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清史稿》纪、志、表、传各部分的具体编纂过程，学界研究不多，知之甚少。建国以前，仅有数篇文章侧面涉及该问题，且内容零散、不成系统。1957年，曾任清史馆协修的朱师辙先生出版了《清史述闻》，作为第一部关于《清史稿》纂修研究的专著，该书初步梳理了《清史稿》纂修的基本流程和经验得失，但限于见闻，对于作者未参与的部分记述失之粗疏。由于清史馆档案大多收藏在台湾，更增加了大陆学者研究该问题的难度。1978年开始，台湾史学界历经14年利用清史馆档案及其他史料校注《清史稿》，其成果《清史稿校注》是目前对该书最为详尽的系统考订。 

2007-2008年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其收藏的部分清史馆档案以《清史馆未刊纪志表传稿本专辑》为名出版，大量珍贵稿本披露于世。台湾师范大学庄吉发教授曾长期在该院工作并研究相关档案，他不但为该书写作了《叙录》，还撰写《清史馆与清史稿: 清史馆未刊纪志表传的纂修及其史料价值》一文，向学界介绍了相关档案对研究《清史稿》纂修过程的重大意义。但该书问世两年来，仅见中国人民大学何瑜教授等在研究史表问题时加以了利用。就笔者所见，该书对于研究《清史稿》本纪部分的编纂也极有价值。 

作为《清史稿》的开篇之作，《太祖本纪》在该书中地位突出、意义重大。《清史馆未刊纪志表传稿本专辑》中包含了《太祖本纪》的三个稿本，为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基本线索。本文将围绕其编纂过程，梳理金兆蕃、邓邦述、奭良及柯劭忞等对稿本的历次修改，再结合其他史料及有关史评进行考察，以期明了《清史稿·太祖本纪》中史实错误的成因及其责任所在，并以此探讨清史馆学术组织状况和《清史稿》纂修的经验得失。 

一、 清史馆的建立与《太祖本纪》体例的讨论 

民国三年（1914）春，北洋政府国务院建议设立清史馆纂修清史。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批准此事并聘请曾任前清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担任馆长。在开馆之初的体裁体例讨论中，对于本纪篇目设置等问题，诸多学者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清史馆总纂吴廷燮认为，努尔哈赤以前可仿《元史》，皆附于太祖，亦可仿《魏书》，“备列于纪” 。学者张宗祥提出，应自世祖开始设立各帝本纪，此前应“皆入序纪”。多数论者都认同从太祖努尔哈赤开始立纪。如名誉总纂梁启超认为，“发祥沿革，于太祖纪篇首追述足矣”。总纂吴士鉴认为，要记入关前事，应设太祖、太宗本纪，“至于四祖事迹，皆当叙于太祖本纪之中。”协修袁嘉谷、陈敬第指出，“本纪之作，宜自清太祖始也”，学者朱钟琪认为，“有清一代，肇基太祖，天崇以前，事多蒙昧，故本纪应断自太祖，自朱果发祥以后事迹汇载首篇，亦通例也。” 

关于本纪纂修的史料来源，吴士鉴认为，本纪当以清国史馆历朝本纪为根据，复以《圣训》、《实录》、《方略》互证，如有不同，“则以《东华录》参考。”他还指出，“凡夫私家著述，语涉疑似者，不宜旁及，以昭谨信。”关于具体写法，吴廷燮指出，对于在关外“始为建州”、后又“称大金”等史实，“皆宜直书，以存其实”。还要注意“传疑传信，有不知者，从阙为宜”。纂修金兆蕃认为，修史应“徧考官书”、“甄采群籍”，重要诏令应当记入本纪，“若事系重大，而语未雅驯，不妨删削迻译”。  

二、《太祖本纪》的编纂过程 

从各种记述清史馆内部分工的史料看，《太祖本纪》编纂可分为初稿撰写、校订复辑、总阅审改三个阶段，分别由纂修金兆蕃、邓邦述，协修奭良，总纂柯劭忞主持。 

金兆蕃1869-1951，字篯孙，浙江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曾任内阁中书。民国后历任北洋政府财政部佥事、会计司司长等。著有《各国订约始末记》、《建州表》等。他是清史馆“始终其事之人”，“任清初至乾隆间列传总阅，汇传孝义、列女亦归整理。” 除了列传，他的主要贡献是与邓邦述一起编纂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和世宗前五朝本纪的初稿。 

