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香港和澳门却被西方殖民主义者英、葡两国分别强占为殖民地。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无能，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根据《马关条约》的规定，台湾省及其附属岛屿又割让给日本作为属地。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利用清政府已无权管辖这些地方的特殊情况，在这里成立革命团体，进行革命宣传，酝酿武装起义，输送起义人员和武器弹药等等。当革命志士遭到通缉迫害时，也常常通过这里转往海外。港澳台人民则始终和全国人民在一起，他们心连心，对祖国的前途非常关心，自始至终积极地参加或掩护国内的革命斗争。所以，港澳台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其特殊的关系和贡献。
一
香港是孙中山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时间长达七年半的地方，是他革命思想的发源地，也是辛亥革命的摇篮。1883年夏，孙中山17岁时从檀香山归国，11月至香港，在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拔萃书室读中学。1884年4月，他转入香港中央书院就读。中央书院是香港第一所官立中学，校长及不少教员都来自英国著名的大学，思想比较开放。该院的课程及授课方式，有助于孙中山对西方科学、社会及政治制度的认识，特别是英国国会的发展，王权与人民斗争，19世纪欧洲的革命等。加上当时香港的言论较自由，又有报章书刊的熏陶，使他更加了解清廷的落后和腐败。
对孙中山影响最大的是中法战争。由于法国侵略军攻袭台湾基隆和福州马江的水师，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法国侵略的斗争热潮。这年秋，香港的船坞工人拒修法国兵舰，各行业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孙中山颇受鼓舞，觉得这场斗争“证明中国人民已经有相当觉悟”，“表示中国人还有种族的团结力”，并认为“中国不是没有办法的”（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第157—161页。）。最后，在越南战场上，中国军队接连取胜的情况下，清政府与法国还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他感到非常愤恨，认为不改革中国政治，中国就会灭亡。
孙中山受到战时救死扶伤需要的启发，决定学医。1886年秋，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就读，结识了一位和会党有密切交往的同学郑士良。次年9月，转学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刚创办的西医书院，在校学习五年。据孙中山后来自述，他转学西医书院，一方面是因为其学科较优，另方面是因为香港地方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国父年谱》第39页。）。在该院孙结识了教务长康德黎和老师孟生（均英人），后来在1896年伦敦危难时，幸亏得到康、孟二位的营救。
孙中山是个学习勤奋，成绩优良的学生，他除学好医学课程外，还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西方政治、经济、史地、科技等方面的著作。他说：“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奥窍。”（《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页。）他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个人向上爬，而是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他在一次回答同学关景良的母亲所提问题时表示，他一不想做大官，二不想做皇帝，“只想推翻满洲政府，还我汉族河山，那事业比做皇帝更高大了”（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见《广东文物》（中）第102页。）。
他在大学时代不仅认真学习，而且广泛交游，其中交往最密切的首推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人。孙中山后来回忆说：“予与陈、尤、杨三人常往香港，昕夕往还，……四个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戚友交游，皆呼予等为‘四大寇’。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革命思想之产生》，见《国父全集》（二）第156页。）加上他早年的同乡陆皓东和好友郑士良，他们都是孙中山组织团体和进行革命的核心人物。如陆在1895年广州起义时献身，郑便领导1900年的惠州起义，陈则创办《中国日报》、组织兴汉会并出面与康、梁商谈联合事宜等。
