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整体说来,明清史研究成果更为丰富一些,明清史成为二十五史研究中相对凸显的断代史。这是为什么?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明清时期离现代更近,其影响也就更深刻、更直接,当代中国诸多问题寻根溯源,首先就要探索明清特别是清代的历史。故此,社会各方面对明清历史的重视程度更高。二是明清档案这座文献金矿的留存与支撑。此前各朝断代历史研究往往为二手文献资料和不多的考古成果所局限,而开展明清史尤其是清史研究则具有得天独厚的原始档案资源优势。a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和皇室生活档案的保管基地,保存档案1067万件。其中,明朝档案 3600 余件,清代汉文档案 800 余万件、满文档案 200 余万件,另有部分蒙、藏等少数民族档案和英、法、俄、日等外文档案。这巨量的明清档案,历经沧桑传承下来,既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宝库,也是世界珍贵的文化遗产。由于历史原因,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也藏有一定数量的明清档案。本文谨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近百年来的整理刊布试作回望梳理,以期与学界共同分享石室金匮蕴藏的文献辉煌和学术贡献。
一、从国学大师到清史工程:明清历史研究离不开明清档案
明清档案与殷墟甲骨、敦煌藏经并称为 20 世纪初中国古代文化的三项重大发现。在明清两朝,大内档案一直森严管理秘不示人,非经特许,即便朝中重臣亦不得检视。1921 年,北洋政府财政紧张,历史博物馆为补济职员薪水,将存放在端门的 15 万斤大内档案装了 8000 麻袋,当作废纸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清朝旧臣罗振玉闻讯,个人高价买回,才使这批明清旧档没有被化成纸浆重新造纸。这些档案辗转流离,大多保存下来。正是由于“八千麻袋”事件,宫藏巨量明清档案开始被世人所知,为学界所关注,乃至轰动世界。从那时算起,明清档案的抢救与整理至今恰是百年。
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师们与明清档案有着密切而深厚的情缘。鲁迅在 1928 年曾发表专文《谈所谓“大内档案”》,先谈到“‘大内档案’也者,据深通‘国朝’掌故的罗遗老说,是他的‘国朝’时堆在内阁里的乱纸”,继而毫不留情地揭露当时的官僚政客对明清档案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公开盗抢,深切感叹:“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a王国维曾充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有幸得窥皇宫所藏,由此引发对大内档案的内容、价值及辗转历程的关注,他连续撰文三篇力推明清档案:《内阁大库书之发见》(1913 年)b、《库书楼记》(1922 年)c、《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1925 年)d。王国维对明清档案极为关注,持续向世人披露“罕有知其事”的宫藏珍档,津津乐道地指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在“孔子壁中书”“汲冢书”之后,近期几项重大发现(如殷墟甲骨、各处汉晋木简、敦煌写本书卷)中的任意一项,都足以与前两者相提并论,而“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便为其中之一。e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专门致函教育部“请将清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推动教育部将历史博物馆原存的清内阁档案拨归北大国学门,并召集胡适、李大钊等15位学者组成档案整理委员会,对档案进行整理、分类、刊布。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及故宫文献馆理事长期间,极力筹款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入“八千麻袋”档案,使这部分内阁大库档案最终得以保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更是长期致力于历史研究,非常重视档案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在得知“八千麻袋”事件后,傅斯年多方奔走呼号,为抢救这批历史档案竭尽全力。傅斯年还组织人员对明清档案一边清理、分类、编目,一边编纂、印行,公之于世。在傅斯年主持下,专门成立明清史料编刊会,由傅斯年、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 5 人担任编刊委员,陆续编选出版《明清史料》10 编,共 100 册。国学大师对明清档案的极大关注和倾情投入,充分反映了国人对民族文化珍存的敬重。
当代史学大家特别是明清史专家对明清档案珍贵价值的称道可谓异口同声。南开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郑天挺教授在《清史研究和档案》专文中谈到:“研究明代、清代的历史比研究历代的历史有其优越的条件,这是由于明代、清代的《实录》都保存下来了”,“研究清史比研究明史条件更好,不仅有《实录》,而且还有很多历史档案资料”。他进而指出:“历史档案在史料中不容忽视,应该把它放在研究历史的最高地位,就是说,离开了历史档案无法研究历史。靠传说、靠记录流传下来,如无旁证都不尽可信。历史档案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应该占最高地位。”f中央民族大学王钟翰教授曾畅言治学体会:“我是一个历史工作者,如果没有档案,我就没有发言权。”g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开拓者、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在 1995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致辞时强调,明清档案“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研究清史和近代史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离开了档案就不可能做严肃的深入的研究。所以第一历史档案馆是我们巨大的历史文化宝库,有着几乎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和历史材料”。h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教授深切感言 :“历史档案具有原始性、真实性、可靠性的特点,它能直接传递历史的原貌、历史的真实,没有充分利用历史档案的结果,就会出现史实的错谬。”i还有不少国外历史学家对明清档案的珍贵价值发出由衷感慨,如日本史学家神田信夫教授根据长期从事明清史
