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辛亥革命史研究资深学者胡绳武先生主编的《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于2020年6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部史料丛刊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属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设立的重大研究项目中的文献丛刊之一，印成30册，共1800万字。

一部清史研究领域的大型史料集

由辛亥革命史研究资深学者胡绳武先生主编的《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于2020年6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部史料丛刊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属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设立的重大研究项目中的文献丛刊之一，印成30册，共1800万字，洋洋大观，令人惊喜。全书依据清末立宪运动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史料在不同时空中的展现分布，冠之以各种专题名称而聚合成卷。这些专题是：立宪运动的酝酿与发动、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清廷的预备仿行立宪、立宪团体、国会请愿运动、资政院、顺直谘议局、奉天谘议局、吉林谘议局、山西谘议局、山东谘议局、江苏谘议局、浙江谘议局、福建谘议局、广东谘议局、江西谘议局、湖南谘议局、四川谘议局及有关立宪运动的“外文资料”。各专题所占卷数不等，有一题一卷册者，亦有一题多卷册者。从这些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来看，清末立宪运动时，中外的舆论氛围和清廷的运作情况大致是完整齐备的；各省的情况虽然没有全收，但空间地域上的代表性业已具备，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不致妨碍基本结论的得出。

重大历史事件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件基础性的、耗时费力的工作，编者的诚意、视野、见识、学养均十分重要。胡绳武先生儒雅敦厚、诚敬虚怀、专深广博，当他几经周转而承担起这项艰巨使命时，既能很快作出宏观和微观的合理布局，又能从自己年事已高、精力难及的实际出发，聘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鞍钢教授协同主持，聘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牛贯杰副教授具体辅助，更邀约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细珠研究员、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宪明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尚小明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迟云飞教授等十余名学有专攻、品味纯正，又经验丰富的优秀学者鼎力合作，使这部大型史料集得以圆满优质地完成。

李细珠研究员选编的《立宪运动的酝酿与发动》，作为第一册，以戊戌庚子年间的宪政思想认识、清政府实行新政与立宪思潮的萌动、关于立宪与革命的初步论争、日俄战争与立宪思潮的高涨、朝野宪政势力对立宪运动的策动等五个部分组成，共辑资料236篇，分别选自清末报刊、时人专著与文集、专题资料集与官方档案及少量未刊信札。清末报刊包括：《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10余种；时人专著与文集，如《劝学篇》《宪法精理》《康南海官制议》《孙中山全集》等多部；专题资料集与官方档案，利用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康有为与保皇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等多种。

王宪明教授选编的第二册《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与第一册在内容上紧相衔接，所选文献底本多取自首发的报刊，如《民报》《新民丛报》《大同报》《中国新报》等，在整理校勘过程中参考通行的各相关人物的文集、选集和资料汇编。全册选录文献69篇，将“东京激辩”和“南洋等地余音”两大部分合璧成一个整体，使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不仅时空定位清晰可辨，而且对参辩人物和所辩焦点，亦可全面概观。如果再结合王宪明教授译编的第三十册《外文资料》，那么，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国内外媒体动态、思潮激荡的情况，就会有更加深广透辟的认知。值得指出的是，王宪明教授译编的《外文资料》这一册，具有开拓性的功绩。他从《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独立》《纽约观察家纪事》《北美评论》《大西洋月刊》等十余种英文报刊中，选译了237篇报道和评论，几乎可使读者对清末立宪运动的国际舆论环境一览无余。

迟云飞教授负责的《清廷的预备仿行立宪》这一专题，覆盖了第三至第六册的内容。这四册包括九大部分，即：出洋考察政治与考察宪政；立宪的策划、措施的公布及清政府高层的讨论；宪法问题；官制改革；司法独立的讨论及措施；地方自治；考察政治馆与宪政编查馆；各地筹备情形；其他（纪闻、日记、回忆）。可以看出，这是清廷启动预备立宪所作所为的基本脉络和主体内容。

接下来是尚小明教授编纂的《立宪团体》上、下卷和《国会请愿运动》上、下卷。《立宪团体》上、下卷由第1—6编组成。第1编“帝国宪政会”；第2编“政闻社”；第3编“预备立宪公会”；第4编“粤商自治会”；第5编“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第6编其他立宪团体。每一编都条理明晰、类别井然，如：“政闻社”这一编就分列出：酝酿与成立、组织与人事、宗旨与主张、筹谋与活动、遭禁与解放；“预备立宪公会”这一编，就分列出：章则、职员及会员、历次重要会议、书刊编辑出版活动、商法草案编辑活动、国会研究与请愿、筹议谘议局活动、附设法政讲习所、其他；“粤商自治会”这一编，就分列出：电文、公事、函牍、议案、传单、章程、集议、其他、附录等。《国会请愿运动》上、下卷，由1—5编组成。第1编：速开国会之鼓吹（收文57篇）；第2编：各地绅民及华侨国会请愿活动（包括请愿书呈汇录63篇、请愿代表在京活动、八旗及各省绅民请愿活动、海外侨民请愿活动等）；第3编：督抚等官员及资政院议请速开国会活动（包括有关速开国会的奏折、督抚会商开设责任内阁召集国会电稿，资政院议请速开国会及其他）；第4编：清廷对速开国会之因应；第5编：国会请愿时论（收文128篇）。编者细密理性的风格，从编排的大纲子目即可了然。第十一、十二两大册，其内容是“资政院”的上、下卷。牛贯杰副教授编纂的这两卷，由六个部分组成，即：一、资政院的成立；二、资政院规章；三、资政院第一届常年会、宣统二年第一次常年会资政院会议速记录；四、资政院第二届常年会；五、资政院档案；六、《申报》有关资政院资料（168条）。从以上六个部分看，“资政院”的基本史料应该说是完备无遗了。

