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有关清史传记部分的研讨会，请来20多位专家，来的都是老熟人，也有少数新朋友。你们都是研究清史的专家，请同志们协助搞好清史纂修工作，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这一工作。
清史工程启动已经一年了。2002年12月12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到现在一年零三个月。去年一年的工作非常紧张，拟订了许多章程、条例、规则，招聘了工作人员，建立了有关机构。去年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体裁体例的大讨论，规模比较大。在座的许多专家都参与了这个讨论。我们先后在北京、上海、大连、广州以及台湾的台北、宜兰等地开了13次体裁体例的大会。参加这些会议的有700多人次，发出的调研大纲、调查问卷有1000份，回收了960份，回收率很高。海峡两岸学者聚会三次，一次在北京，有16位台湾专家来参加。我们也去台湾开了两次会，主题就是体裁体例，台湾的专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讨论会的稿子、书面发言、信件都已经编好了，要在下个月出版，在座的好多位的发言都收集在里面。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写了一个《清史目录》，这就是我们将来写的内容大纲，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通纪》，第二部分《典志》，第三部分《传记》，第四部分《史表》，第五部分《图录》，将来我们纂修的清史就要按照这五个部分来写；还做了编纂手册，各个组有编纂的细则以及大量的调研，明史、清史在当时是怎么纂修的？海内外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资料和档案的情况怎样？我们还做了人才库，有几千人。我们深深地感觉到在修史过程中人才的重要性。这期间在财务方面，就是忙着做预算，做了好几次，国家的钱是不好花的，要求测算得细致严密。总之，去年一年可以称为体裁体例年，就是讨论体裁体例，并定出一个框架。为此我们足足搞了一年，一直到今年春节才拨出了第一批经费。去年还是借钱用，债台高筑啊！其中甘苦一言难尽，不详细讲了。
《清史》共92卷，要分解成的项目有一百几十个，加上文献的项目、档案的项目、编译的项目、辅助工程的项目，都要立项，不立项就拿不出钱来。通过项目来管理，这种新的管理体制对我和许多同志来说都是没有经验，都在摸索。项目首要问题就是立项，立多少个项目，每个项目多少钱，什么时候完成，谁来主持等，争取在4月20日立项完毕。现在已经三月底了，只有一个月了。第一次立项要立60个项目，找60个主持人，主持人大体上都已经有着落了，也有个别的还在考虑。下半年要把立项做完，要两三百个主持人，人到用时方觉少。这么多数量的主持人确实难找啊！所以要求赶紧建立人才库。因为我们对年轻人不了解，不知道他们的专长。人才库当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还可以提供一个线索：例如输入一个学者的名字、年龄÷他的工作单位和写过的文章等所有信息都马上显示出来了。今年从春节以来，我们已经忙了两个月了。因为92卷项目要分成一百几十个项目，特别复杂，有的一卷一个项目，有的一卷几个项目，绝不像机器生产一样，不能一刀切，机器产品可以全部一样，而我们的项目却大不一样。有的一卷立一个项可以，但是有的就不行。比如宗教，就有佛教、道教、喇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可以说没有哪个人对这些宗教都精通，必须要分出好几个项目，写好了以后还要合成为一卷，因为宗教志只有一卷。现在我们第一批立项的典志有六个项目，到签约的时候，就要把经费拨出去。传记也立了六个项，史表是五个项目，总共17个项目，主体工程总共有一百几十个项目，所以今年的工作量很大。今后我们用投标、招标的方法，要引进投标机制，优者竞标，这是公开的、公平的、公正的竞争，只要有本事，谁都可以来投标。由于我们不知道哪儿有人才，所以投标的好处就是可以网罗人才，将来要在报纸上公布竞标的信息。非常希望在座各位前来踊跃投标。