a 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语丝》1928 年第 4 卷第 7 期。
b 原载《盛京时报》,收入《东山杂记》,见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40-41 页。
c 《观堂集林》卷 23,第 34-36 页,《王国维遗书》第 4 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影印版。
d 《静安文集续编》,第 65-69 页,《王国维遗书》第 5 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影印版。
e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f 郑天挺:《清史研究和档案》,《历史档案》1981 年第 1 期。
g 《在第二届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会上中外来宾发言摘要》,《历史档案》1996 年第 1 期。
h 《在庆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的讲话》,《历史档案》1996 年第 1 期。
i 朱诚如:《清代档案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基石——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 90 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历史档案》2015 年第 4 期。
研究的经验,特别谈及“最有助于明清史研究的,还是由于明清档案大量保存下来,要说不利用档案就无法进行明清史研究活动毫不言过其实”。a纵观学界,明清档案成就了一代又一代明清史专家,大大推动了明清历史研究领域的拓展和专项研究的深入。中外历史学家以档治史的累累硕果和由此生发的学术感悟充分证明,明清历史研究离不开明清档案。
清史纂修这一国家级学术性文化工程的推进更是离不开清代档案的基石作用。民国时期曾经编纂一部《清史稿》,由于“没有利用清宫秘藏的‘大内档案’ ,结果出现了许多史实上的错谬而遭人诟病”。正因如此,在刚刚进入 21 世纪之际,国家决定启动清史纂修工程,并作出档案先行的战略部署。如朱诚如教授所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之初,即把历史档案的整理利用这样一件重要而艰巨的基础性工作放在首位,并得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始终一贯的积极支持和大力配合”,“档案的整理出版,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一边整理档案,一边利用档案,一边出版档案,衔接紧密,使历史档案的价值得到了充分开发,所产生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此举也得到了海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b据统计,2003-2015 年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清史纂修工程整理各类档案总计 300 多万件,为清史编纂委员会提供可在网上直接查阅利用的数字化档案有 9 大类 180 万件,列入清史编纂委员会 “档案丛刊”先后出版的有 10 项 353 册。清代档案的大规模整理和多层面利用,为清史纂修提供了最基本、最可靠的史料资源保障,可以说,没有清代档案的深度发掘,就难有清史工程的顺利开展。
二、明清档案整理刊布的百年巨献
明清档案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留存的国家记忆,是紫禁城皇室生活的直面写真,具有原始性、唯一性、权威性、丰富性等鲜明特征,成为明清历史研究不可替代的学术资源。近百年来,在几代明清档案人持续推进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其前身机构的明清档案整理刊布工作大致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1-1949 年),明清档案整理出版的拓荒时期。1921 年的“八千麻袋”事件,开启了抢救明清档案的艰辛历程,并推动了明清档案专门保管机构的产生。1925 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下设文献部(后称文献馆),专门负责管理明清档案,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这一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老一辈明清档案工作者及历史学家克服重重困难,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明清档案史料,开辟出一条明清档案的管理利用之路。由此产生了我国近代史上首次编印档案文献的高潮,明清档案逐渐走向社会。
