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白新良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访问者：杨效雷   （天津师大历史学院教授）

徐永文   （江西师大教育学院教授）

受访时间：2015年2月

受访人简介：白新良，1944年生，河北省石家庄市人。1966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1978年复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师从郑天挺先生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6年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多年致力于清史和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主要著述有《乾隆传》、《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清代中枢决策研究》、《清史考辨》（自著）等，发表各种学术论文数十篇。先后承担《清代中枢决策研究》、国家清史编委会《清史传记六、乾隆上》等国家级社科课题。

1. ： 白先生，非常高兴有机会采访您。我们知道，您是上世纪60年代初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请谈谈您读本科时的求学经历。

答：我出身农家，与生俱来的财富就是贫困。上学以后，一直为筹措学费发愁，花钱买闲书几近异想天开。看到别人看连环画、读书，总是羡慕不已。为了获取知识，村中有书同学家中和造纸厂收购的废纸堆是我经常造访、光顾之地。《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廿史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千家诗》、《古文观止》、《幼学琼林》、各种公案、侠义小说读了不少。考上中学以后，学校图书馆各种期刊杂志如《少年文艺》、《中国青年》、《旅行家》、《知识就是力量》每期必读。多种中外名著亦手不释卷。高中阶段，虽然要冲刺高考，但仍旧习不改，兼之当时正处于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几乎每天都是饥肠辘辘，读课外书成了一种疗饥方式。因为浸淫书史，除了文史等科成绩稍好之外，其他各科成绩一直平平。古云；穷且益坚。也许正是这样象明人宋濂《送东阳马生序》中所述求学时期的艰苦生活，使我一生生活简单，不讲究吃喝穿戴，与各种游戏、声色犬马更是完全绝缘。也许正是广泛涉猎各种文史著作而没有死啃课本，才以第一志愿考上了南开大学历史学系。进入南开大学之后，在各位授课老师指导之下，我的眼界进一步开阔。至今已过半个世纪，当时各位老师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记得初入学时班主任是陈枏先生，气度儒雅，可敬可亲。先后教授历史文选和中国史者为来新夏、刘泽华、孙香兰、赵树经、汤纲、王文郁、李义佐、诸庆清、陈志远、杨盛清、马振举等先生，教授世界史者为陈枏、陈文林、杨生茂、张友伦、许盛恒、张义德、张象等先生；教授英语者是李景岳先生；教授专题课者为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诸先生，无不学识渊博，情操高洁。其中，对于刘泽华、来新夏、李景岳三先生，印象尤深，刘、来二先生在授课时经常提及个人见解，在我脑海中植入了最初的创新意识。李先生则将我们这些学生视同自己儿女，嘘寒问暖，具体而微。在这些先生的指导下，我不但上课时认真听讲、作笔记，而且还利用课余和假期背诵《诗经》、《楚辞》，浏览《左传》、《史记》，通读《资治通鉴》、《明史纪事本末》等史学名著并立下了献身史学研究的志愿。我想，正是这些先生苦心授读，我才告别蒙昧，走上人生正途。如今，我虽已从教多年且年过古稀，教过我的老师们已有多人归于道山，健在者也都年至耄耋，但是想起他们当年哺育之劳，仍觉感念不已，难以忘怀。

2. ：  1978年，您第二次考入南开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郑天挺先生。请谈一谈郑先生对您的影响?

答：就在我沉浸书史之时，1963年以后，先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使我从事史学研究的理想完全破灭并身不由己的卷入了运动之中。而后毕业分配，先是分配到北京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不久，就下放到浙江省军区乔司农场接受再教育。再教育结束后，又被分配到杭州机床厂作生产管理工作。经过五六年的折腾，仅有的几本专业书籍也都遗失殆尽。没有文化的生活使我仿佛置身沙漠，十分渴望雨露滋润。1971年夏，经我申请，调回原籍河北正定县公社中学教书。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拨乱反正，我被调入省立重点中学教书。这时，我获知国家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我谢绝了学校领导的挽留，斗胆报考了郑天挺先生的研究生。1978年秋，出乎意料地接到录取通知书，再度重返已经阔别十年的南开园。