今天的会是讨论有关传记的，传记是清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二十四史从名称上看，就是纪传体。传记在纪传体史书里占的份量也非常大。本纪就是一个纲，传记就是一个目了，纲举目张嘛。二十四史里面有很多只有本纪、传记，没有表志，所以后人有很多补表补志的，但没有补传的。没表没志可以成为一部史书，但是没有传记就不成为正史。二十四史里哪部没有传记啊？可以说无传不成史。我们现在定了22卷，份量不是很多，但也不少了。其中正传是15卷，有7卷是类传。传记分为正传和类传。传统史书上也是这样分的。传记要记述各种类型的人物，凡有贡献的、有名望的，而且也有史料的都要写传记。各种类型的人，从帝王将相到三教九流都要包括进去。精彩的史书以传记最为吸引人，就像《项羽本纪》、《屈原贾生列传》等，传记中很多都是合传，两三个类似的人，合成一个传记，我们不采取合传形式，都是单独成传，但是有些情况我们可以采取附传的形式，即某个人和一些次要的人关系密切的话可以用附传。比如《清史稿》中的岳钟琪，那是一位重要人物，所以他有单传，但是还有附传，一个是岳升龙——他的叔叔，另一个是他的堂弟岳钟璜，还有他的儿子岳浚。他们虽然也是重要人物，但是没那么多事儿，够不上写单传。又如鲍超，也有好几个附传，其中都是他的副将，如娄云庆、宋国永、唐仁廉。可见《清史稿》里的附传是很多的。这是因为在历史上有很多人，都和其他人有关系，或者部下，或者儿子，但他们的事情很少。有的也有儿子附于老子的，有的儿子名气更大，附的是父亲的传。有的可以考虑合传形式。如几位将军，一起打仗，要是每人都给写一个传，事情重复，那就很罗嗦了。所以干脆就一个人立传。如僧格林沁，他的附传是很多的，因为他打的仗很多，部将很多，附传人也很多，死的人都列在附传里。所以附传办法我们可以采用。
另外一个就是类传，这是我今天要重点讲的问题。我们的同志对类传的看法存有分歧，有人问立那么多类传做什么？我们立了17个类传。新修《清史》的类传和以往的类传不一样，以往都是皇后、太监、党锢有类传。而我们列的类传很多是新的，因为清代社会有一个特点，它是一个过渡社会，从旧社会、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在这个期间中，产生出许多人物，新的方生，旧的未死，新旧交替，有许多人物带有一些新社会的特色，但他们不很鲜明，名气不大，事迹也不多，当时社会上看不起他们，《清史稿》里找不到他们的传，但他们代表着一个新的势力的崛起。因此这样的一些人物，我觉得应该给他们立传。例如陈启源，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资本家，《清史稿》里没有他的传，很多资本家也都没有传。但新编《清史》必须要涉及到这样一批人物。
类传需要从多方面来创新，挑选、写什么人，这是一个创新，历史上不曾注意，《清史稿》里没有，《清史列传》里也没有，这些人物我们以前不知道，现在要去挖掘，挖掘出来就是创新。我们所知道的都是《清史稿》或《清史列传》里的传记。我看现在所选的人物好多都是重复的。《清史稿》、《清史列传》、《清代七百名人传》等，包括我们自己编的《清代人物传稿》。写来写去都是那批人，资料就这么些，你再花时间也就这么多了。当然你还可能会找出更多人，但是难度很大。比如曾国藩、李鸿章、洪秀全等，研究的人、研究的论文已经那么多，再创新是很难的。当然这部分人也是非常重要，要花力量搞，但应该转移我们的一部分力量去发掘一些新的人物。比如妇女传，我们列了一个妇女传，有些人问，妇女写什么？妇女传是不是就是烈女传，当然不是。我感觉到清代妇女有一些变化，当然不是很大，就算是一个小的变化吧。女子从来都是无才便是德，但是在清代可能有些改变，知书识字的妇女很多，才女非常多，如清初的柳如是、顾横波等，再如清中叶的王渔洋的女弟子，袁枚的女弟子中有三大女弟子：席佩兰、金纤纤、严润珠，还有他的妹妹袁杼、袁机，以及顾太清、王照圆、汪端。清末女侠秋瑾也很著名。陈寅恪发现了一个柳如是，一个陈端生，我们能不能还发现一些女性？我前几天和一位同志谈文献的事情，我请他编一个清代闺阁诗文选，清代妇女诗集有2000多部，现在能看到的有800多部，分散在各地图书馆。他说他知道一些，也看过一些有关妇女的书，并认为清代妇女有一个显著的特色，读书识字的很多，特别是江南、浙江、安徽等地的妇女很多会著书写诗，诗写得很好。怪不得你看《红楼梦》里有那些女子会写诗啊！她们也组织诗社、雅集，结交诗友，吟咏唱和，清代就有这种风气。当然这种诗也有它的弱点，即写实很少，但是情感非常丰富细腻。