第二阶段(1949-1980 年),明清档案管理体系基本奠定,编纂出版工作奋力前行。新中国成立后,明清档案管理机构曾几度变迁:1949-1955 年,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55-1959 年,为国家档案局第一历史档案馆;1959-1969 年,为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1969-1980 年,为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这一时期通过国家征集调拨,逐步形成 1000 余万件的馆藏规模,明清档案 74 个全宗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同时,明清档案的整理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1949-1965 年档案编辑出版一度较为活跃,主要配合国家需要,重点出版反清革命、反帝侵略的专题档案,编纂选题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性。1966-1976 年“文革”期间,明清档案工作受到冲击,编纂出版几乎停顿。至 70 年代后期,特别是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档案整理出版工作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a 《在庆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神田信夫的讲话》,《历史档案》1996年第1期。
b 朱诚如:《清代档案是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基石——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成立 90 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第三阶段(1980-2020 年),明清档案整理出版的突出特点是全面服务社会。1980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正式命名,成为中央级国家档案馆,明清档案事业迅猛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影印技术成规模引入,这一出版方式可以更好地保持档案原貌,避免点校整理过程中可能导致的信息偏差,可靠性高且出版速度快,非常适合大中型出版项目,因而备受社会各界欢迎。进入 21 世纪,明清档案整理出版呈现出多层次、多形式、系列化的发展态势,其突出特征是:选题范围拓宽,出版数量激增,编辑方法多样。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支持下,明清档案的整理编纂丰富多彩,实现全方位地服务社会。
百年以来,几代档案人薪火相传,对蕴藏宏富历史信息的明清档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发掘。在档案史料刊布上,已远远不止是对明清历史上个别事件或个别问题的拾遗补阙,而是有计划地用全面的基础史料去推动和促进明清历史研究,使之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据统计,1925-2020 年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其前身机构共编纂出版明清档案史料 250 种 3492 册,其中 1980 至 2020 年编纂出版 185 种 3061 册。这巨量的原始档案整理刊布,为国家层面的文化事业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为明清历史研究构筑了坚实基础,为社会各界文化学术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养料,从而打造了明清档案整理刊布的百年辉煌。
(一)档案文种的系列刊布
按档案文种进行的系统出版,是明清档案整理公布的重要形式。其特点是,对社会关注度较大、学者利用率较高的某些类别档案,进行全面整理,予以系统性地刊布,迄今已有十余类档案出版。
(1) 明朝档案系列。《中国明朝档案总汇》是馆藏有明一代珍贵档案的总集,时间起自洪武四年(1371),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全书 101 册,辑录题稿文件类 3534 件、武职官员簿册类 113 卷、宫中抄存典籍类 12 部;另有辽宁省档案馆藏明代辽东问题档案 710 件。全面反映了明代职官、防务、战事、财政、外交、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天启、崇祯两朝档案居多。
(2) 清帝谕旨系列。《上谕档》是清代军机处专门记载皇帝谕旨的档册,每年按季装订成册,现存 2913 册。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 8 朝的《上谕档》均已影印出版,且已实现全文检索。
(3) 清帝起居注系列。皇帝起居注制度始于汉代,延续两千余年。历朝起居注册大都散佚无存,只有清代起居注尚比较完整地存世。清代《起居注册》起自康熙十年(1671),止于宣统二年(1910),中间略有缺佚。其中包括满汉两种文本,又有正本与稿本之别。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宣统 6 朝的《起居注册》业已分批影印出版。
(4) 朱批奏折系列。奏折是清朝高级官员向皇帝直接报告政务的最主要的文书,皇帝用朱砂红笔批示过的奏折为朱批奏折。馆藏汉文朱批奏折 46 万件,满文朱批奏折 14 万件。其中,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已影印出版。
(5) 清朝官员履历折系列。官员履历引见折,是清代官员觐见皇帝时进呈的简要履历。皇帝在召见对答后,大多在官员履历折上留下评语。现存履历折始自康熙六十年,止于宣统三年。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系属影印出版,辑录档案 55883 件,共有清朝 4 万多名官员的履历,是研究清代文武百官履历的原始记录。
(6) 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系列。《随手登记档》始自乾隆,迄于宣统,是清代军机处在日常行政和文书处理过程中的登记簿册,按日记注,半年一册。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臣工奏折之题由与皇帝阅示之朱批及发抄处理之结果,二是朝廷颁发旨令之摘要。《随手登记档》简明而系统地反映了奏折和谕旨两大官文书的运转情况,它既是清代各朝全史研究最可靠的检索依据,其本身又是一部翔实的编年史大纲,所载内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特殊的检索功用。
