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乍浦港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不大为人所知，但是在清代它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它与日本长崎港间对口贸易的重要港口，曾经繁荣、辉煌一时，颇为驰名。只是在鸦片战争时期，由于英国侵略军炮火的轰炸、摧毁，才一蹶不振的。后来又由于遭到连年战乱，港口破坏严重；也可能还因为乍浦夹在上海、宁波两个大港之间，再加上这里不通铁路等多种原因，它渐渐地衰落了。但就是在民国初年，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曾计划在这附近建设“东方大港”……。可能由于乍浦在历史上曾名噪一时，因此在上海市现在还有一条繁华的道路以它的名字命名，即“乍浦路”。改革开放后，随着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对外贸易的繁荣，浙江省决定在这里重新建设万吨大港，再加上此地毗邻著名的上海（金山）石油化学工业公司，附近海中又发现了大的油气田……，其重要性日益显现。为了回顾乍浦港昔日的辉煌和它在清代中日贸易与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爰作此文，敬请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一、乍浦港在清代的重要地位

　

乍浦是浙江省平湖市所辖的一个市镇。乍浦港在清代是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对日贸易和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它坐落在中国东南海滨，居杭州湾北岸，离上海市所辖之金山县与浙江省所辖之平湖市的交界处不远，地处在鱼米之乡杭嘉湖平原的边缘上。此地距上海１０５公里，距杭州１１０公里，距嘉兴４３公里，距平湖１３．４公里，因此在历史上它曾享有“肩挑沪杭，背负太湖”、“东吴门户”、“浙西咽喉”、“东南雄镇”等美誉。它东临深海，沿海一带又有黄山、瓦山、陈山、汤山、观山、西常山、晕顶山、里蒲山、马鞍山、益山和独山等二十余座山岭，加在一起总长１２余公里。其中仅在乍浦镇沿边最著名的有九座山峦，自西而东绵延排列６．８公里。[1]真可谓：“东南门户辟一水，九峰环天阔双眼”、“九峰环绕障洪波”。正因为如此，乍浦港才既不受钱塘江潮水的影响，又不宜为泥沙淤积，而港阔水深。再加上这里四季温暖从不封冻，可以常年停泊万吨以上的巨轮，可以说它是一个天然的良港。早在二十世纪初期，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要在这里建设一座“东方大港”。此外，乍浦历来又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海防重镇。此地形势险要，它与其东北方向的长江出海口——吴淞口，与其东南方向的涌江出海口——宁波、定海构成犄角，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素有“海疆锁钥”之称，故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史载：“乍浦地虽一隅，与明州沪渎屼然鼎峙，为浙西一重镇”[2]；“乍浦为浙江藩篱，而以江苏吴淞之保障，乍浦之守若固，杭州固可恃无虞，江苏以可借以为卫，是其紧要不亚于宁波城，外距大洋不过里许，左则山峦联互，右则塘岸袤延，形势散漫并无口门”[3]；因之有诗赞曰：“浙西门户丈孤城，挂海环山势自宏”。[4]总之，乍浦港地处中国东南要害之地，面向无垠东海，占据陆海交通的要冲，在中国对外交往史上，特别是在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乍浦以水得名，故曾名“乍川”。[5]嘉兴地区的不少水系之水流汇集于此注入东海，因此这里通过乍川可以与大运河、太湖等水系沟通。此外，乍浦得名还有一种说法，即古时集市均在山后，为群峰所掩，上岸而“乍见”此市，故古人有诗句曰：“数海舶乘潮乍入”焉。乍浦历史悠久，秦代时属会稽郡海盐县，秦始皇东巡至会稽，曾路过此地。从汉晋时期开始，这里就设立了盐场。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７８９年）乍浦设下场盐官，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８４４年）设乍浦镇遏使。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公元１１３１——１１６２年）置监镇税及烟火事官，理宗淳祐年间（公元１２４１——１２５２年）置乍浦市舶提举司，并设水师守卫。明洪武十九年（公元１３８６年），信国公汤和亲临乍浦度地筑九里许土城，形正方，并设乍浦守御千户所。后又经永乐、正统、景泰、嘉靖和崇祯等年间不断改建，终于修成了一座总长九里十三步，有四座城门和一座水门的砖石之城。清朝初年，以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杭州水师分防乍浦海口，并移嘉协右营守备一员驻防乍浦。雍正二年（公元１７２４年），设乍浦水师营。雍正六年（公元１７２８年），再置满洲水师营，并在城东北隅用竹篱圈围与旧城隔开，作为“满城”（后在乾隆初年改建砖城），驻扎满洲兵丁，设副都统署，移杭州右翼满洲副都统一员常驻乍浦。次年，又设海防署。总之，有清一代不断在此建营房、堆子房、设炮台、置战舰……，可见清统治者对乍浦非常重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１７５７年），乾隆皇帝在第二次南巡时，还特意到乍浦亲自检阅驻防八旗官兵骑射。[6]

乍浦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港，应该说主要是在清代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江浙沿海地区对外贸易港口主要是扬州港、刘家港、杭州港、上海港、澉浦港、宁波港和温州港等。那么为什么在清代时乍浦港会异军突起成为对外贸易，特别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呢？我很同意徐明德先生在《论清代乍浦国际贸易港的发展与繁荣》[7]一文中的分析。该文认为乍浦在清代所以能取代了杭州港的优势，而且作为宁波港远航船的基地，一举成为了国际贸易大港的主要原因是：（１）远古时期，长江南岸的沙嘴直达杭州湾的王盘山，后来由于杭州湾南岸不断淤涨，促使北岸潮流日益增大。在海潮的冲刷下王盘山的大片土地没于杭州湾中，直到北宋晚期加固海塘后，才使坍岸现象有所缓解，这就为乍浦开港创造了客观条件。因此从宋元时期开始，乍浦便逐渐开港。到了明朝末年，由于钱塘江口改道，航道由原来的“一”字形，改为“s”形，因此造成水流不畅，退潮缓慢，使大量泥沙沉淀，除江道口普遍淤积外，并造成沿岸水域大船无法靠近。这样杭州港因海口淤沙湮塞，海船进出困难，于是只好借助外港乍浦港代替它海外贸易的重要地位。（２）清代乍浦港已成为了苏杭和皖南地区的物质的集散地。因为它具有当时国内外五条水上航线汇集点的优势。即对海外她有通航到日本和南洋各国的远洋航线；国内往北沿北洋航线可直达天津、锦州和营口等港；往南沿南洋航线可直达宁波、福州、广州以及更南的地区；内河航运更是发达，这里可以与大运河以及太湖水系连接沟通钱塘江与东西长江等内河航线。（３）清代乍浦港产生了许多航海世家，并形成了海外贸易集团。自宋元乍浦开港以来，就有外国船只不断驶来，到明朝嘉靖年间，设置市舶机构（所谓“下关”），管理通往日本、琉球、安南、暹罗、吕宋、爪哇和柬埔寨等国的通航事务。一批善于经营东西洋贸易的海商也随之涌现出来，如元代时嘉定州大场沈氏、明代郑和三使东洋日本，七下西洋各国，其部下和他们的子孙有不少人都来到乍浦定居，或出任海防要职，或从事海上贸易。其中著名者有乍浦所百户齐斌、陶九、沈瘦儿等。入清以后，乍浦已形成了陈氏、谢氏、林氏等家族的海外贸易集团。（４）清政府把乍浦列为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早在康熙六年（公元１６６７年），清政府特批准乍浦港为与日本通商口岸，用以采购日本铜斤。康熙二十三年（公元１６８４年），统一台湾后，大开海禁，允许东南沿海地区百姓可以驾驶载运量五百石以下船只出海贸易、捕渔，同时设立了江、浙、闽、粤四海关，浙海关初设于定海，下设乍浦等十五个口址。次年，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满汉人民具同一体，应令出洋贸易，以彰庶富之治”。于是浙江的乍浦、定海、宁波和温州等港均成为了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特别是乍浦港更是以生丝、丝绸以及书籍、文房四宝等出口日本，并以采办日本洋铜铸钱为著名，在清代海外贸易中，不管是在出港船只数量上，还是在贸易总量上都是处于领先的地位。（５）为保证海内外贸易，以及远洋航线的畅通，清政府曾在此派遣水师定期巡护，从而使商船的航海安全有了保障。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乍浦港所以能成为宁波港的出海基地和有些宁波船的起锚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靠近太湖流域，又背依杭嘉湖平原，历史上这些地方就是生丝、丝绸、茶叶和湖笔的产地。再加上这里物产丰富，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从太湖流域和杭嘉湖平原到入海口乍浦港，要比到宁波港的内河航程缩短许多，众所周知，海运要比河运更便利，且载运量大，速度也更快，因此便于物质交流，节省开资。再有，从这里到皖南（此地盛产纸、墨、砚）苏南或其他内地，均比宁波方便。而且乍浦离内地鼓铸铜钱之地更近，装卸铜斤或其他货物更为便利，也缩短了时间。此外，这里把东北地区运来的大豆输往附近地区榨油、制豆饼，把杭嘉湖平原生产的稻米运往福建等地都要比宁波港更方便些。