妇女和男人不一样。我支持编一个闺阁诗集，就是把所有妇女的作品全部聚集起来。但是难度很大，图书馆不让看，照相只能够照三分之一。这怎么行哪？有些图书馆一听说清史搞的项目，就要价太高，本来一块五毛钱，现在变成十块了，你叫我们怎么编啊？难度确实很大。妇女们能写很好的诗，有些是大学者的夫人，有些是其女儿。我们可以看到的有800多种妇女诗集，当然不可能把这800多种都弄来，但是我们可以挑选其中一些人来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创新。从前不写妇女，二十四史里写妇女都是贞节牌坊、节妇贞女、夫死不嫁之类。现在我们转换一下视角写妇女，我觉得这可能是超出以往传记的地方，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妇女的自由度越来越高了，虽然当时也还是男权社会，她们仍要依附于男权，但是妇女的地位已经有所不同了。
我们这次编写清史，还要大力编好科学家、医生、华侨等的传记，譬如沈雨梧同志，你搞的科学家传记，研究工作勤奋，资料也很多，我觉得很好。但是我看还有一个问题，清代的科学家不一定是传统的学者、文人，因为近代机器工业已经产生，工厂里有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名不见经传，以往史书中不写他们。其实他们为中国工业建设做出了贡献，我们该不该为他们立传？如魏瀚、陈兆翱，他们是留法学生，在福建船政局工作，自己造军舰，虽然被打沉了，但是自己能造军舰，这已经是很了不得的。其他有名的人物中，一个叫赖长，左宗棠把他请到甘肃，搞织呢厂，很来成为甘肃很有名的搞各种各样的工程的人物；曾昭吉，是丁宝桢手下的人，丁宝桢在四川开机器厂，他是工程师，当然，当时没有工程师这个名称，是个匠人吧。后来随丁宝桢到山东；李维格搞汉阳铁厂，是东亚的第一个钢铁厂，他是技术人员，他好像是广东人吧？还有彭英甲，他是不是在兰州建造那个铁桥的人？兰州的黄河大铁桥在清末建造，是中国的第一个铁桥啊，现在还在使用吧？像这样的人，传记中连一个都没有。这些人资料很少，收集起来确实有困难，难度很大，但是不冲破难度，就没有创新啊！所以你就得去找资料。当时的报纸如《申报》等，以及各省的地方文献会有不少记载。还有许多经济资料里，偶然提到一笔，事情很少，仅留下名字。有些人也不知道是哪儿的，比如赖长这个人很灵巧，但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我们的清史不仅要写徐寿、华蘅芳、李善兰这些著名的人，还要发掘更多对中国有贡献的人，尽管他们事情少，我们说不出多少来，但是还要给他们立传，这是写清史的一个重要责任。所以类传一般人物量很多，但是字数很少，因为他确实没有留下东西来，可惜啊！江南制造局就有很多搞技术的工程师。江南制造局有位大学者萧穆，他研究西北地理，在江南制造局呆了许多年，是个传统文人，但是在他的文集里就什么都不记，也没有任何江南制造局的信息。其实他是一个大学者，应该有记载啊！这是几十年前我听田家英讲的，他说萧穆在江南制造局干了一辈子，我去找了萧穆的文集，但其中一点没有记江南制造局的事。因为传统学者看不起“奇技淫巧”，这也是中国的悲哀。现在要找这类材料就像沙里淘金，要花很大的功夫。我们既要在传统的重要人物上花功夫，也要下功夫去找那些不被注意、但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因为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很多新的人物不被注意，被埋没了。有的教育家，在清末开了那么多的学堂，但也不被人注意。再如医生，中国第一个西医是谁？是黄宽，他是和容闳一起留学的，回来以后是搞医的。像这类事情都应该写。我觉得类传的发掘余地是很大的，也很有意义。再如华侨，华侨从前没有记载，《明史》里也不可能有华侨。清史有华侨，现在我们要列一个华侨类传的名单，举不出什么人物来。因为我们没有研究，不是没有人物，你去找搞华侨史的人，他肯定能说出一些人物来。台湾、澳门、香港，有些什么人物，能够放到传里？我们说不出人来，以前我们没有注意，现在修新清史，香港、台湾、澳门有志，如果香港、澳门、台湾的人在传里连一个都没有反映，那不是要闹笑话嘛？难道香港、澳门、台湾不是中国的地方吗？台湾有一个大富豪林维源，是光绪时人，非常有名，清代官书中常常提到有人给他写传记，我想台湾肯定有人写。现在我们知道台湾有丘逢甲、郑成功等著名人物，如再去发掘发掘肯定还有很多的人，所以类传立的人物很多，一卷有250个，字数不多。我提出写类传以后，有的同志不同意。他们说就写一般我们知道的人就行了，干吗花那么大力气去写我们不熟悉的？我觉得那没有创新，没有新意，那样的话再花多少力气，也就是那么多资料，某种意义上，是翻来覆去地炒冷饭。但是一些重要人物一定要写好，如曾国藩、李鸿章等这些重要人物。我觉得创新亮点之一就在类传上。我这个看法也不知道对不对，请教于大家。
