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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与台湾士绅

徐万民

刘铭传在台湾主政七年，成绩斐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善于调动台湾自身的资源，为台民造福。而作为社会精英与民众领袖的士绅阶层，就是诸多资源中最宝贵的资源。刘铭传在抗法保台、建省、经济开发等重大的政务活动中，主动争取台湾士绅的合作，积极利用他们的智能、才干与社会威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刘铭传与台绅的关系，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不合作甚至对抗的一面，相处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本文试图通过还原一些重大事件的历史场景，探讨影响合作的各种复杂的内部与外部的因素，说明利益的调适，才是决定合作成败的关键。

一、改善官绅关系的举措

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说：“我所谓的绅（缙绅、士绅），是受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1]

法国学者马里亚尼•巴斯蒂－布律吉埃说：“绅士指的是致仕或暂时丢官的官员，以及地方上的文人。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地方志也常用这个词来称呼当地的豪门大族，尽管其中一些人并没有功名可言。”[2]

陈志让与巴斯蒂的士绅定义虽略有差别，但其指向与范围大体上是一致的。清代台湾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特权阶层，其主要成分是科举文人、军功人员、在籍官员及有政治背景的地主豪商。在清代台湾官方档案与刘铭传的奏议中，对他们就有绅士、绅民、绅商、富绅、绅董、劣绅、正绅等称谓。他们拥有知识、功名、官职与财富，既是社会精英，又是民众领袖，承担着以儒家义理转移士习民风，以实力维护社会秩序与公众利益的双重任务，成为清政府统治台湾的社会政治基础。

并不是所有的地方大员都能得到本地士绅阶层的合作。个人威望、领导能力及能否取信于民，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刘铭传是淮军名将，到台湾后，接连取得抗法保台、台湾建省与台湾现代化等一系列成就，他的威望与能力是无可怀疑的。当时，台北府城无合适的住房，刘铭传只得暂住淡水县署。其时城内尽是水田，房屋很少，大路不通。“所居县署，半系草房，将佐幕僚，仅堪容膝。”[3]刘铭传又常亲临抗法与抚番第一线，在枪林弹雨中指挥，短衣草笠，栉风沐雨，与将士同甘苦。他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感召力也是无可怀疑的。刘铭传十分关注保护台绅的利益，尊重台绅对地方事务的参与权，也是他能与大多数台绅长期保持合作关系的重要原因。

彰化阿雾罩林氏是台湾有名的大族。戴潮春起义时，林奠国率乡勇拒战，以功授知府，赏戴花翎，死后诰授朝义大夫，追赠奉政大夫。林奠国侄林文察为清军名将，官至署福建陆路提督，1864年战死后被赠太子少保，谥刚愍。林文察弟林文明积战功升任清军副将。1870年，有人告林文明霸占田产。知县凌定国奉巡道黎兆棠之命会审，即就县府大堂将林文明杀死。林文明母四次上京控告，为子伸冤，迁延13年，终以90高龄，死于福州。中法战争时，林奠国子林文钦募集义勇500人，自备武器粮饷，助清军守台南。林文察子林朝栋、林文明子林朝昌也自备资财，募勇500人，助守台北，屡立战功。经刘铭传保举，上谕“郎中林朝栋以道员不论双单月遇缺尽先选用”[4]。林朝昌升任守备。

林朝栋、林朝昌禀告刘铭传，愿放弃各自官职，为林文明平反昭雪。刘铭传家居时，即闻台湾林文明冤案，又询访台湾绅士林维源、陈霞林、潘成清等人。诸人均称林文明被控，多属虚诬，被杀尤为奇惨。于是，刘铭传上奏，称“台湾诬告之风本盛，地方官不究反坐，富家巨室，时以自危。林文明秉性粗豪，诚不能循循绳墨。然其前此控案，则半由伊兄林文察剿办叛贼戴万生，敛怨乡党，遂为仇家所诬。前任督臣访闻失实，疑为势豪，遂饬台湾镇道便宜从事。林文明被杀之日，实系衣冠至县庭投质，众目共瞻，其非露刃登堂，率党拒捕，无烦重办。……可否仰恳天恩，俯念林文察死难之忠勇，林朝栋数月战守之勤劳，准将林文明开复花翎副将之原官，俾全台士民，咸知朝廷予夺之公明，不独林朝栋兄弟感戴鸿慈，涕泣效命已也”[5]。但清政府以林文明一案，业经奏结为辞，拒绝复查与平反昭雪。

