学者认为，慈禧临终懿旨内有“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字样，意味着摄政王不能乾纲独断，遇有重大事件须向皇太后请示，隆裕皇太后可以对载沣进行牵制。笔者认为，此说大有商榷之处，因为所谓“重大事件”，其内涵和外延都十分模糊，具有很强的随意性。而且隆裕本人无法确定哪些事务为重大事件。从《清实录》、《北洋官报》和《政治官报》等史料来看，武昌起义爆发前，载沣“面奉皇太后懿旨”次数寥寥，而且所请示之事多为礼仪、赏赐、册封之类，与当时备受公众关注的新政、立宪极少关涉，各部臣工、督抚、将军等人事变动，亦未见隆裕表达何种意向。清廷颁布的各道谕旨均有监国摄政王钤章，军机大臣署名。
不仅如此，载沣对当时尚健在的咸同光三朝太妃也加以防范。1909年11月18日，载沣将咸丰帝的祺贵妃佟佳氏，同治帝的瑜贵妃赫舍里氏、珣贵妃阿鲁特氏、瑨妃西林觉罗氏和光绪帝的瑾妃他他拉氏，“均加崇位号，以表尊荣”，并且每月赏给公费银五百两。此次提升品级待遇，不仅收拢了三朝太妃的人心，也阻止她们与隆裕结为同盟，重演类似慈安、慈禧两宫联手制约恭亲王奕訢之事。从整个宣统朝三年来看，这五位太妃基本上没有干预政事，也没有抱团对抗载沣等人，相反她们合力排斥隆裕。
事实上，无论是在后宫还是在前朝，隆裕本人都毫无声望可言。与光绪帝大婚后，隆裕对深受光绪帝宠爱的珍妃心怀妒意，屡屡援引慈禧之力，压制珍妃，加剧了光绪帝的反感。隆裕在帝后两党之争中，也就不可能起到缓和矛盾的作用。慈禧本人对隆裕的所作所为也颇为失望，认为隆裕不堪大任，因而在生前对隆裕虽有袒护，但更多的是疏远，从未和隆裕商议朝政。时人有“隆裕虽于孝钦为姑侄，亦不甚得宠”之语来概括慈禧与隆裕的姑侄关系。
两宫病亡后，失去慈禧袒护的隆裕骤然成为弱势者。在朝野看来，光绪帝之早逝与隆裕未尽人妻之责，很大的因果关系。这些旧事使隆裕背上沉重的道义包袱，隆裕自然不可能像其姑母那样拉拢王公大臣，形成效忠于自己的团体。对于告别慈禧时代的王公大臣而言，自然不希望再出现一个太后专权的局面。而且从相关记载来看，隆裕与自己的婆家——醇王府关系亦不甚和睦。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奕譞病故。隆裕身为皇后，前往醇王府祭奠，但是隆裕没有给门丁、仆人、媪妇赏赐，而醇王府碍于情面，在未提醒隆裕的情况下，拨款赏赐下人。隆裕得知此事后，深感惭愧。次年奕譞周年祭奠临近时，隆裕无法筹足赏钱，就托病不去醇王府。隆裕如此作为，对尚在府邸中的载沣、载洵、载涛兄弟肯定不会留下好印象。隆裕和载沣兄弟的叔嫂关系也就毫无良好基础可言。由此，隆裕没有也不敢向载沣索取权力，唯有安居后宫而已。
同时，隆裕虽然位列后宫之首，却无法像自己的姑母那样有效控制后宫，反而深受太妃牵掣。因为前述太妃皆非平和安善之人，屡屡在后宫琐事上向隆裕发难。这些太妃备受慈禧压制，慈禧死后，自然将慈禧侄女视为发泄积怨的目标，而隆裕也不敢实施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定东陵滞留事件”就是太后太妃之间矛盾的表面化。宣统元年（1909）十月，隆裕率诸太妃前往定东陵奉安慈禧梓宫。典礼结束后，诸太妃滞留定东陵，不肯返京，声称要陪葬文宗皇帝、慈安和慈禧，实际上是向隆裕施压。隆裕无法平息事态，只得求助于载沣。载沣遂派载振、载泽和继禄前去劝解，最终以诸太妃回京而勉强了结。恽毓鼎日记云：“闻定东陵主位尤无归志，隆裕皇太后两次召对枢臣，监国已五夜不归邸矣。”隆裕身陷后宫纷争，还要求助载沣等人，也就更无法干预朝政了。
三、载沣摄政的困境
排除隆裕干政之可能后，载沣就完全站在政治前台上，开始在养心殿“代皇帝办事，召见臣工”。他首先将体恤足疾为由，将最有实力的袁世凯驱逐出朝。之后，一批满洲少壮亲贵依附于载沣，把控朝廷军政大权，与奕劻、世铎形成了新的权力组合。这个权力组合在年龄构成上有明显的分层，并且显现出高度年轻化的态势。载沣的两个弟弟载洵和载涛分别担任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载泽担任度支部大臣。满洲宗室贵族的少壮成员全面把控朝政是宣统朝三年清廷政治的重要特征。