在大学时代后期，他又结识了香港辅仁文社（该社成员大都出身于中央书院）社长杨衢云（福建海澄人）及其成员谢缵泰等。该社的格言是“尽心爱国”，提倡“开通民智”。孙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后回港，1895年2月与该社联合，杨衢云被推为香港兴中会总部的会长。孙的业师何启，是当时鼓吹改良最力的人物之一，对孙也有一定的影响。何关于主权在民的论说，对孙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曾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香港学习期间，孙中山寒暑假都回故乡。他将两地加以比较后，深有感触地说：“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在里中时竟须自作警察以自卫，时时留意防身之器完好否。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经过他的认真思考，终于得出答案：“盖中国官员以贪赃纳贿为常事，而洁己奉公为变例也。”上峰则比下级更厉害，“满清政治下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所以“中国对于世界他处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着厥为改变政府。现社会中最有力之物，即为组织一良好之政府”。他说：“我因此于大学毕业之后，即决计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香港）吴伦霓霞：《孙中山早期革命运动与香港》，见《孙中山研究论丛》（三）第76页。）
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人曾以香港为基地，先后策划了内地八次武装起义，主要有：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立即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于香港设立乾亨行，以做生意为掩护，实际是兴中会策划武装起义的总机关。孙中山到广州设“农学会”组织，借行医和提倡农业为名，进行起义准备。据谢缵泰和孙中山的记述，这次起义的整个策划经过，都由在香港的兴中会主要人物主持，于1895年3月13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要利用广州及其附近的不安情况，先攻占广州衙门作为根据地，然后进一步占领两广，成立独立政府，与清廷对峙。会议上黄咏商愿意卖掉房屋一所，得八千元，以解决经费及粮饷问题”。3月16日又假会所乾亨行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利用农历九月九日（阳历10月26日）登高节”起事。届时广东有重九祭祖扫墓的风俗，“使战斗人员可得适当掩护，进入城内。将香港作为人员、武器和资金的集中地，以待出发”。“当计划差不多达到确定阶段时，他们便把乾亨行封闭”。8月29日第三次会议，“便假一公共地方——杏花楼举行。……会中除确定攻占广州的详细计划外，并厘定临时政府政策大纲。”（《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1页。）起义计划看来似乎颇为周密。可是，香港方面有部分人员擅自改动了战斗布置，没有及时赶到指定地点，打乱了起义计划。同时，敌人又得到密报，加强了防卫。因此起义尚未发动，就被捕40余人，陆皓东等英勇就义，成为辛亥革命过程中的首批烈士。这次起义的失败，既显示了兴中会组织及筹划上的缺点，也反映了香港与此事的关系。
1900年6月，乘义和团运动高涨之机，孙中山派郑士良到惠州联络会党，准备再次起义，商定等待香港方面运来枪械，即行发难。后因清军逼迫，起义提前发动。忽然孙中山来电告知，枪械已不能由香港转运，要求起义军改道进取闽南，接应他从台湾运械内渡。又因日本改变态度，不许孙中山在台活动，起义军只得解散。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1907年孙中山改在越南河内成立筹划粤桂边境起义的总机关，一年内发动了六次主要依靠会党的武装起义，都失败了。但香港仍然是革命党人往来联络的重要地点。事后，一部分同盟会员感到会党组织涣散，战斗力不强，难以领导和指挥；所选择的地点又过于偏远，交通不便，接济困难，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他们开始以新军为运动的重点，要争取具有一定作战训练，手里又掌握着新式武器的新军来发动起义。1909年10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开始着手以新军为主力的广州起义。倪映典等同盟会会员被派到广州，在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决定次年2月24日（元宵节）后起义。因发生军警冲突，打乱了预定的计划，临时提前在2月12日发难，新军三千余人分三路进攻广州城，倪映典不幸被敌人诱杀，起义失败。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开革命骨干会议，决定以再接再厉的精神于次年在广州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他们吸取了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作为这次起义的领导机构，黄兴、赵声分别担任正副部长。他们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并另选革命党人500名（后增至800名）为敢死队，先集中香港，再转入广州参加战斗。除孙中山去美洲筹款外，又派人赴南洋募集起义经费，并从日本购买军械，运回广东。还陆续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数十处，直接与香港统筹部单线联系。
