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历史中， 教育是人类传承文化的重要途径， 其组织形式主要表现为官学与私学两种类型。 八旗私学为清代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八旗官学长期并存， 不仅在加强国家伦理道德教化、 提升满族整体文化素养， 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使八旗子弟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 主动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信仰和认同， 并形成良性的文化互动与民族交融， 这对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有借鉴意义。 长期以来， 由于受研究对象和研究资料局限， 史学界大多集中探讨八旗官学和清代汉人私塾教育， 对八旗私学很少涉及。 近年来， 国内外学界在八旗私学问题上已从多学科、 多视角展开， 由于涉及教育史、 民族史、 文学史、 社会史等学科范畴， 研究呈现出分散状态。 本文结合前人关于八旗私学的研究， 尝试从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视角进行回顾， 以期总结研究趋势， 为今后研究提供借鉴。

一、 八旗私学的类型、 内容

学界对清代私学关注较早。 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 教育史学界重点考察蒙学教育的类型、 课程、 教材、 特点、 教学方式及教学法等内容， 出现了陈东原 《中国教育史》 （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 毛礼锐和沈灌群主编 《中国教育通史》 第三卷 （ 山东教育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李定开和谭佛佑主编 《中国教育史》 （ 四川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 刘秀生和杨雨青 《中国清代教育史》 （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等一系列通论性著作。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 随着学界研究日深和学术视角的转换， 学者们发现八旗私学教育的类型和内容呈现出多元文化融汇的特点。

（一） 类型。 与前代不同， “ 八旗官学、 旗人书院、 八旗义学、 旗人私塾构成了清代旗人完整的教育体系” （ 顾建娣 《清代的旗人书院》， 《近代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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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除八旗官学外， 八旗书院和八旗义学也属于官学范畴， 故不应纳入八旗私学类型。就旗人私塾而言， 学界主要以教育对象或身份为依据进行类型划分。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 （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３９６ 页） 在分析大量私家教育个案的基础上总结八旗私塾有本家家塾、 别人家塾， “ 或从某某人学习” 等类型。 刘小萌 《清代满人的家塾———以完颜麟庆家为例》  （ 赵志强编  《满学论丛》  第 ２ 辑，  辽宁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３４ 页） 结合清代八旗家塾实际情况对八旗私学的分类更为客观具体。  文章指出，  广义上家塾类型分为  “ 皇帝家塾  （ 上书房）”   “ 王府家塾” “ 旗人家塾” 三类； 同时， 依据清代八旗社会的阶层差异认为旗人家塾 “ 因家主身份地位之不同而呈现种种差异”，  具体分为两种：  “ 一种是世家显宦的家塾”，   “ 一种是民间私塾”。 这一分类颇有借鉴意义。 而针对皇子皇孙进行的上书房教育， 因教育群体的特殊性在学界研究中也多归于八旗官学教育范畴， 兹不赘述。

以上划分方式能够呈现不同阶层八旗私学的内部差异， 并展现其复杂性， 但忽略了八旗私学因借鉴同时代非旗人私学的模式而呈现出的与普通私塾所具有的共同点。因此， 笔者结合清代私塾类型与旗人阶层差异对八旗私学类型进行分类： 一是王府私学， 具体包括家塾 （ 多延聘教师）、 女塾、 小规模的私人教学 （ 奴仆教育） 等不同类型； 二是八旗贵族私学， 包括家塾 （ 教师包含亲属课读与延师课读， 生徒主要教授本家族子弟，  也有的吸收亲眷子弟共学的  “ 附学”）、  女塾、  他人创办的私塾  （ 外出就傅）、 族塾 （ 为周济家族创办） 等类型； 三是普通旗人私学， 有家塾 （ 多为贫寒之家父母课读）、 合办私塾 （ 合力出资出地办学） 及旗人自办私塾等类型。

