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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围攻使馆之和战问题补证
作者:刘芳 责编:

来源:《历史档案》2021年01期  发布时间:2021-05-12  点击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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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中的和战之争,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作为矛盾聚焦点的围攻使馆事件呈现出被围者与包围者“战”与“和”并行不悖的独特景象,恰能成为管窥庚子事变和战之争的微缩场景。近年来,得益于外文新史料的挖掘,围攻使馆研究在相对沉寂多年后,出现补充肃王府、北堂战斗史实与总署交涉内容的新成果。可见庚子围攻使馆兼有“战”与“和”的面相。而若要深入探究其中的诸多反常现象,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本文挖掘中外史料,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考察庚子围攻使馆期间“战”与“和”交织演进的过程,特别还要将清廷内部各方势力、中外关系、帝国主义内部关系等纳入视野,以期在对具体问题作出解释的同时,为深入认识庚子事变乃至中国近代史的和战之争提供启示。

一 强攻使馆的“战”与寄望公使的“和”

1900年春,义和团在京津蔓延,由于列强的干预,清廷的“剿抚之争”逐渐转变为“和战之争”。奕劻、荣禄等人企图以“剿拳”消除洋人派兵的借口。但慈禧太后以为列强对“废立”等内

 早期有代表性的研究参见:李德征、丁凤麟《论义和团时期的围攻使馆事件》(《文史哲》1981年第1期),林华国《庚子围攻使馆事件考》(《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近年来的新成果参见:邱涛、郑匡民《庚子肃王府之战》(《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戴海斌《庚子围攻西什库教堂(北堂)史实再考》,(《北京历史文化研究》2012年12月),董佳贝《庚子之役中总理衙门交涉补证》,(《史林》2016年第5期)。

 奕劻曾多次领衔总署会奏,请应各国要求“迅速办理匪徒”。总署档案中亦收有荣禄来函,内陈关于查拿拳民并保护教堂等事,可见剿灭拳民问题上二人意见一致,并有所配合。参见《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劻等折》,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劻等折》,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4、97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前已饬聂军门派兵赴徕定一带查拿匪徒解散虞民并保护教堂兹据来件即飞电聂转饬竭力保护希由署电复盛京卿由,档案号:01—14—002—01—004。政干涉过深,清廷整体趋向排外并包容义和团。荣禄虽“位居首相”,被斥“孟浪”后,只能服从旨意,小心谨慎。一直总管外交的庆亲王亦地位不保。在宫中设义和拳神坛的端郡王载漪被任命为并列总署首席大臣。6月17日列强强索大沽后,清廷连开三天御前会议,“众皆谓不战必死,战或可一生。众志成城,无丝毫转圜”。20日下午,原保护东交民巷的清军,开始围攻各国使馆。

清军为何要进攻外国使馆?荣禄是“自持檄督之”,还是“明攻暗保”?

亲历者这样描述开战情形:“中国士兵以攻击英国和俄国公使馆的方式开了战……他们沿着战线开了火而且有时还很激烈。”中国的大炮从城墙射出炮弹,击中不同的公使馆”,“成群的兵民和义和团团员疯狂地叫喊着攻打英国公使馆”,“就在我们附近一场火连着一场火”。可见,交战初期并未看出荣禄指挥负责攻打东面的武卫中军与攻打西面的董福祥甘军有何不同。公使们轮番致函总署,请求庆亲王设法约束清军,维持通信。总署左姓文案感叹说“其辞可怜之言也”。然而连续五日总署未作任何回复,更不可能制止攻打使馆。全因清廷上下已统一意见,进攻使馆乃对外决裂的一种方式,与21日对外宣战、督令直隶总督裕禄率兵民恢复大沽并无区别。这样,武卫中军参与围攻使馆势在必行,绝非荣禄所能阻止。而其内心,正如其亲信蒯德蒲所述:“荣相一无主张……荣相退直,惟倚壁长叹而已。”

荣禄在围攻使馆初期心理与行动的不一致,正说明理想的“主战”“主和”同现实的行动可能存在背离的复杂情状。故庚子年间的“主战”“主和”,仅能以内心倾向作为划分依据:端王载漪及载勋、启秀之辈“主战”;荣禄同庆王、袁昶、许景澄等总署大臣,外加一批封疆大吏与驻外使臣 “主和”。两派的行动均高度仰赖慈禧太后懿旨,而慈禧太后的决策不仅深受两派斗争的影响,更为整个中外政局牵动。

正在对外商谈“东南互保”的各疆臣深谙此道。列强频频探询公使消息,正表明公使安危乃政局关键。6月25日,两广总督李鸿章上奏:“鸿查事已至此,敢冒死恳求,勿任董军妄动。但能保住使馆,尚可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10 早先,荣禄已上呈地方督抚八人的联衔会奏,内请朝廷痛剿义和团,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11 同外洋开仗,清廷本信心不足。疆臣的上奏,外加义和团杀害满副都统庆恒全家案让慈禧太后颇为震惊,故有6月25日电寄李鸿章等人的保护使馆上谕:

李鸿章宥电、李秉衡等敬电均悉。此次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

 参见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日)佐藤公彦著,宋军、彭曦、何慈毅译:《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54—662页。

 《军机处寄大学士荣禄等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16页。

 载漪记恨各国公使之前不来祝贺“大阿哥”,任命后亦不愿按照惯例拜访外国使臣,不与外人接触。其排外立场在当时日人看来亦是透彻:“支那政府多年来在外交上信任庆亲王,而以端郡王为外务首席表明对外政策转变为强硬的态度。”(日)服部宇之吉:《北京篭城日記》,东京自刊,1939年,第37页。

 荣禄:《致袁世凯札》,杜春和编:《荣禄存札》,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412页。

 《美国海军陆战队二等兵奥斯卡·阿海姆的叙述》,6月21日,载于(美)弗雷德里克·A·沙夫、(英)彼德·哈林顿编著,顾明译注:《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义和团运动亲历者的书信、日记和照片》,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

 (法)斯蒂凡·毕盛:《燃烧的城市》,6月23、24日,载(法)绿蒂著,刘和平、安蔚、姚国伟译《北京的陷落》,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美国传教士玛丽·E.安德鲁斯的日记》,6月23日,载《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第193页。

 《石涛山人见闻志》,载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0页。

 恽毓鼎:《庚子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载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53页。

 Legation’s Fate Still in Doubt,The Evening News,1900.6.21,p1.Rumors Galore,Grand Forks Daily Herald,1900.6.23,p1.Ministers Are Uneasy,Dallas Morning News,1900.6.23,p.3.