1890年，台湾各属绅士中书施士浩、主事蔡寿星、道员林维源及举人、贡生等75人联名上书，追述林文察的功绩，称“绅等追怀旧德，历久弥新。兹当台湾分省之初，佥愿鸠资就省城捐建专祠，恳奏列入祀典，春秋由官致祭”[6]。10月12日，刘铭传上奏：“臣察林文察懋着勋劳，见危授命，仰邀赠恤，备极优隆。上年恭逢归政盛典，复蒙赐祭，具见圣恩眷注，迥越寻常。当其督兵渡台，剿除逆乱，全台弭定，功绩昭彰。该绅士等追感旧恩，情词恳挚，应恳天恩，俯念林文察功在桑梓，准于本籍台湾省城建立专祠，由官春秋致祭，以彰忠荩而顺舆情。”清政府批准了刘铭传的建议，在台湾省城为林文察建立专祠，列入祀典。

为林文明昭雪，为林文察建祠，是刘铭传对台湾士绅忠君爱国传统的肯定，对团结台湾士绅和稳定台湾大局有积极影响。

中法战争时，台湾航运不通，从大陆运兵运饷十分困难。清政府多次指示刘铭传劝谕台湾富户绅商捐资募勇。1884年10月10日的上谕即说：“台湾孤悬海外，他处接济，缓不济急。刘铭传当联络绅董，因地劝捐，如军械缺乏，即中国军器也可应急。台地巨族多养私丁，可急召头人，重赏募用。”[7]刘铭传接旨，即饬台湾各道府厅县妥为劝办，不得勒索苛派，以失人心。宜兰县令王家驹派令富绅周家芳捐洋8000元。而周家芳当基隆法人猖獗之时，不避艰险，自愿捐募土勇200人，自备口粮4个月，开赴前敌助官军作战，共需饷银6000元外，复认补交捐洋2000元。宜兰县令王家驹仍勒令捐洋8000元，并拘押周家芳之兄周家祥。刘铭传批令释放周家祥，周家芳只需补交2000元即可。王家驹拒不奉命。于是，刘铭传上奏清廷弹劾：“该县办捐所派本地贡生杨德英帮同办理，诸多不公，各捐户或因狥情而减，或因私贿而除，并未一律照章办理。查宜兰县王家驹奉办捐事，宜如何劝谕乐输，乃听任劣绅任意增减。且据委员访查，该令谓周家芳捐勇助剿基隆，非剿宜兰，本县所捐勇饷，不准抵销，仍令勒交八千元之款。奉批后，仍行抗押周家祥不放，实系刚愎任情，意图勒索，应请旨将宜兰县知县王家驹即行革职，以肃官方。”[8]

捐纳，可以缓解军费困难。捐纳，也是一种调动台绅参加抗法保台战争的政治动员手段。许多台绅献出了金钱，收获了各种官职官衔，包括实官、翎支、虚衔、封典等项。台绅的社会地位提高，人数增加，其势力也随之而得到扩张。

清朝统一台湾后，即通过书院与科举制度培养选拔当地的知识精英。二百年间，科举文人的队伍不断扩大。在历次社会动乱中，台湾知识阶层的绝大多数终是站在清政府一边，成了保持岛内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

台湾建省后，刘铭传兼提督学政。他只读过几年私塾，没有科举功名，由提督武职转巡抚文职，已是罕见的特例，再以巡抚而兼任学政，更是奇迹。事实证明他是一位令台湾的士绅阶层满意的教育行政长官。在他的领导下，台湾的教育事业步入了新的成长期。

