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诞生了很多以颐和园为题材的歌行，这包含或体现了古代的诗史传统。但颐和园作为题材，还有其特殊性。表面上，唐元稹《连昌宫词》、清吴伟业《永和宫词》都是这类题材的典范。问题是，连昌宫、永和宫更像是承载人物、旁观史事的“媒介”，本身并不作为特别的“事件”介入历史。颐和园不同，不论是皇室的挪用海军军费，还是维新党人的围园密谋，按照当时的朝野认知，都引发了足以改变王朝命运的连锁反应。因此，在近代诗人的书写中，颐和园既承担叙事上的某种媒介功能，又构成晚清史事的重要一环。这是其典型意义所在。

一 “佳题须有佳诗” ：从圆明园到颐和园

古典诗学传统中包含历史维度，天地板荡之际，尤为显著。王甲荣《彩云曲》自序云：“彩云故苏台歌妓，侍郎薨后，不安于室，重隶教坊，乃更名赛金花云。予不禁为之感叹，爰仿长庆体，为赋斯篇。非但征尤物，间纬以时事，且谂来者尔。”[①]所谓“非但征尤物，间纬以时事”透露的是强烈的诗史意识。钱仲联先生也说：“民国以来，有一诗史中绝好资料，余久欲以长庆体写之而未就。……凤仙事何足道，然写凤仙，即可渲染松坡也。”[②]写小凤仙便是写蔡锷，便是写近代史事。近代诗人大都藏着相近的心眼，故海纳川《冷禅室诗话》有一段很具代表性的议论：“佳题须有佳诗，否则不如留之以俟能者。如梁任公《秋风断藤曲》之咏安重根，郑廷璧《津门柳》之咏杨翠喜，叶中冷《温则宫词》之咏维多利亚，皆不负此题。”[③]朝鲜刺客安重根、名妓杨翠喜、英国女皇维多利亚的身上都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史事；他们像一个棱镜，折射着时代的林林总总。

与“人物”不同，坐落在京城的皇家园林是作为“景观”而见证晚清的历史。圆明园被焚后，王闿运以诗性敏感捕捉了这个残破景观所具有的诗史价值，创作了倾倒一世的《圆明园词》。这是一首长庆体或梅村体歌行，影响深远。光绪三年（1887）毛澄的《西园引》[④]就继踵而起，再次把目光投向圆明园的废墟；清末民初还有高祖同的《圆明园词》[⑤]、柳诒徵的《圆明园遗石歌》[⑥]与之遥遥呼应。不止圆明园，吴宓的《清华园词》[⑦]歌咏了始建于康熙年间的熙春园（“圆明五园”之一），圆明园被焚时熙春园的西半部分“近春园”同样被兵火殃及，咸丰赐名“清华园”，最后成为了清华大学的一部分。这些园林景观的奢华、荒败及园林的最终归属都投射了近代史进程的侧影。

另一座皇家园林颐和园，则不仅作为“景观”而见证晚清的历史，还以一系列“事件”深度介入了晚清的历史。不论是皇室的挪用海军军费，还是维新党人的围园密谋，抑或光绪帝被囚于园中的玉澜堂，在很多清末民初士人的叙事中，都是足以改变王朝命运的的大事。颐和园所在地，是金代君主完颜亮的金山行宫旧址。明武宗于此筑好山园，乾隆帝扩建为清漪园。清漪园被英法联军洗劫后，处于荒废状态。它再次容光焕发时，已经改名颐和园，为慈禧撤帘退养之所。张鹏一在其《颐和园诗》小序中叙述道：

清乾隆时于京西建圆明、畅春、清漪、宜春各园，水木清华，亭台幽邃，圆明尤为佳胜。咸丰庚申，英法入京，园毁于火，畅春、清漪相继荒废。同治中兴，朝旨议复圆明，赖大臣文祥、李棠阶谏阻中止。时通商事逼，议兴海军，沈葆桢督两江，奏定各省岁协南北洋二百万两，专储海军用，期以十年成南北粤三洋大军。未几，文宗孝贞后崩，孝钦后专政，太监李莲英纳贿窃权。孝钦厌内廷寂寞，复拟园居，工作既巨，乃移海军费二千余万，即清漪园旧址，改建颐和园。光绪十四年四月，归政德宗，移住园中。戊戌八月，以行新法故，囚德宗，杀六士，复入宫，三次听政。嗣后冬入春出，园居时多，庚子回銮，力复新法，日接见各国使臣于园中，赠与稠迭、欢宴款洽，一变昔年拒绝之态，外务部派员专待外人游园者，至今未改。宣统三年八月十六日，余寓京师，同溧阳沈宗邰仲弢来游，历玉澜、乐寿两堂，询帝后旧居，院宇骈连，而宏俭迥异。北上佛香阁，遍观山亭，绮疏铜铺，间有缺毁。询之侍者，联军入园时，取去以为记念。出登排云殿，昔年万寿受贺之所，玉砌连陛，宫槐荫绿，而落叶荒苔，宫监寂静，不待台倾池平，已陨雍门之泪。未几湖北告变，晋秦湘赣，各省继之。十月初，同沈君出京归里。十二月传闻逊位，清祚告终，而颐和园之兴与有力焉。[⑧]

在叙述完颐和园修葺始末及颐和园内上演的一连串故事后，张鹏一总结清王朝的覆亡，“颐和园之兴与有力焉”。不过，张鹏一的叙述还有瑕疵，他把颐和园的修建仅仅归因于“文宗孝贞后崩，孝钦后专政，太监李莲英纳贿窃权”“孝钦厌内廷寂寞”，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郭则沄叙述兴建颐和园的缘起云：

德宗亲政有期，醇贤亲王以慈圣深居不乐，谋别拓园苑。[⑨]

这样的表述含蓄而不失深刻。它暗示颐和园修葺这件事，还起源于或联结着慈禧、光绪的权力交接。在这些意义上，颐和园作为诗歌题材无疑具有极强的张力与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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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杰明《圆明园小史》（The garden of perfect brightness, A life in ruins）文章插图

民国元年，《新纪元星期报》刊载了邓镕的《颐和园词》，编辑按语云：“颐和园为前清亡国史上一大纪念品。北京某报曾载饶智元君《颐和园词》，哀感顽艳，不减吴祭酒。今复得邓君此作，延平津两龙剑，犹未知谁为雄雌也。”[⑩]所谓“大纪念品”主要不是指颐和园作为人文景观而被保存下来、嘉惠后人，乃是说它蕴含的历史与道德教训[11]。这可以再一次追溯到王闿运的《圆明园词》：虽然“圆明园的历史细节由帝王实录、宫廷档案、帝国账簿等碎片串联起来”，但惟有废墟才真正复活了它自身的历史[12]。废墟作为历史的痕迹，具有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这是王闿运《颐和园词》大获成功的秘诀之一。瞿宣颖曾盛赞“自湘绮赋《圆明园词》叙述掌故，感慨兴衰，一时盛推诗史”，进而抱憾于“尔后颐和继兴，事变弥烈，而作者罕闻”[13]。颐和园作为“事变弥烈”的见证者，确实不该忽视。但瞿宣颖说“作者罕闻”，则并非事实。比如民初一位诗人创作《颐和园词》，就是希望“与王（闿运）词相终始”：