载沣虽然依照慈禧懿旨获得监国摄政王之权，但是一系列棘手问题扑面而来。
载沣主政后，虽然排斥隆裕和袁世凯等人，但并未有效整合亲贵集团。奕劻和载泽的矛盾构成当时亲贵集团内部矛盾的焦点。奕劻倚仗自己系慈禧生前亲信，门生故吏众多，轻视载沣等人。载泽自恃年壮，自己又系载沣的连襟，图谋借助载沣的势力压倒奕劻，背地里称奕劻为“老庆”。“皇族内阁”组建之前，此一老一少为争夺内阁总理大臣之位明争暗斗。素以效忠清室而出名的金梁也颇为叹息地说：“庆亲王领军机时，僚属皆仰其意旨，及载某等入阁，常攘臂争呼，无复体统。”
载泽落败首相之争后，利用自己身为度支部大臣掌控财权的便利，在财务上屡屡掣肘奕劻。毓朗因为未能入阁，也对奕劻深怀不满，就和军谘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陆军大臣荫昌联手抵制奕劻插手军务。在载涛、载洵等人的操作下，清廷在内阁之外设立军谘府，毓朗也终于和载涛同任军谘大臣，从而将奕劻变相排斥于军界之外。
载泽在载沣面前以“老大哥”自居，全然无视载沣的监国摄政王身份。同时他又屡屡向载沣指控奕劻擅权，要求载沣早日罢黜奕劻，甚至情绪激动。虽然载沣亦对奕劻持有反感，但也只是唯唯而已。不难看出，维持慈禧生前安排的权力格局是载沣的政治底线，因而不敢对根深枝茂的奕劻势力有所举动。
虽然载沣很快暴露出自己不擅理政的弱点，无论是对奕劻等老年亲贵，还是对载泽等少壮亲贵而言，载沣却又能成为调和双方矛盾的“平衡石”。朝野也继续将载沣视为清廷之代表，载沣自然也成为革命党人的清除目标之一。宣统二年（1910）二月二十四日（4月3日），京师警局破获革命党人密谋刺杀载沣案，并逮捕首谋汪精卫等人。革命党人的未遂暗杀加重了载沣对政事的畏惧心理。
1911年3月，迭经失败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由于力量对比悬殊，这场起义很快失败，皇室少壮派由于成功镇压黄花岗起义而颇为自得，随之做出让立宪派与社会大众普遍愤怒的决策：成立以皇族成员为主体的责任内阁——皇族内阁。尽管社会舆论对皇族内阁抨击不已，而载沣却满足于皇族内阁成立后的误判，懈怠于政事，而安逸于游乐。1911年春夏，关于游园、演戏观剧、饮宴、赏赐的记载在载沣日记中尤为密集。如：四月十四日（5月12日），“在闲园演弋、昆诸剧。”五月初一日（5月28日），“步船游交翠庭，并在濠（濮）间看仆辈叶子戏。”六月初九日（7月4日），“夕用大观楼晚餐毕，率仆辈泛舟游于琼岛之下，颇多雅趣也。”
载沣对自己的懈怠似乎也有所警省。他在四月十七日（5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由兹以后，凡遇闲游，即不赘述，惟遇特别之处，仍须缕记，以志弗忘。”然而，直到武昌起义爆发，载沣始终没有摆脱这种懈怠状态。
1911年9月，四川保路运动渐入高潮，川省局势严重失控，而载沣依然不悟，以为川事和之前民变一样，不日即可弹压平息。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广总督瑞澂弃城逃走。载沣命令从未经战阵的廕昌率军南下湖北镇压。但是廕昌根本无法指挥南下部队，而且廕昌本人畏战，滞留于河南信阳躲避数日，迟迟不肯赶往前线，从而使湖北军政府获得备战的充分时间。
随着局势日渐糜烂，朝廷内外一些官员呼吁让袁世凯复出。由于袁世凯开缺出京的谕旨是由载沣下达，无论是载沣本人，还是陆军大臣载洵，都无法出面请袁世凯复出，由此载沣向隆裕求助，希望隆裕能出面说服袁世凯效力清室，荡平“乱党”。此刻，与朝野纠葛甚少的隆裕的作用就凸显起来。《时报》甚至颇有鼻眼地称：“京师现在有人极力运动亲贵，请隆裕太后垂帘听政。”尽管此报道可信度极低，但是载沣无力维持局面已经是朝野普遍承认的现实了。
载沣在向袁世凯妥协的同时，资政院也向载沣施加压力，要求解散皇族内阁，还要求朝廷颁布宪法，以靖民心。载沣等人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解散内阁，颁布宪法。载泽等人也被迫向朝廷上奏请求辞去国务大臣之职。
四、载沣的逃避与隆裕的出面
