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被迫割让台湾于日本，对台湾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日本在台湾实行的弱化中华文化的政策，使得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有断裂之虞。作为文化传承重要载体的士，在政权更迭转换之际，其价值取向和去处抉择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比如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清末民初的文人士子。遭际乙未割台的台籍士子，在清朝中央政权和日本殖民政权、故乡和他乡之间何去何从，似乎较其他政权更替期的士子有更多难为之处。有学者初步归纳出台湾士子面对割台危机的三种抉择：激烈抗争、黯然内渡、遁世避隐。其实，这只是事实中愿意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一面，还有另一面，即抗争之外还有合作，内渡不久后又回台，既有避隐也有入仕等。这些选择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台湾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有学者对此群体进行了初步考察，也有学者对当时的一些著名人士如丘逢甲、雾峰林氏、许南英、施士洁等人进行个案研究。本文采取群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台籍士子在乙未割台后两年的选择及其原因、影响作更谨慎细致、深入全面的考察。因为《马关条约》第五款规定，该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二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初七日为台湾住民决定去留之日，且日本又发布《有关台湾住民国民分限令（修正）》再次强调此条约定，并要求“台湾住民，虽现时未居于台湾总督府管辖区域内，但欲取得日本国民身份者，得定其住所，并经由地方官厅，预先向台湾总督府申请其旨，但未于明治三十年五月八日以前提出申请者，应视为已退出境者”。因此，此一时期台籍士子的行为选择和去向抉择意味着对自身身份的选择和认同，也是其价值观的主要体现。本文尽量让这些士子自身的史料“说话”，除了行文中必要的穿插分析，不做过多的评论，以求客观地呈现在乙未割台这一国家民族悲剧的背景下，台籍士子的整体复杂面相。
一、 割台：抵抗与降日
台湾人民对日本侵略的抵抗，从《马关条约》签订前一直持续到日军据台后数年。当初得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正在京城参加会试的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举人罗秀惠、淡水县举人黄宗鼎与台籍官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联名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呈请都察院代奏，反对割台。这篇呈文预言割台后可能发生的事：抵抗、人心离散、遭日军屠杀、台民不愿内迁等，后来都得到了证实。但是台湾士子的“哀鸣”并未能改变割地的事实，四月十四日烟台换约，四月二十六日，清廷电令“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著即开缺进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饬令陆续内渡”。但唐景崧并未立即遵旨内渡，却于五月初二日就任“台湾民主国总统”，领导在台官、绅、民继续与日军交战。五月初十日台湾交接完成，该日清廷又电令“南洋、广东禁止私运军火勇丁赴台”。五月十二日唐景崧夜逃沪尾，十四日乘船内渡。此前五月十三日清廷明示“现在台湾已经李经方交接清楚，台倭交兵与我无涉”。此后刘永福于台南继续领导军民抗日，直至九月初三日内渡。刘永福内渡后台民继续抵抗，直至光绪二十八年“大扫除”之难。“大扫除者，约台北、台南、台中归顺人同一日会饮各地方官各区各公所，将戮者予红花，余佩白花，未及席，围而坑之……幸免者千百之一二，则素以财结日人者也。”死者家属多被驱至偏远地方。民国三年日军又发动剿太鲁阁“生番”的“大讨伐”之役，台人死伤颇多，至此全台湾岛的武装抗日活动趋于低潮。