10 《两广总督李鸿章电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页。

11 李秉衡为张之洞列名后再通知他本人。《痛剿拳匪安慰各使馆致总署、荣中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亥刻发,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第480—481页。

……现在兵民交愤,在京各使馆势甚危迫,我仍尽力保护。

当天,使馆区曾出现过一次试图停战的小插曲。“5点钟,战斗突然停下来。一块高大的牌子立在英国公使馆北面的桥上,就在皇宫围墙附近。上面写的是‘钦奉谕旨,力护公使馆,严禁开火’”。有一封信将在北御河桥上送交各使馆。”“两名清朝官员在士兵们的陪同下出现在桥端附近。”信内是一封总署照会,请公使将护馆兵丁敛集一处,并将大沽炮台退还,清廷即护送他们出京。总署记录亦可佐证,“拟一照会给各国使臣,要其切实报明人数、眷属及护兵数目,保护出京之语,办稿画行矣”。可见停战接触,乃是荣禄依据当日上谕精神主持、总署配合的政府行动。然而却由于“其各处兵、勇枪仍旧放”而断送。公使们后来查明“对那些带着上谕的人们开枪射击的是董福祥的士兵,其中有一名送信人确实被打死”,他们猜测,“由于端王和主战派大概又占了上风,所以从四面八方开始了惊人的排枪射击”

主战派竟敢“无视”谕旨?不难看出25日谕旨仅电寄疆臣,荣禄想借此停战,董福祥则拒不承认其普遍性,两派行动均在慈禧太后默许下,可知此时所谓“保护使馆”仅为搪塞地方官而已。因在慈禧太后看来,目前中外形势仍是不可不“战”。6月底列强大兵压近天津,清廷必须迎战,因此接连谕令裕禄抵御联军、马玉昆驰援,并命各省督抚逐出外国传教士。此时裕禄奏报围攻天津租界“连日获胜”,“战”的士气不可低。

清军开足火力猛攻使馆。馆内洋人记录下6月底至7月上旬肃王府、法使馆等前线一直遭到机枪射击、炮火轰炸,甚至还有较大规模阵地进攻的情形,猛烈程度不弱于之前,清军还一度攻占美、德使馆以南的城墙,并把法军赶到最后一道防线。清军是要彻底剿灭使馆吗?当时在清廷内部,关于救急之法的讨论十分激烈:一是“速殄灭洋馆,以灭口”10,二是“或仍网开一面,赦各公使,仍保护公使出京归国”11。上奏出谋划策者甚多,大抵京城中强硬派人多势众,在津沽激战的大局下对使馆的进攻从未间断,至于如何处置各国公使,尚无证据表明此时慈禧太后已有决断。

但使馆久攻不下,令清廷颇为恼火,外部瞬息万变的形势也让其日益陷入两难。津沽的战事与列强的态度乃慈禧太后最关心之二事。如果说前者成为第一阶段猛攻使馆的决策来源,主和派则试图通过后者持续影响上意。6月25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致电各驻外公使,试

 《奉旨兵民交愤在京使馆危迫著各督抚各尽职守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二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法)斯蒂凡·毕盛:《燃烧的城市》,6月23、24日,载于《北京的陷落》,第9页。

 《关于北京自1900年6月20日至8月14日所发生的时间的报告》,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2页。

 《照会日葛使各国护馆兵丁应敛集一处并将大沽炮台退还再行护送出京由》,总署给日国公使葛络干(照会),1900年6月2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档案号:01—14—002—02—063。

 《石涛山人见闻志》,载于《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83页。

 《石涛山人见闻志》,载于《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83页。

 《关于北京自1900年6月20日至8月14日所发生的时间的报告》,《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272—273页。

 《寄谕直隶总督裕禄等著攻剿紫竹林及大沽一带洋兵将聂军一并归与马玉昆接统并严加淘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页。

 参见(日)服部宇之吉:《北京篭城日記》,第72页;《美国传教士玛丽·E.安德鲁斯的日记》,6月23日,《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第195页;(法)斯蒂凡·毕盛:《燃烧的城市》,6月29日,《北京的陷落》,第11—14页;《美国海军陆战队二等兵奥斯卡·阿海姆的叙述》,7月13日,《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第170页。

107月3日掌翰林院学士昆冈代奏多封主战折,其中编修郑炳麟所谓“请饬城内各军,克期扫荡,以灭口实而安商民”,矛头直指外国使馆。《御史郑炳麟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44页。

11 参见袁昶:《袁爽秋京卿日记传抄本》,转引自董佳贝:《两种袁昶庚子日记的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1期。

探有无停战议和可能。反馈回来的信息再次说明,列强最重使臣。东南督抚遂接连呼吁荣禄与庆亲王共担“护使”大事。同时,驻日公使李盛铎上奏提出“派员慰问驻京各使,抚循避难教士” 的建议。驻英国公使罗丰禄回报,“英外部有使臣及他洋人等被害,请以中国政府抵偿之语”。清廷益感事态严重,6月29日电命各驻外使臣向各国外部声明中外开衅万不得已,清廷仍照前保护使馆,要各使臣照常办理交涉,并随时来电商议。随后,清廷接连四次催促李鸿章北上。主和派深知,此时若想言和,唯有“请驻京各使臣居间调停,各国易听”,困难则在于“日来陈奏留使臣者不少,苦于无法以通消息”

7月13日,武卫军捕获一位名叫金四喜的替公使往天津送信的教民。荣禄在亲自审问后决定让他传递信息。次日,荣禄进宫力请停攻使馆。这天恰逢天津陷落。14日天津城破,当时清廷倚重的精锐部队,除袁世凯部驻防山东、甘军要留作护驾外,聂士成部、马玉昆部均已溃败,此成为改变朝中战、和两派政治格局的重大转折。对话与停攻使馆于是获准。

二 暗流涌动的“战”与穿越围困的“和”

外国公使收到的首封信件署名“庆亲王等”,信内建议各国公使携带宾眷及使馆各员“分起出馆”“暂寓总署”。但附以苛刻条件,“出馆时万不可带持枪洋兵一人”,并限明日午刻前答复。10 为何这样书写?荣禄曾向其堂叔奎俊透露过内情:“侄现仍竭力保护各使臣无伤……昨好容易拿住一汉奸,令其送信,以通消息。总算(以)拳民攻击为词,好在各使亦怕到极处,求救不得,得着侄信,感激万分,即请不必开枪炮。”11 然而,所谓“怕到极处”“感激万分”,恐怕只是主和派一厢情愿的判断,他们以为武力威慑后公使们会巴不得求饶,而没想到公使们不仅对信件内容、遣词造句乃至送信人的品德做了职业分析,还重点研讨了前往总署的邀请与信末的威胁,得出出去只会更加危险的结论。12 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MacDonald)代表公使团谢绝了该提议。

