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正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在中国边疆学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用力尤勤，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重要成果，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去年六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是马先生为学界贡献的一部学术研究史著作。这是学界、尤其中国边疆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本书在手，百年中国边疆研究、探索全貌就可稔熟于胸。
《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全书分为四篇、十八章，60 余万字。第一篇绪论两章，概述了统一多民族的中国与中国边疆的演进、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和百年探索的艰辛历程。马先生指出，求真、求善都是史学重要的社会功能，而史学是以求真为前提的。千年以来，我们的前人留下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历史文献，诸如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编年体史书和起居注、实录、典制体史书、地理书和方志、档案、考古资料，等等。这些前人的千年积累，就是我们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最重要、最基础性资料，也是研究中求真、求善的主要依据。百年探索，实际上涵盖了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叶约150年的时段。这期间，经历了清朝后期（即由盛转衰至灭亡）、中华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边疆研究虽经历了两次研究高潮，成果显著，但在中国边疆研究史上仍然属于拓荒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80年代前期，中国边疆研究依然处于“受挫中坚持的特殊阶段”。直至经过马先生带领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心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中国边疆研究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全新的局面。第二篇综论四章，从纵的方向阐述了1949--2014年60余年中国边疆研究的演进历程，并兼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台湾地区边政研究的持续与嬗变；第三篇分论九章，分专题综述了60余年来学者们对中国边疆研究的理性思考、古代中国疆域理论问题、中国历朝各代边疆治理、中国历代王朝民族政策、近代以来中国边患与陆地界务问题、中国海疆史研究、中国边疆研究史研究（上、下）、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九个研究重点的研究成果，使研究者和读者能从纵（综）横（分）两个视角对中国边疆研究深度和广度有一个全面与总体了解；第四篇展论三章，马先生着重评述了新世纪中国边疆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从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角度，阐述了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大趋势，这不仅是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历史责任，也是研究工作组织者的历史责任。
马先生还在该书《前言》中说，“本书追求的目标有三：一是，尽可能多地提供中国边疆研究成果的信息；二是，尽可能地描述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演进历程和趋势；三是试述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思考和当代边疆研究者的历史责任。”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看到，马先生从中国边疆研究史的视野，回顾了近150年来、尤其是60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前进的足迹，总结了边疆学科的成就和价值，展望了边疆学科未来发展的态势，圆满地完成了本书追求的三个目标。具体言：
第一，本书提供了大量的中国边疆研究成果的信息。
马先生在本书中，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对学界有关三次研究高潮的特点、内容、成果及不足之处，均一一作了介绍、分析，并对第三次研究高潮中关注的一些具体问题，如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演进、中国边疆和疆域的发展阶段、发展大势及历史特点，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和百年探索，古今治理边疆的理论、政策、策略及其经验、教训，近代以来中国边患与陆地界务等问题，均一一做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分析和评价，对其中的不足之处也提出了作者的看法。尤其值得关注的，还有以下两点：一是有关中国海疆史的研究。诚如马先生所指出的：“在中国边疆史学术领域，中国海疆史无疑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对中国海疆史的研究，极大的丰富了中国海疆史研究的学术内涵，对学科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所周知，中国历代统治者、特别是明清统治阶级重视和日益强调“天子守在四夷”、“重土轻海”，从不对外侵略和扩张，忽视了海疆的建设和发展，招致了欧美列强的蹂躏和侵略，使大面积的中国领土被瓜分和丧失。由此，中国海疆史的研究也处于薄弱地位。自上世纪末以来，学术界加强了海疆史（尤其是台湾史、海南史、南海诸岛、钓鱼岛）的研究，并呈蒸蒸日上的趋势。马先生对此做了深入细致的介绍，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和待改进之处。这对于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深入推进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新疆考察史的研究。马先生指出，“边疆考察史是中国边疆研究史的重要内容”，但长期以来，中国学人对边疆的考察很少有人问津，外国人士的考察均被划入帝国主义侵华史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加强了这方面的研究和考察，但所涉中国边疆地区以新疆考察最多。因此，本书对有关新疆考察史研究的介绍和解读所用笔墨较多。本书对清代至今中外学者关于新疆的考察、探险活动及留下的档案、资料，研究著作、日记、译著，等等，都认真做了介绍、解读和评价，给人们展现了一幅新疆考察史的优美画卷。马先生对中国海疆史研究和新疆考察史研究的介绍和解读，不仅对推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有重要作用，而且颇具现实意义，对有关各级领导的决策和管理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第二，详细而准确地描述了60年来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演进历程和趋势。
