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研究政治史的著作相比，《叫魂》乍看起来实在不像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 Soulstealers : the Chinese social scarce of 17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中译本《叫魂-1768年中国巫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8版，译者：刘昶、陈兼）。不仅选择的主题与一般治政治史的常识相疏离，连它写作的内容与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我们所熟悉的习惯性结构。人们当然有理由提出疑问：这样一个在当时没有造成任何重大政治后果、对后来也没有多少政治影响的“叫魂事件”，究竟在什么地方能反映出政治史研究所关涉的重大历史主题？如果是个一般的历史学者，解读这个叫魂事件也许会手足无措。然而，孔飞力教授（ Philip A . Kuhn ）以他深厚的学术功力将此一事件娓娓道来，演绎出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故事，出色地分析出隐藏其后的历史行为结构及其意义。在阅读此书时，我们分明能够感到，这个距今二百多年的历史事件的幽灵并不仅仅隐身于字里行间，甚或依然就在我们身边时隐时现。

“叫魂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其时正当十八世纪中叶，即“康乾盛世”后期，四海升平，国势正盛。但是，和平的表面蕴蓄着重重的危机，中国近代历史悲剧的序幕正在徐徐拉开。“叫魂案”所折射出的历史深层结构正是这种危机的一个表现，只不过当我们终于可以读解出它的意义时，悲剧已经发生很久了。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们有资格像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一样得意洋洋地宣称“历史的终结”( the end of history )。不仅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十八世纪人们的历史一样也没有，他们的表象未必就不是映射在历史之镜上的我们的映像。正如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社会主题一样，生活在十八世纪的人们首先关切的也是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确保稳定感和安全感？正是由于自觉不自觉地感受到这个问题的存在，那个时代中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们才会在面对他们所经历的种种事件时上演了各自版本的悲喜剧。孔飞力教授也正是通过对这么一场叫魂危机的解剖，把此一时代的社会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

面对叫魂事件的发生，乾隆帝、官僚们和普通民众立即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战略位置和相距甚远的知识背景，在各自的心目中构建了不同的故事版本以指导自身的行动。从戏剧学的角度来讲，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演出了。他们各自为是的表演把这场戏剧的情节搞得漏洞百出。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难道还有比他们更认真、更投人的历史戏剧演出者吗？

人到中年的乾隆帝已稳固地统治了这个庞大帝国三十三年，他早已是经验丰富、老练成熟的最高统治者了。周边已没有敢于挑战的敌国，国内也无大的叛乱。皇权更是稳固得无以复加，何况还有标志着那个时代成就的经济发展与商业活动。所有这一切使得乾隆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幸运的一位帝。可是，乾隆帝也许根本无法有半点喘息的时间来体验一下自己的成就感与自豪感，帝国的安稳是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统治者都不敢掉以轻心的事。因此，当叫魂案甫一映入乾隆帝的视野。他便凭自己一贯的政治 敏感性判定：威胁帝国家全的幽灵终于露出了马脚。当然凭历史文献的表面记录，我们也许会说，乾隆帝所认定的这个幽灵的代表只不过是一群借助妖术意图谋反的妖党。无疑，乾隆帝对这批妖党的追剿是认真而严厉的，但是这群叫魂者根本不是乾隆帝心县由那众幽灵的本身而只是它的幻像之一罢了。帝心中的幽灵是那种破坏在他的意识中构筑的国家安全感的无形力量，这种力量并非游离于国家政治体制之外，它恰恰位于国家政治体制之内。在此，孔飞力引出了《叫魂》中的第一个主题：帝与官僚，即专制权力与常规化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名义上，封建专制时代的君主有着无所不包的权力，但在事实上，作为一个存在于社会中的个体，他根本不可能在没有一套制度支撑的情况下使自己的意图抵达社会基层。这个制度一经产生就与个体化的君主权力有着制约互动的关系，帝实际上并不可能为所欲为。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事例。明万历帝可以惩戒任何敢于犯言直谏的官员，但他无法与整个官僚体制相对抗，在重大问题上，反而是他要常常作出妥协，即便是他个人的生活问题也时常无法自由地做出决定：他既不能立自己心爱的女人为后，也不能选定自己认可的儿子为太子。可怜的万历帝只有消极怠工来与整个官僚制度作无望的抗争。乾隆帝当然不至于混得像万历那般惨景，但在他狂暴地下达上前督促大小臣工缉拿要犯的时候，他也深深感受到了那种无奈。尤其令他大光其火的是，如果不是依靠另一渠道的秘密眼线，他甚至根本就不能知晓这个叫魂事件的发生！（中译本100一101页，166页）

不过，如果认定作为官僚制度主体的官员们在某种主观程度上达成共谋而向上隐瞒事件真相的话，那就如同说乾隆帝有意识地利用这个事件整伤官僚秩序一样，是根本缺乏证据的一种想象。在叫魂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地方官们确确实实依据他们的知识背景作出了判断，按照孔飞力的说法，他们也许认为这纯属流言，也许觉得这只是民间的一种迷信行为，根本不会有任何效果；或许真有其事，但证据并不充分而确凿。不管怎么说，《大清律例》中关于反妖术的条款已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不可知论的依据，使他们得以把案件从民间转移到官府大堂上并纳人常规化的规道，最终按照公文的正常运转方式将此事件消解于无形。浙江、江苏两省的地方官员正是如此这般对待那里起源的叫魂案件的，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值得上渎天听。然而，乾隆帝的反应是极为震怒的，祸患常积于忽微，何况这种妖术在剪人辫发表象的背后，焉知没有某种谋反的企图？事关社稷安危，官员们如何只希图平常了事？这一回的压力来自上层，只凭个人的力量，任何一位官员也无法应对。于是我们在书中看到，所有牵涉到此案中的官员都行动了起来，以各自不同的行为方式为他们集体的安全构造一张权力之网，对帝的权力作出全面而谨慎的抵制。

