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洋务：六政之外别立一类

洋务实为近代中国“古今大变局”的特定产物，一定意义上可视之为近代历史的界标。魏源的“筹海三策四论”均不外于此；而王先谦的《条陈洋务事宜疏》亦是以审敌情、振士气、筹经费、备船械四条建构所论的洋务对策。这大体反映了当时朝堂上对于洋务的认知。洋务实“为国家怀远招抚之要政”，故朝廷特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其事。

郭嵩焘认为，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三口通商以后，洋务已渐成气象，而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等洋务大员皆以练习洋务为要，力筹富强之术，至精至博。此时朝堂上“洋务”一语多与“夷务”并行，二者所指内容并无不同。清朝一些官员开始改变用词，从此前专用“夷”而“夷”“洋”掺用，再到全用“洋”字，逐渐完成了从“夷务”到“洋务”的演化进程。但这一转变，事实上不仅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官员文化心理认同上表现得更为复杂。甚至到1871年，曾国藩的奏稿仍是“夷务”“洋务”并用。而距此十多年后，朝野上下才不再有“洋”“夷”语义并用情形，洋务一语始独领时风。

随着洋务新政的展开和时风的迁变，洋务的实际内容迅速扩展，其含义也不断扩充。王韬曾以《洋务》专篇论其义旨。他强调洋务之要尤在自强；自强之效，则在治民练兵。王韬还强调，处当今大变局之世，诚能富国强兵者实在两端，一曰利，一曰强。就此而言，洋务事实上具有更广泛的内容，虽然也兼及外事，但其义项更多地侧重于内政。

洋务甚至是必然牵涉内政、变法的急务。思想家的认识与官员的实政操持并无二致。道咸同光之后，直面现实时务之论的“经世文编”、续编、三编、四编以至新编踵起接续，其中葛士浚所辑《皇朝经世文续编》专列“洋务”一类，相对集中而典型地呈现了当时关于“洋务”的基本内容。葛编特别表明在既有“经世文编”体例的“六政之外，别立洋务一类”，并分列其内容为七项，可谓至广且泛，举凡朝廷六政之外的所有事项均在其中。

《李文忠公事略》也特意对“洋务”名词及其实政内容有过评述。基于此，学界通常也认为，李鸿章“从办企业到练新军，从开学堂、派留学到废科举、定学制”，皆为晚清督抚擘画与经营的洋务新政。

二、时务：审时权而先务之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历经冷漠、抵拒、排斥的洋务在跌跌撞撞中一路前行，竟然成为从风而靡的时风。葛编中“六政之外，别为洋务一类”的坦言，既意味着洋务新政一时无法纳入旧政轨辙的事实，也昭示洋务乃“世变”之局的主导趋向。洋务，几乎包纳了外事与内务的诸多实政。

然而，令人颇为困惑的是，就在洋务新政40多年后，1902年刊行的《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却把“洋务”范畴仅仅限定为涉外事务，在其“洋务”分类下，除通论外只有交涉、教案和出洋三项内容。原本属于洋务的许多重要时政或事项均分属于另立之“时务类”和“变法类”，并明确认为开设机器局、学习西法、设立艺局等原本归纳在“洋务”项下 的诸多论说，一概归属于“变法”类目下。通过比较不难发现，之前“经世文编”在“洋务”项下的奏疏文论，现在基本分列在“变法”或“治法”条目中。时移世变中，“经世文编”系列前后所收取的“洋务”内容竟然完全不同，其变动之大实属惊人。

其一，此前归属于洋务新政的重要内容，都被分列在“时务”项下。甲午败绩之后，朝野上下对洋务自强新政深痛反思，以其“规仿西法”而未得其要。时务当以商务为切要之图，而洋务新政实未洞达其要领。“重商论”成为一时之聚焦。清末“新政”布局中开始设立商部衙门。由总理衙门辖制的工、矿、路、邮电诸政统归并于商部，在制度建制上完成了其脱“洋务”而入“时务”的时代性变动。

其二，此前本属洋务核心内容的西学以及新学堂事项亦列于“变法”项下。西学及其学堂之创设本为洋务新政的主体内容之一。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同文馆，创开风气之先，相继而起之南北洋及闽粤各省梯次设立广方言馆、格致书院、武备学堂，人才奋兴，成效昭著。