我初识郑天挺先生，是在1961年秋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迎新会上。记得当天是重阳节，利用在京编书余暇，时任系主任的先生返津看望我们这一届入学新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中等身材，身着朴素，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气度儒雅且精神矍铄，头发虽白却泛着亮光。在即席讲话时，他对我们考入南开表示欢迎，并希望我们在校期间好好学习，将来为社会做出贡献。后来，亦不时在校园中看到他的身影。62年新年，我们班级还集体到他家拜年。但因当时自己年幼害羞，直到毕业，也没有和先生说过一句话。再度考入南开之后，我们同门数人多次立雪程门，聆听教诲。面对全国知名史学大师，我深觉自己浅陋无知，口齿嗫嚅，汗流浃背。为使我们摆脱宭境，先生总是先讲一些题外话，使我们紧张情绪有所缓和，再入正题。这使我们感到，先生不独可敬，而且可亲。不久，先生以八旬高龄，亲自登坛，讲授清史专题。宏观上，先生将清史历史地位、发展分期、研究意义、历程、研究资料及其价值不足条分缕析详悉相示并反复告诫，研究历史要求真求用。微观上，则提出多个具体问题，以供我们各自选择研究方向。为了无负先生期盼，对得起这个难得的深造机会，我发愤攻读专业典籍。虽然如此，因为自己脱离专业已经十余年，在步入明清史研究领域过程中，仍异常艰难，走了不少弯路。一是贪近求便，一段时间，不分层次，没有计划，乱读一气。在检查学习情况时，先生发现这一问题，即刻指示，须从阅读原始史料起步，先读一部价值可靠的原始史料，再渐及他书。按照先生指导，我才开始阅读《满文老档》、入关前两朝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等原始史料。二是不懂研究方法。前此，虽然看了不少历史研究法书籍，但因一直未和史学研究实践相结合，以致年过而立，却仍是一个门外汉。入学后很长时间，读书虽极辛苦，却迄无收益，更谈不上发现和心得。我十分苦恼，并向先生倾诉。先生听过后，一方面对我进行劝慰，不要急于事功，同时，特意提示我将有关原始史料进行比读。与此同时，前辈师长郑克晟、陈生玺、冯尔康和早年大学同窗南炳文等先生亦曾多方关心并给于热情帮助。根据先生指示，我对自己研究的入关前八旗课题有关原始史料反复互读，终于发现了对入关前政局进展影响甚巨且被历代清朝统治者长期隐瞒的皇太极改旗这一重要事件。并据此搜集资料，撰成毕业论文。毕业答辩时，该文获得了先生和答辩委员王锺翰、商鸿逵、戴逸等先生的普遍好评。而后，使用这一方法，研究其他问题，也都累试不爽，续有发现。直到现在，我还十分庆幸当年能够侧身先生门墙。正是在他的教导下，我才较为顺利地走上了研究道路。其中，比读研究法更是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无价财富，是一把史学研究的金钥匙。“观于海者难为水”，在我心目中，先生的学术成就永远是一座矗立云端的丰碑，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也永远是我汲取不尽的宝藏，他的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孜孜不倦、老而弥笃的治学精神，将永远激励我献身史学研究事业而无怨无悔。

3：  1990年出版的《乾隆传》是您的第一部独著，该书引用的史料丰富，脉络清晰，分析客观，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出版后好评不断，请您介绍一下您选择乾隆帝作为传主的原因、写这部书的情况以及该书运用史料的特点。