当时台湾的抵抗力量为：清军、义勇、“生番”。与本文讨论的“士”有直接关系的是义勇。最早的抗日义勇应是丘逢甲应署巡抚唐景崧要求组建的。光绪二十年八月，因湘淮军不服水土，战斗能力减弱，为“辅官兵不逮”，唐景崧商邀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不支公帑，有事择调，再给粮械”。丘逢甲“称为义勇统领，体制在诸将上，与抚军往来文牍悉用照会。营制与淮、湘诸军异，与土勇亦相径庭，营官不领薪水，逢甲月支公费数百金，兵则食数军之半饷，器皆取给于官，或听民自捐，不立营垒，无事安居，有事候征调”；“自（光绪二十年）十月初招募，迄岁晚，全台报成军者约五六十营。次年春，编入伍者号百四十营之多”。“将领多门下诸生，兵士皆乡间子弟。”其后又有诸多名目的义勇建成。这些义勇对侵犯台湾的日军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抗。
台北士子吕大田投身进士陈登元部义军，任百总，初驻淡水八里坌，后调苏澳，防守滨海一带，兼顾地方治安。日军侵入时，即驱前搏斗，声势甚锐，后因众寡悬殊而溃散。桃园士子詹永和激愤于日军占台，四出呼号，逢人辄曰：“吾辈乃汉人子孙，岂肯为日奴作牛马奴隶乎？是父母所生者，随我来！”得义士80余人，倾其家产以为军粮，五月廿三日在龙寿山尾重创日军南进侦查大队，后因装备、人力相差太悬殊而失败，六月一日中弹身死。大溪武秀才江国辉与廖运藩等筹设安民局，捐资雇勇，维持地方。后因总兵余清胜降日，遂将安民局改为忠义局，编组义军千余人，国辉为统领。七月十六日，江国辉率义军与日军交战，兵败被俘遇害。
义军还尝试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台北。台北武秀才吕元典，在日人攻占台北后，“义不帝日，号召义民，揭竿而起，聚众达2000余人，自为统帅，分为二营，与各地义军通声气”。是年十一月十六日新竹义军胡阿锦与县人陈秋菊、简大狮、詹振等拟于光绪二十二年元旦夜十时，燃火观音山，举众齐发，会攻台北城。元典依约杀黑犬以祭天，歃血为盟。因事机不密，被日人所袭，后援无继，致全员覆没，元典身死。台北府学生林李成亦参与攻台北城，首先发难，屡败日军，因日军后援至而退至山中，继续抗日。
澎湖陷后，原台中府知府孙传衮内渡，署台中府知府黎景崧因库饷支绌，急集举人施菼、施仁恩、武进士侍卫许肇清、贡生吴景韩、吴德功等，设筹饷局，令施菼等驻局中筹款，“诸绅尚踊跃从事”。“肇清及仁恩将鹿港海关盐务二宗现款献充军资，以应十八尖山之战事。”至八月初三日，“倭在台中战死、台北疫死者共数万人；虽设安良保富局羁縻富室、笼络民心，而淫虐终甚，民不肯服”。新竹武生姜绍祖、苗栗秀才徐骧与苗栗附生吴汤兴积极组织义民抗日。姜绍祖、徐骧，各备饷需募勇千余人在大湖口一带御寇。徐骧驻扎头份，与日兵接仗，日兵不能前进。吴汤兴曾被唐景崧授予义民统领关防，自备饷需，募集义勇5000人，编列营号，分驻中港、后垅各口。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日，“饷绝粮空，诸军一时尽溃”，吴汤兴死于大肚溪，徐骧中炮死。姜绍祖时年十八，率佃丁百余人赴战，最后死于新港炮火中。
台南义勇有“林得谦之十八堡义民军，兵部主事许南英之台南团练营，生员李清泉、谢鹏翀之五段团练”等。屏东、高雄地区之绅民，在屏东县之内埔忠义祠集议誓师，成立义勇军支持刘永福抗日，公举邱凤扬为大总理，秀才钟发春为总参谋，举人李向荣为六堆大总理，择定七月望后统率千余义民，于凤山县治御敌。后因日舰第二师团将登陆枋寮，义民归乡自守，分火烧庄、西势及下六根三面结阵，保卫乡里。此次保卫战，以火烧庄及下六根二处，战果最为辉煌。敌军将领乃木希典认为此战乃日军入台作战伤亡最惨之战役。
日军陷嘉义后，攻击萧茏学甲庄。嘉义生员林碧玉手持双剑，夹棉被渍水以挡炮子，率团勇数百名抵抗，后身中数枪死。日军死伤亦多。
台南义勇为反对日军入驻台南也展开了斗争。光绪二十一年八月，日军进入台南后，用反间计扰乱人心。八月二十六日，有人在沤汪庙口（即文衡殿前）竖立一支连头带尾青竹，上挂白布一幅，上书“大日本帝国顺良民”。台南武秀才林昆冈于次日见及，盛怒，立拔竹旗撕毁，并声言愿倾家荡产抗敌到底。乃邀集近邻诸庄民众，参加抗敌行列。至九月一日，由各庄携械带粮前来加入之壮丁，达数千之众。但因义军无舰队、无炮队、无马队，林昆冈为敌弹所伤，举军刀自戕。义军首领林义成（林少猫）阵亡，王德标、简精华不知所终。安平生员曾春华愤不欲生，效南明延平郡王郑成功，焚儒服以自励，并游说乡人，伺机杀日本宪警。未匝月，围日军警察署及军营，歼百余人，最后兵败身死。
当时有报纸评论台湾士子抗日事云：“矧有草莽效忠，如殷之顽民，背城一战，或断将军之头，或效睢阳之烈，肝脑涂地。”“吴汤兴、徐骧辈，始则树义旗于苗栗，一战于大湖口，再战于苗栗头份，三战于八卦山，妻亡子死，破家亡产。旋奉到刘军门之命，领兵守斗六要隘，卒死于乱军之中，尸骸委诸溪谷。”反映了当时台湾民众对日军抵抗之激烈。正如前述台湾举人上都察院的呈文中所说：“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后已”，“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