曩者湘潭王闿运游京师，抚时感事，尝为《圆明园词》以歌之。潘祖荫、周寿昌并谓其伤心感人，笔墨通于情性。而长沙徐树钧读其词，遂原始要终，措圆明故事叙之，悲凉悽楚，亦殷故宫禾黍之忧焉。余游园归寓，触其盛衰兴亡之数，复为《颐和园词》，以与王词相终始，发其乐而忘返之哀。非敢比拟前贤，亦姑托于风人之旨云尔。[14]

不但不是“作者罕闻”，整个晚清民国时期，除了世所熟知的王国维《颐和园词》而外，至少还有邓镕、饶智元、黄汉甫、刘咸滎、张怀奇、张鹏一、吴之英、李国瑜、姚德凤、成多禄、邹永修等十一人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是长庆体或梅村体歌行，显示了诗人们不约而同的趣味或眼光。他们的政治背景、思想倾向并不相同，显然会影响到各自的书写。

二 “景观”与“事件”：书写颐和园的两个维度

前文已经指出，作为皇家园林，颐和园既承担叙事上的某种“媒介”功能，本身又构成了介入或影响晚清历史的“事件”。诗人笔下的事件并非外在于颐和园，通常是与颐和园的“景观”相经纬。一种情况是景观的改变本身就是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咸丰末年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遭到英法联军的焚烧、破坏，光绪年间皇室挪用军费“重修”颐和园；一种情况是事件发生在颐和园或与之密切相关，比如戊戌党人的围园密谋、光绪帝的被囚，这时景观就成了历史的见证者，必要时它的阴晴变化还会成为历史当事人情感或遭遇的镜像。景观与事件当然可以分而叙之，就像邹永修《颐和园词序》所展示的那样：

颐和园在京师平门外三十里，慈禧西太后颐养处也。其园就圆明故址之西迤南，北络万寿山，南括昆明湖，扩而新之，因形搆墅，别有天地。入颐和园宫门为仁寿殿，自仁寿右转，北行为颐乐殿。自颐乐西行，迤北为排云殿，为德辉殿。排云殿，颐和园之最高殿也，国有大政，太后与重臣密议于此。颐乐殿之听鹂馆则为太后听剧处。颐乐之东北为谐趣园，太后乐其风景，恒居焉。颐乐之南为宜芸馆，德宗居焉。谐趣之西北为益寿堂，则李内侍住处也。其他离宫别馆、包山跨谷，不可胜数。若佛香阁、景福阁、乐寿堂、玉澜堂、涵虚堂、含新亭、重翠亭、廓如亭、湖山真意厂、迎旭楼、智慧海、画中游、左[转]轮藏、对鸥舫、清宴舫、铜犀剑石、十七孔桥，其尤著者也。咸丰庚申，圆明园之燬，不灾于天而灾于敌。敌仇环国，报复无期，文宗在天，有余恫焉。同治初，满御史德泰者建议修复，严旨切责，忧愤以死。十一年，广东奸民李光照本窭人子，夤缘近侍，冀恃为护符，偕往川楚江浙产木之乡勒索材料，为病民肥己计，因具呈内务府，请报效木植，重修淀园。方与沈侍御淮上书力争，游侍御百川继之，穆宗虽未遽收成命，而长杨、五柞，卒罢经营，且破光照之奸，置之于法。光绪间，天下承平久，西太后听政过劳，不可无休息娱游之地。有议修园者，朝廷俯从其请，遂以海陆军糈权充经费。土木方竟，两宫上宾。不数年，中原片土，且非其有，是园遂纵国人游观之。乃叹政疏而园燹，政驰而园亡，穷奢极欲，以奉一人，自足以召天忌。殷鉴不远，有国者得不惕惕乎！[15]

这里，颐和园的景观、事件及其历史与道德教训都分别得到了清晰呈现；特别是对颐和园布局的描绘，几乎可以对照任一幅颐和园平面图来看。但是，在诗歌正文中，景观、事件分途叙述始末的情况几乎不会发生，而是纷错交织在一起。这既是诗歌的特点，也是诗人的匠心所在。阅读颐和园歌行时，我们需要明了这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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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全图

作为景观，诗人每于开篇处着力刻画颐和园（或其前身清漪园）的恢弘：

君不见汉家文物盛西都，芝房宝鼎呈珍符。尺地寸天四万里，离宫别馆三十余。[16]

朱甍天际集凤凰，九成避暑离宫凉。御龙河母升云上，王阶琼树凋秋霜。[17]

帝城秋净月如烟，西山高下奔眼前。出门海甸照鞭影，云辉玉宇色澄鲜。自昔兴亡如转毂，增城阆苑伤陵谷。山头宫殿锁千门，仙仗霓旌如在目。[18]

在昔魏阙望云物，虞衡率职驯万族。渐肆观游穷土木，天苑垂形星十六。[19]

飞帘挂观杨柳风，排花落处萧萧红。闻道算缗充海陆，那知畿甸起离宫。清漪旧址供游宴，傍水依山拓广殿。[20]

楼台罨秀明湖光，涵虚大地浑八荒。群山逶迤抱京邑，帝城凤阙遥相望。[21]

邓镕、张怀奇、张鹏一、吴之英、李国瑜、姚德凤六位诗人开头几句的拔起，给人一种蚁视宙合之感。这种手法见于早先王闿运的《圆明园词》。不同的是，圆明园当时已是一片废墟。所以，王闿运看到或者说想象到的只是夜色中的萤火与杨柳，一片衰败荒凉之景：“宜春苑中萤火飞，建章长乐柳十围。离宫从来奉游豫，皇居那复在郊圻？”[22]但紧接着，他就在想象中看到了圆明园当初的恢弘：

旧池澄绿流燕蓟，洗马高梁游牧地。北藩本镇故元都，西山自拥兴王气。[23]

在这一点上，诗人们是一致的。

空间的恢弘并非诗人所惟一瞩目的。王国维《颐和园词》开头写道：“汉家七叶钟阳九，澒洞风埃昏九有。南国潢池正弄兵，北沽门户仍飞牡。”[24]“七叶”“九有”并写时空两面，将历史及其意志的流转感乃至压迫感隐逗出来。空间也不再是园林或京畿的一隅之地，而是整个中国。“南国潢池正弄兵，北沽门户仍飞牡”是对“澒洞风埃昏九有”的进一步解释。这固然是写实，咸丰时期南有太平天国的叛乱，北有英法联军的进逼。但起句“汉家七叶钟阳九”的势能不可忽视，如果以园林一隅之地的空间来对应“汉家七叶”，便有轻重失衡之嫌。后来陈天倪写《浩园词》也深谙此理：“清叶七传王气薄，苍天诡死黄天作。猥逢上将文昌明，顿教千丈旄头落。”[25]浩园坐落在在曾国藩祠堂之后。陈天倪是以曾国藩的生平为线索，来书写西方列强、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挑战的，故起头的“清叶七传”四字格外有力。不妨说，正是这种手笔，营造了恢弘的史诗气质。这能最大程度地衬起此后的悲凉。