刘铭传充实调整府厅州县的教育行政官署，新建成或改建英才书院（1886年）、篷壶书院（1886年）、宏文书院（1889年），又于1890年上奏，请增加台湾学额。其奏折说：“臣查台湾自隶版图，涵濡圣泽二百余年，土地日增，人文日盛，各属应试之童，多至逾千，少亦数百。三府属粤童，数以加增，不少于内地大中等学。以前台南府属所定学额，尚不悬殊，台北府属，额已过少。台中蔚萃人文，冠于南北，且台湾府县为省会首学，尤与外府县不同。彰化、嘉义、新竹三县，辖地虽分，幅员犹广。自清丈后，赋额增加，统计全台溢出数倍。现当分省伊始，供赋既清，学校鼓励人才，不能不亟为筹议。”[12]刘铭传特别指出台湾文风日盛，人口、钱粮增加，都是增加学额的有力理由。依据刘铭传的建议，台湾秀才的录取由1889年的128名增加到208名，贡生名额也相应增加。

清代学政主持的考试有两种，岁试与科试，刘铭传将两试经费增加到1.2万元，台南、台北两府各6000元。新设台湾府，于1891年分棚开考，也给6000元。台湾秀才去福州参加乡试，例由海东书院发给旅费，建省后有轮船往来，改发船票。台湾举人进京参加会试，也发给40元到100元的旅费，使贫困的士子不致因无路费缺考。

1889年，刘铭传主持了台南、台北两府岁试，4000文童、600武童参加。考试前，有人怀疑，武将主持，能否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刘铭传严守考场规则，一扫往届考试钻营舞弊的积习。结果，录取者大都为公众认可的优秀人才，持怀疑论者欣然敬佩。

科举与书院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能培养忠于政府的知识精英，但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刘铭传认为科举人才缺少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又无经营新政、管理新式企业的能力，对台湾的国防建设、经济开发用处有限，应该引进西学，开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1886年，电报学堂设立。1887年，设立西学堂。两校虽小，但却是台湾新型社会精英成长的摇篮，其意义非同小可。

终上所述，刘铭传治台七年，能与台湾士绅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除了其威望、领导能力与个人人格魅力外，维护士绅的经济利益，尊重士绅的社会地位，执行能使士绅阶层势力壮大的文化教育政策，均使他赢得了绝大多数台湾士绅的信任，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动员台绅参加抗法战争

刘铭传与台绅的合作，始于抗法保台之役。其时，清政府多次指示刘铭传动员台绅捐饷募勇助战，除前述1884年10月10日的上谕，又有10月24日的上谕：“基隆要地，断不容法人久据，叠饬李鸿章等援济，恐海道梗阻，势难速达，惟有就地设法。台湾米银尚不缺，且多富户豪民，亟应收为我用。洋兵最患夜战，若以团勇助兵，分作十余起，日夜搅敌，乘其困乏，并力击之，当可取胜。台北林姓曾集团助战，尤应切实激励。如绅民中有纠义逐法者，朝廷破格施恩，不惜爵赏。刘铭传向有谋略，着即随机应变，迅速筹办，捐饷者从优给奖，成功后奏请蠲钱粮。均即遍行晓谕，总期兵民合一，力复要区，以纾廑记。”[13]

10月31日的上谕说：“援军一时难到，总须就地取材。闻住居大稻埕之知府陈霞林，豪侠可用。举人连日春、潘成清、陈树蓝，皆有乡望。富绅林维源，现在避匿。闻厦门举人陈宗超为该绅所信，可令赴台寻觅。着刘铭传婉辞劝勉，以大义感动，勿得勤派。”[14]

