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外交思想是洋务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洋务派思想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本文拟对洋务派外交思想的几个方面进行简要的论述，以期抛砖引玉，促进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当之处，尚祈指正。[1]
一
洋务派外交思想，同洋务派借法富强的思想一样，起自洋务派的“变局”观。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派们比较一致地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越洋东来、叩关而入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有的“变局”。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早在1862年就认识到“华夷混一局势已成”，[2]后来又在王韬的启发下说出：“合地球东南西朔九万里，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3]洋务派外交官薛福成更运用历史变化的观点，其体指明了“变局”.的内容：“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自治”，认为应当改变传统的对外关系。[4]其他洋务派也都有共同的认识。
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立基于从“夷夏之辨”出发的中国地理中心和文化至上的观念之上，同时又是中国传统的人伦秩序思想和封建等级制度在对外交往中的延伸和膨胀，其实质内容是认为世界各个地区，尽管文化发展程度有所不同，却都是以中国为中心并臣服于中国的。在这种对外关系之下，中国传统的外交思想中不可能具有以国际社会的存在为前提，以国家间的相互平等关系为原则的近代因素。两次鸦片战争的进行，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已经将这种传统的对外关系打破，但在中国绝大多数封建士大夫的思想中，中国是“天朝上国”、“万邦宗主”，中国“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5]中国外交要走向世界，为摆脱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进行努力，首先就必须冲破传统旧观念的束缚。洋务派思想中“变局”观的产生，为此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事实上，洋务派的“变局”观，不仅是对中外关系现实的切实观察，也包含着对传统对夕以系的深刻反思。从这里出发，在从西方传入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启沃下，洋务派们开始走上了重新认识世界，重新估价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思想道路。开风气之先的洋务派理论家冯桂芬对传统的“天下”观提出了挑战：“顾今日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神州者，东南一州也，”[6]透露出近代地理学对其世界观的潜移默化。另一位洋务派谋士郑观应则更明确地指出：“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7]从对中国地理中心观念的科学批判进而到对中国文化至上隐隐约约的怀疑。而到了那位遁居香港能够直接观察西方社会的洋务派宣传家王韬那儿，则追根逐源，以“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的“春秋之法”来匡正“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的“内华外夷之说”，并进一步发挥出“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的思想，实际上否定了中国文化至上的传统“夷夏”观。[8]
传统的“天下”观和“夷夏”观被突破，洋务派思想已经开始冲出封建外交思想的藩篱，并逐步萌生出近代的国际意识。从冯桂芬直到晚出的张之洞，许多洋务派都把19世纪的世界形势类比于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并峙的局面。从沙俄手中收回伊犁失地而名声大著的曾纪泽即指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关系“直如战国之晋楚齐秦，鼎峙而相角”，对近代西方各国不能“遽援尊周攘夷之陈言以鄙之”，要求放弃“自恃中华上国”妄自尊大的态度，摆脱自我封闭自我孤立的状态，加入国际社会，积极地去争取外交主动权。[9]郑观应更直接地要求中国放弃“天朝上国”的架子，“自视为万国之一”。[10]这些思想都表明，在近代世界联系日益加强的形势下，洋务派们产生了要求承认西方国家是和自己平等的“敌体之国”的思想，并进而产生了放弃传统的朝贡外交观念的要求。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左宗棠就曾建议清朝政府说：“自古帝王不能胃外国而盗之，于是有均敌之国。既许其均敌矣，.自不必以中国礼法苛之，强其从我，”要求顺应时势，改变旧的外交礼制。[11]其他洋务派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西方国家为“敌体之国”，主张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并寻求新的外交方式。
洋务派外交思想在新的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冲击下所发生的这些变化，为其容纳进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形成的某些近代外交观念和礼制创造了条件。这方面最显明的表现是洋务派们逐渐接受了万国公法即国际法作为国际间关系的准则。郑观应的《易言》开篇即为《论公法》，提出在中国与欧洲各国“并立”的情况下，“公法、约章宜修也，不修则彼合而我孤”，指出“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造成的危害，要求中国“楼然变计”，接受万国公法中与中国法律不相矛盾的外交原则。[12]而奕沂、李鸿章等主持外交的洋务派官僚，在对外交涉中也开始运用万国公法米维护中国权益。[13]除万国公法而外，对于派遣使节常驻外国，在国外华人汇聚之地设领事以及中外交涉中行平等礼节等间题，洋务派们也大都表现出适应近代国际形势，变革旧的外交观念和礼制，部分地接受西方近代外交观念规制的态度。
