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江海关的设立和江苏的海运出海口由太仓浏河南移上海，不断成长和富裕起来的沙船商人，在上海传统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而当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他们又在上海逐步成为中外贸易的商品集散地和最大的商业港口城市的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正是在上海开埠之后的1840年代后半期以及之后的整整十年，沙船商人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当1860年代初西方的蒸汽轮船运输业和保险业在上海兴盛发展起来之后，沙船商人遭遇了巨大挑战，一面是沙船商人继续顽强地经营沙船业，一面是在沙船业的黄金时期培养出来的沙船商人大家族后裔，虽然开始走上与父辈完全不同的近代性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外交等职业道路，但却又继承了父辈关心参与地方事务的精神，对上海近代社会的变迁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键词：上海沙船商人；传统城市化；近代社会变迁
伴随着江海关的设立和江苏的海运出海口由太仓浏河南移上海，不断成长和富裕起来的沙船商人，在上海传统城市化的进程中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如他们既是与上海本邑经济有密切关系的商船会馆、布业会馆和豆米业会馆董事，又是上海文化教育管理机构“文庙洒扫局”的“司总”“司季”“司月”等的重要担当者，并还是上海各种慈善机构如同仁堂、辅元堂、果育堂和仁济堂等的组织者和常年经费供给者，与上海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项地方事务有密切的关系，认为他们推动了上海的传统城市化并非过分。当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他们又在上海逐步成为中外贸易的商品集散地和最大的商业港口城市的发展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正是在上海开埠之后的1840年代后半期以及之后的十年，沙船商人迎来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当1860年代初西方的蒸汽轮船运输业和保险业在上海兴盛发展起来之后，沙船商人遭遇了巨大挑战。一面是沙船商人继续顽强地经营沙船业，一面是在沙船业的黄金时期培养出来的沙船商人大家族子弟，虽然开始走上了与父辈完全不同的近代性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外交等职业道路，但却又继承了父辈关心参与地方事务的精神，对上海近代社会的变迁发挥了重大作用。以下对上述结论进行述析。[１]
一、沙船商人与上海传统城市化
1684年康熙开海禁，次年清政府设立江海关，这给上海由滨海村落发展成为港口城市带来第一个历史性变化。如乾隆四十九年修的《上海县志》卷一《风俗》称：
自海关设立，凡远物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衔，帆樯比栉，不减仪征、汉口，而闽广各商，待贩本地木棉，盘泊需时。[2]
《嘉庆上海县志》卷首之“前上海知县陈文述序”称：
上海为华亭所分县，大海滨其东，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
同一县志卷一《风俗》又称：“自海关通贸易，闽、粤、浙、齐、辽海间，及海国舶虑刘河淤滞，辄由吴淞口人，舣城东隅，舳舻尾衔，帆樯如栉，似都会焉。率以番银当交会，利遇倍蓰，可转＿懋迁致富。”[3]上海由滨海村落发展成为港口城市的第二个历史性变化，则是原来江苏地区的海上航运出海口由太仓浏河南移上海。这是一个始于明代的长期过程，寓居上海的晚清人王韬所谓：“苏郡濒海诸邑镇，聚贾舶，通海市，始集于白茆，继盛于刘河，后皆淤塞，乃总汇于上海。”［4］
而利用了上海“天然之交通，’的运输工具，决定上海最终由滨海村落发展成为繁荣港口城市的，是起源于崇明地区的沙船。如1825年政府官员齐彦槐在《海运南漕议》中记载:
