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阶级以满族贵族为主体。有清一代，以满文文字形成的清代中央和地方机构的档案史料，数量甚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明清档案约1000万件，其中满文档案约占五分之一，满文寄信档乃是其中一种。寄信档系寄信上谕档的简称，是清代军机处专门抄载寄信上谕的重要档簿。 

　　上谕，一般是指皇帝的命令和指示，又称作谕旨，是清代皇帝发布日常政令的通称。上谕以文书的形式颁发，便形成了上谕文书，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和行政约束力。清代中央机关将上谕文书抄录成册，存案备查，便形成了各种上谕档簿。如内阁的上谕档、谕祭档，内务府的上传档，军机处的上谕档、寄信档、电寄档等等。这些上谕档簿的存在，为清史研究提供了系统详实的清帝上谕，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清代皇帝的上谕，从文字上，一般分为汉文上谕和满文上谕两种。有关汉文上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已经出版了汉文《上谕档》，并对汉文上谕进行了详细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清代皇帝颁发的满文上谕，总体上分为朝政和宫廷两个方面。凡事涉宫廷事务者，传交总管宫禁事务的衙门——内务府办理，内务府将谕旨抄录存案，形成了内务府衙门的满文《上传档》[1]。凡事关朝廷政务者，在军机处设立之前，一般交内阁颁发，内阁将谕旨抄存，形成了内阁的满文《上谕档》[2]。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顺治、康熙时期的内阁上谕档簿，仅有汉文的《谕祭档》和《上谕簿》数册，而未发现以满文书写的上谕专档，其满文上谕，均载于编年体档册——《内国史院档》和满文《起居注》中。内阁满文《上谕档》真正大量的形成，始于雍正元年。雍正七年（一说八年），军机处设立，军机大臣掌书谕旨，军机处为了存案备查，将上谕原件于发交之前，均抄录一份备存，因而形成了军机处之满文《上谕档》[3]。故清代自雍正元年以后，皇帝颁降的满文上谕，主要有三个渠道，即发交内务府、内阁或军机处，因而形成了以此三个衙署为主抄存的上谕档簿[4]。同时兼有其他各衙门抄存的上谕档簿。 

　　满文《寄信档》，乃自军机处满文《上谕档》中分离别立者。军机处满文《上谕档》，自最初雍正八年之簿册始，至乾隆二十五年止，均按朝年分成”军务”[5]和”寻常”[6]两种档簿。其”军务”档册中，主要载录了有关西北用兵、蒙藏与东北事务等方面的谕旨；”寻常”簿册主要载录了发交内阁宣示中外和一般日常事务的谕旨，如有关祭祀、谒陵、蠲赈、高级官员的任免等。在雍正时期的”军务”上谕档册中，已出现皇帝令将谕旨寄信给某某人的上谕，且军机处在记录此类谕旨的发交时，也写明是写信寄送。如《军机处满文上谕档》雍正九年七月初三日之上谕后，记录了”将此写信，于初五日发送德成、冯允中一份，发送达鼐、众佛保一份。[7]“。由此说明，在雍正时期，已经出现了以寄信的形式颁发的上谕，只是满文寄信上谕的文书格式尚未形成。乾隆七年，满文寄信上谕的文书格式初现，但尚不规范，至乾隆十三年，满文寄信上谕的文书格式基本确立[8]。其不但与以往的上谕在文书形式上有了明显的区别，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寄信上谕在”军务”档簿中逐渐成为了多数，占据了主要部分。但直至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底，这种寄信上谕，仍载录于《上谕档》的”军务”簿册中。 

　　自乾隆二十六年始，军机处另立满文《寄信档》[9]，专门抄载寄信上谕，原有的军机处满文《上谕档》中的”军务”簿册，至此终止。而此时的满文《上谕档》，仅剩下以往的”寻常”簿册的上谕，其封面的满文副题仍为an i jergi dangse（即”寻常档簿”），但加有”明发”字样的汉字标签，表明”寻常”簿册的上谕，即为”明发上谕”。从此以后，军机处满文上谕档簿，即为《寄信档》与《上谕档·明发》两种档簿并存，满文《寄信档》存至同治八年，满文《上谕档》直至宣统二年。”明发上谕”系由内阁颁降宣示中外的明发谕旨；”寄信上谕”系军机大臣奉旨以寄信的方式，密谕或速谕臣工的上谕，因其寄自内廷，又称作”廷寄”，具有机密不宜公开的性质，乃当时不曾宣示中外的谕旨。 

