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年起，日本近代历史进程向“脱亚入欧”折变。它“以战争为民族进取之利器”，“十年作一战争。”[1]（p.367）在清末民初，先后发动了“甲午之役”、“甲辰之役”以及“甲寅之役”，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造成“三甲纪念”。[2]（p.8）今年值逢甲午战争爆发110周年，日俄战争爆发100周年，甲寅“日德构衅”90周年，回顾日本“脱亚入欧”与中国“三甲纪念”的历史记忆，对观照当今中国“和平崛起”和中日睦邻关系不断发展都是非常必要和十分有益的。
一、“甲午之役”：日本“脱亚”历程的起始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日本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固然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结果。但政策是历史走向的产物，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归根结蒂是为实现国家目标和国家的历史走向服务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历史走向和国家目标可以用“脱亚入欧”来概括。因此，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日本的“脱亚入欧”是其发动甲午中日战争的更深层次的历史动因。
日本的“脱亚入欧”包有文化“欧化主义”和“军国侵略主义”的双重内涵。作为历史进程和对外关系，它又含有“脱亚”和“入欧”两个互联并互动的层次。明治初年，伊藤博文在《奉命使节》中明确主张采法欧美，将其“文明之风”移于日本，以“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3]（p.189）到19世纪80年代，伊藤博文竭力支持外相井上馨所提出的“欧化主义政策”，即主张化日本国为“欧洲帝国”，“能与泰西各国齐跻于同等地位”。[4]（p.545）伊藤和井上的主张包含了从文化上进而从国际关系上实现“脱亚入欧”的思想，都是对“脱亚入欧”论的一种表述。[5]（p.104，p.105）但“脱亚入欧”论作为一种特定的“国权主义”思想，它是由“脱亚论”演绎而来。历史表明，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国权扩张论”甚嚣尘上。一时，各种主张趁中法战争之际，“迅速派遣充足的兵力，占领朝鲜的京城”，以及“干涉朝鲜内政，务必加以并略”并“希望”不惜因此同中国战争的意见，[6]（p.12）不一而足。1885年3月16日，也开始转向国权论的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脱亚论》一文，说：“为今日计，我国不应犹豫等待邻国之开明而共同振兴亚细亚，不如脱离其行列与西方文明之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法，亦不能因其为邻国而给予特别关照，唯有按西洋人对待彼等之法处理之。”[7]（p.158）明治维新后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危机，日本统治集团逐渐形成一面屈从、一面侵略的二重性政治品格，妄图用以邻为壑的办法来改变和增强日本的国际地位。在外张“国权”的鼓噪声中涌现的“脱亚论”表现出一种害邻利己的本质和露骨的侵华、夺亚思想，是日本明治以来对外思想的一种总结和折变。此后，日本明治政府加紧扩军备战，为实现“脱亚”目标打一场侵略邻国中国和朝鲜的战争。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日本沿着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国家目标，经过中法战争后十年的迅速发展，在经济上，大力推行“殖产兴业”，到1894年，初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政治上，于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议会，在亚洲第一个实行宪政（德国式）；在军事上，系统形成“大陆政策”，并从战时体制和陆海军兵力上做好开战的准备；在文化上，积极推进“文明开化”，发展近代教育取得显著成就；在外交上，一面冲破中国和朝鲜间的传统关系，一面加紧进行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修约活动，揭开日本外交史上“脱亚入欧”的一页。（注：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册第四章（1884—1891）取“脱亚入欧”为章名，认定这一时期日本外交的主题是“脱亚入欧”，参见该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99—245页。）到1893年，日本自恃国力显著增强，制定了“战时大本营条例”，决意伺机发动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以期树立自己的国际地位”。同时，“为和列强平等起见”，它还把“为它的旅华臣民要求领事裁判权而拒绝给予旅日华侨以这种特权”，作为“对中国采取行动的一个特殊理由”。[8]（第十七章）