从一个废弃或落寞的皇家园林写起，本身就利用了“废墟美学”，让人见证、面对历史的磨洗、沉默与空无[26]。这样建构起来的园林叙事——它的开场与收场、它的过去与现在，既质实可感，又带有某种普遍性、永恒性。王闿运《圆明园词》从废墟中的萤火、杨柳写起，就是带着这种氛围。成多禄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

昆明湖边春草生，昆明湖上春波平。一波一草皆春梦，莫将桑海证昆明。昆明开凿当全盛，瀛寰涤荡清如镜。侧闻车驾骋清游，南巡归仿西湖胜。[27]

成多禄此诗创作于1917年。他是从昆明湖的“春草”“春波”写起，看上去并不像圆明园废墟之上的萤火、杨柳那般荒凉。但是，“三山五园”中颐和园是最先向市民开放的皇家园林；1914年5月当局颁布了《颐和园等处售券试办章程》[28]，规定游人可以购票游览。不言而喻，皇家园林的“降格”与“随俗”包含历史对权力的讽刺及世事无常这一“真理”，“昆明湖边春草生，昆明湖上春波平”式的“沉默”便很容易触发前清旧臣成多禄一系列难以言状的感受。通过“劫灰谁与谈昆明。昆明开凿当全盛”这个顶针格的句式转换，成多禄向前追溯了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的建设：乾隆帝南巡归来，仿照杭州西湖而开凿、疏浚了昆明湖。

但是，清漪园早在咸丰末年就被英法联军毁坏，晚清士人并无多少印象。他们的切身印象来自颐和园。颐和园虽是为“奉慈娱”而修，也是对慈禧听政时“天下宴安”下的一个注脚。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在歌咏颐和园时，总是把“同光中兴”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张怀奇《颐和园词》“安知少子春秋富，但觉中兴日月长”[29]、王国维《颐和园词》“迅归欃抢回日月，八方重睹中兴年”[30]都是从此着眼。对很多晚清士人而言，尽管充满危机，同光之交仍是记忆中的中兴时代。缘此，诗人就必须处理：同光如何中兴？又如何中衰？怎样去展示此中的张力？

按照官方叙事，慈禧太后与股肱之臣共同打造了同光朝的中兴光景。时人著述，大多翕然无间。光绪元年陈弢编刻《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自序云：“穆宗毅皇帝冲龄嗣服，躬遘殷忧，上赖七庙眷佑之灵，入禀两宫思齐之教，用能削平僭伪，绥靖边陲。伟烈丰功，为书契以来所罕觏。”[31]名义上颂扬的是“穆宗”，实际上是慈安、慈禧“两宫”。慈禧撤帘归政，退养于颐和园。但紧接着的甲午海战，使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就文学意味或戏剧性来讲，这两件事的纽带，甚至说整个晚清国运的纽带在于，建设北洋海军的银两被挪用来建设颐和园。所以，书写晚清政局，慈禧与颐和园就成为最关键的纽带。张鹏一、李国瑜、王国维三位诗人分别写道：

中兴财力念艰虞，老成硕画房杜俱。露台百金陈风谏，离宫十载停工输。[32]

先皇嗣统中兴时，方召联翩国步持。王阙风微飞燕雀，金田日暖静鲸鲵。[33]

联翩方召升朝右，北门独付西平手。因治楼船凿汉池，别营台沼追文囿。[34]

这些段落很写实。“老成硕画房杜俱”里的“房杜”，是唐太宗时代的房玄龄、杜如晦；“方召联翩国步持”“联翩方召升朝右”里的“方召”，是辅佐周宣王中兴的方叔、召虎；而“北门独付西平手”，无疑是以唐代名将李西平代指镇守天津的李鸿章。他们书写的是同光之际的中兴名臣，统治者的“圣明”正隐藏其中。比如张鹏一“露台百金陈风谏，离宫十载停工输”写的是御史德泰等人建议重修圆明园，被臣僚弹劾，进而遭到了两宫的斥责、罢黜[35]，以此显示统治者的纳谏如流、励精图治。孙诒让《咸丰以来将帅别传序》云：“勋开中兴，虽仰藉文宗忧勤之心、穆宗神武之略，抑亦忠勚蔚起，师武臣力之效与。”[36]君圣臣贤，由来一体。后来的重修颐和园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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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一《颐和园诗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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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弢编刻《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书影

在传统历史叙事中，统治者道德上的淫逸或身心上的“倦勤”，是引发社会危机的缘由。但是，王国维对重修颐和园似乎没有特别的义愤或笔法，其“因治楼船凿汉池，别营台沼追文囿。西直门西柳色青，玉泉山下水流清。新锡山名呼万寿，旧疏河水号昆明”的“因”字仿佛在说，这是中兴、承平时代该有的土木景观。王国维称自己创作的《颐和园词》“于觉罗氏一姓末路之事略具”[37]，但是对戊戌政变、光绪幽囚这两件晚清痛史却全未写及。表面上这是典型的为尊者讳，而在深层次，这契合于他对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38]的历史定位。与王国维不同，李国瑜、张鹏一两人则如鲠在喉，快于一吐。李国瑜写道：

大乱初平宜休息，莺花不数南朝迹。九重只愿颐太和，十家那更惜民力。拟奉瑶池寿万觞，扶桑乘隙忽侵疆。帅臣慷慨临山海，敌骑凭陵近沈阳。马关约定民疲困，有诏幡然更法令。才人难进济时艰，难别骐騄与枭獍。消息传来恐未真，调和骨肉仗儒臣。谣传豕服趋黄服，已见銮舆入紫宸。[39]

正面拈出“九重只愿颐太和，十家那更惜民力”之后，诗的节奏异常迅骤：颐和园祝寿、《马关条约》的签订、戊戌变法、帝后失和等情节纷至沓来。这有利于义愤的宣泄，却缺少节奏上的变化。张鹏一的处理更具匠心：

就中孝贞尤明圣，恭俭不曾忘初政。仪鸾晚驾輼凉出，龙漦满庭土木盛。海防万里来鲸波，连樯兵舰高峨峨。输舟一掷银百万，司农仰屋穷搜罗。计臣巧算积租税，潜艇鱼雷遍津卫。中使滥支水衡钱，东朝争复先朝制。星移物换年复年，流水如玉注瓮泉。清漪曾传题旧字，佳名新赐颐和园。颐和园挹西山秀，仙境七楹开乐寿。晴日艳放牡丹山，奇峰碧涌青芝岫。别制石舫依昆明，春风秋月潮痕生。偶携樵青拾晚翠，时传善见参禅灵。承平歌舞四时足，善影炉香映除玉。瑶池桃实八千岁，仙殿排云鵷鹭肃。疆臣争献羡余钱，翡翠珊瑚争后先。玉肴金脍赐欢宴，锦鹏云幕相新鲜。惊天鼙鼓辽海起，王母筵开添筹止。鸭江野照烽火昏，琼岛烛烧燕支紫。输金割地议纷繁，朝论弹劾和战难。扶危甫定维新业，变法已失慈圣欢。飞语称兵围禁苑，仓猝西苑夺门返。碧血难招菜市魂，幽囚但望塔山巘。[40]

