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出于专业爱好，饶有兴趣的拜读了扬州大学刘建臻教授整理，并经广陵书社出版的《焦循全集》。大家知道，焦循是清乾嘉时期有“通儒”之称的杰出学者、思想家，亦是当时扬州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一生学识渊博，著述宏大，富有思想，成就昭著。但由于各种原因，其著述于生前刊刻不多，大部分以稿本、抄本留世。其死后虽有刻本流传，则未经严格审校，既有讹误，又驳杂不一，此前尚无一部全面系统的个人全集，给深入研究焦循及清代学术造成很大不便。令人欣喜的是，被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且经刘建臻教授等专家精审精校的《焦循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几乎囊括了焦循的全部著述，以崭新的面目问世。全书规模恢宏，卷帙浩繁，印制精良，洋洋十八巨册，字数多达六百余万言，无疑是迄今最为全面系统的焦循全集。她的整理出版，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意义。有鉴于此，笔者不揣谫陋，想藉此书出版之机，谨就焦循的学术思想特色及其著述刊刻流传的状况，和《全集》整理出版的价值意义，略作评述，以促进学术交流。

一、    清代通儒焦循的学术成就和特色

欲评述《焦循全集》整理的价值和意义，很有必要先对焦循的学术成就和特色，有粗略的认知。

焦循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理堂老人，清代扬州府甘泉县人。出生于世代治《易》的书香门第。其曾祖、祖父和父亲等，皆以研究《易》学名世，致使焦循深受家庭的熏陶和影响。从幼年起，就对儒家经学有浓厚兴趣，尤酷爱《易》学，且聪慧异常，深受长辈喜爱器重。早年，当江苏学政刘墉视学扬州时，即被取为生员且属意于经学。旋入安定书院，专心于经群。至嘉庆六年，考取为举人，而后参与会试则名落孙山。从此绝意仕进，不复科考。为了生计，一边座馆授徒，一边进行著述。其与当时倡导学术的封疆大吏阮元关系密切，乃阮元之族姐夫，二人“少同游，长同学”，当阮元身为大吏后，又屡邀焦循为幕宾，相互切磋学术，也使偱交游日广，学问大进，其许多著作都是在幕府中完成的，晚年或奉母家居，或托病不出，筑建雕菰楼，于湖光山色中专心著述，足不出城者十余年，终于撰写了等身的著作，为后世留下大量丰厚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关于焦循的生平经历，学界已有不少传记资料。这里仅想就焦循作为“通儒”的学术思想特色，再稍作评介。

参照学界对焦循的评论，窃以为焦循作为通儒其学术思想特色，主要表现有如下几点：

其一、称赞焦循为“通儒”，几乎为古今学界之共识；

嘉庆二十五年当焦循病逝后对之“哀之切，知之深”的阮元，曾写有《通儒扬州焦君传》说：“君学乃精深博大，远迈于元矣（阮元自指）。今君虽殂，而学不朽······综其学术之大指，而为之传，且名之为通儒”[①]同样，以研究清代学术著称的梁启超在论及清代汉学流派时曾说：“汉学派中也可分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此外，还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偱），汪容甫（中），他们的研究范围比较广博”。“广博”者，亦即通也。当代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在论述乾嘉各个学派及其特色时则更为明确地说，“余考论清代学术，以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扬州诸儒承二派以起，由专精汇为通学”。张先生还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扬州诸儒所谓“通”的具体含义，如打通学科门类，“治学范围不仅限于经学”、“能突破传注的重围”，······等，在具体分析这些含义时，往往以焦循在这方面事例作论证。[②]足见，肯定焦循是“通儒”，可谓古今学界之共识。