对比一下当时的中国，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曾给中国带来了“一变之机”，但它缺乏近代理性指导，并未提出国家发展目标，产业政策奉行“唯兵”、“重官”的方针，“疏于基本工业建设”，缺乏近代经济灵魂[9]（p.83）。文化方面缺乏近代文明整体观，政治改革阙如。到中法战争前后，洋务运动更形迟滞。慈禧太后趁中法战争更换全部军机大臣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后，朝政更加拖沓和腐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日本甚至动用天皇“内帑”和大臣“海防献金”加速发展海军时，中国“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10]（卷三九，p.23）而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却因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而从1888年起停止了发展。清政府错过了中法战争后十年间较为有利的发展时机，使日本敢于发动战争，一举打败中国。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从明确的“脱亚入欧”目的出发采用“西洋人”的“办法”对待邻国中国和朝鲜的一次侵略战争。它通过这次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勒索巨额赔款，割占中国领土台湾，控制和奴役朝鲜，初步实现其脱离亚洲国家“行列”的“脱亚”的目标。《马关条约》的苛刻条款远胜于以前西方列强对华的不平等条约。从赔款来说是空前的，赔偿军费加上“赎辽费”，计库平银2.3亿两（威海卫占领军军费库平银350万两还未计算在内），约占清政府三年的收入。从割地来说，尽管辽南由于“三国干涉”被清政府“赎回”，但当时台湾生息着三百几十万炎黄子孙，它是中国东南海防“枢纽”和晚清“最先进的一省”[11]，台湾被日本割占，使中国蒙受近代以来最严重的裂疆失土的民族伤痛。日本却因此开始“脱亚”，如同欧美列强一样，“获得了殖民地帝国的地位”。[12]（p.131）
二、“甲辰之役”：日本“入欧”地位的巩固
“甲辰之役”导因于“甲午之役”结束时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1895年三国事件发生时，明治天皇对首相伊藤博文说，“用不着急于夺取辽东半岛”，不久将会“再发生战争，那时再夺取也不为晚”。[13]（p.94）以后，日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发动又一次战争，也与日本加快“脱亚入欧”进程有关。
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果造成了有利于日本“脱亚入欧”的形势，日本通过这次战争的获取，迅速增强了国力，刺激了发展，提高了国际地位。它从中国获得的赔款达3.64亿多日元。[14]（p.307）其政府全年收入约为8000万日元。前外务卿井上馨曾感慨地说，想到这么多“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顿觉无比富裕”。[15]（p.308）其中有2000万日元被拨作皇室财产；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因此得到近2000万日元拨款得以建立；因此有了充足财力后备，日本得以于1897年10月顺利实行有重大发展意义的金本位制；日本战时的首相伊藤博文，在1895年8月晋锡侯爵时也得到10万日元赐金。[16]（p.89）日本通过战争加深邻国的贫弱和苦难换来自己的得益和发展。甲午战后，日本霸占中国台湾，控制朝鲜，打开中国市场（特别是东北市场），推动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战后日本棉纱年产量近30％出口，几乎全部是输往中国和朝鲜），日本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
甲午战后，日本利用清廷严重衰落和远东国际局势改变，在中国问题上与欧美列强为伍，进一步实现其“脱亚入欧”的历史走向和国家目标。《马关条约》第六款、特别是其中的“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的规定，反映了欧美列强资本输出的需要，具有进行“国际贿赂”的性质，实是开始“脱亚”的日本谋求“入欧”的一份“见面礼”。甲午战后，日本参与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1898年4月通过与清廷《关于不割让福建的换文》，[17]（pp.615—616）将中国福建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日本为能与欧美列强为伍，先请英国与列强周旋，旋由英国作出提供军费担保，挤进八国联军，充当侵华主力。一时在大沽登陆的日军增加到22000人，占联军总数的三分之二。1901年9月，日本和欧美列强一起，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分得赔款中的3480万两，并一同分享了在京、津、榆沿线驻兵等特权（这些日军是后来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所谓日本“华北驻屯军”的起源）。参加八国联军可谓是日本由“脱亚”而“入欧”的跳板。从此，欧美列强对中国的“共同行动”，再也少不了日本这个唯一亚洲的“伙伴”。1902年1月，英国为了加强与沙俄在东亚的对抗，与日本订立《英日同盟》，条约规定，相互承认和尊重两国在中国和朝鲜的“特殊的”、“特别拥有的”利益，并附有海军配合行动的秘密协定。[18]（pp.236—237）与当时世界头号军事强国英国订立同盟，圆了日本的“入欧”梦，可以说其“脱亚入欧”的国家目标已经实现。