答：乾隆时期，中国疆域、人口皆雄居世界之首，政治安定，经济文化繁荣，清朝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对于其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位时间长，政治、军事、文化活动多，有关史料浩如烟海，仅其中主要史料《清高宗实录》即达1500卷，上千万字，梳理极为不易。因而，尽管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清史研究重点已逐渐转向入关以后，但是有关乾隆时期清史研究著作，却迄未面世。恰在这时，一家出版社出面相邀，撰写一部乾隆皇帝传记。为此，从1985年始，我全力以赴投入这一工作。先是在前此阅读顺康两朝实录的基础上，精读《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高宗纯皇帝御制诗文集》等。当时，没有电脑，治学条件极其艰苦，全靠手抄，一年多的时间里，抄了一大包袱卡片和索引。而后，又对之进行分类梳理，并补充政书、方略、传记、方志、笔记史料六十余种，方才开始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主要企图是以乾隆皇帝和他的臣僚活动及当时重大事件为线索，展现十八世纪盛世形成原因和过程，盛世主要表现，盛世之下存在的问题，分别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经过两年多无间寒暑的辛勤劳作，方将该书告成。可能因为是一部较早面世的乾隆皇帝传记，出版后，出现了一些正面评价。尤其令人高兴的是，自此之后，继起之作陆续面世。至今，包括港台在内，有关乾隆皇帝传记，不下二十余部，乾隆时期清史研究竟后来居上，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因为这是自己独立撰写之首部学术著作，撰写该书之初，我即给自己立下规矩，对于传主活动，只采用可信资料，不故弄玄虚，使用街头巷尾小说家言以耸人听闻。对其是非功过，亦一惟史实，不过分贬低，也不刻意拔高。同时，还要认真发掘和清理乾隆朝已被淡化或遗忘的重要史实，并提出经得起学术界推敲的学术见解，以为后世提供经验教训。我觉得这是在郑天挺师求真求用学术思想指导下的一次学术实践。其中，关于乾隆朝文字狱论述、乾隆皇帝和乾嘉学派、乾隆帝对传统建储理论的批判及对建储理论的发展等，皆系个人研究所得。是否正确，还请时贤评判。

4：您在研究清史的同时，也兼顾了对中国教育史特别是书院史方面的研究。您的《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是一部较早的系统反映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历程的学术著作，大量使用地方志是该书的一大特点，其统计成果至今仍被大量引用。请您谈一下您是如何开展书院史研究的？

答：《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是我继《乾隆传》之后完成的第二部学术著作。始于1988年，成于1994年，前后历时六年，大大超出原来预期。我所以选择这一课题专加研究，一是当时重回历史研究所工作，教学任务相对减轻，可以从容研究一些难度较大、涉及资料广泛的课题。二是感到建国以来的教育制度皆以升学考试为中心，几乎重蹈清代科举考试旧辙和大学管理中官本位、晋升职称中指标量化等无形的指挥棒，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学术活动的开展，也无法满足不断进步的社会需要，因而觉得清代书院教育制度民办公助、自由研究的良好风气曾经推动了学术事业的繁荣，似于当今社会有可以借鉴之处。最初，我拟以“清代书院研究”为题，开始研究。为了了解清代书院发展情况，必须对唐五代宋元明书院有一个概然的回顾。而这些史料大多分散零碎，散见于各地方志之中，前人从未进行过全面清理。这样，进入工作不久，我就陷入了难以自拔的书堆之中。先是为了掌握清代以前书院总体发展情况，通阅1500余卷《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和《明一统志》，将清代以前书院全部择出。而后，尚觉不足，为求掌握各代书院总量，遂不得不竭泽而渔，将《乾隆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学政全书》、各省府州县志书和有关书院的学人文集也列入阅读范围，搜集目标也扩及清代所有书院。多亏南开大学图书馆方志类藏书向称丰富，不下3000余种。此时，又陆续购进台湾成文书局整套中国地方志丛书，遂使这一工作得以持续进行。大约花了三年时间，抄录卡片，堆积起来比人还高。在此基础上，又对所搜资料进行统一整理，删除重复，补充异名，订正讹误，又复将之分朝分省按年编排，其仅知建于何朝而不详建制年代者则附于该朝之末。作完这些搜集整理资料基础工作后，始才进入研究写作阶段。分别对历代书院发展过程、盛衰原因、内部结构、与官学和科举考试关系、学风演变、明清时期书院取代官学和清末废书院为学堂的历史过程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至此，我感到，仅以“清代书院研究”为名已不能概括全书内容，遂改以《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为名出版。因为该书大量使用地方志，搜集资料比较广泛且对各代书院发展情况作了数量统计，出版后，书院研究学者多于研究论著中使用该书统计数字及部分内容。为便学界利用，近年，又被改名《明清书院研究》，纳入明清史学术文库，由故宫出版社再版行世。我觉得，能够为学者提供一些所需资料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见解，作一个铺路石子，是我最觉幸福的事情。因为在该书搜集资料阶段，曾经没明没夜地大量抄录原始资料，每天搬动书籍重量也不下数百斤。书稿著成后很长时间，两手一直颤抖，无法写字。那年，我已年届五十。我想，不能用手，尚可用脑。于是抽出一段时间，从五十音图开始，学习日语。一年间，将大学《标准日本语》四册学完。不久，日本东京国学院大学邀我赴日，为期一年，对中日书院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实现了我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愿望，进一步开阔了学术视野。