清廷在和约初定时，态度是矛盾的。既暗中支持台湾民众抗日，曾电令张之洞再拨一万枝奥枪，设法解往台湾，又担心日本知道，叮嘱张之洞解枪给台湾民众时，“务宜慎密，免致藉口生事”。又电令李鸿章“将台民不服开导，竟欲据为岛国情形，再行电告伊藤，免致怀疑藉口”。五月，因张之洞电禀清廷，“台民不服，据为岛国，自己无从过问”，清廷认为，既然“台事无从过问，饷械等自不宜再解，免生枝节”，且“英德使臣言上海、广东均有军机解往，并有勇丁由粤往台，疑为中国暗中接济，登之洋报”，清廷担心“此等谣传，实于和约大有妨碍”，要求张之洞等地方官“饬查各海口，究竟有无私运军械勇丁之事，设法禁止，免滋口实”。又电令李鸿章将清廷态度告知日本和谈使臣，“前因台民变乱，据为岛国，已令文武各员内渡，此后无从过问。昨又电令南洋广东，禁止私运军火、勇丁赴台，此即自立脚步之意。如日使言及此事，著李鸿章、王文韶切实告以和议既定，中国决无嗾令台民自主之理，勿听洋报谣传，致生疑虑”。此后，清廷的态度变成“台事既经李经方与桦山交接清楚，立有文据，此后台湾变乱情形，即与中国无涉”。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等奏称，截回台湾拨饷，并将原购船械，暂归南洋收用。清廷允之。
在广大士子毁家纾难率义勇与日军殊死作战时，也有士子选择与日本侵略者合作。这些人“有些唱‘跟父也是吃饭，跟母也是吃饭’底论调，意思是归华、归日都可以”，有些希望在战乱时保住自己的财产，因而迫不及待地请日人维持秩序。唐景崧内渡后，在籍官员林维源、林朝栋、义军首领丘逢甲也相率内渡，台湾省城混乱，“军士劫库藏，烧衙署，火光烛天，呼声震耳”。“诸西商于十七日邀集绅民至澳底，请倭人入城定乱”。“绅士刘廷玉、陈儒林等、洋商李春生请欧美人英德商先迎日军安民。时辜显荣（鹿港人）游于台北，见商民无主内乱，亦于十四日往请……极言乱民之变，愿为前导。”“艋舺士绅李秉钩、吴联元、陈舜臣等议弹压，而无力可制。往商大稻埕李春生，请赴日军求镇抚，无敢往者。鹿港辜显荣见事急，自赴基隆，谒（日本）总督，请定乱。”辜显荣自称是艋舺瑞昌成杂货商，向日方提供了当时台北的情况：“台北巡抚于清历二十日（我历四日）夜半逃走。基隆至台北沿道无一兵勇。”“匪徒多为新竹及彰化地方人，俟阁下入台后，逐加镇抚，必悉归为良民。匪徒之首领为丘逢甲，原来系一读书人。”并说“台北府之良民，因被土匪掠夺金银货物，殊愿总督阁下率兵拯救良民，民等将沿街树白旗欢迎阁下入台”。日兵遂进台北城。另据唐景崧内渡所乘之“驾时”号水手说：“日军入台，由土人引，从基隆后荒僻之径搭桥渡一小河而进，又由某秀才等自基隆引到台北。”日军进入台北后，又有间谍土人汇报：“台北沪尾间之百姓深怨唐某。今日本军莅此，四民喜悦，各地人民家家户户揭旗点灯恭迎军队。”刘永福内渡上船后，“岸上之兵勇肆劫财物，自相争杀，铺户均各闭门。安平五行及民人商议，爰请英德商牧师到二栈行请日军大队入城弹压，日军遂于九月初三日拔队入安平城安民。”九月初九日，日本总督桦山资纪乘轮船到台南府，于十七日日本天皇诞辰之日，在广东会馆盛设茶会，并演日本戏剧以庆祝。是日，绅商到者1000余人。
有些人慑于日军的军事压力选择归顺。七月初，日本北白川宫亲王分军至台中，知县史济道奔逃。新楚军与之战，互有伤亡但终不敌，败回彰化。“是役也，日军一至，业户头人皆望风迎接，人心战栗，各挂日本善良民白布条于胸间，家家户户插日旗……日军直入城安民，无人阻之。”
黄遵宪曾作长诗《台湾行》，讽刺台人欢迎日军：“一轮红日当空高，千家白旗随风飘；搢绅耆老相招邀，夹跪道傍俯折腰。红缨竹冠盘锦绦，青丝辫发垂云髾；跪捧银盘茶与糕，绿沈之辰紫蒲桃。将军远来无乃劳，降民敬为将军犒！”台湾诗人洪弃生认为“亡国之秋，自有狗彘之类”，但此诗“于讥讽台湾处，未免太抹杀”。虽然巡抚弃台，敌人上岸后，台湾确有欢迎日军之人，“台北、宜兰、新竹绅士如杨士芳、李望洋辈望风送款，诚狗彘之不若”，但“不可以此概台人”。那些积极抗日者，“若苗栗诸生徐骧、姜绍祖，则身率义民出入敌人弹雨炮烟之中；而吴汤兴，则为后路之接济”，“后来诸义民遍处树帜，前后扰攘者五年，死者无万数”，“即当时建议抗敌诸君——如台南许南英等、鹿港施仁恩、施菼等，亦多坚守不移，至兵临城下，始洁身内渡。甚至台中失后，尚有往台南谋恢复者。视先时弃军而遁诸君，事权不及而气概过之万万”。因此洪弃生觉得“黄君不此之求，而惟狗彘者津津是道，不大污笔墨也哉！”确实，在乙未割台之战中众多士子殊死抵抗，不能因为有归顺投降者就无视众多台民的积极抵抗。
二、 内渡：留居与回台