甲午战后，日本政府从“培养民力”（即发展经济）和扩充军备这两方面着手所谓“战后经营”。十年间，工业增长近1倍，公司实缴资本增长2.8倍，进出口总额增加2.5倍。在军事上，建成了足可对付沙俄的所谓“六六舰队”和达15万现役兵员的陆军。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和军事实力增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更加膨胀，欲图趁甲午取胜之势“成为东洋之盟主”。[19]（p.330）但是，日本“欲称霸东洋”的野心与沙俄“南下”的野心发生碰撞，日俄在东北亚争夺加剧。这种冲突的焦点在甲午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主要表现在朝鲜问题上。日本为了巩固自己在朝鲜的既有势力，在沙俄占领和“租借”中国旅顺后，一度与沙俄商谈“满韩交换”的政治交易。1898年4月，通过《西德二郎·罗森议定书》，日本在与沙俄维持一种“共处关系”的条件下确保自己在朝鲜的经济“优势”地位。[18]（pp.301—302）但是，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出兵中国东北并迟迟不肯撤兵后，三国事件以来一直不忘要夺取辽东的日本与沙俄的矛盾迅速激化。在与俄国几度外交协商流产后，日本决心借助《英日同盟》与沙俄一战。
日本的“脱亚入欧”与军国主义结伴而行。前者是目标，后者是手段；“脱亚入欧”的目标最后靠武力和战争保障其实现。“甲午之役”前十年，日本扩军备战主要是为了所谓“征讨清国”。（注：1887年日本军部拟订了《征讨清国策》的战争计划，准备以五年为期，打败并分解中国。参见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45页。）而三国事件之后，日本扩军备战主要是为了对俄决一死战。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凭借（甲午）“战后经营”的又一个十年之功，依靠大英帝国做“强援”以及美国的实际支持，一举打败了强俄，于1905年9月订立《朴茨茅斯条约》，把自己的势力伸入中国东南部，步入世界强国之林，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入欧”地位。
“甲辰之役”是日本在“脱亚入欧”历程中对中国造成的又一次民族大伤害。这是一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帝国主义战争。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蛮横地要求清政府局外中立。软弱无能的清政府不敢也无力制止这个强盗战争在中国土地上发生，它屈辱地顺应日本要求，宣布划辽河以东地区供日俄做战场。战争前后打了一年半，除作为尾声的日本海海战外，主要战场在中国辽东，先后经过鸭绿江会战、辽阳会战、旅顺攻防战、沙河会战和奉天会战，其中仅在1905年2月下旬至3月上旬的奉天会战中，日俄总兵力达60万，共死伤17万人。双方都强征中国当地的人力，拆毁所有妨碍其军事行动的城堡、桥梁、民房等。这不仅把当时中国残存的国家主权践踏殆尽，而且对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战争结束后，日本迫使清政府根据日俄和约，于1905年12月签订《中日东三省事宜条约》，[20]（第四卷，pp.220—224）日本不仅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北南部的侵略地位，还攫得了许多新的侵略特权。1905年11月，日本还强迫朝鲜签订《日韩保护条约》，使朝鲜沦为日本保护国。从此，日本“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此则真为东亚祸源唯一之主要原因”。[21]（p.137）
三、“甲寅之役”：日本国家目标开始折变
“甲辰之役”后又十年，日本武力进取的刀锋南移，发动了与德“构衅”，夺占中国青岛及其他山东地区的“甲寅之役”。这表明日本自认为“入欧”地位已经巩固，在“中国问题”上强化“攻势”姿态，向谋求“掌握中国大陆的霸权”的方向发展。