1911年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开会，决定4月13日起义。可是同盟会会员温生才当天竟搞个人冒险行动，击毙署广州将军孚琦，温被捕牺牲。敌人加强了防范措施，饷械又未及时运到，起义只好延期。黄兴潜入广州，将原订十路进攻改为四路，并决定4月27日发难。然而是日下午真正发动的只有黄兴率领的一路，虽一度攻入总督衙门，因寡不敌众，最终又失败了，志士们有的在战斗中牺牲，有的被捕就义。事后收殓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广州北郊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却很大，孙中山后来总结说：“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中学和大学时代是孙中山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重要时期，由于“香港的社会、学校教育、书刊读物和言论比较自由的环境，使他能作比较广阔的观察，从个人思索开始，进而结友谈论、联络、组织革命团体，进行革命起义，‘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加之香港与广州及广东南部交通便利，给革命分子偷运武器、收集及支付革命经费、集会及起义失败后匿居提供了条件”（《孙中山先生与香港》，见1986年11月3日泰国《星暹日报》。）。所以，香港与孙中山等人反清革命活动的关系十分密切。
二
澳门距离孙中山的故乡香山县翠亨村颇近，是他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生涯中一个很重要的居留地。
中山的父亲孙达成，年青时在澳门学过裁缝，在板樟堂街一间外国人开设的鞋店当鞋匠。孙自小便随父兄来往于家乡与澳门之间。1878年5月，年仅12岁的孙中山随母亲首次出国前往檀香山哥哥那里，就是从家乡经过澳门，然后乘船出洋，从而大开了眼界。他后来自述说：“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答翟尔斯教授书》，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194页。）
1883年，17岁的孙中山与同学陆皓东在家乡反对封建迷信，损毁村庙“北极殿”内的泥塑偶像，遭到乡亲责难，被迫离乡，经过澳门到香港拔萃书室读书。从此，澳门成为他来往家乡与香港之间的必经通道和居留地。
1887年起的五年间，孙在香港西医书院（即今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学习，课余经常往来于港澳间，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往来密切，常在澳门水坑尾青砖巷口杨鹤龄的居所“杨四寇堂”，议论朝政，揭露清朝腐败无能，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他们四人被诬为“四大寇”。1892年，孙在澳门报刊发表《致郑藻如书》，这是他在1890年前后写给香山籍的退职官吏郑藻如的。郑以“通时务”著称。孙在书信中呼吁效法西方，进行社会改革，主张兴办农桑，禁绝鸦片和普及教育，在香山县实行后再向各地推广。这年7月，孙在西医书院毕业，9月即到澳门镜湖医院担任义务医生，成为澳门第一位华人医生。镜湖医院创建之初仅实施中医，孙中山来此院后才开始实施西医。孙在澳门行医期间，曾两次向镜湖医院借款共3168两，在草堆街80—84号开设“中西药局”，免费供应西药作为支付向医院借款的利息，很受群众欢迎。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孙医术精明，行医“不满两三月，声名鹊起”。（参阅尚明轩：《孙中山传》第一、二章。）次年春，孙中山委托在香港时认识的葡人费尔南德斯向澳门政府申领西医牌照，由于不是在葡国医科毕业，不但没有领着，反而受葡籍医生排挤，便改赴广州行医。但“中西药局”仍继续开办，孙经常往来于澳穗之间。
1893年7月18日，孙与葡籍友人费尔南德斯合作，出版中文周刊《镜海丛报》。孙当匿名编辑和主笔，每期都刊载自己撰写的革命言论。该报内容包括时事评论，劝善文章，也有车马伤人和火油价钱等各类消息。孙在广州冼基创设东西药局并开设医务分所于“双门底圣教书楼”，又在香山石岐镇西门外与人合股开设东西药局支店，均为《镜海丛报》的17个“代派报处”之一。不过，报出版时间不长即告停办。
1894年，孙中山在1891年左右写的两篇论文《农功》和《商战》，由郑观应以“孙翠溪”笔名，收录进这年3月编印的《盛世危言》内。从1886年至1890年，郑观应在其澳门祖居“郑家大屋”居住，孙中山在大学念书时已认识郑，其后交游甚密。1894年孙从上海经日本赴檀香山，是靠郑观应设法代领出国护照的。这年2月，孙因事由穗回澳度岁，2月底才往穗东西药局开诊。在此之前，则在家乡翠亨村和澳门草拟上直隶总督李鸿章书，至同年6月由陆皓东陪同抵津投书李鸿章。
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脱险辗转到香山小榄镇，藏于“昭忠祠”内，后经友人协助登上伪装运饲鱼草料的小船抵达澳门，找好友费尔南德斯，获悉清政府已通知澳门政府通缉他。孙毅然剪掉发辫，换上西装，由费尔南德斯陪同乘船抵香港，和陈少白、郑士良一起离港赴日本，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现在澳门塑有两座孙中山铜像，供中外人士瞻仰，一座在澳门中山纪念馆花园；另一座在镜湖医院内。
三
孙中山先生对台湾是很关心的。1895年台湾刚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同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即派兴中会会员杨心如（杨鹤龄的堂弟）赴台活动。两年后，陈少白也从日本到台湾，他们结识了一部分杰出青年，组成兴中会台湾分会。
1900年9月28日，孙从日本乘船抵基隆，随后到达台北，在台湾住了44天，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活动。他得悉惠州起义已经发动，因香港已无法运军火接济，便积极准备内渡指挥和筹运军械支援。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表示赞同中国革命，并愿支持。但是，新任内阁首相伊藤博文突然改变政策，不许儿玉协助中国革命党，并禁止军火出口，于是原定计划不能实现，起义失败。
1906年，祖籍广东梅县的苗栗客家青年罗福星在厦门加入同盟会，回台后积极发展志同道合者，反对日本统治。1910年，同盟会福建支会派会员王兆培赴台发展组织，他首先吸收台北医学校的台南籍同班同学翁俊明参加。
