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撤销对北京的旅游警告，摘掉疫区的帽子。我立即打电话给好友顾诚教授的夫人何龙素女士，说我要尽快去医院探望老顾，她说好，并约定翌日下午3点在老顾所在病房的那座楼门口等我。我还约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陈梧桐教授同去。不幸的是，次日中午，龙素即来电，说顾诚已于11时10分去世。说真的，虽说对这个噩耗我并不感震惊，因为老顾因发现肺癌晚期，在4月4日送医院治疗后，即突然呼吸衰竭，后来又肾衰竭，一直处于临危状态，随时都有撒手人寰的可能。但是，想到25年来与他的交谊，多少往事浮上心头，不禁悲从中来。我痛感失去了一位可以深入切磋明史学问的朋友，也失去了一位可以无话不谈、推心置腹的挚友。

　　1978年深秋，在亡友谢天佑教授的精心组织下，华东师大（当时因“文革”时五校合并，称为上海师大）历史系发起并举办了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这是“四人帮”粉碎后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备受史学界、新闻界瞩目。我在“文革”中期，即因触犯“四人帮”被打下去，劳动改造近7年之久，1977年4月才由上海市公安局正式平反，重新走上大学讲台，并拿起笔。我对“四人帮”假、大、空的阴谋史学，深恶痛绝。因此，当我读到顾诚的论文《李岩质疑》，深为他的钩沉史料、严密考证功夫所折服。事实上，这篇论文是当时在明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的重要文章。我为参加这次会议，准备了《明末农战史杂识》这篇文章，考释明末的“毛兵”、桃花源、“边调曲儿”。会上，我见到顾诚，与他交谈起来。他笑着说：“看了你的《明末农战史杂识》，是考证文章，我还以为你是位老先生呢，想不到你还这样年轻。”其实，当时我已经41岁了，只是看上去还比较年青而已。而我端详顾诚，他仅比我大3岁，但瘦削、憔悴，俨然年过半百。我猜想，也许是他太用功所致吧？会议结束时，我跟顾诚兄道别，告诉他，我即将调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他听了非常高兴，说我们以后一定要加强联系。返京后，他即给我来信，并抄了康熙《信阳州志》中关于毛兵的一条资料给我。后来我正式发表《明末农战史杂识》时，在文末加了“附识”，引用此条材料，并注明“承北师大友人顾诚同志抄示，特书之，并致谢意”。此文先后收入我的论文集《明清史散论》及学术自选集《古今集》中，成了我与顾诚兄友谊的见证。 

　　进京后，我写信告诉顾诚兄，他很快就来看我。谈史学界动向，谈各自的研究计划，也谈政治动向，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每到吃饭时间，我邀请他到食堂或附近的饭馆用餐，他总是婉谢。后来我才知道，他书包里揣着冷馒头，赶往图书馆去查书。京中的几家大图书馆，都留下他的足迹，而北图（今国家图书馆）的善本部、方志部，更是他常常光顾之所在。无论是赤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他从未止步，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大街小巷，进出于图书馆门里门外。他是个诚实、厚道的人。他几次邀我到饭馆吃饭，被我谢绝，有一次拗不过他的坚持，去前门一家川菜馆吃了午饭。那时他还能喝一点白酒，边吃边聊，实在是人生至乐。1980年春节前，顾诚兄特地来历史所我的暂栖地“土地庙”，邀请我与儿子宇轮年初一去他家吃饭。我被他的盛情感动，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当时龙素女士才34岁，又显得特年青，老顾不时微笑着往她碗里挟菜，俨然是一位长兄呵护小妹妹。他俩的掌上明珠顾珊才2岁多，天真烂漫，活泼可爱。我们父子道别时，顾珊竟不让走，说：“叔叔，大哥哥，不要走，我很喜欢你，晚上就与我们一起睡。”我与老顾听了，不禁哈哈大笑。他们的家是温馨的家。 

　　我进历史所后，被借到刚创办的《中国史研究》当编辑一年。该刊有时有半页空缺，需要写则短篇学术札记补白，多半是史实考订。有次我给顾诚兄去信，希望他能写一、二篇寄来备用。他很快来信，指出谈迁《北游录》中〈禽言〉的作者之误、河南一位学者对明末农民战争文献的误读、南京某教授对清初文献的一处曲解，并说：古人有通财之谊，你我是好友，也应有通材之谊——即通用历史材料之谊，这些材料供你参考，你可以写成文章。我写了一篇短文《〈流土记〉与〈流寇记〉》，刊于《中国史研究》，不敢掠顾兄之美，故具名“劳固”，乃老顾之谐音也。当然，有时我发现某种新的史料，也会及时转告他。友人陈学霖教授帮我从台湾复印了明初重要史料《明太祖钦录》，我告诉老顾，他很想一阅，我随即寄去。他性格内向，说话委婉，我性格外向，说话、作文，都是直接了当。他的大作《明末农民战争史》，是我建议他在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架构、深化写成的，并向我的好友、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凌兄面交了推荐书。我对书稿直率地提出过不少意见，他都作了认真修改。他读了我的论文《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后，指出一条史料有误，后来我将此文编入学术自选集时，作了订正。他的严谨学风，在明史学界是有口皆碑的。 

　　1985年冬，我生了一场重病，从医院出来后，花了半年多时间，才调整过来。养病期间，对人生反复思考，有了新的感悟。学问无涯，但人生苦短，拚命不如长命，做学问与其“飞流直下三千尺”，还不如老牛耕地夕阳天，虽慢，但田里照样能长出庄稼，获得丰收。我断然戒掉抽了24年的香烟，从此不断伴着咳嗽的严重支气管炎，不治而；再不熬夜，尤其是绝对再不通宵达旦写文章。我在电话中，及当面向顾诚兄多次建议，甚至是严重敲警钟，要他戒烟，改掉夜里工作、白天睡觉的习惯。我曾对他说：“毛泽东也是阴阳颠倒，夜里不睡白天睡。但你有他的条件吗？你甚至没有鲁迅的生活条件，而鲁迅活多久，你是很清楚的。”但他听不进去，继续在熬夜、浓茶、抽烟、失眠、安眠药中恶性循环。上世纪90年代初，他来我家，不过爬了四层楼梯，已很费力。两年前，我们一起去台湾开会半月，但所有的旅游项目，他都未参加，根本走不动，只好呆在亲戚家。后来，我们又应邀一起去过石狮、厦门参加学术活动，他是越来越衰老了，体重不到80斤。他与我同居一室，我夜半醒来，他还没睡着，静静地躺在床上，看上去，真是形容枯槁。他有时激烈地咳嗽着，表情痛苦，我很揪心，但又无可奈何。半年前，他有次来电，说艰于行走，只能呆在家中。我建议他赶紧去医院检查，是否严重缺钙？是否肾有问题？他说用不着。他哪里知道，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腿部。多年来，他从不参加例行的体格检查，不重视营养，家人要他吃得好一些，他还不高兴。他穿的衣服相当陈旧，甚至不让家人买较好的手纸。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过这样苦行僧式的生活？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像油灯耗尽，像蜡炬成灰，像落叶飘零，像溪水流入江河，奔向大海，顾诚兄永远地走了。但是，油灯、蜡炬都曾用光亮照人；落叶曾用其葱绿，展示其蓬勃生机，并扶助红花；溪水一路潺潺有声，给人们带来美好的回忆——回顾顾诚兄的一生，尤其是近30年来的学术生涯，他不正是这样的油灯、蜡炬、绿叶、溪水吗？ 

　　（资料来源：《中华读书报》，转载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