　　清代的寄信上谕档也有满汉文字之分。满文寄信档与汉文寄信档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一、 满文寄信上谕档与满文上谕档及其他满文档案一样，具有与汉文寄信上谕不相重复的特点。 

　　有清一代，对全国的行政管理，主要划分为三个区域：一是所谓”直省”，即十八行省，作为一般行政区，基本依照明朝之设，另派满洲八旗驻防要冲；二是将京师及满洲”发祥地”东北地区作为特别行政区域；三是将西北部包括新疆、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划为特别行政区域，分别进行管理。一般直省之督抚大员，满汉官皆有，汉官向皇上奏报各事及皇帝下发的上谕多使用汉文，形成了数量庞大的汉文档案；满族督抚大员及八旗驻防之满员，他们与清帝之间上行下颁之文书多使用满文，而地属特别行政区域的东北、西北地区，则任用满蒙官员执政，他们上报之奏疏及皇帝下发的谕旨多使用满文，因而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故清代的满汉两种文字的文书档案，从不同方面分别反映了清时期内地各省、东北、西北边疆三大区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状况，它们分别而录，互不重合，对于研究清代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历史，都是珍贵的原始史料，它们相互弥补，不可或缺，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尤其是满文档案，系以清朝之”国语”记载，多属当朝密不宜宣之事，其不但事涉内地各省及东北、西北边疆地区，更载录了清朝宫廷之密事，尤为史料之瑰宝。而满文寄信档，是以满文记载事关这些领域各种事件之密寄上谕专档。通过皇帝的密寄谕旨，既可以明了诸多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又有助于窥见清朝皇帝治政之心术，是深入研究清史的最为真实、原始、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其不但是对汉文寄信上谕的补充，且价值亦非汉文寄信上谕可比。 

二、 满文寄信上谕文书格式仿自汉文寄信上谕，而又略有不同。 

　　据《簷曝杂记》卷一载，办理军机处廷寄谕旨始自雍正年间，其格式为张廷玉所奏定。就本馆所藏档案而言，汉文寄信上谕的文书格式，始见于雍正六年正月[10]，其式：文首为”大学士某氏、某官衔某氏字寄某官衔某氏，某年某月某日奉上谕”；文尾为”钦此。遵旨寄信前来”。不论是寄信者还是收信者，都要写明官衔姓氏。此种寄信上谕的形式一直沿用至嘉庆四年，自嘉庆五年始，文尾形式未变，文首均改为”军机大臣字寄某官衔某氏”。[11]

　　满文寄信上谕的文书格式，也仿汉文寄信上谕之式。只是自乾隆七年满文寄信上谕格式初现，及至乾隆十三年前，凡寄信大臣及收信之人，官衔外有书姓氏者，亦有不书姓氏者。自乾隆十三年后，寄信大臣只书官衔爵位，不书姓氏；收信者除偶书姓名者外，一般多只书官衔，不书姓名。其格式，文首为： aniya…biyai…de, aliha bithei da·hiya kadalara dorgi amban·tondo baturu g’ung ni bithe, …de jasiha. …aniya …biyai …de hese wasimbuhangge（某年某月某日，大学士兼某官衔爵位，字寄某官职者[12]，某年某月某日奉上谕）。寄信上谕的文尾为：sehebe gingg’uleme dahafi·erei jalin jasiha （钦此。遵旨寄信前来）”。[13]寄信上谕的这种特殊的文书格式，与文首为…aniya…biyai…de, hese wasimbuhangge（某年某月某日奉上谕），文尾为sehe（钦此）的明发上谕文书有很大的区别，极易辨别。 

