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1673爆发的三藩之乱，首尾长达八年，波及全国广大地区，是有清一代的重大事件。本文拟对这一事件做一些探索和评价。
一、 三藩之乱及其平定
明清之际，明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和吴三桂，趁明皇朝土崩瓦解之机，各率所部先后降清，均被封为王。当清军于顺治年间南下时，他们又充当了先锋，与清军共同消灭了南明王朝及农民军余部。之后，吴三桂、尚可喜和耿仲明之孙耿精忠1受命分别留镇云南、广东、福建。这样，到康熙元年1662，吴、尚、耿便成为各据一方的藩王势力，“世称三藩”2。
三藩形成的这种割据势力，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清朝的统治。从康熙元年到八年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时期，三藩势力迅速发展。康熙帝本人对三藩“包藏祸心，久蓄不轨”3的阴谋极为关注，“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厪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4。康熙八年，康熙帝亲政后，采取了一些抑制三藩的措施，如禁止各藩王“家下商人各省贸易”5，还打算拟订裁减三藩兵力的计划。足见他已把拔除三藩这个清政府身上的毒瘤列入议事日程。
康熙十二年三月，尚可喜上书康熙，愿归老辽东，请以其子之信袭爵继续留镇广东。康熙认为这正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即命令全藩撤除。吴三桂、耿精忠为试探朝旨，也先后上书假意请撤。康熙皆允其请。
吴三桂试探撤藩之事竟成事实，不禁使他愕然失色，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自称“兴明讨虏大将军”，将反清檄文远近传扬。接着，耿精忠、孙延龄等举兵响应。那些平日就与三桂有勾搭的贵州巡抚、提督，四川巡抚，广西、四川、陕西提督及孤守台湾的郑经，也纷纷加入了变乱的营垒。不到半年，变乱的战火燃遍了半个中国。
这里有必要对于三藩拥有的兵额问题加以探讨。
以往有关著述大多认为三藩兵力总数约有10万，还有的认为只吴三桂就拥有7万人。实际上这些数字并不精确。
史载，耿、尚二藩各有按旗兵编制的十五佐领，绿营兵六千余人。吴藩有按旗兵编制的五十三佐领，绿营兵有“四镇十营”6。按：三藩藩属五丁出一甲，甲二百设一佐领。吴藩的“十营”，每营有兵1200人，共12000人；“四镇”，每镇有步战兵、守兵2400人。共9600人。7
兹将三藩兵额列表于下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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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 王 |
旗兵编制 |
绿营兵 |
合 计 |
|
吴三桂 |
10600 |
21600 |
32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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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喜 |
3000 |
6000 |
9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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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精忠 |
3000 |
6000 |
9000 |
由上表可以看出，三藩总的兵额应是50200人32200+9000+9000。如果再加上参加三藩之乱的孙延龄部3000人8，也不会超过55000人。
三藩还有众多的丁口。如果按五丁出一甲计算，吴藩有53000人，尚、耿二藩和孙延龄部各有15000人。总数约10万人。丁口和兵额合在一起，三藩部属总在十五六万人以上。
必须指出，以上仅是按清朝定制计算的。实际上，三藩额外编制的兵马数目一定不少。
虽然三藩的固定兵额只及清朝总兵力的八分之一9，但是在三藩变乱后，加上响应者的兵力，总数大大超过清廷用于平乱的兵力10。这就成为战争初期三藩军队来势汹汹、清军战略保守如只在荆州——岳州一带防御吴军的重要原因之一。
