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叟曝言》是乾隆年间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原本不题撰人，光绪八年刻本西氓山樵序说系“江阴夏先生”。经鲁迅考证，得知“夏先生”即夏敬渠。又据赵景深考证，夏敬渠字懋修，号二铭，江苏江阴人，生于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年)，卒于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年)，享年八十三岁。《野叟曝言》是他在乾隆四十四年前(一七七九年)后完成的，其时他已大约七十五岁。
《野叟曝言》对十八世纪读书人家庭的数学知识有细致的描写。现将这些描述之著者摘录于下(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九年排印本)：
第七十页——(文素臣进入刘璇姑房间)只见房内……侧首一张条桌，桌上笔砚济楚，摆有旧书数十本，文素臣看时，是一部《四书》，一部袖珍《五经》，一部《法算》，一部《纲鉴荟要》，还有四本袖珍《字汇》。
第九十三页——素臣取一根稻草，摘了尺寸，令大郎削起几枝竹箭听用。一面取过画笔，画了许多黄白赤道、地平经纬各图，将那弧度交角之理指示璇姑。
第九十五页——(素臣对璇姑讲授历算之法说：)其大略也，测算并用，心目两精，循序渐进，毋有越思，斯得之矣。我生平有四件事略有所长，欲得同志切磋，学成时传之其人。如今历算之法得了你，要算一个传人了。
第九十七至九十八页——璇姑见素臣情致无聊，取出《九章算法》来，请指示纰缪，以分其心。素臣道：“径一围三，其实则径常不足，周长有余。常用贵乎简便，亦当作径一百十三周三百五十五，方无大舛。若必求吻合，则更有密率，现载成书，将来你查阅自知。至前边这些加减乘除之法，则系开锁之钥匙、入室之门径。但不可用算盘，盖量天测地，要算那日躔月离，法极繁重，一盘少错，百盘皆空矣。必须用笔算之法，则落纸有迹，虽有差讹，按图可复也。”因将笔算加、减、乘、除、平方、立方之式各写一纸，令璇姑学习。璇姑灵颖，加减乘除不过一遍即会，平方立方少加请问，亦即通晓，道得上灯时，早已纵横无碍，十分透彻。又把带纵平方立方之法写出几条讲解与听，道得夜膳上来，已俱会了。
第一百一十二页——(素臣将娶璇姑，致函并礼物)其书曰：……算书全部一百三十二本、规矩一匣、仪器一具，专人寄付，好为收领。算法妙于三角，历学起于日躔……
第一百一十三页——(田氏)知道璇姑通晓文墨，在书房内取进一张书架，便他安放书籍，一切文房之具都替他摆设在一张四仙桌上，又将自己房内一把十九回的花梨算盘也拿了过来。
…………
从以上引文可见，当时江浙一些士人家庭中(书中主人公文素臣是苏州人，刘璇姑未嫁时住在杭州)，对数学的兴趣颇为浓厚，甚至连夫妻之间亦以讨论数学为乐。他们的数学知识颇为全面深入，不仅知道加、减、乘、除、平方、立方算法，而且也了解黄、白、赤道，地平、经纬各图，弧度交角之理，勾股、三角法、割圆之法。不仅在士人(文素臣)家中数学书籍(算书)及运算工具(规矩、仪器、算盘)颇为齐备，而且连“卖糕饼以营生”的市井小家碧玉(刘璇姑)闺房里，也有一部《法算》。
但是我们也要问：《野叟曝言》中反映出来的这些情况，是否具有一定普遍性？
首先，从夏敬渠的经历，来看看他的数学知识在当时的士人中是否独一无二。夏氏是十八世纪江浙地区的一个下层知识分子，一生不得志。其家贫，又只是生员，不得不以教书游幕为生。虽科场不得意，但他英敏好学，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他足迹几遍海内，经历丰富。晚年回到家乡，“屏绝进取，一意著书”。著有《经史余论》、《学古篇》、《纲目举正》、《全史约论》、《医学发蒙》、《浣玉轩文集》、《浣玉轩诗集》等。《野叟曝言》成于其晚年，友人读稿本，即“识先生之底蕴，于学无所不精”。由此可见，夏氏虽然知识比范进、孔乙己们要丰富，但其所受教育和后者一样，基本上仍然是传统教育，而非如徐光启、李善兰等学者那样通过与传教士交往，受到西学影响。因此夏氏的数学知识，主要来自江浙地区的传统教育。换言之，与大多数清代江浙一带的读书人相比，夏氏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可能比较丰富一些，但也绝非是一特例。
其次，我们从《野叟曝言》的成书背景，来看看该书中所反映的情况是否独一无二。《野叟曝言》是清代中叶出现的“才学小说”之一。关于“才学小说”的时代，胡适曾有很好概括：“那个时代是一个博学的时代，故那时代的小说，也不知不觉地挂上了博学的牌子，这是时代的影响，谁也逃不过的。”由于乾嘉学派的影响，读书人崇尚学问，流风所及，通俗文学的作者也往往喜欢把学问写进文学作品。《野叟曝言》的凡例云：“是书之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描春态、纵谐谑，无一不臻顶壁一层。”将如此丰富的内容融入小说，就是为了显示作者的博学。
因为博学是这个时代的风尚，因此除了《野叟曝言》外，其他的“才学小说”如屠绅《史》、陈球《燕山外史》、李汝珍《镜花缘》等，也有类似的取向。这些“才学小说”的作者为了显示自己博学，力求将传统学术尽可能地包罗在其小说中，使得小说成为可读性与学术性的结合。就数学知识而言，《镜花缘》中也颇有表现，何炳郁在《从<镜花缘>试探十九世纪初期科学知识在一般士人中的普及》一文中对此已做讨论，兹不赘述。