（ 二） 内容。 虽然八旗私学内容广泛， 但就实际状况而言， 私塾教育与家庭教育对清代满族发展的影响更为突出， 是学界研究重点， 也是本文梳理的要点。

其一， 八旗私塾教育的内容。 满族家塾研究是当前学界的讨论重点， 主要集中在塾教内容、 特点、 教学主旨等方面。 王佐贤 《满族家塾》 （《紫禁城》 １９９０ 年第 ２ 期） 结合自家家塾介绍了京师满人家塾的布局。 指出塾教以学习识字描红、 读汉文儒家经典、 练习汉字书法等蒙学教育及学习经史的科举教育为主，  同时注重满语教学， 进行 “弓、 刀、 石、 马、 步、 箭、 射柳、 击球、 滑冰” 教育。 该文是反映满族家塾概况的珍贵史料， 显现出清代满人家塾教学内容的多元化， 不仅学习儒家文化， 重视满语骑射， 还训练武功和进行满洲传统文化教育。 王锺翰 《满族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贡献》 （黄爱平、 王俊义编 《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开始将八旗私学与官学放到同等地位并称  “官私学校”，  可惜并未展开讨论。

自 ２０ 世纪末至今， 国内外学界对八旗家塾问题研究日益加深。 刘小萌的研究较为系统全面， 他既关注王府家塾， 也深入论述清代满人家塾。 他的 《爱新觉罗家族全书 １： 家族全史》 （ 吉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第 ２４２ 页） 指出清代 “ 王府家塾与民间私塾有种种不同”，  王府家塾更注重塾教礼仪。  其学习内容包括启蒙阶段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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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读 《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等； 在科举教育阶段， 读汉文 “ 四书” “ 五经”，  学习满语，  读满文  “ 四书”   “ 五经”  及学习公文奏对用语；  同时延请满洲师傅教授骑射。  他的  《清代满人的家塾———以完颜麟庆家为例》  （ 第 １３７—１４０ 页）  以麟庆家族为个案进行研究，  认为满人私塾  “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  “ 以儒家文化为根本”，包括开蒙识字与科举教育两个阶段， 其塾教主旨是 “ 通过科甲正途， 博取功名”。  可见， 满人塾教在教学宗旨、 教学内容、 教学阶段等方面与汉人私塾无别。 同时指出， 虽然满人塾教以儒家文化为主， 但并非不注重满语骑射教育， 只是 “ 传统教育效果不彰”，  清代中后期骑射技艺的  “ 娱乐功能已超过教育功能”，  “ 满语教学也往往流于形式”。 文章还全面论述了家塾层次、 塾师等差、 家塾区别、 生徒成分、 塾教内容及满族文化教育等满人家塾的特点， 是当前关于八旗家塾研究的重要成果。

杜家骥通过考察京旗驻防麟庆、 英和、 阿克敦、 长龄、 法式善、 铁保及地方驻防的文祥家族等八旗贵族群体的家塾教育情况， 认为除满语骑射外，  其他教育内容与汉人无异。 对满语骑射的重视体现出满人文武兼习， 强调满语、 骑射的特点。 同时他还指出旗人私家教育主旨因人而异：  有的为  “ 谋得一官半职，  不再深造”，  有的因家庭安排或自身追求科举入仕。 这一结论是作者研究了多个具体个案而得出的，  因此更客观。 （《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 第 ３９６ 页）

还有学者从个案入手梳理家塾教育内容和一般特征。 刘德鸿 《 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  第 １９８ 页）  指出纳兰性德自幼受学于家塾，  儿童时代主要是  “ 进行伦常礼教的教导”，  教学内容包括骑射技艺和满文教育，  除识字、  习字外，  主要是诵读儒家经典。  美国学者柯娇燕  （ Ｐａｍｅｌａ  Ｋｙｌｅ Ｃｒｏｓｓｌｅｙ）  《孤军：  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  （ 陈兆肆译、  董建中校，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研究了晚清杭州驻防苏完瓜尔佳氏， 认为其在家庭教育中仍然注重学习满文。  刘惠  《清代满族精英的私学教育与文化选择———以阿桂家族为例》  （《民族教育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认为， 阿桂家族私学教育内容包括儒学科举教育、 伦理道德教育和满语骑射教育三方面。