淡水枋桥林氏为台湾巨富，其先林平侯以经商致富，捐资为同知，任职浔州、来宾、桂林，至署柳州知府。家居后倡乡里和睦，调和分类械斗，修淡水文庙及海东书院。林平侯有子五人。三子国华有子维让、维源、维德。维让1859年钦赐举人，因助官军平戴万生之乱，捐助军饷2万两，授三品衔。维让生母郑氏捐银20万两，赈济山西灾荒，获钦赐匾额“积善余庆”。维源捐纳内阁中书，1877年，捐台湾海防经费50万元。其母钟氏为河南、山西捐赈2万两，奉旨嘉奖，追赠三代一品，钦赐“尚义可风”匾额。1879年，维源督办大甲溪工，授四品卿衔。

林维源多次捐助巨款后，福建巡抚丁日昌曾许其永不派捐。中法战争时，清政府令其总办台北团练，刘铭传又奉旨劝其捐助军饷。林维源激于民族大义，慨然认捐20万元，先交10万，明年6月一律交清。仍先捐米3000石，折价计银，暂支兵食。这是中法战争期间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于是，刘铭传欣然为其请奖：“当臣八月间基隆退兵，沪尾开仗，军情岌岌，饷项一空，实已朝不谋夕，屡请刘寿铿商劝捐助。维源深明大义，允捐二十万元，并先缴十万元以济急需。在该绅屡捐巨款，家计原不如前，今以全台危迫，隔海筹挪，竭力勉输，实属急公好义。迹其原廪，委实无虚，决非寻常捐输军饷可比。该绅前于光绪三年捐款，已蒙恩赏卿衔，此次需用京职之处，臣未敢擅行拟请，可否仰恳天恩，俯念台湾饷绌兵危之际，该绅急公报效之忱，特予破格恩施，以昭激劝。并可否将求免续捐之处，一体加恩曲允，用示衿全。”[15]1885年1月28日，清廷发布上谕：“福建台湾绅士三品卿衔候选道林维源，前有旨令其总办台北团练事宜。该员深知大义，于军情要紧之时接济军需，为数甚巨，深堪嘉尚。林维源着以四五品京堂候补，以示优奖。”[16]战后刘铭传募善后经费，林维源又捐50万元。清政府以林维源为内阁学士。[17]

台湾士绅踊跃捐输者还大有人在。据刘铭传报告，台湾县知县沈受谦首先劝捐，报捐银一万两，嗣后各县陆续筹捐。除淡水借用银票20万两，未办捐输，其余台、凤、嘉、彰、新、宜六县，共筹捐洋54万元。全台合捐洋六、七十万元。地方善后经费，全台已捐洋50余万元，合之淡水一县可捐20万元，共洋70余万元，于善后不无裨助。[18]

出钱而外，许多台绅募集义勇，有的维持后方社会秩序，有的开赴前线作战。战功最为卓著的义勇首领是林朝栋。

林朝栋是台湾名将林文察之子，其人生长将家，急公好义，自备粮饷，募勇500人，助守基隆。刘铭传大喜，急拨军械，命其率部驻防狮球岭、暖暖六堵等地。武举王廷理与周玉谦、刘廷玉、陈维东、周家芳等台绅皆自动捐资募勇，参加基隆山区的阻击战。自1884年10月到1885年3月，约4000名台湾义勇与清军并肩作战，将数千法军困在基隆山区。法军伤亡惨重，无力在台湾开辟新的战场。此外，张李成率领的台湾义勇在沪尾大捷中战功卓著，绅士郎中林汝梅募勇协守新竹，台湾民众积极支持清军与义勇在前线的战斗，均是台湾保卫战取胜的重要因素。

台湾义勇及民众英勇杀敌的史实在国外文献里也可得到充分的证明。法国人卡诺着《法军侵台始末》里有这样一段评述：“中国人的数目必定很多。他们的服装和武器都很完备，似乎并不缺少任何东西。正像在其余各地一样，他们有着大量军需品。此外，他们有着全部民众站在他们一边，这些民众都有武装，并为军队担任劳动和杂役。而我们一边则没有一个居民，我们所去的地方到处都是一片空虚。如果我们远远看到有土著人民，我们可以说这即是在设法想要做坏事的游击队，这些人都被中国官吏教得狂热起来。”[19]