再次，除了这些“才学小说”外，读书人拥有一些数学知识，也反映在清代前中期的其他通俗小说中。例如在《儒林外史》中，即使是像周进那样的冬烘先生，或者像匡超人那样的农家子弟，也都掌握了一定的数学知识，因此周进才会被商人雇去当书记记账，而匡超人则自己经营店铺作坊。
因此，可以说，《野叟曝言》中反映出来的那些情况具有一定的时代普遍性。换言之，十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中国读书人掌握了相当的数学知识，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此才表现在野史小说中。这一点，应当说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新式学堂出现以前，中国读书人的数学知识是从何而来的呢？
清初数学家陈世明说：“尝观古者教人之法必原本于六艺，窃疑数之为道小矣，恶可与礼乐侔……后世数则委之商贾贩鬻辈，士大夫耻言之，皆以为不足学，故传者益鲜。”清代中期数学家张豸冠则说：“数为六艺之一，古之学者罔弗能。自词章之学兴，而此道遂弃如土。虽向老师宿儒问以六经四书中之涉于数者，亦茫然不能解。”当时的学堂教育似乎不包括数学教育，但是在学堂教育中，至少可以认识记数文字、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的名称及含义、主要计量(度量衡)单位以及大小、多少等数学基本概念，并学习到与计算有密切关系的历法、天文等方面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反过来又促进了对计算方法的学习。有了这些起码的概念，在“九九歌”、珠算口诀等通俗数学教育手段的帮助下，学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清代，中国数学出现了很大的进步，大大推动了数学教育。其中之一，是民间数学知识传播的进步，主要是珠算、笔算和口算(心算)方法的出现与普及。到了明代中期，算盘在江南已经颇为普及。清代劳乃宣编的《筹算蒙课》，内容即以珠算教育为主，表明珠算教育进入了启蒙教育。中国原来没有笔算，明代后期利玛窦把西方算法传入后始有。口算的基本口诀如现在小学生背诵的乘法口诀“九九歌”，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出现，到南宋时已变得和今日完全一样。但是这些口诀一直是为筹算服务的，因此口算是否已经出现并不清楚。到了清代，运用这些口诀进行口算(当时称为“嘴算”)才变得普遍。算学以及与数学关系密切的关于声律、医学、天文、舆地等的启蒙教材，也陆续出现于清代，是数学教育逐渐普及的表现。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讨论一下《野叟曝言》中所反映出来的那些比较高深的数学知识(特别是那些与西洋数学有关的知识)，到底是从何而来，以及为什么这些知识会传播到一般知识分子之中。
明清时期中国数学进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洋数学的引进和吸收。西洋数学自明代后期传入中国后，很快即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在传入的数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学。《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部数学翻译著作，绝大部分数学名词都是首创，其中许多至今仍在沿用。徐光启认为对它“不必疑”、“不必改”，“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其次是三角学，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有《大测》、《割圆八线表》和《测量全义》。《大测》主要说明三角八线(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的性质，造表方法和用表方法。《测量全义》除增加一些《大测》所缺的平面三角外，比较重要的是积化和差公式和球面三角。
清代数学家对西方数学做了大量的会通工作，并取得许多独创性的成果。嘉庆四年，阮元与李锐等编写了一部天文数学家传记《畴人传》，收入了从黄帝时到嘉庆四年的已故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二百七十余人(其中有数学著作传世的不足五十人)，和明末以来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四十一人。这种将中西数学家合在一起写的方法，表现了明清传入中国的西洋数学，已经与中国的传统数学融为一体，成为乾隆学术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来看，我们对于《野叟曝言》所反映出来的十八世纪中国读书人虽然与传教士没有交往，但对许多源自西洋的数学知识知之颇多的情况，也就不会感到诧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