康熙面对三藩的变乱，迅速而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政治上分化瓦解三藩，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康熙在吴三桂举起叛旗后，立即向全国公布他的罪状，处死其在京的儿子；停撤尚、耿二藩，对“精忠在京诸弟，照旧宽容”。此后，当耿精忠、王辅臣、尚之信等反清时，康熙始终持招抚态度，把他们的变乱说成是“无知被惑”，表白“朕之待尔，始终不渝，必不食言”11。第二，在军事上制定了一套正确、周密的作战计划：一方面派遣将士分赴荆州、常德、四川、安庆，阻截吴军和割断吴、耿两军的联系；另一方面积极部署后方，将山东兖州、山西太原作为后方军队的两大集中点。
变乱一发生，吴军来势迅猛，很快攻陷岳州、澧陵、衡阳等地。康熙十三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清。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吴三桂诱引下反清，占据平凉，与进攻四川的吴将王屏藩相呼应。这样，陕西、甘肃、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在数月之间全为吴军控制。
吴三桂被这种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自以为用兵之术天下无双，“次于澧即阻江而守，下令诸将曰：‘毋得进兵’”12，企图压迫康熙和谈。但是，康熙早已看穿了他的狡诈心理，不仅不为所动，反而积极备战。首先，命令清军挺进岳州，向吴军展开进攻。其次，在几次专敕慰勉王辅臣失败后，于康熙十五年进军平凉，迫王投降，并使王屏藩失去声援而逃往汉中。第三，在得知吴三桂企图谋结青海多尔济为援时，立即命张勇屯甘州防御，从而即使多尔济“不助吴逆”，又使青海和硕特各部“归故巢”13。这样，清廷就大体上平定了陕甘，以致吴三桂串通西北汉籍将领、煽动蒙古叛乱，从侧面进攻北京的阴谋彻底破产。
耿精忠变乱后，联合台湾郑经对广东形成夹击形势，使清“粤东十郡竟失其四”14。康熙十五年六月，清康亲王杰书乘耿、郑不和，大败精忠，并迫使郑经退回台湾。十月，耿精忠降清，福建为清军收复。广西将军孙延龄反清后，与投靠吴三桂的柳州提督马雄内讧，为三桂擒杀。康熙十五年五月，清军攻取了广西。
康熙十五年四月，当吴将马雄进逼广州时，尚可喜子尚之信挟持其父叛清。康熙十六年五月，在清镇南将军莽依图的进攻和吴三桂逼迫助饷下，尚之信走投无路而降清。
吴三桂在失去了陕西、福建、广东的援助之后，其势已只余云、贵、四川和湖南四省。由于长期的战争，吴藩府库空虚；吴军的横征暴敛，使得人民怨声载道，以致于众叛亲离。为了维系人心，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在衡阳称帝，国号“周”。八月清军压境，吴气绝而死。十八年初，清军先后攻占了长沙、衡阳。十九年正月，清军提督赵良栋攻克成都。三月，赵良栋、莽依图从四川、广西两路进攻云南。二十年十月，清军在昆明城下大获全胜。三桂孙世璠自杀，余党马宝等被活捉，械送北京，处以磔刑。至此，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全部平定，清廷取得了最后胜利。
二、 三藩之乱的性质
以往史学界对三藩之乱众说纷纭，或者认为它是一场“清廷与其‘老牌奴才’之间的‘大火并’”，或者认为它是明清之际民族矛盾的继续和发展。因此，需要对三藩之乱的性质再做一些分析和考察。
三藩在变乱后发布的檄文中，指斥清朝统治者“窃我先朝神器，变中国冠裳”15，声称要“共奉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16，这正是利用了当时的社会形势，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顺治十八年清政权统一大陆后，民族矛盾在全国范围内依然普遍存在；阶级矛盾这时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继续存在。因此，当吴三桂刚一举起反清旗帜，明皇室以及郑经集团、部分汉宫、汉兵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些地区的农民、奴仆都迅速做出反应。
首先看明皇室、遗民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反清斗争。他们自清朝定都北京后就一直图谋恢复“大明”江山。吴三桂反清的消息一传出，他们即纷纷响应。如：福建朱统铝“以前明宗室名号，纠集党羽，盘踞山谷”17；一直使用南明永历正朔、占据台湾的郑经致书吴三桂，声称“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审军政之暇，亦知有天外孤臣否?”18公开表示欲与吴三桂合作反清，并将兵锋指向闽浙沿海地区；著名学者顾炎武赋诗称吴氏起兵为“碧鸡竟长鸣”，并因归庄早逝而惋惜道：“悲哉君不闻”19，流露出惊喜交集之情。