刘铭传充分肯定台绅义勇的战绩，多次为他们报功请奖，其1884年12月3日的奏折说：“林朝栋为殉难福建提督林文察之子，忠荩之裔，久孚物望。今复自筹资饷，带勇五百人，经臣派驻暖暖，统帅各团土勇，甫临大敌，即能督战有功，实属忠义勇敢。其余武举王廷理、周玉谦、刘廷玉、陈维乐等，皆捐资募勇，数月来苦守血战，竟挫敌锋。亟应奏请恩施，以昭激劝。兵部候补郎中林朝栋，拟请赏加道衔，并赏戴花翎。候补员外郎苏树森，拟请赏加四品顶戴。余俟查明奏奖，以励绅民。”[20]

中法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团结御侮的正义之战。刘铭传依靠台绅，调动全台人力物力资源，渡过了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也与台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合作建省与经济开发奠定了基础。

三、台绅与台湾建省及经济开发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台湾建省，刘铭传荣膺首任巡抚，负责实施建省的各项规划。与建省同时，刘铭传以远大的眼光与非凡的胆略，开山抚番，查田清赋，筑铁路，架电线，购轮船，办工厂，兴学校，引导台湾走上现代化之路。他与台绅的合作关系，在建省与经济开发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发展。

建省与经济开发，受到台湾同胞的衷心拥护。特别是作为群众领袖的士绅阶层，参加了有关建省与经济开发的各项活动，其卓越贡献已为举世公认。

刘铭传说台湾“沿海八县之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21]。即是说：占全省面积大部分的番地尚是政府政令难以到达的地区。如果不将番地纳入府厅县制的管辖之下，全省的行政统一难以实现，建省的目标就难以达成。如果任令汉番隔离的状态持续下去，番族继续处于同现代文明隔绝的落后状态，汉番冲突就难以缓和。1874年日本侵台，就强调“生番化外”，极力否认番地早归中国版图的历史事实。因此，抚番也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要政。连雅堂先生说：“理番之事，台湾之大政也，成败之机，实系全局。”[22]

1886年，刘铭传设立抚垦总局，自兼抚垦大臣，请著名台绅内阁侍读学士林维源帮办台北抚垦大臣。[23]在抚垦总局下设八个局，18个分局。许多熟悉番民语言及生活习惯的台绅参与各地抚垦事务。

参加抚番的台绅与军政官员深入山区，对薙发归顺的番社宣传朝廷威德，赏以礼品，对番社首领发给六、七品功牌。医生为番民治病，教读、教耕人员教给番民文化生产与生活知识，在台北与各县设番学堂，教给番童汉字、汉语及诗文。对不服从招抚的番社，则施以残酷的镇压。林朝栋率领义勇两营，深入内山开路70余里。他还与清军配合，多次对番社动武，得赏二品顶戴。刘铭传说：“台湾办理剿抚叛番，大小百余战，员弁兵勇不下两万人，时逾五年。”[24]有大批番民及清军官兵伤亡，“结果是好几十万亩肥沃的土地得以耕种，互相残杀的情形得以防止，同时文化传播到最难以进入的山谷居民中”[25]。

1888年12月17日，刘铭传上奏，盛赞林维源办理台北抚垦的成绩：自1886年以来，垦地“七万余亩，业经淡水县丈量三万余亩，一律升科，其余俟三年后陆续升科纳赋。此外台北沿山番地，种茶开田，已无旷土。其次皆山高土瘠，报垦綦难。查全台生番，全行归化，仅剩新竹内山数社，仍自负隅。……惟抚番必资开垦，否则莫由化其榛狉。化番久与民居交易婚姻，乃知人世衣食伦常之乐，其嗜杀之性自将默化潜移。现在中路暨后山一带，旷土尚多，亟须招垦。非有勤实大员督率，实济良难。林维源笃实忠勤，感激图报，台北已征成效，自当推广全台。拟恳天恩饬派帮办全台抚垦事务，不独臣得资指臂之助，实于全台治化裨益无疆。”清廷批准刘铭传的建议，命太常寺少卿林维源帮办全台开垦抚番事务。[26]