5. ：您在2002年出版了《清代中枢决策研究》一书，详细研究了努尔哈赤到道光朝各时期的政权建设、中枢决策的一般过程和主要形式、 中枢决策的具体事例、对中枢决策的监察、 信息的输送及保存与整理等方面，分析了中枢决策在各朝的表现特征、对前朝的发展和对以后的影响，选题新颖，视角独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请问您是如何选择研究 “中枢决策”这一课题的？

答：中枢决策是关乎中国历代王朝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问题，历朝历代，最高统治集团无不极予重视。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中枢决策的各个方面，既于前朝多所因承，也随时代发展而在不少方面有所创新。同时，作为一个以少数民族——满族为主体所建立的王朝，清朝中枢决策的各个方面还颇具民族特色。考虑到清朝中枢决策较之以往历朝颇为特殊而其整体动态研究却相对薄弱的情况，有的前辈学者鼓励我就此进行专题研究。学术研究贵在为后人提供借鉴，清代中枢决策的各个方面较之前朝有哪些突破，有什麽经验教训可供参考和汲取，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酷爱读书，进行此课题研究之前，我已通读乾隆以前历朝实录及有关政书、传记，嘉道以后实录尚未涉及。这样，出于求真求用的目的，为了补充自己清史知识中的薄弱部位，我着手研究这一课题。为此，我专设清朝历代政权建设，中枢决策机构沿革及中枢决策各机构相互间地位和作用的消长变化，中枢决策的不同形式和一般过程，中枢决策的监察落实，中枢决策中的信息输送及其保存整理等研究子课题，并以此为视角，从头重读清朝历朝实录和有关史料。不知不觉，忙忙碌碌，三四年时间，又是一晃而过，而读书及写作内容仅至道光。再往下读，近代以后史料更是浩如烟海，即使穷毕生之力也无法读完。真是头白可期，杀青无日。只好就此打住，以《清代中枢决策研究》为名出版，这使我深觉遗憾。不过，回头再想，我非超人，精力毕竟有限，想在有生之年穷尽有关清史所有载籍，实不可能。而通过自己努力，能够对清朝前期中枢决策的各个方面做出系统论述，已属不易。我希望有志于此的时贤能就此继续研究，并相信在研究水平上定将有所超越，以为清史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通过该课题研究，我觉得无论宏观微观，都对清朝前期历史有了新的认识。就宏观而言，我觉得：清朝前期历代统治者能够与时俱进，不过一个世纪，即在中枢决策的各个方面实现了从入关前制度草创到入关后全面仿明及与入关前旧制并行乃至摒弃前明旧制及关外遗风的转变，从而使中枢决策机构、程序皆颇为完备，决策随意性减少，准确性增加，促成了盛世局面的形成。这说明，清朝前期几代统治者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孕育过这几代清朝统治者的满族也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对于清代中枢决策的各个方面，也从前此点的静态研究前进到线、面、体的动态研究。就微观而言，我认为，清朝中枢决策中的信息输送创新迭出，尤其是其中奏折的出现和使用，对于清朝政局的发展，曾经起过重要的良性作用。与此相反，清代中枢决策的监察和落实制度则极觉薄弱，对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起到了颇大的消极作用，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6：您治学一大特点是擅长考据，撰写了许多考据文章，并多年为研究生开设了“历史考据学”课程，您的考据功力让我们这些后学深为折服。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治学经验与心得体会吗？您认为作为我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之一的考据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中应该怎样发扬光大？