其次看农民、奴仆的反清斗争。三藩之乱发生后，江西的农民和京师的佃户、奴仆进行了反清起义。据史载，江西“山寇”迭起，袁州府无地无户籍的农民与耿精忠部相联结，“乘机窃发，斩竿竖旗”20，打击了清的统治。爆发于京师的杨起隆起义，虽然打的是复明的旗号，实质上却是一次旗下奴仆、佃户要求人身解放、反抗清朝统治的正义斗争。起义前，以质子身分长期住在北京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联络京师地区的白莲教首杨起隆，利用旗下主仆、主佃的矛盾，组织反清队伍，并定于康熙十三年元旦时“喊杀入朝”。当吴三桂反清的消息传到京师时，杨起隆利用“京师汹汹”21之机，诈充明崇祯帝的三太子，组织奴仆、佃户“千人”22，号称“中兴官兵”23，提前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晚起义。只是由于计划的预先泄露和敌我力量的悬殊，起义当晚即告失败。
再次看汉官、汉兵的反清斗争。清政权把维护满族贵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对汉族官吏、士兵采取民族歧视态度，因而引起他们的反对。当三藩起兵反清时，贵州、四川的巡抚和提督，广西、陕西的提督以及湖南等省的绿营官兵等，就纷起响应。康熙十三年，湖北襄阳总兵、郧阳副将反清后，还“遣使告郑经，仍用南明永历正朔”24。
此外，三藩举起反清旗帜后，四川的几个土司、苗民、察哈尔蒙古布尔尼、青海墨尔根台吉等少数民族也相继响应。
上述阶层、民族人士的反清斗争，虽然都受到三藩“兴明讨虏”的影响，并与之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必须指出，他们主要是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出发进行反清斗争的，因而已远远超出了三藩反清的范围，具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性质。我们还应看到，三藩以复明为号召，实际并未收到什么显著效果：直隶、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无大反应；江南、西南的响应者则大多是社会上层人士；在广大的人民、下层兵士中，不仅没有出现顺治年间那种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抗清景象，相反斥责三藩搞分裂的呼声愈益高涨。如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反清时，广东人民就坚决反对，并断言广东“过了周三年，依旧归康熙”25。原来支持三藩变乱的郑经，这时也察觉出吴三桂等人的狼子野心。康熙十五年，他在发动对耿精忠的战争时，指责吴、耿说：“我在海外数十年，奉称明号。今吴称周，耿称甲寅，是以来攻。尔家皆我敌国也”26。这就充分说明，三藩为维护割据局面而进行的反清变乱，是违背人民意愿和历史潮流的。
事实上，三藩在变乱前就是一股危害国家利益的反动势力。
政治上，三藩独霸一方，割据称雄。
三藩名义上隶属清廷，实际上自行其是。他们将自己所控制地区的省城大小衙门悉占为私第，而把清廷委派的官吏驱之城外，僦居关厢。他们广泛收罗党羽，不仅令清朝知县以上的官吏皆投身藩下，而且“勒平民为余丁，不从，则曰：‘是我逃兵也。’”27他们独揽人事、财政大权。吴三桂“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28。他甚至可以向全国选派官吏，号称“西选”，使“西选之官几满天下”29。他们还拉拢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吴三桂通过在四川“交通彝人”，与西藏互市北胜州和每年遣人至藏熬茶，将少数民族土司封为总兵、游击等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削弱清廷势力。
军事上，三藩寻衅边陲，扩张势力。
吴三桂留镇云南后就不断“构衅苗蛮，借端用兵不休”30，既以此作为“自固之策”，又借机扩张势力。如他在灭掉水西土司安坤，迫使其妻率属他奔后，即占领了水西地区。
经济上，三藩霸占田土，苛派加耗。
l．霸占田土。吴三桂留镇云南伊始，即以霸占田土为其首务。他霸占了南明永历帝在五华山的宫殿，并不断增修，使其备极壮丽；把明朝黔国公沐氏的700顷庄田全部据为已有，作为藩庄，同时又在昆明300里内圈占田地，作为刍牧之场，以致整个云南地区“平西吴氏勋庄碁布，管庄者杀人夺货，滋为民患”31；他还通过江苏巡抚为其婿在苏州“买田三千亩，大宅一区”32。尚可喜、耿精忠也分别在广东、福建拼命吞并田土。如广东海州、花山一带就有尚可喜父子擅自立的“王庄”33。