以上研究成果史料丰富、 视角多元， 反映出史学界对八旗家塾问题的关注， 但整体思考和深入解读不够，  研究呈现出  “ 表面性”，  不少问题还有待思考和深化：  一是八旗家塾因办学主体经济水平和文化高低而呈现出一定差异，  这些差异具体表现在哪里？ 不同阶层满人家塾的塾教内容有何不同？ 塾教目的和塾教方法有何差别？ 这些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是在研究中， 研究对象和研究时段的选取对八旗私学的整体和全面研究会产生影响， 因此需要打通清代前期、 中期、 后期不同时段， 从整体上分析清代八旗私学的阶段性变化和特点。 三是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满族家塾的儒家经典教育方面， 但除了满语骑射等具有满族特色的文化、 礼仪、 习惯及道德等内容及汉文化的内容外， 学者也要关注满、 汉文化以外的多元民族文化教育， 并将满族家塾内容与教学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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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学习教材、 教学方法等教育问题与历史研究相结合。

其二， 满族家庭教育内容。 私学教育主要有家传和师授两种形式。 家庭教育作为八旗私学的重要内容， 学界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首先， 关于儒学文化知识和道德教育的研究。  滕绍箴  《论清代完颜世家及其家教———评江南河道总督麟庆》  （《民族研究》 １９９３ 年第 ２ 期） 较早论述麟庆的家教内容及效果， 认为家庭教育是 “ 忠孝、 品德、 事业、 家声、 官声、 晋爵等世家传统教育及文化熏染” 等。  韩大梅 《清代八旗子弟的家庭教育》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 认为 “清代八旗子弟的家庭教育主要从文化知识和道德修养两方面入手”，  但讨论对象是较为特殊的皇族群体，  缺乏普遍意义。 其次， 关于满洲旧俗与家风家训教育的研究。 刘小萌 《关于清代北京旗人谱书： 概况与研究》 （《文献》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指出满族族谱中的族规， 宗规是家族教育的重要方面； 杜家骥 《清代满族家谱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５ 期） 认为家谱记载的满洲风俗、 家规家训等也是家族教育的重要内容。

以上成果展现出八旗家庭教育的丰富内容。  已有研究多集中讨论儒家文化和伦理道德教育， 对满洲文化教育等多元内容研究不够。 关于家庭教育方式 （ 祖训、 庭训、慈训、 母训）、 教学方法、 满文教材， 以及家庭教育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还可以拓展。史料方面学者注意到满族家谱中的教育内容， 这是一个很好的突破。  以此为线索深入展开， 爬梳和整理家谱文献中关于八旗私学教育的内容，  以及探讨家谱与八旗私学教育的关系， 仍是继续努力的方向。

其三， 八旗女性教育内容。 清代八旗女性接受教育并非个案， 女性教育是八旗私学容易忽略但却重要的内容。 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八旗女性教育经历的考述，  并呈现出文学史、 妇女史和教育史交叉结合的趋势。 董文成 《杰出的满族女诗人佟佳氏》（《满族论丛》， 辽宁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 梳理了佟佳氏自幼受母启蒙读四书、 诸子、 小学等书， 聘请五位家庭女教师读书、 学诗的情况。 祝注先 《清代满族、  蒙古族的妇女诗歌》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１９９７ 年第 ４ 期） 对纳兰氏、 佟佳氏、 恽珠、顾太清、 那逊兰保等八旗女诗人的教育经历及学习内容有所述及。  杜家骥 《清代蒙古族女诗人那逊兰保及其相关问题考证》 （《民族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论述了那逊兰保在王府家塾读书、 学习汉满文化教育， 随外祖母及家塾教师学习诗、 经的情况。刘小萌  《清代满人的家塾———以完颜麟庆家为例》  （ 第 １３５ 页）  关注到八旗女塾的特殊性， 指出八旗女塾在教学宗旨、 教学内容与一般的家塾有别， 其教学主旨并非科举功名， 而是 “ 培养闺中女子的文化素养、 道德伦理”。

