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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及其影响

于　沛

20世纪中外史学的交流，是同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交流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具体的社会内容，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鸦片战争期間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打破中国国门，当时中国对西方文化是一种被迫的接受，那么在20世纪更多的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企图借助外来的文化解决中国文化发展或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问题。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这种交流及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始于20世纪初的中国“史界革命”和“新史学”；“五四”之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成长；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进一步发展壮大，以及“左”倾思潮影响下，在某些方面出现了简单化、概念化倾向；“文革”后中国史学拨乱反正，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和汲取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世界。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都是时代的呼唤。然而，这一切又都不是自发进行的，首先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史学发展的直接成果。正是进化论、进化史观的广泛传播，才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问世开辟了现实道路。

20世纪初，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而它们的出现，首先是和包括史学在内的外国学术思潮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严复的《群学肄言》、《天演进化论》系统阐释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原理，大力宣扬赫胥黎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的《社会学》（1911年）等。

社会进化理论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中国封建史学的复古观及“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认为“史界革命”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1][1]

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以及后来撰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等著作中，梁启超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中国史学开始脱离2000余年的封建传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从来没有“良史”，针对中国封建史学的弊病，他强调指出：“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2][2]梁启超多次阐释他的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3][3]，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4][4]。梁启超力主历史研究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在他看来，撰写历史的目的是“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从而“能将历史纳入现代生活界使生密切之联锁”[5][5]。

“五四”运动之后，大批在欧美和日本读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一些人先后将日本史学家坪井九马三、九米邦武、浮田和民，英国史学家巴克尔，美国史学家鲁滨逊、班兹、塞格利曼，法国史学家朗哥诺瓦、瑟诺博习等人的代表作译成中文出版。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中期，一些中国学者明确提出向西方史学学习，并用西方史学改造中国史学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明确指出：“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是陈腐极了，没有一种破坏，断不能建设”[6][6]。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何炳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除《新史学》（1924年）之外，还有约翰生的《历史教学法》（1926年），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1930年）班兹的《史学史》（1930年）、《西洋史进化概论》（1932年）、《新史学与社会科学》（1933年）等。

“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一些史学家在积极介绍西方史学理论方法论有益内容的同时，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开始了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除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历史统计法》（1922年）外，还有李泰芬《史学研究法大纲》（1926年）、朱谦之《历史哲学》（1926年）、杨鸿烈《史地新论》（1924年）、何炳松《通史新义》和《历史研究法》（1927年）、卢绍稷《史学要论》（1930年）等。这些著述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推动历史研究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在中国史坛上，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学派。

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了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1896年，傅斯年生于山東聊城，先后就读北京大学预科和中文系本科国学门。“五四”期间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创办《新潮》杂志，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后到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研读心理学、生理学、化学和物理等自然科学，同时广泛涉猎了西方文学、史学及哲学，深受西欧学术风气、特别是德国语言考据学派学术思想的影响，对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十分推崇。兰克和兰克学派力主历史研究中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客观主义”，认为撰写历史时应“如其实在所发生的情形一样”。傅斯年1930年归国后，先后主持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他认为中国的历史研究，“如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7][7]。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在理论上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提出了以下著名的命题：“历史学不是著史”，“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8][8]。

20世纪初，西方历史哲学思想也陆续传入中国，主要有美国杜威的试验主义，英国罗素的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德国杜里舒的活力论，德国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的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或文化科学的理论，法国孔德的实证主义，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直觉主义、德国赫尔德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哲学理论，德国朗普勒希特的文化史观和德国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历史观等。上述历史哲学思想内容庞杂、各有侧重，但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在西方史学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思潮，在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章太炎曾经指出：历史研究应“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9][9]。“五四”爆发前三天，杜威应其弟子蒋梦麟、胡适等的邀请来华讲学，曾亲临京、沪等地爱国学生运动。胡适认为杜威和他的试验主义，对其有终生的影响，他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近几十年我总欢喜把科学法则说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我总是一直承认我对一切科学研究法则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序的理解，是得力于杜威的教导”[10][10]。这些历史哲学思想对当时中国史学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着一定的影响，而更为直接的则应属文化形态史观。