《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自乾隆到宣统,采用编年体例,全部影印出版。(7)军机处电报系列。晚清时期的军机处电报,极具机密性和权威性。这些电报秘档,是在清廷经过誊录以簿册形式保存下来的电报抄稿。现存电报原档合计 1459 册,共 4 万余件,时间始自光绪十年(1884),止于宣统三年。《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影印推出,全书分为谕旨类、综合类、专题类三大类,分别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这是晚清时期军机处电报秘档的总汇。
(8) 皇家陈设档系列。陈设档是在皇家生活区域的殿堂摆设物品的登记账本。为了掌握库存、修补破损情况及增设新品,各殿堂陈设物品每年查核一次,每五年由总管内务府大臣进行复查登记。故宫博物院现藏陈设档共 682 册,主要是紫禁城内各宫殿物品的陈设清册,时间自康熙三十三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陈设档共 7927 册,以皇家园林、皇帝行宫和皇家陵寝为主,时间自康熙四十三年至民国十三年。《清代皇家陈设秘档》首先推出玉泉山静明园卷,彩色影印出版。
(9) 满文档案系列。满文在清代称为清文、国语,满文档案现存 200 余万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自 1959 年就特设专门的满文档案整理编译部门。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1975 年开办满文培训班,满文人才培养一直受到格外重视。面对内容宏富的满文档案,迄今已编译出版 20 部 288 册,其中主要有《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土尔扈特满文档案译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等。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为清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史料资源。
(10) 蒙文档案系列。馆藏蒙古文档案 3. 7 万件,是少数民族文字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编纂出版的蒙文档案有《17 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清内阁蒙古堂档》《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等。
(二)档案专题的系列刊布
专题类档案编纂出版,是明清档案服务社会的一种主要形式。其特点是主题鲜明,针对性强。其难点是某一特定专题的档案选材要相对完整,整理编纂要精细考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对档案发掘的深入,专题档案的选题范围不断拓展,专题档案的出版成果丰富多彩,为有关历史问题研究提供了权威的第一手史料。
(1) 台湾专题档案。台湾为海疆重地,自古以来与大陆血脉相连,息息相关,明清时期的中央政府更是对台湾进行了有效治理。馆藏台湾问题档案,先后按专题整理出版的有《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明清宫藏闽台关系档案汇编》《明清宫藏闽台关系档案图录》。特别是《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全书 232 册,辑录馆藏有关台湾问题档案 16343 件,时间起自明朝天启年间,至晚清光绪时期,跨度 300 余年,内容涵盖郑氏收复、康熙统一、乾隆平定、光绪设省等重大事件,还有台湾官员任免、移民开发、台地防务、甲午割让等诸多方面内容,这是馆藏台湾问题档案的全面汇总。
(2) 西藏专题档案。西藏的边疆治理和民族宗教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馆藏档案充分证实了明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原原本本记录了历世达赖、班禅对中央政府的拥护与认同。先后整理出版的西藏专题档案有《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清宫珍藏历世班禅额尔德尼档案荟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还整理出版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全书辑录汉文档案条目 17213 条,满文、藏文档案条目 13334 条。
(3) 新疆专题档案。档案揭示,清政府极其重视新疆区域的治理,特别是对西迁新疆和东归新疆的各少数民族,清政府均妥为安置。先后编纂出版的新疆专题档案主要有《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锡伯族档案史料》《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等。
(4) 东北专题档案。满族兴起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清朝统治者对龙兴之地一直十分关注。馆藏档案陆续编纂出版了《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清代东北阿城汉文档案选编》《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等。
(5) 西南专题档案。依托馆藏档案,联合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专门编纂了《清代土司档案汇编》,在助推中国土司遗址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名录》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此外,还编纂出版了《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等西南专题档案。