对于载沣来说，能否维持清廷统治的急迫性远甚于维护自己的监国摄政王之位。12月1日，清廷下诏免去奕劻内阁总理大臣之职，而以袁世凯代之，载沣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不得不向隆裕请求辞去监国摄政王之位。当天，隆裕颁布懿旨，准许载沣请辞监国摄政王，以醇亲王身份回归府邸，并缴销印章。颇具深意的是，隆裕并未趁机宣布自己垂帘，而是称自己“同皇帝将事”。不难看出，隆裕虽然对处理政事毫无经验，但是她也意识到此时垂帘，只能招致危机加剧。
载沣放弃权力后，隆裕开始承担起维护清室利益的职责。此时，隆裕并不是以一个强势人物走上前台，而是一个带有苦情色彩的角色。袁世凯抛弃清室，与南方独立各省寻求妥协的趋势日益明显，包括隆裕、载沣在内的清室成员，均对这一迹象有所察觉，但是已经无力阻止。12月2日，袁世凯与黎元洪达成停战协定，酝酿南北和谈。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南方代表系伍廷芳，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由袁世凯指派。这就意味着南北和谈完全将清室摈除于外，而清室也就成为袁世凯与南方政治妥协的筹码。
隆裕完全无法控制南北和谈，而载沣、奕劻等老少亲贵也消极等待，幻想袁世凯能继续效忠清室。湖北前线停战后，特别是南北和谈开始后，隆裕对袁世凯动向极为敏感，担心袁世凯与“乱党”勾结，出卖清室。为此，隆裕屡屡召见载沣、奕劻等人商议。此情形可见之于载沣十一月初七日（12月26日）日记：“上门。仰蒙〇〇皇太后召见臣等七人于养心殿两次，并会同内阁总理大臣暨国务大臣等商议要政。”可以看出，南北和谈结局的不确定性给清室造成极大的恐惧心理。
袁世凯利用隆裕不谙政事，诸多亲贵躲避观望的有利时机，步步紧逼。袁世凯请求公决未来政体，从而将清室未来命运变成一个无法回避的政治议题。12月27日，北方代表唐绍仪秉承袁世凯之意，电奏隆裕，请求召集临时议会，商议国体之事。唐绍仪来电有意夸大南方实力，称即将抵达上海的孙文携有巨款，还有“泰西水陆军官数十员”，甚至暗示将有“新制飞艇二艘”为孙文助战。袁世凯收到该电后，立即入宫谒见隆裕。结果，不知详情的隆裕深受惊吓，以为“乱党”实力状况确如唐绍仪所叙说的那样，于是“连连摇首，大哭不已”。曹汝霖对袁世凯的用心看得十分清楚。曹汝霖回忆道：“隆裕太后没有阅历，何能洞察，总理既以军饷无出为辞，不能空言慰留，又无他法筹措，遂将慈禧太后历年积蓄之金条尽数交出，……（袁世凯）真是算无疑策，手段之辣，名不虚传。”
隆裕召集载沣、奕劻等亲贵，入宫商议如何应对袁世凯所提出的国体问题。众亲贵表示反对，袁世凯则以辞职要挟，隆裕又一次含泪恳求袁世凯收回辞职请求。袁世凯抓住亲贵视财如命的弱点，声称：“各王大臣如能接济巨款以充军实，则余愿仍与民军决战。”结果无一亲贵承允捐输。至此，隆裕再也无法守住维持清朝统治这一底线，宣布同意召集临时国会公决政体。
在取得清廷允诺公决政体的谕旨后，南北双方于12月29日的第三次会议中就清帝待遇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二、退居颐和园；三、优给岁俸数目，由国会定之；四、陵寝及宗庙，听其奉祀。”这一协议表明，袁世凯决心以结束清朝统治为代价来换取南北双方妥协。唯有清帝退位，袁世凯才具有领导未来民国政府的法理依据。同时也可以看出，虽然孙中山和袁世凯就临时政府的权力交接问题仍存有矛盾，但是在促成清廷逊位问题上已经构成合力。
得到临时政府承诺的袁世凯遂加紧对隆裕的施压。对于袁世凯而言，取得隆裕接受优待条件并放弃权力，可以使自己避免“孽子贰臣”的罪名。面对来自袁世凯的压力，无论是载沣，还是隆裕，都已经意识到唯有以退位来换取优待。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要求隆裕速定方针，以息兵祸。1月19日，隆裕在养心殿召开御前会议。隆裕直截了当地问：“你们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载沣、奕劻等人众口一辞：“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隆裕摆出无奈的姿态，将责任推到奕劻和载沣身上。隆裕诉称自己本人并非赞同共和，乃是之前奕劻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枪炮，没军饷，万不能打仗”，自己又请求奕劻求助外国，结果奕劻称外国人不肯施援，经奕劻尽力求告，外国人方才称，唯有以摄政王退位，方才肯施援。隆裕还对众亲贵说：“你们问载沣，是否这样说。”载沣闻隆裕如此发问，就以“是”一语作答，毫无辩驳之意。