 

二、乍浦港与清代中日贸易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１６８４年），解除海禁后，中国海商纷纷赴日采办洋铜，一时形成了官民二商同时前往，数港齐发的局面，于是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乱。康熙六十年（公元１７２１年），清政府规定去日本进行丝铜贸易的商船，只能在乍浦和上海两关进出口。按政府规定：“鼓铸铜斤惟需日本条铜，而洋铜进口船只俱收江浙二海关，是江浙为洋铜聚散之区，现在八省（即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和广东）分办铜数，俱在江苏、浙江购买，徒滋分扰，以至解运不前，莫若即归江浙巡抚委员办解，自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始”。[8]在此前后，因为日本处于入超的地位，为了控制铜和金、银等贵金属的大量外流[9]，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１６８５年，日本贞享二年），江户幕府颁布了“贞享令”，亦称“割符仕法”。规定中国船每年去日本长崎贸易的总额不得超过白银六千贯（贯是日本重量与货币的单位，每贯等于３．７５９公斤，约合一百两）。康熙二十七年（日本元禄元年，公元１６８８年），又进一步限制中国船来日的贸易，规定每年入长崎港的中国船总数为七十艘。康熙三十七年（日本元禄十年，公元１６９７年），又增加到八十艘，贸易额增加为八千贯。次年，江户幕府还专门设立了“长崎会所”，置“长崎奉行”等官员统一管理长崎对外贸易，并为幕府征收税款。

康熙五十四年（日本正德五年，公元１７１５年），幕府根据幕臣新井白石的建议，又一次修改海外贸易法，颁布了“正德新令”，并制定“清商规则”，进一步限制长崎贸易。“正德新令”中规定准许入长崎港通商的中国商船，只限于从日本方面得到预先发给信牌的中国商人。每年入港的船只数减少到三十艘，贸易总额也限为铜三百万斤。此后幕府关于中国商船入长崎港的船舶数量和贸易额还曾有过一些变化。下面拟把从日本贞享二年（公元１６８５年）至宽政三年（公元１７９１年），江户幕府限定中国商船进入长崎港的船舶数和贸易额变化的沿革，列表如下：

 

法律实施之年　　　　　　限定船舶数　　　　　　限定贸易额

 

　　贞享二年（１６８５年）　　　　　　　　　　　　　六千贯

　

元禄元年（１６８８年）　　七十艘　　　　　　　　六千贯

 

元禄十年（１６９７年）　　八十艘　　　　　　　　八千贯

　

正德五年（１７１５年）　　三十艘　　　　　　　　六千贯　

  

        享保二年（１７１７年）　　四十艘　　　　　　　　八千贯

　　

享保五年（１７２０年）　　三十艘　　　　　　　　四千贯

 

享保十九年（１７３４年）　二十五艘　　　　　　　四千贯

 

元文四年（１７３９年）　　二十艘　　　　　　　　四千贯

 

宽保三年（１７４３年）　　十艘　　　　　　　　　二千贯

 

延享四年（１７４７年）　　二十艘　　　　　　　　四千贯

 

宽延二年（１７４９年）　　十五艘　　　　　　　　四千一百一十贯

 

明和二年（１７６５年）　　十三艘　　　　　　　　三千五百一十贯

 

宽政三年（１７９１年）　　十艘　　　　　　　　　二千七百四十贯

　

从此表可以看出，幕府允许进入长崎港贸易的中国商船数字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这是与日本铜的逐渐减少有关系的。不过虽然船只数减少了，但每艘船的规模吨位却增加了，因此总的贸易额减少不多。而且，后来所限定的贸易额主要是指铜的贸易额，并不包括其他贸易。如，嘉庆九年（公元１８０４年），到日本长崎进行贸易的中国船只有十一艘，而实际贸易的总额为七千三百四十五贯。

道光二十年（公元１８４０年）以后，由于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东南沿海遭到英国等殖民主义者侵略；不久在咸丰元年（公元１８５１年），又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中国国内政局不稳，战火连天，于是去日本的贸易商船就就逐渐减少了。

总的说来，随着中日两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迫切要求发展对外贸易，加上中国对日本铜的特殊需求，因此中日贸易仍然能在各种限制的条件下继续进行。

清代时到日本进行海外贸易的商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官商”，一种是“民商”。“官商”亦称“皇商”，他们多是由内务府指派的商人。这些人享有许多特权（如免税、可以出口禁运品等），并具有垄断性质。他们往往是由国家预先支付资本，然后再为皇家或官府采办货物，从中赚取丰厚利润。当时著名的“皇商”主要有山西介休范毓馪、范清洪、范清注等为主的范氏家族，江南织造曹寅弟兄，苏州织造李煦一家，以及两淮盐商、长芦盐商王世臣、钱鸣华、钱继善、王履阶和程洪然等人。这些人多是晋商或徽商，本来就财力雄厚，往往还兼任官职，所以很具有实力。但“皇商”一般并不是亲自航海去日本长崎进行贸易，而是雇用乍浦等地的船只和专门从事长崎贸易的行商，去完成任务。“民商”亦称“额商”，他们的特点是要自备资本，“先铜后帑”。一般他们从日本购买的洋铜十分之六要卖给江浙两省官府，剩下的十分之四才能自由处理，获利颇高。康乾时期著名的“民商”主要有杨裕和、李豫来、费顺兴、程荣春和刘云台等十二人，统称之“十二家额商”。

清代前期，特别是康雍乾嘉时期，乍浦港对日贸易十分繁盛。帆樯、商贾云集，五方人烟辐辏，“绾海而栖者数千家”[10]，据说当时仅商业人口一度就曾达到过六万余人，真可谓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这里不但集中了江浙商人，而且还云集了不少来自福建、广东、安徽和北方的一些商人，甚至还有日本的商人、漂流民[11]等。为了进行商业竞争，以及更好地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于是他们按照各自的籍贯，建立了同乡会，俗称“会馆”，其中以“闽汀会馆”、“鄞江会馆”、“潮州会馆”、“三山会馆”、“靖漳会馆”、“绍兴会馆”、“晋江会馆”、“赤城会馆”、“莆阳会馆”等最为有名；按行业建立同业公会的称“行会”，也叫“公所”（有的亦称“会馆”）， 其中尤以糖、铜、靛、木、炭、布、药材和鱼等“行会”规模最大。同时为了替船商代购出口商品，包销他们的进口商品，以及评估商品价格，检验商品质量，代征货税和为商人担保等出入港手续，于是便应运出现了“牙行”（亦称“公行”、“洋行”，日人称为“商问屋”，也就是所谓的“批发商”）。其中最著名的主要有许大隆、陈永茂、朱世丰、谢永泰、谢永和、谢顺兴等。这些人不但有自己的货栈、客栈，而且还雇有译员（或本人就会翻译），几乎垄断了对日贸易。船商们一般均是利用季风（也叫信风），过着“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的生活。

当时从乍浦港中国出口的主要货物是生丝、绸缎、药材、茶、糖、棉布、染料、铅锌、漆、书籍和文房四宝等。从日本进口的货物主要是洋铜、金、银、铜器、漆器、硫磺，以及海带（亦叫昆布）、海参、鲍鱼、鱼翅（按：这些海产品日本人称为“俵物”，即用草袋装的水产品）等。下面拟举几例乍浦船运载的进出口货物清单，以说明当时进出口物品之繁多，内容之丰富。