(6) 粤港澳专题档案。粤港澳为南疆特殊区域,历史上一直是中外商贸文化交往的窗口。自馆藏档案中曾选编出版《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全面反映清代粤港澳商贸史实。围绕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先后编纂出版《清宫广州档案图录》《广州历史地图精粹》《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明清皇宫黄埔秘档图鉴》《明清皇宫虎门秘档图录》。1997 年为迎接香港回归,编纂出版《香港历史问题档案图录》。1999 年为迎接澳门回归,编纂出版《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明清澳门问题皇宫珍档》《澳门历史地图精选》《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
(7) 反清农民运动专题档案。反清抗清活动,在整个清代一直持续不断。关于抗清活动,陆续出版的档案有《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关于太平天国运动,大型档案文献汇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26 册,点校辑录档案 1300 余万字,全面反映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衰历程,另有《杭州太平天国档案史料选编》。关于义和团运动,相继编纂了《义和团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筹笔偶存》。关于秘密结社,出版了《天地会》《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
(8) 辛亥革命专题档案。辛亥革命是推翻清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从清政府的角度留存大量有关辛亥革命的档案记录。先是编纂出版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两部专题史料。2011 年,在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又全面整理出版《清宫辛亥革命档案汇编》80 册,辑录馆藏档案 5700 余件,这是清宫所藏辛亥革命档案的系统公布,这部大型档案文献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9) 列强侵华专题档案。近代以来,列强殖民者依仗坚船利炮,发动了一系列侵华战争,清政府在挣扎中留下了原始文献。对这些写满悲愤与屈辱的历史档案,分为若干专题进行了编纂出版。关于鸦片战争,有《鸦片战争档案史料》《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鸦片战争史料》,另外还编纂出版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关于甲午战争,先是出版了《中日战争》,在甲午战争120周年之际又系统整理编纂《清宫甲午战争档案汇编》50册,辑录馆藏档案4500余件。关于中法战争,出版了《中法战争》专题史料。关于德国侵占胶州湾,有《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胶州湾事件档案史料汇编》。关于教案问题,编纂出版了《清季教案史料》《清末教案》。关于八国联军侵华,编纂的专题档案有《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外国人镜头中的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百年图志》。
(10) 明清中外历史关系专题档案。早在文献馆时期,有关中外关系专题档案就陆续整理刊布,先后有《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朝鲜国王来书》《朝鲜迎接都监都厅仪轨》《故宫俄文史料》《筹办夷务始末》《清代外交史料》《清季各国照会目录》等。近 40 年来,持续整理出版的清代中国与世界的综合性档案史料,有《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清宫万国博览会档案》《晚清国际会议档案》《明清宫藏中西商贸档案》等。有关清代中国与特定国家双边关系的专题档案,相继出版《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葡关系档案史料汇编》《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已出版新加坡卷、菲律宾卷)《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中琉历史关系档案》。清政府在光绪二十七年签订《辛丑条约》后特设外务部,晚清政府与各国往来的国书、照会、电报等外务部档案,总共 11 万多件,涉及 53 个国家,是晚清外交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官文书的集合。对外务部档案经系统整理,推出《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按国别陆续编纂出版中奥、中葡、中西、中英、中美关系卷等 5 个专题。
(11) 明清社会经济文化专题档案。明清档案涉及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各地各行业历史溯源的原始信息,是研究明清社会某一特定领域极为珍贵的史料。关于明清社会经济,编纂出版的专题档案有《明清宫藏地震档案》《清代地震档案史料》《清代天文档案史料汇编》《清代漕运史料汇编》《清代长芦盐务档案史料选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关于清代社会文化生活,编纂出版的专题档案有《清代文字狱档》《清代皇帝御批真迹选》《清代“服制”命案——刑科题本档案选编》《清宫御档》《清代妈祖档案史料汇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朝西域战图秘档荟萃》《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关于地方与行业,还编纂出版了《清宫塘沽秘档图典》