综上言之，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新形势下，洋务派们反思鸦片战后二十年的中外关系，敢于正视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其外交思想开始突破传统的格局，逐渐产生出某种程度的近代意识。“天朝上国”的旧观念逐步被抛弃。各国家间相互平等的原则逐步被悄然接受，当然，应该看到，洋务派外交思想的这一变化，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逼迫中国与之立约通商，企图将传统的对外观念和宗藩朝贡观念强加于它们无异于痴人说梦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发生的。对于.绝大多数洋务派来说，传统的背负仍然相当沉重，要他们彻底放弃旧的对外关系观念，不仅仅需要现实的逼勒，还需要近代理性的思索，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传统观念。这些，却是洋务派们难以做到的。
二
对于中国来说，外交思想的近代意义不仅仅意味着要放弃旧的“天朝上国”的观念，承认国际社会的存在和国家间相互平等的近代原则。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得中国尚未在观念上接受各国间主权平等的原则之时，其本身的主权已经在事实上被西方列强所破坏。因此，近代的中国外交思想就必须包含有向西方列强争取平等主权的内容。在这方面，洋务派的外交思想有着开端性的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看，当洋务派们开始认识到国与国之间主权平等的近代原则之际，他们的思想就已经站到了争取自身的平等主权的出发点上。随着洋务派们西学知识的逐步扩大和中外关系的深入发展，他们开始产生了较为明确的国家主权观念和争取主权平等的思想。李鸿章60年代中期就根据万国公法说出“各国均有保护其民、自理财赋之权”的看法，[13]而郑观应在《易言》中则明确指出：“夫各国之权利，无论为君主、为民主、为君民共主，皆其所自有，而他人不得夺之。”[14]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也都说过类似的话，表明洋务派们已初步产生了国家主权观念。
国家主权观念一经产生，要求平等主权的思想也就随之而来。洋务派们对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进行了揭露，并且痛切地指陈了这些条约对中国的危害。直接办理对外交涉的李鸿章在这方面的思考，较之其他洋务派官僚要多。他回顾近代之初中外订立条约的情形说：“从前中国与英、法两国立约，皆先兵戎而后玉帛，被其迫胁，兼受蒙蔽，所定条款，吃亏过巨，往往有出地球公法之外者，” [15]认为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一是列强的武力强迫，二是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缺乏近代国际交往的知识。他还从总的方面指出了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危害：“诚以内治与约章相互表里，若动为外人所牵制，则中国永无自强之日”， [16]较为清楚地看到了近代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之间的关系。
具体地看，洋务派对不平等条约的侵略性质和危害的认识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片面最惠国特权。薛福成在其《筹洋自议沦中集中探讨了“一国获利，各国均沾”的片面最惠国特权的危害，把它视为“贻患于无穷”的条款。[17]李鸿章在处理琉球问题时，曾说过和薛福成相类似的话，认为中外立约之初，“中国于外务利益未甚讲求，率以利益均沾一条列入条约内。一国所得，诸国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遂使协以谋我，有固结不解之势”，“均沾二字，利在洋人，害在中国，设法防弊，实为要图”， [18]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片面最惠国特权在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联合进行侵略中的恶劣作用。二是领事裁判权。文祥、郭嵩焘、郑观应、薛福成等许多洋务派都先后揭露过领事裁判权的侵略性质。王韬从国家主权的角度写道：“我之所宜与西国争者，额外权利一款耳，盖国家之权系于是。” [19]曾纪泽以西方国家的外交实践指出领事裁判制度“系交涉之变例，为欧美各国所无” [20]李鸿章则比照万国令法说：“洋人归领事竹辖，不归地方官管理，于公法最为不合。” [21]他们都认识到领事裁判权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破坏。第三是协定关税特权。洋务派对于中外通商税则的不公和中国丧失关税主权的认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李鸿章认识到，洋货纳税太轻，“以至彼此轻重悬殊，商民交困”，同时由于“税则厚薄不一”，“遂使厚利为洋商所垄断”。[22]自王韬更为直截了当地指出：“加税一款，乃我国家自有之权，或加或减，在我而已，外人不得干涉。” [23]其他洋务派也都能认识到关税是各国自主之权，反对外国随意干涉。
从对西方列强搜取的这些侵略特权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利益的认识出发，洋务派们进一步提出了修改中外不平等条约的思想。李鸿章说：“中西互市以来，立约十有余国，因利乘便，咸思损我以自肥，若不设法维持，逐渐收回权利，后患殊多。” [24]曾纪泽在英国《亚洲季刊》上发表的《中国：睡与醒》，更明确地表达了要修订中外不平等条约的思想。总的来看，洋务派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是他们主张以谈判协商的外交方式进行，不主张采取强硬的手段。王韬在提出修改领事裁判权的要求时说：“夫我之欲争额外权利者，不必以甲兵，不必以威力，……要在执持西律以与之反复辩论，所谓以其矛陷其盾也，”主张通过谈判取消这一侵略特权。[25]薛福成、郑观应等也同样认为应通过中外协商，逐步修改不平等条款。第二个特点是他们认为应先自弱国小国开始修改，然后再设法扩大到西方大国强国。李鸿章在与巴西进行订约谈判时说：“由于前此立约未妥，一时骤难更改，以致流弊甚多。今欲藉巴西议约，渐收中国自主之权”，“惟变法之初，未可过于严峻，以后他国换约修约，咸知办理近情而又逼于公法，或可冀其仿行，不致相率坚拒”，企图以中巴立约为例，取得其他国家信任，逐步修改中外条约中的某些条款。[26]曾纪泽有一段话说得更清楚：“改约之事，宜从弱小之国办起。年年有修约之国，即年年有更正之条。昔英、德、法、俄、美诸大国修约之年，彼此迫于公论，不能夺我自主之权利，则中国收复权利而不著痕迹矣。” [27]洋务派修改不平等条约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他们只是要求对其中个别条款进行修订，而不是要废除整个不平等条约。马建忠即根据“和约之与商约有异”，提出“不背和约”专修商约的思想。[28]其他洋务派也都是在承认中外“和约”的前提下，主张对某些条款进行修改。这些特点表明，洋务派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思想还只是一种软弱的、妥协的和不彻底的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
