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即古人常说的“经理世事”“经纬世事”,可理解为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深厚的优良传统,突出历史著述对国家社会的资治作用,强调学者应关注现实问题,把学术思想付诸社会实践。从清初立基,到康乾盛世,再到晚清变革,经世史学贯穿整个清代历史。面对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问题,清代经世史学展现出多样发展样貌,继承并创新了传统史学的经世精神。
一、以史明鉴,黜虚崇实
明道救世,力倡致用之实学。面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清初史学家号召学术研究应关注社会实际。顾炎武认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救世也”(《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为学目的在于明道与救世,学问用之于身的同时也要施之天下。为此,他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深入分析与百姓生活切实相关的漕渠、屯田、水利、赋税等社会利弊。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同样着眼于政治、经济、军事、财政、教育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方面。针对学界论述思想流派空泛混杂的乱象,黄氏又作《明儒学案》一书,阐明明代各派学术思想的“宗旨”,彰显出不著空言、致力明道的实学精神。另有历史地理学方面的实学成果,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分析各地形势,阐明军事攻守成败,总结政治兴亡得失,字里行间透露出“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的现实关怀,被称为“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吴兴祚序》)
以史应务,重视史学的经世作用。史学的经世作用备受时人重视,被看作明道救世、经纬天地的关键。顾炎武自五十岁以后“笃志经史”,坚持“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学问观,反对“所谓雕虫篆刻”的无用诗文,充分肯定史学“鉴往训今”的作用。他在《日知录》中直接指出,如果在科举考试中加强“史科”的考察,十年之间,国家便可获得通达政体的栋梁之材。同列明末清初三大家的王夫之,也充分肯定史学的经世作用,称:“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史者,垂于来今以作则者也。”(《读通鉴论》)在王氏看来,史书的价值在于“述往以为来者师”,史家应该把握“经世之大略”,使后人能够通过史书认识到“得失之枢机”,以为现实借鉴。
引古筹今,以“建万世之长策”为经世目标。清初史家多为明末遗民,他们一方面竭力保全前朝之史,另一方面客观总结明亡教训,以为后世资鉴。他们探讨的是历史之变,而非王朝之变,追求的是“建万世之长策”,而非立言于一时。顾炎武的弟子潘耒,就明确说顾氏《日知录》“立言不为一时”,寄希望于后世“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以此补救世道人心。(《日知录》序)继承黄宗羲经世思想的万斯同,也表示考察治乱兴衰而得的经验教训,绝非短期的“因时补救”,而是“可用而行”“为后世法”的万世良策。(《石园文集·与从子贞一书》)无论是对现实的无奈,还是对历史认识的升华,清初史家的经世思想已经突破一家一姓兴衰的局限,认识到史学为天下、为万民、为后世服务的长久价值。
康乾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统治者积极推动史书编纂,创造了有清一代的史学盛世。
以史资政,发挥官方组织力量。官修史学经过康熙年间的开拓,雍正年间的恢复,最终在乾隆朝达到鼎盛。康雍乾三朝,官方组织修撰了大量贯彻经世思想的史书,拓展了诸多新的修史项目,涵盖实录、典制、方略、国史、志乘、丛书、类书、工具书等体例形式,尤其是体现经世思想的边疆史地学和方志学屹然崛起。
乾隆后期,祁韵士奉敕纂成《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系统整理研究了西北边疆民族源流世系及其事功。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平定西域,乾隆帝下诏纂辑《皇舆西域图志》,由大学士傅恒、刘统勋等领衔,历时近三十年修成,将边疆地区各方面情况一一详载。各种边疆史地著作成为了解、巩固边疆,强化大一统治理的重要门径。康雍乾三朝多次纂修《大清一统志》,直接推动了全国各地方志的纂修,具有“资政、教化、存史”作用的方志进入了繁荣兴盛阶段。此外,统治者个人十分重视历史垂训鉴戒、匡助政治、关乎世道人心的现实意义。乾隆帝为教万世君臣而亲纂《御批通鉴辑览》,为鼓励子孙奋进而敕修《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为铭记先辈创业艰难而命撰《皇清开国方略》。
考订辑佚,清理总结以往史学。康乾时期,无论官方史学还是私家史学,都致力于编书、校书、刻书,整个学术界掀起整理考订以往文献的学术热潮,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文化兴盛与学术发展,也为后世整理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典籍。
官方组织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等,投入大量人力编校辑佚,对此前历代史籍进行梳理总结。与此同时,乾嘉考据学者也致力于对古代典籍进行注疏整理,表面看似繁琐,却内蕴经世之光。钱大昕即主张,“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潜研堂文集·世纬序》);王鸣盛强调史家要怀有“经国养民远图”,时刻关注“民生疾苦,国计利害”(《十七史商榷·宋书有关民事语多为南史删去》)。此外,以整体眼光考史论事也成为该时期的特色,诸多体现经世思想的历史评论层出不穷。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有体有用”,“可坐而言,可起而行”,既阐明儒学明道救世之体,又具有经邦治国之用,堪称史论典范之作。
反思评断,系统阐发经世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进一步阐发了史学的经世思想。他认为“史义”即史家思想,在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由此出发,章氏反思了当时溺于名物训诂且愈加空疏的“考索之功”,提倡具有独创精神与独立见解的“独断之学”。他感慨道:“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与汪龙庄书》),痛陈考据学后期博古而不通今、繁琐而不切实用的弊端。他明确指出,史学是“切合当时人事”,用来经世明道的学问(《浙东学术》),如果“有所发明而于世无用”,那只能是于现实无益的“雕龙谈天之文”(《答沈枫墀论学》)。在论及史家修养时,章氏还特别提到史家运用“史识”纠正风气、持世救偏的现实作用,主张救弊纠偏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且注意适度,力求“归之中正”。