可见， 当前八旗女性教育多以其他研究附属的形式呈现，  由此反映出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不足， 相关方面探讨有待深入， 具体而言： 清代诸多八旗女性的教育史料亟待整理； 除典型个案， 更多八旗女性的教育经历有待考证； 八旗女塾的教学对象、  主体、 内容、 特点， 以及与男性教育的对比研究也需要系统展开。 因此， 在中国古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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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史料与撰述缺失的情况下， 今天关于八旗女性教育研究需要从多学科、  多视角进一步深化。

二、  八旗私学的塾师

“ 塾师”  为旧式私塾教师，  又有  “ 西宾”   “ 馆师  （ 馆客、  馆宾）”   “ 蒙师”   “ 经师” “ 课师” “ 先生” “ 夫子” “ 老师” “ 门馆先生” “ 冬烘先生” “ 猢狲王” “ 青毡生（ 青毡客）”  “ 青袍先生”  等诸多称谓。  塾师是明清社会史的研究热点之一，  国内外学界主要集中探讨明清塾师的构成、 活动、 生活、 收入等问题。 塾师在八旗私塾教育中居重要地位， 由于旗人延聘塾师族群身份及选聘标准的差异， 突显出塾师在清代多元民族交往中的独特性。 当前相关研究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 一） 塾师选聘标准。 因族群身份、 政治特权、 文化基础和经济能力等方面差异，  八旗塾师的选聘标准必然与汉人塾师有所区别。  刘小萌  《清代满人的家塾———以完颜麟庆家为例》  （ 第 １３４—１３５ 页）  考察了旗人延聘汉人塾师的普遍性及八旗内部不同阶层塾师选聘标准的差异性， 认为满人的 “ 塾师身份有高低， 水平有优劣， 其间差异大致与家主的地位相对应”，  其中满洲科举世家以  “ 高水准的汉人师傅执教家中子弟”，  而一般普通满人家庭  “ 塾师一般为具有最低级功名的秀才或无功名童生”。 这一说法根据阶层差异对选聘标准进行区分， 具有一定客观性。 此外，  学界研究了八旗私学中贵族塾师的选聘， 雷炳炎 《清代社会八旗贵族世家势力研究》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１６０ 页） 指出八旗贵族择师时 “ 往往延聘名儒硕学之士，  以教子弟”；  陈章  《汉人馆师与满人汉化———以明府为例》  （ 周伟洲主编  《西北民族论丛》 第 １８ 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６８—２６９ 页） 认为康熙以后“满洲勋贵延揽汉人任馆师并不罕见”，  所择馆师往往  “在某一领域必有杰出造诣”。

八旗塾师的选聘标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代八旗私学的特点， 相关研究体现出学界对八旗塾师研究的日益深化。 但还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偏重八旗贵族塾师选聘， 忽视不同阶层塾师的差异性研究，  从而难以从整体讨论清代八旗社会内部由私学呈现出的差异问题。 二是分析塾师选聘标准不能仅关注教师一方，  还应从选聘主家、 教授学生乃至更深层次的政治背景、 社会关系出发进行综合考察。

（二） 清代汉满师生关系。 清代旗人在私学中聘请汉人担任家塾教师， 汉人塾师与八旗子弟、 家长之间进行长期教学互动， 还建立起一种超乎普通教学关系之外的特殊师生关系， 体现了清代多元民族文化的互动。 董文成 《杰出的满族女诗人佟佳氏》 考订满族佟佳氏与习幽女史、 梅轩女史等五位汉人女教师在日常生活、 诗歌唱和、 文学创作方面的交游， 这些交游体现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和文化互动。 可惜这些内容并非文章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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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也未深入展开。  刘德鸿  《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  属于较早对八旗塾师进行集中探讨的成果， 考察了丁腹松、 查慎行、 唐孙华、 吴兆骞等在明珠家担任西宾的汉族文士及其与纳兰性德家族的交往情况。 但文章仍侧重于以文人交游为基础的考订梳理。