 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日公使李盛铎、驻美公使伍廷芳、驻俄公使杨儒、驻德公使吕海寰在回电里均表达了与外部切商后,各国意见均为“各使员踪迹未知所在,停兵一节,各国断难允”。参见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72—73页。

 《寄廷方伯》(转荣禄),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68页。《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酉发,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6页。

 《为请派兵剿灭拳民并与各国和商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7册,第181页。

 《石涛山人见闻志》,载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86页。

 《奉旨中国万不得已与各国开衅著向外部彰明事》,六月初三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册,第17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此次开恤各国无由深悉该出使大臣等向外部切实达知中国本意遇有交涉照常办理由》,光绪帝给总署(上谕),1900年6月30日,档案号:01—14—002—03—002。《为中西开衅中外电报应迅速递送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2册,第175页。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1页。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总第4525—4527页。

 《据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来电代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袁世凯奏议》上,第197页。

 《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110页。

 关于荣禄逮获金四喜的详情,参见《光绪庚子年拳匪扰乱中北京五国使臣联名与外界通消息之书片纪事》,载《荣禄存札》,第422—423页。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谕旨类—电寄谕旨档—光绪—026,《致各国使臣照会·为请各国大臣暂寓总署复文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档案号:1—01—12—026—0030。该档文所标时间为西历7月18日,有误,查各西人记载对照后可以确定,本档为致各公使的第一封信,确切时间应为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庚子使馆被围记》中所记日期亦多处有误,如其记此清方的第一封来信为7月17日,实是7月14日,参见(英)普特南·威尔著,冷汰、陈诒先译:《庚子使馆被围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其余各种有误之处不胜枚举,应特别注意其中作者夸大、加工与事后追忆的成分。

11 荣禄:《致奎俊书》,《荣禄存札》,第405页。

12 参见《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11月22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01—102页。

但这并没有熄灭主和派休战的愿望。7月16日金四喜再带来一函,“庆亲王等”对拟请各国公使“归并总署”的意图作了解释,表示将加强使馆保护,“各国使馆亦不得随时任意放枪”。17日,两名清兵举白手绢走出德国使馆,他们被蒙上眼睛带到英国使馆并说荣禄已下令停火。当天还有一法国志愿兵偶然闯入清军街垒,非但未被处死,反而在荣禄营帐受到礼遇后被送回,窦纳乐认为“他的经历是中国政府的态度有所改变的一个明显证据”。其实就在商议休战的几日内,公使馆仍旧受到攻击,《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George E.Morrison)还在其间受了伤。直到16日双方达成议和共识,17日才正式停火。同公使的对话取得第一项重大成果。

休战初期相对平静,“开花弹和炮弹已经停止轰击”,“有组织的进攻停止了,克虏伯枪支也熄火了”。中国教徒或官方信差继续给公使们送去大量信件。其中一部分附有全体总署大臣名片,是采用了总署通用格式的正式信函;另一部分则署名“庆亲王等”,窦纳乐认为这部分才是关键。由于不同的格式与语气,公使们一度怀疑这些信件来自不同派别,但“他们中间的每个人对其他人写的信件都表现了如此充分的了解,所以这个看法不得不予以放弃”

事实上,不论是商议休战期间的军事进攻,还是两种不同格式的信件,都是清廷内部和、战两派同时存在的佐证。荣禄的停火是真,董福祥的进攻也非虚。载漪统领总署,使用正式信函;而庆亲王也并未失语,故有“庆亲王等”。前者多无实质内容,商讨议题均由后者进行,可见交涉大局仍赖庆亲王主持。其实总署早在围攻使馆前即已陷入“失语”状态,载勋派拳民以“护署”为名设坛占领,官员入署均要“焚香顶拜”10。而此时载漪竟能允许总署再同洋人接触,离不开慈禧太后态度的转变,因而正如公使们发现两种信件互相了解,庆亲王之交涉载漪并非毫不知情,反而是在其许可下进行,并要时时向慈禧太后报告。11

总署交涉开始慢慢发挥作用。7月16日,美国公使康格(Edwin Conger)收到一封装有其政府密码电报的信件,虽仅有“通过消息传递人联系”一行字,但这是围困以来公使们首次收到本国消息,群情震动,康格夫人惊呼“我们几乎快乐晕了”12。康格询问电报来历,得知来自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美国政府在第二封电报中嘱咐说:“美国政府准备给中国提供帮助,但希望首先提供康格先生的消息。”康格以同样的密码写了回信。13 法国公使毕盛(Stephen J.Pichon)也收到其密友、法国外交部长的密电,要求他坚守岗位。147月19日“庆亲王等”再次寄信,不再要求各国公使移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等复某公使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6页。

 参见(法)斯蒂凡·毕盛:《燃烧的城市》,7月17日,《北京的陷落》,第18页。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11月22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06页。

 (法)斯蒂凡·毕盛:《燃烧的城市》,7月14日,《北京的陷落》,第17页;《美国传教士玛丽·E.安德鲁斯的日记》,7月16日,《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第209页。

 莫理循清楚地记下:“从7月17日开始有段时间中止了敌对”。Morrison,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from our owncorrespondent),Times,1900.10.13,p.2.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电》,1900年8月17日交总理衙门发出,《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64页。

 Morrison,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Times,1900.10.13,p.2.

