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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原因分析研究
作者:巴责达 徐黎丽 责编:

来源:西部蒙古论坛2014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21-11-26  点击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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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尔扈特部是我国西北蒙古卫拉特四部之一,原游牧于我国新疆塔城地区。17世纪30年代,为逃避卫拉特蒙古内部战争的危险,在首领杜尔伯特的带领下西迁至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游牧于沙俄的百年间,土尔扈特人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均为我国与蒙古各部。同时沙俄对土尔扈特实行极其残酷的统治,使土尔扈特人倍受压迫。加之沙俄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由于战争需要向土尔扈特人进行频繁且大规模征兵,导致青壮年男性人口数量大幅度缩小,以家庭为单位的草原游牧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沙俄在国内推行的农奴制度,为防止移民逃荒建立的察里津防线,导致草场面积缩小,民众的生活状况逐渐恶化,给土尔扈特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在文化领域上,沙皇大力宣扬东正教,并给予优惠政策使土尔扈特人改变宗教信仰,此举直接将土尔扈特人与沙俄的矛盾推向顶峰。在风俗习惯、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土尔扈特人对东归充满了渴望。在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下,

1771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率领在伏尔加河下游生活的20余万蒙古人,历时八个月,损失近10万人,完成了东归,因此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最为悲壮的民族迁徙”。

就此历史事件,卫拉特蒙古史学者马汝珩、王思治、马大正和马曼丽等专家都作过深入而细致的研究。本文就国内关于东归原因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从政治、经济及文化原因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政治原因1.土尔扈特部的国家认同与向心力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共同体。”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归属的认知以及对该国家构成,如政治、文化、族群等要素的评价和情感,其实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升华,以及更高层次的发展。土尔扈特部虽然于1628年为了躲避战争,游牧于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但游牧文化未曾发生改变,加之族源和民族历史等因素,使土尔扈特人的民族认同始终是蒙古族,在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中,其认为“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高一级的认同是国家认同,低一级的认同是民族认同,在历史中他们相互依存,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正所谓“各民族共创中华”。由于“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存在,各个民族才紧密团结在一起,不易分割。因此在国家向心力的吸引下,土尔扈特人与祖国和蒙古各部保持着长久的联系,而相同的宗教信仰也与西藏地区有频繁的联络往来。以土尔扈特部与清朝的联系为例,其每年对清廷纳贡,据有关史料记载,顺治时期,土尔扈特部向清廷“贡驼马二百余,复携马下,乞市归化城”。康熙时期,土尔扈特部与清廷的联系更加频繁且达到顶峰。尽管在此期间,准噶尔汗国使上表贡物的路线受到阻隔,但土尔扈特部仍取道于西伯利亚到达京城;清康熙皇帝也派出了以图里琛为首的使团访问汗国。这些突出表现了土尔扈特与祖国紧密的联系与认同。土尔扈特部的历任汗王也一直珍藏着明朝的汉篆封,并在渥巴锡东归后上缴清廷,此举更是对国家认同的强烈写照。清朝初期,中原王朝结束了对准噶尔的战争后,诸部相继重返故地,出现了一股回归浪潮,土尔扈特人的东归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土尔扈特部。加之中原王朝对土尔扈特人国家向心力的吸引与接纳,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相同的满蒙两族,以及清朝奉行的“满蒙一家亲”、满蒙通婚的民族政策,更加深了土尔扈特人的国家认同,以及中原王朝对其国家向心力的吸引。

近几年来关于土尔扈特部东归的研究,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向心力是一个重要方向,其主要思想是 “试图以国家认同为视角,从土尔扈特部国家认同的历史文化根源、民族情感基础和清政府对土尔扈特国家认同的建构三方面来阐述此观点”。它是在心理认同层面上分析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此原因的分析是建立在对“民族”定义的深解之上,“民族”各要素最终均落在共同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认同和凝聚的重要基础,以及维系民族生存的纽带,土尔扈特人的原宗教信仰、语言文字以及风俗习惯均遵循蒙古族,根深蒂固的心理认同渐入强化在国家认同。而在国家的建构上,多民族共同参与形成了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认同,他们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维系着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2.沙俄对土尔扈特部的压榨