铺叙颇为婉转细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张鹏一只用“海防万里来鲸波，连樯兵舰高峨峨”一句暗示了中日交战的氛围或消息，而不像李国瑜“拟奉瑶池寿万觞，扶桑乘隙忽侵疆”那样箭在弦上，坐实了眼下的“侵疆”，使得笔触无法掉头，由此错过了婉转铺叙的机会。婉转铺叙的作用不仅在于让诗人展现自己的才情、风华来取悦或折服读者，还在于它是梅村体歌行的灵魂之一。婉转铺叙为颐和园史事的风云突变和悲剧性收场设了一个平和、从容的前戏，恰如暴风雨前的宁静、温柔而悠长的夜。张鹏一用“输舟一掷银百万，司农仰屋穷搜罗”一联，将笔触拉回到了颐和园的修葺上。诗人没有浪费这个可贵的空间，对颐和园的奢侈、华丽及财政的短绌作了尽情铺叙。铺叙完之后，再回到甲午战争中来：“惊天鼙鼓辽海起，王母筵开添筹止。鸭江野照烽火昏，琼岛烛烧燕支紫。”连续两联的对比极有张力：辽海的战事已起，鸭绿江也烽火昏昏，而颐和园中的寿宴才刚刚摆好，璀璨的岛上红烛幢幢，腊汁犹如紫色的胭脂流了满地。“惊天鼙鼓辽海起，王母筵开添筹止”让我们想起白居易《长恨歌》里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41]；“鸭江野照烽火昏，琼岛烛烧燕支紫”又取法于高适《燕歌行》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42]。这种冲突制造所具有的讽刺力量也就远非说教可比。由此，诗歌重新回到了历史的时间线上，进而依次写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帝后失和等历史事件。特别是，“飞语称兵围禁苑”一句还写到了戊戌政变前夕康、梁等人“围园劫后”乃至“杀后”的疑云，——所围之园，正是颐和园。这草草带过的一笔疑云使颐和园作为“见证者”的戏剧张力被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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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北洋舰队“高升号”被击沉

在李国瑜、张鹏一等诗人的书写脉络中，颐和园的修建导致或间接导致了甲午海战的失败，甲午海战的失败引发了戊戌变法，继而引发了帝后失和。这一连串的事件以甲午海战的失败为高潮，以光绪帝被幽囚于颐和园的玉澜堂为收场。王国维完全略过这些，可能是出于他的人臣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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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澜堂

三 叙事的视角与历史的面相：以邓镕为例

不难发现，颐和园叙事中，诗人通常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这一视角中，诗人尽管有感情、认知、思想的各种发露或寄寓，却又在相当程度上隐没自己，从而影响了叙事的声音、逻辑或效果。仍以邹永修的《颐和园词》为例，此诗作于清亡后，通篇采用全能视角，依照时间顺序展开叙事：

国势骎骎成废疾，急筹君宪师英日。德宗垂拱听康梁，惊动苍龙躔戊戌。万国争看政变新，佞臣潜谮间君亲。宫闱慈孝恩双绝，训政瀛台气不春。专制未曾盈两载，义和团起波翻海。灭洋扶满帜狂张，戕贼外臣夸烈采。知几袁许上书弹，东市朝衣血遂殷。八国联军临阙下，两宫焦苦入长安。和戎割地还配款，谢罪行人不容缓。事定回銮复驻园，园神凄切年华短。桑榆奉养意缠绵，鼎湖龙起共宾天。须臾义士横荆楚，五色旌旗遍国悬。[43]

在这种叙述中，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逊政的进程一览无余。“专制未曾盈两载，义和团起波翻海”等句所寄托的历史认知是很常见的通行说法，而“事定回銮复驻园，园神凄切年华短。桑榆奉养意缠绵，鼎湖龙起共宾天。须臾义士横荆楚，五色旌旗遍国悬”几联更是将清王朝最后十年一笔带过，这也许是因为诗人太了然于或太急着抛出“辛亥逊政”的结局。看上去，晚清的历史事件就好像走过场一样，缺乏历史本身所该有的那种细腻、迷离或诡谲。诗人的情感波澜虽然还可以约略窥及，全能视角所挟带的那种“历史必然性”却削弱了它，就是说它缺乏足够的感染力。

当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1908年秋，邓镕从日本回国，就试都门。准备返回日本的前夕，友人柏鹤年邀他一道游玩颐和园。颐和园是皇家禁苑，邓镕又未奉特别诏令，能有此游，靠的是私人关系。邓镕解释道：“柏君尊人，故内务府三苑卿，园中守者，皆其隶属，故能九关虎豹，无所讥诃。元冬短景，游竟一日，时则十月二日也。”[44]当他返回日本之后，光绪、慈禧两宫相继“升遐”。闻此讯息，他便从游玩当日的“意拟为诗，蹉跎未就”，一变而为“棖触余怀，勉成初志”[45]，写成了这首《颐和园词》。近代诗人的《颐和园词》差不多都将海军军费被挪用而引发的甲午海战之败作为第一次高潮，而邓镕则仅用一句带过，完全没有刻意经营，按说这是失策的。邓镕以其出类拔萃的叙事技巧弥补了这个缺陷。推其原委，又不能不说是受惠于两宫升遐前夕他的颐和园一日游。为了便于论述，详引如下：

是时国力苦凋敝，大农仰屋愁无计。算缗榷酤治军储，余财那得供游戏。铨曹忽授斜封官，方镇争输进奉钱。别启望仙秦苑囿，更无横海汉楼船。五云深处楼台起，颐养天和称懿旨。未央长乐何足论，土木真堪被纨绮。西直门前更向西，倚虹桥下水琉璃。排列金椎间官柳，承迎玉辇藉轻荑。缭绕红墙围禁地，牌楼日射黄金字。神策六军宿卫营，中书三品平章事。仁寿殿前双乔松，大圆宝镜字当中。金铺玉砌陈仙仗，绣服珠襦觐圣容。复道承尘连后殿，瑶草琪花满庭院。甲帐垂垂幕绮疏，寝宫神秘无由见。玉纶堂在殿西隅，别有金床兔子符。隔院香云笼宝塔，当轩旭日射平湖。……渚莲飘落褪红衣，银床水簟都非故。为道西师万马屯，胡雏倚啸上东门。至今窈窕纱窗绿，点点当年炮火痕。金銮旧事残灯烬，独自无言暗悲哽。陂陀倚伏上平冈，宫鸦历乱斜阳影。遥指先朝旧苑墙，故宫余恸感沧桑。白头阿监红鹦鹉，犹是逢人说显皇。后人不识何王殿，十二金仙泪如霰。开天遗事竟谁知？《西京杂记》无人撰。梵呗声来千佛堂，繁华世界换清凉。亲蚕别起绮华馆，观稼还开如意庄。瓜棚细雨畦塍润，土莝炊烟饼饵香（自注：如意庄莳蔬种稻，轩亭亦茅茨不剪，慈驾临幸，亦惟咬饼吃粥，宛然田舍风景也）。芜蒌豆粥滹沱饭，前事艰难定未忘。千门万户游难遍，移山回涧堪惊叹。万瓦粼粼金碧辉，高低无数闲宫馆。曼衍鱼龙百战多，回銮重听教坊歌。剪鹑一梦天长醉，怪鸟千啼帝奈何。宫禁由来事秘密，尧囚舜死纷传说。慈孝终全骨肉恩，种瓜莫向黄台摘。[46]