答：考据又称考证，既是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技能，又是历史学科的重要分支。人类社会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需要不断的更新。除了社会制度变革和重大政治事变使人们历史观念突变之外，历史知识的更新主要还是通过史学工作者艰苦考据得以实现。可以说，在史学研究中，考据承担着辨别真伪、提供真实历史资料的后勤作用，改变传统偏见、更新历史知识的中坚作用和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尖兵作用。因为它在史学研究中作用重大且自为学科，自古以来，凡是治史者无不极为重视，甚至不少学者还毕生致力于此并有价值甚高的著述传世。建国以后，一个时期中，史学界左的思潮甚嚣尘上，贴标签、影射史学风靡于世，考据成了封建主义史学、资产阶级史学的同义词，这是对严肃的史学研究的辱弄。为了拨乱反正，培养史学研究的后继人才，在写过几篇考据论文之后，我不揣冒昧，以郑天挺先生史学成就中的考据部分为基点，参以个人学习和研究心得，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始，为研究生开设了历史考据学选修课。可能因为效果尚可，一开就是二十余年。我觉得，对于研究生而言，考据是一项基本功，每个学生必须接受这方面的基本训练。很难设想，不辨别史料真伪及其可信程度，拿来就用，通篇剿袭陈说，会写出有质量的创新性论文。

我还想说的是，考据是一项高难度的学术实践活动，是靠坚实有力的证据推翻陈说，提出新见。不要指望听一次、两次专题讲述，看一本、两本介绍历史研究法的小册子就可以入行。它既需机遇，更需实践。没有精读一本基本史学原著、通晓一代史实的毅力并培养自己从常人习而不察的矛盾记载中发现疑点的本领，没有广泛涉猎相关著述、常年坚持不懈地顺藤摸瓜、竭泽而渔、积沙成丘式的学术积累以寻求可靠证据，没有对相关史料掰碎拟烂、重新组合和认真分析的耐心，而心浮气躁，仅靠浮光掠影、一目十行式的读书，是不会搞出考据成果的。

尽管如此，对于考据发展前景，我还是颇为乐观。一是我坚信，后代学者必定比我们聪明。他们不会再像我们这一代一样，经历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无端耗费可贵年华，而是不间断地接受系统而又完整的教育，有足够的宽裕时间阅读专业书籍，基础知识扎实，将会较为顺利地走上学术研究道路并且可较快地搞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关于这一点，我的两位学弟喻春龙、佟大群二位博士研究成果可为明证。他们依靠自己的刻苦勤奋，短短三、四年时间，即分别以《清代辑佚研究》、《清代文献辨伪学研究》为题，著成考据成就突出、学术价值甚高的博士学位论文，且皆被规格甚高的国家清史编委会清史研究丛刊所录用出版。二是随着现代技术被引进研究领域，原先学者不能读到的罕见古籍不同版本、不同文字书籍顷刻之间即可搜罗无遗，研究条件不可同日而语，考据准确程度将会进一步提高，前代学者考据不完善或者错误之处可以得以修正，原先不能解决之问题可以不费多大力气得以解决。无数学者所期盼的“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的愿望将因此而真正变成现实。三是随着历史前进，社会进步，学科分支愈益细密，与学术和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需要考据的问题会愈来愈多，考据任务将愈加繁重。可以说，考据面临着无限辉煌的发展前景，考据也将因此走出少数学者所垄断的象牙之塔而进一步普及，成为所有学者研究的一种手段，成为史学研究大车间中的一道工序。