(1)  康熙三十七年（日本元禄十一年，公元１６９８年），一艘从乍浦港起锚至长崎港的中国商船装载的主要货物是：

白丝四十七包（每包五十六斤），大花绸一千五十匹，中花绸九百三十匹，小花绸一千六百匹，大红绉纱六十一匹，大纱八百九十匹，中纱一千一匹，小纱二千五百四十匹，色绸五十六匹，东京丝一百十六斤，东京繻四百二匹，大卷绫六百十匹，东京紦二百匹，中卷绫七百五匹，素绸一千三百十匹，绵四百斤，色缎二百匹，金缎三十二匹，嘉锦九十匹，杭罗三百五十匹，大宋锦十三匹，西绫三百匹，花纱二百一十匹，轻罗一百匹，红毡六千一百十张，蓝毡三百十张，银硃八百斤，水银七百斤，白术六千斤，东京肉桂一千一百斤，桂皮五百斤，山黄肉六千斤，牛皮三百五十张，山马皮一千张，鹿皮五千六百张，歇铁石二百斤，鱼皮二百枚，鱼胶三千斤，苏木二万斤，漆三千斤，沈香四千斤，硃砂二千斤，冰糖一万一百斤，木香六百斤，白糖七万斤，三盆糖四万斤，乌糖九万斤，碗青七万斤，苓苓香一千斤，排草四百斤，黄苓二千斤，干松四千斤，干草二千斤，川芎五十斤，靳蛇四百斤，麝香四十斤，人参四十斤，小参五十斤，墨三千斤，古画五箱，书六十箱，磁器六十桶，雄黄一千三百斤，料香一千斤，藿香三千斤，当归五千斤，伽楠香六斤，巴豆八百斤，刀盘十枚，黄蜡三千二百斤，明矾一千斤，白铅四千一百斤，金线五十斤，色线二十斤，古董十六箱，巴戟二千斤，禹余粮石一千斤，铁锅三十连，茴香一百五十斤，砂仁五千斤，石膏一百斤，淫羊霍二百斤，藤黄二千斤，羊皮一千五十枚，大黄二千斤，蒿木四千斤，阿胶二百斤，菜油四百斤，贝母一千斤。[12]　　　　　　　　　　　　　　　　　　　　　　　　　　　　　　　　　　　　　　　　　　　　　　　　　　　　　　　　　　　　　　　　　　　　　　　　　　　　　　　　　　　　　　　　　　　　　　　　　　　　　　　　　　　　　　　　　　　　　　　　　　　　　　　　　　　　　　　　　　　　　　　　　　　　　　　　　　　　　　　　　　　　　　　　　　　　　　　　　　　　　　　　　　　　　　　　　　　　　　　　　　　　　　　　　　　　　　　　　　　　　　　　　　　　　　　　　　　　　　　　　　　　　　　　　　　　　　　　　　　　　　　　　　　　　　　　　　　　　　　　　　　　　　　　　　　　　　　　　　　　　　　　　　　　　　　　　　　　　　　　　　　　　　　　　　　　　　　　　　　　　　　　　　　　　　　　　　　　　　　　　　　　　　　　　　　　　　　　　　　　　　　　　　　　　　　　　　　　　　　　　　　　　　　　　　　　　　　　　　　　　　　　　　　　　　　　　　　　　　　　　　　　　　　　　　　　　　　　　　　　　　　　　　　　　　　　　　　　　　　　　　　　　　　　　　　　　　　　　　　　　　　　　　　　　　　　　　　　　　　　　　　　　　　　　　　　　　　　　　　　　　　　　　　　　　　　　　　　　　　　　　　　　　　　　　　　　　　　　　　　　　　　　　　　　　　　　　　　　　　　　　　　　　　　　　　　　　　　　　　　　　　　　　　　　　　　　　　　　　　　　　　　　　　　　　　　　　　　　　　　　　　　　　　　　　　　　　　　　　　　　　　　　　　　　　　　　　　　　　　　　　　　　　　　　　　

   (2)     乾隆五年（日本元文五年，公元１７４０年）从乍浦港出发驶入长崎港的二号乍浦船装载的主要货物是：

　　　　白丝　　　１２００斤　　　　　　　　　无地纶子　　　　１８００反[13]

　　　　纹地纶子　６００反　　　　　　　　　　黑缎子　　　　　２００反

　　　　白缩缅　　１３５０反　　　　　　　　　赤缩缅　　　　　２５０反

　　　　无地纶子　４００反　　　　　　　　　　纹地纶子　　　　４００反

　　　　白纱　　　１６０反　　　　　　　　　　更纱　　　　　　７２０反

　　　　冰砂糖　　１３０００斤　　　　　　　　白砂糖　　　　　１００００斤

　　　　各种药种　　　

（３）          同年驶入长崎港的三号乍浦船装载的主要货物是：　　　　

 　     白丝　　　６００斤　　　　　　　　　　无地纱绫　　　　　２４００反

　　　 纹地纱绫　　３００反　　　　　　　　　白缩缅　　　　　　　１６１５反

　　　 纹地纶子　　１６０反　　　　　　　　　无地纶子　　　　　　２４０反

　　　 白纱　　　　８０反　　　　　　　　　　更纱　　　　　　　　６００反

　　　 真绵　　　　５００斤　　　　　　　　　白砂糖　　　　　　１０００００斤

　　　 各种药种

（４）          同年驶入长崎港的四号乍浦船装载的主要货物是：　　

　　　　色缎子　　２１２反　　　　　　　　　毛织物　　　　　　　１３２反

　　　　无地纱绫　１４４反　　　　　　　　　白缩缅　　　　　　　１９４反

　　　　纶子　　　２２０反　　　　　　　　　白纱　　　　　　　　７０反

　　　　人参　　　１斤　　　　　　　　　　　山归来　　　　　　　４００００斤

　　　　白鑞　　　１１０００斤　　　　　　　苏木　　　　　　　　１４００斤

　　　　沈（沉）香　　　１０斤　　　　　　　樟脑　　　　　　　　１４斤

　　　　血色珊瑚　　３００本（根）　　　　　砂糖　　　　　　　　６４０００斤

　　　　冰砂糖　　５７０００斤　　　　　　　各种药种

（５）          　同年驶入长崎港的五号乍浦船装载的主要货物是：

白丝　　　２１０斤　　　　　　　　　无地纱绫　　　　　　１２００反

百缩缅　　６００反　　　　　　　　　长尺缩缅　　　　　　７５０反

赤缩缅　　２５０反　　　　　　　　　纹纶子　　　　　　　４８０反

　　　　无地纶子　１０００反

　　　　更纱　　　７２０反　　　　　　　　　白纱　　　　　　　　３０反

　　　　白砂糖　　１０００００斤　　　　　　各种药种　　　

（６）          同年驶入长崎港的十五号乍浦船装载的主要货物是：

黑繻子　　３８４反　　　　　　　　　　縞繻子　　　　　　１００反

色繻子　　４６反　　　　　　　　　　　黑无量　　　　　　１７５反

縞缎子　　４３反　　　　　　　　　　　各种纶子　　　　　４４０反

白缩缅　　５００反　　　　　　　　　　纱绫　　　　　　　１２０反

白纱　　　４８０反　　　　　　　　　　中国生丝　　　　　１０８０斤

中国毛织物　１１９反　　　　　　　　　黑天鹅绒　　　　　３０反

赤大罗纱　　１反　　　　　　　　　　　赤更纱　　　　　　１００反

人参　　　１４０勺[14]　　　　　　　　　冰砂糖第一种　　　１６６６斤

冰砂糖第二种　５０俵[15]　　　　　　　　最上白砂糖　　　　１００斤

中等白砂糖　　１３９６斤　　　　　　　下等白砂糖　　　　７３２３７斤

肉桂　　　８０９斤　　　　　　　　　　明矾　　　　　　　２００包

药种　　　　若干

（７）          　　乾隆六年（日本宽保元年，公元１７４１年）从乍浦港出发驶入长崎港的二号乍浦船装载的主要货物是：

　　　　色缎子　　　５２５反　　　　　　　　　　　　　金人缎子　　　　　２６反

　　　　中国纱　　　２５反　　　　　　　　　　　　　　二倍巾缩缅　　　　５０反

　　　　白砂糖　　　５８０００斤　　　　　　　　　　　冰砂糖　　　５７０００斤　　　　

　　　　白鑞　　３００００斤　　　　　　　　　　　　　槟榔子　　　　１１００斤
　　　  肉　桂　　　２３００斤　　　　　　　　　　　　牛角　　　　　　９０００斤　　　　        山归来　　２６０００斤　　　　　　　　　　　　沉香　　　　　　３０００斤 

