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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南巡的是与非
作者:赵云田 责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发布时间:2023-02-01  点击量: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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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在清朝盛世时期南巡,时间分别是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十三日至五月初四日、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至四月二十六日、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四日、三十年正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四十五年正月十二日至五月初九日、四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乾隆南巡对于当时的国家治理特别是治河修塘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其负面影响也很严重。南巡势必劳民伤财,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第四次南巡以后,山东爆发王伦起义。第六次南巡十几年以后,则兴起了更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因此,清朝的社会危机慢慢趋于严重。


乾隆南巡以治河为要


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黄河决堤改道,经开封附近的黄陵岗折向东南进入江苏,经过邳县、徐州、宿迁至清口,汇合淮河入海。由此,黄河的祸患连及三河,使被夺入海口的淮河以及经过徐州、淮安、扬州的大运河都受到牵连,开启了此后六百多年的夺淮入海,黄河中下游一带形势非常严峻。

乾隆南巡,治河是第一要务,为此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仅每年河工固定的岁修费就达400余万两。乾隆在治河过程中,注重实地考察,认为“奏牍批答,自不如亲临相度,得以随处指示”,强调“河不可不治,而无循其虚名;工不可不兴,而必归于实用”。他尤其注意抓重点地段工程,统筹规划,综合治理;把有关河工事务分派各大臣专管,抓紧时间和机遇;实行河堤制度化管理,按州县疆界,划分汛地,落实到人。乾隆大兴河工,主要有两大工程:一是在第三次南巡期间,定清口水志,加固高堰大堤,基本上保护了淮安、扬州、泰州、盐城、通州等富庶地区免受水淹。二是在乾隆四十一年,改迁引河工程,在陶庄开挖一条引河,防止黄河河水倒灌清口,解决了倒灌之患。至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底,济宁以南运河堤埝、闸坝等工程也全部完竣,共计修复官堤51817丈,两岸民埝统归官办,计长14563丈。又修复大闸24座、单闸19座、桥2座、滚水坝2座、水口裹头42座、泄水涵洞12座。所有工程一律坚实,不但纤路通行无阻,而且沿河从前遭遇水灾的居民也都可以力作自给。


乾隆南巡还修建了浙江海塘工程。海塘是人工修建的挡潮堤坝,浙江省自仁和县乌龙庙至江苏省金山界,长37200余丈。浙江地方因江水顺流而下,海潮逆江而上,声势猛险,破坏力大。海塘工程包括坦水,是海塘附属工程,位于海塘迎水面,防止海塘基础被冲刷。乾隆南巡期间,一是亲到海平尖山勘察,在老盐仓一带,命地方官员对旧柴塘4200余丈定时修缮,加固塘根,置坦水石篓,以确保安全;还把尖山、塔山之间关键地方的海塘所有石坝都改筑条石。二是对海宁绕城大石塘530余丈填建了条石坦水,保证海宁不受海潮侵袭。三是命在老盐仓一带的柴塘内添筑石塘4000余丈,以确保长久安全。四是到海宁阅视竣工的海塘时,又命添筑迤南一带的石塘。乾隆南巡多次修筑海塘工程,“易土塘为石塘,更民修为官修,巨工累作,力求巩固,滨海生灵,始获乐利”。


除治河与修建海塘工程外,乾隆南巡在促进南方经济文化发展和南北方文化交流等方面,也都有一定的正面作用。


乾隆南巡劳民伤财


乾隆南巡的负面作用非常明显,他晚年对身边大臣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乾隆南巡劳民伤财有多方面表现。


一是准备阶段动用物资丰厚。以第一次南巡为例,浙江省准备铸钱用的滇铜140余万斤,新旧积存余钱10万余串,尽可为赏赉充售之用。截留漕米15万石,各帮粮船118只,以便粜用充裕,民食有资。两淮盐政将盐觔预运40万引,以资接济。将天津预备船内翔凤艇等驾赴宿迁,以备乘用。御道两旁俱安设围站兵丁,凡支河汊口,各安卡兵二三名,临时禁遏人舟。每大臣1员,马5匹;章京侍卫1员,马3匹;护军、紧要执事人等,马2匹;余每2人马3匹,合计需马6690余匹。除装载物件便民船25只外,沙飞、马溜船440只。


二是南巡队伍庞大。除乾隆外,皇太后、皇后、嫔妃同行,另有众多扈从官兵,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太监侍卫,多达2500余人。走江南水道时,御用拉纤兵丁3600人。除御舟安福舻、翔凤艇、湖船、扑拉船等大船,以及装载乾隆什用等物的船只外,还有御前大臣、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船,载御马船,上驷院侍卫、官员批本奏事军机处、侍卫处、内阁、兵部官员船,随从驼只和牛羊船等。其中,牛羊船载茶房所用乳牛35头,膳房所用牛300只。


三是御道和行宫建置规格高。乾隆南巡御道有三种规格:头等御道用带有花纹的砖砌成,一般用于南方城市的重要地段。次等御道用石板,由石片呈佛珠状排列筑成,宽约一米,每隔十米左右就嵌有古朴的吉祥图案,如麒麟、蝙蝠、双钱、宝瓶等,多用于江南景区上方山、灵岩山、天平山等山路。差等御道用土铺垫,要求碾压坚实、平整。为了南巡,乾隆在江南修建了许多行宫。这些行宫或建在山光水色、美不胜收之地,或建在地势较高、视野开阔处。行宫内各种建筑俱全,如高旻寺行宫,有前、中、后三殿,包括茶膳房、西配房、画房、西套房、桥亭、戏台、看戏厅、闸口亭、亭廊房、歇山楼、石板房、箭厅、丸子亭、卧碑亭、歇山门、右朝房、垂花门、后照房等,亭台楼阁几百间。行宫内陈列的多是乾隆喜欢的珍品。如果走水路,则停码头。码头距府州县城门大多在一二里或三四里内。码头大营50丈,皇太后大营25丈。居住船上备带三丈四方帐房1架,耳房帐房1架,在码头支盖,清早拆卸。码头例铺棕毯,不准红、黄等毡。