“甲寅之役”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侵华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日俄战后日本侵略势力伸入中国东北南部，并进一步扩大侵略。1906年，日本在大连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它表面上是经营东北南部铁路的组织，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进行经济掠夺和阴谋活动的大本营。同年，日本又改旅大租借地为关东州，设立由日军陆军大将或中将为都督的关东都督府。日本在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驻扎6000人的守备大队和1个师团的日军（它们是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关东军”的起源）。1909年9月，日本迫使清政府订立《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20]（第五卷，p.213）进一步获取中国东北南部的利权，树立了自己在“南满”的优势地位（至1914年，日本占中国东北地区进出口总额的60％和85％）。它为了巩固自己的这种优势地位，利用日俄战后，特别是1907年后远东国际关系所发生的变化，逐渐与昔日对手沙俄勾结，多次签订日俄协定和日俄密约。在1907年7月第一次日俄协定和第一次日俄密约中，划分南北满为日俄的势力范围，并互相承认各自在朝鲜和外蒙的“政治关系”和“特殊利益”。[20]（第五卷，pp.67—68）在1910年7月的第二次日俄协定和第二次日俄密约中，又巩固和加深了这种约定。签约后仅一个月，日本正式吞并朝鲜。1912年7月签订的第三次日俄密约，划内蒙古为东西两部分，将所谓东、西内蒙划为日、俄的势力范围。此外，1911年7月，日本和英国签订第三次亦即最后一次《英日同盟》，有效期十年。[20]（第五卷，pp.326—329）由于日俄战后在“中国问题”上日美矛盾加剧，英国另行与美国订立仲裁条约，使英日同盟不适用于日美战争。尽管如此，日本仍把英日同盟视为“帝国外交的真髓”。这样，日本一面借助英日同盟，一面加强与沙俄妥协和勾结，加紧推行它以中国东北南部为基地、及于“内蒙”并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的政策，谋求对整个中国的“优势地位”。
日俄战后，日本的经济力和军事力又有了新的发展。自1906年至1914年，日本各类公司资本总额增长了近1倍。日本工业在甲午战争前后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即“以轻工业为中心的蒸汽力产业革命”后，在日俄战后的十多年间，又进行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电力产业革命”，即“第二次工业革命”。[22]（p.64）1914年，日本工业产值达21.32亿日元，约为农业产值的1.3倍。日本开始变成工业国。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到1914年，日本在华投资增至2.9亿美元。[23]已接近占在华外资第一位的英国的一半。在经济力增长的同时，日俄战后日本的军备又有了显著扩张。仅在1907年，陆军已增至19个师团，整个兵力按陆军扩大到50个师团、海军建立足以对付美国的“八八舰队”的方向发展。
正当日本随着国力进一步发展而对中国野心也日益膨胀时，1914年8月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忙于在欧洲的厮杀，给日本谋求“掌握中国大陆的霸权”以绝好时机。早在奥塞失和、战机一触即发之际，即将上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说：“怕他战不成，战则大妙”，[20]（第六卷，p.34）表现出幸灾乐祸的心情。战争爆发后，元老井上馨在给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和元老山县有朋的意见书中说：“这次欧洲大祸乱，对于日本发展国运，乃大正时代之天佑”良机，强调要采取行动，“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注：据《故井上公传》第3卷，第373—374页。转引自信夫清山郎编.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4页。）1914年8月23日，日本政府以“承担英日同盟的义务”为借口，打着“保卫东亚和平”的幌子对德宣战，进攻被德国强租去的中国青岛。其目的是趁火打劫，未采取日俄战争强攻旅顺的战术，而是采取迂回的战法，于9月2日从远离青岛240公里的龙口登岸，先占领莱州半岛，接着又强占潍县车站，并沿胶济铁路西进，再占青州、济南车站。日本对德“构衅”后，“师日俄战争时之故智”，“要求于黄河以南划出中立外区域，以便行军”。北京政府“以黄河以南，几包山东全省”，“万难应允”。最后只得于9月3日声明参照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划龙口、莱州及接连胶州湾附近地方为“战区”。[20]（第六卷，pp.45—50）11月7日，日军在扩大外围占领后攻占青岛，攫夺了胶济铁路全线及其附近的矿产。日军在占领区内对中国人民大肆骚扰。在平度非法张贴布告，狂妄地宣称：“妨碍日军一切行动者处斩”；“如该村有一人犯事，该村人民尽处斩刑”。[20]（第六卷，pp.50—56，pp.60—61）完全把山东当作其殖民地看待。