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自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沙船有会馆，立董事以总之。［5］
再如刊行于1838年的江苏金匮人钱泳的《履园丛话》记载：“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户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实，有数十万之富者。每年载豆往来，若履平地。”［6］而清末民初人李维清在１９０７年刊行的《上海乡土志》“沙船”篇中称：本邑地处海疆，操航业者甚多，通商以前（指上海开放为通商口岸之前），俱用沙船……浦滨舳舻衔接，帆樯如栉。由南载往花布之类，曰南货；由北载来饼豆之类，曰北货。当时本邑富商，均以此而获利。”[7]
事实上，上海地区的沙船不但航行北洋，还有多名沙船商人曾在1688到1704年远赴日本的长崎进行远洋贸易。[8]
在有关沙船业和沙船商人的资料中，常见“号商”这一名词。所谓号商，则指开办沙船号的商人，他们既是沙船的拥有者，亦是沙船运输业的经营者（其中，也有将部分沙船出租给他人经营者）。沙船号商一般并非单纯经营沙船运输业，而多半的人还兼营钱庄、布业和豆米业等其他商业行业。如嘉道时期属沪上四大船商的“沈生义”号的沈氏家族，兼营棉布业、豆米业；“王公和”、“王利川”号的王氏家族，兼营苎麻业、布业；“郁森盛”号的郁氏家族，兼营的更多，如仓储业、修船业、典当业、酱油业和豆米业等商业。再如咸丰年间属沪上八大船商的“王永盛”号的王氏家族，亦兼营布业和豆米业；“经正记”号的经氏家族，则兼营钱业；“李久大”号的李氏家族，亦兼营钱业、酱油业等商业行业。
沙船业的兴盛发达，自然带动了上海其他商业行业的繁荣。如1879年１月20日的《申报》称：“南市以沙船号家为第一大生意，而花布、糖、米、北货以类从焉。”1885年３月20日的《字林沪报》称：“本埠南市，华商聚会之所在也。码头鳞次，铺户栉比，大小行号，咸借沙、宁诸船为转运，持米、麦、油、豆为大宗。”1888年１月15日的《字林沪报》又称：
今日之上海，哄然为通商总汇，闾阎栉比，廛肆鱗次，人生日用所需之物，入市求之无弗备，亦可称官山府海，中国第一热闹埠头矣。然而以操业论，则南北两市颇觉不同。南市之巨擘，曰钱庄也、花栈也、米麦行也、沙船号也、绸布油铁竹木药材也。
同年５月11日的《宇林沪报》又称：“南市之商家，推沙船为巨擘，最盛时多至二三千艘，帆樯所至，货物流通，若油、豆饼诸项，由此进口。”后来所编的《上海钱庄史料》亦指出：“上海自有沙船业，而后有豆米业。……盖因豆米业之发展，北货业随之而开张，款项之进出浩大，金融之调度频繁，钱庄业顺其自然，得有创业成功之机会。”[9]正因此，沙船业在沪上经济的枢纽地位在各商业行业中达成共识。而与沙船运输业有最直接关系的上海地方公共建筑——位于马家厂的“商船会馆”，“崇奉天后圣母，其大殿戏台创建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洎乾隆二十九年（1764）重加修葺，添造南北二厅”。“嘉庆十九年（1814）锡金同人铸铜鼎，崇明同人建两面看楼；后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众号商建造拜厅、钟鼓楼及后厅内台等所，盖极缔造之巨观矣。”与1844年扩建的同时，商船会馆组织章程亦趋于完善，“会馆事务，悉归号商经理”[10]，而延聘主理馆务者均系有地位的地方绅士。如早在１８４４年商船会馆扩建前所聘主理馆务的石韫玉（1756-1837年，字执如、琢堂），乃乾隆五十五年状元，１８０７年自山东按察使任上病退后，主讲紫阳书院二十余年。[11]
正因为上海是依托开放性的沙船业发展起来的城市，最初来上海发展的沙船商人多是属于上海周边地区的外来人，故沙船商人占主导地位的上海少保守性而多开放性。如1843年上海作为南京条约第一批开埠的口岸城市，其开港和租界的建立未遭遇如同广州、福州那样的阻碍，在1856年上海县迁建敬业书院和关帝庙以及1861年“西人请还天主堂”等与西方人有关的事情中，其间也未发生如同南昌、湘潭等地那样的教案。
二、沙船商人对上海政治、经济、社和文化等地方事务的参与和管理
自沙船商人获利并逐渐成为富裕阶层后，他们就积极参与上海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活动，并成为这些活动组织的管理阶层。