战时避乱乃是一种本能选择。在收复台湾无望后，曾经坚持抵抗的官员和义民多选择避走大陆，在台湾有家产的亦不例外。内渡首先从在台官员开始。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清廷令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及台省大小文武各员陆续内渡。唐景崧于五月初二日电复清廷：“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合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再相机自处。”“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据时人记载：“台中官弁以五月初四日为断，欲去者听、留者录用，薪银倍给；逾时求去，以军法论。于是省会、道、府、县官相继纳印去。”“台湾民主国”成立之日，自藩司顾肇熙以下遵旨去位，福建提督杨岐珍亦率所部迳回厦门，全台团防大臣督办、“民主国”议会议长、巨绅林维源挟重资回漳州原籍，在台官员“其不忍恝去者数人而已”。得知清廷割台，百姓“皇皇鼎沸，不愿他属”；见“巡抚及司道以下，发行李及眷属先行，百姓愈哗，竞起要留。官绅富室缄縢赴渡者，莠民遂出而截之。由是四处匪人坌起如毛”。
官员内渡引起地方骚乱，更使避乱内渡之人络绎不绝。唐景崧五月十二日内渡后，十四日“民间骚动，被勇匪抢掠者约一百余万元。台北人争渡内地者不下数千”。刘永福九月初二日内渡后，“台南军民内渡者日不暇给，‘爹利士’居为奇货，仍复开往”。“绅民挈眷搭船，港口行李堆积如山，‘爹利士’等号火轮俱各满载。是时人心既乱，或夫妻异船，或新婚一夕即别，或父往而子不及随，或箱箧遗失，或身无长物而行。每人船税五、六金，哀哭之声，人不忍闻。”曾任刘永福幕友的吴质卿于十月初三日记述：“此时台湾男女老少逃回内地者不少……沿海一带，多是台湾遗民。”
驻淡水的香港电报通讯员迈耶士（Myers）七月十七日报导台湾混乱情形道：因传言“黑旗兵及客家大军已逐渐迫向首府推进，大稻埕不日将复蒙战火”，“在中国人间引起一场大恐慌，因竞相逃之中国内地，勿论轮船小艇，夕载数百归去，翌晨复候于海岸西望者数千。运输之频繁，可谓空前未有也”。“台北艋舺一区，竟每百人即有八十八人向中国内地逃亡，且此风似无日可戢。”八月二十五日，日军水陆大举南进，炮火大发，马步齐攻，“台南、凤山闻战舰来攻，陆军又败，民心惶惶，争觅舟西渡”。
据初步统计，同治年间台人考取功名者，计有进士7人、举人32人、贡生71人；光绪年间，计有进士13人、举人50人、贡生134人。总计进士20人，举人82人，贡生205人。但至1896年2月，台北地区仅余举人1人、贡生8人未内渡。翌年1月，人才济济的台南也仅剩举人2人、贡生13人。光绪二十六年，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举行扬文会，“总计全台举人、贡生、廪生只余150名”。
内渡士子中，有些人甲午战争前曾取得官职，后弃官回乡，乙未割台后内渡，居至终老。典型者如清季台籍三进士、台湾三大诗人施士洁、丘逢甲、许南英。施士洁为丘逢甲、许南英之师，光绪三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因回乡奉母，辞官返台，迭长彰化白沙书院和台南崇文、道学、海东书院。后应聘入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幕。丘逢甲，光绪十五年同进士出身，授工部主事。但他无意在京为官，返回台湾，在台中衡文书院担任主讲，后又任教于台南和嘉义，乙未割台前任义军统领。许南英，别署窥园主人等，光绪十六年恩科进士，钦点主事，签分兵部车驾司，加员外郎衔，“通籍后，贫不能供驾部职，请急还山”，“只望成了名，可以在本乡服役……所以在十二月间他便回籍服役”。光绪二十年应唐景崧聘，协修台湾通志。中日战起，省府改台南采访局为团练局，许南英任团练局统领，带兵两营，荡平寻机投日的匪徒后，分兵屯防诸“番隘”。
三人内渡的原因不尽相同，各有一定的代表性。施士洁因耻为异族之民，携眷内渡泉州故里，与避祸诸文士诗酒唱酬。民国十一年卒于厦门。不愿为异族之民，是当时众多士子的普遍心理。如进士陈登元中进士前，受台湾巡抚刘铭传器重，被聘为西学堂讲席。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后，签分山东任知县。但他为报铭传之恩，即日返乡，被聘为西学堂监督，及铭传离台始卸任。二十一年日军犯台，募勇500人，称台防正营，屯于八里坌。五月基隆不守，唐景崧“出奔”，北部防军纷纷解体。登元内渡不及，日本当局征为保良局局长，二年后伺机内渡福建漳浦，未几卒。再如陈朝龙，少时以工诗闻名。光绪五六年间掌教东城义塾，后又设馆北门静修书斋，十二年入竹梅吟社，曾纂《新竹县采访册》。乙未后避居福州，入安溪县令刘威幕，后抑郁以终。李希曾，早年设帐教学，光绪二十年诠选训导。乙未后内渡泉州，诗酒自娱，卒亡内地。陈儒林，少颖异，诗有特才。光绪五年贡于乡。乙未之役，为“台湾民主国”议会议员，及事不成，携眷内渡，任寿宁县教谕，郁郁卒于官。不愿为异族之民，但又怀念家乡，应是这些士子抑郁以终的主要原因。