创设学堂实为“储养洋务人才之用”，以学堂为洋务之当然范畴。葛编中关于学堂的奏疏文论，基本都列在“洋务”类目下，且在“培才”一目下条列《采西学议》等15篇。从李鸿章创设广方言馆，以学习西学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时论所关乎学堂、学制之奏疏，均为当时“洋务”类目中的重要内容，而在《皇朝道咸同光奏议》中则统统归类于“变法类”卷七之“学堂”一目。

其三，原“洋务”项下的诸多实务被分划在其他类目中。曾经的洋务新政内容一变而为时务之要图，朝野上下均视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为条陈时务之大计。这或许是对其脱“洋务”而入“时务”历史变动的一个学理层面的诠释。

三、日常之渐：趋于时务的洋务实政

所谓时务乃时局之要务，而大变局者，实为时局之巨变。1852年胜保在《敬陈时务五事疏》中说，切于时务者，无非敬天变、修人事以消灾害，严责成以弭祸患之类。郭嵩焘亦曾提及，大臣奏疏多聚焦于用人行政，所谓时务时政，大端在此。葛编中“别立洋务一目”且与“六政”相区分，既呈现了“变局”的走向，也厘定了同光新政的基本内涵。

在30多年后，“洋务”新政中的大多事项化蛹成蝶为“时务”之要政，实际又构成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由洋务新政到清末新政的两大事变之间的日常演进以及内在的关联，当是晚清“大变局”的肯綮之所在。洋务初兴实为当时之急务，其规制却在六部之外。时以洋务为富国强兵之取径。而自强之本则在于废时文而变取士之道。问题在于，这个位列“六政”之外的洋务，又如何承担起事关“大变局”的重负？

“洋务意分畛域”，“无论中务、洋务，皆是国事”。既然畛域分立，洋务中的诸多实政，显然与“中务”形成对立和紧张，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为“六政”与“新政”的对峙，以至于一些主政的地方官并不把洋务作为施政的主务。如《杜凤治日记》中所记粤抚张兆栋对洋务的冷漠态度。对此，郭嵩焘曾言其隐忧。在朝廷权力机制的运作层面上，洋务新政与传统旧政的枘凿不合时有发生，其间由轮船招商局引发的户部与总署之间的纷争即其显例。

对此新政与旧制、洋务与中务的纠葛，身处其中的沈葆桢深有感悟。陈炽坚持认为应当变洋务为中务，变利器之仿制为政体之改革，非如此不能功成自效。对此，“经世文编”系列中由洋务到时务的日常之变，为我们进一步的探赜索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成书于1897年的《皇朝经世文三编（增附时务洋务）》大致体现了甲午战后时论的基本取向。遂有续之三编专列洋务时务之选。问题显而易见，其编目分类首“时务”共分为40卷。有关变法自强的纵论对策等也归时务之类；次“洋务”共分为8卷。这应该是“经世文编”系列中变“洋务实政”为“时务新政”的开端，此后完成的各类“经世文编”虽然体例略有不同，选文各有侧重，但总体上承沿其例。麦仲华所编《经世文新编》即略分21目。1902年求是斋校辑《皇朝经世文编五集》，其例言亦明晰其旨。

而1901年邵之棠所辑《皇朝经世文统编》的分目则全然不同既往。以文教、地舆、内政、外交、理财、经武、考工、格物、通论、杂著分类。至此，分立于六部之外的所谓洋务其实已不复存在，其自强要务事实上在借助于“时务”或“变法”进行了重新定位。这是一种深深浸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渐变，在习焉不察的过程中走向了新径。比较1879年李鸿章在《议覆中外洋务条陈疏》中所指陈的洋务事项，其中不仅有各项实政，也包括各类实业。开办机器制造局原属洋务新政重要事项。但此类内容在1902年何良栋辑录的《皇朝经世文四编》中，也都归入“六政”中的“工政”项下。因此，“经世文编”体例上关于洋务内容的这一变化，呈现的是晚清之际“化西为中”制度性的日常之变。

