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朱荫贵，1982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作为中日首批合作培养博士项目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一年，1995—1997年再赴日本东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1982—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曾任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98年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3年9月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有突出贡献社会科学家证书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研究兴趣集中在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中国近代轮船航运史、股份制企业史、金融证券史等领域。主要著作有《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研究》《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研究》《近代中国：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第2、3、4卷，合著）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是一个变动剧烈的社会。其中最重要的变动之一是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向大机器工业转变。这种变动需要的巨量资金从何而来？在此过程中，传统金融机构如钱庄、新式金融机构如银行、直接融资市场如证券交易所等各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手段和特色如何？近代工商企业自身在筹集资本和运营中有些什么措施？与他国相比又有些什么特点？

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需要对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遗憾的是，此前的研究虽对这些问题有所涉及，但或流于某一个领域、某一时期，或局限于史实叙述，而缺乏整体的考察和从经济金融角度进行的分析。本书集作者多年经济史和金融史的研究心得，对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希望能够填补此方面的空白。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四章依次围绕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主体——钱庄、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企业自筹资金的几种方式展开，力图勾勒出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从诞生到演变的全过程。下编五章主要从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受体也就是与资本市场发生密切关系的近代新式工业企业的视角进行分析，揭示其在发展过程中资本筹集、经营运作以及与资本市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全书对近代中国工业企业在资本市场支持不足的特定背景下所处的困境和自救措施也进行了阐述，同时考察了与资本市场没有关系或很少发生关系的官办企业和民间合伙制企业的经营运转，并与依赖资本市场生存的企业进行比较研究，以使整部书稿更具全面性和说服力。

后记

从对本项目产生兴趣到写作完成，本书前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时间。 对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产生兴趣，始于1990年到日本进行合作培养博士期间。当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通过近代中日两国两家代表性的轮船公司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考察两国社会转型和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在分析考察的过程中，我发现企业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

近代日本企业之所以发展顺利，政府大力支持的作用极大，通过“命令书”等形式使企业特别是“国策会社”没有资金匮乏之忧，再加上对航海及造船的各种奖励金，使近代日本的轮船航运业从沿海到近海再到远洋，逐步发展起来，日本也由此成为东亚的新生强国。而近代中国的企业则始终未能摆脱资金缺乏的困扰，还时不时要受到当时政府的“勒索”。为何会如此？除了来自朝野的传统势力制约与中外反动势力的打压外，还与近代中国缺乏资本市场，不能从资本市场获得有力的支持有关。 而近代日本的企业除了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外，从资本市场上也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明治维新后，仅仅经过十一年也就是1879年，日本政府就在大阪和东京设立了证券交易所，为社会的转型、为推动新型企业发展成长筹集资金。

而差不多同时起步的洋务运动，虽然也在上海出现了新式企业通过股票买卖筹集资金的现象，可与日本相比，证券交易所的诞生则迟至1918年，晚了近半个世纪。并且在上海出现的买卖股票以筹集资金兴办企业的现象也在短短数年时间内即烟消云散。为何日本能够早早成立证券交易所？为何中国的证券交易所迟迟难以产生？没有证券交易所的运作，新型的股份制企业如何筹集资金？又如何运营发展？由此，我对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95年到1997年，我获得到日本东京大学做两年博士后的机会，我决定将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国证券交易所为中心的资本市场比较研究作为博士后的中心课题。但真正开始后才发现，这个课题的设定太大了。这样的课题，需要将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和近代日本的资本市场都梳理清楚后，才能进行比较，绝非短期内可以完成。于是我将主要精力放在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希望从这个视角考察近代中国新式企业筹措资金运营的过程及特点。

从这一角度进行考察后，我发现传统金融机构钱庄、新式金融机构银行，都在近代资本市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晚清时期可以说是由钱庄一家独撑，民国时期银行业逐渐发展起来以后，一段时期内与政府的财政联系紧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才逐渐成为资本市场上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证券市场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表现则令人失望。

首先，它存在的时间比较短，甚至比不上在中国的外商证券交易所存在的时间长；其次，除了在洋务运动和汪伪政府时期有过短短的几年时间外，与近代中国工商企业的联系都很少，支持作用也不大，力度有限，再加上投机性强，破坏作用和促进作用并存等，总体来看，其对近代中国工业化的推动作用难以给出较高的评价。 在对近代中国资本市场加以关注和从资本市场的视角进行考察时，我陆续发现了近代中国企业自筹资金自救发展的多种方式，这也是近代中国资本市场多层次、多样化表现的特点之一。由于多种原因导致资金匮乏，近代中国的企业普遍存在负债经营的现象，因而产生了企业直接吸收社会储蓄、利转股、红利存券等募集资本的方式。

这些基于传统中国商事习惯演变出来的方式，加上钱庄、银行、证券交易所等，形成了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多种图景。对于这些发现和研究中产生的思考，我都遵照此前的师长教导，先写成专文求教于学界，再逐渐整合成书稿。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在此过程中，有许多需要感谢的前辈师长。我的博士生导师聂宝璋教授，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就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汪敬虞教授也给了我很多帮助，还记得他不辞辛苦地写信给上海的洪葭管教授帮我请教问题。吴承明教授更给了我数不清的指点和帮助。曾记得同住在北京安贞桥社科院宿舍的时候，我经常到他的居所去请教问题，近代企业吸收社会储蓄的问题就是在他的指点帮助下逐渐清晰的。

我在日本的指导教授滨下武志先生，在我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曾亲自陪同我去神户，介绍相关的学者给我认识，并帮助我在松本海事文库寻找资料。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眼前。还有信州大学的久保亨教授、日本都立大学的奥村哲教授、东京大学的田岛俊雄教授等一大批日本中青年学者的各种各样的帮助，无论是学术探讨还是平时交流以及资料共享等，都使我受益匪浅。 特别要提到东京大学的田岛俊雄教授，我们相识三十多年，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中间得到过他的多种帮助，还参加过他的课题组，一起进行过多种课题的共同研究，留下美好的回忆。 另外，还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吴景平教授，在他担任历史学系主任期间，正是基于他的邀请和帮助，2003年我调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工作，直接置身于上海这座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城市，这里丰富的史料和浓厚的学术氛围，使我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很多。2009年，姜义华教授将我的这个研究课题列为复旦大学教育部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重点项目，进一步推动了这项研究工作的进展。在这部书稿出版过程中，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史立丽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如今回顾这些人和事，感激之情溢满心间，难以尽述。 如今，书稿终于就要出版了，尽管十分粗糙，但我仍然希望这部对近代中国资本市场进行探索的书稿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起学术界和有兴趣的学者对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研究的关注，并能够对推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研究的深入起到积极的作用。

朱荫贵

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