7：您在《清史考辨》和其他多篇文章中大量地使用康雍乾三朝满汉朱批奏折等档案史料。您在研究中不但对奏折的日期、进折人员的身份及进折数量等进行了缜密的考辨与分析，而且指出了包括满文奏折在内的不少史著的大量错误，您对此类史料的熟稔程度可见一斑。 请问您是如何关注到奏折等档案史料的？奏折制度对清代政治有哪些影响？并请谈谈奏折等档案史料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答：档案是最原始的历史资料，其史料价值远高于易代之后纂修的各朝正史，这一点，向为学界所公认。因为战乱，明代以前政府档案大多荡然无存，只有清代档案因为距离我们时代较近，且以有识之士加意保护，其中相当部分才保存至今。对于清史研究人员而言，能够得窥金柜石室之秘，可谓三生有幸。作为最早参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的学者之一和北京大学明清史料整理室的创办人，郑天挺先生晚年，登坛授课期间，多次强调清宫档案对于清史研究的重要作用。遵照先生指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为作学位论文需要，我曾数次至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深觉其价值非同寻常。其后，为了方便清史研究学者使用档案，经由一史馆专家努力，相当一批清代档案陆续刊布行世，随即引起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应该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为此，从撰写《乾隆传》、《康熙皇帝全传》开始，我就阅读并使用其有关部分，以确保著作质量。但是，作为一个清史专业研究人员，已从事研究二十余年，却迄未对其专加研究，使我甚觉遗憾。本世纪初，我已年近六旬，再不着手此业，恐将虚度此生。为此，在完成手头几项研究项目后，从2001年始，我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和清代政治关系最为密切的历朝奏折。其中，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时代最早，而且皆已出版，无须进京往返之劳。因从康熙朝奏折开始研究。在阅读过程中，我先是通读满汉文奏折并编列具折人名索引，而后将《清圣祖实录》、《康熙起居注》、《圣祖仁皇帝御制诗文集》、《文献丛编》、《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康熙起居注》稿本残卷与《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互读。即按照时间顺序，将上述各书逐年逐月阅读，并作了数册笔记。这样一来，相当一批无年月奏折、朱批写作准确时间因此而顺利解决，一些前此并不清晰的重要事件发展线索和各书中的矛盾、舛误、阙漏之处也全部展现。在此基础上，我分别撰写了数篇有关康熙朝奏折的学术论文，并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其主要者如：关于奏折的起源、使用范围、目的、内容和作用的发展沿变，我认为，作为一种特殊上行文书，奏折应起源于顺治皇帝亲政之初。最初，其内容仅是请安、谢恩之类，使用范围亦仅限于皇室戚属，其目的仅是以此加强皇室戚属对当时颇为孤弱的顺治皇帝、孝庄皇太后的向心力。康熙时期，尤其康熙二十年之后，使用范围渐次扩及满汉朝臣，内容亦由皇室家务扩至国家政务并改以加强具折臣工对皇室向心力为主要目的。同时，兼具多途径、更快捷获取重要信息、保密性强，提高决策准确程度和皇帝本人在中枢决策中的作用，加强应付各种突发事态的能力，限制逐渐膨胀的内阁权势等功能，对于此后清朝统治的加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于康熙帝经营西疆，有关史料证明，当时，清朝中央政权虽与准噶尔地方政权处于敌对状态，但是，准噶尔地方政权却一直承认清朝中央政权，并对沙俄蚕食领土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反抗。关于参与争储夺嫡的康熙帝诸皇子事迹，向是史家关注的重点。只是限于史料不足，研究无法深入。此次康熙帝诸皇子奏折大量刊布行世，真如雪中送炭。而经过对上述各书所载诸皇子奏折进行比读，则可确定，《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所载是根据允禵奏折致送理藩院副本抄录的存档本，内容真实可靠。以此可知，早在康熙时期，即出现了奏折副本。又，今刊诸皇子奏折虽多，但非完璧，最多仅当原折三分之一。不只允禵，包括皇四子胤禛在内的所有参与争储夺嫡的诸皇子奏折之相当部分，皆因为遭到雍正帝忌讳，而被销毁。关于康熙朝进折人员，向无定说。经过笔者发掘，终康熙一朝，进折人员有名可录者已有969人，已刊康熙朝奏折计7392份。考虑到已佚进折人员及折件，则康熙朝进折人员定在千人以上，原有折件当较今刊奏折超出一倍，甚至更多。这些说明，康熙朝是奏折这一上行文书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关于康熙帝和罗马教廷关系，根据奏折可见，康熙四十四年教廷使节多罗来华，不许中国教徒称天主为上帝，禁止中国教徒祭孔拜祖。因其触犯中国主权，此后十五年中，康熙帝曾多次遣使致书罗马教廷，阐释中方立场，以争取教廷理解，继续保持双方友好关系，表现了极度的耐心和宽容。只因康熙五十九年教廷又以特使嘉乐来华，顽固坚持原有立场，致使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康熙皇帝才被迫禁教。因此，双边关系破裂，责任全在罗马教廷。