无论如何，洋务派外交思想中国家主权观念和争取平等主权、修改不平等条约思想的产生，表明他们已经形成初步的近代民族意识。中国近代民族意识是在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之中，在屈辱与痛苦的压力下逐渐萌生的，同时又是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了解世界，顺应世界潮流，主动追求的结果。洋务派思想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狭隘观念，走进世界民族之林，进而要求维护国家主权，争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反映出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最初形态。、当然，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意识应当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它应当是资产阶级打破封建束缚和外来压迫，建立统一的民族经济的要求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洋务派由于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没有能够产生出反对封建压迫和全面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外来侵略的思想，更不可能提出正确有效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方式，他们思想中代表的民族意识还只是近代民族意识的最初体现。尽管如此，洋务派外交思想中表露出的民族意识仍具有重要意义，它开通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产生的道路，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
三
如果说，洋务派外交思想中初生的近代国际观念和低层次的民族意识表现出他们对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的体认；那么，徉务派“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则反映出他们无法摆脱的时代矛盾。
“外须和戎”思想是洋务派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提出这一思想的李鸿章还曾说过：“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有着浓厚的儒家王道思想色彩。[29]当然，“外须和戎”并不是李鸿章的专利。洋务派理论家郭嵩焘在这方面有着更多的阐发：“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万不可以力争”，“国家办理洋务，当以了事为义，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30]除郭嵩焘外，大多数洋务派也都有着大致相同的思想，认为应当维护与西方国家间的和平局面，以和平外交方式解决双方争端，反对轻易地诉诸战争和武力。
洋务派“外须和戎”思想是在当时清政府中一批顽固守旧的封建士大夫既昧于世界大势，不加区别地反对西方列强的一切要求，又暗于国内实情，盲目虚妄地鼓噪以武力与列强进行对抗，企图通过战争驱走列强，重新回到闭关自治时代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洋务派们对顽固派的思想进行了驳斥。李鸿章、曾国藩、郭嵩焘说过差不多相同的话：“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恇懦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虚骄务名者恒败，坚忍多略者恒胜”，以历史的经验为龟鉴，反对盲目主战，主张忍辱负重，维持和局。[31]王韬也指斥封建顽固派轻言战守，主张和平外交，反对使用武力，认为应当“严守自固，敛兵弗争。暂屈以允和，待时而后动”。[32]郭嵩焘还针对顽固派士大夫反对维持和局，“宁谓可覆国亡家，不可言和”的观点，明确表示，西方列强“逼处凭凌，智力兼胜，其所以应付处理之方，岂能不一一讲求，并不得以和论”，指出和平外交并不等同于顽固派们所指责的屈辱投降。[33]
洋务派“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是在对敌我双方的情势进行了一定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洋务派们直观地觉察到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侵略者在目的和手段方面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外族侵入者。从60年代初奕䜣等人“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的认识[34]，到郭嵩焘“洋人之利在通商，无凯靓中国土地之心”的看法[35]，从左宗棠“泰西各国……所争者通商口岸，非利我土地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好谋也”的言论， [36]到王韬“西洋通商中国，就目前而论，其志在利不在土地”的观点[37]，洋务派们几乎一致地看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新特点，认为它们不会推翻清朝政权，对中国实行直接的政治统治，并且认识到中外通商交涉的局面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基于这种认识，洋务派们反对封建顽固派们把西方列强与古代侵入中国的异族等同看待，反对以对付古代“夷狄”的战争手段来对付西方列强，要求针对新的中外关系形势，采取新的“应付处理之方”。其次，洋务派们认为，中国国力太弱，无法取得同拥有近代工业和军事技术装备的西方列强的战争的胜利，也承受不了战争的沉重负担。李鸿章说过，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目前兵船未备，饷源尤细，刚尚难用，只有以柔制之”。[38]薛福成也认为，“中国武备未精，未可为孤注之一掷”。[39]郭嵩焘则说，“衅端一开，构难将至无穷。国家用兵三十年，`清见势细”，警告人们注意战争的影响。[40]洋务派“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就是奠基于这些认识之上的。