随着学界研究的推进， 关于汉人塾师与八旗子弟师生关系的探讨不断深入，  从关注师生日常交往、 文化交流等到研究师生关系对清代政治、 社会、 思想文化交融影响等深层次的讨论。 杜家骥 《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 （ 第 ４０９ 页） 对八旗私学中汉满师生关系认识较为全面、 深刻， 不仅看到汉满之间结下特殊师生情谊和 “ 高雅的文人友情”，  而且敏锐发现舒赫德为汉人业师因私违法，  “ 超过了满汉关系”。  陈章  《汉人馆师与满人汉化———以明府为例》  （ 第 ２６９ 页）  突破前人研究思路，  深入考订家塾馆师与明珠家族的复杂关系，  进一步指出满洲勋贵的提携和推荐对汉人馆师的仕进之路有极大影响， 最终使得西宾这一职业 “ 成为踏入侯门之终南捷径，  甚至变为延续数代之事业”。 刘惠 《民族互动与文化认同： 基于清代阿桂家族汉人塾师及其师生关系的考察》 （《民族教育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探讨汉人塾师与阿桂家族之间形成超越教学之外的特殊师生关系对满汉民族思想观念演变的影响。

汉满师生关系是从具体层面观察清代满汉民族关系发展的又一视角， 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现清代民族关系的实际状况， 因此具有研究价值和启发意义。  同时还应注意的是， 文化交往交融具有双向性， 当前研究往往只关注汉人塾师对八旗子弟的影响， 而满族对汉人塾师影响导致其出现 “ 满化” 的现象还有深入探讨空间， 这也是深入思考清代 “ 汉化” 问题值得注意的环节。

（ 三） 其他。 清代旗人注重延聘塾师教授子弟， 早有学者关注到八旗贵族延聘家塾师的普遍状况。 滕绍箴 《清代八旗子弟》 （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１９８９ 年， 第 ８１ 页） 研究了清代从皇帝到普通旗人尊师崇儒的风气，   考察了从皇子到宗室贵族和其他满洲世家贵胄 “ 投拜汉族名师门下” 的情况， 并梳理了文昭、 纳兰性德、 岳端、 允禧、永瑆、 汪笑侬等人拜师学习的情况。 刘小萌 《爱新觉罗家族全书 １： 家族全史》 认为爱新觉罗家族早在入关前即延聘汉族名士教习子弟，   清代宗室近支王公子弟也大多在府邸接受家塾教育。 杜家骥 《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 （ 第 ３８７—３８８ 页） 提出清代八旗私学广泛兴起于康熙中期以后， “ 当时满洲旗人大家延请汉族文人教读子弟”。

从个案考订八旗塾师也是该问题研究的另一思路。 刘小萌 《 清代满人的家塾———以完颜麟庆家为例》  考订麟庆、  崇实、  崇厚的塾师，  梳理了麟庆、  崇实、  崇厚、 英和、 文祥的就塾科考情况。 刘惠 《民族互动与文化认同： 基于清代阿桂家族汉人塾师及其师生关系的考察》 考订了阿桂家族满、 汉塾师的功名和籍贯等情况。

八旗塾师不见于正史辑录， 但零星记述于清代笔记、 文集、 家谱、  朱卷集成等诸多史料中， 特别是 《清代朱卷集成》 不仅列举了肄业师、 受知师， 而且记载了庭训及蒙师、 受业师、 训艺师、 清文师傅等塾师情况。 学界对八旗塾师的研究已取得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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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然而， 当前研究偏重于八旗贵族阶层中较为典型的塾师， 因此只能展现出清代庞大八旗塾师群体的一部分， 不能反映清代八旗塾师的全貌；  同时对贵族与普通旗人等不同阶层的塾师， 蒙学、 经学等不同教学阶段的塾师， 父母课业与专业塾师的区别， 八旗塾师群体的多族群性， 训艺师傅、 书画师傅、 曲艺师傅的实际状况， 以及汉人塾师的多重身份等诸多问题研究相对薄弱， 这些是今后研究需要着力的地方。