邓镕也写到了重修颐和园时的财力艰窘，但对于甲午海战之败，他只用了“更无横海汉楼船”一句。他没有想象战败的惨烈，也没有渲染战败的惨痛。相反，他此后的描写不是承接“更无横海汉楼船”，而是承接其上半联“别启望仙秦苑囿”。原因很简单，既然甲午海战的叙事刚开始就已经结束，那么诗人只能承接这一联的上一句“别启望仙秦苑囿”来写重建的颐和园的奢华。这里有一个问题。甲午海战的失败已经先行托出，诗人不便再像张鹏一那样制造“惊天鼙鼓辽海起，王母筵开添筹止”式的戏剧性张力，所以只能在婉转铺叙完颐和园的奢华之后，直接进入下一个历史事件：帝后失和（上述引文的最后三联）。这样的后果是，颐和园的婉转铺叙因失去了后面“惊天鼙鼓辽海起”的戏剧性冲突而变得有些平淡。但诗人通过追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漪园（颐和园前身）的被摧残及此后孝贞、孝钦两后的励精图治，制造了新的对比、映照与冲突。上述引文省略号之前的内容就都是按照时间线在铺叙颐和园的奢华。省略号之后，经由“银床水簟都非故”一句进入了追忆。“为道西师万马屯，胡雏倚啸上东门”将叙事引向咸丰十年（1860）的英法联军入侵，当时这座园林的名字还叫作“清漪园”；清漪园虽然不像圆明园那样被焚烧一尽，但也饱受摧残。这一联之后的“至今窈窕纱窗绿”再次将叙事调整到当下“我”的视角，也就是邓镕游玩颐和园的戊申年（1908）。

现在需对一些问题作补充说明。上述引文的颐和园描写都是以邓镕游玩时的视角完成的，为什么省略号前面的内容不必特别强调是“我”的视角？这是因为整首诗基本上按照时间线来写的，省略号前的内容，虽然是1908年“我”的视角，但同时，它也是诗人在游历时想象着颐和园重修告成之时的场景，仍然没有脱离既定的时间线，“我”是消融、隐没在这一时间线里的。“我”此时更像是局外的全能全知的第三人称叙事者，而非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思考者[47]。直到“闪回”之后，因为叙事的需要，“我”才显现。这时，“我”看到了“窈窕纱窗绿”周边的“点点当年炮火痕”。从“白头阿监红鹦鹉”开始，一方面是1908年“我”的视角，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醒着我们去追忆“开天遗事”——也就是“显皇”咸丰帝的往事。从“亲蚕别起绮华馆，观稼还开如意庄”开始基本上又重新回到慈禧与颐和园的时间线上来。经由这样的处理，虽然后面缺少甲午海战的戏剧冲突，但因为铺叙过程中两度“闪回”到咸丰时代，清漪园之悲与颐和园之“乐”之间形成了跨时代的对比。诗人一方面强调统治者不忘国耻，“白头阿监红鹦鹉，犹是逢人说显皇”，连两宫“慈驾临幸，亦惟咬饼吃粥”，“芜蒌豆粥滹沱饭，前事艰难定未忘”，另一方面又强调举国上下慢慢将国耻遗忘了，“后人不识何王殿，十二金仙泪如霰。开天遗事竟谁知？《西京杂记》无人撰”，这种自我矛盾的表述恰恰是这段铺叙的隐形力量所在：那种惨痛的教训实际上被遗忘在了历史里。就叙事来说，“插叙”或“闪回”中断、延阻了正常的时间线，像一种特权时刻[48]。但之所以被赋予特权，是因为它总是以经验、记忆或历史的面目出现，从而暗示着当下命运的来由[49]，好像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诗人通过“插叙”，将读者引向咸丰帝东狩的往事，还有额外的妙处。后文写庚子事变时得以这样描述：

符咒妖书传米贼，戈船瀛海走惊涛。滦阳路与咸阳路，翠华两度仓皇去。[50]

“翠华两度仓皇去”一句，暗示历史仿佛“再现”了：当年慈禧跟随咸丰逃往热河，走上滦阳路；四十年后身罹庚子国变，慈禧挟持光绪逃往西安，踏上咸阳路。1908年游玩颐和园时，“繁星璀璨电灯明”照耀下的“炮火痕”不断将这两个场景带回诗人的记忆与想象中。这种联想并非邓镕所独有。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晚年在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中写道：“1900年，‘老佛爷’基本上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这段岁月里，她的脑海里必定会出现1860年的场景。那一年，外国军队驱逐了她的丈夫咸丰皇帝，她也跟着一起逃到了热河。虽然时代不同了，可是场景却惊人地相似。那一年，圆明园被付之一炬，如今40年过去了，他们也要一把火把紫禁城与颐和园烧了吗？”[51]这种联想几乎是顺理成章的。颐和园虽然“幸不为圆明之续”[52]，但一些建筑、文物仍然遭到了八国联军的破坏。当读者跟随诗人置身其间，历史的这种重复、循环或映照使人欷歔，加深了讽刺力度与悲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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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

清亡前游玩颐和园的诗人，不止邓镕，至少还有姚德凤、成多禄。他们在诗中这样写道：

我今览此心目悁，觚棱旧梦怀当年。忆昔承明递封事，宫闉夜半听传宣。森森禁御肃仪仗，沉沉紫阁浮鐪烟。探春上苑有几时，繁华一曲悲桑田。白头宫监貌於邑，闻我此言重叹息。皇家富贵本浮云，开元何必从头说。君不见樊川作赋阿旁宫，古来殷鉴千秋同！[53]

记得羽林仙仗外，曾从舅氏入园来。蓬瀛清浅呼仙吏，君早金銮留秘记。引见开元各一时，回头二十余年事。汉家歌舞召黄巾，鼓鼙惊破湖中春。秋词那忍谈庚子，国变无端又甲申。乘舆归後山河改，老锁离宫对三海。但见苍头小吏来，更无白发宫人在。……我亦茫茫百感增，何须松柏怨山陵。一天春水容消长，百代苍烟任废兴。[54]

严格来说，姚德凤并未入园畅游，根据自注，他是“服官京曹，时往园门听旨”[55]，因而他当时看到的只是“森森禁御肃仪仗，沉沉紫阁浮鐪烟”。成多禄年少时“曾从舅氏入园来”，此“舅氏”即是伊犁将军荣全（？-1879），字润庭，满洲正黄旗人。成多禄随荣全游园的时候，颐和园尚未重修。因此，他们的颐和园之游，在时机、印象、体验上都与邓镕有异。更关键的是，姚、成的诗都写于民国时期，距他们当初的瞻望、游玩隔了颇长时间。这固然使他们得以极寓兴亡之感，然而朝代兴亡的主题充斥在古代诗歌史里，其文学史意义毋宁说是相对廉价的。它更像是文学传统给诗人下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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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多禄

邓镕不同。虽然邓镕入民国后曾任众议院议员、参政院参政，但1908年从日本归国后，其应试成绩仅仅“及格”，“内阁验看”后，清廷“钦赐举人”“调外城巡警总厅差遣”[56]，这使他颇为得意。两宫“相继升遐”，他有着相当复杂的情感体验：“悲风猎猎吹陵草，小臣泪落《通天表》。”[57]其颐和园叙事以1908年的游园为立足点，记忆与现实交错编织，虽有对清王朝未来的隐忧，但并无鼎革这一“后见之明”带来的目的论取向。由此，他眼中的晚清别是一番模样，叙事路径、情感支点也都有所不同。诗的结尾，邓镕写道：