 署名“庆亲王等”的信件并非正式公文,为红纸普通私信。参见(日)服部宇之吉:《北京篭城日記》,第89页。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11月22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99页。

10 《袁忠节公手札》,商务印书馆1940年影印本。

11 荣禄与总署在进呈信件上有密切的配合,如左姓文案有记:“(7月17日)戌刻,马差武弁传荣相谕,命总署章京绍昌、总办顾肇新于二十二日早随袁昶进内,有交办事件。”《石涛山人见闻志》,《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90页。

12 (美)康格夫人:《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13 参见(法)斯蒂凡·毕盛:《燃烧的城市》,7月19日,《北京的陷落》,第20页。

14 (法)斯蒂凡·毕盛:《燃烧的城市》,7月16、17日,《北京的陷落》,第18—19页。

居总署,转而告知要派宋庆及孙万林两军护送公使前往天津。当天,总署还向英、俄、日、德、美、法六国公使转交了清廷向各国政府请求和解的国书。慈禧太后急切地等待着荣禄、奕劻等人能从外国公使处带来停战的好消息。

庆亲王等”在信中多有由于旬月以来“彼此消息无闻,殊深悬系”等关切之语。然而正是使馆区的休战让各国公使确信清军是进攻使馆的主力。在他们看来,“写信者完全忽视了在过去的一个半星期里是政府军在夜以继日地炮击我们这一事实,而假定关系是友好的,并希望保持这种关系”。他们还通过来信言辞语气等细微变化,判断清廷内部的势力消长,决定“不做任何可能使 ‘温和’派感到为难的事情”,并趁机从总署和荣禄处获得更多帮助。毕盛在写信要求清军退出法使馆的同时,也与荣禄商讨回收殉难海员尸骨。窦纳乐则请总署帮忙查明金四喜的下落与一名发疯的瑞士传教士,后者随后被荣禄送回。

但对于前往天津的关键问题,公使团始终态度谨慎。公使虽能理解庆亲王对“何以在京不能保护”的解释,然而此时他们再次被禁止与本国政府自由联络,总署在代发出康格的第一封密电之后,便以“战事方殷”“未敢上干功令”为由拒绝了其他公使的请求,转而要求他们使用明文电报,只准报告处境,不许寻求军事援助。总署如此规定,显然是既要让列强确认公使还存活的事实,更要将公使与其政府的联系控制在它允许的范围之内。10各国公使坚持要用密码发送,他们担心,若按清廷要求拍发明文电报会让列强以为无需救援,11 并且他们拒绝前往天津。27日,窦纳乐再以 “庆亲王等”来函内“未言及自京至通州车轿及如何携带有病妇孺”,而“是乃最要至端”为理由同总署周旋,不做前往天津的任何表态。12

至此,总署与各国公使交涉已打开通话渠道,但除休战外,双方尚未在任何关键问题上达成共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谕旨类—电寄谕旨档—光绪—026,《致各国使臣信函·为请各国大臣暂避天津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档号:1—01—12—026—0029。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照会英窦俄格日本西使美康德署法毕使抄送国书电底希即再速电各外部译呈由》,总署给英国公使窦纳乐、俄国公使格、日本国公使西、德国署公使、美国公使康格、法国公使毕盛(照会),1900年7月19日,档案号:01—14—002—03—009。

 另一个证据表明围困我们的是士兵的事实是,当中国政府将要与我们交流,他们能够停止开火,当他们愉快的时候可以通过战线。”Mr.Conger to Mr.Hay,1900.8.17,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p.165.

 《美国传教士玛丽·E.安德鲁斯的日记》,6月23日,《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第208页。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目下尚有官兵站住法馆请迁出台垒于使馆墙外由,法国公使毕盛给总署(函),1900年7月19日,档案号:01—14—002—03—008。

 (法)斯蒂凡·毕盛:《燃烧的城市》,7月20、22日,《北京的陷落》,第21—22页。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教民金四喜出馆送函未归请差查下落由,英国公使窦纳乐给总署(函),1900年7月21日,档案号:01—14—002—03—016;瑞国教士星化中因风在本馆走失请饬访获之后送归再该国现无使臣本大臣代为函请由,英国公使窦纳乐给总署(函),1900年7月25日,档案号:01—14—002—03—0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谕旨类—电寄谕旨档—光绪—026,档号:1—01—12—026—0027,致各国使臣照会·为各国大臣暂避离京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本件档案西历日期为7月16日,系有误,实际写作日期当在7月20日之后。查窦纳乐记载,此信应是7月25日(农历六月二十九日)所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谕旨类—电寄谕旨档—光绪—026,庆亲王奕劻致美使启·为将原电奉缴致歉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档号:1—01—12—026—0031。

10 尤其在截获替公使往天津传送的信件后,发现其中多言受到清军袭击,形势严峻,请求尽快救援,清廷更不可能让公使按其想法通知各国抓紧救援。参见《译奥国代理使臣德塔绅特为使馆被焚事致驻津领事官喀勒哩斯信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美国使署为请国家发兵事致上海领事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三十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册,第609—611页。

11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11月22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10页。

12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各国大臣如愿暂避如何预备车轿及派何等弁兵护送再各国政府为以暗码为果系本国使臣之据且不知军事如何岂能附入电报又请发上海霍总领事电报暗码由,英国公使窦纳乐给总署,1900年7月27日,档案号:01—14—002—03—020。

识。而此时朝中和、战之争愈演愈烈。天津陷落后慈禧太后虽倾向议和,但也愈发急迫在前线阻止联军,主战派贵恒、夏同龢等人趁机奏请“明降谕旨宣示决战”。15和17日,清廷接连谕令裕禄等“带罪图功,督饬各军竭力防剿”。18日又向各将军、督抚重申,“和之一字万不可存于胸中”

海疆万一有失,定惟该将军等是问”。长达十多天,主和派既没能说服公使们离开,也没能得到明文电报以抚慰列强,慈禧太后渐渐失去耐心。

7月底,以清廉与排外著称的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抵京,慈禧太后大赏。主战派纷纷奏请大军归李节制,清廷重燃战胜洋人的希望。在李秉衡率军迎击联军的同时,东交民巷周围的清军也再次对使馆加强了攻势。7月26日至28日三天,清军堡垒的动静突然增大,外加北堂方向的隆隆炮声,使馆内敏锐地觉察到“有不祥的迹象表明休战即将结束”。29日,“战斗又认真地打了起来”,外国人普遍认为,“29日是明确恢复敌对行动的日期”,“今日之事,自然已破息战之条款”。围攻使馆进入新的阶段。

三 剑拔弩张的“战”与南北中外的“和”

李秉衡的到来让主战派势头强劲,外加裕禄报告“连日分路战守情形”“尚属得手”,清廷连番谕示前线严防联军,并调骁骑各营到京城外挖壕备战。使馆区也昼夜枪炮声不断。主和派并没有放弃努力,仍旧派信使穿过重重炮火同使馆往来消息,8月上旬成为战、和双方斗争最白热化的阶段。公使们不愿赴津,主和派担心是受被困教民影响,8月1日“庆王等人”信中呼吁只有洋人离开,教民也好“安静地从事他们的职业”