邓邦述（1868-1939），字正闇，号孝先。江苏人，“先世为金陵望族”，是两广总督邓廷桢之孙。光绪二十五年（1899）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曾任奉天交涉使、吉林民政使等。民初为东三省盐运使，晚年寄寓苏州潜心著述，著有《群碧楼诗钞》等。邓邦述除与金兆蕃合著前五朝本纪初稿外，还撰写了宗室、王公、皇子传，并参与同治、光绪朝列传的写作。他中途因故离开史馆，并未参与后续工作。 

《清史馆未刊纪志表传稿本专辑——本纪》第一册中依次收录了三个《太祖本纪》稿本，台北故宫文献编号分别为201000001、201000002和201000482（以下分称001、002、482稿本）。 

001稿本封面上标明由刘恩林缮写，扉页上有“金兆蕃、邓邦述分辑”和“阅二次”字样，并有一条金兆蕃署名的说明：“馆长指示各条均已改补。七年五月第二次修正。兆蕃记。”指明此稿是1918年完成的第二次修正稿，并已根据赵尔巽的意见进行了修改。但赵尔巽意见的具体内容，目前尚未发现进一步的史料。该本缮写在版心标有“清史馆”字样的竖栏稿纸上，每页设9列，每列写20字，无标点。共计71页，约12500字。除个别笔误由缮写人直接改正外，未见他人修改。 

482稿本封面右侧标有“须归后库第七包内”、“荒箱”、“阅”的字样，而扉页内容与001稿本完全相同，只是笔迹不同。正文内容则有大量各种笔迹的修改，仔细对照，可以判定001稿本为482稿本的誊清。482稿本缮写在版心标有“清史馆”字样的方格稿纸上，每页20行8列可写160字，以“、”进行了标点。 

002稿本封面上注有“奭良覆编 金兆蕃覆勘 柯劭忞覆勘”的字样，意指该本为奭良重行编辑之后，又经过金兆蕃和柯劭忞复审。该本缮写在版心标有“清史卷”字样的方格稿纸上，每页21行10列可写210字，以“、”进行了标点。正文共计31页，约6000字。 

奭良（1851-1930），字召南，镶红旗满州人，裕瑚鲁氏。贵州按察使承龄之孙，赵尔巽的表侄。历任数省道员，辛亥革命后去官。熟悉清史掌故，著有《野棠轩文集》、《史亭识小录》等。他主要参与列传撰写并校订本纪，太祖、圣祖、世宗、仁宗、文宗、宣统六朝本纪均为其所辑。近代掌故大家徐一士称他“为馆中负责人物之一”。纂修张尔田称其“于满洲文献，十朝掌故，矢口指陈，不待翻检陈籍，惟论事刻深，喜与人立异，又文笔差弱，不长于编纂，至讨论之事，则时有独到也。” 

柯劭忞（1850-1933），字凤荪，山东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湖南学政、国子监司业、贵州提学使、典礼院学士等职。1914年任清史馆总纂，1928年赵尔巽去世后代理馆长。著有《新元史》、《译史补》等。他主要参与编纂《天文志》、《时宪志》及儒林、文苑、畴人等传，并负责本纪的总阅工作，《太祖本纪》也不例外。 

002稿本上未标时间，其正文第一页开始的“清史一”三字中“一”被划去，改为“稿”字。又从其内容判断，可见该本为后期拟刊印《清史稿》时修改，远较482和001稿本为晚。可见，《清史馆未刊纪志表传稿本专辑——本纪》排列三稿本未按其前后顺序，其凡例称“原稿本无目次，为方便读者查阅，谨就稿本内容编辑目次”，应仅指将同属《太祖本纪》的各稿本按文献编号先后依次排列，这对于让读者按修改次序了解《清史稿》编纂过程多有不便。故本文将按前后顺序依次对三稿本内容进行梳理。 

482稿本扉页上“馆长指示各条均已改补”为粗笔正楷，而“七年五月第二次修正。兆蕃记”为细笔行楷，字迹明显不一，并非如001誊清本一样为一人写就。而《圣祖本纪一》稿本夹签中“兆蕃等编辑各纪”一页与“七年五月第二次修正。兆蕃记”笔迹相同，又与互联网上所见拍卖行拍卖的金兆蕃《建州事实》手稿图片对比字迹，可见此句为金兆蕃亲笔所写。该稿本正文修改部分亦有两种字体，分别为与正文字迹相同的粗笔正楷和与金兆蕃字体相同的细笔行楷。 