　　军机处颁发寄信上谕，根据接奉上谕官员之官职的高低，又分别使用”寄信”（或字寄）和”传谕”二种词语。据《枢垣纪略》卷十三载：”寄信，外间谓之廷寄。其式：行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将军、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办事大臣、总督、巡抚、学政，曰军机大臣字寄；其行盐政、关差、藩臬，曰军机大臣传谕”。这在满文寄信上谕中也有反映，”寄信（或字寄）”使用jasiha，”传谕”使用afame unggiha 。 

三、 满文寄信档与汉文寄信档相比，抄载的内容更多、更完整。 

　　凡寄信上谕，经军机大臣拟旨，皇帝审定批准后，由军机处缮写封发，并抄存备案。汉文寄信档只抄录寄信上谕。而满文寄信档，不但抄载了寄信上谕，尚记载了寄信上谕的发交情形，从中可以了解寄信上谕是如何送交接奉之人的。此乃汉文寄信档中所无载者。归结起来，满文寄信档的发交之情大致有以下四种：①军机处将寄信上谕加封后，交兵部钉封，并视事之缓急，分别命以马上飞递，或昼夜限行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及六百里加紧驿递。②军机处将寄信上谕加封后，交内廷，封入接收官员赏用之匣子、或以夹板送发。③军机处将寄信上谕加封后，交内奏事[14]，转交赍折之人带回。④军机处传交京城衙署官员。此寄信档中所载寄信上谕的发交之情，较《枢垣记略》所载更为详尽。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满文寄信档存有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朝本。此次，我们从中择取了乾隆一朝的满文寄信档进行翻译出版，定名为《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值得指出的是，乾隆朝之满文寄信档虽自乾隆二十六年起从《上谕档》中分出另立，形成系统的寄信上谕专档，但在二十六年以前，尚有一册集录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寄信上谕的档簿，题为《密寄档》[15]，此次出版，我们也予以收录。故本书收录了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至六十年的满文寄信上谕4289件，加上附件22件，共计4311件。 

　　乾隆朝是清朝国力鼎盛时期，更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近代中国疆域确立的重要时期。而这一切，均与当朝的最高统治者乾隆帝孜孜求治、运筹帷幄有着直接的关系。乾隆帝在位期间，颁降谕旨万千，影响历史进程，推动历史发展。满文寄信上谕则是乾隆帝以另外一种形式颁降的谕旨，它秘而不宣，暗中操纵，乃从另一个侧面更加真实地反映了乾隆帝面对各种事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揭示了历史事件走向的原委。《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大多反映了当时西北边疆以及东北等地政治、军事、民族、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史实，即便在清朝，亦系未曾全部汉译的谕旨。清代为修方略，曾经择选汉译了其中的大约百分之三十左右，《清实录》中所采用者，亦未过于此，尚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密寄上谕从未面世。此次，我们将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全部汉译出版，这对于已经出版的《乾隆朝上谕档》（汉文），无疑是一重要补充。且满文寄信上谕所涵盖的丰富内容，为清代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军事史、外交史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颖的史料，从而将进一步推动清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目前我国能够从事满文档案翻译的人员奇缺。此次参加《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编译审校的人员，汇集了新中国培养的老、中、青三代满文档案人才，他们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研究馆员关孝廉、王小红、张莉、张凤良，副研究馆员赵玉梅、关精明，助理馆员李刚、李阳。满文寄信上谕的翻译非同一般，其涉及的内容丰富庞杂，时间跨度大，查证释疑难，费时费力，但参加编译审校的同志克服困难，齐心协力，终于完成了《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一些长期致力于满文档案工作的中老年同志，不图名，不图利，默默奉献，甘为人梯，以其长期积累的档案工作的丰富知识与经验，为《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的最终完成提供了智力支持。 