三、  八旗私学的影响

私学教育有助于满族文化素养的提升、 良好家风家教的形成及清廷人才的培养， 对维持清王朝满族的主体统治地位有重要影响。 滕绍箴 《清代八旗子弟》  指出清代八旗子弟与受业师相互交游， 使旗人在诗歌、 书画等方面受益颇多。 杜家骥 《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 认为清代八旗私家教育不仅培养了大批旗人官员，  还从整体上提高了满族文化水平。 雷炳炎 《清代社会八旗贵族世家势力研究》  指出八旗私学对旗人家风的有益影响， 有助于培养旗人重教好学风气和世代相沿的礼法家风。

以上研究均围绕教育对家族、 政治、 社会发展的影响展开讨论， 但随着研究视角的转换，  学界更多从民族关系融合和民族文化认同两个方面讨论八旗私学对清代多元民族文化交融的影响。

八旗私学展现出清代多民族之间的良性互动， 有助于消弭满汉民族隔阂和种族之见， 推动民族关系交融发展。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私学教育提高旗人文化水平，  促进满汉文化交融。  刘德鸿  《清初学人第一———纳兰性德研究》  认为满族以汉人为师传授汉族传统文化知识及写作技艺， 客观促进了满汉文化的融合。 雷炳炎

《清代社会八旗贵族世家势力研究》 （ 第 １６４ 页） 指出满族对汉文化的吸纳， 提高了自身文明化的进程， “ 加快了中华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其二，  八旗私学教育增进汉人对满族文化的理解， 促进民族关系发展。 杜家骥 《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 （ 第４０８、 ４０９ 页） 打破了考察满人 “ 汉化” 的单向研究， 从反向指出私学 “ 也改变了汉族官绅、  文人对满族的  ‘ 夷’  视”，   “ 对于缓解满汉矛盾、  消除隔阂，  以及调融满汉关系，  具有良性影响”，  具有启发意义。  刘惠  《民族互动与文化认同：  基于清代阿桂家族汉人塾师及其师生关系的考察》 指出汉满师生关系的文化互动， “ 也增加了汉人对满族文化的理解”，  从而减少了民族隔阂和种族之见。

八旗私学教育成为满、 汉两种文化沟通的桥梁和媒介，  在多元互动过程中有助于促进满汉民族文化认同的形成。 这些年来出现了 “ 汉化” “ 儒化” “ 满洲主体性” 等说法， 来分析清代满族的文化认同问题。 对此， 不少学者主要通过探讨八旗私学的复杂性予以回应。  刘小萌  《清代满人的家塾———以完颜麟庆家为例》  （ 第 １４０ 页）  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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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是否 “ 汉化” 的争论指出， 家塾是满人 “ 汉化” 的一条重要途径， “ 为满洲精英掌握儒家文化提供了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 才形成满洲不同阶层对汉文化的普遍认同”，  以及以此为基础的  “ 民族国家认同”。  陈章  《汉人馆师与满人汉化———以明府为例》  （ 第 ２７０ 页）  赞同  “  ‘ 满人汉化’  情况相当复杂，  不可一概而论”，  满汉交往中  “ 文化交融之多重性，  而非单一方向的汉化”，  同时指出明珠家族汉人塾师有 “ 被北人同化” 的现象， 认为这是当前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新方向。 刘惠 《清代满族精英的私学教育与文化选择———以阿桂家族为例》  通过研究满族精英私学教育指出当前研究理论的局限，  “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并非意味着满人被完全  ‘ 同化’”，  而过度强调 “ 满洲主体性” 容易忽视八旗私学影响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可见， 学界对清代八旗私学影响研究程度的深化和广度的拓展， 推进了清代民族关系的研究， 但仍有扩大的空间： 其一， 通过八旗私学探讨清代政治、 社会、 民族关系体现了该问题的研究价值， 但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京师八旗驻防。 地方驻防八旗私学呈现何种状态， 有何影响， 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八旗私学对驻防旗人文化身份认同影响如何， 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其二， 八旗私学在满族文化认同形成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差异。 满族在私学中进行本民族文化教育的同时， 也积极汲取其他文化的营养， 由此展现出满族文化认同的多层次性， 而且满族开始自觉加入中华文化大家庭， 体现了满族文化认同由多层次向核心层次演变， 这一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还需深入讨论。 其三， 八旗私学展现了清代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史实， 呈现出清代不同的族群经验和多元文化传统， 同时又证明了满族以开放、 包容的姿态与其他文化交流融汇，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注入了多元文化因素， 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向心力， 而其作用和影响也有待深入分析。