482稿本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添内容。如该纪第一句原为“太祖高皇帝”，金兆蕃在“太祖”后添上其全部谥号“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又如该书第137页添“十月癸酉，太祖如明北京”。第140页添“是年，明加太祖龙虎将军”。第150页添“定国号曰大金。”第187页添“诸贝勒大臣有以岁荒食匮为疑者，上曰：沈阳形胜地，西侵明，自都尔弼渡辽河，路近且直，北伐蒙古，二三日即达，南略朝鲜，可自清河入，山可猎，水可渔，林木可宫室，建都无便于此者，朕意定矣。”一段，该段不见于002稿本及《清史稿》。 

2.删内容。如第167页删“綎于诸将中最骁勇，大小数百战，所持镔铁刀百二十斤，军中称刘大刀，至是死，明军为气夺。”“刘大刀”之称可见于《明史·刘綎传》。 

3.改译名。稿本第一页原文为“讳努尔哈赤”，被框去“赤”字，改为“齐”字，故《清史稿》始终称其为“努尔哈奇”。 

4.改称谓。如第130页正文 “布政于国中”改为“布政于部中”，修改者且在页眉上加批语对此进行说明：“在后，此时似不用国字。”又如第137页改“舒尔哈齐使于明”为“舒尔哈齐如明”。 第143页改“两国”改为“两境”，眉批“未叙建国，此国字无根”。第154页改“列国相征伐”为“列国相侵伐”。 

5.改写法。如第195页对努尔哈赤的庙号和谥号的写法进行了反复修改。 

6.改错字。如第134页“执”改为“孰”，第135页“师帅”改为“帅师”等。 

7.改具体。如第115页原文为“永乐初”，改为“永乐二年”；“旋” 改为“十年”。第116页“明人于此”改为“明宣德七年”。第118页“会”改为“明万历十年癸未”等。 

8.用夹签以考证史事。夹签是指在稿本中加插一页白纸，上写编纂者对有关内容提出的问题及解答，是了解《清史稿》编纂过程的重要原始资料。从这些夹签可以看出编纂中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过程和具体思路。 

该书119页的夹签分为三段，第一段考证了努尔哈赤的先世： 

按：永乐十年至宣德七年不过二十年，此间叙数世事固嫌太蹙，即永乐十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太祖生，亦不过一百四十八年，此间若叙布库里雍顺之族被戕，再越数世至肇祖，由肇祖再五世至显祖，是一百四十八年间有十世而外矣，似仍嫌太蹙，谬也。故疑明人书所称永乐时之猛哥帖木儿即肇祖，孟特穆由此下推，世数、年代方能昭合，若得《明实录》再细参之，或可更得确证也。 

第二段两句字体不同，前者为粗笔，后者为细笔： 

《明一统志》云建州在正统间置。 

 实正统七年。 

第三段考证了努尔哈赤先祖的称谓问题： 

孟特穆及猛哥帖木儿实官都督，清官书乃云讳都督孟特穆，似不词也。 

讳都督福满同。 

第126页的夹签是一问一答，问者为粗笔，答者为细笔另一字体。内容如下： 

太祖异母弟萨木占：按萨为太祖继母之弟，乃太祖舅氏也，竢检《实录》核之。 

《实录》确为太祖继母之弟。 

第141页的夹签内容如下： 

观实录万历十九年辛卯正月太祖之言，则龙虎将军断于此年所授。 

该稿记努尔哈赤受封龙虎将军在甲辰年（万历三十二年）。孟森先生《清太祖由明封龙虎将军考》曾详考此事应在万历二十三年乙未，已为学界公认。 

第158页的夹签内容分为两行： 

按明诸生范文程似是一大事，当增入否？ 

之后并未增入。 

张承荫原名承胤，即改字宜以允代，音方合。 

实际上以缺笔的形式进行了并不需要的避讳。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修改和考证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482稿本末尾并非是《清史稿》每纪之后的格式整齐的“论曰”，而是一段六百多字的结语，该文对研究金兆蕃、邓邦述对努尔哈赤的基本认识很有帮助，兹录于下： 