《清宫扬州御档》《清宫珍藏杀虎口右卫右玉县御批奏折汇编》《清宫淮安档案精粹》《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洋大学历史档案珍藏图录》等。
(12) 清代历史人物专题档案。关于清代历史人物,或是其本人的奏章,或是其他原始官文书的相关记载,均是考评其历史最直接的真凭实据。相继编纂出版的清代历史人物史料有《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多尔衮摄政日记》《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清宫珍藏历世班禅额尔德尼档案荟萃》《宋景诗档案史料》《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李煦奏折》《和珅秘档》《奕䜣秘档》《左宗棠未刊奏折》《清宫林则徐档案汇编》等专题档案。
(13) 清宫史专题档案。清宫档案是清宫生活的写真,是清代宫廷历史最翔实最丰富的具体记录,一直得到充分发掘。文献馆时期,就曾整理刊布若干清宫史专题档案,其中有《清代帝后像》《多尔衮摄政日记》《交泰殿宝谱》《升平署月令承应戏》《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图目》
《清乾隆内府舆图》《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等。近 40 年来,清宫生活档案得到全面发掘,分期分批地编纂出版了一系列清宫史方面的专题档案史料。关于帝后医疗的专题档案,有《清宫医案研究》《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关于皇宫营造管理的专题档案,有《清乾隆内府绘制京城全图》《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清宫瓷器档案全集》《清宫金砖档案》《清宫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关于离宫别苑的专题档案,有《圆明园》《清宫颐和园档案》《清代皇家陈设秘档·静明园卷》《清代中南海档案》《清宫热河档案》。关于皇家坛庙陵寝的专题档案,有《清宫天坛档案》《清代帝王陵寝》。关于王公府邸的专题档案,有《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等。这些清代宫廷历史方面专题档案的整理出版,大大拓宽了清宫史研究的领域,有力推动了清宫史研究的深入。
(三)档案丛书的系列刊布
采用丛书形式,汇集小型专题档案史料,定期或不定期地向社会公布,是明清档案整理编纂的一个传统。其特点是选题较小,问题集中,灵活多样,且多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经过精选精编予以刊布,备受社会欢迎。
(1)1927-1946 年,文献馆时期曾有多部档案丛书问世。先后有《掌故丛编》《史料旬刊》
《文献丛编》《文献论丛》《文献专刊》陆续刊刻,累计出版 96 册。可以说,明清档案最早对外公布,便是以丛书形式,按专题进行编纂刊印的。
(2)1978-1990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推出《清代档案史料丛编》。这套档案丛编,每年一辑,总共出版 14 辑。每辑有若干专题,点校排印,总共刊发 60 多个专题的清代档案,其内容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
(3)1981-2020 年,打造核心期刊《历史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于 1981 年创办学术期刊《历史档案》,这是档案与史学密切结合的最早的期刊出版物。该刊在实践中探索与调整,逐渐形成明清档案特色,主旨是公布明清档案文献,刊发明清档案论文,探讨明清档案业务。每期坚持公布专题档案与刊发学术论文相兼顾,成为小型专题档案公布的平台,明清历史研究成果交流的窗口。1981-2020 年间,累计出刊 160 期,整理刊布档案史料 737 个专题,发表学术论文 2200 余篇。《历史档案》已成为国内外学界广受欢迎和关注的学术期刊。
三、明清档案整理编纂的主要特征
回望百年,明清档案的沧桑历史,是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明清档案整理出版的发展历程,也正是近代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缩影与写照。几代明清档案人在守望传承中不断创新,对堪称东方瑰宝的明清档案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发掘。明清档案这座文献金矿开发的过程,累积并形成了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围绕中心的政治性。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这是中国古代以史为镜、治国安邦的千年传统,更是服务国家中心工作的必备举措和时代要求。长期以来,明清档案工作增强时代意识,主动围绕国家大事推出一系列编研出版项目。譬如台湾、西藏、新疆专题档案的整理刊布,都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回击分裂势力叫嚣的历史铁证;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档案的编纂出版,有力配合了国家重大时间节点的纪念活动;香港、澳门历史档案的系列开发,则为回归庆典活动增添了历史的内涵。明清档案一系列特定专题的刊布,既为相关领域历史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更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是以档治史的学术性。周恩来总理曾说,档案工作者要学习司马迁。司马迁利用兼管的官府档案完成千古巨著《史记》,是古代中国治史与治档集于一身的典型代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既是明清档案的保管基地,也是明清档案与明清历史的研究重镇。长期以来,明清档案编纂工作秉持以编为主、编研结合的原则,积极开展研究指导下的编纂,大力提倡编纂基础上的研究,努力提升明清档案编纂成果的学术含量。几代明清档案人秉承以档治史理念,累计推出学术著述 120 余部。其中有《清代典章制度辞典》《清代六部成语词典》《满汉大辞典》《清代国家机关考略》《清代地方官制考》这样厚重的工具书,也有《日本国窃土源流 钓鱼列屿主权辨》