2．向当地人民征收繁重的租税。吴三桂在云南霸占了大片田土后，就把各族农民变为他的佃农，恢复沐氏统治时期苛重的租赋：“每亩科租自二斗至四五斗不等，较民赋之每亩三四合至五六七八升不等者则十数倍矣”。而“各庄额载子粒，原系折色银两。白吴逆暴敛，每银六钱征米一石，勒令运解”34。租赋之外，还向当地人民征收繁重的税收。“滇南道路险远，舟车不通，商贾罕至。吴逆时，游棍夤充税官，市棍夤充巡役，物无大小，地无远近，或一地而两税，或二三十里一税，到处搜求，甚于截劫。”35福建农民在耿精忠的统治下处境也非常凄惨：“闽苦饷正供之外，催科多名。民以田听兵饷，所收不能十之一。”36
3．任意把持和掠取当地资源。吴三桂在云南，不仅“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37，而且“招徕商旅，资以藩本，使广通贸易殖货财”38。一些商人还依仗吴三桂明目张胆地贩卖清政府禁运之物，如关东的人参、四川的黄连等。广东在尚、耿二藩同驻的30余年间，“凡米谷、鱼盐、芻茭、布帛之属，市侩侵渔，利归王府，小民朘削”39。后耿藩移驻福建，尚藩遂把广东变为自家之天下，更加肆无忌惮地“遍搜厚利，于稍可经营之处莫不密布爪牙心腹，横行剔括，以归私橐。又其子孙亲戚并翼下官丁亦无不各自渔猎射利，以夺民间之恒业”，仅从盐埠、渡税、总店、渔课、市舶五项中，每年即可收入数十万两40。耿精忠在福建也同样是“横征盐课……勒索银米”41。
三藩的上述种种罪恶行径，严重地破坏了清朝的统一局面。这说明，在三藩之乱初期，尽管由于一些阶层、民族人士的参加，使变乱带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性质，但究其实质却是一场分裂割据与维护统一的斗争。
三、 康熙平定三藩的善后措施
康熙在平定三藩之乱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使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以巩固和不断强大。
第一，清廷统治权力的集中和加强。
首先，军队编制得到划一。三藩之乱平定后，清政府对各藩及参加变乱的部队进行了妥善安置：吴三桂的部队悉配戍于辽宁开原县东四十里的尚阳堡，在台站服役，“名曰台尼堪”42。王辅臣死后，其部队全被裁掉43。察哈尔布尔尼叛乱被平息后，其党附各部落于义州、锦州等地安插44。与三藩通谋之人如陈梦雷、田起蚊等俱从宽免死，发给披甲新满洲为奴45。尚可喜、耿精忠、孔有德的部属，尚之信弟之孝等家下所属壮丁，则分别被编入正黄、镶黄、正白、正蓝旗汉军旗下46。清政府还于荆州、福州、广州增设八旗驻防，广西、云南派绿营兵镇守，以增强统治力量。
其次，地方官吏的任命得到整肃。三藩之乱平定后，三藩任意坐缺补官的擅权行动即被废止。康熙十九年，康熙指出：坐名题补“乃一时仓卒奏请，往往不能尽当……徒误地方”，下令“此后坐名题补各员概为停止，吏部仍照例铨补”。康熙二十年，康熙又传谕九卿詹事科道说：必须从公保举官吏，“不可以同年同乡亲党徇情私保，即督抚所举不当，亦著指陈勿隐”47。从此，举官用人大权归于中央政府。
划一军队编制和整肃官吏任免，使清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进一步得到集中和加强。
第二，废除三藩之虐政。
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即宣布废除三藩所施行的各种虐政。具体措施是：凡是三藩私自征收的赋税一概禁革，“悉照经制额税征收”48；取消三藩掠取地方的一切政令；将吴三桂占夺的沐氏勋庄田地变价归并附近州县，“照民粮起科”49；将尚藩在广东所占田庐、店舍一一给还于民，其每年征收的数百万“私市私税”“尽充国赋，以济军需”50。另外，清政府还将尚藩遗孽在三藩乱后犹擅取的盐铁重利“厘剔甦民”51。这就使得广大劳动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东南沿海和西南地方的残破局面开始好转。
第三，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生产。
长达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给了清朝统治者以很大的震动。康熙认识到：“当吴三桂初叛时，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泽素未孚洽。”52由此，他认真地总结了明朝覆亡和三藩变乱的教训，指出：“朕阅历代史册，见开创之初及守成之主，政简治约，上下臣民有所遵守。末世君臣变乱成法，朝夕纷更，终无补益。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耳。”从而得出了“久乱之民思治”53和“恤兵养民”54的结论，并进一步釆取了以下措施：
1．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将清初制定的圈地、逮捕逃人、迁海等加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法令予以废除或放宽。如，康熙二十三年宣布开放海禁；二十四年在全国最终停止圈地；二十五年前后松弛了“逃人法”，三十八年裁除督捕衙门，使延续60余年的大规模的“逃人事件”进入尾声。这就使全国的社会秩序渐趋平稳，民族矛盾更趋和缓。