其二、从传统的学术四部分类看，其著述涉及经、史、子、集四部，治学范围极其广泛。当乾嘉汉学最为盛行时，逐渐暴露出治学范围愈益狭窄的蔽端，正如江藩在其《汉学师承记》中指出的：“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然而，焦循不仅长于经史，而且有大量诗、文、词、赋，又有天文历算之作。其于“经”部，既有最擅长的《易学三书》、还有对儒家主要经典《诗》、《书》、《三礼》、《春秋》、《论语》、《孟子》的疏考，通释之作；于“史”既有《北湖小志》、《邗记》等专著，还参与编纂《扬州府志》；于“子”则有《算学五书》及《吴氏本草》；于“集”部则有《雕菰楼集》、《里堂诗集》、《仲轩词》等。清代大儒段玉裁在评价焦循的学术成就时说，“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思，无弗精”。兼通“四部”的焦循，确乃“于学无所不通”之通儒。

其三、义理、考据、辞章兼备。尤重思想义理；中国传统学术强调义理、考据、辞章兼备。但具体到每位学者个人而言，却常常偏重于某一方面，特别是那些汉学未流则只重考据，而看轻义理。作为通儒的焦循则强调三者兼备之，并特别强调通核，重视义理。他曾在《辩学》一文中介绍著书立说的五种方法，有“通核、据守、校讎、摭拾、丛缀”，并认为“五者兼之则相济，学者或具某一方面，而外其余，余患其见之不广也”，[③]他很赞赏戴震的学术思想，在当时学界有人贬低戴震对其在《孟子字义疏证》阐发的思想多有指责，焦循却专门写了《申戴》一文为之申辩。肯定“东原生平所著述，惟《孟子字义疏证》三卷，《原善》三卷最为精当”，“夫东原世所共仰之通人也，而其所自得者，惟《孟子字义疏证》、《原善》”，[④]焦循在赞同吸收戴震思想的基础上，在性善论，理欲辨等方面，又有发展和创新。他认为人性善，食色之性是人的合理属性，虽圣为尧、舜，仍都有欲望并不失为圣人。他的许多义理思想，都渗透在《易学三书》、《孟子正义》等书中。另外，他在多篇论文，如《性善解》，《攻乎异端》、《说定》、《说权》，以及在与友人的论学书札中，都阐发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其许多深刻的思想在当时就被赞誉为“石破天惊”。

应该说在汉学考据盛行、思想义理相对沉寂的乾嘉时期，焦循能独立特行的成为一个思想家尤为难能可贵。对此，钱穆先生很是推崇。他说：“里堂论学极多精卓之见，彼盖富有思想文艺之天才，而溺于时代考据潮流，遂未能尽展其长者。然即就其思想上之成就言之，亦至深湛，可与戴东原、章实斋鼎足矣”[⑤]钱氏此言，当为至论。

二、    焦循著述刊刻出版与流传散佚的状况

焦循作为一代著述宏富，思想独特的杰出学者和思想家，其著作理应认真整理刊刻出版，以便研究弘扬。然而，在其生前与身后，直至新编《全集》问世前，却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既有刊刻本，还有大量稿本、抄本，也有少量点校印刷本，甚至或有误托和伪造的现象。同时，由于流落各处，收藏管理分散混乱，有的著作已经亡佚。各种具体情况是：

其一、有刊刻本传世。焦循生前对自己的著作刊刻的不多，但由于他和倡导学术的阮元关系密切，阮元在各地任学政和督府过程中，无不热爱文化而举办经舍学堂，刊刻图书，编纂刊印了不少《丛书》，如在广州成立学海堂，刊印《皇清经解》，其中便吸收了焦循的多部经学著作。另外，焦循的生前友好，后学与热心学术文化的地方绅士，还搜集焦循的著述，编纂刊刻了《焦氏丛书》、《焦氏遗书》等，相继刊刻了焦循的著作，得以流传。如今，收录于《全集》中之、《易学三书》，《尚书补疏》、《毛诗补疏》、《北湖小志》等，大都以这些《丛书》的刻本为底本，尽管这些刻本的校勘尚有不少讹误，但对焦循著述的流传仍功不可没。