有学者认为,总署之所以在护使出京问题上坚持不懈,乃是潜藏着巨大阴谋,目的是诱公使出馆聚而捕之,总署只是披着和善外衣的强硬派的另一只手而已。瑏瑠此结论值得商榷,因为只要将南北中外的战和局势纳入视野就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首先,护使出京方案本就非主战派的主意,而是围困前列强自己提出的,使馆被围后又率先由张之洞、刘坤一7月3日致电荣禄建议,瑏瑡 荣禄本与载漪不睦,私下早已剖陈其真心“保护使馆”,实不可能特向载漪献上诱捕之计。更重要的是,护使出京在地方督抚与驻外使臣的努力下,获得外国政府的认可,只要联军在进京前见到公使即可停

 《贵恒奏报京师人心惶惑请明降谕旨宣示决战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册,第532页。

 《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等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军机处寄直隶总督裕禄等上谕》,六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寄署理福州将军善联等上谕》,六月二十二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11、326、339页。

 《著奖赏李秉衡事懿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15页。

 李秉衡抵京后对清廷的影响,恽毓鼎有记载:“会有言李秉衡自清江入援,待其至徐议和战者,后意稍移。”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页。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11月22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11页。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11月22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11页。

 《山西巡抚毓贤奏陈力绝议和分兵远攻使敌回救天津自可解严京城获安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寄谕革职留任直隶总督裕禄等著饬令马玉崑严防敌人北窜并著李秉衡扼要驻扎迅图进取》,七月十一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速将骁骑各营兵丁调赴城外挖濠造地营兵抽勇雇夫协助》,七月十二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册,第710、723、731页。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11月22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13页;(法)达尔希海军中尉:《保卫法国公使馆领地》,8月6日,载于《北京的陷落》,第45页;《美国海军陆战队二等兵奥斯卡·阿海姆的叙述》,8月6日,载于《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第177页;《美国传教士玛丽·E.安德鲁斯的日记》,8月10日,载于《1900年:西方人的叙述》,第219页。

 《总理各国事务奕劻致某公使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七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21页。

10 参见董佳贝:《庚子之役中总理衙门交涉补证》,《史林》2016年第5期。

11 参见《致江宁刘制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酉发,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92页。

兵,清廷更公开下谕,专等公使择日启程就派兵护送。此时若是捕杀公使,岂不前功尽弃?

以下略将此段史实复原。7月初,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在联络东南督抚,试图以群体效应敦促清廷保护外国公使的同时,都在为救使办法绞尽脑汁,驻日公使李盛铎和盛宣怀都曾建议袁世凯“率兵入都,救出各使”,但该议明显太过激进,随后他们在同各国政府的接触中发现“护使出京”最为稳妥。

7月10日,一则来自山东的消息风行上海,迅速在世界范围内炸开了锅,消息说山东巡抚袁世凯接到情报,董福祥已于7月7日攻下使馆区,洋人无一逃生。盛宣怀亦证实了这个说法。英、法等国信以为真,《泰晤士报》甚至刊发了莫理循的长篇讣告,德国集结上千军队准备远征报复。若要平息谣言,唯有确认公使还活着。驻美公使伍廷芳就向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表示,愿联系康格。7月11日,海约翰将一封密码电报交给伍氏发出。此电经上海、济南两地中转,16日到达北京。适逢与使馆对话重启,当天,康格就收到了这封仅有一行字的密电,他回复道:

近一个月以来我们都被围困在英国公使馆内,承受来自中国军队无休止的射击和炮火。只

有尽快的救援才能避免整体被屠杀。

回复再经总署转寄,于7月20日到达华盛顿。虽然由于缺乏发信日期,有人怀疑信息的真实性,但绝大多数美国官员均相信它来自康格本人。伍廷芳趁势将清朝国书递交海约翰。美国的意见似乎有所缓和。21日,刘坤一收到伍廷芳回报,大喜,与李鸿章商议“美得康使安电甚喜,惟称匪困甚危。经与外部切商,现愿我军均同拯救各使,转机可望”。海约翰再向伍廷芳透露,美国出兵只为保护使臣,只要使臣安全,美国愿调停中外。瑏瑠 公使安危与列强态度的密切相关,主和派看在眼里,总署已重建与公使的对话通道,正可趁势向列强商议送使停战。23日,盛宣怀致电各驻外公使:“总署派文瑞往见各使,未损一人,荣拟奏请先送食物,再商派队伍送赴津。御河桥南,洋守;北,董军守。彼此均停枪炮云。如送出使臣,能否停战?”10

驻日公使李盛铎次日回复:“顷矢野言:各使既存,怒可渐解,然后徐议停兵。宜速令与连(联)合军通函。或先送一人至津,庶各军不疑。语似有理。”11 送使即有停战可能,此法可行!除美、日外,明确同意清廷将公使送往天津提议的,还有法国,盖各国考虑到联军部队到达北京尚需时日,不如以此作为对清廷的考验。12

这给了南方大吏们希望,此时清廷对他们“保护使臣”上奏的回复也是颇具鼓励性质的,既表

 该办法由青木周藏派人会见李盛铎时提出。《李盛铎电稿》,《近代史资料》(总第50号),1982年4月,第37页。

 Message Sent to Minister Conger,State,1900.7.14,p.1.

 Minister Wu is Anxious,Grand Forks Daily Herald,1900.7.15,p.1.

 Dr.G.E.Morrison,The Times,1900.7.17,p.4.Anxiety in London over the Fate of the Legations in Chinese Capital,IdahoStatesman,1900.7.15,p.1.No Hope for Conger,Dallas Morning News,1900.7.15,p.2.

 Mr.Hay to Mr.Conger,1900.7.1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p.155.

 Mr.Conger to Mr.Hay,1900.7.1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p.156.

 Message from Minister Conger,Evening News,1900.7.20,p.1.