　　　　青黛　　　１０００斤　　　　　　　　　　　　　大腹皮　　　　　１００斤

　　　　黑漆　　　４００斤　　　　　　　　　　　　　　宿砂　　　　　１７００斤
　　　　木香　１５０斤　　　　　　                    阿仙药　　     ５０斤
        甘草　　　１０００斤　　                      大黄　　　     ５０斤
　      药种　　　　　　　若干[16]

（８）          乾隆八年（日本宽保三年，公元１７４３年），一艘乍浦船从长崎出发返回乍浦港装载的主要货物是：

银　　　　９５０勺　　　　　　　　　　　　　棹铜　　　　１４５０００斤

煎海鼠　　３７０包　　　　　　　　　　　　　鲣節　　　　　４９０本（条）

昆布　　　１６００斤　　　　　　　　　　　　鸡冠草　　　　４０００斤

真鍮器物　　１０箱　　　

（９）          　　乾隆二十八年（日本宝历十三年，公元１７６３年），一号乍浦船从长崎出发，返回乍浦港装载的主要货物是：

　　　　棹铜　　　１２００００斤　　　　　　　　　　煎海鼠　　　　３５０２０斤

　　　　干鲍　　　　８４３５斤　　　　　　　　　　　鱶鰭　　　　　　１２００斤

　　　　海草　　　１５２０斤　　　　　　　　　　　　所天草　　　　　５３００斤

　　　　昆布　　　１５９３３２斤　　　　　　　　　　鲣節　　　　　６００本（条）

　　　　铜器物　　　３８箱　　　　　　　　　　　　　酒　　　　　　　　７樽

　　　　酱油　　　　１８樽　　　　　　　　　　　　　果实　　　　　　　８樽

　　　　木炭　　　　２０俵（袋）　　　　　　　　　　盐　　　　　　　１５俵（袋）

　　　　小麦粉　　　１８斤　　　　　　　　　　　　　捺染麻布　　　　　３２枚

　　　　laksaay[17]　　　１６斤                    　　 漆器　　　　　　　　若干

　　　　铁器物　　　若干

（１０）    乾隆二十九年（日本明和元年，公元１７６４年），三号乍浦船从长崎出发，返回乍浦港装载的主要货物是：　　　　

　　　　棹铜　　　１７２５５０斤　　　　　　　　　　　　昆布　　１７４５４５斤　

　　　　煎海鼠　　２００００斤　　　　　　　　　　　　　干鲍　　　　６３６０斤

        鯣　　　　１０８０斤　　　　　　　　　　　　　　所天草　　　１８００斤

　　　　所天草别种　　１６００斤　　　　　　　　　　　　鱶鰭　　　　５４０斤

　　　　日本药种　　　８９００斤　　　　　　　　　　　　大豆　　　　　３０斤

　　　　小麦粉　　　　　１５斤　　　　　　　　　　　　　鲣節　　　　　４５连

　　　　铜盥　　　　　３６个　　　　　　　　　　　　　　铜釜　　　　　１６个

　　　　铜药罐　　　　　３箱　　　　　　　　　　　　　　铜风炉　　　　２２个

　　　　酒　　　　　　１４樽　　　　　　　　　　　　　　酱油　　　　　　５樽

　　　　香之物　　　　　１樽　　　　　　　　　　　　　　亚麻油　　　　　３樽

　　　　木炭１０　　　　俵（袋）　　　　　　　　　　　　盐　　　　　　１５俵（袋）

　　　　各种漆器　　　　若干　　　　　　　　　　　　　　　　　　　　

（１１）    　　乾隆二十九年（日本明和元年，公元１７６４年），四号乍浦船从长崎出发，返回乍浦港装载的主要货物是：　

　　　昆布　　　　１７２４７２斤　　　　　　　　　　棹铜　　　　１００００斤　　　　

　　　　煎海鼠　　　　１４４００斤　　　　　　　　　　干鲍　　　　　４３２０斤

　　　　鱶鰭　　　　　４２０斤　　　　　　　　　　　　日本药种　　　２６００斤

　　　　大豆　　　　　　２０斤　　　　　　　　　　　　小麦粉　　　　　　５０斤

　　　　鸡冠草　　　　　１０斤　　　　　　　　　　　　铜盥　　　　　　　３箱

　　　　铜药罐　　　　　１箱　　　　　　　　　　　　　　酒　　　　　　　７樽

　　　　酱油　　　　　　４樽　　　　　　　　　　　　　木炭　　　　　　２俵（袋）

　　　　盐　　　　　　１０俵（袋）　　　　　　　　　　各种漆器　　　　　若干[18]

（１２）    　乾隆三十三年（日本明和五年，公元１７６８年），九号乍浦船从长崎出发，返回乍浦港装载的主要货物是：　

　　　棹铜　　　　２０００００斤　　　　　　　　　　煎海鼠　　　１１５００斤

　　　干鲍　　　　５２３０斤　　　　　　　　　　　　鯣　　　　　　２５００斤

　　　鱶鰭　　　　５００斤　　　　　　　　　　　　　海草　　　　　２６００斤

　　　　昆布　　　　１２２３００斤　　　　　　　　　　椎茸　　　　　　３００斤

　　　　鲣節　　　　　５３０本　　　　　　　　　　　　酒　　　　　　　５樽

　　　　酱油　　　　　３樽　　　　　　　　　　　　　　铜器物　　　　　９箱

　　　　樟脑　　　　　２０００斤　　　　　　　　　　　药种　　　　　４１００斤

　　　　各种铜器、漆器　１００００勺[19]

　　从以上列出的数例乍浦船所载的进出口货物来看，从中国出口的货物是以生丝、绸缎、药材、糖等为主的各种各样的物品，品种十分丰富；而从日本进口的货物主要是以铜、银、昆布（海带）和其他海产品等，相对说来品种较少。

乍浦港当时是中国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非常繁荣。每年从这里进出港的船只最多，贸易量最大，税收也最多。例如，康熙末年，乍浦港每年的关税就达到了２３０００两，经过雍正朝，到了乾隆初年，就已达３９０００两以上，到了嘉庆九年（公元１８０４年），浙海关（主要是乍浦税关）就高达４４０００两以上。[20]

　　　

三　　乍浦港与清代中日文化交流

　

　　清代的中日文化交流，在前期（公元１８４０年以前）主要是通过人员往来和商业贸易进行的，其中佛僧、明遗民、乞师人员、漂流民、商人等起到了媒介作用。例如，隐元隆琦（普照国师）、性易独立（戴笠）、木庵、即非、朱舜水、陈元贇、杨启堂、程荣春、伊浮九、沈南频、王宁宇、陈明德、陆文斋、朱来章、俞立德、汪鹏、王开泰、费晴湖、杨西亭、周歧来、朱柳桥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医药卫生、书画、工艺美术和体育等方面的文化交流均作出了积极贡献。

乍浦港由于是清代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故较其他地区经济繁荣，人文荟萃。这里集中了一批会馆、公所和书院，文化也相当发达，且风景秀丽。因此当时除了大批商人在此活动外，还有不少学者、名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其主要一个目的就是访书、探奇。如，朱彝尊、高士奇、杭世骏、宋景濂、阮元、石韫玉、翁海邨、吴骞、张问陶、鲍文博、沈衡、许瀚、李善蘭等都曾先后在这里逗留过，并留下了不少诗篇。[21]其中许多涉及到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人与事。如，沈衡的《海上竹枝词》中曰：“城中几日送梅雨，海上连朝舶趠风。报说洋船齐进口，便开官局看称铜”。[22]何太青在《乍浦杂詠》中说：“东吴门户淛（浙）咽喉，郡佐嘉禾第一州。万国帆樯归雾岛，九峰嶻嶪压洪流。楼船惟赖将军在，瀛海今看太乙浮”；“海不扬波俗不浇，迎龙桥接凤凰桥。东洋雕漆罗番市，南浦明珠烛绛霄，异域车书通日本，遐方琛贐驾秋潮。鲛绡莫向潜渊织，已见珍奇却圣朝”；[23]黄金台的《洋船叹》中写道：“商人利重身家轻，藐视大海如沟腠，东倭往来等闲事，朱红玉白夸奇赢”。[24]再有，林大椿在《为杨西亭（嗣雄）写东海归颿图系之以诗》中也有这样的诗句：“海外长留五载余，颿（帆）回雪浪慰离居。相逢漫问归装物，可有新来日本书”。[25]

