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先生是我的业师，更是我治学、做人的楷模。有几件小事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先生经常告诫我们：“做学问一定要认真，绝不允许因草率而出错。”有一次，我写的一篇习作中将清世宗胤禛的“禛”字误作“祯”。先生看后，严肃地说：“这个字怎么搞错了?为什么不认真核对?”我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觉得在先生面前丢了脸。先生见我有些不知所措，又开玩笑地缓解一下紧张气氛：“四阿哥变成十四阿哥了，赶快改过来吧。”接着，先生又对我讲起他当年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因为粗心大意而犯的一个错误：将嘉庆朝的事记在了乾隆朝。因为乾隆帝在位60年，刚好一周甲，因此，乾隆各年的干支与嘉庆相应各年的干支是一样的。先生当年正是由于一时的疏忽，造成了错误。随后，先生对我说：“当时胡适先生把我好一通骂呀!”几十年过去了，先生仍将此事铭记在心。20多年了，我一直记着先生谈及此事时的严肃表情，他是在自责，更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我。尽管先生对我的错没有“好一通骂”，但对我的震动确实不小。  

　　先生知识渊博，往往是有问必答。但如果真有他不了解的内容，他绝不会随便应付，不懂装懂。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雍正朝的改土归流，在看文献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土舍”一词，使用情况极为繁杂，用法各不相同。于是向先生请教：“土舍”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如何准确把握它的内涵?先生说：“土司问题我没有研究，这个词我也说不清楚。你可以去请教王钟翰先生，王先生写过一篇雍正朝改土归流的文章。”并鼓励我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尽管我没能从先生那里得到答案，但他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却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数年后，我终于写成了《土舍考》一文。  

　　孔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先生正是如此。1980年，历史所清史研究室编辑《清史资料》第三辑时，准备刊出谢国祯先生所藏旧抄本《银谱》，那是乾隆初年宁寿堂使用的鉴定银子成色的一本手册。因为该书颇多俗字、行话，  

　　艰涩难解，难以找到合适的标点者，因此，编辑者便请商先生标点。我在先生家见到那个抄本，对其中大量的专业术语根本看不懂。我想，也只有先生可以承担这一工作。其实，先生也有一些不了解或拿不准的地方。有一天，先生把我叫去，给了我一张卡片，上面抄了书中的七八个术语，如“边枯”、“马牙”、“麻布森”等，对我说：“听说令堂在银行工作，烦劳向银行的专家请教，这几个词作何解。”后经家母询问当年负责金银兑换的退休老人，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仍有两三个词不得其解。当我把材料交给先生时，先生一再表示：“一定请令堂转达我对银行老同志的感谢!”在《清史资料》出版时，先生特别写了一段“标点后记”，其中说到：“谱中所用鉴定术语颇多，曾向此业当行老手领教。以古今用语不同，且已无此货色，难于尽作明确解说。”  

　　先生处世，一向淡泊名利。先生成名很早，但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初已任中法大学教授的他，到北大后一直是副教授，直到我们考上他的研究生。对于生活历程中的诸多坎坷，先生都能坦然面对，且从不计较什么名份、地位。与先生同时期的人早已是教授了，先生与他们在一起时没有一点点的不自在，照样是谈笑风生。想想先生当年70岁的高龄，仍顶着“副教授”的头衔，我看不出他哪怕有一点点的羞涩与不满。1980年，北京旅游系统组织了一个四五百人的报告会，请先生去讲明清史中的一些基本知识，并事先提出了几十个具体问题。因为报告地点在宣武门的越秀大饭店，离北大较远，因此，师母让我陪先生一起去，路上好有个照应。进场后，先生被请上主席台，我坐在台下的第一排。报告开始前，主持人宣布：“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商鸿逵先生为我们作报告，大家欢迎!”当听到“副教授”三个字时，我感觉很不自在，有点坐不住了，可先生还是笑容可掬地坐在那里。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对先生说：“主持人太不懂事了，说教授有什么不行，还把‘副’字念得那么重。我听了直冒汗。”先生笑了笑说：“你这是怎么啦?副教授就是副教授，去掉‘副’字就舒服啦?我都没什么，你冒什么汗?”想到先生在台上侃侃而谈，两个小时生动风趣的演讲，报告结束后的热烈掌声，以及会后诸多人的尾随请教，我不由得对先生产生由衷的敬佩。同时也为自己的言行感到惭愧，古语云：“不矜贵，何羡名。”先生正是如此。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6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