 康电求援,美廷愿我军设法协援,乞酌示。”《驻美伍使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2期。

 《刘岘帅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愚斋存稿》卷3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879页;《南洋刘来电并致盛京堂鄂督东抚》,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

10 Mr.Hay to Mr.Wu Ting-fang,1900.7.2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pp.295—295.

11《寄伦敦罗星使、东京李星使》,《愚斋存稿》卷37,第881页。

12 《李木斋星使来电》,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愚斋存稿》卷37,第882页。

13 Conger Cannot be Used as Hostage,Charlotte Observer,1900.7.28,p.1.

明各使平安,“日前并给各使馆蔬果食物”,又谕令他们与各国领事“共筹备救方法”。李鸿章、刘坤一等人经过连日电商,会奏上陈补救大计四条,开宗明义即是针对京师围攻使馆事件的解决之道:请明降谕旨,饬大学士荣禄派文武大员护送各使赴津,以示宽大而泯积怨。如虑沿途护送为难,该使等不欲冒险,或先撤去仇攻之兵,专派保护之兵,优加体恤。美廷电谓各使通信方易商办,应一面准其通信本国,彼此停兵,各派全权商议善后,无论在京在津,总须先释使臣,尽停兵,方能补救。释使方能停兵。

护使出京既得部分列强的松口,李鸿章等人看来须于“变生不测”之前尽速完成。而允许公使通信本国是与之相辅相成的。此前因总署禁止各公使发送密电,“现在各外部业有怒目横视之意”。不仅尚未对护使出京表态的俄国“外部急欲各使与本国通电,别无所云”,就连态度最温和的美国亦有怨言。海约翰向前来探询护使停战的李鸿章申明:“在未与康格公使实现自由通信之前,美国政府将不会达成任何有关使馆处理方式的协议。”清驻外使臣亦因担心被迫使用明码,联名“吁恳迅速派队,将各使馆人员暨眷属护送至津;或先令与本国通电,以示凭信而救时局”。在此声援下,8月3日李、刘之补救大计折到达枢廷,当即获明发上谕:“着大学士荣禄妥派大员、兵队,俟各公使择定日期,即沿途护送赴津。出京之前,允各公使明电通信本国。”

当日窦纳乐即收到总署转交的英国政府密电,还有允许英国公使复电的通知。公使们猜测不许发送密码的禁令已暗中撤销,英、法、美、德等八国公使均有密码电报递交总署转寄。10

盛宣怀等人望眼欲穿,热切盼望着“初八日(8月3日)谕允送使,如议妥,和局可望”11。然而军事上的对抗,成为公使们拖延不走的借口。“庆亲王等”频频催促,8月4日还以总署全员之名,告知公使出京已得各国政府认可,询问他们的启程日期。12公使团首席公使葛络干(B.J.DeCologan)领衔回复称,“本大臣等若有离任之说,务须于未离任之前径奉各国国家直达各大臣明训”,再请总署代寄电报十封。138日,“庆亲王等”通知公使李鸿章已被授全权,和谈即将开启。窦纳乐则再次提醒清廷注意“不睦之行”14

事实上,各国公使早已笃定不会离开北京。他们以康普尔事件瑏瑥为鉴,每天非但没有减弱反而

 《军机处字寄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5页。

 《遵旨共筹补救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李鸿章全集》第16册,第204页。

 《石涛山人见闻志》,《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92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杨儒庚辛存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4页。

 Mr.Hay to Mr.Goodnow,1900.7.2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p.260.

 德国与俄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控制中国驻圣彼得堡和柏林公使的电报。ChinaAnd   The Powers,The Times,1900.8.3,p4.

 《杨儒庚辛存稿》,第137页。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21—422页。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 to Sir MacDonald,Foreign Office,July 30,1900,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24,Doc.180,p.109.

10 《电报收到并祈转寄回电由》,英国公使窦纳乐给总署,1900年8月3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档案号:01—09—015—04—019。

11 《盛宣怀致信奎俊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12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11月22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14页。

13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函称各使出京须奉本国直达明讯始敢离任并附送各本国密电十件乞代寄由,日国公使葛络干给总署(函),1900年8月6日,档案号:01—14—002—03—033。

14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本国大君主次子逝世命罗大臣致信均已阅悉并请禁无故向各使馆放枪派员代买食物由,英国公使窦纳乐给总署(函),1900年8月9日,档案号:01—14—002—03—034。

15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原注:所谓“康普尔惨案”,系指1857年7月印度起义的军民在康普尔城痛歼英国侵略者一事。

时常增强的炮火让他们下了狠心:“我们从来不认为有理由说明我们将要离去,即使我们提出的一切条件得到满足。”没想到却是清廷在无意中将他们的决心传达回了本国。

四 最后猛攻的“战”与事与愿违的“和”

外国公使被围时,还曾数度暗中派遣中国教徒前往天津通风报信,被清军发现抓住,并严格来往护照稽查。但仍有突围成功者。7月初,英国驻天津领事收到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6月24日发出的求救信件,这是直接来自北京被围圈内的第一则确切消息,北京危急的处境开始传开,列强纷纷准备调兵。

而围困以来列强首次收到公使本人发出的信息,还是在交涉重启后由总署传递到华盛顿的——— 即限制密码传送电报之前发出的唯一一封美国公使电报,在列强间引起广泛讨论。该电报仅有短短两行字,却传递了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公使还活着;二是他们正在遭受袭击。美国政府从密码难以伪造的角度相信康格尚未遇害,对光绪帝的调停请求复书“最为和平”,日、俄两国复书“词气虽尚和平,语意究难揣测”。而在欧洲,康格电报反而激起了英、德等国对清廷的不信任,他们坚称这则电报与赫德的信是同一时间发出的,公使们随后即惨遭屠杀,此时只是清廷为了阻止联军抛出的“烟雾弹”。它们宣称在明确公使安危之前不可能讨论任何调停问题。

各国基于同一事件的不同判断,却在出兵问题上做出了一致的决定。美国为将公使尽快救出,下令在天津的美军尽速前进。英、德等国则叫嚣着要给清廷教训,同样命令天津“让他们加快行动”10。即便各国天津领事7月下旬接连收到英公使、日公使、德书记官、日陆军中佐等人的信函,侧面证实了公使存活的事实,英国仍表示这对联军行动不会有任何影响。117月底,美、英、日等国开始向北京派遣间谍探路。128月4日上午,近2万人的联军正式从天津启程直扑北京。13 康格的电报竟然在催促联军上达到了“殊途同归”的效用。

此时唯一希望就在于能否安全护送公使离京,或由公使出面阻止列强。平心而论,荣禄、奕劻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11月22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12页。

 这些教徒化妆成乞丐、算命先生等角色,将信件藏于衣服内里或雨伞内部等隐蔽之处,试图蒙混穿过清军的防区。参见《团练大臣载勋等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46—447页。此折内容为一名为公使往天津送信的中国教民自行投首的供词。

 《送马差护照由》,总兵孙万林给总署,1900年7月2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档案号:01—14—002—03—019。

 That Curious Dispatch,Macon Telegraph,1900.7.25,p.4.

 《袁世凯奏陈排难解纷须由美国入手片》,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716页。

 《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陈战事方殷请授李鸿章全权大臣电商各国缓其进兵等管见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册,第629页。

 Tainted with Suspicion.Britain Does Not Believe Chinese Representations,Fort Worth Morning Register,1900.7.25,p.3.