马先生把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中国边疆研究称作中国边疆研究中的第三次研究高潮，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百年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很恰如其分的，也是很符合中国边疆研究的历史实际的。
回顾中国边疆研究史，诚如马先生所说，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是在嘉道时期“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的交相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嘉庆后期，中国边疆危机已有显现；道光即位后边疆危机日趋严重和发展，道光后期边疆危机更是与国家危机和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紧密相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嘉庆、道光、咸丰三朝边疆研究出现了一个兴盛时期，即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此时，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研究边疆政治、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军事、域外的专家，编著了许多边疆研究与边疆考察、探索相结合的不朽著作。但这些著作主要反映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状况。当然，其时不少有识之士确已关注到中外边界划定或边界纠纷问题，及与边疆问题密切相关的域外问题。
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出现于20世纪前半叶，主要是30至40年代。20世纪前半叶，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重，中国边疆研究者自觉地融入现实社会之中，承担起社会和历史的责任。如马先生所说，这使此时期的边疆研究“正逐步演变为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不同范围、不同层面上，以不同视角、不同方法从事边疆史地、边界沿革及边患、边疆社会、边疆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出现了众多的研究群体（如中国边政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研究刊物（如《禹贡》），撰写了大量的研究著作、论文、考察报告、游记等。一些大学还适时地成立了边政学系，使边疆研究向纵深发展。特别是著名学者吴文藻先生的“边政学”的提出，成为本次高潮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平心而论，尽管本次高潮成果繁复，影响深远，但正如民国时期有学者所言“我们研究边疆问题，还是一个拓荒者。”研究的范围自然也摆脱不了“拓荒”的范围。 新中国建立后至上世纪80年代，边疆研究虽然步履艰难曲折，但种种迹象已预示着正向前发展。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果断成立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这是中国边疆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标志着中国边疆第三次研究高潮的到来。
此后，在马先生的领导、带动下，中国边疆研究中心设立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边疆史地学评审小组，加速了一些边疆史地研究课题的立项，迅速推动了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化；创建刊发边疆史地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如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主办的《西北史地》上开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专栏；自己创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这是全国首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杂志；组织出版了五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20年间举办了四次学术研讨会，从而带动和掀起、促进了第三次中国边疆研究高潮。
在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疆问题的狭窄范围，开始形成了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成果众多、选题深入、贴近现实的特点。”有关本次研究高潮的具体状况，前面已有涉及，此不赘述。
第三，介绍和论述了学界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思考及当代边疆研究者的历史责任。
在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高潮中，学术硕果累累，学术内涵及外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使此后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有了深厚积淀。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这一良好态势，必然要呼唤一门新的学科--中国边疆学的诞生。我们现在高兴地看到，作为一部当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研究史著作，马先生这本《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04）》的出版，成功地完成了当前构筑中国边疆学的一项基础性学术工作。