丘逢甲于台北沦陷后，六月初五日内渡，临行前特意留诗表明心迹，内有“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之句。内渡后所赋诗亦“辞多激越，似不忍以书生老也”，但以最高义军首领，率先内渡，时人以之比于吴汤兴、徐骧等，颇有讥评。曾只身前往台湾寻求抗日之策的二品顶戴按察使衔候补道易顺鼎在分析刘永福内渡原因时认为：“刘本非能死之人，其富贵功名之愿已遂，室家妻子之恋难忘，则先有不欲死之心；台湾为奉旨交割之地，帮办为奉旨内渡之员，则又处不必死之地。”然以“不欲死”“不必死”分析丘逢甲及林维源、林朝栋等一众官员之内渡心理，则未免有苛责之嫌。
许南英曾赋诗解释自己内渡的原因：“问天何罪戾？误我是功名。一掬思乡泪，松楸弃祖茔！”具体原因则是因抵抗日军，被日军缉拿，被迫内渡。时人记道：“九月初三日，日兵入台南，遍索先生，乡人匿之于城外田庄。初五日，以竹筏私送先生出安平港，乘船内渡。日人悬像求之，先生乃南走新加坡，转之暹罗。先生命眷属遣散积产五万余金与部下，携子侄避居汕头。自廿四岁以后所积金钱及所置产业，至是荡尽。”光绪二十三年，许南英因生计入京求职，长期任知县。后日人遍访士论，得知许南英的声望，又改变了态度，对他由“乱民”改称“名誉家”，还发还家产，先请他办保良局，又邀他回台。但许南英即便生活困苦，也不愿回台任日政府职，自称“项王无面见江东”“不愿今生作殖民”。民国五年回台省墓并处理产业，次年病卒于苏门答腊棉兰。其他因抵抗日军失败而被迫内渡以免被日军迫害的士子还有很多，如举人李向荣，抗日失败后只身渡海往大陆，终老于蕉岭。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清廷电谕闽浙总督边宝泉，“台湾文武各员，前已有旨令其内渡，所有大小各员关防印信，著边宝泉查明收存，解交礼部”。内渡官员中，个别后来仕途顺利。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因山东巡抚李秉衡奏称前台湾布政使于荫霖为守兼优，恳恩录用。清廷令将于荫霖交吏部带领引见。七月，谕令以革职前福建台湾布政使于荫霖署安徽布政使，并赏给三品顶戴。其后，于荫霖官至湖北巡抚、河南巡抚、云南巡抚等。其余内渡官员后来的仕途似乎不太顺利，获得重用的很少。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清廷电寄张之洞，谕令唐景崧即休致回籍。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清廷令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开缺回籍，以前福建台湾镇总兵万国本为广东南澳镇总兵官。但旨下没过几日，就有人参劾万国本，称其“前任总兵时，焚毁藩署，将库藏盘运一空，纵令兵丁劫掠惨杀。该总兵内渡至上海，每兑洋银，辄以五万计。请严查参办”。清廷令边宝泉“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其余内渡各官的职位也需重新安排。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闽浙总督边宝泉奏称：“台湾文武官员钦奉电旨，饬令内渡。现在文职实缺、署事、候补各员陆续禀到，仕途拥挤不堪，自应设法分别插补改发，以期逐渐疏通”，建议将“内地实缺人员调补台缺，拟请照例归于裁缺即用班，遇有对品缺出即予请补，其余在台变通补缺者，拟请知县、巡检、典史三项援照捐纳补缺四新一旧例章，俟内地候补各官无论烦简何项缺出补授四缺之后插补一人，府州同通县丞府经缺分较少，拟请内地各员补授二缺之后插补一人……候补各员，原系在闽禀到调台差遣者，仍应归于闽省，按照从前禀到日期序补差委，倘在闽台分省之后，新捐指省由台禀到者，可否准令该员另指他省，或于邻近浙江、江西、广东各省分匀改发，以免趋重一隅。”清廷令吏部议奏。由此可见，当时内渡官员的职位再安排不太顺利。有学者研究认为，庚子事变中，“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的主要成员，之所以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各派的勤王密谋，与其受到排挤、宦途不顺有很大关系。