其二、有不少稿本、抄本存世。由于焦循一生治学刻苦勤奋，严肃认真，其许多著作，都曾历经数年，数十年，反复修改抄录，才最后定稿。如其代表作《易学三书》就历经三十年，不断修改补充删消。其《孟子正义》一书，则是先从编写《孟子正义长编》入手，在广为搜集材料的基础上，方开始撰写本书，写出成稿，再予抄写。一本一本謄录，直到其去世前半个多月，亦未抄写完毕，死后才由其子焦廷琥抄写完稿。如此类似的情况还多有。因而，焦循的著作大都是以稿本、抄本存世。后来有些存世的稿本被纳入各种《丛书》，有些著作仍以稿本、抄本形式，辗转流传。也有刻本、稿本、抄本并存的局面。如收入《全集》中的《论语通释》，就既有稿本、又有刻本。另外，收入《全集》的《里堂题识》，则有两种抄本，一种稿本（其中还保留有焦循本人的手迹）如今，在编纂《全集》时，只能以存世的多种版本对照比较，选择较好的版本为底本。其中稿本与抄本讹误尤多，或有错字、漏字，或有重复颠倒，有的则字迹潦草难辨。有的存世著作，只有稿本、抄本时，也只能选作底本，这就势必为整理增加了难度。

其三、有少量经整理标校的印刷本，由于焦循的某些著作，乃论述某些专门领域的专著，如收入《全集》的《剧说》，是为数不多的论述戏剧的专门著作，颇为古今读者关注，有很高的研究参考价值，便由中国戏剧研究院纳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于1959年印刷出版。还有本《全集》的整理者刘建臻教授，长期致力于焦循研究，曾整理标校有《焦循诗文集》于2009年由广陵书社出版，颇受好评，曾荣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可惜这样的标校整理者并不多见。

其四、还有托名与伪造之书及亡佚的情况。由于焦循去世后，声望影响越来越高大，日久年长后，便出现了托名之书，如《毛诗要义》、《辑古算经细草》，并非焦循之著作，却被托名刊核。更有甚者，还有纯属伪造的图书，如《仲轩易义解诂》、《里堂书品》、《砖塔名铭题跋》[⑥]等，冒焦循之名出版，欺骗读者。另外，由于焦循的著作后人保管不善收藏流传各处，有些稿本、抄本在辗转流传，散失亡佚，如有些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属于焦循的著作，如《三礼物名释》、《扬州笃行录》、《地球图说补》、《孙子算经注》、《里堂说医》等，都久已佚失。

从上述本文透露的信息看，焦循的著作呈现的突出特点是数量多，内容涵盖量大，涉及面极广，既有人文领域的经史考证，又有自然科学范围的天文、历法、说医之作。而且，这些著作既有刻本、又有稿本、抄本、还有托名造伪之书，迄今未有经过认真整理全面搜集的个人之全集。如在这种状况下，欲编纂其全集，其难度可谓是“上青天”，“下地狱”，难免使人望而生畏。令人钦佩的是本书的整理者刘建臻教授等却不畏艰难，勇于攀登，抱定守护和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担当精神，终于不辱使命，首次成功地整理编纂出《焦循全集》，以崭新的面目出版问世。不愧是学术史与出版界的一大盛事和重大贡献，殊属可喜可贺！值得称道点赞。

三、《焦循全集》的整理中的创新及其价值和意义

当我们在对《焦循全集》的整理出版，表示祝贺和点赞之际，自然会引起思考，此书之何以能整理出版，又有何创新？意义何在？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借鉴呢？以笔者愚见，似有如下几点：