道光十三年上海的学宫文庙始设洒扫局，这事实上是一个文化事业机构，它除了负责文庙的卫生治安事宜外，还负责诸如“邑中节孝贞烈妇女，悉归上海学洒扫局绅士采访事实，合例者书之于册”等事宜。［12］而首列文庙洒扫局的两位“司总”，为嘉道年间上海四大船商中“朱和盛”号的朱增沂（号泰泉）和“郁森盛”号的郁泰峰。这些通常应该由科举正途出身的地方头面绅士人物担当的角色，之所以由大沙船商出任，其根本原因在这些大沙船商对地方事务长期的贡献。如“朱和盛”号的朱氏家族。1804年上海县建慈善机构“同仁堂”，朱家“出资为倡”；1813年上海“重修邑志成”，朱家“捐梓”；1820年疏浚吴淞江，朱家出资出力，列名四位董事之一；１８２２年“学宫以飓毁”，朱家“捐资重修”；1828年朱家与绅商陈焕“倡捐公助宾兴、计偕、蕊珠书院经费，载艺林盛举”。［13］正因朱氏家族如此尽力于地方政治事务，1833年朱增沂乃得以出任文庙洒扫局“司总”。[14]同为“司总”的“郁森盛”号郁氏家族，其对地方事务的贡献亦不下于朱氏。
地方慈善事业是上海城市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王韬如此称道道咸年间上海的慈善事业：“沪上善堂林立，而推同仁辅元堂为巨擘。经费之裕也，章程之善也，而董理者尤能以实心行实事。凡恤嫠、赡老、施棺、舍药、栖流、救生，以及孤幼、残疾，无不有养。”［15］而沙船商人则是上海地方慈善事业的主要创办者和常年经管者。如朱氏家族几代子孙均为同仁堂、辅元堂（二堂之后合并为同仁辅元堂）和果育堂等慈善机构的重要出资者，故长期担任这些慈善机构的司总和司事等重要职务。而“经正记”号的经纬（芳洲）家族，亦在同仁堂、果育堂和之后的同仁辅元堂中担当职务，其沙船商号甚至就设在同仁堂内。另外，拥有两个沙船商号“沈生义”、“沈德记”号的沈氏家族，亦曾担当过同仁辅元堂的司总和果育堂的司月等职。而嘉道咸年间前后拥有“王公和”、“王如川”、“王利川”和“王春记”多个沙船商号的王氏家族的子弟王寿康，因1835年“捐建合邑节孝祠，赏加盐运司提举衔，二十二年海疆经费钦加知府衔，即选直隶州知州”。[16]捐建节孝祠不但使王氏家族在道光年间地位骤增，而且长期跻身于上海有影响的绅士行列。如县志记载：文庙洒扫局的款产“向由司总会同捐建节孝祠之王氏后裔管理，光绪二十一年起议定公举洒扫局司月两人，王裔两人，凡四人轮年管理”。［17］
沙船商人在第一代创业成功进入富裕阶层后，迅速安排部分子弟攻读科举，同时他们也开始捐助上海的地方教育机构。如1828年在已有敬业书院为上海县学的情况下，上海又新设蕊珠书院，创始者声称该书院“系本城绅富捐资，外邑人不得阑入，今著为令甲”。［18］而所谓“本城绅富”，沙船商人应是重要的一支。因此如“朱和盛”号的朱氏家族、“王利川”、“王公和”号的王文源、文瑞家族肖星记”号的肖缙家族，“王永盛”号的王承荣家族，以及“郁森盛”号的郁氏家族等沙船号商，有子弟已经通过获得科举的最低功名，再通过或捐输或捐纳等渠道，不再纯属商人身份，而兼有绅商之名分了。如前述朱氏家族，县志就有其“捐修敬业书院倡捐公助宾兴、计偕、蕊珠书院经费”的明确记载。［19］1838年蕊珠书院“又售院旁民居”扩展规模，其专“为本籍举贡生童月课文会之所”的章程，一直延续至光绪三十一年“停止课试”，而且其课试的条件远较“为本籍、客籍举贡生童月课文会之所”的敬业书院为佳。［20］再如１８５６年移建县学，“王利川”、“王公和”号的王氏家族的王庆勋、庆均兄弟，均列于“监工绅士”之位。
最能够说明沙船商人参与地方政治社会事务的，是1855年５月上海最大的八名船商出任改造和重建之后的上海地方治安机构捕盗局的董事。尽管事情的原委是为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处理上海军务的吴煦，希望利用此举令沙船商人为捕盗局的运营捐出更多的经费。如吴煦在上禀吉尔杭阿此次改组捕盗局的禀文中称：
此次公举绅商王承荣（“王永盛”沙船号商）、肖缙（“肖星记”沙船号商）、经纬（“经正记”沙船号商）、王庆荣（“王公和”沙船号商）、郁松年（“郁森盛”沙船号商）、沈大本（“沈生义”沙船号商）、郭长祚（“郭万丰’’夹板船号商）、李成九（“李久大”沙船号商）等八人为董事，分任缉捕支放各事，皆系业有船号者，情愿自备资斧，秉公在局办事。所收船捐，分储殷实各号商处，由该董事等公同结保，设捐项不敷应用，亦由号商暂垫，俟收有捐项归还。［21］
除经营夹板船（又称洋船）的郭长祥之外，其余七名均为上海此际最大的沙船商。曾于道光末年主持过上海船商会馆的沈宝禾，1856年初来沪，并据“船商会馆主关书”遍访沙船主，其日记留下此际大沙船商人的名录，恰可与1855年吴煦上禀的捕盗局董事名录相比照。如沈宝禾1856年２月１日的日记记载：
昨（潘）清泉交到船商会馆主关书。今早即拜王永盛桐村于咸瓜街，郁森盛泰峰于乔家浜，沈生义晚香、王公和仁伯、棣庵于新马头，李久大也亭于王家马头，郭万丰鬯庵于小东门里洋行街，经正记芳洲于药局弄同仁堂，肖星记棣香、绿生于屠家湾，此为船商之最著者。［22］