太祖奋起孤露，兄弟登陇定策，日夜思复祖父仇，外惎强敌，内见忌族人。尝有贼夜至，犬警而吠，太祖令子女潜避，持刀叱之曰：“外至者谁也？既至何不入？尔不入，我且出，尔能撄我刃耶！”因举刀击牖，复撼以足，若将自牖出者，既而启户出，贼惊走。一夕方寝，闻户外声有异，持弓矢潜出，伏烟突旁侦之，电下照，遂击贼仆，阳言盗牛来也，纵使去。一夕，夜已分、婢篝灯坐灶旁，乍然乍灭。太祖心怪之，衷甲佩刀，携弓矢出，夜黑，熟视若有人伺篱隙，射之，贯足踣，缚而挞之，亦纵使去。迨威德渐著，异谋始息。太祖战必先士卒，攻瓮郭落、追尼勘外兰，被创，战讷申把穆、略富尔佳齐，为敌窘，艰难困苦，大小数十战，无不躬在行间，兵：初起十三甲而已，徇固伦，兵百人，甲三十副；讨萨木占，兵三百；克董鄂、侵哲陈、兵五百；及晚年围广宁，袁崇焕登陴，谓汗言兵三十万，当有十三万云。地：景祖以上，居赫图阿喇，为城主，太祖初居虎拦哈达南冈十余年，取旁近诸城堡，灭哈达，乃还赫图阿喇，破辉发、兼乌喇，又十余年，迁界凡，又并叶赫，东自海，西至明辽东，北讫科尔沁嫩乌喇江，南暨朝鲜，为满洲国。始公言仇明，一战下辽沈，收辽河东诸城堡，又迁辽阳，再战入广宁，得辽河西诸城堡，乃建城辽阳东太子河滨为东京，最后又迁沈阳，土厚宜耕牧，产东珠、人参、紫貂、玄狐，与明为市，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商旅大集。太祖又以意制人参，俾久储，民用益饶。太祖年二十五起兵，起兵二十四年，受蒙古喀尔喀诸部上尊号，又十年，即皇帝位，即位十一年，乃崩。太宗嗣立十年，更定国号曰大清。又七年，太宗崩，世祖嗣立，会明亡，遂有中国。 

结语中首先引述了实录中记载的努尔哈赤起兵初期针对他的两次刺杀事件，通过情景描写回顾了他当时所处的危险境地，之后赞扬他身先士卒，总结了其军队从“十三甲”发展到十三万人、其疆域逐渐扩大且“民用益饶”的历程，指出努尔哈赤的功绩为其后清朝的建立和发展打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其书写内容虽然丰富生动，但句式零乱，作为一朝本纪的结尾并不合适。 

庄吉发认为，“已刊《清史稿·太祖本纪》，就是根据覆勘本排印的”，但实际上002稿本并非最终定本，其内容与《清史稿·太祖本纪》还有许多不同之处。如关于满族源流问题：该本记为“有女曰佛库伦、沐于长白山之池、鸟衔朱果、女吞之而孕、生子曰布库里雍顺、居长白山俄漠惠里”，而482、001稿本与《清史稿》均记为“始祖布库里雍顺，母曰佛库伦，相传感朱果而孕”。而关于满族先世问题：该本和《清史稿》都称“其先盖金遗部”，而482、001稿本均为“其先为金别部”，且未有修改痕迹。002稿本约6000字，《清史稿·太祖本纪》约7400字，可见在《清史稿》刊印前又根据诸稿本的内容进行了综合修改。这项工作可能是由清史馆校对金梁最后进行的，但尚未发现具体材料。  

002稿本篇幅仅为482稿本的一半，对其内容进行了大幅度的删改。其中不乏删节不当之处，如《清史稿》没有记载“七大恨”的具体内容，一直是为学界诟病的一个问题，但482稿本中详述了“七大恨”所指，只是在002稿本中才没有了。 

002稿本扉页夹签上的字迹非常潦草，抄录如下（笔者实在无法辨识的部分用□代替）： 

国史本纪作俄说惠之野，今作里，或是据《东华录》，然仍当以国史为据。 

再传至福满，按本名知不□同详□□□，本纪宜详先代名，不可知名则□散传，此二字可删也。 

景祖居赫昌河喇似不可略。 

本纪作塔克世。 

延视大度□□似应再酌。 

与互联网上所见拍卖行中的柯劭忞晚年书札对比字迹，可见该夹签为柯劭忞亲笔所写。徐一士曾引述了时人孙思昉的一封信，内称柯劭忞“晚年耳目聪明，惟手颤艰于作书，偶一为之，辄不可省，即自审视之，亦或不识。” 奭良也这样评价柯劭忞修改的《太宗本纪》：“余见其横涂竖抹，不可辨识，盖就邓孝先原稿，粗加点窜，即付之馆中，馆中人不能识，请之柯，柯亦不辨识也。”柯劭忞在《太祖本纪》中的批注确实极为潦草，不过虽然个别字词难辨，但大意可知，且从中可见其修史思想。如他认为“俄说惠之野”的地名，应按照清国史馆本纪的写法，而不能依据《东华录》。 