20世纪初，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中文本由商务印书馆在1963年出版）中提出文化形态史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多卷本《历史研究》（中文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中继承并发展了这个理论。斯宾格勒将生物学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之中，认为文化是一有机体，每种文化都不能逃脱如春夏秋冬一样的自然周期。他还提出多中心的世界文明图景，以区别传统史学中的“古代——中古——近代”体系。他认为西方文化在19世纪已进入衰落期，大约在2200年西方文化将彻底瓦解。自20世纪20年代末，文化形态史观开始传入中国。1928年，张荫麟所译美国学者葛达德等人的《斯宾格勒的文化论》在《学衡》杂志上发表后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一些人认为《西方的没落》是一部“文化史的杰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史坛出现了以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1940年，林同济、雷海宗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在上海出版，主要内容包括“形态历史观”、“民族主义与20世纪”、“战国时代的重演”、“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和“历史警觉性的时限”等。林同济指出，他的历史观同文化形态史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大凡对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略加留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各科门的权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进，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为是所谓‘历史形态学’者。” “战国策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之一是“战国时代的重演”，这与斯宾格勒提出的世界已经进入“强权主义时代”相近，认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是“弱肉强食”，没有什么正义、民主可言，各个国家的最高目的就是通过战争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国家之间始终处在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中。雷海宗认为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地区只有七个，这样七种文化各有自己的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点，因此应该强调每一种文化的独立性，以每一种文化为研究对象，而不存在着人类统一的历史，这种观点同样也与斯宾格勒同出一辙。“战国策派”因袭“文化形态史观”，表现出为意志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受到了批判。还有人认为他们的观点是在“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想”，但也有一些论者认为，战国策派是一个在史学革命尝试与文化重建构想中极富理论个性的学派，在文化构想层面上有独到的思路。[11][11]它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存在的时间虽短，但直至半个世纪之后，学界对其评价仍褒贬不一，甚至大相径庭。[12][12]

二

“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

早在1903年，留日学生马君武撰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他认为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他还指出，在《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述中，有丰富的唯物史观思想。1905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生涯，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简要介绍。此外，日本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英国社会党主席汉德曼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也译成中文出版，在宣传唯物史观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指导作用，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李大钊等人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他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3][13]。除李大钊外，蔡和森、李达、瞿秋白和陈望道、李汉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或译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或撰写文章及专著宣传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说：“从来的史学家，欲单从社会的上层说明社会的变革，——历史——而不顾社会的基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大体。”[14][14]他还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之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15][15]强调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同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刻苦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为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哪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的学术意义，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迫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如中国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即是研究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哪些社会经济形态，或经过了哪些发展阶段？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如何看待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或“前资本主义社会”和“专制主义社会”。在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提出自己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广大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那些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而苦闷彷徨、看不清中国革命前途的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30年3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堪称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典范，使唯物史观进一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这一切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不断扩大。

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下两大方面：其一，介绍、学习苏联史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并以其为榜样；坚持唯物史观，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及封建主义传统史学的影响。其二，在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开展了热烈的争鸣和讨论，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中国史坛出现了繁荣景象，有力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同时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曲折。

建国后先后出版的《历史问题译丛》、《史学译丛》，以发表苏联史学家的史学论著为主，其中不少是关于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批判欧美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文章。《历史研究》先后编辑出版了《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等文集。此外，还有《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尚钺编，三联书店1955年）、《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三联书店1957年）等。

建国后到60年代初，我国史学界不仅批判唯心主义与唯心史观，而且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争鸣和讨论，都和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尚钺在谈及编辑《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的目的时说：“我国史学界将展开对于我国古代分期问题的讨论。具体地说，对于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分期问题的讨论之际，把苏联历史学家关于封建社会的各方面问题的研究，介绍到我国来，对于我们的研究和讨论工作是有意义的。”该书的公开出版，便于“我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封建社会的许多问题时参考”[16][16]。

当时展开热烈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有中国古代史分期（即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关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其中前五个问题被人们称之为“五朵金花”。这些讨论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文革”前，三联书店出版了《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景珩、林言椒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集》（史绍宾编）等文集，人们从中不难看到讨论时的热烈情况。

建国后，学习苏联史学理论是和新中国的史学建设积极联系在一起的。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对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尤其是有关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进行了介绍和学习。这对中国历史学家和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或学习中外历史，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毋庸讳言，在学习苏联史学积极的合理的内容的过程中，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运用唯物史观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僵化模式和不良倾向，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加之自50年代中期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出现了主要表现为“左倾”的失误和曲折，则更使那些负面的影响长期不能得到克服。