就在我准备继续深入研究康熙朝奏折并期续有发现之时，国家清史编委会邀我主持国家新修大清史乾隆朝人物传记纂修工作。为此，我不得不放下康熙朝奏折研究而转入雍乾两朝人物传记的资料搜集工作。虽然此项工作不是以奏折为主要研究内容，但是，雍乾两朝奏折仍是我使用的主要资料。投入研究之始，仍如以前，先将入传人物奏折目录从已出版的上百册雍乾两朝奏折中分别择出，按人作成详细索引。而后，从两朝实录电子版中将各人有关资料一一择出，并以人为纲，分别集中，与《清国史》、《碑传集》、《国朝耆献类征》、《八旗通志》、《满汉名臣传》、《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一史馆网上奏折、台北故宫网上奏折、传主个人文集、年谱、有关方略一并按年编就各人资料长编。因为是以档案为主，参以各书互读，因而我发现，由于种种具体原因，从时人认为最权威的两朝实录至最可信的年谱、文集皆有许多错误，至于依据清朝国史馆史官所修人物传记而成书的《清国史》及其他传记更属“自郐以下”。根据编修体例，我将这些错误之处以考异为名，专列于各人资料长编之下。而后，又将其中错误阙漏特甚者汇为《乾隆朝人物传记资料补正》、《乾隆朝臣工疑年录》二文发表。虽然这一活动仅仅涉及雍乾两朝部分立传人物资料，并未广泛及于奏折各个方面，但是总还是为自己研究雍乾两朝奏折趟开了路子。同时，通过研究，我也进一步感到，奏折确是研究清史的资料渊海。研究清史不但要使用奏折档案资料，而且还要以其为主，方才会有所发现，方能将清史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为了跟上时代研究步伐，不致落伍，我于花甲之年，开始学习电脑技术。从拼音打字开始，一点一点地学。年老善忘，只能靠反复操作增强记忆。其间甘苦冷暖，只有自知。正是通过使用电脑，才使我阅读到一史馆于网上公布的大量奏折，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并最终完成了国家清史编委会交给的国史纂修的神圣任务。我觉得，从走上清史研究之路至今，三十多年来，我始终是个研究生。在剩余的时间里，我仍将锲而不舍，读未见书，研究前人未曾研究的问题，以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8： 最后请您谈一下清朝历史定位、对清史研究现状的看法、未来的展望以及对后学的期望。

答：从上个世纪初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至今，清朝灭亡已经一个世纪。当时，出于推翻清朝统治的政治需要，对于清朝历史定位，政学两界进步人士皆持否定态度，足可理解。而今，清朝灭亡已经百年，客观地看待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给于一个正确评价，是我们清史研究人员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觉得：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清朝虽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所建立的王朝，但却贡献最大、地位甚高。正是在清朝统治时期，国家实现了完全统一，并最终奠定了中国版图。正是在清朝时期，破除了两千年来汉族士大夫内华夏而外夷狄的传统偏见，少数民族地位进一步提高，对于中央政府向心力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最后形成。正是在清朝时期，政局长期安定，人口迅速增长，达到四亿以上，生产力不断发展，经济总量空前增长，位居世界之最。正是在清朝时期，文化教育进一步普及，学术事业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进入近代以后，面对船坚炮利的外敌入侵，清朝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全国数代先民奋起抵抗。虽然因为社会制度落后，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但却起到了唤醒民族意识的重要作用。同时，为了富国强兵，清朝政府先是搞洋务，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不久，又进行政治改革，实现从古代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即使面对民主革命浪潮，清朝统治者亦审时度势，为避免族群分裂，而主动实行宣统逊国。所有这些说明，在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清朝政权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一个清史研究者，应该正视这些史实，并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据史直书，上以告慰为国家独立、民族团结、社会进步而献身的无数志士仁人和数代先民在天之灵，下以向子孙万代有个交待，以供他们汲取经验教训，激励他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喜的是，本世纪初，国家进入盛世之初，党中央即注意于此，并成立了以戴逸先生为首的国家清史编委会，组织清史学界专家学者纂修清史，实为适时盛举。不过，我认为，此次国家组织纂修清史，既是对一个世纪以来清史研究的一次总结，也是清史研究新阶段的开始。由于集中各路精英且深入发掘资料，层层把关，反复打磨，可以预期，最终产品将属上乘。但是，靠纂修一部书即可完成全部清史研究内容，绝非现实之论。兼之作为配套产品，许多海内外有关清史的原始资料皆成批出版并首次和读者见面，皆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因此，可以说，此次清史纂修工程的完成不但不会终结清史研究，也不会使清史研究经过一段高潮之后趋于冷落，反而会推动清史研究进一步繁荣。为此，我特别寄语青年一代清史研究学者，继承孟森、郑天挺、戴逸等老一辈学者所开创的清史研究事业，迎接清史研究更加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