实事求是,强调史学求真精神。经世当以求真为基础,康乾史学的发展为经世史学注入了求真求是的客观精神。王鸣盛秉持“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的治学理念,在“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中探求翔实精确的历史细节。(《十七史商榷》序)针对时人不顾事实、任意褒贬的问题,钱大昕主张“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将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原则,坚信只有祛除疑问才能成就一代信史,只有指出错误才能彰显史学美德。乾隆皇帝在《御批通鉴辑览》中质疑并驳正旧史中的失实之事,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读史者不可不具卓识”,强调读史者要以怀疑精神缜密思索,以卓识明辨真伪。
在考据求实的学风中,官方修史和私家撰史都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官修《皇舆西域图志》明确表示,“凡可考据者,引述辩证,不厌其详,征信存疑,兼为区析”。惠栋、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考据学家,更是继承发展了一套客观而精密的治史方法。他们广搜材料,归纳排比,还利用文字、音韵、训诂、天算、舆地、金石等学问辅助研究历史。这种实事求是、苦学博览的求真精神,运用各种知识进行历史考据的严谨方法,是乾嘉学派留下的宝贵财富,深刻影响了后世经世史学的发展。
三、以史应变,救亡启蒙
嘉道年间,社会矛盾逐渐激化,考据学风日益暴露出脱离现实、琐屑芜杂的弊端。据此,史家再度强调经世务实,积极推动学术理念的转变。
改易风气,纠正日益空疏的考据学风。龚自珍曾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一方面肯定了史学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指出治史必须究明世事变化的规律。针对日益严峻的边患,他十分重视边疆史地研究,将之称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所撰《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等,率先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移民边疆、以边安边等现实主张。魏源尖锐指责考据学禁锢思想、无所用途之流弊。他奉命编撰《皇清经世文编》,提出“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道出史书经世的根本宗旨。龚自珍、魏源等有识之士,以自身言行复兴经世史学,重启“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的实学之风。
留心世务,强化疆域和主权意识。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史家的疆域意识和主权观念进一步觉醒,直接推动边疆史地学继续发展。这一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时代紧迫感。张穆以“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蒙古游牧记》序)为治学目标,记述内外蒙古自古代至清代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填补了蒙古地区志乘的空白。何秋涛着眼于中俄边界问题,撰成《朔方备乘》,“兼方志外纪之体,揽地利戎机之要”,详细考察清朝北方的边疆形势。姚莹著《康輶纪行》,集中记述西藏历史、地理、政治、宗教等情况,“况今夷务纷纭,岂可不于此加之意乎”,表达出对外国侵略者窥伺该地的深切忧虑。
随着外国势力的不断侵入,记述中外关系的著作也应时而兴。王之春的《国朝柔远记》最为典型。是书本着“不惩既往,曷救将来”之旨,记述清朝以降中外邦交史事及其交涉策略,希望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助力解决外交困局。
认识世界,主动开展外国史地研究。此时的史家,以更加开阔的眼光了解和研究外国历史,在对外国史地的撰述中反思认识中国,为经世史学注入了时代精神和世界眼光。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道光洋艘征抚记(上)》),主持编译《四洲志》,开启研究外国史地之风。魏源和徐继畲分别作《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成为近代国人系统了解世界的起点。
除了对历史、地理与科技的介绍,史家还注意到外国的制度文明。王韬漫游欧洲各国,先后撰述并重订《法国志略》,希望以法国的制度文明激励国人觉醒变革。黄遵宪震撼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变化,结合亲身游历著成《日本国志》,在对日本历史的介绍中深刻反思中国现状,提出“政从西法,革故取新”(《日本杂事诗》自序)的改革主张。
中西结合,推动传统史学近代化。面对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史学家们纷纷倡导史学革命,不仅从理论上反思传统史学,更将史学转为启发民智、推动社会改良与革命的思想武器。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从儒家经典中阐述历史进化观,宣传建立君主立宪制;又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以世界各国变法的历史经验鼓励光绪帝实行新政。梁启超撰写《新史学》一文,有力批判传统史学的“四弊”“二病”,提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指明了以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为指导的新史学方向,影响深远。此外,邹容作《革命军》,分析清朝历史,以慷慨之词唤醒民众进行革命。陈天华作《中国革命论》,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说明革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广引中外历史事实,论证了用革命方式推翻清朝的必要性。面对晚清空前的动荡与变革,经世史学成为救亡和启蒙的理论工具,在中国迈向近代化的道路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清一代,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得到进一步创新发展,经世史学取得巨大成就。清朝入关之初,政局未稳,百废待兴,经世史学以“治乱”为主要任务,提倡以史明鉴,黜虚崇实。康乾盛世之下,政治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经世史学改以“治法”为先,在以史资政、考据经世中寻求持续发展之路。但受制于空前强化的封建君主集权,经世史家的很多主张未能充分践行。沿至晚清,面临列强入侵引发的民族危机,经世史学以“治危”为主要任务,强调世界观念和民族忧患意识,表现出以史应变、救亡启蒙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