乍浦港与日本长崎港间的通商贸易是两国文化交流重要渠道之一。因为除了商人、船员和其他搭乘人员（如知识人、漂流民等）外，在双方贸易品中书籍和文房四宝，也占了相当的比重。例如，仅据日本学者永积洋子编著的《唐船输出入品数量一览》一书统计，自１６３７至１８３３年间，仅从乍浦港运往日本的各种绘画就有６２５８６幅，各种毛笔２３５１９８支，墨５７９２箱（另有４３５块，２５３０斤），纸张２０２９８８连（另有１１９８０张，６０６２５册），书籍７４２箱（另有１５１２９册，若干组，其中包括《红楼梦》９部１８套）。[26]应当特别指出是，在赴日的这批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市井阶层，他们很容易与当地人融汇在一起，他们所传播的文化也往往是雅俗共赏，很受欢迎。因为当时日本正值江户时期，社会稳定，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以商人为主的“町人”（即城市市民阶层）正在发展壮大，尤其是大阪、长崎等商业发达的地区更是如此。他们对中国的小说、戏剧和民间小调（即所谓“俗文化”），更是兴趣很浓，因此普及、传播十分迅速。与此同时，日本的儒学也也步入了隆盛时期，寺庙文化走向衰落，并开始向世俗化文化（主要是代表武士阶层和町人）过渡，其主要表现为此时以商业贸易为主要通道的汉籍传布形式开始形成；特别是除像以往一样继续进口经史子集等儒家经典书籍外，各种笔记、小说等市民文学书籍的进口也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在江户时代以前，严格地讲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儒学，它主要作为寺庙文化的附属物，由佛教僧侣掌握着。到了江户时代，儒学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其领导权掌握在代表武士阶层利益的人手中，变成了“官学”。其主要原因是幕府将军德川氏家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十分崇尚儒学，尤其是对朱子学尊崇至深。当时日本汉学的奠基人藤原惺窝和他的弟子林道春（号罗山）等人，原来都是佛僧，后来才还俗，他们本人不但精通儒学，而且私人藏有大量汉籍，特别是林道春对江户时代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他曾历仕于德川家康、德川秀忠、德川家光和德川家纲四代将军。在德川幕府“创业之时大被宠任，起朝仪、定律令，大府所颁文书无不经其手者”。[27]他还在江户（今东京）上野忍冈地方专门创办了林家私人书库，创设了学校，培养儒学人才。其子林恕（号鹅峰），亦掌握幕府的文化教育事务，曾经编著了《本朝通鉴》和《华夷变态》等书。其孙林凤冈被任为高级儒官（即学官）——“大学头”。他曾把忍冈的林家私塾迁移到昌平坂，扩大成为幕府的学问所。后来林氏的后代一直担任幕府的学官，并执掌江户“圣堂”（即今东京神田附近的孔庙）的事务。与此同时，“町人”（以城市居民，特别是以商人为主）文化崛起，“町人”跻身于学术文化领域，购书、藏书和印书，进而兴办学校、图书馆等。如，当时日本最大的商业城市大阪“町人文化”表现的最为突出。正如日本学者天囚西村时彦所说：“大阪诸儒，崛起市井，称雄海内，鸣盛当时”。[28]公元１７２４年（日本享保九年，雍正二年），由三宅石庵、中井甃庵等人创办了大阪第一所私立学校——“怀德堂”。　

当时从中国乍浦港驶往日本长崎港的商船，差不多均载有汉籍，主要目的是为了贩卖，只有少数是为了自己随身阅读。有时一艘中国商船就装载着上百种汉籍，总数达几百部之多，其中除经史子集外，还有大量的法律、地方志、医学、科学技术、音乐、佛经、碑帖和笔记小说等各方面的书籍，几乎无所不包。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实用书籍、地方志、通俗小说和所谓“警世书籍”等，日本的进口量，大大超越了前代。据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大庭脩先生在《江户时代唐船舶载书籍之研究》一书的统计，从公元１７１４年（康熙五十三年）至公元１８５５年（咸丰五年），经长崎港进口日本的汉籍达６１１８种，总计５７２４０余册。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进口的大量汉籍中，儒家经典有《论语》、《孟子》、《性理大全》，以及程、朱、陆、王的大量著述外，还有《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以及各省地方志和有关法律方面的书籍。此外，还有顺治帝的《六谕》、康熙帝的训谕《十六条》、《性理精义》等。实用书籍、“警世书籍”和笔记小说，主要有：《算学》、《齐民要术》、《天工开物》、《医宗金鉴》、《唐马乘闻书》、《唐马乘方补遗》、《马书》、《论衡》，《西洋历术》、《俗云难字》以及《水浒传》、《三国志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两汉通俗演义》、《金瓶梅》、《列国前编十二朝》、《梁武帝西来演义》、《唐国志传》、《南宋志传》、《西游记》、《西游后记》、《红楼梦》、《痴婆子传》、《珍珠舶》、《列国志》、《一片情》、《绣棹野史》、《欢喜冤家》、《五代史演义》、《封神演义》、《凤箫媒》、《照世杯》、《杜编新书》、《醉菩提》、《拍案惊奇》、《五色石》、《云仙笑》、《百家公案》、《有夏志传》、《古今言》、《包孝肃公传》、《开辟演义》、《云合奇纵》、《点玉香》、《归连梦》、《苏秦演义》、《禅真逸史》、《寒肠冷》、《禅真后史》、《水晶灯》、《艳史》、《炎凉岸》、《梧桐影》、《玉楼春》、《白猿传》、《锦带文》、《英烈传》、《笑谈》、《清律》、《玉金鱼传》、《后水浒传》、《定情人》、《灯月缘》、《龙图公案》、《春灯闹》、《笑府》、《俗呼小录》、《妍国夫人传》、《韩湘子》、《觉世名言》、《隋史遗文》、《琵琶记》、《今古奇观》、《孙庞演义》、《万锦情怀》、《委巷丛谈》、《醒世恒言》、《杏花天》、《孤树衷谈》、《警世奇观》、《八洞天》、《燕居笔记》、《金陵百媚》、《西洋记》、《虞初新志》、《古今小说》、《肉蒲团》、《平山冷燕》、《麟儿板》、《幻缘奇遇》、《好逑传》、《两交婚传》、《洋清公案》、《石点头》、《三教开迷》、《仙女外史》、《玉杵记》、《浪史》、《狯园》、《情史》、《艳异编》、《传奇十种》、《引凤箫》、《隋唐演义》、《亚禅》、《巧联珠》、《滑跃编》、《春渚纪闻》、《连城璧》、《一百笑》、《门外春秋》、《美人镜》、《双剑雪》、《两山墨谈》、《赛花铃》、《侠士传》、《玉镜新谈》、《锦香亭》、《风流雨》、《荔枝奇缘》、《金云翘传》、《遍地金》、《花陈诗言》、《东游记》、《梦月楼》、《僧尼孽海》、《南游记》、《玉支矶》、《怀春怀集》、《赛红丝》、《凤凰记》、《肠谷漫录》、《二胥记》、《惊梦啼》、《西湖佳话》、《西湖二集》、《恋情人》、《桃花影》、《阴阳梦》、《蝴蝶媒》、《混唐后传》、《雅笑编》、《一夕语》、《定鼎奇闻》、《生绡剪》、《女开科传》、《利奇缘》、《聊斋志异》、《混唐平西录》、《飞花艳想》、《五风吟》、《东渡记》、《情梦拆》、《会真本记》、《玉娇梨》、《西厢记》、《幻情缘》、《昭阳趣史》、《画图缘》、《绣异缘》、《五色奇文》、《平妖传》、《鸳鸯针》、《鼓掌绝尘》、《笑的好》、《合浦珠》、《雅叹篇》、《韩魏小史》、《醒醒花》和《笑林广记》等[29]。

从以上所列汉籍书目中不难看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小说、传奇等文艺作品，反映出江户时代在引进中国文献典籍方面，具有显明的庶民文化特点。这也正如前文所述，当时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以商人为首的“町人”势力逐渐强大，教育和印刷亦有长足发展，因此在日本商业城市（如大阪、长崎等），反映市民文化的“町人文学”、“人形净琉璃”、“歌舞伎”、“看看踊”（又称“铁鼓跃”、“唐人踊”）、风俗画等十分盛行。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满足广大“町人”的爱好与需求，势必要大量进口小说、传奇等通俗文学作品。