四、  总结与展望

八旗私学属于教育史研究范畴， 但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 教育史领域的既有研究或是侧重清代私学的整体探讨， 或是将八旗官学等同于清代八旗教育，  或是将汉人私学等同于清代私学。 可以说该问题很久以来并未得到教育史学界的真正关注。  直至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历史学界才真正关注八旗私学， 开始认识到八旗私学与官学同等重要， 但其研究处于比较浅显的层次： 这些研究或是从整体探讨满族教育， 或是注重考察满族家庭教育， 或是作为其他问题的附属进行研究；  特别是对于满族家庭教育的研究长期以来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 近年来， 随着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的日益加强， 以及研究史料的扩展， 八旗私学问题已得到学界广泛重视， 其研究深度和广度不断得到拓展。 进而出现了学科结合、 视角多元、 方法多样的研究特点： 有教育史领域在宏观层面的整体讨论， 有清史领域对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个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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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有民族史领域结合民族理论进行的辩证分析。 其研究内容也逐渐深入， 除了依据教育史框架对私塾类型、 内容、 方式进行讨论外， 学者也开始结合清代八旗制度、  文化政策、 民族关系等问题深度解读私学的发展及影响。 研究史料也日渐丰富， 不仅有传统的传记、 年谱、 家谱等文献， 也有文集资料、 多语种民族语文文献及民间文献。

当然， 国内外学界对清代八旗私学教育的研究还存在不足。 其一， 在论证过程中民族史、 教育史、 社会史等学科的考察之间缺乏互证与比对， 由此也导致史料运用的单一性， 忽视对家谱史料、 文学史料、 图像史料等进行跨学科解读。 其二， 在宏观研究层面， 学界对八旗私学仍然研究不够， 对清代八旗私学的发展阶段、 演变趋势等内容没有进行重点探讨， 且缺乏系统研究。 其三， 在研究深度上，  大多停留在梳理八旗私学教育概况的浅显阶段， 对多元民族文化的教育内容、  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八旗女塾研究深度不够， 同时对八旗塾师群体的多族群性、  汉满师生关系的深层次思想文化交往及满汉之间 “ 双向互动” 缺乏深度分析。 其四， 研究广度不够。  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八旗世家私学， 对王府私学与普通旗人私学的讨论尚处于起步阶段，  而且缺乏八旗私学内部的独特性与差异性、 八旗私塾与汉族私塾、  八旗塾师与汉人塾师的对比研究， 未能借鉴社会史研究成果考察八旗塾师的收入、 生存状态。 此外，  有些理论带有一定局限性， 需在研究中进一步回应。

尽管多学科视域下研究领域、 视角、 问题不尽相同， 研究内容、 方法、 史料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但学者均注意到了私学在八旗教育、  清代政治文化发展和多元民族文化交融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由此也突显出该问题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当今社会多民族交往、 交流、 交融及铸牢 “ 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提供借鉴。 因此，  对清代八旗私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回顾， 也引发了诸多对国家民族发展的新思考。

首先， 我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 在多元民族文化交融过程中， 教育无疑是重要途径。 八旗私学从日常生活、 政治官场、 社会发展及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展现了不同族群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细节， 可为当今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巩固发展提供借鉴。

其次， 八旗私学展现了清代满族建立文化认同、 实现文化自觉的过程， 文化认同的关键在于以儒家文化为主要媒介和载体构建起满汉文化和谐共存的 “ 文化共同体”，  对当前实现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发展提供参考。

最后， 八旗私学教育体现出以中华文化滋养满族文化，  又以满族优秀文化丰富发展中华文化， 并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 向心力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