信息的控制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种权力，也能够表示官员们的安全程度。不仅帝有着绕过常规途径获取信息的方法，官员们看起来也同样有他们自己的办法获得有关上的信息。由此，官员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一些“事件”进行选择一只要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从中得到某些机会和利益，但是在他们这么做的同时，这种行为已经不是与君主的意图并道而行了。山东巡抚富尼汉便是这么一个例子。孔飞力教授经过仔细地考辨后发现，在乾隆帝下达查拿罪犯的上谕的前一天（1768年7月24日，上谕下发时间是7月25日），富尼汉发出了关于剪辫案的第一份奏折。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也许是富尼汉根据自己得到的信息而决定让这个事件浮出水面以减轻自己的责任。但是他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揭破了江南各省的隐情（那里的省级官员在叫魂案已发生了两个多月时间中没有一次向乾隆帝奏报过）,间接后果则制造了一个“飞去来器”，最终使他自身也未能从中幸免。

富尼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整个官僚系统的失败，在乾隆帝的压力面前，各省官员以花样更繁多、手法更隐蔽的方式来与之周旋。江西巡抚吴绍诗先是在奏报中忧心仲忡地提出警告，尔后又报告说已精心布置了一张严密的警网，可结果却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江苏按察使吴坛是吴绍诗的次子，在查拿叫魂案犯不获的情况下，成功地揭发了苏州的两个教派一大乘教和无为教的活动，从而转移了乾隆帝因叫魂案而施加的压力。做得更绝的是湖广总督定长，他使本地区的官员们结成了稳固的统一战线﹣以人数赌他们共同的安全。当然，也有些笨家伙，例如河南巡抚阿思哈，他故作勤勉地追剿了三个月，只在他所管辖的两千万人口中抓到了二十五个微不足道的嫌犯，还因证据不足释放了八人。他的花样被乾隆帝一眼看穿。但无论如何，这些步调并不一致的行动成功地实现了对君全权ガ的抵制。室于那些被处罚的官员，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浙江巡抚熊学鹏、前江苏巡抚明德、山西巡抚苏尔德以及一批中下级官员，只不过是官僚制度在应付君主权力时付出的应有代价，作为一个整体，官僚集团依然保证了自身的安全。 

乾隆帝的失败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幽灵感也不是毫无来由，官僚们的常规化权力使他时时脱不了自己将被内化为这部官僚机器的一个齿轮的梦魔。卡尔．曼海姆（ Karl Mannheim ）曾指出：“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政治罪是君主的而非官僚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孔飞力指出，在中国社会中，君主权力和常规权力并不一定是扦格不人的，两者共存于同一套政治体制之中。没有君主权力，常规权力不能制定支配自身的规则；没有常规权力，君主权力也无法运用这套规则。二者只能随着历史的惯性一起滑落。不过，与君主专制权力和平共处并不意味着官僚们可以就此万事大吉。不要忘记在这场叫魂戏剧中还有第三类表演者：普通民众。这便是《叫魂》中另外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主题：普通民众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的战略位置。

一般说来，很多人会认为社会底层的民众与权力无关，尤其在专制时代，基层广大民众既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也与国家政治生活无甚关系，他们只是国家权力的一群默默无闻的受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民间社会的人们固然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他们在政治运动中却不是没有灵魂的、可以被任意操纵的木偶，一旦被卷人权力游戏之中，他们迅即依据自身的知识构架对之作出反应，并且决不放过任何可为他们所利用的权力资源。只要他们能够接触到这种资源，就会形成一种所谓的“微观权力”。这种“微观权力”是弥散性的，它不会为任何阶层、任何人所持有，它制造了无数的冲突点和不稳定中心，甚至在某些局部能够造成暂时性的权力关系的颠倒。它使每一类人都可以从中找到适合自己运用的那部分权力，正如孔飞力所说：“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中译本300页）。”

具体到十八世纪的这场叫魂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微观权力的运用造成了什么样的历史场景；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与君主或官僚所行使的那种国家权力不同，这种微观权力的背后是一种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关系网络。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是这种试图调整社会秩序和关系的国家权力造就了这种混乱的微观权力。不管乾隆帝出于什么理由，一旦他下达清剿妖术的命令与民间关于妖术的知识背景有着某种契合点，官僚们所受到的压力就不是来自一个方面而是两个，这无疑使他们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处于最尴尬的位置：他们也成为这种微观权力的袭击目标之一。而通常无权无势的绝大多数人则利用这种权力充分享受到了攻击他人的乐趣，从而满足自己的权力幻觉。也许这真是一种“受困扰社会所遭遇到的道德报应？”

对于广大十八世纪的普通民众来讲，这种幻觉的产生或许并非仅仅是由于他们关于身体与灵魂可分离性的知识所造成的，他们之所以如此还与他们对自我生存状态的焦灼感有关。因为，尽管从我们的眼光看来，十八世纪的生机勃勃是那个时代的显明特征，但是“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亦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中译本43页）

《叫魂》一书向我们展示出，盛世中的幽灵确实是存在的，但在不同人心目中，它的幻像也是不同的。在乾隆帝心目中，它破坏他的国家和他的安全感；在官僚们心目中，它破坏他们的政治安全感；在普通人心目中，它威胁每个个体生存的安全感。这个幽灵的化身并不是那一堆可怜的僧道乞丐一一群太平盛世的边缘人，但是如果不拿这些无依无靠的弱者作替罪羊，他们又到哪儿渲泄由幽灵感诱发的狂暴力量呢？

没有什么必要去哀悼那个年代，它留下的社会积淀至今也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实际上，我们都是历史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