富贵荣华全盛时，姒幄尧门春不老。千官剑履候传宣，万国梯航贡珍巧。率土惟闻母后尊，划江未觉朝廷小。南山一锢几千秋，黯黯金灯照昏晓。[58]

“南山”一联写光绪被幽囚到死的悲惨结局。“率土惟闻母后尊，划江未觉朝廷小”一联不论是出于担忧还是出于讽刺，都包含着某种“当代史”指涉：庚子事变后地方督抚尤其是东南督抚的离心之势已成。虽然邓镕的感觉是如此敏锐，但细绎诗意，在他想象中，划江而治会是清王室的“悲惨”结局。也就是说，三年后清王室的骤然倾覆仍非他所能想象。作为已发生过的事实，晚清史理论上是定格的，但1908年这个节点邓镕的个人视角与后来大多数诗人的全知全能视角所看到的同一段历史之面相乃至势能是有差异的。

四 诠释晚清：诗人的伦理担当与历史认知

诗人咏史不只是记录，还拥有批判的权力，可能这才是“书写”的真正涵义。反过来，诗人的书写也需要接受读者的检视。《圆圆曲》是吴伟业的代表作，也是梅村体的典范，一直备受争议。直到晚近，刘衍文的《雕虫诗话》还说：“‘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䜩’两句，乃用吴三桂口气插入以语，诗中常有身份转换、或分或合、或两者综合以道者，由于此处标出不甚明显，故傅东华先生解为故为吴三桂开脱，未免牵强难通；近又有人以连下两句即共四句全系吴三桂口吻之言，则察之未审也。”[59]刘衍文在这个细节上较真，首先是带着求真的意图，希望还原吴伟业或《圆圆曲》的本意。但从立论的导向看，他是在预设诗人的立场：吴伟业怎么会为“为吴三桂开脱”？吴伟业的本意已难以取证，但《圆圆曲》的公案暗示，作品问世后，会总面对类似的检视。王闿运的《圆明园词》也是如此。姚大荣质疑王闿运既然“诗以纪事”，就不应该“虚诬颠倒”[60]，所以他要逐条批驳。这实际涉及到诗人的伦理担当。

伦理担当不宜被理解为附加的东西，在诗人那里，它本就伴随着书写。越是细微的地方，越能显出深度，显出历史进程的复杂与诡谲。瞿宣颖《西孙王孙草书墨竹歌》“叙论清末朝局，归罪于慈禧”[61]固然算得一种伦理担当，但这种大而化之的批判，未必能给读者带来智识上的增进。颐和园叙事中，诗人也热衷渲染这样的戏剧性一幕：挪用军饷修建颐和园导致了甲午海战的惨败。这种“教化”过于粗暴，其意义也就比较单薄，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几乎不值一提[62]。可是，如果诗人的“教化”乃是经过了严肃的拷问的，那么就十分有益。因为，在那些抉择时刻，诗人的书写往往逼近了当时的历史情境，不但体现了诗人的伦理担当，也在某一侧面展露了诗人的历史认知。由此，诗与史可以互相发明、互相观照，超越于叙事层面。

黄汉甫在他的颐和园叙事中这样写戊戌政变：

党论几掀大局翻，当时首事误推袁。围宫竟欲幽阎后，囊土惊闻杀杜根。临朝一再称承制，瀛台锁恨奈何帝。孤馆悲同复圣年，群僚咸秉宣仁旨。[63]

“当时首事误推袁”表明诗人接受了康梁的历史叙事，把袁世凯视为戊戌政变的祸首。但此后的叙事仍充分展示了历史进程中的张力，特别是政变这一“抉择时刻”里的悲剧性宿命。“围宫竟欲幽阎后”一句里的“阎后”是汉安帝的安思皇后阎姬。她有异常膨胀的权力欲，“后宠既盛，而兄弟颇与朝权，后遂与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等共谮皇太子保，废为济阴王”[64]“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与显等定策禁中，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立为皇帝”[65]。这里指代慈禧。黄汉甫对慈禧颇有非议，但他并不赞同维新党人“围园杀后”的密谋。因为不论是出于人伦，还是出于形势、策略或风险的考虑，这都陷光绪帝于不利的境地。戊戌政变后朝廷谕旨就站在了这一制高点：“前日竟有纠约乱党围谋颐和园，劫持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66]康有为后来也从不承认有过这一密谋：“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67]现在的研究表明，戊戌党人有过围园密谋，但不是出于事先拟定，而是政变前夕的殊死一搏[68]。康有为为什么否认？因为假如没有这一事件，光绪帝甚至六君子的结局可能会不一样。在“孤馆悲同复圣年，群僚咸秉宣仁旨”一联中，诗人分别用颜回、北宋宣仁皇后指代光绪、慈禧。历史上，北宋宣仁皇后曾垂帘听政，辅佐幼帝英宗，起用司马光为相，废除王安石新政。这与慈禧的身份、行事十分相合。统观这几联诗，除了袁世凯而外，几乎无一不悲，新政被废，六君子被杀，光绪帝被软禁，甚至慈禧的行为在面临“围园”的形势下都有其必然性。

传统很多咏史诗叩求历史事件的因果，颇倚赖于诗人的理性推衍[69]，结论像是被诗人引导出来的，而非情势“逼迫”出来的。黄汉甫的书写并未展现出把握既往历史的自信。相反，这些纠缠的书写暗示黄汉甫并不像很多咏史诗人那样，能借着历史的“后见之明”轻易给出扭转历史悲剧走向的方案。“围宫竟欲幽阎后”的“竟欲”表明黄汉甫能想象并理解慈禧的反应及行动，“囊土惊闻杀杜根”的“惊闻”二字则表明他为六君子的被杀而抱冤。“孤馆悲同复圣年，群僚咸秉宣仁旨”一联既哀怜光绪、指责慈禧，也失望于当时的文武大臣。诗人对慈禧持批判态度是无疑的，但他并未徒作教训，而是思出多途，逼近了当时的历史情境，使得戊戌政变之所以为悲剧的张力被凸显了。这种逼视触及了历史的逻辑。尽管在终极意义上，所谓历史的逻辑未必能够把握，但把抉择时刻的张力展现出来，本身就是最严肃的伦理担当甚至历史认知。一些历史学家强调“皇帝所处的局势就像他（历史学家）自己所处的一样”“他就是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演那个皇帝的经验”[70]，就是对那种以史料学为核心的史学观念的一种推进或修正。诗人于此别有神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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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王国维的《颐和园词》。前已提及，王国维对慈禧整体上持褒奖的态度，而且有意略去光绪中后期的各种痛史、秽史，仅写了一笔庚子事变。但就是在这一笔中，我们能看到王国维作为诗人兼遗臣的情感及思想世界：

国事中间几翻覆，近年最忆怀来辱。草地间关短毂车，邮亭仓卒芜萎粥。上相留都树大牙，东南诸将奉王家。坐令佳气腾金阙，复道都人望翠华。[71]