 Chaffee Cables from Nagasaki and Receives Instructions from the Department at Washington to Push Toward,Grand Forks DailyHerald,1900.7.26,p.1.

 Anxious to Stop Advance on Pekin,Idaho Statesman,1900.8.2,p.1.

10 (法)斯蒂凡·毕盛:《燃烧的城市》,8月1日,《北京的陷落》,第24页。

11Letter From Sir C.Mac Donald,The Times,1900.7.25,p.7.《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電報)·北京ノ狀況情報ニ付照会ノ件》,1900年7月30日,第67号,《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卷之一:各地団匪暴動状況報告》,第48页。

11 Move for Pekin under Way Part of International Relief Column Was Expected to Start from Tien Tsin Today,San Antonio Ex-press,1900.7.30,p.2.

12 Diary Of Recent Events In China,The Times,1900.8.11,p.6.

等人设计的两条议和途径都有可能转圜时局。外加上自光绪帝、下至地方督抚和各驻外使节经由不同渠道在各国间翰旋。外国驻华领事亦多希望中外和解,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就多次向英国外部转达公使仍然幸存的消息,不允使用密码时美、德驻烟台领事等都曾向总署索要公使亲笔信或明文电码,愿为转送回国。7月30日,李鸿章致电美国国务院,再次保证会将公使送往天津。海约翰表态,“如果此法平安施行的话,相信国际部队将会停止”。停战议和的希望一直都在。

然而此时由于联军已经就绪,美国政府在同意清廷护送方案的同时,暗中决定将是否离开北京的主动权留给康格,遂一再敦促清廷开放公使与本国的自由联络。密码电报获准后,8月3日公使们第一批传递出来的信息尤为关键。7日,华盛顿又率先收到康格3日当天发出的密电。截至10日,各国政府均收到各自驻京公使的密电。从内容上看,这些电报是公使团协商一致的,他们声称清军并没有放弃进攻使馆,公使们仍十分危险,不能相信中国人“谲诈的计谋”,必须迅速救援。即便此后收到本国政府准许前往天津的命令,公使团依旧决心坚定。

而自始至终,总署并不知道替外国公使传递了怎样的消息,将代传密电视作“和好”的象征,十分卖力。仅以康格为例,自3日禁令取消后,总署就为其传递了3日、5日、9日和11日连续四封密码电报。正是在康格的坚持下,美国政府同意了他不接受清军护送的决定,不再接受清朝谈判送使的任何条件,并下达了加速前进与加派美军的命令。原本希冀转圜和局的中外交涉,反而加速了联军的到来。

但交涉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交涉本身,而在于列强意图借救援公使进一步控制中国;在于清廷战和不定、时战时和、又战又和的摇摆态度,以致战不能认真战,和无法诚心和。使馆区仅有洋兵400余人,10 京城清军人数远超其数倍,为何久攻不下?此谜团一直萦绕着研究者们。若考虑到清廷内部的战、和形势,或许能增添一较合理解释。除英、法等使馆地形本属易守难攻,义和团所谓的“刀枪不入”实不堪一击等原因外,清军对火力的控制与主和派的极力保护乃更重要因素。当时负责京师防御的八旗官兵不下5000人,但奉命分布于全城八门,仅驻守崇文门的正蓝旗兵加入了使馆战斗,步军统领载勋所奏京城数百台大炮中也仅有三台被用于炮轰东交民巷。11使馆方面亦观

 只是来自清政府或清朝官员的保证,往往受到外国的怀疑。《上海在勤小田切總領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電報)·各國公使保護糧食供給方ノ詔敕発布竝各公使ノ安全ニ關スル袁世凱來電ノ件》,1900年7月27日(第九三号),《清國公使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各國公使保護竝糧食供給ニ關スル盛宣懷ヨリノ來電伝達ノ件》,1900年7月28日,第443、444号,《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卷之二:対匪協同動作並ニ各国ノ態度》,第426—427页。

 Acting Consul—General Warren to 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Foreign Office,July 22,1900,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I,Series E,Vol24,Doc.138,p.85.

 参见(英)乔治·林奇:《文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页。《总署收袁世凯转烟台德领事致北京德使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729页。华文电报的提议也并未被采用。

 Anxious to Stop Advance on Pekin,Idaho Statesman,1900.8.2,p.1.

 Hay Lays down His Terms,Charlotte Observer,1900.8.3,p.8.

 Mr.Co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00.8.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p.157.

 参见《清囯特派加藤公使天津在勤領事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電報)·救援方希望ニ關スル北京情報ノ件》,1900年7月31日,第451号,《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別冊北清事変上卷之二:対匪協同動作並ニ各国ノ態度》,第441页。

 Mr.Cong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00.8.3,1900.8.5,1900.8.1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pp.157—159.Mr.Adee to Mr.Conger,1900.8.1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p.159.

 More Men Hurried to the Pacific Coast.Resulto f Conger Message is Order to Sent Troops from Interior Points,Philadelphia In-quirer,1900.8.9,p.5.

10参见 Morrison,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s(from our own correspondent),Times,1900.10.15,p.1.

11 《步军统领载勋奏呈驻守城上八旗骁骑营左右两翼炮队官兵及枪炮火药数目清单》,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第216页。

察到,清军所用枪炮武器并不先进,炮弹常常打高。可见清廷实际非欲致公使于死地。荣禄更是谨遵谕旨禁止仇外团民接近使馆,保住外国公使的性命,至少为议和留下前提。

然而重新对话后,清廷内部主战派依然咄咄逼人。总署的交涉受其监控,各省寄来的电报除进呈御览外,还须备份知照义和团。天津失陷,端郡王、庄亲王等仍以“议和,原属可行,惟太早耳”干扰议和。7月18日,荣禄本欲命袁昶慰问各国使臣,袁昶辞以恐被“目为受洋人赂出与议和”不敢前往,商榷良久乃改派章京文瑞。文瑞前往后亦不敢多作逗留,商谈毫无结果。此后李秉衡抵京让清廷再趋强硬,不仅杀害主和五大臣,而且打破休战进攻使馆。

直到8月5日北仓陷落,联军逼近,总署接连收到前线发来的求救电报,均为请外国公使阻拦联军。裕禄声称已向英国驻天津领事“再三商阻”,但“彼以添兵系奉钦差及兵官主意,不受所商”,务须英公使出面方能奏效。6日,杨村失守,裕禄战败自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清廷再次转向议和,8月7日终肯下令任李鸿章为全权。但此时联军已即将兵临通州,高枏在当天的日记中评论说:“著派李鸿章为全权……但洋兵大队绕出北仓,已至蔡村,恐方不及症也。若先下半月,何至此哉。”盛宣怀亦在致刘坤一的电文中悲叹:“惜送使臣、派全权,皆迟钝!”