查田清赋是刘铭传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实施的重要举措。建省前，台湾的土地占有关系紊乱，土地开垦面积比清初增加数十倍，征收的田赋却不见增加。豪强占田却不纳赋，弱者纳赋却无田耕。国家税收，大部被豪强大户隐匿霸占。刘铭传决心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经清政府批准，台湾开始查田清赋。全台清赋由布政使衙门主持，设南北两个清赋总局，各厅县设分局。从内地调厅县佐杂30余人，分配各县。每县选派正绅数人参加清赋。先编查保甲，编写户口，就户问粮。第二步清丈田亩。第三步改赋。

刘铭传起初决意废止大租户，只认小租户为业主，对政府负责地租，由此直接触犯了以林维源为代表的大地主的利益。为了缓和矛盾，刘铭传指示“台北府县商同绅士，折中定议，就大租酌扣四成，贴业户完粮，余仍照纳。业户既免向隅之弊，更无亏累之虞。大租应完正供，无从推托。以故绅民鼓舞，上下翕然”[27]。就是台湾历史上有名的“减四留六”之法。1890年1月，台湾清赋完成。全台入册的田数比清赋前增加了400多万亩，田赋正额增加491502两。清赋的意义完全超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范畴。人口普查，户口编定，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调整，还为台湾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为土地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奠定了基础。

台湾清赋完成，台湾士绅功不可没。他们熟悉当地的土地占有关系及旧制弊端，在各级清赋局起参谋、倡导与配合功能。

邵友濂说：“帮办台北抚垦事务三品卿衔太常寺少卿林维源，在籍帮办抚垦，极重公义，此次开办清丈，给单升科，事事皆得林维源倡首相助。所有屯租、番租、大小租，名目不一，俱由林维源会同司道分别厘定，民间称便，深得其力。”[28]

刘铭传的奏折同样高度评价林维源在台湾清赋中的杰出贡献：“臣查全台清丈之始，官绅半设难词，阻挠大计，林维源田园较多，不避嫌怨，身先倡导，遇事出力，民情因之踊跃，未及两年，全功已竟，虽其意在图报，不敢仰邀议叙，臣未便壅于上闻，应如何加恩之处，出自圣主鸿施。”[29]1888年8月25日奉上谕：“林维源着赏加二品顶戴。”[30]1891年，晋太仆寺正卿。为清赋功成，刘铭传还为390余名有功人员请奖，其中包括林汝梅、潘成清等台湾绅士七、八十人。[31]

台湾铁路是刘铭传主持的大工程，投资巨大，如经理不当，会严重影响防务和经济发展。1887年，刘铭传奏请林维源主持铁路商务：“查内阁学士林维源端谨忠诚，久为商人钦信。自回籍帮办台北抚垦以来，不独抚垦一力办成，即清赋、抽厘，均资臂助。其于理财一道，心计尤精。如蒙朝廷主持，俯准台湾造路，可否仰恳天恩，饬令学士臣林维源督办铁路商务，仍兼办台湾抚垦事宜，凡遇铁路商务，准由该学士专折奏陈，以收实济。”[32]后来，因林维源忙于台北及宜兰新垦田园的清丈升科事务，难以兼顾铁路商务，经刘铭传奏报，免去其铁路商务督办一职。

林维源与宝顺洋行买办李春生合资在台北修筑两条新式马路，即千秋街与建昌街。街道两旁店铺林立，很快便发展为台北的商贸中心。基隆港口建设、台湾煤矿整顿，都有林维源的参与。他家种有茶树近90万丛，为振兴台湾茶业贡献甚多。