这次我还加了孝义传、忠烈传，什么是忠烈啊？农民战争中被打死的叫忠烈？当然不是。我所指的是在与外国侵略者作战中牺牲的人，这些人不是大官，够不上列大传，像鸦片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个人姚怀祥，是定海知县，一个小小的知县，也没有什么大事，专门立传立不上。还有圆明园管理大臣文丰，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中跳福海死了，现在大家谈“火烧圆明园”，但从来不提这位以身殉国的人，就这一点，我觉得他表现了中华民族气节！可以写。黄海大战中的邓世昌、丁汝昌等都有大传，有正传，可以写。但是还有一批人，像陈金揆是个大副，立不上传，甚至林永升能不能立上传都成问题，他是管带。好多人都立不上传，可以放在类传里，以表彰为国牺牲的人物。忠烈传是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死去的、不是非常重要的人，但我们不要忘记他们。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请同志们斟酌。当然，这里不是光指邓世昌等人，死的人多了。如老舍的父亲就是被八国联军打死的，当然他可能不会列在我们的传里。
我们还立了一个孝义传，为什么要立孝义传呢？我觉得“孝”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当然我们不能愚孝，卧冰求鱼、割股疗亲都是愚蠢的办法，为我们所不取。但是真正对父母好的，赡养父母非常尽心尽力的，历史上不乏其人。我就看过陆陇其写的文章，该文载在我读初中时的语文课本里，我不记得篇名了，但印象深刻，至今不忘，文中讲兄弟几个怎么赡养他们的父亲，看了以后才知道对父母应该这样做，这也是一种伦理教育。“义”，对兄弟朋友言，也是一个优良传统，这种例子很多，史料也不少，家谱、墓志里边都有一些，当然家谱用起来要小心，有吹牛溢美的地方。但是地方志就稍微好一些。全国各地现存有大量家谱、地方志，还有循吏传，但是小官吏哪儿赶得上立传啊，但是他做的事情可真是感人，为老百姓做了好多事情：赈灾、兴修水利、修桥、铺路、断案，但是史中无传。所以我觉得这就要去发掘，到处去找，《清史列传》、《清史稿》里写的都是些大人物，但是《清史稿》的循吏传里也有很感人的。目前传记组目录老是迟迟提不出来，就因为有个类传的问题，大传好提。大传都会提，《清史稿》里有8000人呢，从这里找出两三千人还不容易？难就难在这个类传上，到现在半年了，传记组没提出个名单来。为什么？因为有类传存在，有个该为谁立传的问题。你不去找书，不去努力发掘，那就永远提不出来。还有一些人，像武训，将来要不要立传？武训传搁在哪儿？还有叶澄忠、杨斯盛，他们干了那么多义举之事，这些人的传搁在哪儿呢？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到最后一稿，我才决心加上了孝义和忠烈，有些我原来也不敢加，后来下决心要加，而且一定要加。至于类传，我觉得应当特别着重讲。当然这不是小看正传。正传当然很重要，康熙、乾隆传当然重要，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传当然重要，阿桂、兆惠、鄂尔泰、张廷玉这些著名人物传，当然都很重要，但是说实在话，他们的传记现在已经写了很多。当然还有深入挖掘的必要，像曾国藩、李鸿章的全集等。我们新编的《李鸿章全集》2800万字，以前编的只有700万字，超过了四倍，有80大本，明年年底就可以出版了。如果看完《李鸿章全集》，再去写李鸿章传，那当然是更好了，但是不行，字数太多了，时间也来不及，只能看一部分。所以传记确实很有潜力可挖，其中有已经写过的，也有许多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人物和资料，特别是那些新旧交替时候的重要人物。还有少数民族，清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从前的传记里少数民族是很少的，只有非常汉化的少数民族才列入传中。《清史稿》里连噶尔丹的传都没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也没有传，四大活佛没有传。还有土谢图汗、大小和卓、阿穆尔撒纳、莎罗奔、索诺木、杜文秀、张秀眉，一律无传。这次新修清史，我们就增加了四大活佛的表，增加了哲布尊丹巴、章嘉等人的表。