　　参加《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项目人员的具体分工如下。满文翻译部分：关孝廉翻译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的文件，赵玉梅翻译三十年至三十三年，五十二年一月至七月，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的文件，王小红翻译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六十年的文件，张凤良翻译十五年至二十一年，四十九年的文件，张莉翻译五十年的文件，李刚翻译五十一年的文件，李阳翻译五十二年八月至十二月的文件。译文审校部分：王小红审校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三十年至三十七年，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五十二年八月至十二月，五十四年至五十九年的文件，赵玉梅审校三十八年至四十五年，四十九年一月至五月二十日的文件，关精明审校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五十年，六十年的文件，张莉审校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七月，五十三年的文件。全书通审：王小红通审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四十六年至五十一年的文件，赵玉梅通审三十八年至四十五年，五十二年至六十年的文件。满文扫描、汉文排版编制目录等编务工作部分：李刚负责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四十年至四十九年，五十一年，五十四年至六十年的文件，李阳负责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五十年，五十二至五十三年的文件。 

　　本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承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邢永福、邹爱莲同志，副馆长冯伯群同志，满文部主任屈六生、吴元丰同志的大力支持，馆网络中心的苏文英、王涛等同志，技术部修复组的杨军、张亮同志及保管利用组的同志们，也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此外，本书的编辑、岳麓书社的胡宝亮先生，以其历史方面的丰富学识和严肃、认真、精细的工作态度，为本书最终的出版发行作出了贡献，在此我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是我们翻译出版的第一部清代满文上谕。乾隆帝知识广博，熟通经史，文学功底深厚；代拟寄信上谕之大臣，亦系文章卓越、娴于文字之辈。其上谕之文采，远非我们所能如实再现，兼之我们对历史研究不够深入，在翻译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0年9月 

　　[1]《上传档》封面满文题名为wasimbuha hese be ejehe dangse。 

　　[2] 内阁满文《上谕档》封面右上方，以汉字题名为”上谕档”，中间书写汉字之朝、年，按春夏秋冬四季编排，而内容俱为以满文书写的上谕，按月日排序抄载。此内阁《满文上谕档》，自雍正元年始，至嘉庆八年止。 

　　[3] 军机处上谕档，封面满文题名为dergi hesei dangse。 

　　[4] 军机处设立后，内阁满文《上谕档》与军机处满文《上谕档》并存。但此时的内阁满文《上谕档》，多为抄载军机处发交之谕旨，也有军机处满文上谕档中所未载者。 

　　[5] 满文为coohai nashūn i baita（军机事务）。 

　　[6] 满文为an i jergi baita（寻常事务）。 

　　[7] 满文为erebe jasigan arafi , ice sunja de deceng , fung yun jung de emu bithe danai ungfoboo de emu bitehe unggihe . 

　　[8] 此与乾隆十二年钦定新清语有关。乾隆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奉旨：”清语乃我朝根本要务。近见清语中杂以汉语，语熟成风，遂将可以翻清者亦仍用汉语，而书于奏章者往往有之，朕随所见即为更正，复派大臣详查更正。即如部院名内，内阁各部俱翻作清语，或未经翻译仍用汉语书写者尚多。况宗人府、通政司等衙门，并非不可翻译者，盖因从前未甚详查，以致因循忽略。宗人府者翻为管理宗室衙门，其余衙门司分内或因地方省分命名不便翻清必用汉语无庸更改外，其尚可取意翻清者著满洲大学士会同部院满洲大臣翻译具奏。钦此。”此后满文图书档案便出现了大规模的更定。 

　　[9] 《寄信档》的满文为 hesei jasigan dangse。 

　　[10]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一）。 

　　[11] 《枢垣记略》只是记录了嘉庆朝以后的文书格式，雍正、乾隆时期的寄信上谕的文书格式未述。 

　　[12] 按照原文，应译为”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忠勇公之书，寄信给某官职者”，在此采用了汉文寄信上谕的表述方式。 

　　[13] 按照原文，应译为”钦此。钦遵。为此寄信。”在此采用了汉文寄信上谕的表述方式。 

　　[14] 见《枢垣记略》卷十三《规制一》。 

　　[15] 原满文题为narhū?ame jasiha dangse。 

　　（资料来源：《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岳麓书社 ，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