为了满足日本各阶层对中国文献典籍的要求，当时中国出版的书籍，十分之七、八以上都传到了日本。有时一部中国新书刚刚问世，往往不出几年，甚至几个月就会被中国船商贩运到日本，并且很快被日本人用训点、翻刻、摘抄等方式使其广为流传。这一点可以用中国得泰号商船财副朱柳桥与日本儒官野田希一的对话，得到认证。野田曰：“贵邦载籍之多，使人有望洋之叹，是以余可读者读之，不可读者不敢读，故不免夏虫之见者多矣”。朱柳桥曰：“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贵邦人以国字译之不患不能尽通也。况兄之聪慧勤学者呼！如兄鸿才即在我邦亦可出人头地，取素紫如拾芥耳”。[30]这就是说，当时中国每有新书问世，很快就会贩运到日本，特别是在嘉庆、道光年间表现得最为突出。例如，《学津讨源》中国于公元１８０６年（嘉庆十一年）出版，，第二年就被运到长崎；《平易法》公元１８０４年（嘉庆九年）出版，公元１８１１年（嘉庆十六年）就被贩运到长崎；《钦定中枢政考》公元１８０８年（嘉庆十三年）出版，公元１８１１年也被贩运到日本；《圣武记》公元１８４２年（道光二十二年）出版，公元１８４４年（道光二十四年）被贩运到长崎，公元１８５０年（道光三十年），日本便出版了和刻本；《武备辑要》公元１８３２年（道光十二年）出版，公元１８４４年（道光二十四年）贩运到日本，《乍浦集詠》公元１８４６年（道光二十六年）出版，当年就被贩运到长崎，公元１８４８年（道光二十八年）就出版了和刻本；《春草堂丛书》公元１８４５年（道光二十五年）出版，次年就被贩运到长崎；《乡党正义》公元１８４１年（道光二十一年）出版，公元１８４７年（道光二十七年）被运到日本；《临正经验方》公元１８４７年（道光二十七年）出版，当年便被运至日本；《瘟病条辨》公元１８４３年（道光二十三年）出版，公元１８４８年（道光二十八年）被运至日本；《金石碑板考例》公元１８４１年（道光二十一年）出版，公元１８４８年（道光二十八年）被运至日本；《韵综集字》公元１８４１年（道光二十一年）出版，公元１８４９年（道光二十九年）被运至日本；《海国图志》公元１８４７年（道光二十七年）出版，公元１８５１年（咸丰元年）被运至长崎，公元１８５４年（咸丰四年）就出版了“和刻本”。[31]

一般说来中国商人看到什么书，特别是新出版的书籍，只要官府允许就装船贩运，有时也有日本将军、各级官员或商人指名预定的。这些人是中国书籍的最大买主，例如，江户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是一位文武兼治的将军，他好学嗜书，专门在江户设立了图书馆，收藏各种典籍，尤其是中国书籍。他死后，曾把藏书分别赠给幕府的御文库（即红叶山文库）和“御三家”收藏。[32]幕府的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和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执政时期，也十分热中于搜集和采购中国书籍，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汉籍收入到御文库中。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对学术尤为重视，嗜书如命。他原为纪州藩主，在第七代将军德川家继去世后，继承了将军之位。他平日热心学习儒学著述，注意掌握各种知识，故其修养和素质较高。他还用自己的方法，对御文库的图书进行了整理，编纂了新的目录。在他执政期间，还放宽了对“禁书”进口的限制，允许少数由西方传教士写的有关天文、历法和受西方技术影响的特殊书籍进口。他本人对明清时代的法律书籍和中国的各地方志十分感兴趣，故特意向中国船商预定了《大清会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十五省方志等汉籍。在德川吉宗在位期间，御文库的图书有了成倍的增加。

其次，各地大名、学者乃至富商也都竞相采购中国书籍。每当中国商船驶入长崎港，他们便派人打听有没有新书问世，或指名道姓地询问鲍文博编的《知不足斋丛书》出版到哪一辑了？中国学者袁枚、赵翼、王鸣盛等人又有什么新作？[33]在江户时代著名的藏书家有：加贺地方的大名前田纲纪，他从长崎采购了不少汉籍，尤其是有关法律和方志方面的书籍最多。他的藏书成为了今天东京尊经阁文库藏书的主要组成部分；平户大名松蒲清也是有名的藏书家，他也性喜采购中国书籍，他家藏书在当时日本也是很有名的，至今平户还设有松蒲博物馆。其次，丰后（今大分县）佐伯地方大名毛利高标、因幡（今鸟取县）鸟取大名池田定常、近江（今滋贺县）仁正寺大名市桥长昭和幕府大学头林述斋以及大阪经营造酒和木材的商人木村巽斋（号兼葭堂）、土佐地方学者古时中（名素有）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大藏书家。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书籍输往日本，在清代中日文献典籍交流中无疑是占主导地位的；但与此同时，同样也有不少日本书籍运到中国，深受中国知识界的青睐。

乍浦港仍是进口日本书籍的主要港口。中国商人不但把大量中国书籍运往日本，同时还把日本人编著、翻刻的，乃至保存的中国早已失传的书籍运回中国。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许多文人学士云集乍浦，访书、买书，打听“可有新来日本书”的局面。

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记载，在日本江户时期大约编著了说经之书四百余种，其他方面的论著和翻刻、训点的书籍就更多了。在这些日本人编纂的著述中，不乏学术佳作。如，山井鼎所著的《七经孟子考文》一书，开日本考据、校雠学之先河，启中日古籍沟通之机运。此书由清商伊孚九运至中国，对清代学术影响颇大，深受中国学者的称赞和青睐，并被著录在《四库全书》之中，流传于中国。[34]乾嘉学术大师王鸣盛晚年寓居苏州，经常能看到清商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书籍。因此他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中，曾赞扬日本文学兴盛，学术空气浓，价值亦高。[35]清代学者卢文弨受《七经孟子考文》的影响和启示，也从事校勘经典的工作。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阮元也受日本学者山井鼎的影响，他最早在扬州江氏随月楼看到《七经孟子考文》，阅后深为其内容精细、结构科学、严谨所感动，不由得对山井鼎十分钦佩。公元１７９７年（嘉庆二年），在他主持下覆刻了此书。此外，藏书家汪启淑也经常从赴日商人手中购买日本书籍，他也收藏了《七经孟子考文》一书。

清代著名学者、刻书家和藏书家鲍廷博祖籍安徽省歙县，后来寓居杭州，并经常来往于杭州与乍浦港之间，与赴日贸易的船商关系密切。他通过商人汪鹏、伊浮九等人购买了不少日本书籍，其中就有《七经孟子考文》、《古文孝经孔氏传》和《论语义疏》等。后来鲍廷博将《古文孝经孔氏传》一书收录在他所编著的《知不足斋丛书》中，被清商贩运到日本，亦颇有影响。这套丛书很受日本人欢迎，他们对此书的出版和鲍廷博的情况都非常关心，经常询问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有关他的情况。

清初著名学者、藏书家朱彝尊亦十分重视探访、收藏日本书籍。例如，公元１６６４年（康熙三年），他曾在杭州高氏稽古堂看到日本著名史书——《吾妻镜》（又名《东鉴》，五十二卷，据说此书乃高氏购于乍浦港），视为海外奇书，甚是喜爱。后来几经波折才把此书弄到手，为此他专门撰写了一篇《吾妻镜跋》，记述内容和收藏经过。[36]朱氏去世后，此书又转到其好友，江宁织造、藏书家曹寅手中。曹亦对此书爱不释手，他在编写戏曲《太平乐事》时，曾参考过此书，将在后文详谈。当时曹寅的忘年交老友、著名学者尤侗看到此书也颇喜欢，便借曹家藏本抄录了全书。后来江苏吴县的一位学者翁海邨（字广平）在撰写《吾妻镜补》时，更是详读了此书。翁广平看到的《吾妻镜》，就是从尤侗家借阅的。

嘉庆年间，日本学者、藏书家林述斋所刻的《佚存丛书》十七种，一百一十卷传入我国，在道光年间由阮元重刻，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注意。

此外，日本人撰刻的专门介绍清代时中国的知识，尤其是北京和京畿一带风貌的图文并茂的大型图书《唐土名胜图会》，此时也被贩入中土；日本学者安积觉等人用汉文撰著的《大日本史》[37]和另外一位学者赖山阳用汉文撰写的《日本外史》，几乎与中国人写的一模一样，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就被清商贩入国内，后来又被翻刻，颇有影响，乃至编写《清史稿·艺文志》时，人们竟把它认为是中国人的著作，而收入其中。