1961年，周扬主持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会议明确提出既不要照搬苏联，也不要照搬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建设自己的文科教材的任务。同年底，在上海召开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教师参加的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与会者认为，学习西方史学史，对高校历史系的学生来讲，是十分必要的。会议较充分地探讨了现代西方各种史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致认为应当把外国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中。60年代初，以高校文科教材编写会议为契机，对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开始取代建国后对中国史学发展有深刻影响的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由此，西方史学和西方史学理论开始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期间，出版了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以及西方史学（包括史学理论）名著的全译本或选译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较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且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不少有影响的成果问世。[17][17]但是，不少文章的内容明显地印有 “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那就是一般性的政治批判代替了具体的学术研究，对西方史学家的思想和西方史学思潮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6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西方史学理论以至整个西方史学，都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大毒草”、“反动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在政治上受到严厉批判。这样，刚刚起步的西方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只是停留在规划上，很快就夭折了。

四

“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党重新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一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形形色色的外国史学思潮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史学也走出国门，彻底结束了“左倾”思想影响下的封闭状况，中国史学已成为世界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中外史学交流出现的高潮，至今方兴未艾。和以往相比，新时期中外史学交流更注重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其突出特点是它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

首先，我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在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科学的认识并给予了正确的评价。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的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历史观，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同样可以说，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基于上述认识，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做出了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决定。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进行重点研究。近年，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已有多项完成，其成果已公开出版，如罗风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陈启能、于沛等著《苏联史学理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何兆武、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罗风礼著《历史与心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陈启能、于沛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1993年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广泛团结了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专家，对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文革”前，我国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介绍”更准确。而在介绍时要么盲目地全盘否定，要么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文革”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根本的纠正。在中国史学发展的新时期，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一批有广泛影响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18][18]我国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从时间上看，包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直至上世纪末；从空间上看，包括西欧、北美、拉美、苏联、俄罗斯、东欧、非洲和东方的日本、印度等国。从内容上看，则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哲学和史学史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

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通过双向的学术访问、交流使中外学者都增加了书本上得不到的感性知识，同时能及时获取国外同行研究工作中的最新信息。中国学者在获取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基础上展开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订正了许多以前以讹传讹的错误认识，从而使研究工作有了以前所没有的更高的起点。

近20年来，一直有较高水平的外国史（包括通史、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和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它们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能熟练地利用计算机网络系统等现代化研究手段，及时追踪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结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践，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当前，我国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外国历史哲学或历史认识理论研究等等。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对中外史学深入交流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近20年中外史学的交流中，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这种研究关注西方史学发展中的前沿问题，以追踪战后欧美史学新发展为主，其主要内容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研究的重要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西方历史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历史规律性问题、关于历史客观性的问题，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关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关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关系，其中涉及维柯、伏尔泰、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以及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等。在这方面较有影响的著作有：韩震著《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何兆武著《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严建强、王渊明著《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广泛汲取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最新成果，以较多的篇幅研究了西方历史哲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及主要流派，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近年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课题不断开拓，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理论深度不断加强。一些论者还就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19][19]

其二，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化和整体化趋势明显加强，历史学也不例外。其结果正如法国年鉴派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宏观性的研究课题引起愈来愈多的历史学家的兴趣，传统的研究方法已经无法完成这些课题。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历史学家广泛采用。这一切都促进了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90年代，一批研究成果问世，就新社会史学、人口史学、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心智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口述史学、文化史学等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从每一分支学科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理论观点及方法，代表性著作及代表性人物，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20][20]

其三，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外国史学史研究有不少优秀成果问世，为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则是在外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外国史学思想史，重点阐释的是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它不仅要阐释影响和指导西方史学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思想，而且要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英国新社会史和法国年鉴学派在我国史学界产生了较广泛的反响，近年有关研究著述不断问世，但有不少却是在原有结论上的不断重复。一些学者指出，这方面的研究若想有所突破，应该从历史学思想史的角度切入，这样才能有所前进。

上述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东方专制主义》是冷战政策的产物，它攻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魏特夫“为自由世界而斗争”，“献给自由世界的贡物”。1995年，《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开辟专栏，组织国内知名学者撰写多篇学术论文，揭露这部“学术著作”的欺骗性和反动性。1997年，由李祖德主编的《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学者们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谬误和反动的政治意图。

五

自20世纪初，西欧中心论即开始受到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略力量的深刻变化导致了雅尔塔体系的建立，而1989年东欧发生了巨变，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使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正是在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在建立后又逐渐告别该体系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全球历史观”在50年代西方各种重构世界史的潮流中为人们所关注，而8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则使其进一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明显的反响。