有的士子一方面不愿为异族之民，另一方面也想在大陆继续科举之路，因而内渡。对于这些内渡台籍诸生，光绪二十二年十月，闽浙总督边宝泉等奏请清廷为其“入籍考试，拟定办法，俾安生业而图上进”。清廷令礼部议覆。光绪二十四年正月，礼部代奏主事叶题雁等请留台湾籍中额折，清廷依议行。这些士子中，著名的如被称为台湾最后一位进士的汪春源，是参与反割台上书的台籍士子之一。光绪十四年举人，因耻为“倭奴”，于割台后黯然内渡。先居厦门史巷，后到福建南安寻根，最后寄籍福建龙溪。光绪二十四年中贡士，二十九年中进士，后历任知县。又如陈浚芝，先世自福建安溪渡台。光绪八年举人，因清理田赋及奏办全台团练有政绩，擢五品衔，候补同知，诰授奉政大夫，掌教台北明志书院。曾与布政使唐景崧、举人林鹤年倡设“台阳吟社”。二十年中贡士，因甲午战争爆发，未及殿试即返台协办台湾防务。次年台南被日据后，耻为异族之奴，愤然携眷内渡，归籍福建安溪，掌教考亭、崇文两书院。光绪二十四年补行殿试，中三甲进士。后目睹清政日非，无意仕进，归隐经岭，宣统三年病逝。还有一些中下层士子内渡后科举之路走得不顺，但也选择留在大陆。如林豪，金门后浦人。负笈厦门玉屏书院，受教于庄牧亭。咸丰九年举于乡，越年回台居艋舺。乙未内渡，数上春官不售，直到晚年才归金门，著书以老。许光烈，清光绪间生员，乙未割台后，避地漳州，数赴乡试不第，以痨瘵卒。
有学者从现实境况分析，认为日本侵台，台湾社会乡绅制度遭到破坏是促使乡绅内渡的主要原因。但应注意到，尽管原有清朝体制中的乡绅制度遭到破坏，但在日本殖民体制下接受新政权笼络的乡绅继续发挥着作用，仍然存在向上流通的渠道；而从故乡台湾岛来到大陆他乡，台籍乡绅能否有原先在本地的影响力也未可知。所以，台籍士子内渡的原因虽因人而异，但主因仍是家国情怀和战时避乱。
除了选择长期留在大陆外，也有士子内渡不久后即返回台湾。前述呈文中述及台民不愿迁徙内地的理由道：“或又谓徙民内地，尚可生全。然祖宗坟墓岂忍舍之而去？田园庐舍谁能挈之而奔，纵使孑身内渡，而数千里户口又将何地以处之？此台民所以万死不愿一生者也。”“祖宗坟墓”“田园庐舍”“户口”，即眷念桑梓、保全家产和归处问题应该是一些士子选择回台的重要原因。如诗人王松于乙未割台后内渡祖籍泉州，洋面遇盗，行李一空。次年乱定后，因省丘墓而回台。曾作诗述怀云：“倘非桑梓真堪恋，一叶扁舟去绝踪。”嘉义新港秀才林维朝，出身望族，家中开有糖廍。在唐景崧内渡后，林维朝在乡“励行联庄革匪之约，极力维持，管内幸得粗安”。嘉义县城陷落后，挈眷内渡泉州，投奔亲友。因台湾糖廍遭匪劫，又返台处理，半年后再次内渡。其妻、母先后染鼠疫，两子患疳积，本人又染疟疾，“一家之中，计一日须药五贴”，兼屋内仍“叠见死鼠”，“乃决计欲搬往东山祖籍，以避其难”。在大陆辗转三年，困苦万状，其母于光绪二十三年中秋节病逝。林维朝“本意拟欲久住内地故籍，博取功名”，又担心“在台财产既非在籍，恐难掌管”，遂于光绪二十三年九月挈眷回台。再如“台湾议会之父”林献堂，出身于台中望族雾峰林家，为举人林文钦之子，被称为“阿罩雾三少爷”，在乙未割台时奉祖母罗太夫人命率全家40余口避难泉州。泉州非其祖籍，人地生疏，又遭鼠疫，所携资财有限，而台湾烽火未熄，交通梗阻，生活所需，难以为继。因此不久即返回台湾，光绪二十三年重新于家塾就读。
许南英在诗中曾述及台湾“某名宿，家亦少康，中壬午乡榜，有正人君子之目。自台让地后，某不舍家产，首先回台，请入日籍；乡人鄙之，日人亦贬词焉。积产数万”。又如在台拥有“家资数千万金，田园八十万租，兵勇二万”的林维源因自己是清朝官员，不便回台入日本籍，遂派儿孙辈回台入籍以保家产。有些影响大的士子即使回台日期超过规定期限，仍然可以认领家产。如许南英在民国五年回台时，亲友还劝他入籍以领回属于他的山产。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初七日即台民去留决定截止日期前，退出台湾返大陆人数为：“台北县管内有三百六十九户，一千五百七十四人；台中县管内三百零一人，台南县管内四千五百人，澎湖岛有八十一人。”与前述争相内渡时候的情形相比，这个统计数据显然缩小了，应是当初内渡的人有部分回台了。
三、 入籍：潜踪与任职
日本政府在台湾建立殖民统治后，除了内渡后留在大陆的士子，其他在台湾的士子免不了要在殖民统治之下，或潜踪隐迹，或入仕任职。
有的士子不愿意接受新政权，不愿意与新政权合作，遂潜踪匿迹。“繄时台湾丧乱之后，大老、巨公无有存者；或力求韬晦，无有知者。”“四郊多警，搢绅避地，巷无居人。”如林献堂之父林文钦，光绪十九年举于乡，筑莱园于雾峰之麓。乙未割台，募乡勇千名，自备饷糈，令族弟文荣统之，驻彰化。“既见势蹙，谋内渡，而母老不堪涉风涛，遂匿迹销声，惟日侍慈帷，教子侄，极天伦之乐，故世称贞士焉。”吴德功在澎湖陷后，思“一家三十余口，既乏厚赀将家眷渡泉州，而欃鎗不靖，虽贻忧桑梓，自己身家亦难保存”，先组联甲局保卫乡闾，后因割台议成，人心瓦解，而清廷上谕只令各地方官将粮额、官产造册交日本管辖，无一语及绅士。吴德功知时事不可为，六月辞带练勇，以武进士许肇清接替，自己即避乡下。秀才郭芙卿（镜蓉）“记才敏捷，寓目成诵；胸次旷洁，不作俗儒故态”。台局之变，曾“仗义与抗，所谋不遂”，遂落发为僧，云游鹭江，住虎溪岩数载。“日以诗酒自娱，醉则痛击同侣；群僧患焉，谋逐之。”不得已，“复归儒，隐于台北士林”。