我们修这部清史，最重要的是质量问题，成败利钝就在质量，这是我们的生命线。质量搞不上去，这不仅是每个人的事情，而且又是关涉集体的荣誉，我们整个国家的荣誉。自从担任清史编委会主任这个任务以后，我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提高质量，要不然我对不起国家。国家花了那么多的钱，投入了那么多的人力、财力，结果被我们搞得一塌糊涂，这说得过去吗？修史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朱元璋修元史的时候是洪武元年，离开现在600年了。以后有几次修史，一次是顺治二年开始修明史，第三次是《清史稿》，第四次就是我们，600年里的第四次。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能够碰到这样一个修史的机会，是我们的幸事，能够参与到修清史的行列，来为其出力，的确是一种幸事。我们决不能辜负了国家的期望，人民的期望。老百姓非常希望修好清史，给我的来信多得不得了。昨天清史中心还转给我小学生写的一封信。一封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写的信，谈修史的事情。你看他们都那么期待我们。所以质量问题一定要做好，于此拜托各位，特别是样稿，样稿是提高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将来写人物，会有许多专家参加，写3000人物，少说也得有一二百位作者，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写作水平，不同的写作习惯，不同的写作用语，等等。我们这个书是一部完整的史书，思想要统一，体例要统一，文风要统一，不能够五花八门，样稿就起一个标兵的作用，就要照着样稿来写。同志们的责任重大。将来你们这二十几个样稿都要发给大家。写得好的就当作样稿给大家作示范，不能总是一般地讲讲原则、讲讲细则，使大家无所措手足，无法执行。每个人在具体写作时，必须先拿出样稿来。比如写一个人物，先写名字，再写生卒年月、籍贯、字号，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这就要统一。如李鸿章，先写其是合肥人，哪年生，字少荃等等。体例上要统一。这里还有个书法问题，所谓书法，即一个人的“死”怎么写？你们订的细则中没有说到这一问题。升官写了，但死也是有讲究的。皇帝叫崩，亲王叫薨，大臣叫卒、死，被处斩的叫斩首，有的叫服法、赐令自尽，各种各样的写法。当然这些书法不一定完全遵从，有一些也不一定合理。但是我们要有个规范，像“牺牲”之类的词可否不要用，如邓世昌就不要写牺牲，就直接写战死，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壮烈的事。我这意见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统一，一致起来就好了，这就是写作规范。同志们一定要注意，要看细则，否则你五花八门地写出来，将来改就难了，谁来改啊？所以细则非常重要。写样稿，我们的时间放得比较久，原则是宽以时日，从优酬谢。时间比较宽，最多五个月写一篇，最少三个月，三个月写一篇比较短的传。五个月一篇那就是5000字，5000字写五个月时间很充裕了，1000字一个月。要让每一个作者都有从容研究推敲的时间，而且从优酬谢。