在本书中，马先生从学界在中国边疆研究千年积累和百年探索历程中的分析研究，认为构筑中国边疆学是中国边疆研究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基础上，他又对中国边疆研究科学探索中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中国边疆学为主题的学人著述及相关论文、刊物（包括中国边政学）所探讨的中国边疆学名称、定义、研究对象，中国边疆学体系的框架、组成部分，中国边疆与国家、民族的关系，对云南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学报》为构筑中国边疆学所做的特殊贡献都一一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解读和评价。第三次研究高潮的历史充分说明，从更宏观的角度阐述中国边疆的特殊性学者当首推马大正和刘逖。马、刘二位学者从中国悠久的历史、广阔的地域、多样的民族和中国边疆地区的各种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四个方面论述了尽快“构筑中国边疆学是必不可少的”，上述四个方面的论述“也是中国边疆学中的重要理论内涵之一”。
在本书中，马先生也介绍了自己为构筑中国边疆学从事的科研实践及对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思考要点（包括该学科的学科定位、学科特点、学科的分类设置、基本功能、学科依托与学科交叉、研究的重点及研究方法、当前的要务与步骤）。他在本书中还介绍了个人自上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参加的科研实践、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和出版的数十本著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先生对中国边疆史地和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国边疆学的许多重要问题与热点、难点问题的精辟论述，以及提出的许多观点和意见，都是独到的、卓有成效的，对于边疆区域研究的发展和中国边疆学的建设具有指导性、建设性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马先生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实现“两个突破”的率先垂范者和中国边疆学创立与建设的奠基者。他和他的同志们的积极工作及刻苦研究为开拓、促进中国边疆领域研究和中国边疆学建设新局面，做出了重要的、永垂青史的贡献。
我认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类学科的研究中，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结合最为紧密的，当属中国边疆领域的各门学科。现在，是将它们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了。我们相信，一个新的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必会很快成为现实。而在这门新学科的构筑中，中国边疆学的框架是极为重要、甚至是首位的工作。许多学者为此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有价值的意见。其中，我个人认为马先生的意见最值得关注、思考：
（图见下页）
在这三个栏目中，我觉得第二个栏目里“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下平行加个“中国边疆与域内外交往学”,以展示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国中原地区及中国边疆与境外地区各方面的交往史；第三个栏目里，“中国边疆管理学”下平行加个“中国边疆教育学”，使马先生关于中国边疆学的功能之一――教育功能得到更好发挥
本书在写作方法上有以下两个优点，值得提出：
一是四篇18章内容环环相扣，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中国边疆研究历程和本书的写作，可以看出，这四篇是一环扣一环，紧密衔接而构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说，马先生从“中国”和“中国边疆”两个概念的形成，谈到了幅员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演进和变迁；从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谈到中国边疆研究的千年积累和近150年、尤其近60年（1949-2014）的百年探索的艰苦历程。到此，马先生并没有止步，而是舒展笔墨，向纵深发展：纵的方面，马先生阐述了60年来中国边疆研究演进的历程；横的方面，马先生分九个专题亦即九个研究重点，一一分别介绍、评述了各个专题的研究成果及其不足。这既使学者、读者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又明确了今后研究努力的方向。马先生的这些有力工作，向人们展现了中国边疆研究新腾飞的起点。这就是说，中国边疆学的构建已刻不容缓，其迅速到来也为自然而然之事。接着，马先生又从新世纪研究发展的大趋势谈到学界同人为构建中国边疆学而作的努力，并谈了自己为构建中国边疆学而付出的呕心沥血，亦即自己为此从事的科研实践及自己的思考要点，同时又提出了构筑中国边疆学当前的要务与步骤，指出中国边疆研究者和研究工作组织者的历史责任。由此，本书可说是马先生为构筑中国边疆学所作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性的学术工作，而其出版则使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基础更为牢固。
二是内容广泛而丰富，信息量特别充足。本书突破了以往一谈起边疆就仅仅局限在边疆史地的内容，而是涉及边疆的各个方面，既有陆疆的内容，也有海疆的内容；既谈古代的边疆，也谈当代的边疆；既谈历代边疆理论、政策的研究，又谈历代各朝实际治理状况的研究，也有近代以来边患与陆地界务问题的研究；既谈古代边疆的治理，也谈当代中国边疆的治理；既谈边疆研究史，也谈边疆研究史研究；既对中国台海两岸学者的研究、考察做出评价，也对外国学者的研究、考察作出评价；既谈边疆研究的成果，也指出其不足，藉以总结经验，以利今后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再有，从本书列出的近2100个注释中，可以看到，作者至少引用了1500余部（册、篇）论著、文章、资料、报告，信息量之大，充分显示了作者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优良学风，以及为研究中国边疆、构筑中国边疆学竭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值得学界和读者敬佩和学习。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充分，信息量大，但仍难免有所遗留之处。例如，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学界研究较为充分，但本书中这方面的介绍则稍嫌简略。
附 ：
马先生关于中国边疆学的框架图
中国边疆考古学
——中国边疆历史学—— 中国边疆文献学
中国边疆研究史学
中国边疆安全学
中国边疆法制学
――中国边疆政治学 ―― 中国边疆军事学
――中国边疆经济学
――中国边疆人口学
――中国边疆文化学
―― 中国边疆地理学
――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本文部分內容刊于《光明日报》2017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