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55年）中，最先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中文本1996年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中文本198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中文本198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因此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21][21]这样才能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他特别强调考察世界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因为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在《当代史导论》中，他首先阐释了当代史的本质，他说：“当代史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即它是世界史，而不是某些地区的历史。因此，如果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够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诸种力量。”面对美洲、非洲、中国、印度和其他欧洲之外地区的历史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再用传统的历史发展模式来解释显然已不合时宜，因此有必要提出新的整体历史格局来取而代之”。[22][22]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以后，西方有多种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历史观的著作问世，其中以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特别是L·S·斯塔夫里阿诺斯与G·巴勒克拉夫的观点十分相近。

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1982年，中文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1992年出版），一改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传统取向，从“全球历史观”出发，描述了1500年以前和1500年以后的全球文明，就建立一种崭新的世界史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作者强调说：“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23][23]。作者所以强调1500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代，意在说明“1500年以前的各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而“1500年以后，由于人类的通讯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发达，整个地球以加速度日渐缩小，现在，竟被人们称为‘宇宙飞船式的地球’或‘地球村’”。[24][24]这样，由于地区的历史开始成为全球的历史，便导致了新的全球性视野的出现，进而出现了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扩散，以及全球性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

近年，美国历史学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在学术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已译成10余种文字出版。中文本第1—3卷，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000年出版。I·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世界体系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为它具有生命期。在它的生命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可以依据该世界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判定处于不同时期的世界体系的结构的强弱”[25][25]。

I·沃勒斯坦从全球出发，将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其萌生之时起，就不是某个国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边缘的历史。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我们并非处于资本主义胜利的时期，而是处于资本主义混乱的告终时期；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平等的体系，21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让位于一个或多个后继的体系，“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作用”。[26][26]不仅如此，论及建立面向21世纪新的社会科学时，他也对中国寄予厚望。他在他的中国学生的专著《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序言》中指出：“中国，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传统以及世界上1/4人口的国家，在建构21世纪新的社会科学中肯定起核心作用”[27][27]。他强调这决不是要搞“中国中心论”，因为无论是“统一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还是“新的社会科学”，都应该是植根于世界所有主要地区，应是全世界学术界的共同成果。

德国学者A·G·弗兰克在其代表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文本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导论》中，详尽分析了“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他通过研究15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历史，认为欧洲中心论“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而“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他说，这部专著的价值在于“它摧毁了那些所谓‘西方天然优越’的说法的历史依据，……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认为中国因此在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但是，我绝不是像西方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简单地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28][28]他认为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只喜欢看具体的历史树木，而忽视、甚至否认树林的存在，尤其是全球树林的存在。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树木是在树林里生长的，必须在树林里才能存活和繁殖。人们应从“整体主义全球‘树林’框架”出发去认识历史。2000年5月，A·G·弗兰克来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同中国学者进行了内容广泛的交流，他在讲演中强调整体的世界体系不是存在了500年，而是5000年。他还提出世界史研究的四个规则是“只有普遍历史，没有别的历史”；“整体大于个体之合”；“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要做世界史，就要作物质的经济的世界史”。A·G·弗兰克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认为他重构世界史的观点是“极具挑战性”的，尽管有不少争议，但却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我国进步历史学家对“欧洲中心论”始终持批判立场，强调历史研究的“世界性眼光”。周谷城教授早在1949年出版3卷本《世界通史》时，一改以国别史为世界史基础的传统框架，不是以西欧为中心，而是从整体出发研究全球的历史。第1册论述世界诸古代文化区，如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文化区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第2册主要论述了15世纪之前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历史。第3册则以15世纪以后的欧洲的历史为主。他认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抹煞世界史上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成为突出的重点，把贯通全部历史的中心与一时突出的重点混为一谈” [29][29]。1961年，周谷城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先后发表《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批评。他强调指出，“世界史，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但欧美资产阶级史学的世界史，却是以欧洲为中心。现在客观的历史正在改变之中；主观的历史亦必力求改变。“否定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建立具有新观点新体系的世界史的时候已经到了”。[30][30]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文革”的破坏，这个任务只是在“文革”结束后，才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并随着中国历史科学的复兴，不断取得重要的成果。

吴于廑教授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游牧民族》（《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历史上的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相互关联的四篇论文，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的“世界历史”总述中，精辟地阐释了有丰富的全球历史观思想的新的世界史体系。他对斯宾格勒、汤因比、G·巴勒克拉夫和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学术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指出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他说：“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他还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31][31]