通过隆裕和载沣的表态，可以看出退位接受优待条件的主张已经在亲贵中占据上风，但是仍有少数亲贵极力反对。 载泽和溥伟认为冯国璋已经在湖北前线大败革命军，收复汉口和汉阳，不日即可渡江攻克，请求隆裕向冯国璋拨款饷银。显然，载泽和溥伟认为虽然袁世凯已经萌生不臣之心，但是北洋军仍有冯国璋可为依靠，因此二人希望隆裕能通过助饷，争取冯国璋继续效忠清室。然而，此议却被隆裕以“现在内帑已竭，前次所发之三万现金，是皇帝内库的，我真没有”一语驳回。溥伟叩首再三请求，善耆也支持溥伟之议，请求“太后圣断立行”。至此，隆裕向与会王公大臣亮出自己的底牌：“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
此次御前会议，被召集者有十四人，但无人能说服隆裕拒绝优待条件。隆裕在御前会议上居于主导地位，成为袁世凯向亲贵间接施压的工具。而载沣也配合隆裕，压制持强硬立场的亲贵。据溥伟回忆称，隆裕因反感溥伟和善耆、那彦图坚持主战，派载沣向溥伟传话，要求他们不得再阻挠接受优待条件。溥伟对载沣如此作为，深感不满，责备载沣道：“太后既有此旨，万无再违旨说话之理，然而目睹危险，天颜咫尺之地，何忍缄默？”载沣答：“我处嫌疑之地，也不能说话。”由此可见，载沣已经完全放弃任何形式的抗争，唯是希望尽快落实优待条件。
1月26日，即腊八节，良弼被彭家珍炸毙。当天，段祺瑞、姜桂题等北洋高级将领联名电请朝廷立即宣布共和，并指责载泽、溥伟二人阻挠共和。经此之变，原先主张强硬对抗的亲贵不敢再有所表态。最终，清廷在隆裕的主导下，宣布接受“优待条件”。2月12日，隆裕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在隆裕的啜泣声中，清廷正式颁布退位诏书。
清亡后，载沣等人得以平安无恙，悠游度日。隆裕则无法释怀，深陷自责之中，而逊清皇室无人劝慰隆裕，而是加以疏远。隆裕本人在抑郁中，身体健康状况日趋衰退。1913年2月，隆裕迎来自己的生日。时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派梁士诒入宫庆贺，而许多王公、遗老出于对隆裕的成见，故意缺席，致使来宾无几，场面凄凉。隆裕深受刺激，一病不起。2月22日，隆裕结束了年仅46岁的人生。
民国政府以下半旗之礼，表达对隆裕的哀意。已经沦为小朝廷的逊清皇室对隆裕之死并无惋惜之情，载沣、载涛和载泽等亲贵依然享受安逸生活，健在的同光太妃则为控制蜗居紫禁城后宫的小朝廷而勾心斗角。据《时报》报道称：“隆裕后病笃时，以幼帝无人抚育为念，公议以瑜、瑾、瑨、珣四妃为额娘，犹言亲娘。现瑜妃争为太后甚烈，传谕办丧皆其手诏。”这些情形充分表明，逊清皇室对隆裕并无仰戴感恩之情，相反将其视为断送大清国祚的直接责任人，故对隆裕身后之事如此作为，也就不难理解了。
结语
载沣奉命就任监国摄政王时，久受慈禧压制的少壮亲贵在排除隆裕的干政可能后，以高度的自信心地走上前台，不仅与革命党人为敌，而且将立宪派推向对立面。皇族内阁成立后，不过数月，载沣等人就被武昌起义推入分崩离析的窘境。步步退让的载沣等人，将隆裕推向前台，使隆裕和溥仪以“孤儿寡母”的形象来博取南北双方的恻隐，维持“优待条件”这一最后底线。载沣放弃监国摄政王之权，意味着少壮亲贵已经不复作为一个立场和步调一致的政治集团。
隆裕之所以能够力排溥伟等个别亲贵强硬之议，宣布溥仪退位，不仅是南北双方妥协施压的结果，同时包括载沣在内诸多亲贵消极避让也使得隆裕处于毫无实力的窘境。载沣等人的避让，明显带有让隆裕承担亡国之责的意图，同时也成功地避免将自己成为辛亥革命清算的对象。就确切意义而言，隆裕实际上又是政治妥协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