所谓“怀来辱”，是指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慈禧挟光绪仓皇西奔，具体即“草地间关短毂车，邮亭仓卒芜萎粥”。这是客观记录。后两联则寓有微言。当下最通行的王诗笺注本，对此理解有误。笺者疏通道：“宰相留守京城竖起大旗，东南诸将也尊奉皇家。就使到宫殿上佳气腾起，京城百姓都盼皇帝返回。”[72]事实上，“东南诸将奉王家”的“奉”字还兼有微言或反语的功能。一者，就修辞而言，这是古代诗文里常有的反讽现象。比如，民国时易顺鼎作《告剪发诗》，极嬉笑怒骂之致，遗老于式枚称赞他云：“奸贪历诋汉公卿，汤武唐虞更假名。尚有诗人忠厚意，未将桀纣骂崇祯。”[73]前两句是赞扬易顺鼎痛骂前清官员入民国后借共和之名、行利己之实，后两句诗赞扬易顺鼎忠厚。但这不是无条件的“赞扬”，赞扬他忠厚到不骂清室旧主的程度，乃是对他诗中“众人待我众人报，虽事二姓谁雌黄”[74]之君臣观极寓微意[75]。再者，就史实而言，说东南诸将“尊奉”，是因为他们在名分、姿态上仍然支持清王朝，而说他们“不尊奉”，是因为他们没有奉诏出师勤王，也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督抚的地方势力坐大，东南各省就有尾大不掉之虞。紧接着的“坐令佳气腾金阙”，明指南京而言。第三，就逻辑或语境而言，假如“东南诸将奉王家”的“奉”字不含微意，那么下一句“坐令”二字则没有着落。王国维此诗写作于1912年3月，刚目睹过东南诸省纷纷“光复”，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用一“腾”字，是说1900年庚子事变后，东南或南京开始有“王气”。

究其原委，笺者在笺注“坐令佳气腾金阙”时引班固《白虎通·封禅》“德至八方则祥风至，佳气时喜”与杜甫《北征》“佳气向金阙”[76]，以为指北京王气犹在。这意味着笺者错过或忽视了诗人埋伏的重要信号，“佳气”实际上指的是南京，而不是北京。笺注时更该引这两段文字：

昔楚威王见此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秦并天下，望气者言江东有天子气，凿地断连岗，因改金陵为秣陵。[77]

后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时龙而御天哉！[78]

后世诗人每将二事并用，比如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79]。厘清了这些才能看到，王国维虽然忠于清室，但“坐令佳气腾金阙”中的“坐令”二字表明他也隐隐将清室之覆归咎于上下君臣。下一句“复道都人望翠华”意谓：臣僚们都还说帝都人民盼望着两宫回銮。“坐令”“复道”的虚词转换里暗寓着春秋笔法，谓当轴诸公没有意识到或浑然不顾东南各省存在的巨大隐患。庚子事变后中央枢府与地方督抚的权力格局是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自罗尔纲《清季将为兵有的起源》以来，论者甚多。很多学者相信，清王朝几乎毫无征兆地崩溃，除了革命党人的作用而外，庚子事变所导致的“内轻外重”的权力格局十分关键，甚至是决定性的[80]。王国维当然没有像当代学者那样作精细的论证，甚至没有多想，但作为一种观感，它包含了诗人对及身而见的历史的认识。这不同于历史学家以海量史料为前提作出的理性分析，却未必不能直透历史的隐奥。盖“诗心”包含着相当高级的“史学”[81]，游走于人情事理之界，而洞见几微。

五 余论：“诗心”的意义

诗人借颐和园来见证晚清、诠释晚清，是一种叙事。它包含诗人的伦理担当乃至历史认知。但它与历史的真相有距离，也并不符合史学的规范。这有它的意义。中西很多学者强调“史蕴诗心”，阐明诗、史在极微处的款曲互通。比如，历史学分析研究的结果，诗人可以通过灵感、直觉、想象力触及，有时甚至更为圆融妥帖。又比如，史阙有间，诗人笔补造化，犁然有当于人心，使读者相信这是一个真得不能再真的真相。这些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它蕴含的启示：当诗人通过语言、想象把自己代入过去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抉择时刻时，就会发现历史已经在眼前，历史就是这样的，他自己被裹挟起来；无论怎样的前因、后果，也不会改变诗人这一刻的真切。也就是逻辑上的前因、后果，与诗人此刻作为代入者的存在形成了某种割裂或断裂。这很“残酷”。这就是说，历史学研究通过前后事件来推寻历史的真相，虽然遵循着充分的逻辑，但我们却很难或无从加以验证。最笃信史学并为之辩护的人，也承认我们对人类活动的认识，实际上是对“活动轨迹”[82]的认识；说到“历史的因果”，历史学家敢于宣称的仅仅是“努力发现”[83]。

诗之特别，不在于它有时好像暗合了历史的真相或逻辑，而在于它缺少史学的笃厚，这是它的巨大缺陷，但也因此而收获了一种意外的“美德”，避免了理性自身某些时候所挟带的独断气息。作为历史，“晚清”本该是一览无余的，因为它是已死的“活动轨迹”，但似乎还没有一个史学家作出这样的宣称。这不只因为他占有的史料还不够多——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且已经部分说明问题，更因为理性的有限，使其未必能穷尽历史的隐奥。诗也不能。但诗并没有这样的奢望。尽管近代诗人的颐和园书写也有“存故实”“为汉宫阁疏”[84]的期许，提供的却是“感物造端，别具机杼”[85]的叙事。“感物造端”不是虚构，而是以诗心追踪世情。这是诗的“真”。

强调“诗”的真，并不是寻求理性对诗的豁免，而是为了不把“历史”的完整或真实轻易遮却。而且，“诗”并不完全就是理性的对立面。认识历史，需要诉诸诉理性。但起作用的“理性”不是外在于人的，它只是人之全体的一部分。去探讨历史人物的意志或行动，我们通常假设他是一个充分权衡了利害的理性人。但“理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行动，进而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恐怕因人因时因地因事而异。当然，近代史的材料异常丰富，我们可以把种种不确定性降到最低。即便如此，当我们把历史变而为叙事，又将叙事打磨得足够圆润的时候，“诗心”很可能已隐藏其间，只是它不一定出之以诗的语言或形式。

由此，不论是狭义还是广义，我们需要承认诗性叙事的意义。如果我们对历史的真实或完整抱有执念，“诗心”虽无以确认它，也绝不会轻易阻断它。鲁迅谈及唐玄宗、杨贵妃爱情的时候，曾猜测：“以玄宗之明，哪里会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86]这段颇具颠覆性的发挥本自于白居易《长恨歌》的描写。读者即使觉得颇有道理、可备一说，也很少会武断认为这才是历史的真实。然而，如果历史有知的话，它或许会为此感到欣慰，抱起期待来，因为它的某一部分很可能已经被遮蔽或扭曲得太多、太久。

注释：

[①]王甲荣《彩云曲》自序，钱仲联《梦苕庵诗话》，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页。

[②]钱仲联《梦苕庵诗话》， 第49-50页。

[③]海纳川《冷禅室诗话》，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710页、

[④]毛澄《西园引》，《辽东诗坛》1936年第66期。

[⑤]高祖同《圆明园词》，《清华学报》1911年 第3卷 第2期。

[⑥]杨共乐、张昭军主编《柳诒征文集》第12卷，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6-7页。

[⑦]吴宓《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56-58页。

[⑧]张鹏一《颐和园诗并序》，《秦风周报》1935年第1卷第29期。发表时未署名，通过与《学衡》版对勘，可知作者是张鹏一。

[⑨]郭则沄《十朝诗乘》卷二十一，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第4册，第696页。

[⑩]邓镕《颐和园词》，《新纪元星期报》1912年第1卷第3期。

[11]不仅圆明园、颐和园这类题材如此，古人的很多时事讽喻诗都带有这样的意图，参见潘务正《作为讽喻的事件——沈德潜时事讽喻诗考论》，《苏州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12]Geremie Barmé, “The garden of perfect brightness, A life in ruins,” East Asian History, Vol.11(1996), pp.111-158.