有的虽未隐，但也不接受殖民政府聘请，不担任殖民政府官职。如台中廪生谢道隆，字颂臣，又作颂丞，原籍广东，同光间先辈始客台湾，以商致富。乙未与日军之战中，为义军壮字营统领，参帷幕，失败后内渡闽、粤，密图恢复，均失志。光绪二十二年自粤返台后，退归林下，佯狂诗酒，以岐黄自讳，当时有“医王”之誉。又在离家十里之地筑草堂“小东山”，“觞咏其间，殆无虚日。又或饮燕高会，酒酣耳热，争为唱酬”。又建生圹于锅都科山，“不时约良朋、携美妓，临生圹为诗酒之会，以解郁闷之气”。其诗有云：“傍釜游鱼愁火热，惊弓归鸟怯巢寒。苍茫故国施新政，挟策何人上治安。”可视为对自己不与殖民政府合作的一种解释。当时台籍士子似此不问世事，埋头做医者或塾师的不在少数。
又如林朝崧（俊堂），号痴仙，一号无闷，台中雾峰人，光绪十九年廪生，文名宿著。乙未之役，避难晋江，转徙上海。在内渡的日子里经常怀念家乡：“山边庐舍水边篱，芳卉千枝柳万枝……辋川泉石皆堪画，梓泽宾朋尽解诗；一自扁舟逃难后，故园东望只增悲。”此后因“高堂念家山”，遂决定回台。回台后因人事变迁，“交情一雀罗，世味两鸡肋”，决定不问世事，“直将蓬莱岛，视作武陵源。轩冕非吾愿，世事誓不言”。在詹厝园筑无闷草堂，于诗酒间沉醉：“我生遭世艰，逢场聊作戏。但竭今日欢，焉知明日事！囊中有酒钱，又向高楼醉。”后倡设栎社，将胸中难解之气尽向诗词中去。
再如王松，以诗闻。其诗“愤时嫉俗、忧世念乱，苦心哀思，填咽篇什”；其人“怀抱利器，莫所得用；事无可为，遂甘肥遁；难寠壁立，而独守黔敖之节。当路者虽征聘数至，辄避不就；日纵情诗酒，焘奡颉迕，不中绳式”。王松自谓“吾诚有恶于今之官僚派者，故借山水、诗酒而逃之；乃忽因虚誉而猎冠服，是自欺吾志也……世苟有安吾身而伸吾志者，吾其从之游乎！”因恋家内渡回台后，取陆游“如此江山坐付人”之意，易四香楼故居名曰“如此江山楼”，在诗作《海上望台湾》中借贾谊作《过秦论》典故表达愤慨之情：“如此江山坐付人，陋他肉食善谋身；乘桴何用频回首，懒学长沙论‘过秦’。”但回台的景况并不乐观，“诗友酒徒，风流云散；音书断绝，情何以堪！现所往来者，唯二、三亲旧耳。城郭已非，干世之念遂绝”。于香山愚湖建生圹，“无日不饮，饮必醉，醉必有作；故虽家日贫、境日穷，篇帙日富”。曾醉中述怀：“富贵不识字，岂如贫有诗；长寿无气节，不若夭为宜！”时人谓“平居抱志自重，吏民敬之。城郭村落，藉其言而得免锋镝之患者伙矣。己则青鞋、布袜，蔬食啸歌；虽日与贵官往还，未尝私有干请”。
彰化鹿港秀才洪弃生抵制日本殖民政权、忠于清朝中央政权的行为更醒目，其结局也更悲壮。洪弃生，本名攀柱，学名一枝，字月樵。乙未割台之役，与丘逢甲、许肇清等同倡抗战，任中路筹饷局委员。事败后潜归鹿港，杜门不与世事，非至亲难获一见。仿刘向“更生”之例，取《汉书·终军传》“洪繻生”之说，改名繻，字弃生。日人仰其声名，屡次征聘皆不就，以遗民终其生。谨守清朝服制，坚不剪辫，拒着洋服。日人强剪其辫，遂披散长发，着宽博大褂，手摇蒲扇，从容过市。因文字招忌，被日人系狱多年，出狱后未及旬而逝。
与上述留台士子的选择相反，有些留台士子则选择与殖民政权合作，如谢汝铨和颜云年。他们或为个人前途，或为身家性命，或主动迎合，或被动接受，最后都走上了和日本殖民政权合作的道路。谢汝铨，字雪渔，号奎府楼老人，台南人。乙未之役，曾佐助许南英办团练卫桑梓。日据后，以生员入日语学校。时人讥之曰：“秀才入国语学校者当以谢汝铨为嚆矢。”谢汝铨日语学校毕业后任职于总督府学务课，旋任教于警察官联系所。又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后历任《珉埠公理报》《昭和新报》《风月报》之主干或主笔。宣统元年创办瀛社，相继任副社长、社长，时与日本当道相唱和。时人评价道：“雪渔年少气英，汲汲于当世之学；至于诗，特其余绪耳。”暗指谢汝铨对日政权的主动迎合。颜云年家族是日据时期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当时为“扫荡”抗日分子，日军驻瑞芳宪兵队长命颜家户长颜正春到署参衙。12岁的颜云年代户长应召前往，为保族人身家性命，决定与日本政权合作。“从一八九六年，颜云年担任日本守备队通译开始，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每一阶段的事业推展都和日人关系密切。”颜云年也是瀛社活动的主要推动人。再如林维朝，内渡之后回台，发现“家下财物已被诸雇人攫取一空”，母、妻、妹又相继沦亡，“生人之苦，于斯至矣！厥后拮据谋生，再整家门”。于是，积极入世，与日本殖民政权合作，先后出任新港公学校教员、新港区街庄长、嘉义厅参事、台南州协议员等职。
随着在台统治的稳固，日本对台湾的统治策略由高压转趋怀柔，对台湾士子采取了一些笼络措施。“在日本占据台湾的最初几年，它为了要‘笼络人心’，对于‘上层社会’的‘读书人’，特别注意。当时，它派来台湾的‘地方官’，都尽量选择能懂汉文、能做汉诗的人，以便与这些‘读书人’诗酒联欢，进而促使他们为日本统治台湾而服务。”又对有名望的士绅授佩绅章，开扬文会、庆饗老典等。于是，有些士子与这些日本“地方官”诗文唱和，有些士子受聘担任日本殖民政府的官职，或接受其褒奖。以下是嘉义县一些士子首次担任日本殖民政府的官职或接受褒奖的情况。