上述各卷册，大抵反映的是清中央政府与各地立宪派围绕立宪的互动情况。各卷在纲目分类上粗细详略虽有所差异，但史料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是显而易见的。

从第13册至29册，分别由邱涛、孙家红、尚小明、高洪兴、沈晓敏、李细珠、牛贯杰、廖伟章、黄志繁、何一民等学者负责，辑录了部分典型省份谘议局活动的资料，涉及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函电、规则、报告书、提案、决议案、速记录，及地方自治相关文本和报刊报道。如《顺直谘议局》这一卷，分为两编：第一编，顺直谘议局的筹备，包括谘议局章程、谘议局的筹办（收文90篇）、顺直地方自治（筹备、文件、规章、舆论）；第二编，顺直谘议局的活动，包括：选举纪事、议事日程和议事规则、规章制度、开局纪事、调查报告、议案汇编、报告书、文牍类要、报刊舆论等。又如《吉林谘议局》上、下卷，分为五编：第一编，筹设开办（设局选举、档案散件、筹办处第二次报告书、相关报道及其他）；第二编，开局议事、议案及其他活动（第一次常年会、第二次常年会、相关报道及其他）；第三编，辛亥革命后之变迁（第三次常年会、保安会、省议会，相关评论及其他）；第四编，各属自治会、议事会、董事会、参事会等相关活动，覆盖了二十个府、县详略不一的相关情况，及吉林全省地方自治筹办处第一次报告书，这个报告书实际上是一个大的文件包；第五编，暂不确定日期的档案散件。再如《浙江谘议局》这一册，资料收录的范围亦大致相仿，以谘议局筹办处、谘议局和浙江巡抚编订的档案为主，报刊报道为辅，具体收录《浙江谘议局筹办处报告》《议事录》《文牍》《议员质问书》《巡抚审订谘议局议案录》《决议案》；报刊报道来自《杭州白话报》《绍兴公报》《政治官报》等。如果再看《广东谘议局》这一册，情况就更为明了。编者欲囊括广东谘议局筹办来往公文、议事报告、会议速记录等文件，不仅呈现谘议局的议事情形，而且收录调查报告及督抚与地方官员往来函件，尽可能使该册史料完整度高、连贯性强，为读者提供了广阔的史料基础。

当我们对《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1—30册的整体规模和基本内容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为了更好地认识这部史料丛刊的历史价值，简要回溯一番与此史料集相近、相关、相类之史料书籍的出版情况，可以发现，学界对清末立宪运动史料的重视程度是在逐步提升的，史料的搜集亦由分散、局部，逐渐走向全局与集中，发掘、整理的力度也在明显加强。这恰好说明，胡绳武先生主编的这部《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是顺其大势、集其大成。如果从完整度、清晰度、便利度来衡量，无疑较之前已出版的各种超之远甚。所以，视其为一部呈现清末政治改革全真面貌的大型史料集，是合乎实际、毫不夸张的。

胡绳武先生说：清末立宪运动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对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均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我以前读过谢俊美教授的《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一书，他在书中对清末政治改革的论述，也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他认为：清末政治制度改革同中国以往的历史相比，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他将这种新气象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二是厘定新的中央官制，成立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君主立宪政体责任内阁；三是仿照西方、日本等国地方行政设置，制订了新的地方官制；四是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实行立法、司法、行政分开；五是筹办地方自治；六是修订了一系列的法典法规，建立了近代司法制度；七是改革不合理的任官制度；八是改革官场礼仪，建立新的官俸制度；九是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建立近代教育制度；十是建立了近代财政制度。谢俊美教授同时也指出：清末政治改革的失败，其原因主要来自六个方面：一是改革缺乏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二是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的冷淡，倍加阻挠，使改革流于形式；三是众多中小官吏对新政策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认识，甚至持反对态度；四是严重的财政困难；五是盲目效仿日本立宪做法，给改革带来了无穷灾难，直接导致立宪派对清政府的背离；六是列强对清政府的改革持冷淡态度。

胡绳武、谢俊美两位先生对于清末政治改革的上述评论，应当说还是比较中肯的，有代表性的，就是说，清末的政治改革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对其影响应作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清末的那场政治改革一直是伴随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而展开的。众所周知，它有阻挠、消弭辛亥革命浪潮的企图和举动，但是它也明显带有改变传统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意向和性质，虽然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它的主体的方向是步武世界近代潮流，目的是要使国家权力和地方行政的运作更具合理性和时代感，更具活力和效率，以应对内外愚顽不堪、制度千疮百孔而导致的严峻的政治社会危机。这个方向与革命派的方向，在本质上是同路而行的。它与革命派的纠结和辩难，是属道路之争，而非方向之争，惟其如此，才会出现立宪派中相当一部分人在武昌首义之后迅速转向革命阵营的局面。当然，主持、参与政治改革的人中，身份立场、动机品格参差复杂，偷梁换柱者有之，敷衍塞责者有之，虚伪苟且者有之，无知狭隘者有之，如何对清末政治改革这份新旧混杂、表里不一的政治遗产作出更为全面、更为深入、更为精确的分析阐释，仍需冷静的态度和时日的磨砺。

恩格斯曾经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清末立宪运动史料丛刊》，正符合恩格斯所提出的严格要求，它为学界所提供的充足、完整，经过精心整理的、使用极为便捷的材料，对完成清末政治改革这一研究难题上最终得出“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任务，相信一定能够发挥坚实的、基础的作用。

蔡乐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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