其一、首先要指出的是《全集》的主持者、整理者刘建臻教授是理想的人选。他有志于学，治学刻苦勤奋。有学术潜力。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卓有成就的学界新锐。早在其初出茅庐时，就被史学界前辈扬州大学的祁龙威先生慧眼识中，称赞他“不畏古奥，人才难得”。此后，又从著名学者田汉云教授攻读博士，旋任教于扬州大学，参与了扬州学派的系列研究，并选择了“硬骨头”焦循为研究对象，经过孜孜不懈的努力钻研，除在《历史研究》等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外，还先后撰写出版了《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焦循著述新证》、《焦循学术论稿》，以及曾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的《焦循诗文集》。而且在2005年就完成了《焦氏易学三书》的点校，其对焦循研究积累丰厚，成果丰硕，又有整理古籍的丰富经验，对于焦循学术研究及著述整理已明显形成专长和优势。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具有甘坐冷板凳，视学术为生命的执着奉献精神，在这种精神指导支配下，终使二十年如一日，终于整理出《全集》这一在焦循与扬州学派研究上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他负责整理这一浩大工程，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这一项目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能顺利运转，并得以高质量完成。

其二、《全集》制定有严谨、科学、完备的体制和周密统一的“凡例”，既符合文献整理的一般规范，又有符合焦循著述特点的开拓创新。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我国古代历史文献目录学家郑樵曾谓“类书（即类例）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全集》的整理，既遵循文献古籍整理的一般“类例”和“凡例”；又能根据焦循著述的独有特色，在编纂体例上多有突破和创新。由于焦循的著作种类多，涉及范围广，且体裁多样。因将全书，在总体上分为甲、乙两编。甲编收录焦循自己的专著，并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依序编排了在经、史、子、集四部的著作；乙编收录焦循编辑摘录的著述，如《里堂道听录》、《扬州足征录》。在甲、乙两篇之外，还设有《附录》、收录了虽非焦循自著，但内容则录自焦循之著作，且早已单独成书传世，为便于读者了解和阅读，故附录于甲、乙两编之后，这样的划分和编排，就使得焦循内容多，范围广，形式多样的著作，条理分明，眉目清晰，轻重有别，容纳于《全集》，达到郑樵所谓：“虽多而治”的功效，这在古籍整理与全集编辑的体例上，实为创新之举。

《全集凡例》还规定“每部著述前均有题解，简要叙述成书过程，版本源流和整理依据之底本及参样本等”依如《凡例》规定，收录于《全集》的甲编、乙编合附录，共五十四部著述，每部都有“题解”。如《易通释》之题解说：“在焦循所有著述中，是费时最多，用力亦最深，可谓贯穿其学术生涯之始终。这些均见诸卷首的《题目》中，······就是说从乾隆“丙申”，即1776年问题的提出，到嘉庆“癸酉”即1813年撰成《易通释》三十卷，前后历时三十七年”。最后，《题解》又介绍“《易通释》的刻本有三种：道光六年（1826）《焦氏丛书本》；道光九年（1829）广东学海堂《皇清经解》本；光绪二年（1876）衡阳魏氏《焦氏遗书》本。本次整理以江都焦氏《焦氏丛书》本为底本，校之以《焦氏遗书》本。收录于《全集》的其它各部书的《题解》也大致包含与此《题解》相似的内容，使读者对每部的成书过程，版本源流和整理所据之底及参校本，能一目了然。

为使全书体例统一，避免重复，减少讹误，因在《凡例》中还有诸多细致的规定。诸如对各部书的内容均据底本次序进行整理，遇有和底本次序有异者，出标记以说明；对于原著中引用他人著作的引文有省略者，则按常规，不使用省略号与标记，由于焦循的著作在内容上常有重叠，如有些诗作，既收入《里堂诗集》，又收入《雕菰集》，为避免重复，对这类诗篇在《全集》中则只录篇目；由于焦循的著作无论是刻本，还是稿本与抄本，在长期辗转流传中，都有讹、脱、衍倒的文字。整理审校中都在不改底本文字的原则下，用校记予以说明。对于原著底本中出现的避讳字、异体字的处理，在《凡例》中亦有统一规定······。因这些规定在《全集》整理过程贯彻始终，致使《全集》体例一致，眉目清晰，简洁明快，并最大限度的减少讹误，既保证了质量，也方便了读者。