[13]瞿宣颖《西园王孙草书墨竹歌》小序，汪辟疆《汪辟疆诗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

[14]邹永修《颐和园词（有序）》，《烟海楼诗集》卷六，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第2a页。

[15]邹永修《颐和园词（有序）》，《烟海楼诗集》卷六，第1a-2a页。

[16]邓镕《颐和园词》。

[17]张怀奇《颐和园词》，钱仲联《梦苕盦诗话》引，第30页。

[18]张鹏一《颐和园诗并序》。

[19]吴之英《颐和园诵》，《国学荟编》1914年第8期。

[20]李国瑜《颐和园词》，《俭德储蓄会月刊》1920年第2卷第1期。

[21]姚德凤《颐和园歌》，《江苏文献》1944年第3/4期，第97页。

[22]王闿运《圆明园词》，《湘绮楼诗文集》第3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

[23]同上。

[24]王国维《颐和园词》，陈永正编《王国维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25]陈天倪《浩园词》，《尊闻室剩稿》，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17页。

[26]参见巫鸿《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7]成多禄《昆明曲》，《成多禄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28]赵兴华《北京园林史话》，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29]钱仲联《梦苕盦诗话》，第30页。

[30]王国维《颐和园词》，陈永正编《王国维诗词笺注》，第117页。

[31]陈弢《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序，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2页。

[32]张鹏一《颐和园诗并序》。

[33]李国瑜《颐和园词》。

[34]王国维《颐和园词》，陈永正编《王国维诗词笺注》，第121页。

[35]作为历史事件，这涉及晚清统治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但至少在士人那里，它表明了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参见郑艳《重修圆明园与同治末年的政治风波》，《历史档案》2001年第4期；许吉敏《清朝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36]孙诒让《咸丰以来将帅别传序》，朱孔彰《中兴以来将帅别传》卷首，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页。

[37]王国维《致铃木虎雄》，《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8页。

[38]王国维《颐和园词》，陈永正编《王国维诗词笺注》，第127页。

[39]李国瑜《颐和园词》，《俭德储蓄会月刊》1920年2卷1期，“杂俎”第17页。

[40]张鹏一《颐和园诗并序》。

[41]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60页。

[42]高适著、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7页。

[43]邹永修《颐和园词（有序）》，《烟海楼诗集》卷六，第2b-3a页。

[44]邓镕《颐和园词》。

[45]同上。

[46]同上。

[47]这里涉及的便是叙事声音（narrative voice）的问题。虽然都是“我”（邓镕）在叙事，但在文本的前半部分，“我”并不介入历史之中，也不展现个人的意志或情感，直到采用“插叙”或“闪回”手法之后，“我”才将个人的意志或情感展现出来，并与历史事件形成了互动。这种类似的现象，在吴伟业丰富的歌行体篇什当中就已经有了，譬如《楚两生行》《画兰曲》等诗歌，参见林宗正《多重聚焦与时间交错下的历史书写：吴伟业的诗史叙事》，张伯伟、蒋寅编《中国诗学》第十八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页。

[48]Maureen Turim. Flashbacks in Film : Memory & History. New York：Routledge, 2014，P.1

[49]Maureen Turim. Flashbacks in Film : Memory & History. P.17.

[50]邓镕《颐和园词》。

[51]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外籍帝师眼中的溥仪与清末政局》，芳生译，台海出版社2020年版，第26页。

[52]郭则沄《十朝诗乘》卷二十一，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第4册，第697页。

[53]姚德凤《颐和园歌》。

[54]成多禄《昆明曲》，《成多禄集》，第236页。

[55]姚德凤《颐和园歌》。

[56]邓镕《忍堪居士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9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710页。

[57]邓镕《颐和园词》。

[58]邓镕《颐和园词》。

[59]刘衍文《雕虫诗话》卷五，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第6册，第648页。

[60]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页,。

[61]吴宓《吴宓日记续编》，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1页。

[62]研究表明，颐和园的修建并未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而是挪用了海军衙门的经费，这是当时的常规操作（参见陈先松《修建颐和园挪用“海防经费”史料解读》，《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

[63]黄汉甫《西苑曲》，郭则沄《十朝诗乘》卷二十一，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第4册，第696-697页。

[64]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第十下》，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36页，

[65]范晔《后汉书》卷十《皇后纪第十下》，第436页。

[66]《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七，《清实录》第57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06页。

[67]金梁《四朝佚闻·德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第5b页。

[68]参见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69]参见马昕《中国古代咏史诗中的因果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1期。

[70]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增订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页。

[71]王国维《颐和园词》，陈永正编《王国维诗词笺注》，第127页。“就使到”三字不通，疑有阙文或衍文。

[72]王国维《颐和园词》，陈永正编《王国维诗词笺注》，第131页。

[73]于式枚《书易五剪发诗后四首》其三，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0页。

[74]易顺鼎《告剪发诗》，《琴志楼诗集》第4册，第1207页。

[75]于式枚《书易五剪发诗后四首》小序赞扬易顺鼎不像革命党人那样“诬及宗庙”，且平生虽然遭际坎坷，却“曾无一语诋及本朝，心迹固可谅也”。这种赞扬，是有条件的。所以，小序中随即又补充道：“作四诗补正其得失。”这种隐晦委婉的用意不难捕捉到。在《书后》第四首中，于式枚进而写道：“万一梅村妖梦到，低头金盒再商量。”则几乎近于辛辣了。于氏诗序及此诗见易顺鼎《琴志楼诗集》第4册，第1209页-1210页。

[76]王国维《颐和园词》，陈永正编《王国维诗词笺注》，第131页。值得指出的是，王诗“坐令佳气腾金阙，复道都人望翠华”一整联都点化自杜甫《北征》“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笺者没有表出。

[77]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一七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41页。

[78]范晔《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一下》，第86页。

[79]高启《高青丘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51页。

[80]相关梳理，参见斯蒂芬·R·麦金农《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1901—1908》绪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近来，李细珠令人相当信服地提出了“内外皆轻”说（参见李细珠《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12年3期）。

[81]钱锺书、卡莱尔（Thomas Carlyle）、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等学者都有相近的论述，参见汪荣祖《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317-329页。

[82]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

[83]同上，第162页。

[84]邓镕《颐和园词》小序。

[85]瞿宣颖《西园王孙草书墨竹歌》小序，汪辟疆《汪辟疆诗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

[86]郁达夫《历史小说论》，《郁达夫全集》第十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77-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