康熙二十年初，在清军直捣吴三桂的老巢昆明、稳操胜券的形势下，康熙于四月出巡喜峰口外，在原属喀喇沁旗和翁牛特旗的牧地内划地为界，设置了“木兰围场”，兴建行宫，以此联络蒙古各部，使之“咸备藩卫，世笃忠贞”55，从而震慑了分裂势力。这也是康熙尽力缓和民族矛盾、尤其是改善满蒙关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
2．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
康熙在平定三藩后，对兵燹之区采取了下列减轻人民负担、发展生产的措施：多次下令蠲免钱粮，如将湖南和湖北的康熙十三至十七年“近贼地方额赋”、云南的康熙二十年之夏粮全部免掉；招抚流亡，对回乡的农民贷以生产工具、耕牛、种子；奖励垦荒，对于三藩之乱中大量荒芜的土地采取“招补开垦”的办法，并对荒缺过多的地区暂时“开除额赋”56；兴修水利和疏通被堵塞的河道，等等。所有这些，对于促进东南、西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康熙采取的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中，他尤为重视的，莫过于治理黄河了。
明末清初，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乱，黄河流域水患不息，给河南、山东、安徽、江南等地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不但严重影响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更直接影响到清廷至关重要的漕粮运输。因此，康熙十六年，即在三藩战事犹酣的情况下，康熙即命令靳辅治理黄河。三藩之乱的平定，更为康熙腾出手来处理河务创造了条件。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四十六年1707，康熙进行了六次南巡，其中虽有安抚民心、优容文人之目的，但主要还是为了治河。康熙在南巡中，亲自调查研究，勘察河工现场，制定了一套治河的规划。经过广大河工的长期辛勤努力，治河大见成效，此后黄河20年无大患。黄河的安澜，就使清政府得以在新涸出的土地上招民开垦，发展生产，更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安定。
上述政策、措施的实行，使整个社会生产很快从战争造成的衰敝状态中恢复和发展起来。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九年1670全国耕地为520多万顷，人丁为1900多万；康熙末年耕地达850万顷，接近了明代的最高水平，乾隆初年人口激增至1．4亿。这都表明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和活跃。因此，在康熙统治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个统一、安定和繁荣的社会局面。
注释：
1、顺治年间，耿仲明在南下途中，因隐匿逃人事发自缢而死，其爵由子继茂承袭。后继茂死，子精忠袭爵。顺治九年1652，孔有德被农民军围困于桂林，自杀而死。虽无子承袭，其爵被除，但其部属由他的女婿孙延龄统辖。
2、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一，《平定三逆述略》。
3、章梫：《康熙政要》卷十四，《杜奸邪》。
4、《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康熙三十一年二月。
5、《清圣祖实录》卷三0，康熙八年六月壬申。
6、魏源：《圣武记》卷二，《康熙戡定三藩记上》；《清圣祖实录》卷四十二，康熙十二年夏四月甲辰；《逆臣传》卷一，《吴三桂传》。
7、乾隆《云南通志》卷十六，《兵防》。
8、《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一，康熙十八年五月丁未。按：孙延龄部是三藩之乱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故应计入三藩兵额及所属丁口。
9、清朝的军队是由八旗兵和绿营兵组成的。据一些清史研究者的估计，清廷定都北京后，八旗兵的总数在20万人左右；绿营兵在顺治十六年时“几六十万”，后清廷裁减三分之二，只剩20余万《清史稿》卷二四 四，《林起龙传》。这样，在康熙初年，清军总数估计约有40万人。