在经营文献典籍贸易的清商中，有的人是学问不多，是精于贸易的单纯商贾；有的人则是出身官宦，后来才经商的。这些人一般素质较高，知悉学术界的情况，甚至本人能诗擅画，以至著书撰文。这些人是从事书籍贸易的骨干，他们不但承担着中日书籍交流的媒介，而且本人也读书、撰文、吟诗作画，甚至著书立说、演唱戏曲小调。现举几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如下：

汪鹏，字翼沧，号竹里山人，具体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乾隆年间，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他平日“慷慨好施，予朋好中孤寒者助膏火以成其名，亲串有婚嫁不克举者成全之”。 [38]他“以善画客游日本，垂二十年，岁一往还，未尝或辍。喜购古本书籍，归呈四库馆，或付鲍渌饮（即鲍廷博），或阮芸台（即阮元）传刻行世，有《袖海编》”。[39]史载，他“尝泛海往来浪华岛（即长崎）”[40]与乍浦港之间，“市易日本”，故是一位有相当实力的海商。他与江浙一带的知识界有广泛的联系，并经常受学者们的请托在日本寻访书籍。“购古本《孝经》，皇侃《论语》、《七经孟子考文》，流传中土”。[41]此外，他还在日本长崎购得日人松井元泰所著《墨谱》一书，运回中国，为中日制墨技术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

公元１７６４年（乾隆二十九年），汪鹏撰著了《袖海编》一书，此书又名为《日本碎语》，为笔记体，一卷，除小序共五十条，计五千余字。书中主要叙述了他在长崎的所见所闻，以及日本的风情、长崎唐馆与中国商船入港后进行交易等各种情况。该书内容详细、具体。如，有关书籍贸易，他在书中写道：“唐山书籍历年带来颇夥，东人好事者不惜重价购买，什袭而藏，每至汗牛充栋”。“书卖字于货口之上，盖以图记，则交易之事粗毕，专待出货”。[42]为了防止清商携带有关天主教方面的“邪书”，日本规定“唐山（即中国）船至，例有读告示、踏铜板二事，告示中大略叙天主邪说之非，煽人之巧，恐船中或夹带而来，丁宁至再。铜板则以铜铸天主像，践履之以示摈也。”[43]这些史料，是汪鹏所见所闻的第一手资料，故弥足珍贵。

与汪鹏同时代的清商伊孚九，也是一位喜爱书籍和擅长水墨画的画家。他原籍江苏省吴县，名海有，号也堂。他经常到日本经营马匹生意，同时还教给日本人绘画技法。[44]《七经孟子考文》一书就是他从长崎得手后转让给鲍文博的。

另外，乍浦商人杨嗣雄，号西亭。他常驻长崎经商，本人亦擅长吟诗作画，留有《长崎旅馆怀韩桐上（维镛）、倪苍溪》等诗文和《东海归颿图》的绘画。[45]

又，浙江平湖商人朱柳桥，自称为朱熹后人，其父朱潜发，号慕亭，曾任“山西、福建邑令，升州牧。”[46]朱柳桥“弃官行贾”，[47]往来于乍浦与长崎之间。他能诗擅画，知道中国士人的情况，经常贩运文献典籍，沟通两国知识界的交流。他还会演戏唱曲，曾为日本人演唱《九连环》、《彩云开》和《烧香曲》[48]等，有关详细情况将在下文详述。此外，同船商人江芸阁、刘圣孚和杨启堂等人也都是多才多艺，素养较高，知识面很广的人。他们曾为日本人代购《缙绅全书》等书籍，并在船中经常手捧《聊斋志异》、《今古奇观》等小说阅读。特别是得泰船船主刘景筠，长期滞留日本长崎，他曾在公元１８０３年（嘉庆八年）至公元１８３６年（道光十六年）的三十四年间，作为船主多次往来中国与日本之间，并以在长崎搜集已佚汉籍出名。[49]

又，乍浦商人杨懋功，他知书达理，能诗擅文。这从他所作的《癸卯仲冬将之琼花岛[50]月夕乘潮东渡回望观山感而赋此》的诗文中就可得到反映：“人生值盛世，怀才终显名。我朝尚文治，读书媿未精。维时有苗格，无劳请长缨（时海氛初熄）。四民各安业，我艺将何成。曾闻海外琼花岛，重洋远隔卅六更（海行六十里为一更）。赤铜药物互通市（岛产赤铜，官商往采以供鼓铸），百余年来货殖腾。楼船万斛驾沧海，聊复破浪乘风行。冯夸潜伏独龙卧，冰轮皎洁悬天庭。此时瞬息家山远，烟际隐约灯光明。（观山悬灯远引海船，故一名灯光山。）涛声猛涌百愁动，帆影遥悬双涕零。上念高堂疏视问，下累深闺忘寝兴。少小未尝远离别，匆忽分袂若为情。寻思此行殊自惜，十年书剑劳长征。[51]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清代中日两国文献典籍交流中，除传统的儒学、佛学、医学和书画外，还有法律、地理、地方志、数理科技和工农业方面的实用书籍。尤其是如《圣武记》、《海国图志》、《武备辑要》和《乍浦集詠》等一批所谓“警世之书”。日本有识之士认为这些书籍对加强该国国防，提高全民抵御外患的意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海国图志》在中国问世不久，就传到了日本，仅在数年之间，就在该国出版了二十多种翻印或翻译的选本。这不论是在速度或数量上，还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上，乃至世界出版史上都是罕见的。许多日本人都认为这部书是维新的启蒙读物，并将其视为“无与伦比”的“有用之书”，[52]还推崇它是一部“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也，当博施以为国家之用”。[53]由此可以得知，在清代，特别是在清代后期，文献典籍的交流已从以儒家经典为主流，转入以实用、欣赏和为现实服务的书籍为主流的轨迹。

除此之外，清代船商在中日两国的戏曲交流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例如，中国戏剧、俗曲《西厢记》、《还魂记》、《八仙祝王母寿》、《天官赐福》、《财福》、《琵琶记》、《团圆》、《私下三关》、《桃花扇》、《长生殿》、《燕子笺》、《九连环》、《彩云开》和《烧香曲》等，都是日本人熟知的曲目，其中尤以流传于市井民间的民谣、俗曲小调最为突出。因为这些商人和船员水手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又常年奔波在外，远离故土和亲人，生活非常寂寞。因此不免在船上，或在异国他乡，一面手中玩弄着“九连环”游戏（即用九个铜环，按一定程序，解下、套上的游戏，闲暇时可以解闷），一面哼上几口民谣小曲，略解思念妻小的烦闷。同样，留守在家的妻子，思夫寂寞时也常常玩弄“九连环”。当时有一首《乍浦竹枝词》，就生动地反映了这种情况：“笑解连环慰妾心，恰教夜夜宿孤衾。南河塘水为郎意，何处从人问浅深。”而这些民谣、俗曲浅显易懂，朗朗上口，犹如今天的流行歌曲，很受日本一般市井民众（尤其是商人）的欢迎，故流传很广。例如，日本江户时期流传于长崎、大阪、名古屋，乃至江户（今东京）等地的“明清乐”、“看看踊”之类的歌舞就是如此。所谓“明清乐”，乃是当时日人对中国民间俗曲的总称。据《长崎事典》记载：演奏时“使用唐琵琶、月琴、明笛、胡琴和片鼓等乐器，……现在传承的演奏曲如次：算命曲（原语）、橹歌、平板调（无歌词）、将军令、纱窗（原语）、九连环（原语）、抹（茉）莉花（原语）、西皮调（无歌词）、金盏花（无歌词）、狮子”[54]等等；而所谓“看看踊”，又名“唐人踊”或“铁鼓跃”，就是日本人根据从中国传入的《九连环》曲，改编的一种载歌载舞的一种文艺形式。它原本是十八世纪（即清代康乾时期），流传于日本长崎一带的中国舞龙（即“耍龙灯”，日本人叫“蛇踊”，至今还在长崎流行）与《九连环》曲糅合、杂拌，逐渐演化而成。“至于‘看看踊’的表演，日人晓晴翁的《云锦随笔》中，有‘看看踊打扮之图’：最前头的两位头戴茜色（大红色）的帽子身着鼠色及黄色衣裳，白色绑腿，茶色鞋子；后面四人穿着大袗，戴着暖帽，手里分别拿着铁鼓、鼓弓、蛇皮线和大鼓，完全是一副清人的打扮。……这是反映在日本的‘芝剧小屋’（戏园）中登场的演员之装束。由于‘看看踊’的演出场场爆满，日本的小孩纷纷在街衢巷陌间结队模仿，甚至大人也在一旁载歌载舞。其醉心模仿的狂热程度，于此可见一斑。”[55]