在上海地方政府受太平天国和小刀会的威胁时，他们希望沙船商人提供经费援助。如1856年９月松江知府袁芳瑛在向吴煦的报告中提到向上海沙船号商劝捐的情况，所谓：
至劝谕绅商捐输钱炮，查上海富户多在商不在民，而号商皆有号货，号货又尽在沙船。所有从前助饷及现时捕盗经费，出自沙船，即出自号商，而现在豆色加捐，又皆归号货，层层归宿，无不出自众商，已属筋疲力竭。惟号商究多殷富，尚可设法劝谕。从前助饷船捐，系按船分五等系奉饬商号郭万丰、郁森盛、李久大、经正记、肖星记、沈生义、王永盛、王公和经收，请给道宪印照。［23］
又如1857年８月６日吴煦给前江苏按察使查文经的一份报告记载：
因上海富户每以沙船为业，复又议定在于各沙船进口时，按船只之大小定捐数之多寡，共拟船捐报效银二十万两……当奉将现议沙船报效银二十万两，及向办沙船进口时投缴船货捐，每年约捐银一十二万两，并为一款，酌定捐数，另行设局，于六月初一日为始，照新定之数收缴，每年约可捐银六十
万两。［24］
正因为船商每年至少要向上海地方政府捐助六十万两的防务经费，故当1858年６月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有开放登州和牛庄等北方口岸条款后，吴煦受上海船商之托，促成清廷中央的谈判代表桂良等人在该年11月8日在上海与英国代表额尔金签署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沖规定了所谓“豆禁”的条款。即原由上海沙船走北洋航线贩回的豆石、豆饼等，在“登州、牛庄两口者，英国商船不准装载出口”。之后，当太平军进攻上海，上海地方政府与租界的西方人联合中外会防，沙船商人亦一直配合此时已出任上海道台的吴煦的活动，始终为其捐资。尽管具体的捐资数目不详，但在中外会防阻止太平军进攻上海的关键时刻，其捐资数目自然不少。
1862年上半年李鸿章率领淮军抵达上海，５月他被清廷授署理江苏巡抚，自此直到1866年１月，李鸿章先后四次应由“王永盛”、“郁森盛”等出面的沙船号商之请，向清廷上奏提出变通地实行“豆禁”（1862年2月19日，在清廷“借师助剿”镇压太平军的形势下，上谕取消了英国人坚决反对的“豆禁”）以及为漕粮北运的沙船在回航时从天津、牛庄等地贩回的货物免税等请求。李鸿章的做法，自然是与回报沙船号商向其淮军提供巨额军饷资助有关。
三、１８４３年开埠后沙船商人对促上海近代中外贸易的贡献
上海沙船业的黄金时代是在道咸时期。先是“道光六年（１８２６），沙船在上海受雇，载江苏布政使司属额漕五十余万石，由海运抵天津兑交官。拨驶鲸波五千余里，不两月蒇事，米数无所损失，而质坚色洁，为都下所未见，中外庆悦”[25]
因为上海为此次漕粮海运的出海口，参与漕粮海运的“沙、蛋各船一千五百六十二号”，自江苏“各郡并集”浦江，“自南及北五、六里，密泊如林，几无隙处”。［26］故沙船业与其连带的上海其他商业获得一次大发展的机遇。之后，尽管从道光末年咸丰初年开始，重又启动的漕粮海运带给上海沙船商人种种获利机遇，但上海沙船商人最大的获利机遇是在1843年上海作为中国第一批口岸城市开港之后。因为本土资料的缺乏，要想比较详细地叙说上海开港带给沙船商人的获利机遇很难，但通过西方人在中国办的报纸和英国驻上海领事的报告，大体上仍然可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据钱泳的《履园丛话》载：在上海开港之前，沙船北航“常时放空北去，而必以泥土砖石以压之，及装豆回南，亦无货不带。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是海船去空而回重”。［27］而1843年上海开埠后，由于不断增加进口的外来商品数量，令沙船北航时有了充足的货源而不再放空，沙船商人再凭借原有的北方销售网络，从而获得更丰厚的收益。如1851年2月22日的《北华捷报》中的题名为 《帆船贸易》的文章报称：
上海和山东之间帆船贸易盛行一时。豆、豌豆、油粕等每月从山东运至上海。这些帆船的船主基本上是上海及近郊居住的人，极少也有山东籍船主。帆船贸易所雇用的多种类船舶至少有１５００艘左右。上海在住最大的船舶所有者叫Sing Yun，据报告他拥有帆船60艘。［28］
