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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士大夫中外视野的记录

阚红柳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晚清著名的思想家、外交家、政论家。他自幼即好经世之学，咸丰八年（1858）考中秀才，同治四年（1865）起投身洋务运动，先后充当曾国藩、张树声、李鸿章的幕僚，赞襄策划，协助处理了许多重大事件。自光绪十年（1884）初夏，薛福成结束幕府生涯，被清廷实授为浙江宁绍台道。后历任湖南按察使、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光禄寺卿、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职。光绪二十年出使任满回国，在途中发病，于六月十九日在上海病逝，终年57岁。薛福成的著述颇多，已经刻印的有《庸庵全集》（包括《庸庵文编》、《庸庵文续编》、《庸庵文外编》、《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浙东筹防录》、《出使奏疏》、《出使公牍》、《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出使日记续刻》等十种）、《庸庵文别集》、《庸庵笔记》等。薛福成生前曾将他光绪十六年正月到十七年二月的日记整理刊行，共六卷，名为《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薛福成去世后，其第三子又将他光绪十七年三月到二十年五月的日记整理刊行，共十卷，名为《出使日记续刻》。后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将二者合编，名《出使英法义比日记》，由岳麓书社在1985年出版。但上述日记均不是《薛福成日记》的全稿。日记全稿为稿本，共计39册，前后记录了薛福成自清同治七年正月初一日至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1.25??1894.7.1）25年的见闻，本为南京图书馆收藏，学人难睹全貌，现经蔡少卿先生主持点校整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资助，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诚为学界盛事。

薛福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也是具有深厚文学造诣的散文名家。其日记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身，生动再现了晚清士大夫视野下的世界社会历史文化风貌以及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士人心态。根据南京图书馆馆藏稿本点校整理的《薛福成日记》大致可分为出使前、后两个时期：出使前的日记主要记载薛福成在曾国藩、张树声、李鸿章幕府近20年的见闻，资料多来自于各种公文（包括上谕、奏章、禀报）、函牍、电报、报刊、杂志等等；出使以后的日记，记录了薛福成耳闻目睹的海外列国的形势、政治和风俗，是薛氏全方位考察西方文明的记录。

第一，《薛福成日记》内容广泛，记录翔实。薛福成出身寒素书香门第，其父薛湘，为道光进士，官广西浔州知府。从小受到家庭的教育和熏陶，薛福成博览经史和诸子百家，后又阅历官场，出使四国，经历、见闻广泛。尽管公务繁忙，但他勤记日记不辍，自称，“自壮至老，读书从公，日有常课……数十年来逐日行事，悉载日记”[1]。并且，薛福成记录日记力求丰富详赡，凡舟车所经，有益于国计民生者，靡不毕录，因此，《薛福成日记》展现出丰富多彩的画面：不仅记录了晚清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变化、灾异、运输等方面的情况，而且较为完整地记述了关于中外交涉、西方各国的概况，以及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宗教等方面的事宜，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的世界社会历史文化风貌。

薛福成记录日记讲求原则，不仅实录各地的风情以及历史事件的发生，而且还细述个人的感受和体会，他的日记“大较由考核而得于昔者，十有五六；由见闻而得于今者，十有三四”[2]。光绪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的日记详细追溯并解释了汉译德国国名的渊源：

法国称德国为阿里曼，英人则称为日耳曼，其土人则自称为德意志，名异而实同也。中国翻译英书最早，故《瀛环志略》犹沿日耳曼之称。《海国图志》作“耶马尼”，乃日耳曼之转音。至咸丰十一年与中国通商立约，始知其为德意志，然其时尚未合众为一，考通商约章云：“大布路斯德暨德意志通商税务公会中国”。至同治十一年，其使臣奉其国命，来告德意志变更情形，自是改称德意志合众国云。”[3]

光绪十八年六月十三日的日记详细记述了发明电报的历程，以及电报的基本使用原理和功能。此外，有关西方光学、电学、铁路、农业、立法、军队等方面的记录，大都内容详实，考证严密。为保证记录完整，内容具体、准确，薛福成在记录日记的过程中，查证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包括史地著述、中外报刊、先秦典籍，以及时人的著述。

第二，反映了西学影响和冲击下的士大夫心态。19世纪后期是中西文化激烈撞击和融合的时代，中国的知识界被迫自觉不自觉地回应西方文化，对中西文化进行思考和比较，做出不同的选择。而薛福成则是突破传统禁锢，全面了解西方文化，并对之加以反思的佼佼者。

薛福成在经世思想的影响下，很早就投身洋务运动。出使四国，给薛福成接触并重新认识西方文化的良机，使其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耳闻目睹的事实令他改变了自己臆测的对西方文化的偏见。“昔郭筠仙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窄观察，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欧洲，由巴黎而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徵之。”[4]

出使期间，薛福成实地考察了欧洲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状况，并加以比较，眼界大开。考察欧洲国家的议院后，薛福成得出结论：“泰西诸大国，自俄罗斯以外，无不有议院，实沿罗马之遗制也。其所由来，数千年矣。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也。”[5]并认为，“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6]。由此他提出，设议院是富国之良术。薛福成对西方世界的认识不仅比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前辈前进了一大步，并且，他还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的学习外国政治制度、先进技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目的的主张。在政治上，薛福成主张变法，效法西方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他认识到商业发展是欧美列强各国的立国之本，因此主张振兴商业，薛福成认为，要使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求富强，必须改变社会上传统的“重农贱商”的风气，提高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

但是，薛福成由于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他看问题仍摆脱不了妄自尊大的眼光。他认为，无论是西方的技术，还是西方的政治制度，都首创于中国：

上古之世，制作萃于中华。自神圣迭兴，造耒耜，造舟车，造弧矢，造网罟，造衣裳，造书契。当洪荒草昧，而忽有此文明，岂不较今日西人之所制作尤为神奇，特人皆习惯而不察耳。即如《尧典》之定四时，《周髀》之传算术，西人星算之学，未始不权舆于此。其他有益国事民事者，安知其非取法于中华者也？”[7]

薛福成向往西方民主制，但又不能忘情于圣人之道，念念不忘“儒教之将西”：

“西人之恪守耶苏教者，其居心立品，克己爱人，颇与儒教无甚歧异。然观教会中所刊新旧约等书，其假托附会，故神其说，虽中国之小说，若《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书，尚不至如此浅俚也。其言之不确，虽三尺童子皆知之。余偶遇西国积学之士，与谈耶苏教旨，似皆已觉之而不肯明言；亦竟有言一二百年后，西国格致之学日精，必多鄙弃教会诸书者。及论孔子之教，则皆同声推服，并无异言。虽西人亦雅善酬应，然余察其辞色，似出于中心之诚然。盖圣人之道，不偏不易，深入人心。以耶稣之说比儒教，不仅如水晶之比玉，虽洋人未尝不知。从前中国之杨墨佛老，非不鼓动一时，积久已自衰息；孔子之教，则如日月经天，阅万古而益明。欧亚诸洲，不与中国相通则已；通，则其教未有不互行者。余是以知耶稣之教之将衰，儒教之将西也。”[8]

薛福成一方面已经认识到，学习西方是中国的自强之道；但另一方面又对西学的倡导与对汉学的眷恋并存，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是“西学中源论”。他盛赞三代时期的典章制度：