从历史角度,沙皇虽主要针对周边国家、地区征战,但始终没有停止对土尔扈特内部的干涉和控制,试图通过改组扎尔固会议限制汗王权力,从而直接管理土尔扈特人。沙俄政府为了实现其目的,于1762年8月22日颁布新的扎尔固会议条例,规定扎尔固会议成员不得由汗王任命,而必须由俄国政府批准,汗王也不可随意改变决议,如有改变必须请示沙皇政府批准。沙俄通过一系列对土尔扈特内部的改组措施,大大分减汗王的权利,也使得在扎尔固会议内部有产生分歧的可能,并有可能使扎尔固会议变成受沙俄指使与汗王相抗衡的机构。更重要的是,在土尔扈特部汗位更替中,沙俄利用土尔扈特部不稳定局面实行高压政策,并试图阻止汗位继承者渥巴锡接替汗位,扶植已改信东正教的土尔扈特贵族敦杜克夫家族,从而实现对土尔扈特人的管理。复杂的政治环境与外部压力,使土尔扈特人的民族自决受到严重威胁,也更加使土尔扈特人感到深刻的民族危机,加速了其摆脱沙俄统治和干涉的决心。

 斯大林:《马克思与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1页。

 (清)祁韵士:《皇朝番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光绪是十年寿阴筠渌山房刻本,第7页。

 张晓燕、郭院林:《国家认同视角下的土尔扈特部东归祖国研究》,《兰台世界》,2013年第3期,第1页。


土尔扈特部东归的主要原因是受到沙俄统治的压榨和干涉,这是诸多学者分析的主要结论,但就其目前研究状况,已不再是一个热点原因,其成为多元原因中的子原因。历数近现代世界上的民族迁移和民族战争,无不是民族政策的失衡和主体民族对其他民族内政的极端干涉所导致,因此受压迫民族为了实现民族自决,最终发生了民族迁移和民族战争,而土尔扈特人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选择了东归的道路。

二、经济原因1.牧场面积缩小

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和保证。民族经济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模式、经济文化类型以及经济体系,在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受到制约,直接会导致民众生活水平的直线下降和恶化,最终势必会走上探索的道路。因此东归原因也受到经济的影响。西迁的主要目的是逃避战争进行正常生产,但是沙皇的疯狂扩张,以及推行的农奴制改革,使部分农民不堪政策之苦相继逃离故土到伏尔加河开垦耕田。沙俄为避免农民流失建立了察里津防线,并鼓励顿河流域的哥萨克人搬迁至伏尔加河流域建立军队。人口激增和草场大量侵占,导致与土尔扈特人的矛盾日益显著。土尔扈特蒙古人视草原是自己的“命根子”,它是草原游牧经济的主要来源,大量的草场变成了农田,加之沙俄掠夺征用他们的牲畜与马匹作为军用物资使牧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土尔扈特人的生存状况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个民族的生存,势必拥有自己独特的经济生活方式,它是这个民族生活的主要支柱,是其繁衍后代的强大保证,同时还承担着商品交换以及扮演着与其他民族经济往来的主要角色。如果一个民族的经济生活受到了重大的冲击,势必会给该民族带来根本的危机与灾难。以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为例,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情感,支撑形成了礼俗制度和农业经济,无论是在寒冷的西伯利亚还是在西南的丘陵,农业生产仍旧是他们最为基本的本领,也是其生存的基本保证。相对于土尔扈特人以游牧生活为基础,草场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在沙俄的压迫下草场面积逐渐缩小,牲畜没有足够的食物,加之掠夺和征用,使土尔扈特人的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证,也给经济往来和商品交换带来了巨大冲击,最终导致了土尔扈特人生活困难、经济落后。

2.频繁征兵与赋税

通过对人口的控制和赋税的强加,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此期间,沙俄积极推行“征兵减税”的经济政策,此举既控制了土尔扈特人的经济发展,又变向控制了土尔扈特人口。为了满足沙俄扩张和侵略所需要的精兵,沙皇多次诱骗土尔扈特人通过征兵来减免赋税。土尔扈特人不得不为了生存通过服兵役来减免赋税,自1767年到1797年,土尔扈特部共派出军队125万人。战争中土尔扈特人出生入死,伤亡惨重,并立下汗马功劳,但沙俄从未兑现诺言,而是诱骗更多的男性征兵来满足侵略战争,如此恶性循环导致赋税逐年增加,人口逐年锐减。青壮年人口数量的下降削弱了土尔扈特部的战斗力,为沙俄日后与土尔扈特人的统一战争中占有先机,也给土尔扈特部的人口繁衍带来了巨大危机。