1911年春，林觉民由香港回福州发动和组织数十名志士参加广州起义。他们前往香港的旅费一时没有着落，由闽籍同盟会会员“王孝总暨陈懋复至台，向林薇阁募款，得日币二千元，嗣林觉民等烈士持为川资，赴粤参加黄花岗起义，是为台湾与辛亥革命发生之关系”（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开国战史》第396页，1976年正中书局出版。）。台湾著名爱国诗人许南英的次子、名作家许地山（笔名落花生）的胞兄许赞元（23岁）还积极参加了广州战斗，不幸被捕。幸亏清军副将黄培松与南英有旧，得悉赞元身世后，就偷偷地将他释放了。所以许赞元成为黄花岗之役中少数生还义士之一（陈三井：《罗福星暨台湾志士与辛亥革命》，见台北1981年4月号《传记文学》。）。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中华民国。这个喜讯极大地鼓舞了遭受日本铁蹄蹂躏的台湾同胞，他们内心十分高兴，互相道贺，希望有人出来领导，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共享共和民国之乐。不少台湾青年奔回大陆，罗福星曾参加广东北伐军开赴江苏。他十分关心和同情台湾同胞的处境，自告奋勇地一再向广东都督胡汉民建议，团结广大台胞，开展抗日复台运动。胡汉民陪同罗福星请示孙中山，孙嘉许他的意愿和决心，并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决心收复，但从大局着想，必须讲求方法。孙中山目前不便出面和过问，请他们去见闽督孙道仁，将来如需军火，可电告闽、粤两都督，会得到全力支持。
1912年，王兆培、翁俊明等已将同盟会会员发展至30余人，它的外围组织“复元会”有会员76人（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开国战史》第396页，1976年正中书局出版。）。罗福星返台后，经与同志及旧交商议，决定以客家同胞的聚居地苗栗为据点，联络同仁，策动革命。为避开日本人的耳目，将同盟会台湾分会对外称作“华民联络会馆”，着重发展组织。罗亲自撰写了《大革命宣言书》，列举11条事实揭露日本苛政下台湾人民的悲惨生活，明确指出“在强权压制下之在地人（即台湾人民），除以革命手段推翻日本帝国主义而外，别无自救之路”（《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第二十五章“台湾起义”，台北1962年出版。）。
接着，罗福星自苗栗南下，分别与台中东势角赖来、南投沈阿荣、新竹大湖张火炉、台南林李商和关帝庙李阿齐等抗日志士取得联系。大家分头开展活动，入会者接踵而来。1913年7月中旬，黄兴派潘某、陈士、王渊等抵台调查组织现状及社会、政治等实际情况，根据机关部的统计资料，申请加入同盟会者已达九万五千余人（罗秋昭：《罗福星传》，台北1974年出版。）。但是，罗福星并没有将各地的队伍都纳入同盟会统一组织之中，只不过建立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缺乏坚强和严密的领导。因此，在敌人的警犬四处嗅觉和追踪下，先后迫使各地的革命武装仓促发难，遭到被各个击破的厄运。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偕胡汉民于1913年8月4日从福州马尾乘日轮“抚顺丸”于次日抵台，拟转赴日本，给台湾志士带来很大鼓舞。台湾总督对中国革命领袖的到来相当恐惧，一面佯装欢迎，一面在孙先生下榻的台北御成町“梅屋敷”四周，以安全为名，严加警戒，企图阻止孙与抗日志士联系。但是，罗福星、杨心如，翁俊明等在革命同志的掩护下，都谒见了孙先生，详细汇报了台湾情况。孙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郑重地嘱咐罗福星：台湾革命不同于推翻清政府，因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没有充分的把握时，决不可轻举妄动。
罗福星遵照孙中山的指示，于8月19日派人持信往福州找孙道仁联系。9月18日得到闽省原则上同意支援台湾起义的复函。可是由于革命组织发展太快，难免鱼龙混杂，从而出现了泄密事件，罗福星已成为敌人追捕的对象。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仍然四处奔走，指导应变措施。有些尚未发难的队伍，不愿坐以待毙而冒险起事，也遭失败。日人制造了好几起冤狱，罗福星被缺席“判处死刑”。
1913年12月15日，同志们力劝罗福星以革命大局为重，亲往大陆请命派部队来台支援，否则将会被一网打尽。罗虽同意暂时离台内渡，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昼夜兼行，整整走了三天。于18日黄昏抵达渡船所在地。当晚夜黑风高，正待上船时，突然警笛齐鸣，冲出了预先埋伏的日警，将罗福星等抓了起来，并缴了他们随身携带的印信、名册、日记、电报密码等。日警按名册搜捕，几天内入狱者便达二百余人。
罗被囚禁在台北监狱58天，遭到严刑拷打，他始终抱着“死后留名，此其时矣”的坚定态度。他写下九首七律，表达了“大好头颅谁去取？何须马革裹尸回”的英雄气概。他又将“中华民国孙逸仙救”八个字嵌于句首，写了《祝我民国词》。（《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五册第二十五章“台湾起义”，台北1962年出版。）
日本法庭面对罗福星坚强不屈的态度，毫无办法，最后残忍地判决：罗福星等221人死刑，谢阿鼎等285人分别为四年六个月至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1914年3月3日，罗福星泰然自若地走上绞刑架，从容就义，时年仅29岁。日本侵略者虽然暂时镇压了以罗福星为首的抗日复台运动，但它为了避免刺激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怕引起更大的反抗，不敢公布真相，把这次为响应辛亥革命，要求回归祖国的革命运动，笼统而含糊地称之为“苗栗事件”。
【资料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