有的士子沿用传统的捐纳方法取得入仕资格，以便在殖民统治体制中获得上升通道。时人评价道：“今人之所重者，惟科名而已。世俗混称科名曰‘功名’，甚而捐纳、保举，凡有服官服者，皆以功名中人目之。功名、功名，最足以炫耀于庸耳俗目之场。吾台改隶，已经十载，国籍虽异，而习气犹存，寄金捐官者尚不乏其人。故每遇庆贺、祭礼，红帽、黑靴，汉官之威仪依然如在也。”
有的士子积极为殖民政府建言献策。如嘉义廪生林人文，在光绪二十五年日政府儿玉总督举饗老典时，“曾作祝诗，备述台地兴师以来，人民死难离散，疫疠流行，五谷不登，台民惨痛，极言须省刑罚，薄赋敛，庶台政可蒸蒸而上”。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诗人连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割台前过着读书、种花的富家子弟生活。日军占领台北不久，其父去世，家族生意随之停歇，家道开始中落。家宅先为刘永福军队所占，后为日军强买。日军进入台南后，连横“走番仔反”，内渡福建；光绪二十二年，返回台南；次年，再赴上海学习；后又回台南入《台澎日报》社任汉文部主笔，并于写作之余学习日文。其后多次前往大陆并曾参加乡试，民国二十二年举家迁沪上，三年后逝于此。他一生大力弘扬中华文化，著有《台湾通史》《台湾语典》《雅言》《剑花室诗集》等，并创办杂志《台湾诗荟》。但他又与日人合作，如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在台南两广会馆开“庆饗老典”，当局发起征诗，连横亦有《欢迎儿玉督宪南巡颂德诗》。民国十四年，日本“常磐生命保险株式会社”给予其特许经营权台北代理店，专营儿童保险；民国十六年，经营雅堂书局，代理台湾总督府采购有关南方资料的汉文书籍业务。他曾有一首诗《却隐》阐释人生的责任和义务：“天下虽兴亡，匹夫与有责。墨子不突黔，仲尼不暖席。人生社会间，当为国家役。何堪放义务，只身贪安逸。”这种为了家国的责任与义务，拒绝归隐，积极入世的态度，应该是理解他行为的最好入口。
不管台籍士子的态度如何，但有一点必须看到，在台士子对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处于日本殖民政权下的这些士子，虽然“伤心废读仲尼编”，但“目击时艰，胸中所欲言而不敢言、又不得不言者，悉于诗焉发之”。于是全台诗社林立，尤以南社、栎社、瀛社分据台南、台中、台北，三足鼎立，最负盛名。这些诗社的诗人和诗作对矫正日据时期台湾“非驴非马”的汉文，延续、发展和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诗证史，诗史互证，这些诗作者经历了甲午战争、乙未割台，或自比陶渊明，或颂咏郑成功，虽间有风花雪月之作，但诗风和内容已有明显变化，曲折地反映了乙未割台后台籍士子的心路历程。
四、 结语
甲午战争，清政府无力抵御日本侵略，无力保护台湾民众，被迫割台自保，这一悲剧性的选择改变了台湾民众的命运。得知台湾将被割让日本时，不甘心沦为亡国奴的台籍士子一面努力抗争，向清廷上书说明台湾民众反对割台，一面在日军侵台时，领导民众英勇抵抗。但是也有一些士子选择了降日、媚日，帮助日本侵略台湾，或是请日本人维持秩序。在意识到抵抗无法改变割台命运、无法收复台湾失地后，一些士子不愿为异族之民，或为避免被日本侵略政权迫害，选择内渡大陆。这些内渡士子中，一些人留居大陆，郁郁终老；一些人为了生计或因眷念家园，后又返回台湾入日本籍。那些入日本籍的台湾士子，面对日本殖民政权，一些人选择潜踪隐逸，寄情山水诗酒，以避免和日本殖民政权合作；另一些人则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日本殖民政权的官职或荣誉，成为日本殖民政权统治台湾的合作者。这些台籍士子，遭际甲午、乙未巨变，经历了抵抗时的希望和绝望、背叛，内渡大陆后的留居和回台，入籍后的合作和不合作等种种情感变化和艰难选择，诠释了时代大背景下个体命运中蕴含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价值取向等复杂人性。不同的选择，对个人和家族的走向与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对台湾后来的发展以及台海两岸关系也有深远影响。虽然具体的历史事件已经过去，但历史背后的思维方式会延续，影响到后人。观照今日岛内的各种主张、论调，追根溯源，或许都能从历史上找到影子。
（文章来源：《台湾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