乾隆南巡


四是饮食讲究。乾隆巡幸中的生活几乎与宫中无异,每日茶房用几十头乳牛,膳房用几百头牛和羊。随行官员的饮食也很丰盛。据有关史书记载,有的官员是五簋碗10件:燕窝鸡丝汤、海参汇猪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汇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辘轳锤、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一品级汤饭碗。也有的官员是洋碟20件,热吃劝酒20味,小菜碟20件,枯果10彻桌,鲜果10彻桌,即所谓的“满汉席”。八旗随从官、禁卫以及有关人员的饮食,有的是奶子茶、水母脍、鱼生面、红白猪肉、火烧小猪子、火烧鹅、硬面饽饽,也有的是奶子饼酒、醋燎毛大猪大羊、肉片子、肉饼儿。


五是地方官准备周全而奇特。扬州恩奉院是乾隆南巡随从人员住宿地,四围廊房内建官房数十间,以供随营管领关防住宿,空地屯随从官兵、执事人等。园后空地,周围木栅养马。中建黄木栅,为御马厂。四围栏绿旗各标营马4000匹,由武弁守卫。随从驼只另立木栅,名为“骆驼营”。北郊有许多空地,预备随营官兵施帐房布罩,立风旗识别,掘地为土灶。在接待过程中,地方官奇思妙想,弄虚作假,一味迎合。“御舟将至镇江,相距约十余里,遥望岸上著大桃一枚,硕大无比,颜色红翠可爱。御舟将近,忽烟火大发,光焰四射,蛇掣霞腾,几眩人目。俄顷之间,桃砉然开裂,则桃内剧场中峙,上有数百人,方演寿山福海新戏。”


六是乾隆南巡接送规定详尽,涉及人员众多。乾隆出巡所过地方,鸿胪寺官先期传知百里以内地方官率本地乡绅士民迎于十里之外;本地镇守满汉官军整队伍,亦于十里外恭迎候驾,跪迎跪送。村镇民妇也要跪伏瞻仰圣容,应回避时,令男子退出村内,不禁妇女,经常是“老稚扶携,动盈千万,越阡度陌,不无践踏”。


农民起义预示风暴来临


与乾隆南巡过度靡费相对应,则是山东、江苏、浙江人民群众尤其是灾民生活困苦。乾隆南巡期间,“府州县官,私派侵取,馈送上司”“以致民生失所”的现象更为严重。早在康熙南巡时,“自泰安州,见新泰、蒙阴、沂州、郯城等处城郭乡村,黎民被灾甚苦”。经过泰安、新泰、蒙阴、沂州、郯城等州县,见“百姓受灾甚苦,面有菜色,衣衫褴褛”,“夹道叩阍者甚众”。乾隆年间,灾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徐州一带经常被水歉收,“贫民多有行至河南商邱、虞城,山东曹、单等县地方谋食者”。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乾隆第二次南巡回銮经过徐州时,“所过桃源、宿迁、邳州、睢宁诸州县,鹑衣鹄面,相望于道”。


乾隆南巡激化了经过地区的阶级矛盾,引发了广大农民的反抗斗争。在山东、江苏、浙江,农民抗租、争田、夺粮、抗粮、反科派斗争不断发生,最终导致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起义。乾隆二十三年秋,江苏崇明县向化镇地方,因为租佃矛盾,致使佃户抗租,烧毁了租户的草房。县官及营弁前往查拿,有乡民“夥聚多人,执持竹篙拒捕,殴伤兵役”。乾隆三十一年正月,浙江斳县所属吴家山岙地方,吴卜元等人组织了武装起义。吴卜元及吴有功、张本基等组织数十人,在山里制造刀剑等兵器,又制作了准备起义的黄绢旗、黑绢里黄纸面旗,旗上写有反清的字样。起义者还在网巾和毡帽上贴了一个“明”字。当官兵前来围捕时,起义民众“持械拒敌,砍伤捕役,戮伤兵丁”。


乾隆三十九年,山东遭灾歉收,地方官横征暴敛,引起了农民的强烈反抗。王伦趁机利用清水教组织教徒准备在当年秋天起事,任命了军师、元帅、总兵等官职。后因起义时间泄露,寿张县官府派兵剿捕,不得不提前在八月起义,参加者达四千余人。王伦率起义军头裹白巾,手持大刀、长枪,攻入寿张县城,杀死知县沈齐义,九月初二攻破阳谷,初四又据堂邑。起义军将库存银两搜获,释放监犯,得到民众拥护,队伍扩大,声威大震,先后击破兖州总兵惟一和山东巡抚徐绩的围剿,北上直逼临清。临清是南北水路交通枢纽,乾隆南巡必经之地。乾隆遂派大学士舒赫德为钦差大臣,特选健锐、火器二营禁卫军一千名,由额驸拉旺多尔济、都御史阿思哈率领,赶赴临清。九月下旬,清军大队人马聚集,起义军被包围在临清旧城。乾隆又命直隶总督周元理、河道总督姚立德等派兵前往援助。起义军英勇抗击,用刀剑等简陋武器与拥有鸟枪等优势火器的清军作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王伦举火自焚,余众或战死,或被俘后遭杀害。王伦起义发生在乾隆南巡必经之地,参加者数千人,历时近一个月,它预示着更大规模农民起义风暴的来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外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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