2000年末，《光明日报》记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世界史专家学者进行了采访，就“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世界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的今天，……如何构思和编写出符合时代要求并具有学术价值的世界史，如何评判和借鉴国内外史学界已编写和出版的世界通史和文明史成果”，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记者强调，“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审视和研讨历史，已成为史学界的重大课题”。[32][32]事实正是如此，正分别主持两部《世界文明史》和《世界历史》的三位教授，分别就自己所主编的三部著作的主要特点进行分析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全球历史观思想。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垚指出，我们编写的新的世界历史教材所以称为《世界文明史》，是其所研究、论述的单位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民族等。各文明的发展变化，接触与交流，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世界文明史的主要内容。文明是多元的，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多元文明的世界的发展既有各文明的发展历程，也有各文明之间的相互接触、交流和冲突、融合，我们的文明史将尽力从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上表现世界文明的这一脉络。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芝联说，我主编的这部《世界文明史》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尽可能利用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资料，较全面总结世界范围内各地区、各国、各民族在继承自己固有传统文明的同时，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的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上创造本地、本国、本民族新的、独特的文明，进而推动整个世界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努力深入探讨不同地区、国家和民族发生冲突，乃至引起世界历史倒退的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揭示人类文明进步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武寅教授认为，多卷本《世界历史》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项目，其主要内容包括理论与方法、物质文明、制度模式、民族、宗教、战争、世界格局、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等，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再现人类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揭示人类历史前进的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全球视野是难以想象的。

六

20世纪中外史学的交流，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上述简要的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的现象。这对新世纪中外史学的交流和中国史学的发展，无疑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中外史学的交流，以及外国史学在中国的影响，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下进行的，反映了时代的呼唤和要求，从而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20世纪初，社会进化史观成为我国早期资产阶级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以及严重的民族危机。“五四”前后，唯物史观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并广泛宣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它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学习苏联史学和苏联史学理论的热潮，这是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特点的具体反映。“文革”结束后，中外史学交流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和标志之一。这自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的直接产物。

其次，开展中外史学交流，以及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积极成果，从来都是和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这从上述的简要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社会和历史学学科发展的特点所决定，中外史学交流的具体内容，以及外国史学对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其主流始终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营养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史学。因此，中外史学的交流不能脱离中国历史学的历史与现实。那种脱离中国史学实际的“交流”实际上是盲目的、没有任何科学意义的一种被动的“接受”。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应该加强对中外史学交流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而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介绍，或人云亦云，浅尝辄止。外国史学理论是外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它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本质性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往往十分复杂，除去客观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意识形态内容之外，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思维方式，都会提出许多问题。这样，就要求我们从中国史学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对外国史学及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介绍和研究，紧紧地同中国史学的建设联在一起，以我为主。与此同时，将中国史学家在中外史学理论方法论、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和专史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以各种方式介绍到国际史坛，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和交融的广阔背景下，充分发挥中国史学在创造未来的新的人类文明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20世纪中外史学的交流，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这种交流不仅过去有，而且今后还会继续进行下去。回顾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交流应该建立在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的坚实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会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在当前强调这个问题尤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外史学交流中应自觉地抵制一种有害的倾向，即对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视而不见，妄自菲薄；而对外国史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则盲目夸大，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乱发议论，夸夸其谈，用一些晦涩的“新概念”、“新术语”非常轻率地否定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一些青年学者的思想中造成了某些混乱。至于脱离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背景，宣扬指导思想多元化，企图用外国史学中的一些“时髦”的理论与方法来代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那则更是有害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

[1][1]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2][2]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3][3]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

[4][4]梁启超：《自由书·成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6][6]朱希祖：《新史学·序》，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

[7][7]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第415页。

[8][8]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第1本第1分册，1928年10月。

[9][9]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141页。按：廓氏，即廓模德，今译作孔德；斯氏，即斯宾塞；葛氏，即葛通哥斯，今译作吉丁斯或季廷史，美国社会学家。

[10][10]《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第93、94页。

[11][11]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12][12]对战国策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一是从政治上学术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其二是对其学术思想一分为二，既有批评，也对其某些内容予以肯定。参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250页；史念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872页；王敦书《雷海宗关于文化形态、社会形态和历史分期的看法》，《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侯云灏《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文化两周说述论》，《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