日军攻占青岛及山东其他地区后，日本军政首脑以及黑龙会等右翼团体无不欣喜若狂。认为“目前是日本迅速解决中国问题最有利时机”，这机会是“千载难逢”。其时，日本已巩固了在南满的优势地位，经1913年10月以承认民国为筹码，通过与袁世凯政府关于满蒙五路的换文，正式把自己势力伸向所谓东部内蒙古。1913年12月通过《中日汉冶萍矿石价金预契约》，控制了汉冶萍。加之，福建早已事实上属于日本的势力范围。现在，日本又攻略山东，于是日本统治集团决定利用时机把整个中国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它利用袁世凯做皇帝的迫切心理，使出外交恫吓和武力威胁并用的手段，于1915年1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在谈判过程中，日本不断施加压力，一面派军舰集中于福州、厦门、吴淞、大沽等处，并向山东和东北增兵，以山东派遣军和关东军的武力为后盾；一面又于5月7日提出最后通牒，迫使袁世凯政府于5月9日在二十一条上签字。5月25日，签订了有关山东、南满、东部内蒙古、福建及汉冶萍、胶州湾、旅大租借地、安奉铁路等权益的两个条约及十三件换文。[20]（第六卷，pp.261—273）二十一条的绝大部分被强加于中国。二十一条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激起了中国各地的抵制日货运动和反日运动。李大钊在《国民之薪胆》一文中痛责日本发动“甲寅之役，以吾国山东为战场，一如日俄故事，后幅文章，竟欲演亡韩之惨剧于吾中国”。并指出：“此次日本要索之主的，对于吾国，则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2]（p.8，p.16）孙中山也在1918年所写的《实业计划》中谴责“日本之武力派，尚以战争为民族进取之利器，彼参谋本部当时计划十年作一战争”。“在近三十年间，日本于每一战争之结局即获最厚之报酬。”“十余年前，列强曾倡瓜分中国”，“今则日本之军国政策，又欲独力并吞中国”。[1]（p.36）可以认为，“甲寅之役”及其“后幅文章”是日本对华政策和国家目标发生新转折的征兆。此后，日本的历史走向和国家目标从以往主张“脱亚入欧”、在“中国问题”上“与欧美列强为伍”，向强化“军国政策”、“欲以独力并吞中国”，即“亡华霸亚”的方向发展。
四、尾论：历史记忆与现代思维
综上所述，从日本明治时期“国权扩张”论高昂以来，日本“武力派”计划“十年作一战争”，造成了清末民初“对日关系痛史”上的“三甲纪念”。日本发动“三甲之役”固然是其推行大陆政策的结果，但从更深层次的历史动因上考察，这是近代日本“脱亚入欧”历程及其折变所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脱亚入欧”是一个两重性历史概念，其效法西方近代文明在文化追求上不失为一种历史进步，但由此形成的长期“重欧轻亚”、“崇欧蔑亚”的文化理念，至今仍是妨碍其正确解读与邻国战争历史的心理障碍。至于“脱亚入欧”作为近代日本历史走向和国家目标，其始终与“军国政策”、“军国侵略主义”结伴而行，就此来说，它又是一种“战争崛起”的同义语。其结果加深了中国和亚洲的民族苦难，并使中国和朝鲜等邻国留下了“黄人待黄人，比白人待黄人还要残狠十倍”[24]（p.403）的历史记忆。
“三甲纪念”的历史记忆也是两重性的。“甲午之役”和“甲寅之役”是这样的两极：一极是日本的国家地位由开始“脱亚”而迅速的“入欧”；一极是除朝鲜沦亡外，中国一再遭受裂疆失土丧权的民族大伤痛。“甲寅之役”及其“后幅文章”也是两重性的：一极是显示出日本的国家目标开始从当年的“脱亚入欧”向“独力并吞中国”的方向折变，而这种折变到20世纪30年代终于酿成妄图“亡华霸亚”的十五年战争；一极是中国民族的大伤痛激起了民族的大觉醒，经过因“山东问题”而激发的五四运动，正如日本学者所说，“过去把日本当作亚洲先觉而予以尊敬的中国民族革命家，开始认识到日本是比欧美帝国主义更为残酷的帝国主义”。[25]（pp.328—329）这种民族觉醒到30年代，终于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时之义大矣”。当年欧亚以及中日二元对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人类历史的发展已呈现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新形势，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式微已久的中国已从长期的历史动荡中走出，并开始“和平崛起”。而日本也早已结束了“武力派”统治的历史，成为与中国订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日两国经济交往和相互依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两国关系常受到“历史问题”的干扰。显然，今天回顾日本“脱亚入欧”及其折变和中国“三甲纪念”的历史，绝不是感性的“沉迷于对历史苦难的追忆”，而是为了理性地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更好地把握当今时代潮流。这既有助于中国人珍视当今百年未遇的历史机遇，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这也同样有助于仍留有“崇欧蔑亚”、“重欧轻亚”文化心理的一些日本人正确解读当年日本与邻国的战史，以真正赢得邻国的尊重，并以长远观点看待中国的发展。这样，有助于中日两国建立一种互信、共存、双赢的关系，从而使睦邻关系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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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