8月9日李秉衡在河西务大败。11日联军攻略通州张家湾,预备分两路直扑北京。12日,慈禧太后命奕劻致信各使馆请求当面商议停战,作最后一搏。外国公使欣然答应。10 但总署的真实意图是在以此照会联军统帅,请“先行停战”。11联军根本不为所动。和局丧失最后希望,清廷下令对使馆区报复性地全面进攻,主攻方向即是公使聚集的英使馆。不断有清军从前线退回加入到攻打使馆的队伍。外国人感觉到清廷这是“要做最后一次努力,以击溃我们的抵抗”12。13日,知晓内情的总署秘书说庆亲王和王文韶本坚持前往使馆,但遭到端王威胁没能成行。13停战面议的流产结束了围困使馆期间的交涉对话,次日八国联军就攻陷了北京。

五 结语

自1840年起,中国近代历次对外战争屡有和战之争,学界多有议论。14然而,以往论述多从发

 参见(美)康格夫人:《北京信札》,第95—98页。

 参见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一),第50页。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电报在内译缮应用各件开单知照由》,总署给义和团(片),1900年7月29日,档案号:01—14—002—03—026。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太常袁公行略),《义和团》(一),第344页。

 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见太常袁公行略),《义和团》(一),第344页。

 《北洋大臣裕禄为商阻英兵请总署嘱英使电饬领事遵照办理事致总署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2册,第731页。

 《高枏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庚子记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盛宣怀致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173页。

 《致使馆书》,《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216页。

10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11月22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17页。

11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各国联合军总统》,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75页。

12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函》,1900年11月22日收到,《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118页。

13 Mr.Conger to Mr.Hay,1900.9.3,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00,p.191.

14 以往研究都经历了脱离爱国与卖国之争的过程,在和战之争并非与帝后党争完全吻合、主战的必要性与主和的可行性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参见俞政:《中法交战初期和战之争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吴廷桢、何玉畴:《试论甲午战争中和战之争的性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杨东梁:《略论甲午战争中的主战与主和》,(《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戚其章:《论庚子事变中的和战之争》,(《东岳论丛》1986年第6期),郑清波:《“和”“战”之争再探讨——— 关于中国近代历史走向的思考》,(《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9期)。王开玺在《晚清政治新论》中设专章讨论帝党、后党及战和问题(王开玺:《晚清政治新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2—85页)。

生学的角度,缺乏对“战”与“和”在实践层面的过程及理论分析。但综合“战”与“和”的研究视角,并将南北中外各方势力纳入视野,本文试图为学界长久争论的一些史实提出补证:

第一,围攻使馆一役的分期不应只看双方所处战斗还是休战状态,因这只是表象,滞后于清廷决策,而应综合“和”与“战”的情况,从清廷在战和之间的摇摆分析,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6月20日至7月16日,义和团与清军围攻使馆,被围者与包围者纯粹战斗对抗,清廷虽已有议和倾向,但迫于内外形势,主体展现出“战”的面相;第二阶段7月17日至7月28日,交战双方经协商停火,交涉重启,是清廷议和行动全面展开的时期;第三阶段7月29日至8月11日,事态转趋紧张,休战协议时被打破,却并未中止交涉,此时清廷内部战和之争最为角力;第四阶段8月12日至8月14日,清军对使馆发起猛攻,交涉面见失败,最终因联军到来围攻使馆不遂。

第二,使馆问题乃庚子和战之争外交转圜的核心,外交手段可发挥的空间一直存在,却在战、和两派的力量拉锯中,一步步消耗掉了能够避免战争或尽快结束战争的机会,深刻反映了清廷分裂的加深和政局的混乱。从和战之争角度看慈禧、载漪、荣禄、奕劻等历史要角在事变中的应对,乱世中的人物形象愈发清晰。

第三,已有研究成果多因拘泥于“战”或“和”的一方无法统揽全局,在论述至难以解释的问题时往往归咎于历史的偶然或称之“吊诡”。事实上,6月25日停战努力并非偶然,而是主和派有上谕为凭的主动试探。所谓又进攻又做和谈准备的“吊诡”日子实则都是战、和两派努力争夺与决策者举棋不定的表现。而送使出京愈到后期,愈发成为阻拦联军的最大希望,怎会只是诱捕杀之的巨大阴谋!清廷试图对外国公使又打又拉,既是无奈之举,又是主动而为,但正是这种战和失据,反而令其进退维谷,尝到京城沦陷的苦果。


 过往研究对于围攻使馆一役的分期存在较大分歧:李德征、丁凤麟和林华国均分为三个阶段,但具体划分并不相同;邱涛、郑匡民则分为六个阶段。

 以往关于荣禄和奕劻在庚子年的立场与作为,众说纷纭。高心湛(《荣禄与庚子事变》,《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认为荣禄对使馆实有暗中保护;林华国则以武卫中军对法国公使馆的进攻来说明荣禄对使馆并无所谓“明攻暗保”;邱涛、郑匡民认为荣禄既非主战派也非主和派,只是遵照慈禧懿旨的行事派。通过本文的具体考察,可知荣禄遵照慈禧旨意办事不假,但不可忽视的是,他本人自始至终对义和团持“剿”、对使馆持“护”、对战争持“和”的态度是较为明确的,且与总署配合,于庚子围攻使馆期间的中外交涉出力不少。再看庆亲王,孔祥吉(《奕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庐山真面目》,《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利用稀见史料召见单认为奕劻始终与慈禧统一战线,真心支持义和团。戴海斌(《也说义和团运动中的奕劻》,《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1期)则对此提出商榷,认为不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本文进一步补充认为,虽然谨慎懦弱的性格让奕劻在早期“枝梧其间”“噤不敢言”,但他长期主办外交,在慈禧太后作战和决策的关键时刻被频繁召见乃自然之事。奕劻在主战派的攻势下有明哲保身的一面,但在主持同公使的交涉之后,积极主动对外协商亦是事实。虽然迫于战和形势有些行为让公使们迷惑不解,但总体而言庆王的友好形象深入其心,以致清廷西逃后,赫德示意再以庆王为议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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