另有一处夹签在107页，但并非柯劭忞的字迹，其内容是： 

上闻之恸，曰：天何不遗一人送朕老耶！毛文龙上，何和里卒下。 

“天何不遗一人送朕老耶！”一句充分表现了努尔哈赤晚年对于开国近臣纷纷先他而逝的悲凉之情，确为点睛之笔。 

002稿本中用力最深处是结尾的论赞部分， 482稿本的结语被完全舍弃，变成了格式整齐的“史臣曰”，又被改为“论曰”，其内容与《清史稿·太祖本纪》相同，即： 

太祖天锡智勇，神武绝伦。蒙难艰贞，明夷用晦。迨归附日众，阻贰潜消。自摧九部之师，境宇日拓。用兵三十余年，建国践祚。萨尔浒一役，翦商业定。迁都沈阳，规模远矣。比于岐、丰，无多让焉。 

此处仅用百字，便总结出了六百字结语中的大部分内容，并通过清初史事与周初的比较，对努尔哈赤进行了高度评价。 

三、《清史稿·太祖本纪》编纂失误的原因 

《清史稿校注》对《清史稿》内容逐字梳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史实问题逐一核对，其中对《太祖本纪》共有121条校注，除了标注大量的同音异译外，还指出了其中的诸多问题。那么，以此与《太祖本纪》稿本进行对比，是否能够看出问题成因，并明确相关编纂者及审改者的责任？答案是肯定的。见下表： 

《清史稿校注》所指出《太祖本纪》史实错误一览表 

上述36处史实错误中仅有4处出现在482稿本，其余均未出错， 001稿本在誊清时也未抄错，而除两处因文献缺页无法判断外，34处均可见于002稿本，可见《太祖本纪》绝大多数史实错误都源于奭良的覆编过程中。当然，作为002稿本覆勘的金兆蕃、柯劭忞以及《清史稿》出版前的校对者也应负有一定责任，但主要责任应由奭良承担。 

从上表来看，001稿本誊清质量较高，并无抄写错误，但若通篇考察，也并非毫无瑕疵，仅以前文引述的482稿本的六百字结语为例，就有将“弓矢”误写为“弓失”及将“清河”误为“河清”的错误。若非此段被002稿本舍弃，《清史稿·太祖本纪》的错误之处或许会更多。 

上表中有5处史实错误（第1、10、11、18、27）在482、001稿本中并无相关内容，仅在002稿本中出现。其中第18处在叙述萨尔浒之战的具体过程时，将“马林军”误为“有林军”，当属笔误，其余4处则均为增述史事，可见奭良在覆辑中并非只是对原稿简单删节，而是有所增补。庄吉发认为，覆辑本“内容主要是取材于《东华录》”，但翻检蒋良琪《东华录》，这4处史事均未涉及，而王先谦《东华录》中也并未记录前两处史事。第11处“令各佐领屯田积谷”一条，可见于王氏《东华录》“六月……谕各牛录下出十人、牛四头于旷土屯田积贮仓廪”，时间无误。第27处王氏《东华录》为“桑土一作图之妻子”，姓名无误。可见奭良在增补中利用了其他史料，且并未仔细核对《东华录》。 

482稿本中四处史实错误的成因主要是由于作者学术水平的限制。而奭良覆编本中的史实错误主要有两种，一为编纂错误，一为书写错误，其成因是由于在覆编、覆勘过程中忽视了诸稿对校，而《清史稿校注》也正是通过“以稿校稿，以卷校卷”的方式发现这些错误的。如果奭良、金兆蕃、柯劭忞中的任何一人能认真核对原稿，上述绝大多数错误都不会出现。结果不但编辑和审阅者没有这样做，连原作者在看到覆辑本时也没有和自己的初稿一起对照着细加推敲。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奭良的覆编及金兆蕃、柯劭忞的覆勘能够更为慎重，则《清史稿·太祖本纪》的编纂质量将有大幅度提高。考虑到当时修史面临的时局动荡、经费不济问题等客观条件，加上《清史稿》的最终定位只是一“稿”，我们不能一味苛责前人的修史态度马虎轻率，但其中的经验教训，确实可以为当前正在紧张进行中的清史工程所借鉴。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