这里我还想就写作要求提一些原则性的意见：第一条，事实准确。真实性是写史的生命，如果事实不真实，弄错了，就会成为虚假的东西，甚至于一些造伪的东西，那怎么行啊！事实一定要弄确切，当然有些很难弄确切，但是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可能，把事件、人物、时间、地点弄确切，不能出错，这样人家才敢用你，要不你老出错，那人家谁还敢用你的书啊，不会相信你了。所以真实性是最重要的，写作时一定要反复核对。台湾的学者们花了很长时间，用了很大力量，搞了部书，叫《清史稿校注》，一共校出《清史稿》8万多条错误。该书分15册，1200万字，《清史稿》才800万字，校错校出了1200万字，由此可见《清史稿》的错误错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这次修清史一定要看《清史稿校注》，千万不能再犯《清史稿校注》已经校出的错误。否则就把人家笑掉大牙了：你们什么国家修史？你们连《清史稿校注》已指出的错误都不知道，真是孤陋寡闻，成了大笑话。当然他们校出的不一定都是错误，也许本身不是错误反而校错了。所以你也不能盲从它，还有一个核实的工作。他校出来的错误可能大多数是错误，或者有些不是错误，但是无论哪一个组，我们修清史的人都一定要看这部书。另外还要看档案，档案里有很多东西。但不一定去看最原始的档案，那里是汪洋大海，短时间内摸不清楚，可能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当年的国史馆里有许多成稿，现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从来没有什么人用过，可能当时写清史稿的人用了一些。该馆现有6000个人的传包。还有些传包在台湾，放在两地啊。它们真的是很宝贵的材料，因为档案当年写作时间比我们离得近，事实也比我们清楚，所以一定要看。你们领到这个任务以后，一定要到北京来，到档案馆去，查你所担任传主的资料。有些人的资料可能没有，但绝大部分都有传包，有的可能在台湾，现在传包在大陆较多，表志在台湾比较多。我看天文志，《清史稿》的天文志写到乾隆朝为止，下面没有了。我原以为修《清史稿》的人没有写完，到台湾一看，完整的天文志都有。它是多年前国史馆史臣所写，写《清史稿》时没有看到，因此只写了半部天文志。可见档案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去发掘。千万不能怕费力，不去博览群书，那就不行，而要尽量翻阅书和档案，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传记写得好。这个第一条真实性，非常重要。
第二条就是条理性，条理要清楚。一个人的事儿很多，一生的事很多，要分清楚主次，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条理性。我们在修清史时，一定要按照历史顺序叙述下来，无论人、事，重要的多写，次要的少写，有的根本不写。我是主张文省事增字数不要太多，我们以前写的《清代人物传稿》，字数太多，李鸿章传在清史稿里写了8000字，我们则写了16000字，多出了一倍，当然我们用的是白话。这还不严重，最严重的问题是学者的传。我们要把他们的生平、思想、著作等全部写出来。这在《清史稿》里是没有这么写的。《清史稿》里一般都是几百字、千把字。当然，这个可以作为参考，他们是文言，我们是白话嘛。欧阳修文省事增，文章文字要省，笔墨不要太多，事情要增加，他认为他的《新五代史》比《旧五代史》写得好，就是“文省事增”，所以不要写得罗罗嗦嗦。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文章的条理也要清楚。
第三条就是文字简要，无关紧要的一大篇名词、形容词等都是不必要的。写作时穿鞋带帽的不必要，要开门见山。我们虽然用的是白话，但是文章要力求典雅、简洁。《清史稿》虽然缺点很大，但是它的文字很好，有桐城派的味道，《清史稿》写作者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桐城派，另一部分是满洲的才子。桐城派的很多，文章做得很好，史写得较差。
第四条，生动形象。我还是希望文字能够生动一点，因为传本身就是生动的事实记载，是非常生动的故事，读史的人一般都喜欢读传。读表的人很少，表只是非常枯燥的，谁去读表啊？表一般是用来查对的。我们千万不要把人物写成履历表，《清史稿》就有这个毛病，今年升什么官，明年升什么官，性格没有，情节没有，干巴巴的，没有可读性。
第五条，就是要讲究文采了。这就是讲的语言要规范，要讲究修辞，写成好文章。
（资料来源：本文为戴逸主任2004年3月27日在清史传记试写样稿研讨会上讲话的整理稿，由清史编委会传记组提供，中华文史网整理，本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