林朝栋也应刘铭传聘请，主持伐木局，为台湾铁路提供枕木；办煤油局，试验开发台湾的石油资源；与蔡南生分别负责台北、台南樟脑专卖事业，打击洋商操纵的樟脑走私。林朝栋还经营垦务，辟田树木，于干溪万斗六之山中种有大片茶树。

在台湾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台湾士绅活跃的身影，如组织团练、土勇维持社会治安，捐款修建城池、坛庙、道路、桥梁，为铁路、轮船、煤矿招商集股，为振兴台糖台茶出谋划策，参与樟脑、硫磺、鸦片、食盐专卖等。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刘铭传主持的台湾建省与经济开发就不可能取得令后人敬仰的成就。

四、“劣绅”质疑

以上所述，是与刘铭传合作的台绅，还有不合作甚至对抗的台绅。刘铭传将前者称为“正绅”，将后者称为“劣绅”。

1887年，彰化县绅士蔡德芳、郑茂松、吴朝阳、吴恩波、黄玉书、黄炳奎、庄士勋、刘凤翔、郑景奇、吴鸿宾、吴德功等22人上书，附彰化旧城来龙去脉图说一纸，建议在鹿港建设省会城市。刘铭传大不以为然，认为“鹿港濒海，地势低下，水口沙浅，不能泊船。该绅士蔡德芳等忽请建立省城，非为控制全台起见，特为本地贸易起色耳。统论全台局势，岂有弃中、南、北、前、后三千里地方，独重鹿港一镇之理！如以鹿港旁海易守，不致四面受敌，何以福建省城不立于长门，江苏省城不立于吴淞？查该绅士等始议建省必就彰化县城，继又禀在大墩地方，现又禀请于鹿港建省，侈然自大，随意指陈，直视台湾地方只有鹿港一镇最重，台湾绅士亦只有鹿港最大，殊属荒谬！省城形势，有关全台气运，必须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如择定处所或有凶砂恶水，来龙不真，或山水阴阳不交，不成格局，均可由地方绅士知堪舆者一一指驳。查大墩地方襟山带海，控制南北，实天造省会之基，本经岑宫保勘定建城，复经本爵部院上年亲往察看，堪建省城。所有蔡德芳等禀请建省鹿港为私忘公，应毋庸议。”[33]蔡德芳等22名彰化绅士请建省会于鹿港，刘铭传认为应建省会于大墩，实属不同政见之争，一时难定谁对谁错。就事实而言，台湾省会最终定于台北，刘铭传的设计并没有实现。但我们从他的批驳中不难看出一股强辞夺理、以势压人的霸道之气。一年后，刘铭传与彰化绅士发生了更大的冲突，这就是施九缎之变。

查田清赋会伤损到一部分占有大片土地的士绅阶层的利益，这是社会进步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刘铭传对这部分士绅晓以大义，与予以让步，使矛盾得以缓和。但是，一些官员作风粗暴，急于求成，引起一些地方士绅的不满，再加上一些贪官污吏借查田之机，利用职权盘剥业主，更激化了矛盾。彰化知县李嘉棠“性情刚愎，不洽舆情，且丈田不公，任听委员需索，因失民心”[34]。1888年10月，施九缎在当地部分豪绅支持下，纠集数千人围攻县城，大书“官激民变”，要求收毁丈单。起义群众击毙前来镇压的清军提督朱焕明。刘铭传调动林朝栋三营，总兵窦如田铭军三营，都司郑有勤隘勇五百、台湾道唐景崧土勇一营，并飞调澎湖镇总兵吴宏洛、台湾镇总兵万国本、福宁镇总兵曹志忠，各率所部支持，才将一场变乱镇压下去。