对于各地新兴的实政和实业，主掌洋务的总理衙门颇为时人诟病。实际上，对于“自强新政”，总理衙门也自感无力。曾经属于“洋务”的机器制造以及学务、商务、矿务、邮电等事项蜕变为时务后，朝野上下纠结数十年的所谓中洋之分、新旧之别俱化于无形，不仅构成了清末新政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推演为社会普遍认同的时潮。张之洞曾坦言，清末新政之改革虽然是“切要而急行”之为，但并非骤然之变。

四、时与势：时风所趋与社会情势

人们通常关注聚为焦点的变局时刻，而常常忽略事变之所以形成的日常生活的渐进过程。恰恰是隐伏于日常生活中的“最轻微的运动”，它的日积月累形成的力量，最终掀起了历史事变的浪涛。惊人的历史事变即“大变局”的形成及其运行趋向，其实早就蕴积在社会情势的演进之中，而“情势”则从深层意义上呈现着历史的走向。

面对晚清的“大变局”，日常生活中的民情所趋，与朝堂上纠葛万端的“中西之争”全然不同。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前夜，洋货以及由此促动的风尚已显端倪。曾国藩颇多感慨地说，欲制夷人或与洋人交际“颇难措置”，而民情所在却是另一番景况。尤其在洋务新政之后，不仅沿海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即便穷荒僻壤，洋货流行亦为世风所趋。近代社会确实已今非昔比，人们的生活态度及其价值观均不同于以往。虽然在每一次具体历史事件中民意激发的动因和表征并不尽相同，但这种社会情势演进却以执拗而恒久的态势呈现着自身的趋同性。及至30年后，张之洞所见的民情世风更加令其忧惧。

时风之流变其实就是晚清“大变局”演进的征象之一。清末《上海县续志·序》中简要而切实地记录着时风的迁变。“经世文编”系列以学术经世的理念求取“治乱”之理数。在辑录时论的同时，它也呈现了惊人的时势之变。事实上，由洋务趋向时务的微渐之变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已见于士论之中。1891年，时为广西学政的宋育仁完成《时务论》初稿，其对洋务新政颇多指斥。晚清之“变局”既属意料之外，而洋务实为急切应变之举。然历史的运行远远超出此“权宜”之应对。从而时务新政终将成为时流之所趋。在世风所趋的情势下，洋务的定位及其社会认同也不得不变。时势所趋和潮流所向的变局，所引动的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即便僻处山西的乡村，民情时势之变也实属惊心。这种深刻而普遍的日常之变，由学堂而乡野，渐成流风。时至20世纪初年，传统社会“四民结构”的稳定性已经发生根本性动摇。

与权力纠葛的政局之变和利益较量的政制之变不同，基于民情士风的社会情势在波澜不惊的变迁中，冲出了具有方向性的河道，以繁复多样的面相演绎了历史性的趋同。社会之变化常常超越了政局之变化，且在更深层次意义上左右或影响着整个时局。而社会情势的演进与洋务内容的蜕变，互为表征也如影相随地构成了晚清“大变局”历史的丰足内容。严复曾以“运会”一词言此世变。

20世纪初，伴随着清末新政而起的各项改革和改制层层推进的，还有立宪运动、学潮涌动、民变四起、革命风潮……当诸多实务脱出洋务的范畴而成为时务后，实际上就从国家直接掌控的政务蜕变为社会事项，从而成为社会重构的要素。从而苏州商务局、镇江商务局、通海商务局等均由地方绅商经理；各绅由各局给予照会。商人实力筹办实业、绅商经办学务、绅董筹办自治等，一时蔚为风潮。不啻商务如此，学务亦然。全社会的动员和参与，深度地回应着社会变革的诉求。及至20世纪初年，各省绅商士庶纷纷言政谋政，竟然成风。这一方面增持了社会的实力和影响力，一方面则弱化了国家（或政府）对社会的主导性。

不仅“时政吏治，民情风俗，皆足为乱阶，无日不怀危惧”，而且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已不相信政府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以“先天下之忧”的自觉奋起抗争尤其是青年知识群体的“集体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也为其他社会阶层参与政治提供了示范”。社会情势的演进和时局之变，已经完全超脱了王朝控驭的范围和能力。身在时局中人也惊叹其遽变。

晚清“大变局”的历史行将终结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时也！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