经济原因较之前的一些研究中,多属于附属因素,但近年来从经济角度分析逐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并成为原因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因子。其认为:“沙俄的移民举措和税赋政策给土尔扈特人的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土尔扈特人的正常生活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因此,土尔扈特部族之所以东归,根本原因是基于生存的空间和现实经济状况的考虑”。该观点较多认为是经济压力迫使了东归的发生,民众生存状态的恶化,以及部族内部精英团体对“穷则思变”的探索,使土尔扈特人为改变境遇走上了东归的道路。

① 许奎:《土尔扈特部东归原因探析及相关思考》,《青春岁月》,2013(16),第404页。


三、文化原因

泰勒认为“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文化是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而民族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因此可以认为,一个民族最根本的莫过于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这些稳定且具有特点的文化,毫无例外都会体现在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每个成员的实际生活中,体现在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体现在他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上。”而宗教是民族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原始民族的形成和族内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且对民族成员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在民族文化体系和民族价值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宗教在民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土尔扈特人信仰藏传佛教,西迁的百年间宗教信仰未曾发生改变,同时佛教有布施熬茶的宗教习俗,历代汗王曾亲自前往西藏或派出使团参加,从而通过宗教活动长期与内地和蒙古各部保持联系。“他们熬茶敬佛,在生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离不开喇嘛教,即使远徙伏尔加河流域,也不时派人或由土尔扈特上层人物亲自到西藏熬茶布施,这在维护土尔扈特蒙古内部团结及保持与卫拉特其它各部联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管理和控制一个民族,不仅要在军事、政治上采取手段,还需要实施文化政策。通过文化影响、政策诱惑、宗教渗透等手段,沙俄力图改变土尔扈特人的文化风俗,且多次派出掌握蒙古语的神职人员对其部进行传教,并“肆无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施加洗礼”,这种强迫的宗教行为受到了部族内民众的抵制,加深了土尔扈特人对沙俄的反感,也使佛教与东正教的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彻底推行东正教,沙俄政府采取严酷的灭佛政策,迫害佛教教徒和宗教人士,给土尔扈特人的宗教信仰带来了灾难。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也曾多次向清廷表达回归的原因是:“俄罗斯不兴黄教,愿依大皇帝兴黄教之地,以安部众”。民族宗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个民族风俗习惯的写照;民族宗教受到的冲击,势必使民族文化发生危机。对于沙俄推行的文化政策,使土尔扈特人的民族文化岌岌可危,而“满蒙一家亲”、“满蒙同亲”思想,以及同样的宗教信仰,相似的生活方式,和历史上蒙古民族曾经入主中原是中国民族一份子的思想,使土尔扈特人与祖国拥有天然的亲切感,从而形成的文化认同加强在国家认同与国家向心力之上,更加直接的推动了东归的发生。

近年来,从文化角度对东归原因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普遍的观点是:文化差异和文化政策促使了东归事件的发生。在民族学研究领域中,文化分析观一直是主要思想和价值观,对于文化“软” 实力的分析也逐渐被重视和关注,也在未来拥有巨大的潜力。

四、结 语

对于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原因,目前学术界由单一政治因素向多元原因方向发展,较多的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多个变量讨论。总结前人资料和观点,我个人认为土尔扈特人的东归绝不是单一原因导致,而是多种原因共同推动的结果。政治上是为摆脱沙俄的政治统治与干涉,在部族内部形成的国家认同以及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吸引;经济上,草场面积的缩小、“征兵减税”等政策导致的生存状况恶化与人口锐减危机;文化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不同,以及沙俄一再推行的文化政策导致了宗教矛盾的激化;因此土尔扈特部的东归是在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历史事件。 [责任编辑:奥其]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99页。

 牛海桢:《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国原因再分析》,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3卷第2期,第63页。

 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江载华、郑永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5页。

 俞正燮:《驻扎大臣原始·癸巳类稿》(卷8),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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