还需要指出的是，《全集》的整理始终坚持事实就是的原则，《全集》虽最大限度的收录了焦循的各类著作，却不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正如《全集前言》中所叙，对原收藏于各地或见诸各种记载的尚有确属焦循五十四部著作。但在此次整理时并未收录于《全集》。不予收录的原因分别是：或为初稿与残稿，如《毛诗名物释》，实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释》的初稿；或为未见之书，如《里堂随笔》、《佳春堂诗选》等书，虽明确登录馆藏某处，却寻觅不到；或是经过严密考证而证实的托伪之书，如《毛诗要义》、《里堂书品》等；或为亡佚之书······，兹不一一列举，对这些书不予收录，既避免重复和造成讹误，也有待来日发现确属焦循的著作再予补充。同时，也印证了整理者，实事求是、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学风。

《焦循全集》的整理出版，无疑有其重大的价值。笔者认为其价值首先是基于焦循本人及其著作的价值，因为焦循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特别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理应对之进行深入研究。但其著作，长期来都未能系统全面的整理出版，新编《全集》的整理者，却克服重重困难，对焦循的宏富著作，做了认真的精审精校，在全国第一次推出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的《焦循全集》，这就是其最大的价值。

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思想史和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对焦循本身的研究，在大力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今天，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焦循全集》的整理出版，必将有力推动中国与清代学术思想史，特别是对焦循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焦循全集》的整理与出版的意义，还在于整理者与出版，包括本书的整理者建臻教授在内的几代学人；立足于扬州地区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以学术研究与古籍整理为己任，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懈的从事扬州学派与焦循的研究，薪火相继，传承创新，为弘扬中华民族与扬州地域传统文化，做出卓著贡献，实堪为学界楷模，值得效法借鉴。

无庸讳言，作为首次全面、系统的一项浩大文化工程，《焦循全集》的整理，在体例的制定，题解的说明，版本的选择，文字校勘等方面，难免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甚或失误。整理者于《全集》出版问世后，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基础上，当会做应有的纠正与修订。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整体性的似可斟酌商榷的问题，《焦循全集》作为一项文化古籍整理项目，当然首先应立足于文献学本身，遵循文献整理的基本规范，着眼于著作选录、目录和内容分类编辑，以及版本比较，文字校勘等方面。但是如能视野更加开扩，将学者的著作置于特定时代背景下，将文献学与社会史、学术史、思想史结合起来，深入挖掘学者著作中的内在思想，则会使文献整理推向更高的层次。特别是像焦循这样的学者，其不仅是知识渊博的学者，而且是具有许多独到思想的杰出思想家，在编纂其《全集》过程中，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当然，《全集》作为一项文献古籍整理项目，不可能长篇大论的分析论述焦循的思想，但是在《全集》的《前言》中则应有简明的论述，同时，在相关的《题解》中也应画龙点睛的点到，就此而论，窃以为《全集》的整理尚有可深入提高之处。还想指出的是对焦循思想主旨的概括，也值得推敲。在全书的《前言》中，提出“从《易学三书》到《孟子正义》，焦循构建起以迁善改过为主旨的学术体系”，从而“在经学、史学、文学和数学诸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我想将焦循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及其学术主旨，仅仅归结为“迁善改过”是否有些过于简单了呢？对此，学术思想界可进一步商榷讨论。

当然，总体而言，新编《全集》的整理，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与可商榷之处，但瑕不掩玉，仍不失为是一部成功的、高质量的古籍整理著作。今后，随着时代的前进，学术思想文化研究的发展与提高，间或是焦循的著作有新的发现，如再欲修订和编写《焦循全集》，都必然会以现在出版的《焦循全集》为基础，因为其是反映一个时代学术水平与学术成果的标志，因而她也必将永远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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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见《焦循全集》第十二册。

[②] 参见张舜徽著《清代扬州学记》与《清儒学记》。

[③] 焦循《辩学》，见《焦循全集》，第十二册。

[④] 焦循《申戴》，见《焦循全集》，地十二册。

[⑤]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章，焦里堂、阮芸台，凌次仲”。

[⑥] 关于焦循著述刊刻流传状况详见《焦循全集·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