洋务派们对中外情势的分析是有错误的。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扩张的本质缺乏全面认识，对其谋求经济扩张和政治控制的严重危害性估计不足，也忽略了资本主义列强掠夺殖民地和进行领土扩张的野心。此外，他们对于中国国家力量的估计过低。但是，洋务派们看到了当时西方侵略者主要是进行经济侵略的新特点，较清醒地认识到敌强我弱的总体力量对比，反对盲目的对外战争，主张采取和平外交方针以取得一定时期的较为稳定的国际环境，为内部的变法图强创造条件，洋务派们对于维持和局和变法富强的关系反复进行阐发，不仅认为变法富强应当有对外的和平局面作为保障，而且也认识到只有国家富强才能真正实现中外和局的道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些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洋务派官僚以及知识分子所可能提出的较为现实的外交思想。
从近代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角度看，洋务派“外须和戎”的思想无疑是一种妥协软弱的外交思想。在西方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要维持中外和局，就必须承认中外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的侵略权益。洋务派“守定条约”的外交思想由此而产生。李鸿章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 [41]左宗棠同样认为：“条约既定，自无愈越之理，” [42]都表示要以不平等条约做为中外交涉的基础。应该看到，洋务派“守定条约”思想包含有利用不平等条约限制列强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内容。如王韬提出，在对外交涉中，要“一循条款，专主约章，可者许之，不可者拒之”。[43]但是，面对咄咄逼人得寸进尺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洋务派企图维持现状，把列强侵略限制在已有条约范围之内，从而阻止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在实际.的中外交涉活动中，由于以“外须和戎”思想作为外交方针，洋务派官僚往往被侵略者的战争威胁所吓倒，产生出委曲求和“曲全邻好”的思想，结果导致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
洋务派“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及其在中外交涉中带来的不良后果，反映了19世纪后期中国的时代矛盾。近代中国面临两大课题：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要有效地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取得民族的独立，必须要有足够的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还要有先进的政治力量去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将人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引导到理性的、正确的方向。这些物质力量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形成，都有赖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国家达到一定程度的富与强。反之，国家的富强，资本主义民族经济的发展又需要有民族独立做为保障。国家一旦失去了主权，也就丧失了国家的职能，不可能起到保护扶助本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应有作用。在洋务派所处的时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还摆脱不了这样一个时代矛盾的制约，洋务派企图利用“外须和戎”的外交方针来争取国家富强所需要的外部环境。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面前，注定要彻底失败。
注释
[1] 本文以为应以思想内容做为划分洋务派的标准。的年代出现的早期维新思想是洋务思想的发展，被称作早期维新派的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都是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本文在分析他们的思想时，尽量利用他们早期的材料。
[2][21][22][38]《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卷19；卷40：卷13、21。
[3][15][16][18][24][26][29][31][4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卷39；卷39；卷39；卷38、41；卷24、卷48、卷24。
[4][17][39]《薛福成选集》，页555；页528；页167.
[5]《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7，页10781。
[6]《戊戌变法》(一)，页26。
[7][10][12][14]《郑观应集》上册，页67；页67；页66～67；页175。
[8][19][23][25]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页296；页89；页90；页89。
[9][20]《曾纪泽遗集，页194；页198。
[11][1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1，页190；卷55，页90。
[13]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中的弱肉强食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致洋务派们不可能认识不到万国公法的虚伪性.“公法不足恃’可以说是洋务派普遍的看法，兹不赘述.
[27]曾纪泽：《使西日记》，页96。
[28]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卷4，页8。
[30] [35] [40]《郭嵩焘奏稿》，页404、397：页343；页397。
[32] [37] [43]王韬：《张园尺牍》，页38；页37；页149。
[33]郭嵩焘《使西纪程》；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页28。
[3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页2674。
[35][42]罗正钧：《左宗棠年谱》，页363、281；页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