[1]关于上海沙船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陆续有研究，如萧国亮的《沙船贸易的发展与上海商业的繁荣》（《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４期）；李国环的《清代上海地区沙船业的兴衰》（《南京经济学院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等论文，以及《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的第一章《鸦片战争前的上海经济》，均对上海沙船业有过专门讨论。关于对沙船商人及其家族的研究，则如易惠莉的《上海城市化进程与本邑绅商及其家族史的衍变》（《上海研究论丛》第十五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饶玲一的《清代上海郁氏家族的变化及与地方之关系》（《史林》2005年第２期）、易惠莉的《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学术月刊》2005年第４期）、王莹莹《从沙船起家到科举人仕——上海早期沙船主葛氏家族研究》（2009年华东师大硕士学位论文）、刘锦《上海船商:19世纪的家族衍变史》（2015年华东师大博士学位论文）等论文，亦有过探讨。但从“沙船商人与上海传统城市化和近代社会变迁”的角度，进行专题讨论的研究似不多见。
［２］转引自松浦章著《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3］王大同修：《嘉庆上海县志》卷一，嘉庆十九年（1814年）版，第42页。此条引文信息得自《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特此说明。
[4］王韬：《赢燸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3页。
［5］齐彦槐著：《海运南漕议》，载《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八《户政二十三》，光绪戊子（1888）年
上海广百宋斋校印本，第13页。
［6］钱泳：《履园丛话》（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108页。
［7］李维清：《上海乡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7页。李维清乃《嘉庆上海县志》主纂者李林松之曾孙。
［8］据日本学者松浦章的研究，在1772和1780年又曾经有两艘上海沙船赴长崎贸易。见松浦章著：《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第74、90～95、97页。
［9］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９页。
［10］《重修商船会馆碑》，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6页。
［11］参见李铭皖、谭钧培修：《苏州府志》卷八三，光绪五年（1879年）版，第23~24页。
［１2］王韬：《瀛燸杂志》，第７１页。
［13］“宾兴”、“计偕”系两笔资助参加乡试本邑士子的“存典”生息基金。
［14］朱家的事迹，均可见于《嘉庆上海县志》和应宝时修《同治上海县志》同治十一年（1872年）版。
［15］王韬：《瀛燸杂志》，第29页。
［16］《同治上海县志》卷九，第23页。
［１7］吴馨修：《上海县续志》卷九，1918年，第６页。
［18］王稻：《瀛燸杂志》，第30页。
［19］《同治上海县志》卷一四，第36页。
［20］《上海县续志》卷九，第９、10页。
［21］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四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2页。
［22］《忍默恕退之斋日记》，载《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0页。
［2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第175～176页。
［24］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第245～246页。
［25］《上海县新建黄婆专祠碑》，载《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45页。
［26］王韬：《瀛懦杂志》，第98页；《上海县续志》卷一，第37页。
［27］钱泳：《履园丛话》（上），第108页。
［28]转引自松浦章：《清代帆船东亚航运与中国海商海盗研究》，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