彰化绅士在施九缎起事时发生了剧烈的分化：

一部分士绅支持施九缎，如浸水庄总理王焕、鹿港绅士施家珍、施藻修。鹿港商人为施九缎捐饷，未半日而得5000两，分发民军。

另一部分士绅支持清军，如林朝栋在台北闻警驰救，击败起义军，立解城围。进士施占鳌、李启东、徐德钦召募团练，协助清军捉拿民军首领。

事变初起，大部分士绅持观望态度。李嘉棠赴鹿港，遇起事民众阻击，鹿港绅士施家珍等营救动作迟缓，嘉棠几遭不测。县城被围后，李嘉棠檄召各堡绅董，每堡集壮丁二百赴县城增援，而各堡绅董皆迟疑观望，无人赴援。彰化解围后，李嘉棠以各路援兵至，倡攻二十四庄。幕客凌云、教谕周长庚、中军叶永辉坚决反对。贡生吴德功派生员陈捷华、王赞成、白一声、白玉音连夜冒险出城，前往二十四庄，劝谕绅董速入城领旗，免被官军攻剿。

10月19日，刘铭传派布政使沉应奎、台东直隶州知州吴本杰到彰化，查究激变原因。鹿港绅士蔡德芳、黄玉书并各堡绅董纷纷揭发李嘉棠种种倒行逆施。李嘉棠怀恨在心，请澎湖镇总兵吴宏洛进攻鹿港。沉应奎知民冤，电禀刘铭传制止。刘铭传先将李嘉棠撤职查办，以朱公纯代之；发安民告示宣布只惩办为首者数人，胁从不问；设保安局，以绅士蔡德芳、吴景韩、吴鸿宾、刘凤翔、吴德功处理善后事宜。

刘铭传依靠彰化绅士平息了施九缎起事，奏请清廷为候选道林朝栋赏穿黄马褂。在籍郎中进士蔡占鳌帮同官军解散三十六庄民军，并将同族蔡芳送官惩办。刘铭传以蔡占鳌不避嫌怨，尚义急公，奏请赏加道衔，并赏戴花翎。在籍工部主事进士李启东孝友素著，品学俱成，临乱倡团，地方得以安谧，于台湾民气，尤为难得。观其效忠守正，保卫乡闾，实堪为地方表率，其劳绩不下于军功，奏请赏加五品衔并赏戴花翎。在籍工部主事进士徐德钦独诱王焕至牛栏庄，报知营县会同拿获。刘铭传说：“查台绅多通匪类，互相党援，已成风气。徐德钦独能不避怨仇，诱拿匪类，应请一并优叙，赏加五品衔并赏戴花翎。”[35]

对同情或暗中支持施九缎的绅士则加以惩处。刘铭传电拘教谕周长庚，提解鹿港游击郑荣、进士蔡德芳、生员施家珍、施藻修、吴景韩等，到巡抚行辕集讯。周长庚已请假赴京会试，即通电福州、上海等处捕之。施家珍、施藻修以徇隐庇匪斥革功名。1888年，浸水庄总理王焕被捕杀。[36]

从省会选址到施九缎之变，折射出刘铭传与彰化士绅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关系。拥护查田清赋的林朝栋、蔡占鳌、李启东、徐德钦固然是正绅，站在施九缎一边支持民众反抗贪官污吏的浸水庄总理王焕和施家珍、施藻修也是正绅，只有那些与贪官污吏及与外国侵略者勾结、盘剥渔肉人民的士绅才是劣绅。可惜刘铭传毕竟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才错将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正绅称为劣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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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 （加）陈志让着：《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序》第1页。

[2] 见巴斯蒂为《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写的第十章《社会变化的潮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99页。

[3] 刘铭传：《台北建造衙署庙宇动用地价银两立案析》，《刘壮肃公奏议》，台湾文献丛刊第27种，第290页。

[4] 《光绪朝东华录》（二），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1961页。

[5] 刘铭传：《奏雪林文明冤杀片》，《刘壮肃公奏议》第384-385页。

[6] 刘铭传：《请建林文察专祠折》，《刘壮肃公奏议》第295-296页。

[7] 《清德宗实录》，光绪十年八月二十二日。

[8] 刘铭传：《宜兰县勒捐革职片》，《齐壮肃公奏议》第333-334页。

[9] 《清德宗实录》，光绪十年十月十八日。

[10] 《光绪朝东华录》总1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