10、藩变乱发生后，双方兵力虽无确切统计，但从一些记载中仍可了解一个梗概。如吴三桂只在长沙、萍乡等处部署的军队就有7．3万人，吴将王屏藩进攻丙北的兵力有2万人以上，陕西提督王辅臣响应吴三桂叛清后，在平凉咽喉之地的虎山墩就部署了万余人抗拒清军；耿精忠反清后，他的部下拥有的兵力是：徐尚朝有“马步贼五万”，程风有7万人，郭应辅约有8万人；尚之信反清后， “广东高、雷、廉叛兵，合计约有十万”。仅据以上不完全的统计，可知变乱者的兵力不少于四五十万人。
清军虽有四十万人，但除去镇守京师的11万人以及盛京和山东、山西、西北等地的军队外，用于平乱的兵力所剩无多。因此，在三藩之乱初期，清廷只调遣了7万满洲八旗、察哈尔、科尔沁的兵马赴荆州、岳州防御吴军；增派l万名军队分赴浙江杭州、福建，加上福建原来驻扎的3.4万清军，可知与耿军作战的清军总数不会多于5万人分见《清圣祖实录》卷四五、四八、五0、五二、五三、五六、五八，《清史稿》卷二四四、二五一、二五六，《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七九。如果加上清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的绿营兵，那么清廷用于平乱的兵力估计也只有十五六万人。
11、《清康熙十年至十八年上谕选载》，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12、唐甄：《潜书·两权》。
13、《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14、《清圣祖实录》卷五十八，康熙十四年十二月癸酉。
15、川口长孺：《台湾郑氏纪事》卷下。
16、夏琳：《闽海纪要》卷下。
17、《清圣祖实录》卷六十九，康熙十六年冬十月丁未。
18、《闽海纪要》卷下。
19、《亭林诗集》卷四，《哭归高士》。
20、康熙《宜春县志》卷六，《户口》。
22、佚名：《松下杂抄》卷上，录黄百家《耳逆草》。
23、勒德洪：《平定三逆方略》卷一。
24、《清史稿》卷二五八，《鄂克逊传》。
24、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卷五。
25、王钺：《水西纪略》。
26、抱阳生：《吴三桂始末》，见《甲申朝事小纪》卷五。
27、《清史稿》卷二五三，《李兴元传》。
28、刘健：《庭闻录》卷四，《开藩专制》。
29、《四王合传·吴三桂传》。
30、《逆臣传》卷一，《吴三桂传》。
31、《清史稿》卷二五三，《李兴元传》。
32、钱泳：《履园丛话》卷一，《旧闻》。
33、雍正《广东通志》卷六十二，《艺文四》。
34、《云南通志》卷二十九，《艺文四》。
35、《云南通志》卷二十九，《艺文四》。
36、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十，《艺文》。
37、《逆臣传》卷一，《吴三桂传》。
38、《四王合传·吴三桂传》。
39、雍正《广东通志》卷四十二，《王光祖传》。
40、《广东通志》卷六十二，《艺文四》。
41、《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四，康熙二十年二月甲午。
42、光绪《吉林通志》卷六，《天章志》。
43、《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七，康熙二十年九月丁卯。
44、《清圣祖实录》卷五十七，康熙十四年九月戊申。
45、谢国桢：《清初东北流人考》。
46、乾隆《钦定八旗通志》卷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旗分志朘·汉军佐领》。
47、《清朝文献通考》卷五十五、五十八。
48、《云南通志》卷二十九，《艺文四》。
49、《云南通志》卷十，《田赋》。
50、《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一，康熙十九年秋七月丙戌。
51、《广东通志》卷四十二，《吴兴柞传》。
52、《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九，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癸巳。
5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南书房记注》。
54、《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九，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癸巳。
55、道光《承德府志》卷首，《诏谕》。
56、《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五，康熙十八年十月庚寅。
（资料来源：《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