《九连环》曲是流传于中国，特别是中国南方民间的一种小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组情歌。它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九连环》曲就是一组民歌的总称，亦名“大九连环”，即“九连环调”。它往往由几首民歌联接而成，一首唱完接唱另一首。例如，流传在浙江一带的“九连环调”就是由“码头调”、“满江红调”、“鲜花调”与“湘江浪调”等组成；流传于江苏苏州一带的“大九连环调”是由“五更调”、“花名调”、“鲜花调”、“哈哈调”、“湘江浪调”等组成。狭义的《九连环》曲是指流传于福建一带的民间俗曲（小调），故亦称“福建调”。一般说来，《九连环》曲在清代是属于政府屡禁不止的“小本淫亵摊头唱片（按：即唱本）”、“淫词艳曲”。因为当时从事中日贸易商船中的下层水手多是福建人，故狭义的《九连环》曲在商船上和长崎等地颇为流行，先是由中国人自己唱，后来慢慢加进了日本妓女同唱，最后在日本人中便流传开来。日本演员通常也取中国式的艺名，操着似是而非的中国语进行表演。福建流行的《九连环》的曲词为：“蝴蝶夜来是夜夜游，情人还送我九连环。九吓九连环，拿把刀儿割不断。几时夜夜游，夜夜游。”[56]与此类似的还有日人记载的《唐土俗谣》，其词为：“我的吓感郎的呀呀有，呀吓呀呀有，看看吓，送奴个九连环，双手拿来，解不开，奴（拏）把刀儿割，割不断了呀呀有。谁人吓解奴的九连环吓，九连环，奴就与他做夫妻，他们是个男子汉了呀呀有有。”[57]不过日人在用华音演唱时往往吐字不清，很难听懂。正如日本观一道人所说：“此间人（按：指日本人）讲华音，尤多讹差，以风土悬绝，口无四声。余曾受诵歌曲，迨其闻他人唱之，各各小异，不知孰真。益信清商到崎（山奥），听僧之诵经，失笑绝倒。黄蘖之徒精习华音尚尔，况其他乎！？故似是而非者，谓之‘看看’。九礼思音，非真华音矣。”[58]

当时在日本流传的中国俗曲之内容，多是描写男女相互思念的。除《九连环》外，还有许多。如《烧香曲》的曲词为：“荒郊树下一座庙，苦命的女子把香烧。上了香，何言何语何嘱告。磕了头，泪珠儿滴在埃尘地，叫一声神道，你可知苦命的女子把香烧，你可知苦命的女子谁知道；纱窗儿外吓月影儿高吓，出路的人吓好不心焦吓。一思乡父母年高，二思乡妻儿年少，三思乡手足同胞”。又如，《彩云开》的曲词为：“彩云开，月明如水浸楼台。原来是风弄竹声，只道是金佩响。月移花影，疑是主人来。意孜孜双属眼，急急嚷嚷那情怀，倚定门儿待，只索欲因孩到，嗨青鸾黄犬信音乖”。[59]

无独有偶。同样通过清商和船员也把日本的戏曲、舞蹈、歌谣传到了中国，其中杂剧《日本灯词》就是明显一例。《日本灯词》是曹寅所作十出戏剧《太平乐事》中的第八出，其余九出分别为：《开场》、《灯赋》、《山水清音》、《太平有象》、《风花雪月》、《龙袖骄民》、《货郎担》、《卖痴呆》和《丰登大庆》等。《太平乐事》是以清代康熙年间新春元宵节为背景，从各个角度和侧面反映了清朝国都京师（即今北京）的各阶层人们在欢度灯节时的喜悦心情，以及载歌载舞庆祝佳节的方式。从而歌颂了在康熙皇帝的统治下，整个中国“六合清宇”、“四海咸宁”、“国泰民安”、“万国朝拜”、“五谷丰登”的一派繁荣昌盛之景象。这正如剧中日本国王所唱：“红云春暖萨摩州，木琢扶桑做枕头。晓起礼天南向望，青山一发对琉球。自家日本国王是也，俺国都筑紫，形类琵琶，读洙泗之诗书，崇乾竺之法教，向自前明负固，颇似猖狂。今者中华圣人御极，海不扬波，通商薄赋，黎庶沾恩。俺们外国，无以答报，惟有礼佛拜天，顶祝无疆圣寿。”[60]

《日本灯词》完全是曹寅的新创作，从内容到用语都是崭新的。显然他的意图是要用表演日本形式的歌舞，以及用日本语言演唱给观众一个惊喜，进一步博得康熙皇帝的欢心和青睐。曹寅在《日本灯词》一出的题记中，他写出了自己创作这出戏的方法和所据：“此曲调寄中吕依吴昌龄《北西游灭火词》而作。倭语出《万里海防》及《日本图纂》、《四译馆译语》填合而成。洋舶人云：倭国惟妓女着彩衣，所唱于与粤东采茶歌音调相近，亦涛洧之属也。灯则以布机、春盒之类为戏。男以蜡橪须，剃顶发；女黑齿，着屐，衣食皆仰于官。对马岛接壤高丽，其都会萨摩州也。前年得曝书亭[61]所藏《吾妻镜》考之无异。《吾妻镜》者，华言《东鉴》，明弘、正间其国所刊书。柳山[62]记。”[63]由此可以得知，当时曹寅与其他明清之际的一般中国人一样，对日本的了解多来自传闻，误认为九州的萨摩藩的地方诸侯就是日本国王，故在题记中记载：“其都会萨摩州也。”这说明当时曹寅还不知道设在江户（今东京）的江户幕府与萨摩州的宗主关系。因为当时往来于中日间商船，多是在萨摩州（即今日本九州地方）的长崎与日人进行贸易，因此许多人把此地的筑紫当成了日本的国都。

《日本灯词》中的舞蹈主要由灯舞、扇舞和花篮舞等三种组成，演出时采取边歌边舞的形式进行。至于其中的用语，在总共五支曲牌中，除起首的一曲“金字经”是用汉语杂倭语填谱之外，其余一概是用当时所谓的“倭语”（即日语）发音来填谱的。而这些日语发音，据曹寅自己说主要出自《万里海防》、《日本图纂》和《四译馆译语》的“寄语”部分。但也并不完全如此，其中仍有不少是目前在这些书籍中无法见到的。这些介绍日本情况书籍中的“寄语”，因其大部分是记录当时来往于两国间的江浙，特别是宁波、乍浦一带的商人所说、所理解的日本语言，[64]已经有不少错误和费解之处；《日本灯词》中又用这些“日本语”来填词，加上有些是“寄语”中所无词汇，有些是杜撰的，有些是错填的，因此不要说今天难以还原或译出，就是在当时恐怕也无法用他所称的一些根据来译读。至于《日本灯词》里的所谓日本风俗，在今天看来也是似是而非的。好在曹寅的本意并不是介绍日本的情况，只不过是想用一种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新的歌舞形式为其主子歌功颂德而已。这正如清代著名戏剧家洪升在其序中所言：“怪怪奇奇，古所未有。即以之绍乐府余音，良不虚矣！”不过曹寅这种新的尝试，不但的确给了人们一种耳目一新之感，而且说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虽说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彼此民间往来（包括民间贸易与文化交流等）却十分频繁了。同时也说明曹寅利用他职务上的方便（主管丝绸生产和到日本采购洋铜），能够经常接触赴日的江浙（其中尤其是乍浦、宁波一带的）商人和船员，并向这些人了解日本的动向和情况，因为了解日本的动态也是康熙皇帝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很可能在与这批人的接触当中，曹寅对日本语言、歌舞发生了兴趣，从而促使他独出心裁地写出了这一出“反映日本情况”的歌舞杂剧。

 

结  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乍浦港在清代中日交往中，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洋铜、金、银和丝绸、书籍、药材等的交易，不但沟通了相互有无，满足了双方的需求。而且也加强了人员往来，从而在此基础上使两国的文化交流有了更进一步提高，跨入了继唐代中日文化交流高潮后的另一个新高潮。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