《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实说雍正》《锡伯族简史》等依据档案研究推出的学术专著。明清档案学者还集体参与或承担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譬如《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广州十三行中外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西藏历史地图集》《明清宫藏丝绸之路档案的整理与研究》等。部分专家依托档案优势,承担了一批清史工程主体项目的编修撰写,包括《外国使领表》《皇子皇女表》《科场案》等,还有学者应邀担任《科举志》《图录卷》审改定稿专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先后集体主创 28 集文献纪录片《清宫秘档》和 4 集文献纪录片《帝国商行》,合作推出诸多影视作品,把档案搬上银屏,成为明清档案走近大众走向社会的新型编研成果。实践证明,学术研究大大推动了明清档案的深层开发与业务建设,培养了明清档案专家队伍,编研结合是打造明清档案文化精品的必备举措。
三是全面合作的社会性。明清档案是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文化资源,长期以来,明清档案编纂出版与现实社会密切结合,实施多层次、多形式、系列化的编研开发,以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明清档案的社会价值。明清档案的编纂出版,也一直倾注着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的心血。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就持续与社科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文博单位及出版界牵手合作,共同编纂出版有关专题的档案史料。进入 80 年代以后,与各地各行业的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方式也更灵活多样,既有文化事业单位,也有政府机关,既有内地边疆,也有港澳台地区。概括说来,明清档案面向社会开展编纂合作,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在形式上,不再是档案部门独家,而是与社会多家合作,优势互补,实现科学合理的课题组合;二是在内容上,不仅仅限于馆藏,在依托和立足馆藏档案的同时,适度吸纳社会文化资源作为补充,以求推出更完整系统的文化产品。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实现“借资”“借力”“借脑”,共同把明清档案编纂成果的蛋糕做大。应该说,明清档案宏富的出版文库,是社会各界专家学者热情参与共同构筑的结果。同时,巨量明清档案的持续编纂公布,也的确极大地拓宽了明清历史研究的领域,助力各地各行业打造出一张张历史文化名片。诚然,随着明清档案的大量公布,也不时有侵权盗版行为发生,但作为国家历史文化资源,明清档案全面服务社会的脚步绝不会因此停歇。
四是走向世界的国际性。明清档案是民族瑰宝,也是世界珍贵文化遗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立足明清档案,着眼国际合作,一直致力整理开发明清时期有关中外关系档案,持续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先后与 30 多个国家的科研院所、高校、博物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开展合作,共同整理编纂有关专题档案,努力让明清档案走向世界。其中包括与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研究中心合作编纂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与法国社科机构合作编纂马戛尔尼使华档案,与韩国社科学术机构合作编纂清代中朝关系档案,与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合作编纂中俄历史档案,与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合作编纂清代中新档案,与哈萨克斯坦国家档案馆合作编纂清代中哈历史档案,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日本冲绳教育委员会长期合作,在 1992-2020 年间共同整理明清时期中国与琉球历史关系档案,合作编纂出版《中琉历史关系档案》50 余册,持续举办“中国琉球历史关系学术研讨会”13 届,均编纂出版论文集,还在冲绳先后举办“清代琉球国王表奏文书展”和“清代中琉历史文书特展”。这些明清时期中国对外关系档案的刊布开发,有力推进了中外关系史研究,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
五是数字网络的时代性。明清档案的工作方法和开发理念与时代并进,在数字编研、网络利用、信息开发诸多方面不断推出新举措。截至 2020 年底,馆藏 1067 万件档案,已经完成数字化档案 840 万件,局域网可查阅的档案图像 470 余万件,可供远程检索的档案目录 407 万条。另有《大明会典》《大清会典》《大清历朝实录》《军机处上谕档》《清帝起居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大清新法令》等 7 大专项档案实现全文数字化,这些专题档案文献已经可以全文检索。同时,明清档案专题数据库也正在构建之中。2018 年,满文档案软件开发取得重大突破,满文图像识别系统实现自动转换,这一跨越式革新成果为建立满文档案信息数据库提供了必要工具,填补了满文档案信息化和数字化领域的空白。
回望历史,100 年前的 1921 年,“八千麻袋”大内档案被当作废纸卖掉险成纸浆;瞩目今朝,就在 2020 年,位于首都核心区建筑面积 10 万平米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代化新馆已经落成;展望未来,在构筑文化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大潮中,明清档案事业正走进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